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三果漿（三勒浆）为源于印度的传统果药剂，由使君子科植物诃子和毛诃子，以及大戟科植物余甘子等三种植物的果实为原料制作而成，是著名的藏药基础方，也是印度阿育吠陀传统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代表方剂。三种植物同时录入《中国药典》，余甘子列入我国药食两用植物目录。中古时期，三果浆随着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而今只在古代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
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 篇1：
川盐古道研究刍论
摘 要：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助于扩展盐业史研究的新视野，是盐业史、盐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生长点。但是，目前对川盐古道的概念、路线和辐射范围、盐运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还欠缺大量的基础性和学理性研究，对其基本面貌还缺乏整体的了解。应采用多学科视野下的整合研究，注重人类学田野调查、社区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且需有区域社会史、区域文化史的观照，准确把握川盐古道的历史和现状、形成背景、具体路线、内涵、特征及其价值构成和文化遗产体系。
关键词：川盐古道；文化线路；文化遗产；研究展望；田野调查
文献标识码：A
川盐古道，是一条可与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媲美的重要战略性物资通道，是由多条水路和陆路组成的源于四川（含重庆）产盐区通过食盐运销辐射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及陕西等地的运盐古道，在沿线许多地方，被老百姓叫作“盐大路”或“老大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但是，目前学界对川盐古道的历史和现状、形成背景、运输路线、内涵、特征、价值构成和文化遗产体系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和学理性研究都还十分欠缺。
2014年4月至11月，笔者参加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组织开展的“寻访川盐古道”大型学术考察，在对川、滇、黔、鄂、湘、陕、渝七省（直辖市）境内的川盐古道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川盐古道研究的意义、价值、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创新和深化问题等进行初步的论述，希引起学界对川盐古道研究的重视，以推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一、研究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意义
1.学术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盐业史的研究重点倚重于生产方面，对盐业运销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则比较欠缺。作为绵亘在我国大西南并辐射到中南地区的川盐古道，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可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食盐运销的一个典型案例，探究盐运古道与区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挖掘盐道内部多元文化互动、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与社会变迁情景。首先，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川盐具体的运输和销售情况，能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盐业史、盐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构建川盐文化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生长点。其次，以川盐古道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挖掘川盐对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通过盐的运输和“流动”，认识到历史时期四川的产盐区是如何与周边及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互动关系，可从“他者”和“周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作为“中心”的盐产地与销盐区之间的关联，对于阐述食盐是怎样深刻地“形塑”区域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再次，以川盐的运销为分析视角，以食盐这一日常性的物质作为观察对象，可为我们探究西南和中南地区在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样貌和图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构成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盐文化的整体认识。此外，通过观察川盐古道的具体运作，可认识到国家的盐政及盐运管理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实践及其互动、调适关系。
2. 现实意义
在中国盐业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川盐，生产时间长、行销范围广，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众多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关的盐运文化遗产正在快速地消失和面临濒危的局面。川盐古道作为一条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对其相关的研究和保护还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川盐古道相关的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破坏。基于此，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利于抢救性地保护类型多样的盐运文化遗产，对于促进沿线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二）历史作用和价值
1.历史作用
川盐古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典型代表，是沿线经济的生命线、文化的大走廊，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和民族发展进程。首先，川盐古道作为重要的商道，有效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对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集镇、聚落的形成及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川盐古道不仅仅是运输食盐的通道，同时也是茶叶、马匹、铜矿、桐油、中药材、粮食、生漆、木材、丝绸等物资交流的交通要道。盐道上的商人多采取“来回生意两头赚钱”的方式，一方面是运入食盐，另一方面是将地方盛产和特产的物资外运。其次，川盐古道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孔道，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局面，对区域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形成及其地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在语言的传播和交流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处于川盐古道要津的江津、綦江、盐津、利川、桑植、思南、仁怀等地的部分方言与盐产地自贡的一些方言在词汇、语音及语意上是高度相似的；而且，这些地方民众的口音与自贡地区也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的缘由，一定程度上便是因为历史上食盐的运输和贸易促进了地区之间语言的传播和交流。再次，川盐古道对区域开发、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川盐的运销对沱江、赤水河、乌江、大宁河等流域的开发和黔北、滇东北、鄂西等地区的发展有非常明显的促进，并且在历史时期对神农架林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巴山区的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及文化的传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川盐古道对民族国家的治理有深远影响，川盐运入滇、黔、鄂、西康等缺乏食盐的山区和民族地区，增进了中央政府与土家族、苗族、彝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民族和边疆地区的“体恤”，对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和边疆稳定有非常重大的“安抚”作用。
2.价值
对川盐古道价值构成的研究是川盐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亟待解决的重点，应从时间、空间和遗产功能等方面入手，对川盐古道遗产价值进行研究和评估，系统梳理川盐古道文化线路遗产构成的主要类型和内容，对其价值构成给予科学的认识。具体来讲，川盐古道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及建筑学等多重价值。第一，川盐运销所经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及土家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的社会文化特性，沿线及周边地域留下了厚重而多样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景观，遗存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笔者考察发现，目前川盐古道沿线文化遗产主要有古盐道遗址、驿站遗址、盐店遗址、盐号遗址、盐局遗址、盐仓遗址、税卡遗址、栈道遗址、关隘、会馆、庙宇、祠堂、牌坊、水运码头、险滩、堰闸、船槽、古桥、古镇、古街、古村落、古商城、碑刻、摩崖石刻及运盐器具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川盐古道沿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盐运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贵州茅台酒、先市酱油、福宝豆腐干、合江早豆花、涪陵榨菜、利川柏杨豆干、黄柏园桃花灯等均不同程度地与盐运促进其起源、发展和兴盛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盐运古道上广泛流布的船工号子、背盐歌、挑夫歌、山歌、民歌、竹枝词、诗词等，从内容上直接反映了食盐运销的情况。沿线盐运文化、民族文化、区域特色文化交融共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沉积带和文化线路。第二，川盐古道沿途分布着众多的文物点，如僰人悬棺、摩崖石刻、古墓葬、古建筑和碑刻等，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亟需进行考古工作。第三，川盐古道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并存的地区，沿途群山延绵，河流交错纵横，自然风光优美，是不可多得的生态旅游黄金线路，并且沿线文化景观丰富，具备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双重价值。第四，川盐古道沿线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吊脚楼、庙宇、会馆、祠堂等民居建筑和古建筑，是建筑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因为基础研究和学理研究的不足，川盐古道的概念、路线和辐射范围及文化遗产构成和保护等核心问题，亟需学界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下文，将对这几个问题进行阐述。
（一）概念问题
从学术上讲，对研究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能反映出其内涵，而对研究对象的指称则能反映出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作为学术概念的川盐古道，目前还不是一个定义清晰的实体名词。学界对川盐古道名称的学理性和指称还远未达到共识，存在着分歧。如学界存在着巴盐古道、巴蜀古盐道、川渝古盐道、盐马古道、盐茶古道等不同的指称①，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川盐古道学术概念的生成必须基于坚实的历史文化、地理生态与学术根基，应对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中进行科学的界定，才能有效推进后续的相关研究。
川盐古道这一概念，较早由华中科技大学赵逵教授在其《川盐古道上的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② 博士论文中正式提出并给予了初步阐述。后来，学者们多加以引用并给予阐释。在此，笔者在已有研究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拟对川盐古道这一概念进行概述：川盐古道，是由多条水路和陆路组成的源于四川（含重庆）的产盐区通过食盐的运销辐射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乃至河南等地的运盐古道，在沿线上的许多地方，被当地老百姓叫作“盐大路”或“老大路”；它可分为官盐大道和私盐小道，通过河流运输的多为官盐，而崇山峻岭中一些偏僻的陆路小道则多为贩运私盐的通道。川盐在长期的运销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网状式的陆路运输线路及依靠河流所形成的水路运输通道，形成了水路和旱路交织、交替式的多线路运输系统。就川盐古道本体而言，主要由陆路的石板路、山间小道、栈道、关隘等为主要元素的陆运系统及河流、桥梁、码头、纤道、险滩、堰闸等为主要元素的水运系统组成。与作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商道相比，川盐古道具有自身的特征，首先它的主体是官方的国家道路，即官道或国家驿道；其次，不是单一的一条主要运输通道，而是以四川（含重庆）产盐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的多条运输线路③；再次，存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文化影响持久而深远。
（二）范围和路线问题
川盐古道的辐射范围和路线，是研究川盐古道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二者都还不完全清晰。丁宝桢的《四川盐法志》、吴受彤的《四川盐政史》、林振翰的《川盐纪要》、缪秋杰的《川盐概略》等历史文献资料，对清代民国时期川盐运销的区域和线路虽有相关的记载，但是主要记载的是运销线路上的节点④ 及大致的线路，侧重记载的是水路运输路线，对其内部复杂的陆路运输并没有精确反映。而民间尤其是山区广泛存在着的贩运私盐的小道，文献记载更加阙如，但这些私盐运道对广大偏远山区民众的食盐供给是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欠缺，对于清代之前的运销线路并不清晰。加之行政区划的调整变迁等因素，历史时期的运输线路与当下的地理区位亦存在着一定的出入。
对于盐运线路和川盐古道辐射的范围，需要进一步的结合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采取以盐产区为中心，追溯各个盐场在不同历史时期运销的范围和路线，比如分别对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乐山地区的犍为和五通桥盐场、彭水郁山盐场、川北射洪盐场、巫溪大宁盐场、忠县温泉镇盐场、云阳云安盐场、开县 井和涂井盐场等盐产地的食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销区和运输路线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尽量还原历史时期川盐运销的线路，了解其变迁情况；可采取以县（区）、市（自治州）为单位，对相关境内的川盐古道进行详实的调查，从而准确地把握川盐古道上各段的具体运输线路和特征。并且，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切入，绘制出历史时期川盐古道具体的盐运干线及各支线的线路图。
（三）文化遗产保护问题①
川盐古道是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文化线路，但是目前川盐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协调保护机制。沿线各地区对川盐古道文化遗产是结合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做法进行保护，七省（直辖市）区缺乏统一的保护思路和规划，没有形成保护的合力，而且各地保护的力度和重视的程度存在着差异，非常不利于川盐古道文化线路的整体性保护。
第二，开发性破坏严重。地方政府和民间还缺乏应有的高度去认识川盐古道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开发中，不注意对盐运文化资源的妥善保护，使得川盐古道的深刻历史内涵随着外部风貌的大幅度改变而丧失。近年来一些因盐运而兴盛的古街、古镇及古村落的改造和新建对留存下来的相关物质文化遗存造成了损坏，在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盐运古镇、古街面临被拆建的局面，诸多重要的古盐道、盐号、驿站、码头、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川盐转运的重要码头、古栈道等盐运遗迹因大型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的修建已彻底地消失，如三峡地区古栈道、乌江古栈道随着三峡大坝及乌江彭水水电站等大型工程的修建而彻底地淹没在水底。除偏远地区和山区的古盐道尚残存外，多数古盐道已被现代公路所覆盖。
第三，文物保护和认定滞后。因对川盐古道的历史及价值等认识不足，导致沿线的古道、碑刻、摩崖石刻、古建筑等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物还没有纳入文物保护单位范畴，而且绝大多数古盐道还未成为文物保护点。即便是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点，在保护级别上还偏低，不能有效地对其加强保护。如笔者考察发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及特色的盐津县高桥村五尺道上的高桥，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桥面杂草丛生，保护现状十分堪忧。
第四，“非遗”传承面临危机。笔者考察发现，与盐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的局面，流失较为严重。传统的背盐、挑盐及船运、马帮运输等盐运方式随着交通环境的变迁已基本消失，在传统盐运方式上生长起来的民俗民间文化失去了承载的基础，面临传承危机。各地的船工号子普遍面临传承和消失的严峻态势，如自贡地区因盐运发展起来的盛大节日——放水节则早已消失。
另外，沿线及销区民众在历史时期食用食盐的习俗及盐运器具不断消失和流失，沿线的老盐工相继去世，留存下来的“活态”的东西越来越少。
川盐古道应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重庆七省（直辖市）相关文博单位应联动，用“文化线路”的视野将川盐古道打捆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尽快进行川盐古道文化遗产资源详细调查，明确文物及遗产的构成，重点保护沿线各文物遗存，对濒危遗产资源进行抢救性保护。制定川盐古道保护统一的规划和共同的行动计划，尽快启动编制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建设规划，秉承整体保护的思路，点、段、线、网相结合，保护范围可以古道路基为起点，对具有代表性的路段和文物点重点保存，分层级保护。并且，应抓紧搜集实物资料和民俗资料，筹建“川盐古道博物馆”。目前一些地方上已展陈开放了反映川盐运销的陈列馆（博物馆），如重庆黄水镇的巴盐古道博物馆、重庆西沱镇谭红建等人筹建的西沱盐运民俗陈列馆、贵州土城盐运文化陈列馆及湖北竹山县的秦巴民俗博物馆。这些陈列馆（博物馆）搜集了大量的反映川盐运销的器物和历史照片，非常有助于川盐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但是，从已有的陈列内容上看，比较“碎片化”，更多的是呈现当地的盐运文化，不能反映出整个川盐古道的整体面貌和历史文化。而且，从陈列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手段上讲，远未达到现代博物馆展陈的基本要求。
三、展望：研究深化与创新
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以往的盐业史研究中，对食盐运输和销售的研究较为薄弱，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空白。就笔者拙见，现阶段学界对川盐古道的研究和积累还非常欠缺，整体上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从研究对象上讲，现有的研究重点对盐道上古镇、古街、古村落的研究，注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从学科上讲，历史学、旅游学、建筑学视野的研究居多，而缺乏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以下，笔者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等方面论述川盐古道研究的深化和创新问题。
第一，从已有的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重点从运销路线、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及旅游学的视角对川盐古道展开了相关研究。川盐的运销路线是研究川盐古道的基础，学者们从历史学角度做了相关的梳理和考证①。近年来，赵逵等从“文化线路”的视角出发结合建筑学的学科视野对川盐古道开展了系列研究②；刘彦群等在应用研究层面从旅游学的视角对川盐古道的旅游开发做了相关研究③。从文化遗产的视角对川盐古道展开研究是近年来的一大亮点，川盐古道文化遗产遗存较为丰厚的地方组织相关人员做了区域内川盐古道的调查和基础研究工作，比如湖北竹山县组织编写了《秦巴古盐道》④；贵州思南地区组织专家编写了《乌江盐油古道》⑤；湖北神农架林区文物管理所对巫溪至神农架段的盐运古道进行了考察；綦江区文物管理所对川盐运入贵州的“綦岸”的盐运古道进行了专题考察。但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对川盐古道的研究非常少。2014年10月，在四川自贡举办的“川盐古道与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有几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川盐古道研究的成果，如吴海波的《川鄂古盐道上的盐夫群体》⑥、李何春的《盐井盐业变迁及与“川盐”之关系》⑦、刘安全《郁盐产业的时与空》⑧。此外，还有满黎、杨亭的《消失的背夫：对巴盐古道盐运主体的人类学考察》⑨，主要从人类学角度对重庆石柱背盐行业的兴起、盐夫的组织与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川盐古道的研究内容上，笔者认为可加强对川盐古道的线路、川盐运销与流域开发、川盐古道与区域社会变迁、川盐古道与人口迁移、川盐古道与集镇和商业的发展、川盐运销与民族地区开发、川盐古道与文化遗产、川盐古道与物资流动、川盐古道与文化互动及历史时期川盐运销管理体制等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入考察盐道具体的运作情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察视角相结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做好扎实的社区研究，对典型的古镇、古街、古村落展开民族志式的研究。川盐古道沿线的恩施石垭子村、纳水溪古村落、彭家寨、庆阳坝凉亭街、小溪村等古街、古村落，綦江东溪古镇，泸州福宝古镇，酉阳龚滩古镇，石柱西沱镇，忠县涂井镇，大方瓢井镇，会泽白雾村及宣威可渡村等均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川盐古道研究的极佳案例。部分与盐运相关的古镇、古村落已整理出版了相关成果，如《沿滩古镇：千年盐运第一城》①、《乡土中国福宝场》②、《川南古镇尧坝场》③、《巴渝古镇——龚滩》④、《云南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可渡》⑤ 等著作及商守善教授对湖北小溪古村落的研究⑥。但是，这些研究对象多是保存或旅游开发得较好的古镇和村落，对大量待开发已衰落的古镇、古街及在古盐道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聚落的个案研究则十分薄弱。对川盐古道沿线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古村落应一个一个地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对沿线典型的社区通过民族志式的“深描”来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考察聚落的兴起与变迁，分析聚落的历史进程、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与盐运的深度关联，在诸多精细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去认识川盐古道的整体面貌。此外，沿途影像资料留存少，应抓紧拍摄影像资料给予抢救性地记录。
第三，重视区域研究的视野，除对单一的盐运古镇、古街、古村落的研究外，还必须有文化线路视野的整体观照，以获得更为中观和宏观的认识。川盐古道呈网络带状辐射，像血脉一样串起周边地区的大小城镇和村庄，绵亘在武陵山、大巴山、大娄山、乌蒙山、横断山脉等山区，沿沱江、永宁河、大宁河、赤水河、南广河、清江、沅江、酉水河、郁江、乌江、雅砻江、金沙江等江河延伸，经过重重的跋山涉水抵达黔、滇、鄂、湘、陕等销区，正是依靠这些山山水水，以食盐为媒介有效串联起各地方的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对川盐古道的研究，可采取以“流域”和“山区”为区域单位展开，获得对川盐古道整体特征和内涵的阐释。并且，应将川盐古道的研究与区域内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相结合，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认识盐业与产盐区、转运区、销售区域及沿线社会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民族学意义上的“武陵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古苗疆走廊”几条民族走廊与川盐古道及川盐运销的关系。
第四，注意对“人”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沿线的背夫、挑夫、船工、马帮、盐商等运盐群体以及盐业家族、盐号、商号等盐运组织进行研究。考察发现，川盐古道至今仍“活”着，不少原来的老路仍在运转，曾在古道上运盐的人仍部分在世；许多盐道上的故事、盐号、背夫、挑夫、船工的传奇仍在大西南及中南地区流传着，沿线的老百姓还保存着对川盐古道的“历史记忆”，还记得在清代民国时期的食用川盐习俗和方式①。近三年，涌现出几本以川盐古道为创作素材的小说，如田永红的《盐号》②、雨燕的《盐大路》③、李春平的《盐道》④ 以及网络小说《盐道苍茫》⑤ 等。这些著作，广泛地以川盐古道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和人物形象为创作原型，反映出民众对川盐古道普遍的“历史记忆”。但是，这些“历史记忆”正在随着老挑夫、背夫和船工的相继去世而逐步消失。应尽快对在世的老挑夫、背夫和船工做深入的访谈工作，做好口述史的研究，将盐工的日常生活、组织形式、盐道上发生的故事、运盐的禁忌和习俗⑥、各区域具体的运盐线路和重要节点等内容进行访谈，尽量搜集盐道上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及谚语，使其鲜活和丰满起来，重构和呈现川盐古道的社会生活史。川盐古道沿线广泛分布着从事食盐运销的盐号和商号，典型的就有重庆龚滩的大业盐号、永盛盐号、茂隆盐号、顺昌盐号，贵州的思南周家盐号、土城盐号、黔西大关盐号、仁怀马桑坪华家盐号等，应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内部的运作、组织及商业文化。此外，在研究中要高度重视陕西籍及各地盐商在川盐运销中的作为和地位。
第五，将基础研究、学理研究、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整合研究。作为跨区域、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线路遗产，对川盐古道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囿于盐业史研究的视野，需要宏观的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视野，除历史学的研究外，还应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传播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旅游学、社会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众多学科介入到对这一古道的研究中，以形成多学科的整合性研究。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我们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及大量的考证和实地调查工作，系统梳理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尽量还原川盐古道的历史面貌，准确把握各条线路的形成和特征，凝炼其内涵、价值和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应结合盐运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规划和开发等现实问题，将川盐古道的研究与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
四、结 语
川盐古道作为一条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通道，既是自然物理空间的范畴，更是具有社会文化内涵和意义的社会、文化空间；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自然物理空间转化为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是一个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多层次的命题。对川盐古道的研究，应准确把握其历史和现状、形成背景、具体路线、内涵、特征及其价值构成和文化遗产体系，并顾及点、线、面综合研究中的有机结合。怎样将川盐古道的研究与当前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川盐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等现实问题，是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之处。期望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川盐古道这一文化线路，共同推进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在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宋青山馆长、周翠薇副书记、程龙刚副馆长及自贡、泸州、宜宾、凉山、毕节、铜仁、遵义、昭通、曲靖、云阳、江津、綦江、开县、恩施、神农架、十堰等地方文物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作者：邓军
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 篇2：
古代印度三果浆的传入及其影响
摘 要：三果漿（三勒浆）为源于印度的传统果药剂，由使君子科植物诃子和毛诃子，以及大戟科植物余甘子等三种植物的果实为原料制作而成，是著名的藏药基础方，也是印度阿育吠陀传统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代表方剂。三种植物同时录入《中国药典》，余甘子列入我国药食两用植物目录。中古时期，三果浆随着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而今只在古代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近年来，随着对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与开发利用，对藏药三果浆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该文运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梳理，并考证了其植物基源，以期探讨三果浆传入我国的路线和时期。结果表明：三果浆主要由古代栗特商人带入我国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而传入的时间更早。同时，在藏族地区，古代中国西藏象雄王国与古印度的原始交流，也是三果浆传入的途径之一。三果浆的基源植物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和替代品，主流原料则均为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三种基源植物在我国均有分布。如今，三果浆作为藏医药瑰宝在我国逐渐普及。
关键词： 民族药， 三果浆（三勒浆）， 丝绸之路， 诃子， 毛诃子， 余甘子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4-08
基金项目：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0FA018）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Basic Research Plan of Yunnan Province （2020FA018）]。
作者简介： 杨崇仁（1942-），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植物资源、植物化学和民族药研究，（E-mail）cryang@mail.kib.ac.cn。
通信作者
Introduction of triphala liquid from ancient India and its influence
YANG Chongren*， ZHANG Yingjun
（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1， China ）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triphala liquid， silk road， Terminalia chebula， Terminalia bellirica， Phyllanthus emblica
三果浆（三勒浆）为源于印度的传统果药剂，由使君子科植物诃子和毛诃子，以及大戟科植物余甘子等三种植物的果实為原料制作而成。在公元前1500年的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主要论著《遮罗迦集》和《妙闻集》中已记载了三果浆（陈明，2014）。中古时期，随着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西域饮食文化的传入，三果浆作为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土之珍品被认识和接受，盛唐时期曾风行一时，宋元以后逐渐淡出中国社会，而今只在古代历史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近年来，随着对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与开发，对藏药三果浆的研究有许多报道。
本文应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梳理，并考证其植物基源，理顺源流，以期探讨三果浆传入的路线和时期，以及三果浆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本草考证
通过对照藏药古本记载和藏药植物资源资料，对三果浆的主要基原植物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进行对比和名称、产地、真伪、性味功用等方面的考证，并与藏药标准中的基源植物和药材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
1.2 古籍文献研究
运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查阅了与三果浆相关的古籍文献和资料，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考证和探讨三果浆传入中国的路线和时期，以及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果浆及其植物基源
三果浆是古代印度的传统果药饮品，是由诃梨勒（诃子）、毗梨勒（毛诃子）、庵摩勒（余甘子）三种果实制成的饮料。在印度阿育吠陀传统医药文化中，三果是最著名的常用药物之一，也是日常食用的果品和咀嚼料（陈明，2012，2014）。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在唐朝时期均已载入《新修本草》，元代《食物本草》中也收录了“三勒”。《中国药典》同时收载了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分别做药用;由三果组成的藏药三果汤，又名哲布松汤，是藏药中最常见的基础方，也是印度阿育吠陀传统医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代表方剂（杨继家等 2012）。
2.1.1 诃子 诃子（Terminalia chebula）为使君子科榄仁树属乔木，分布于热带亚洲，包括尼泊尔、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度、缅甸，以及中国云南西南部（德宏、临沧），主产喜马拉雅南坡（吴征镒等，2003），又称诃梨、诃黎、诃梨勒、诃黎勒、诃药勒、克地老和咳地佬（云南腾冲）等。梵文haritaki，火罗语arirak，波斯语halila，阿拉伯语halilaj， ihligat。在三果中，诃子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药物（陈明，2014）。
诃子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及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药方残片中大量出现，是西域药物市场的热销货，按粒记量，较为贵重（陈明，2014）。诃子同时也是佛教僧尼自备的常用药，为佛医的常用药物，在佛经中常有记载。汉译佛经将haritaki译作“呵梨得枳”，称“此果为药，功用至多，无所不入”。诃子随佛教的传播，秦汉时期已传入我国，东汉张仲景著的《金匮要略》（219年）和晋代嵇含著《南方草木状》（304年）均有记载。在广东的寺院中，种植有引入的诃子。诃子炮制在中医典籍亦多有记载，并载入《中国药典》，但中医方剂和配方使用不多，未列入中药材大品种。在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名录中，诃子肉排名102，仅在4种中成药中出现（杨崇仁等，2016）。
诃子为著名藏药，藏名a-ru-na，汉译名阿如热、阿肉拉（杨竞生，2017）。《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古代藏医药典籍均有记载。藏族史诗《格萨王传》中有“征服四百种疾病时，柯子来做药中王”的记载。《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将诃子分为那木加诃子、布木吉镇诃子、稍西诃子、都孜诃子、吉合迈诃子、排西诃子、格木保河诃子等种类，可能是因来源不同，或果实成熟度与加工方法不同所致（Yuri et al， 1992; 杨竞生，2017）。藏青果（西青果）系诃子未成熟的幼果用水烫后晒干的产品。诃子的变种绒毛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var. tomentella）及同属植物银叶诃子（T. argyrophylla）在云南代诃子入药。变种绒毛诃子亦收录于《中国药典》中，用作诃子。西藏南部墨脱有将杜英科植物滇北杜英（Elaeocarpus borealiyunnanensis）的果实作诃子用的（张宇等，2019），维吾尔民族药用恒河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var. gangetica）作药用。
2.1.2 毛诃子 毛诃子（Terminalia bellirica）与诃子同属于使君子科榄仁树属， 分布于东南亚热带地区，主产于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缅甸、老挝等地，是中国云南南部热带季雨林的常见上层树种（吴征镒等，2003）。毛诃子与诃子的主要区别在于果实密被锈色绒毛。毛诃子是分布广泛而多变异的多型种系，有具腺毛诃子（T. bellirica var. glandulosa）和月桂诃子（T. bellirica var. laurinoides）等变种。毛诃子别名：毗梨勒;梵文vibhitaka， bahira;孟买语bahada， vahela;泰米尔语tbnrik-kby;泰卢固语tbndra-kbya;孟加拉语baherb， bohorb;印地语bhairb， bahera， barib;旁遮普语bahirah， bahira， bahera。汉译佛经称为“鞞醯得枳”或“毗鞞得迦”（陈明，2014;杨竞生，2017）。
毛诃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国。《证类本草》《新修本草》，以及《南方草木状》均有记载，认为其功用与诃子和余甘子相同。毛诃子是藏药常用药物，藏名帕孺拉（pa-ru-ra-）（杨竞生， 2017）。西藏南部墨脱称为巴如热（ba-ru-ra），并将毛果柿（Diospyros variegate）（柿树科）和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漆树科）的果实作毛诃子的代用品（張宇等，2019）。作为藏药配方药物，毛诃子也收载于《中国药典》中。
2.1.3 余甘子 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按新的APG系统，已归入叶下珠科），广泛分布于热带亚洲，常见于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地，印度和中国分布最广。我国长江以南从西南至东南沿海地区均有分布，包括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湾等。中国云南常见于海拔1 200-2 200 m 山区，特别是干热河谷两侧的疏林和山坡向阳坡地，有的地段形成优势灌丛或小乔木林居群（吴征镒等，2003）。余甘子是分布辽阔，变异性大的多型性物种，其生态型既有灌木，也有乔木;结实多少和果实性状大小与其生态环境和树龄密切相关，而性状特征趋同性明显。
余甘子又名滇橄榄、馀甘、榆甘子、喉甘子、油柑、油柑子、牛甘子、橄榄、土橄榄、鱼木果、望果等;由印度名翻译来的译名有庵摩勒、阿摩勒、阿没勒、庵磨罗、庵摩落迦、阿摩落迦、阿末罗果（大唐西域记）等。印度各地称呼不一，梵语amalaka（amara为芒果）， amlaki， dhatri， dhatriphala， adiphala;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amla;印地语aonla;泰卢固语amalakamu和usirikai;旁遮普语amolphal;孟买语avalkati;泰米尔语nelli;古吉拉特语 amali;此外，孟加拉语amlb， bmlaki;尼泊尔语amla;伊朗语amuleh;波斯语amola， amala;英语Indian gooseberry。译名庵摩勒、阿摩勒、阿没勒和庵磨罗，可能来源于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汉译佛经译作庵摩落迦、阿摩落迦和阿末罗果，可能来源于梵语（陈明，2014）。余甘子为常用藏药，藏语称究孺拉（居如热、久孺拉、居如拉）（gyu-ru-ra， ju-ru-ra， skyu-ru-ra）（杨竞生，2017）。西藏南部墨脱有将刺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棕榈科）的果实作余甘子的代用品（张宇等， 2019）。
余甘子在印度传统医药生命吠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印度神话中的仙药，也是印度医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之一，以及妇女和儿童医疗保健常用的药物（杨崇仁，2018）。在印度医典《医理精华》中含有庵摩勒的药方非常多。《耆婆书》残卷收录的 90个药方中用庵摩勒的25个方（陈明，2014）。余甘子随佛教和三果浆传入中国，在历代本草典籍中多有记载，并载入《中国药典》。中国南部地区民族民间长期使用本地产的余甘子保健消炎。目前，余甘子已列入我国药食两用目录，多用为健康产品的原料（杨崇仁等，2016）。自古以来，中印双方均将余甘子作为长生果药用于保健，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陈明，2014）。
2.2 三果浆考源
2.2.1三果浆源于古印度 三果浆是古印度医典中最常用的神效果药浆，其得名来自印度文化。汉译佛经的三果名是梵语triplate的意译，即三种果药（myrobalans）。这三种果药分别为诃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三勒浆的名称则是来自波斯，勒是吐火罗方言中这三种水果各自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陈明，2014）。吐火罗语是中亚印欧语系语言（Edward，2005）。波斯语中，与诃梨勒、毗醯勒、庵摩勒对应的词分别为hahla， balila， areola，有相同的结尾音节la。汉语中的三勒可能来自受吐火罗语影响的波斯语词，均与波斯文化有密切关系。
古代印度的果浆品种繁多，不同种姓使用的饮品也不相同。三果浆是不含酒精的饮料，佛教兴起后，属于佛教之尽形寿药的果药类，为印度僧人用于疗病和养生的常备饮品，僧人念经喉口干时服用，可润喉生津止咳和提神醒脑。在佛教经典律典中有许多关于三果的记载。在密教文献中，三果浆作为仪轨用物;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云“以安悉香酥，和三果浆，烧念诵，一切人皆敬爱”;《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卷2用三果配制延年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用三果配制眼药。三果浆可作为原料配制各种饮品和食品：《遮罗迎本集》中有三果长年方、三果煎、三果酥、三果散、三果油、三果酒、三果糖浆等;《妙闻本集》中也有三果酥;《八支心要方本集》中有三果长年方、三果酥和大三果酥;《善见律毗婆沙》卷11提及稣毗罗浆，在三果的基础上添加多种药食制成，是五世纪或以前佛教寺院配制的常用药浆，被誉为诸药中第一。此外，三果汁还可以作为染料染制僧衣（陈明，2014）。
三果浆（三勒浆）既是清凉可口的果汁露，也是治疗腹泻、咳嗽等疾病和增强体质的常用果药。晚唐时期韩鄂编撰的《四时彙要》记述了三果浆的制作：“造三勒浆，诃黎勒、毗黎勒、庵摩勒，已上并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二斗，熟调，投干净五斗中，即下三勒末，搅合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钵拭去汗，候发定即止。但密封。此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味致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须是八月合即成，非此月不佳也”。
2.2.2 三果浆传入中国
2.2.2.1 栗特商人将三果浆传入中国 古印度的三果浆沿东西方向传播，西至阿拉伯、波斯及罗马。古印度与波斯的交流早于与中国的交流。中古时期，中亚和南亚伊斯兰化，三果浆为无酒精饮料，适合伊斯兰教义。古代波斯为阿拉伯大食王国，保持着食物疗法的传统，三果浆既能入药，也能作浆，且不含酒精，由于三果浆饮料颇受欢迎，因此在中亚地区流行，成为阿拉伯文化产物。丝绸之路开通后，波斯是印度与中国交流的中转站，三果浆入唐的途径虽史无明载，东向传播途中，在于阗、吐蕃、敦煌等地均留下许多遗迹，在已出土的文物残卷中有不少的记载（陈明，2014）。三果合用入药方，不仅在印度本土医药古籍，而且在丝绸之路的胡方中亦常见。
“赤脚波斯入大唐”，三果浆最早为胡人进献的贡品。隋唐时代进入中原的胡人或波斯人，大多是栗特商人。栗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属于伊朗文化系统。在地处欧亚大陆、东西往来的主要干道上，栗特人是善于交往和贸易的民族。四世纪初，栗特商人已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贸易网络，中古时代栗特人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荣新江，2014）。栗特商人带有伊朗和中亚的文化特点，经营香料、药物、珠宝和贵金属等，丰富了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他们有的还代表西域各国，向朝廷和官员贡献礼物。三果浆作为珍贵的礼品和商品，被栗特商人带入中原地区。古印度的三果浆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进入中国并改称为三勒浆（陈明，2012）。
隋唐之际栗特商人进入中国被称为胡商或波斯人，他们在漫长的商路上跋涉，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将三果浆从西域传入中国。作为珍贵的贡品，三果浆被献给隋唐宫廷和达官贵人，成为异域文化的代表，以及与葡萄酒媲美的类酒，流行于上层社会。“河汉之三勒浆”是唐代皇室御用的外来高端珍稀佳酿。三果浆时兴一时，曾有唐代宗用三果浆宴请大学士的故事。三果浆及其制作方法由胡商从波斯传入，因此中古时期有三果浆“法出波斯”之说。作为异域饮品的代表，三果浆成为唐代皇家贵族和上层社会炫耀的外来高端珍稀佳酿（陈明，2012）。
2.2.2.2 三果浆随佛教传入中原 如前所述，“三果”经由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要早于波斯商人传入三勒浆数百年，在佛经中多有记载。汉译《孔雀王咒经》及其对应的《梵文孔雀明王经》中可以找到对应“三果”的词语为triphali。六朝的汉译律典《毗尼母经》中出现治病所需的“三果：呵梨勒、毗醯勒、阿摩勒”之名。三果浆成为中土寺院秘制的珍贵健康饮品。“能煎此味”的僧人倍受尊敬，士大夫“争投饮之”（陈明，2014）。三果作为佛教圣药甘露丸的原料，成为佛教仪轨的重要贡品。后世由于三果原料不易得到，这一寺院饮品文化逐渐流失，而一些寺院则作为秘传药方珍藏。
2.2.2.3 三果浆传入西藏 近年的考古发现，吐蕃之前的象雄王国是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象雄王国是西藏西部的松散游牧部落联盟，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创造了约一千年的古代西藏灿烂文明。藏北高原辽阔的天然牧场和因流动而迁徙的部落，促进了象雄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和商业联系。象雄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是藏文的前身。象雄是雍仲苯教的发源地，苯教逐渐与佛教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象雄的原始医药是藏医药的前身（石硕，1994;张云和石硕，2016）。早期藏醫药典籍《月王药珍》和《四部医典》继承了象雄雍仲苯教医药学传统，记载了三果和三果浆，称其“主治瘟疫、紊乱热症、促使热症成型”。在象雄早期族群的原始宗教交流中，雍仲本教就与印度原始宗教有联系，三果浆可能通过喀喇昆仑山山口，经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巴基斯坦，从古印度直接传入古西藏象雄王国族群，并在早期藏医药中应用。现代藏语称三果浆为“哲布松”，不称为三勒浆，说明三果浆是直接从印度进入的（张云，2017）。三果浆是藏医药的重要药物，三果浆及以三果为基本原料的制剂受到重视，并在内地逐渐普及。我国药典已收载三果浆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一册》（2015年版）。
2.2.3 三果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唐以后，三果浆曾一度走下庙堂，受众人群逐渐广泛。海上贸易扩大了进口，三果浆制造亦曾兴起一时。五代至宋以降则仅记载于历史文献中。元代阿拉伯饮食文化流行，三果浆因再次成为元朝贵族阶级的时尚饮品而一度重现世间。但此后，三果浆作为真正的饮品却昙花一现，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三果浆以果饮著称于世，极少入药作浆，故传统中医古籍记载无多。孙思邈在“麇角丸方”的服法中以“空腹取三果浆以下之”，将三果浆作为药引而用之。三果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仅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三果浆时兴一时，从唐宋文人留下的诗词中可见一斑。初唐诗人沈诠期有“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帝壶”的诗句（《嵩山石淙侍宴应制》）。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引杨慎《升斋外集》云“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其光色灼灼，如蒲桃桂醑，味则温馨甘滑”。描述了三勒浆在宫廷和王公贵族中享用盛况。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三勒汤代酒也”之句。
3 讨论与结论
三果浆逐渐从中国社会淡出，未能在民间广泛流行，与我国人们的品饮习惯以及自古以来的中国酒文化有关，也与三果浆的三果原料产于热带地区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易收全有关。三果浆随着佛教传播，远渡日本，至今在日本正仓院仍然保存着三果的三种药材。
三果浆除了在藏族地区直接从印度传入以外，主要从印度传入阿拉伯后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三果浆在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中亦有应用，如在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壮族，以及朝鲜族等民族医药中的应用，显然是受到藏族医药文化的影响。
三果浆主要由古代栗特商人带入中原，同时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而传入我国，且时间更早。在藏族地区，古代西藏象雄王国与古印度的原始交流，是三果浆传入的主要途径。三果浆的基源植物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和替代品，但主流原料则均为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三种植物在我国均有分布，主产于热带地区。随着我国对民族医药的进一步重视和深入挖掘利用，三果浆作为藏医药瑰宝在我国逐渐得到重新认识和普及。
謹以此文纪念藏药资源研究先驱杨竞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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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巧媛）
作者：杨崇仁 张颖君
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 篇3：
清代生态环境档案述论
摘 要 生态环境史研究已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一个新学术领域，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史学视野的拓宽，对清代生态环境档案的认识和整理，已经突破了常规的文献资料，更加关注自然地理要素、历史遗迹遗存等非语言类档案。
关键词 清代 生态环境 档案
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全世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话题。如何正确把握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中总结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对于当今社会健康发展显得愈发重要。下面笔者就清代的生态环境档案加以梳理：
一、正史、典志、实录、奏折
《清史稿》分设有地理、灾异、河渠、交通等生态环境专志。在本纪、列传等中也记载有重大灾变、国家农垦、水利、赋役等重大决策档案，毋庸讳言，《清史稿》保存了大量的清代生态环境档案。
乾隆年间设三通馆修成“清三通”即《清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民国时期，刘锦藻修成《清续文献通考》，此四书中对清代河渠、水利、屯垦等生态环境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记载。乾隆、嘉庆等几朝多次修纂《会典》，也记载了清代重要的生态环境档案资料。
《清实录》详尽地记载了历年大小臣工的奏对与皇帝的批复等信息，实录虽然以记载政治为主体，但也不乏记载了自然灾异、农垦水利等生态环境相关内容的档案，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出现了大量的荒政书、官箴书等，这些或是施政实录，或是施政总结，这些程式化的记述成为官僚们的指导法宝。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清代国家在农田水利、灾荒救济等方面的政策与操作过程，比较著名的有陆曾禹《钦定康济录》、方承观《赈纪》、汪志伊《荒政辑要》、王凤生《荒政备览》、杨景仁《筹济编》等。近年来，由李文海先生等主编出版《荒政全书》收录历代的各种荒政书，其中第2辑4册全为清代，共45种，这些资料是我们研究清代生态环境变迁的必备资料。
在清代的专制政体下，沟通中央地方的主要途径就是依靠各级臣工的题本、奏折以及皇帝的谕旨。清代还确立了严格的雨雪、河汛、收成、粮价定期奏报制度，各地有义务每年固定时间上报，特别是长期全国性的水旱档案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些档案资料都较好的保留在奏折当中。这些档案资料价值巨大，当时及后世不断对其进行整理，如《四库全书》中有《雍正朝朱批谕旨》；民国有《明清档案》及台湾近年整理的《历朝朱批谕旨》；新中国成立后，对清代的生态环境档案进行了大规模地专门整理，先后有多种资料集问世，水电科学院与水电部等共同整理的《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该丛书分海滦河、淮河、珠江韩江、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黄河等五大流域的“宫中”、“朱批”、“军机处录附”等有洪涝相关档案按时间顺序进行整理。
二、地方志、地方文献档案、金石碑刻
地方志是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若以《禹贡》为地方志的源头，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修志史，到了明成化年以后形成了全国性的修志高潮，清康熙年间开始，国家下令各地定期修纂地方志，并形成“一统志——省志——府县志——乡镇志——专门志”结合的方志体系。据统计，全国共有旧方志8500多种，其中6000多种为清代所修。地方志一般包含地方的建置沿革、山川风土、土地赋役、水利堤防、选举学校、宦绩人物、金石艺文、灾异五行等各方面的内容，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生态环境的文献档案。
地方文献档案的包括是各类文书、契约、家谱等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中不乏关于山林保护、土地交易、水利分配等生态环境档案资料。如苏州商会档案中就保留有不少生态环境相关资料，如疏浚河道、城镇卫生防疫、防止水土污染、保护山林等。这些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带来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热点。另外家谱等资料中也很重要，其中所记载的家族繁衍迁移等资料是研究历史人口的重要史料。
古人为记载盛事、表彰善举、昭示诚信等目的，在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金石碑刻。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料在很多地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湮没于墙角巷尾，在这些碑刻资料中包含不少生态环境档案，主要有山川、寺庙、园林的碑记，水利堤防营造碑记，山林河流等的产权或保护碑记，以及其他碑记所包含大量生态环境档案。
三、笔记、文集、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报刊杂志
清代有大量的笔记、文集，很多笔记文集中记载有生态环境档案资料，如各种观光游记、舆地考释、水利奏议等。如包世臣《安吴四种》、屈大均《广东新语》、刘献廷《广阳杂记》等。在这些文集中记载生态环境相关的档案不胜枚举，如魏源《古微堂外集》中著名的《湖广水利论》就分析了明清时期农业垦殖引发生态危机。清代文人笔记中也记载了当地生态环境状况，这些资料尤为珍贵。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常常也包含有生态环境信息，最为典型的是那些描写山川名胜、四时风景、水旱灾荒等的内容。比如清人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一书，全书26卷，分若干子目，其中有岁时、舆地、米谷、水利、农政、灾荒、流民、风俗、采矿等，其中记载了大量清代生态环境档案。
民间文学则包括各类谚语、歌谣、传说、曲艺等，这些多为口头艺术，没有文字纪录，同样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如山西“大槐树”传说及长江中上游“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谚语所反映的明清大移民的历史。“走西口”所折射北方商人四处经商、垦荒的历史，其背后往往隐含有清代生态环境变迁档案信息。
晚清时期，西方现代新闻传播方式，报刊传入中国。19世纪50年代开始，首先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纸，嗣后中国人也开始跟进。据统计，至1911年，在中国先后出现过100余种报刊，这些报刊杂志中记载了大量清末生态环境档案。
四、非语言类档案
除了上述包含语言或文字信息的清代生态环境档案材料以外，那些自然地理要素、历史遗迹遗存等，（下转41页）（上接38页）往往都附载有历史相关生态环境档案。
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质、地貌、植被、土壤、水文、气象等各类地理学要素。我们可以根据植物孢粉或碳14鉴定历史年代，根据古树的年轮确定降水情况，根据水土冲蚀遗迹判断洪涝时间与区域，根据土壤岩芯测定水陆与生物分布等等。随着科技的进步众多自然地理要素也成为了保存清代生态环境档案的重要资料。
历史遗迹遗存也保存了大量的生态环境档案，如福建的土楼、徽州的民居群，贵州的屯堡，山西的大院，这些都保存了大量清代生态环境档案信息，又如湖北江陵的万寿宝塔，直接见证了明清荆江的变迁与堤防的发展，华北地区的黄河故道保存了清代以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
综上所述，清代生态环境档案涉及传统历史文献记载的方方面面，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一些自然地理要素、历史遗迹遗存等附载有相关生态环境档案的材料被发掘，为清代生态环境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一种新范式，开拓一个新领域。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生态环境档案，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加强生态环境变迁背后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分析，为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提供基础性的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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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科伟.秦汉生态环境史料述略[J].兰台世界，2008，（18）.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
作者：贺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