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需求视角下研讨金融供给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之首，化解金融风险是其中的重点和关键所在。本文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周期的视角对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政策建议。
需求视角下研讨金融供给论文 篇1：
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摘 要：金融知识是消费者负责任金融行为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区分主观金融知识和客观金融知识，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改变借贷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CHFS抽样数据的结果表明，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且通过风险态度与之间接的影响关系也显著成立。这些发现揭示了金融知识以及心理特征如风险态度在解释金融行为差异方面的重要性，为消费者金融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主观金融知识；客观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借贷行为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04.008
一、引言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多地被普通消费者所接受，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深入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为了寻求居民金融行为的合理和有效，学者们开始研究个人金融行为的决定因素。良好的金融行为与高水平的金融知识正相关（Edmiston和Gillett-Fisher，2006），金融教育和经验积极影响金融知识和行为（Lyons等，2006）。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也强调了考虑心理原因来解释金融行为的重要性（Van Raaij，2014；Brown和Taylor，2014）。然而，现有的研究仅限于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之间的关联，心理变量并未纳入研究模型，从而阻碍了研究的普适性（Yurchisin和Johnson，2004）。
本文通过调查风险态度和金融知识作为金融行为的前因变量，将金融知识区分为主观金融知识与客观金融知识，着重研讨主客观金融知识是否对居民风险态度产生影响，进而风险态度能否影响借贷行为，以及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二者对借贷行为的联合影响。通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的角度进行居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期为消费者借贷提供扎实的微观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金融知识具有二维性质：即个人实际知道什么（客观金融知识）和他相信他知道什么（主观金融知识）。Asaad（2015）和Parker等人（2012）的研究证明金融知识的两个维度，即客观的和主观的金融知识在影响个人金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具有相同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两个人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可能有不同的主观评价，这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Guiso等（2009）认为仅仅通过询问受访者对金融的了解程度来度量金融知识（即主观金融知识）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金融知识，但是消极的投资者会低估自己的金融知识。
Hilgert等（2003）研究发现人们某一特定领域的金融知识与该领域的金融实践正相关。Bernheim和Garrett（2003）指出金融知识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做金融决策。然而，另有研究发现改进的客观金融知识不会自动产生良好的行为（Parker等，2012），即客观的金融知识是产生良好的金融行为的重要但不充分的因素（Johnson和Sherraden，2007）。
主观金融知识是个体在行动前对自身完成该活动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估，这种预先的估计对后续的行为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它与个人金融行为结果密切相关。Brucks（1985）发现主观知识会依赖于个人的客观金融知识而有差异，从而会影响对个人的金融行为。Campbell（2012）在研究中提到，金融管理活动是有关于目标设定和目标实现的，具有较高的主观金融知识的个人易于实现更多的目标，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目标追求行为，表现出对目标达成更大的满足感。在某些情况下，主观金融知识在确定金融行为方面比客观金融知识更有影响力（Allgood和Walstad，2013；Hadar等，2013）。在面临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环境时，人们往往还需要持久性和应对能力。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高的人在面对困难的任务或失敗等挫折时具有较强的忍耐性。而且主观金融知识水平也体现为个人的自信水平，高度的自信心对于某人开始艰难的金融管理过程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表明自信水平越高，则借贷的可能性越高。
Davidson（2002）认为借贷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与信贷质量密切相关，提高借贷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不仅可以提升其还贷能力，还能增加其信贷需求量，降低其信贷约束的可能性。金融知识的缺乏会影响家庭借贷行为，如过度负债或借款成本较高等。Sevim等（2012）研究发现拥有不同层次金融知识消费者的信贷行为存在差异，拥有更高层次金融知识的消费者不会表现出过度借贷行为；试图增加消费者金融知识对预防过度借贷具有重要意义。Lusardi和Tufano（2008）认为，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个人更加理解正规信贷流程、利率等等方面的借贷信息，这会使其有更强的正规借贷意愿和需求；另一方面，金融知识作为一种人力资本（Lusardi等，2013）可以彰显个人能力和信用水平等，因而也更加有可能通过金融机构对贷款者的资质审查，进而获得贷款。
态度中的认知成分与一个人的知识密切相关，个体对某些对象态度的形成，受他对该对象所获得的知识的影响。Dohmen（2010）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越多的人可能越偏好风险，而风险态度与人们的金融决策密切相关。同时客观金融知识充足的消费者往往更加自信，这些人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即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可能正相关。Guiso（2009）认为居民的风险态度差异也影响着他们的股市参与决策，厌恶风险的居民参与投资的可能性较低。尹志超等（2015）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显著增强个体的风险偏好，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将有利于改善风险态度。周弘（2015）研究发现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改变会影响个人及家庭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到在股票等风险市场上的参与行为。
在金融行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对于心理变量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基于客观金融知识研究其与金融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忽视了主观金融知识的作用，缺乏研究调查主观与客观金融知识之间不匹配的决定因素。关于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如何通过风险态度间接地作用于金融行为的文献少之又少，而这一研究对于准确把握居民的借贷行为颇为重要。而且填补这个研究差距需要一个丰富的数据集，它应具有心理特征、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和其他社会经济控制变量的量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集，能够在模型中结合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以检验它们与金融行为之间关系的强弱，此外，明确地区分客观和主观金融知识，也能够发现客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主观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影响金融行为的间接效应。
（二）理论分析和影响机理
上述分析支持主观金融知识在金融决策中的作用，丰富的主观金融知识是个人金融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积极的心理情感资源，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价，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客观金融知识，进而会影响个人的金融行为。而客观金融知识是金融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不会自动产生负责任的金融行为。客观知识与个人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密切相关，而主观知识与产品相关经验和消费者对做出有效决策能力的信心更为密切。我们假设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个人，即使在控制了他们的客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后，也更有可能参与金融实践，即主观的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间接相关。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改善风险态度，对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了解的程度越深，其购买金融产品时所持有的风险态度也会越强，参与金融实践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也会越强，进而影响到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影响机理模型：
图1：影响机理模型
H1：客观金融知识正向影响借贷行为。
H2：主观金融知识正向影响借贷行为。
H3：风险态度水平越高越易于发生借贷行为。
H4：客观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间接相关，以主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为条件。
H5：主观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间接相关，以客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为条件。
三、模型、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研究使用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发布的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该调查收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信息，样本覆盖了全国29个省、262个县（ 区、县级市） 、1048个社区（ 村） ，共包含28000 多户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家庭人口特征及就业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本文重点关注主观金融知识、客观金融知识及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的影响，下面分别就相关变量进行说明。
（二）变量的定义和度量
本文参考肖经建（2014）对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的定义，结合201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计算能力的题项（A4004）來测度消费者的客观金融知识，能正确计算出利率的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算错的为有一定的客观金融知识但是水平一般，算不出来结果的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低。主观金融知识是消费者自我感知的金融知识水平，来自对信息的掌握以及个人主动学习的能力，因此本文采用消费者对财经信息的关注程度作为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代理测量变量（A4002a）。对风险态度主要依据 CHFS 问卷中被调查者的投资意愿，测量投资者的风险态度（A4003）， 选择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消费者表明冒险意愿强烈，而选择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项目的消费者则表明其保守，冒险意愿弱。而因变量借贷行为的测度，主要使用二元离散变量，即借贷与否，主要考察了农业贷款和工商业贷款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将数据中变量B3001选项赋值为1，即有农业贷款的用户及B3001选项为0，但B3002选项为4，即曾经有贷款，现在已经还清的，仍被认为是有借贷行为的用户。经过对数据的整理，去除缺失值较多的观测值，最后形成研究数据10960条。
（三）实证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客观金融知识、主观金融知识以及风险态度对消费者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具体地，我们将考察消费者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将使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研究相关人口统计变量与消费者获得借贷的可能性，Probit模型设定如下：
[Credit=α0+α1influence+μ]
当借贷额度为0时，Credit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influence为影响借贷的因素集。
对于图1中客观金融知识、主观金融知识以及风险态度与消费者借贷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对于假设H1—H5，采用AMOS分析软件的路径分析来进行验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对经过筛选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10960个填写农业/工商业银行贷款的样本数据中，现在有借贷或原有贷款后来还清的消费者占总量的13.5%，而86.5%的用户既没有贷过款，现在也没有贷款。这些样本的人口统计指标见表1。总体看来，男性占大多数，学历水平以初高中为主，年龄集中在25—45岁阶段，家庭婚姻状况多为已婚。
因借贷行为是二元离散变量，因此使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Probit）分析借贷行为与人口统计变量的关系。由于选择样本是从以家庭为单位的样本中抽取的个体用户，因此对收入的计量是基于整个家庭而言的，这里不做收入变量的分析。人口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借贷行为，而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对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使用银行借贷，而年少的或年老的人考虑健康风险而不考虑借贷。
（二）概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图1给出的研究模型，本研究采用AMOS模型来分析主客观知识、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之间的路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1. 客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在前述假设中认为是有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客观金融知识的多寡会对借贷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客观金融知识越丰富，越容易发生借贷活动。表3中显示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边际影响为0.02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高可提升其还贷能力，并增加信贷需求量，避免过度负债问题。同时对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交叉分析显示，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在借款人群中占比较大，而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则占有较小比重，印证了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越可能发生借贷行为，即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借贷行为是否发生是正相关关系，验证了H1。
客观金融知识得分的频数分布情况见表4。累计79.4%的被调查者显示出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处于一般及较低水平，仅有20.6%的消费者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可见我国居民整体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偏低。
2. 主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观金融知识主要反映消费者自我感知的知识水平，自我感知知识水平越高，越易于产生借贷活动。表3中主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08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借款。主要是因为高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更为自信，高度的自信心对于个体实施信贷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对主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关系的交叉分析显示，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非常低的人群中仅有10%的发生借贷，而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人群中有25.3%的人会去借款，因此可以说随着人们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发生借款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即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借贷行为是否发生是正相关的关系，验证了H2。但是从表5也可见，虽然数据显示主观金融知识的提升会增加借贷可能，但表中数据显示居民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较低，拥有较高及非常高水平主观金融知识的人只占到12%。
另外根据表3可知，主观金融知识与客观金融知识之间的关系路径系数为0.258，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也为正向相关，说明二者正相关关系存在，客观金融知识越丰富，消费者主观感知就更强烈，更加有自信，更敢于冒险，从而敢于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购买金融产品。
3. 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风险态度表明消费者面对金融决策时所持有的谨慎或激进的态度，从表6可见，有借款的消费者中，风险态度为非常激进的消费者占据了38.7%，只有17.2%的消费者属于谨慎型，越爱冒险的消费者越敢于贷款，说明风险态度与借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根据表3显示，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之间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074，风险态度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主观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01，表明随着主观金融知识的水平提升，消费者掌握更多的金融信息，自信心提升，因此更容易参与金融市場活动。客观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61，也是正相关，即个人对金融知识掌握得越扎实，那么其选择贷款等金融产品时所持有的风险态度也会越强。至此，假设3、假设4、假设5均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区分主观金融知识和客观金融知识，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改变借贷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CHFS抽样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越了解信贷的程序和风险，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对风险把控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越易于接受贷款类金融产品。数据分析显示，仅1/5的被调查者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说明目前我国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主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可促成消费者更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活动，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活跃。而且实证研究发现主客观金融知识对风险态度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消费者对金融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强，其对借贷可能发生损失的心理承受力会增强，进而更有可能参与金融市场。人口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对借贷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女性群体，中年人群体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有可能选择借贷产品。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首先，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将广泛的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常规化，增加金融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组织专业人员对消费者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讲解，提高我国国民整体金融素养，对金融产品进行合理的宣传，使居民树立正确合理的金融产品消费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借贷市场风险的防范。其次，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信贷需求，同时，金融知识的提升能增加消费者对信贷流程的理解，提高信贷的可得性。再次，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普及和信贷风险宣讲应具有针对性，考虑到消费者的异质性，对其风险态度进行识别，按照风险态度的差别进行投资引导，因材施教，确保不同类型消费者的积极主动参与。最后，消费者个体也应该积极学习金融知识，提升自身金融素养，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各类金融市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参考文献：
[1]Raaij W F V. 2014. Consumer Financial Behavior[J].Foundations & Trends? in Marketing，7（4）.
[2]Edmiston K， Fisher M G. 2006. Financial education at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employees[C].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3]Lyons A C，Chang Y，Scherpf E. 2006. Translating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Behavior Change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Planning， 17（12）.
[4]Brown S，Ghosh P， Taylor K. 2014. The ex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household financial hardship：A Bayesian multivariate dynamic logit framework[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46（3）.
[5]Yurchisin J，Johnson K K P. 2010. Compulsive Buying Behavio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erceived Social Status Associated With Buying， Materialism，Self-Esteem，and Apparel-Product Involvement.[J].Family &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32（3）.
[6]Lee D. Parker ?. 2012. From Privatised to Hybrid Corporatised Higher Education：A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Discourse[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8（3）.
[7]Asaad C T. 2015.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Behavior：Assessing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J].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2015， 24.
[8]Brucks M. 1985. The effects of product class knowledge 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2（1）.
[9]Guiso L，Jappelli T. 2009.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J].Csef Working Papers，10（5）.
[10]Hilgert M A， Hogarth J M， Beverly S G. 2003. Househol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havior[J].Federal Reserve Bulletin，89.
[11]Bernheim B D， Garrett D M. T2009. 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kplace：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households[J].Economic Inquiry，87（4）.
[12]Johnson E，Sherraden M S. 2007. From Financial Literacy to Financial Capability smong Youth[J].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34（3）.
[13]Campbell J R，Hercowitz Z. 2005. The Role of Collateralized Household Debt in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J].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4]Campbell J R， Hercowitz Z. 2015. Liquidity Constraints of the Middle Class[J].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009.
[15]Hadar L， Sood S， Fox C R. 2013. Subjective Knowledge in Consumer Financial Decis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50（L）.
[16]Neymotin F. 2010. Linking self-esteem with the tendency to engage in financial plann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1（6）.
[17]Dohmen T，Falk A，Huffman D， et al. 2008.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3）.
[18]Davidson S. 2002. Take the long outlook on credit qual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J].Community Banker，（May）.
[19]Sevim C， Kalyoncu F， Sezgin Z. 2015. Küresel Krizin Türkiye Ekonomisine Etkileri[J].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2，（1）.
[20]Sevim N，Temizel F，?zlem Say?l?r. 2012.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borrowing behaviour of Turkish financial consum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36（5）.
[21]Lusardi A， Tufano P. 2015. Debt Literacy，Financial Experiences，and Overindebtedness[J].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14（4 （Household Finance））.
[22]Lusardi A，Michaud P C，Mitchell O S. 2013. Optim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Wealth Inequalit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3]Gan L，Yin Z，Jia N， et al. 2014.，Data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hina[J].
[24]尹志超，宋全云，吳雨，彭嫦燕.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管理世界， 2015，（1）.
[25]周弘.风险态度、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J]. 经济科学， 2015，（1）.
[26]甘犁，尹志超，贾男，徐舒，马双.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
[27]肖经建.消费者金融能力的培养和教育：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清华金融评论， 2014，（12）.
作者：赵青
需求视角下研讨金融供给论文 篇2：
中国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特征的对比与分析
摘 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之首，化解金融风险是其中的重点和关键所在。本文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周期的视角对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深化 金融周期
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好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化解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和关键，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宏观经济各主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对目前金融风险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将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周期的视角对我国金融风险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1 中国金融深化的趋势
金融深化是一个相对金融抑制的概念，是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一国金融发展状况的量度。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讲，金融深化就是金融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增强为实体经济优化配置资金能力的过程。金融深化与宏观经济发展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金融深化的良性推进能够促进国家经济较快发展，而金融深化不畅、金融系统紊乱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深化进程稳步推进，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金融深化的进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和分析：第一，在总量方面，货币供给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值逐步提高。M2/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最基础指标。1978年，中国M2/GDP仅为30%，1993年升至98.7%，1997年升至115.2%，2007年再升至151.8%，2016年达到峰值208.3%。中国M2/GDP快速增长，当前该比值已经超过金融系统最为发达的美国，这一方面是中国金融不断深化、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单位M2带动的GDP尚低于金融发达国家，金融效率需进一步提升。第二，价格机制方面，我国基本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汇率弹性也不断增强。自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设想以来，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利率—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顺序，我国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至2013年基本实现贷款利率市场化，2015年基本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在汇率方面，经过1994年、2005年、2015年汇率改革以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合理，弹性不断增强。第三，在货币金融管理方面，经过逐步改革，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加灵活和市场化，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价格调节，金融管理更加注重宏观审慎与风险防控，为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中国金融的深化和发展壮大，为我国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的命脉产业。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金融业仍存在诸多不均衡的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应对。第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均衡。通过对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二级指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偏低。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2006年以前一直低于10%，2007年开始超过10%，直到2015年达到最高值24%，但2017年又将至6.8%。而在国际上，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比重一般超过间接融资，大致处在65%～75%的区间内。第二，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存在失衡。由于融资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致使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大型企业的巨额资金需求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中小企业的民企属性又使得这种融资主体结构失衡愈加明显。第三，在货币资金传导方面，国内部分企业预算软约束，对资金价格变动不敏感，导致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定价机制不畅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单位货币供给撬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2 中国金融周期的特征
金融周期是晚于金融深化出现的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反思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国际清算银行最早对金融周期问题进行了研究。金融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金融周期可以用信贷、地产价格等指标描述，即金融周期往往表现为信贷周期和房价周期。第二，金融周期的频度低于商业周期。据研究，传统的商业周期频度在1～8年之间，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国的金融周期平均长度达到16年。第三，金融周期的波峰过后往往发生金融危机，即金融周期的收缩期衰退非常严重。第四，金融周期与金融危机的紧密联系使得金融危机的提前监测和预警成为可能。第五，金融周期的长度和幅度波动特征与发生国家的经济金融体制相关。
信贷/GDP是衡量金融周期的最基础指标。因为信贷是信用最重要的形式，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价值和风险认知与对待风险和金融约束的态度之间自我加强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困境与经济失调。本文借鉴BP滤波法从信贷/GDP序列中抽取周期成分，剔除短期噪声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得到序列的周期波动。因为信贷与GDP之间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二者比值对周期变动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所以，进一步以实际信贷和实际房价两个序列作为信贷/GDP的调节指标，将三者同时进行BP滤波处理，再等权重加权以得出中国金融周期的测算。根据上述测算，中国金融周期在2003年以前较为平稳，2003—2009年进入第一个波谷，2009—2017年则进入第一个波峰。即中国目前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第一个金融周期顶峰（于2017年1季度达到峰顶），金融周期转入下行阶段。
指标测量背后，中国金融周期具有若干鲜明的特征。第一，金融周期的扩张伴随杠杆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宏观杠杆率畸高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關注。分部门看，我国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处在相对安全区间，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其绝对水平在世界高居前列。2017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3%，远超美国的73%、日本的103%、德国的54%及印度的16%。第二，中国金融周期扩张期间，房地产价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经过2005年、2010年、2015年三波快速增长，国内房地产价格已居高不下，大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以及居民的生活成本，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以及居民扩大消费需求形成了挤出效应。房地产含有金融资产的属性，其价格变动具有反身性和自发性，对中国金融周期的扩张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是中国金融周期扩张期间的重要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开始呈现野蛮生长状况，表现为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基接力、银银同业业务变异、互联网金融理财等多种形式，通过加杠杆、期限错配、信用下沉进行套利，拉长了资金链条、积累了金融风险。2018年，一行两会一局发布“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业务开始得到全面整顿清理。
3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视角下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是反映金融系统运行状况的整体性指标。金融深化是一个正向的指标，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金融服务的渗透率越高，金融系统越为完备。金融周期是一个中性的指标，说明金融同其他商业活动类似，具有起伏波动的特性。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由M2、GDP、信贷规模等宏观指标计算得出，因此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两个指标背后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金融深化过程由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并通过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周期则更多地受一致性预期等顺周期因素影响。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二者结合分析可以为金融系统发展趋势与特征的认识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金融周期指标受投机以及诸多顺周期因素影响，其变动往往较金融深化更为快速灵敏。当金融深化指标不断提升，同时金融周期处于平稳区间的时候，说明金融系统发展状况较为健康有力。而当金融深化指标虽未见异常地提高，但金融周期却达到顶峰（我国2017年上半年的状况）的时候，则说明金融系统运行出现了一定问题，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
正如上文前两个部分的分析，我国金融周期出现了波峰，金融深化在整体继续提升的同时，内部结构也出现了失衡，共同印证了我国金融目前遭遇的困境和隐藏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分析，我国潜在金融风险可能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领域。第一，由于宏观杠杆已经处于高位，不具有持续性，在去杠杆和稳杠杆的趋势下，信贷风险不容忽视，期限错配，影子银行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可能不断暴露，造成相关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信用风险的传染和蔓延。第二，资产价格具有潜在的波动性，若与金融周期叠加，会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我国最值得关注的资产类别当属房地产，在当前价位下，若房价再大幅上涨，会引发泡沫的集聚，但若房價向下波动过大，则会对持有巨额房贷资产的银行系统带来严重压力。第三，一旦国内潜在金融风险显现，在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条件下，会引发国际资本的流出，并对汇率造成压力，汇率波动又进一步加强国内资金外流，资金外流达到一定规模，则会侵蚀我国的外汇储备，损害国际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4 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上文从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了预警性研讨。基于以上分析基础，下文将提出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货币适度宽松与金融监管从严”的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组合，逐步、平稳化解高杠杆潜在风险。在货币政策执行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有度，社会融资规模应保持适度，流动性应保持合理充裕，并进一步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劣势。同时货币政策实施应保持定力，杜绝货币“大水漫灌”的情况发生。在金融监管方面，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应强化影子银行等高风险领域管理，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第二，助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一方面，银行机构要积极优化住房信贷结构，重点向普通商品住房开发、居民首套自住住房需求倾斜，支持正常购房融资，严格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住房信贷的合理适度增长，防范居民金融杠杆率过快提升、过于集中于房地产领域。同时要取缔“首付贷”，防止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用于投资房地产，加强房地产金融风险监测，防范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周期的叠加风险。
第三，关注外部风险，严控汇率过度波动，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当前，美联储进入加息和缩表的周期，美国政府频频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战，致使我国对外的金融与贸易条件呈恶化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加强国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础上，应同时严控外部风险。要适度干预汇率非理性大幅波动，防止预期自我加强引致的汇率快速波动恐慌；严格资本账户管理，控制资本外流与投机冲击；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合理配置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同时加强美元外债的控制和管理。
第四，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在财政政策配合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定向支持的优势，稳步推进在建基建项目，为宏观经济提供缓冲和稳定力量。同时应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增强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在改革开放方面，要适时加快农村土地、城市户籍等要素改革，实施竞争领域国企改革，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逐步开放，同时对外促进贸易平等国家的贸易和直接投资。
作者：马文鹏
需求视角下研讨金融供给论文 篇3：
以金融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摘 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大力发展开放式金融，加快金融创新规划建设，激发金融创新活力。金融发展水平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要利用产业生命周期来化解金融风险。中小企业融资难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存在缺陷。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扩展普惠金融服务受益边界，使更多创业活动获得金融体系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新科技将渗透进金融的每个“细胞”，改变传统金融业务的DNA，要用金融科技创新驱动银行业发展。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推京津冀创新与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普惠金融
2018年11月10日，由河北经贸大学主办、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京津冀经济与金融创新发展论坛”在石家庄举行。京津冀三地部分高校学者与金融机构专家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大力发展开放式金融，加快金融创新规划建设，激发金融创新活力。会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
在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方面，天津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李向前认为：从历史视角来看，金融对城市文明、古代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世界的探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金融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知识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金融在风险管理或配置风险、积累资源和配置资源、提供监督和治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通常人们都是从短期视角判断是否带来经济增长，而不是长期视角。如同资源依赖型国家受到“资源诅咒”而出现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现象一样，金融过度发展的经济体也会受到“金融诅咒”的威胁。一旦金融发展过度甚至脱离实体经济进入无序、畸形的自我循環、自我膨胀发展轨道，就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本错配、金融机构扩张、债务杠杆上升、金融权力扩张、贫富差距加大等，都是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发原因。
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周期。博时基金管理公司魏凤春提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突出，部分非法金融活动借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之名迅速扩张。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制度创新和改革。
对于风险防范问题，魏凤春强调要遵循产业生命周期来化解风险。从经营现金流、投资现金流与筹资现金流的不同表现，将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淘汰期以及衰退期。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推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要辨认和抓住新的机遇，努力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产业，关注中国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多元化需求，关注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产业和绿色产业。
二、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
现阶段，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驱动力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中小微弱”群体通常难以被传统的金融服务所眷顾，并不能够享受到金融总量和规模提升所带来的益处。
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随着“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推进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普惠金融发展迫在眉睫。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杨德勇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最根本问题是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存在一些缺陷，一是中国资本市场更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或国企服务，且企业间接融资比重高，以银行为主导者和控制者的融资模式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比例失衡，企业过度依赖债券融资。另外，金融市场管理理念落后，资本市场设计缺乏创新等，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李向前认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而普遍存在与银行信用文化相关。银行信贷目前以抵押、担保模式为主，与互联网模式相比，抵押文化还没有进化为真正的信用文化。另外，李向前也认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股票市场制度不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市场发展滞后等方面。因此，他的对策建议是：完善金融供给侧改革，建立门当户对地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运用科技手段开展金融创新，更好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程度地扩展了金融服务的受益边界，使得更多的创业活动能够获得金融体系的支持。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强调的是享受金融服务的“平等机会”，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广度。普惠金融的发展，正是通过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满足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对金融基本服务的需求，并在此过程中持续提高居民的各类金融能力。另外，李建军认为，普惠金融渗透度和使用度的提高可以提升创业意愿，提升家庭对创业活动的参与度。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对交易媒介的使用能力，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认知，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实现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随着金融教育的普及，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将加强。并且，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创业的增进效应，可以促进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
三、金融科技创新驱动银行业发展
近年来，以腾讯金融、京东金融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集团深入布局金融科技，全面融入财富管理、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深刻改变了金融行业的竞争格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余颖丰认为，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为引领的新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金融学科边界、研究范式边界以及知识、概念与人类的认知边界，都在新工业与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被不断打破和重构。科技势必渗透金融的每个“细胞”，改变传统金融业务的DNA，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由于金融业数据积累存量已达到引爆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规模和水平，同时人工智能领域硬件技术发生新突破，金融行业传统发展模式正面临颠覆性冲击。在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余颖丰提出如下发展路径：一是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在身份识别与反欺诈、量化交易、投资顾问、客户服务、风险管理、辅助监管等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二是全面推进大数据技术在业务与客户管理、信用与风险管理、证券投资、保险定价、资管理财、另类数据管理等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三是着力推进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技术创新，促进移动互联网与金融功能的全面融合，支持物联网技术在供应链金融、支付、信用体系建设、动产融资等金融领域的应用;四是积极推进以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技术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监管与风控、普惠金融、流程溯源等领域的应用;五是着力推进以密码技术、量子技术、生物识别技术为代表的安全技术发展，支持相关技术在金融创新、生活服务以及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面对金融科技竞争格局，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王琦站在业界的立场作出了理性分析。他认为，第三方支付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更加了解人性的需求，移动客户奠定了金融科技的基础，而银行短视逐利的竞争助长了金融科技创新。目前商业银行需要在以下方面积极应对：第一，认清竞争对手不是第三方支付，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开放进取，建立新的金融生态，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需求;第二，寻求便捷的金融渠道，满足业务发展需求;第三，获客是银行竞争焦点，要通过金融客户实现网上引流和网上获客;第四，随着监管政策和创新业务新政策的出现，银行也面临新机遇;第五，互联网技术在银行部分业务方面获客是不现实的，如借记卡开户等业务;第六，银行思维要越来越开放，鼓励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第七，注重与医院、社保、学校等机构的业务合作;第八，银行在数据验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部分微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较高，因此要积极开发数据处理和风险管理系统;等等。
四、科技金融助力京津冀创新与协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顾雷将科技金融的功能概括为：一是更快实现数据线上化，快速实现银行业态的转型;二是金融服务实时化，依靠科技手段加快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提高业务处理速度，提高用户体验满意度;三是用户服务分层化;四是触发利润最大化，科技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众筹等科技手段，交易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五是主体业态多元化，完善互联网支付、物流金融、消费金融系统，区块链/互联网征信系统，电子交易等网络投顾系统，互联网保险、基金销售系统。
顾雷认为，科技金融在助推京津冀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科技中心缺乏金融中心支撑，三地间科技金融合作基础和项目较少;三地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金融资源发生偏转;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投入强度、投入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地方科技金融主体合作意识薄弱，三地间没有统一的金融合作机制;等等。为此，顾雷指出，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金融驱动，而协同创新是实现三地科技发展的核心所在。同时，还提出五项建议：京津冀三地必须尽快组建以各级政府、人民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科技金融工作协调机构，对三地科技金融协调发展进行资源配置;完善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相关政策和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收益和分配比例，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快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利用京津冀电商、物流的海量数据，提高非法集资风险监测和处置机制;推動京津冀票据市场协同运行，推动京津冀产权交易所联合成立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建立三地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贷款等;利用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户技术（DLT）、云技术、生物识别技术、新加密技术，为京津冀科技金融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河北金融学会郑向阳就雄安新区未来金融体系建设作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挑战来自金融模式、金融功能与资金问题三个方面，并提出：第一，要构建符合京津冀产业体系特征和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金融和创新融合发展的雄安金融模式。第二，金融功能重在有效推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转移，携手滨海新区打造金融市场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金融资源流动和有效配置，加强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的协同发展，带动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提升和金融设施完善。第三，雄安新区解决大规模建设资金需求难题，需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如：创新金融模式，拓展融资渠道，将雄安新区纳入投贷联动试点，联合政府成立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加快金融机构迁移和组建，支持金融机构总部和分支机构以及民营机构到新区发展，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尽快设立雄安银行，加快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积极设立绿色金融工具交易平台，发展碳金融和生态类的金融衍生品，支持企业碳排放权的转让，为生态保护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基金;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为新区建设提供稳定、低成本金融资金，支持雄安新区生态发展;等等。
责任编辑：高钟庭
作者：刘颖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