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美国正在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新格局，我们将其概括为“三条腿走路”：第一，修改多边贸易规则，以WTO为代表，谈不拢，就“退群”;第二，重建双边（或区域）贸易体系，以美-加-墨协定（USMCA）、美韩协定，和正在谈判的美日协定为代表;第三，重新定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1：
中国担当：全球化的新兴旗手
当世界需要中国承担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时，中国不仅不缺席，而且主动而为，展现出负责任的独特新兴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国人曾预测，21世纪上半叶，全球金融体系变迁过程中可能释放的最大红利，当属人民币国际化。
英国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大概是：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扩充贸易边界，提升贸易价值链，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不仅在既有的国际货币秩序中获得了体系性的承认，而且将逐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红利，且这些红利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世人注意到，当世界需要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时，中国不仅不会缺席，而且主动而为，展现出作为负责任的独特新兴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历史赋予中国独特使命
今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
其时，作为全球首席经济与金融强国的美国，没有成为论坛主角。有海外媒体称，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中国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由于特朗普公开宣扬的保护主义攻击了达沃斯的核心前提——国际贸易和投资，因此，世人有理由担心达沃斯论坛所代表的世界观可能正遭受强烈的冲击。而各国领袖与有实力参与主体究竟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经济增长、改革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至少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探索之中。
环顾今日世界，除中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愿意或能够拿出应对21世纪人类发展的负责任的行动方案，而中国客观上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也面临着相当吃重的发展任务。这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全球财富版图上一家独大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在关乎21世纪人类共赢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的作为，更展现出负责任新兴大国的宽广胸怀、国际责任感与行动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年间，全球实际经济增长指标低得可怜，有效经济增长乏善可陈。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给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带来困难；另一方面，随着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这使全球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具有美国范式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尽管在过去70余年间在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和发展援助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本质上服务的偏向，令其在角色空间上离真正意义的全球公共产品相去甚远。
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转型样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里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回望30多年前，当中国经济总量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时，美日等国在经济领域里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但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以现代经济史上所仅见的改革开放力度，释放发展动力，加快融入世界，并在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红利的驱动下，以年均超过8%的经济增速将本国经济规模从不足4千亿美元做大到超过10万亿美元，如今中国的名义GDP已相当于日本的2倍，而在2009年，中日经济规模还大体相当。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进步，表现在体量扩张上的特征明显。快速发展也令短板快速显现，其中就包括“效费比”相对较低。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在2011-2014这四年间，投资（或曰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而201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美国和德国均为19%，日本为21%，韩国为29%；同为新兴经濟体的俄罗斯和巴西为20%，印度较高，为32%。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仍然较大。
整体而言，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难题，是此前经济未能完成战略转型付出的边际成本。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
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上，只有美国和中国将经济规模做到10万亿美元以上。在中美两国都面临各自经济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代表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既要稳住中速以上增长预期，更要通过换血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创新驱动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道路。毋庸置疑，这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最具指标意义的发展范式转换，将为广大新兴经济体提供高质增长转型样本。
融入世界体系并成为公共品提供者
从时间轴来看，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以来，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主要从适应国际规则开始，通过全面嵌入到全球产业与贸易价值链中，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作用，迅速做大贸易蛋糕，并利用2003年至2006年的全球经济发展黄金期所释放的诸多红利，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差距。
二是在2007年至2012年的全球经济动荡期内，中国对内整固经济，对外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并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等等，为搭建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做好相应准备。这段时期既是中国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周期向中高速周期切换的过渡期，亦是拥有相当资本积累的中国，致力于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有效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着力提升技术进步，进而对外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的五年。
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冷静分析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洞悉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对内全面深化改革，清理多年来经济发展沉疴，推动经济战略转型，对外启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便利化，打造多边合作共赢平台等重大决策。在致力于加快推动中国由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转变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锻造立体化的区域与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
可以说，这是自全球工业化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新供给者，承担起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任。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大国，有意愿为区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牵头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陆续拿出具有可执行性的经济金融产品与服务清单，并非为了主导构建什么“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基于践行中国倡导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发展。
世人注意到，包括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重量级多边金融机构，近来与亚投行频频接触，展现出与亚投行之间的项目对接与深度合作意愿。其中，欧洲投资银行对气候应对与环境治理项目合作尤感兴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明确表示将与亚投行在中亚地区合作推动数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亚洲开发银行也积极寻求与亚投行的项目合作。
可以说，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以及开业以来在项目开展与对接国际机构方面的高效表现，已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声望，凸显中国在机制设计与组织运营中的勤勉努力与后发优势。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要将本国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转化成国际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角色支撑，必须通过参与尤其是积极主导建立相关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来实现，美国在1944年主导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明证。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对全球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发育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
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坐标能否获得实质性提升，取决于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的行动力与协调力，有赖于各成员国的互助合作，当然，也离不开中美在国际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中国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利益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众所周知，美国自1944年以来所扮演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除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背后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军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因此，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与运用，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国际协调动员能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上述国际公共产品发展取得预期成功，可呈现给世人的是新興经济体完全可以也能够向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并逐步发育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
带领全球化走出“公地悲剧”困局
如果从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观察，最近几年，全球化退潮，盖因过去扮演着经济全球化重要动力的发达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实力成长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意愿与能力的增强，表现出的不适应性。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傲视全球的欧美产业与金融资本，当其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主体时，同样表现出不适应性。
尽管西方主流财经媒体仍然认为美国企业是全球化的主宰，并称最优秀的美国企业早已擅长跨国界管理以及将资源配置至可产生最高收益的地区。但他们同样承认：即便苹果在美国建厂、向美国工人发美国水平的工资，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在中国与合作伙伴所能达到的制造速度、精度和灵活性。这还是在假定中国合作伙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况下。
其实，换个角度观察，自中国加入WTO以来逐步形成的中美产业分工格局，除了有其相当合理的一面，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共享机制。而在这种利益共享机制中，中国显然不是占优势的一方，在以苹果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中国尽管获益不少，但仍是不折不扣的下游打工者。如果美国连组装价值链都要留在国内，与现代经济规律相背离，对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恐怕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而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应明白：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重构与财富分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政客们可以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来满足某些利益团体的行为偏好，但要仅凭一己之力就想让全球化发生逆转，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作为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感的独特新兴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最大程度团结与引领全球化参与主体，推动资本、技术与相关要素流动，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持续释放全球化红利，带领全球化走出动力结构的“公地悲剧”困局。
作者：章玉贵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2：
美墨加协议全解及启示
美国正在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新格局，我们将其概括为“三条腿走路”：第一，修改多边贸易规则，以WTO为代表，谈不拢，就“退群”;第二，重建双边（或区域）贸易体系，以美-加-墨协定（USMCA）、美韩协定，和正在谈判的美日协定为代表;第三，重新定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两个选择：要么谈判，达成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可能是美国占优的;要么被孤立，USMCA中的排他性条款就是证明。极端情形是，G2脱钩，各自循环。
经过长达14个月的贸易谈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方于9月30日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以取代1994年以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白宫先后发表演说，庆祝USMCA的签署。特朗普称USMCA创造了历史，称其为“历史上最现代、最先进、最平衡的贸易协定”。莱特希泽称USMCA将成为美国后续贸易协定的模板。他总结了USMCA的三大支柱：公平;保护美国竞争优势的数字产品、知识产权、服务（包括金融服务）贸易条款;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新条款，包括对国有企业、汇率操纵、与非市场经济体的关系等方面的严格规定。
通读USMCA条款后不难发现，除了“非市场国家”条款，还有很多排他性条款值得中国关注。
USMCA总览
USMCA將是美国签署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号称覆盖规模为1.2万亿美元的贸易。表1为美国前十大进口来源国。可以看出，过去五年，中国均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17年，中国占美国总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1.8%。墨西哥与加拿大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2017年，总占比为25.9%，超过中国4个百分点。
表2为美国前十大出口目的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位列第一与第二，总和占比达到了34%，即美国出口的三分之一卖给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中国占比仅为8.4%，与表1形成反差。可以看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明显。USMCA对美国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北美，更为其在全球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树立了标杆。
USMCA共包含34章内容，协定对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原则、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投资、跨境贸易服务、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监管实践、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的标准与实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章节与TPP重合。除了增加数字贸易等章节外，USMCA还增加了诸多排他性条款，具有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与NAFTA相比，新协定的名称中已删除了“自由”二字，整体内容并没有进一步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该协定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双边贸易体系的开端，它将中国等西方社会认定的非市场经济体排除在这一体系外。莱特希泽在演讲中称，当初特朗普布置任务时，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保护美国工人，为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战，维护美国的竞争创新优势，确保我们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准入，最重要的是，为美国带回就业机会。这些目标在协定中都有体现。
美国是新协定的最大受益方，其实现了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公平、对等”、“让美国获益”的贸易准则。USMCA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墨、加经济依赖美国市场的软肋，以威胁退出NAFTA重启谈判为开端，以加征钢铝、汽车关税为手段不断施压和墨、加方做出妥协的产物。新协定使得加拿大对美国进一步开放乳制品和酒类市场（加拿大已同意对美国开放约3.5%），缓解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困境，为特朗普赢得了农业州的选票。作为交换，加拿大和墨西哥换来了美国汽车关税的豁免、延长至16年的日落条款，以及与加拿大保留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新协定通过实施汽车产业苛刻的原产地规定以及高工资劳动含量要求，力图培育产业链相关技术人员，提振美国汽车业的同时保证相当部分制造业生产回流至美国，增加美国本土就业机会。
此外，新协定在延长生物制药数据保护期、版权等方面提高原来加拿大主张的标准，有利于对美国医药行业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排他性条款的三个表现
第一，汽车原产地规定的区域内价值比例高于旧协定，在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至美墨加三国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当前，各国汽车产业依赖于复杂的跨境供应链，但是新协定规定（五年过渡期内）一辆汽车零部件的北美原产地占比须从目前的62.5%逐步提高到75%，并且要求汽车制造商至少70%的钢铁和铝原料必须来自美墨加，这将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到这三个国家。同时，新协定在原产地规则规定，乘用车高工资劳动占比（每小时工资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需要从2020年以前的30%，逐步增加到2023年的40%。
新协定下，美国提高了加、墨的汽车出口量，但同时设定了排他条款，即75%的汽车和配件必须由北美制造，这一规定将很大一部分中国、日本、欧盟等汽车制造商排除在外。新协定通过实施苛刻的原产地规定，力图培育产业链相关技术人员，保证相当部分的制造业生产回流至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高工资地区，同时支持配套的北美钢铝产业。这一原产地规定在帮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机会目的的同时，也使得全球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商更难在墨西哥廉价生产汽车。
第二，美墨间取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这意味着第三方投资者将无法利用这一机制提起仲裁。墨西哥与美国间取消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而加拿大与美国间依然保留这一机制。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如果投资者来自美墨以外的第三方，而该方被美或墨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那么这一投资者不能成为申诉方提起投资仲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该企业不能作为申诉方对美方提起诉讼。
第三，新协定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规定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歧视性，美国意在通过新协定来约束墨、加两国与第三方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新协定中引入了前所未有的排他性条款。第32章第10条规定：如果美加墨三方正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事宜，则缔约方不仅应在启动谈判前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还应该尽早将缔约目标应尽可能告知其他缔约方;还需要在签署前至少30天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各缔约方审阅，以评估该文本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影响;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后的六月内，允许其他缔约方终止美墨加贸易协定，并以缔约方的双边协定取代。
也就是说，未来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否与中国等签署自贸协定、其希望通过自贸协定实现的目标及谈判文本、拟签署文本都需要递送美国政府审阅。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加、墨与中国的双边协定对其有任何不利影响，美方均可以美墨加协定为筹码要挟加墨两国放弃对美方不利的条款。当前加拿大有意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非市场经济体只有越南和中国，而加拿大已经与越南谈妥了相关贸易协定，因此这一规定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基于这一规定，未来中加自贸区谈判进程可能受阻。若中国今后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不包括美国）的意向，该规定也将对中国构成障碍。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将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模板。这意味着非市场经济国家自贸区限制性条款也可能被美国推广至其与欧、日等双边贸易协定中。
USMCA核心条款分析
政府采购（第13章）
美国在多份官方文件中指责中国利用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标准来实施产业政策和支持本土企业的行为不符合WTO规则。莱特希泽在2018年最新的评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于WTO规则的遵守情况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国务院曾承诺将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政策脱钩，但均未付诸实施。鉴于此，在USMCA第13章，美国主导设定了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则，意在维护不同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公平和对等地位。文件要求，签约各方政府应保证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对供应商的限制性条件应尽可能地减少，即使有，也应该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应该采用国际标准加以界定;应供应商的需求，各方政府应提供其所需的所有可公开的信息和文件;文件还规定应该由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第三方对采购流程进行评估等。总之，美方的诉求就是，美国企业在国外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时，应被给予与当地企业同等的身份。采购方政府不应通过任何歧视性规定将美国企业排除在外。
投资（第14章）
众所周知，投资是中美龃龉较多的领域。莱特希泽在2018年WTO报告中指出，中国通过限制性投资机制保护国内产业，缺乏实质性的自由化。具体表现为：继续实行外资股本上限和合资要求、对大量的投资实行逐案行政审批制度、新的和过于宽泛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等。另外，中国政府官员还要求外资企业转让技术、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满足与出口或国产化率有关的业绩要求或做出有价值的涉及具体交易的商业让步等。USMCA条款基本上将这些行为都列入了“负面清单”（主要参考条款14.10——绩效要求）。UAMCA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由与公平。
就投资而言，所谓自由，就是给予任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共同的约束条件内的行动自由，而不应该施加任何多余的限制。比如，条款14.9对资产、资本和投资收益的“转移”做了说明——“任一缔约方应允许与协定覆盖的投资相关的所有‘转让’自由地、不迟延地进出其领土。”转让的具体内容包括资本金、利润、红利、利息、资本利得、管理费等等。协定还规定任何缔约方政府不得要求本国企业将资金从其他缔约方转出，也不得惩罚不服从其命令的投资者;这条规定，等于要求开放资本与金融账户。所谓公平，就是当某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外两个缔约国家投资时，应获得与其本土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此外，本协定还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
值得中国注意的是，本协定实际上也包含一条排他性条款。条款14.14的第1条规定，如果缔约方投资者的实际控制人是其他非缔约方。并且，该投资者除了在拒绝方以外没有別的实质性投资。那么，协定中规定的权益，都将被否决。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想通过收购一家墨西哥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来专门对美国进行投资，美国可以不遵守UAMCA中关于投资的规定。该条款第2条还规定，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制裁某一非缔约国家或该国的投资者（或投资），该国（或投资者）绕道墨西哥或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也不能享受USMCA规定的权益。比如，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芯片。那么中兴通讯要想通过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公司做转口贸易，美国可以拒绝向墨西哥或加拿大的这家公司出口。附录14-D还对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体”不包含在内。
金融服务（第17章）
金融服务是美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之一，除了常规性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比较关注的还有“市场准入”问题，这也是其指责中国未履行WTO义务的常见说辞。条款17.5规定，任一缔约方不应对其他缔约国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供应商设置包括分支机构数量、垄断性和排他性要求、交易金融、交易数量、吸纳就业人数等方面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USMCA首次引入禁止本地数据存储要求的条款（17.20），这一点与中国有关规定有密切关系。
数字贸易（第19章）
数字产品贸易属于贸易的新领域，所以这一章节内容是在原来的NAFTA基础上新增的。协定覆盖的数字产品包括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或者其他经过数字编码、用于商业的、能够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产品。协定规定，对该类商品，应实施零关税，且不应收取其他类型的费用;确保数据的跨境自由传输、最大限度减少数据存储与处理地点的限制以促进全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为促进数字贸易，缔约方应确保产品供应商在应用数字化认证或签名时不受限制;确保应用于数字市场的可落实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包括隐私与未经同意的通讯;为更好地保护数字供应商的竞争力，限制政府要求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的能力;促进打击网络安全挑战的合作并推广行业最佳实践来实现网络与服务安全;促进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限制互联网平台对其托管或处理的第三方内容的民事责任。
知识产权（第20章）
USMCA特别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的主要考虑。具体内容包括：为生物药和范围广泛的产品提供为期10年数据保护;版权及相关权利享有完整的国民待遇;更强的专利保护（尤其是针对医药和农业）;最低版权保护期为作者寿终后70年（诸如版权人组等不以寿命为基础的作品，为首次授权出版后75年）;提高标准打击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与US法律相应）建立版权安全港来保护IP并为不直接受益于版权侵害行为的合法企业提供可预见性;为新地理标识的确认提供程序保障;加强商标保护;迄今为止最广泛的执法合作条款（强化执法人员法定职权，可在任何时候取缔涉嫌赝品或走私的货物;对窃取卫星与线缆信号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针对窃取商业机密（包括国有企业）的行为制定广泛的保护措施）。
国有企业（第22章）
协定规定的国有企业，不仅包括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股份比例超过50%）的企业，还包括政府那些即使不拥有控股权，但却有实质性控制能力的企业，如拥有对企业高管的任命权等。协定强调，并不是不允许政府设立或保留国有企业，只是规定政府应该运用市场化的手法来管理企业，以股东的身份来享有权益、分担责任;协定允许国企的垄断，但规定在买卖产品和服务时，应该给予本国私营企业和其他缔约方企业“竞争中性”地位（允许例外情况），即商业行为，应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这意味着公平和对等。
条款22.6关于“非商业援助”的“负面清单”值得关注。协定明确规定：所有缔约方的国有企业都不能为其信誉不佳或资不抵债的另一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国有企业选择债转股时，必须与私营企业的行为相一致，否则就不允许（市场化要求）;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在向本国其他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时，不应对其他缔约方造成負面影响，例如不应该对其他国家产品产生替代，或者损害其公平竞争地位等。条款22.10对国有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另外，协定还规定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协定的履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等。委员会成员由所有缔约方代表组成。
宏观政策与汇率问题（第33章）
主要强调汇率问题，协定规定任一缔约方都应该确立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避免人为干预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平衡，或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如果确实有必要干预，也要提前通知其他各方。另外，协定还对外汇和头寸信息的透明性以及通知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结语
上任之初，莱特希泽就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以确定它们是否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否则就要重谈。他直言，特朗普政府更喜欢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多边贸易协定。他说，“如果你有18万亿美元的经济，单独谈判可以做得更好——你不仅可以谈判达成更好的协定，而且你还可以更容易地执行这些协定，因为通常在多边协定中，有太多东西打扰，很难执行这些协定。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亚洲保持非常多的接触。”
双边主义（或区域贸易协定）是反全球主义的，本质上就是保护主义。所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沃蒂将其称为贸易体制中的“白蚁”，认为其蛀蚀了自由贸易体系。与之相反，中国推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显是一种全球主义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及其助理纳瓦罗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保护主义者，特朗普总是以退出WTO、G7、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作为威胁，来迫使伙伴国做出实质性让步，并称其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那么，通过特惠，或者双边贸易协定，是否能够推动全面自由贸易？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中国国务院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表示要“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自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以来，中国持续不断地宣布金融开放、降低关税等措施，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立场的体现，也是对全球政经形势变化的反应。
我们认为，如同刘鹤副总理在10月21日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狠抓落实。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沓纲领的关键时刻，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出一些具体政策。”在向世界摆明立场之后，需要的是行动，以及确保政策意志在执行过程中不发生扭曲，才是当务之急。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秦培景、琳琦对此文亦有贡献;编辑：苏琦）
作者：邵宇 陈达飞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3：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2000年11月,在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到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拥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为双方带来了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综合利益。也为东亚、亚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合作的动力来源问题:政治主导下的经济驱动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究竟在多大成分上是出于经济考虑的,如何平衡经济与政治、外交利益是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双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性与互补性来看,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东盟担心失去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以新加坡为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在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再加工制造的(该类产品结构与新加坡极为类似)。
中国与东盟单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如果与整个东盟相比,双方的制造业结构非常相似。机电设备是中国和东盟中发达成员最大的制造业产业,服装、制鞋等轻工业产品则是东盟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新成员国的主要制造业。原有的东盟发达成员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新加入的成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与中国竞争。东盟的中等发展水平的成员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都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集中体现在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争夺上。因为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均无一例外的高度依赖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
(二)区域合作的主导权问题:中国主动但不主导
1.东盟牢牢把握住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东盟国家由于市场狭小,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东盟通过巧妙而稳妥的策略,利用其对别国不具威胁性的优势和自身一体化的经验,赢得了大国的信任,掌握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东盟采取“同心圆”战略(“concentric” strategy),将主要大国整合在一起。以东盟经济体位中心,以几个并行的“10+1”机制为第一环绕,“1”包括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第二个环形是10+3。东亚峰会是第三个环形,包括10+3+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
2.东盟立足东亚意在亚太区域整合。从东盟的战略布局可以看出,东盟不仅是想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其长远意图是为自身在亚洲和亚太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积累经济、政治和外交资本。
就现实而言,东盟所设计的一体化机制特别灵活,10+1、10+3之中的1和3是灵活多变的,而且是根据战略需要自由组合,在适当的时候甚至有计划有步骤的增加区域经济合作对象。东盟主导的这一套机制有可能成为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甚至亚洲经济合作,乃至整个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的版本。东盟已经被推到了东亚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车的主驾驶位置上,并将长期发挥主导作用。从东亚和亚洲的现实来看,由东盟主导区域一体化进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大国博弈
1.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国之间角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东亚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在美国、日本等亚太大国纷纷融入开始博弈的时候,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2.东盟的困境是既担心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东盟各国希望日本能在美国与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发挥平衡器的作用。不过东南亚各国也担心自己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东盟各国的普遍心态是:如果中日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东南亚各国对夹在中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担心就不会消除。此次日本民主党选举获胜,鸠山由纪夫提出了创设“东亚共同体”等重视亚洲的设想。
3.欧盟紧随美日等大国之后,迅速推进与东盟的FTA谈判。在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纷纷与东盟签署或者准备谈判FTA的背景下,欧盟恐怕自己被排除在东亚事务以外。为了确保在东南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利益,欧盟开始与东盟接触商谈FTA问题。2007年4月, 欧盟各成员国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与印度、韩国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2007年5月, 欧盟贸易委员会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同意启动双方的FTA谈判。并且于2007年7月双方进行了首轮自由贸易区(AEFTA),探讨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构架。随后欧盟与东盟之间的FTA谈判进程加快,2007年11月22 日, 欧盟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了联合宣言,提出在“区域对区域”方式的基础上迅速推进欧盟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扩大经济联系, 在更深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过程中注重东盟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和能力差异。这两大区域进行FTA谈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又有政治、外交和地缘因素的考虑。对欧盟来说,要想保持其全球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就需要通过加强与东盟的联系深入到东亚这一世界经济新兴区域。考虑到东盟在2050年以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区域,欧盟已经将东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战略对象。东盟是欧盟重要的市场,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欧盟与东盟之间建立FTA对双方来说都将会是有利的,但是欧盟与东盟实力相差悬殊,FTA谈判呈现出不对称的状态。
(四)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区域整合问题
1.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也成为东亚整合的契机。东盟自身也知道,单纯的东南亚区域很难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效果,对中日韩的区域整合,蕴含着东亚乃至亚洲的区域整合意图,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整合都在进行之中。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加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也成为东亚整合的契机。
2.中国与东盟在东亚合作的模式上存在分歧。在具体的整合方式上存在分析,就东亚合作模式而言,中国倾向于10+3的整体合作模式,也就是由东盟与中日韩共同推进东亚区域整合。但是,东盟显然将目光投向的更远,希望采取10+6(中、日、韩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必要的时候引入美国,变为10+7)的模式进行整个亚太的整合。因为东盟的目标是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整合,这从其FTA战略实施进程中可以看出来,2009年8月16日第41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东盟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与印度签署《货物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东盟已经完成了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亚太国家的FTA谈判,如今东盟的一体化触角已经延伸到更远的印度。东盟就是利用自身设计的合作机制,试图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其中,来推动亚太区域的整合,由于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过于强大,10+6模式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希望印度进入合作框架,借以平衡中国。而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7月代表美国政府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该条约则是加入东亚峰会的条件之一。一旦美国介入东亚峰会形成“10+7”机制则将进一步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所倾向的10+3合作模式很可能无法实现。
(五)敏感的农产品贸易问题。CAFTA对中国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北方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将从中获益,但是华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区域影响与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不同,加入WTO对中国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则是一种利好。预计2010年,东盟国家从CAFTA中将获得经济福利16.24亿美元,中国将获益5.17亿美元。CAFTA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贸易都将增加,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加66.67亿美元和97.69亿美元。东盟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34.92亿美元和60.73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虽然是亚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东盟10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出口规模却大大超过了中国,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东盟3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东盟l0国农产品出口总量中占有近80%的份额,在整个亚洲农产品出口中仅次于中国。未来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可能会出现增多的趋势。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主导下的政府驱动,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实质性合作
中国曾经甚至正在被东盟视为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往往与机遇并存,有时候可以相互转化。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取决于双方的政策实践,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动力与合作意愿来推动,以便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东盟10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或策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通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直接竞争。第二是通过出口多元化、寻求新的市场,避免双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第三,通过横向和垂直的国际分工,进行产业链条的整合,分享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机会。第四,出口导向战略加上鼓励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巩固国内产业发展。
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减少经常账户盈余,通过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同时减少对出口企业的刺激措施。通过鼓励合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减少FDI流入规模,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发行债券和股票,通过疏通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国外高新技术。中国应该扩大国内消费,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更应该如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只是为双方的企业和产品进入提供了机会,为提升整体经济福利提供了可能,但是,具体经济福利在双方之间的分配,则要看市场的力量,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实力。因此,应该构建利益平衡机制,完善已有的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二)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由于东盟都是小国,其固有的不安全、不安定和自卑感使得东盟热衷于获得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东盟整个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核心就是牢牢把握住“主导权”。在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签署FTA后,东盟的战略蓝图已经很清晰,就是构建以东盟为核心,以东盟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为支撑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网络。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中国、日本等大国相比处于弱势的东盟可以保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自身的主导权受到挑战或者威胁的时候,东盟不惜引入区域外的大国稀释地区性大国影响力。从而使东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绝对的中心和核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稳住东盟,获取实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而不至于被所谓的虚名所累。
(三)战略布局与战术对决应对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博弈
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中日韩由于区域和地缘优势成为率先与东盟进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东盟起初也将三国当作优先合作的国家,但是在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东盟态度和心态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中日韩三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又担心中日韩三国在参与推动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主导权之争会给东盟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梦想破灭。
在这种担心和两难困境下,东盟就作出了将更多的大国纳入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策略,在中日韩之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进行区域合作,当发现仍然无法确保自身的绝对主导权之后,又不惜将美国拉入到区域合作的进程中来。美国一进入,欧盟也感到自身利益需要维护,尤其是在亚太的利益需要欧盟参与到东盟主导的一体化进程中来,于是小小的东盟成为大国博弈的平台。
(四)妥善处理农产品贸易和金融合作等敏感问题
1.构建农产品贸易利益平衡机制。中国与东盟双方均将部分农产品视为敏感产品,而且在协议中加以规定,鉴于农产品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可以在执行双方区域协议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让步,通过农业技术和种业培育之间的实质性合作来平衡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可以成立农业发展基金,目的是促进中国和东盟的农产品更多的出口到国际市场中,提升双方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在区域内相互竞争,影响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局。
2.金融货币一体化进程滞后,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明显加快。但是金融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滞后无法满足货物和服务的一体化。金融货币一体化的障碍依然存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金融市场的融合。根据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已经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人民币业务也已经对外资银行开放。不过,当前人民币仍然无法自由兑换,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 金融的敏感性和中国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使得中国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上显得特别谨慎。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自由化需要审慎监管制度的配合,以便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在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借助于东盟业已存在的良好的经济关系,试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推进人民币在自由贸易区内成为结算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给予金融服务业特别的关注。货币领域的合作可以避免由于贸易结构相似而导致的个别成员借助货币贬值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货币安排是影响开放程度和汇率变动程度的重要因素。东亚区域一体化(例如FTA)能够将区域的开放程度提升10%,使区域内FDI增加2%。区域汇率安排能够把区域汇率的波动性降低一半,进而使区域内FDI提升10%。
3. 适当对东盟在区域层面开放资本账户,促进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我国与东盟的大部门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这表明我国与东盟经济的对称性特点不突出,区域内经济环境并不具备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流动的改革,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区域内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转变,这将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的资本要素流动。但是,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的条件并不充分,其区域化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应顺势而为,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作者：冯伟杰 魏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