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音乐论文

2022-05-14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古典音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早在十七世纪,西方音乐便作为外来优秀文化引入到我国,并受到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局限性,使得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有所保留,不能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导致西方古典音乐在我国的发展受到影响。对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当下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就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进行深入论述和研究,以供参考和借鉴。

第一篇:中国古典音乐论文

中国古典音乐的哲学本原思想

摘 要:哲学的最高问题是追溯世界本原的问题,音乐与哲学有着共同的本质。学界关于中、西方音乐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已有较多的探讨,但是还很少涉及到“本原”哲学范畴与音乐关系的话题。本文论及中国古典音乐的哲学本原思想,主要内容:一是音乐反映原始人类的宇宙自然观;二是音乐与人体的自然节律相对应,三是“乐教”体现人与天地和乐的自然精神,四是音乐担负神道与政教合一的政治职能。

关键词: 古典音乐 自然本体 哲学本原

一、音乐的起源及神秘属性

“本原”是中国古代哲学自有的命题,它的源头早在先秦诸子哲学之前就已经孕育成熟,以“宇宙创生论”为其核心观念。《庄子·天下》篇讲述老聃、关尹的学说,认为他们都“以本为精,以物为粗。”这里的“物”是存在的客体,“本”是万物的根源。《庄子·知北游》:“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本根”是无形无状的存在,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基础。音乐蕴涵着哲学本原思想,这是我国古代乐论特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支配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不是商周以后的理性哲学,而是更为原始的本原哲学,以及由此形成的巫术文化。《山海经·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夏后开即夏启,传说他到天帝那里作客,带下来《九歌》和《九辩》的曲子,在广袤的原野上演奏。《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曰巴。”夏代的君主一般都身兼巫职,夏启当时即担当大祭师的身份。《九歌》和《九辩》属于巫乐,是当时巫师祭祀的祝语或颂歌,战国诗人屈原作《九歌》,也仍然是沿用古俗传承下来的巫音。《山海经》的记载虽然显得荒诞不经,但是其中能够让我们确认这样的信息,那就是音乐是神圣的,它是早期人类自然崇拜和古老宇宙论观念的产物。《吕氏春秋·大乐》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这里的“太一”,就是指世界的物质本原,古人解释“太一”常用到气、阴阳等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都是相通的。

音乐是一种神秘的艺术,它的音律能与天地自然相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人对音乐的作用,往往并不看重它的审美愉悦性,而把通神致用的功能放在首位。《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国攻打郑国,晋平公在率兵救郑的时候对战局深感不安,他的乐师师旷“以琴卜之”,然后对平公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师旷依据《北风》乐声平和,《南风》乐声不扬且多有肃杀之声,以此推断不利于楚军。果然三天后郑国兵士来报,因连日大雨,山洪陡涨,楚军不堪其苦,只好撤兵而去。另有一则故事讲述音乐的神奇功能。《列子·汤问》篇记载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来到北方,见其地冰寒不生五谷,于是便吹管律使天气回暖,于是禾苗得以生长。古今评论对这一类传说常常不予认同,认为其不符合科学道理,然而我们若从阴阳律学的角度看待它,其中的哲学意蕴就会显露出来。这种理念看似抽象,处于形而上学的思辨当中,但是在音乐的表现中则充满着一种原始郁勃的生命意态。我国古代音乐的曲式格调,常常都有“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的和美意境,取天地自然的象征意义。古琴曲中有泛音、散音和按音三种音色,泛音配天,散音法地,按音如人,象征天、地、人“三才”的和合关系。由于音乐本于自然,因而音乐的至高境界也与自然天道相通,古代乐论涉及的音乐起源和音乐审美等问题,大都体现出辽远博大的宇宙意识,人们对音乐的鉴赏,也以把握这种形而上的思想意旨为最高境界。明代徐上赢《溪山琴况》在总结琴曲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四琴况”,这种音乐品评与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论诗有些相似,揭示出来的是音乐表现上的各类艺境。“琴况”的这些品目也可以视为音乐的审美范畴,如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等等,其中贯穿的美学追求可以用“中正和平”和“清远淡雅”来概括,注重圆和、清雅的韵味。这种风格气韵折射着古老的哲学意识,在历代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民族性的审美特征。

二、音乐暗合人的生理节律

音乐的本体不仅在于它的形而上属性,也在于人类生命体的内在规律。音乐所运用的声音是有组织的乐音系列,构成音声的物质材料与人的听觉感知以及生理节律都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它暗合生命节律,是自然美的最高体现。在西方美学史上,处于自然哲学阶段的古希腊美学,关注的就是艺术的本原问题,其美学思想注重对事物的外在形式的研究。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量关系、数的原则去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认为世界万物最基本元素就是“数”,美的事物就是体现着适当的数量关系,事物本身都必须符合和谐的数的比例。在对待音乐美的认识上,毕达哥拉斯认为物质之间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形成的主要原因,它代表宇宙和谐的原理,也符合人的欣赏规律,所以它能给人带来美感。与西方美学传统不同,在我国古代,声音之道被哲学家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范畴,古人运用阴阳学说解释音乐的起源,并把它同人体相对应来谈其养生意义,认为音乐顺应宇宙万物阴阳相生、动静相应的规律,显现在乐音上的节奏、韵律、调式、速度、音频等特点,都与人体的运行规律相同,就连人的腹内五脏也与“五音”有对应的关系。《黄帝内经·灵枢》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与天地相参。”《素问》将角、徵、宫、商、羽五音分属木、火、土、金、水,产生了“五脏相音”学说,认为五脏脾、肺、肝、心、肾相应于五音宫、商、角、徵、羽。宫声入脾,商音入肺,角声入肝,徵声入心,羽声入肾。每音之下再分五个音,则为五五二十五音,依此与阴阳二十五型人相应。

“阴阳五行”学说把人体作为宇宙自然的对应物,阴阳消息与人的心理结构会产生全息的感应,这在古人对音乐起源的描述中就能体现出对此的理解。《吕氏春秋·古乐》篇有“朱襄氏制琴”的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气,以定群生。”音乐的产生来源于生产实践需要,为的是疏导人体阴阳两气失调的现象,这表明古人对阴阳之气有自己的理解。“气”是我国哲学本原论的基始范畴,它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成份,古人认为音乐的产生也是宇宙自然气化的结果。《乐记·乐礼》对此有具体的描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乐记》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是探求文艺本原的问题,把音乐放在阴阳气感的哲学基础上来论列,认为天地阴阳激荡,四时之气相生,音乐踩合自然节律而兴,这种认识对文艺创作的“物感”说极有影响。《文心雕龙·物色》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虽然讲的是景物描写,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正是主体“神与物冥”的观审活动,这是“天人合一”的诗性境界,即主体在与客体互感互动的直观活动中倾听自然的回响。 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音乐能够深主人心,化感性情,在主体接受过程中,人的情感也在悄然地发生移情和愆化。《乐记·乐本》说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这里的“声”是物音,它只具有物理性而没有情感性,“音”则是按一定规律与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的音声运动形态,它构成了一种表意的符号。古典音乐的旋律优美动听,曲调柔和舒缓,反映在艺术上即综合“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因素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这种音声美感“不仅具有乐律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音乐心理学的意义,无论古今中外,在音乐审美尺度的建立过程中,人们都执意追求音乐的谐和感。”① 在中国古典音乐中,优美和谐意境的传达是通过音色、节奏和曲式结构等基本要素表现出来的。

三、“乐治人心”与天地之和

关于音乐的作用,西周的统治者历来重视德治,注重以礼乐作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音乐的教育功能关键在于“治心”,即消除人的内在欲望和外在的诱惑,使之归于“礼”,这就把音乐的本原放在人的心性基础之上了。音乐能够为社会的道德教化而经治人心,这是由它的本原基点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功能,反映了音乐的宗旨是“美善相乐”,倡导人与天地和乐的人格美。②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里说的是人的自然本性。《郭店书简·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代习而后定。”③ 人的天性出于自然,它的归宿则需由天理来引导。《孔子家语·五仪解》称人之圣者,都是“穷万事之始终,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人的情性需要秉持天道而成,故此,古人注重对人施加乐教。《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用音乐来教化和培养人,这应该是来自远古的遗风,《尧典》说虞舜时代就用乐舞来教习贵族子弟,让他们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这是音乐通于神灵所能达到的功效。古代音乐常以“乐象”来表现天地万物之节,用以比拟人间的“事行之序”,音乐能够体现天地秩序,自然也反映人的心灵状态,在这种“异质同构”的关系上,音乐建立起世界图式的表征意义。《国语·周语下》说:“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这里也说到音乐与“数”的关系,但并不是一种空间或数量的比例关系,而是人与天地自然整体对应关系。古代的乐官考量音律,要把天、地、人视为“三统”,将天施、地化、人事之纪视为万物之和的根本,自古传说“十二律吕”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史记·乐书》说到人接听音乐,“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我国的传统音乐非常重视道德人格的寓意,这实际关涉到音乐本体论的宗旨。《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中国古代乐教具有成人造士的德教作用,音乐的移情作用也就是由乐教实现德教的联系机制。《中庸》提出“喜、怒、哀、乐皆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④所谓“中节”,就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天地之道与人间的礼乐相合才能具备“中和”之美。节奏和秩序是音乐的本体,但它们都源自于人的情感,古人论音乐美首先都强调音乐的情感因素,因为任何艺术都须凭借主体的情感才得以走入它的本体。《乐记·乐象》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乐记》的音乐美学揭示出音乐所由自生的哲学本原思想,音由心生,乐由声感,音乐与人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音乐最能体现人性之本真,在音乐的形式和音律节奏中,人的自然性情也会随之产生潜移默化的感化和矫治。

四、“礼乐应天”的社会政治功用

我国先秦的乐论,一般以“乐”代指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在社会的运用中是指礼乐。谈到音乐的社会政治作用,为什么还会联系到哲学本原的概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具体的途径是把社会现实的存在同天道自然联系到一起,把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与人类社会的政治规范相联系,从派生万物的本根上寻找社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正是由于这样的哲学思想基础,所以我国古代哲学十分注重对“本原”、“本根”性概念的阐释,并通过这些哲学概念将社会政治道德观念融注到其中。儒家学派注重“天道”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把天道转化为社会礼仪规范,依此对人们的文艺活动加以约束。《乐记·乐情》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异,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记》的音乐理论为我国古代音乐哲学奠定了基石,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音乐通政”的思想。《乐记》作者认为音乐与自然可以发生感应关系,这是由于音乐的根源在于自然之道。桓谭《新论·琴道》称:“昔神农氏继伏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音乐具有属天的神秘性,古人作乐要配天地之情,通神明之德,这给音乐赋予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基础。汉末蔡邕《琴操·序》称古琴的规制“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清人周鲁封《五知斋琴谱》说到古琴,对这种思想加以进一步阐发,后世人们在观念上把君权政治内化到音乐的秩序之内,使它获得了维护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地位和品格。

儒家的礼乐是天、地、人三者间相互沟通的纽带,社会政治思想要通过乐教影响人心来加以实现。《礼记·乐记》云:“若夫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这是雅乐的根本功能,《诗经》中的《周颂》、《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都是这种祭祀音乐的典型代表。《毛诗序》论及音乐的社会作用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和”的观念推及到音乐的所有领域,荀子《乐论》提出“审一以定和”的命题,可视为对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的一种最高概括。荀子音乐教化思想之核心是“化性起伪”,这种思想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然而荀子主张人性恶,其目的是从人性现实中引出实施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其中也非常强调乐教的重要性。总之,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正是由于看到了它“上接天道的形上根源,从而给予音乐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⑤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涉及到音乐的神秘起源和地位,也关系到如何认识音乐的社会作用,强调音乐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等伦理教化功能。音乐禀于天地精神,它不仅作用于人,且能反作用于自然界。《乐记·乐情》说:“大人举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坼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尔。”把音乐和超自然的宇宙精神相比附,这样的观点是战国“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汉初的“谶纬”学说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人神之际的精神感应,音乐可以通之,音乐不仅有益于社会的德化风教,而且还可以假神灵之力取得定国安邦的政治功效。

注释:

①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②杨蕾.中国古代乐教的德育功能及其现代启示[J].中州学刊,1998(4).

③涂宗流.郭店楚简平议.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

④《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⑤蒋晓音.中国古典音乐与中国文化精神[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作者:王少良

第二篇: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

【摘要】早在十七世纪,西方音乐便作为外来优秀文化引入到我国,并受到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局限性,使得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有所保留,不能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导致西方古典音乐在我国的发展受到影响。对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当下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就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进行深入论述和研究,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西方古典音乐;历史;未来;研究

引言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不同使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十分困难。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也就使得在面对一些外来文化时,往往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而言,随着世界一体化格局的不断形成,西方古典音乐最为一项世界级文化被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国,而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这项优秀文化未能很到的与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导致这一財富的“浪费”。如何将西方古典音乐与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便成为当下我国相关领域研究工作人员需要考虑的首要难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对此,文章深入分析了西方古典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体现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从而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的有机结合。

一、西方古典音乐概述

(一)西方古典音乐介绍

在西方音乐史中对古典音乐并没有固定的概念,由于解释的不同,使得其概念也多种多样。而本文所提到的西方古典音乐采用“维也纳古典音乐”的观点,其中以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为代表。

(二)西方古典音乐的创作背景及特点

西方古典音乐最早出现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时人们刚从传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一些音乐家们将时代精神融入到音乐作品中,从而形成了西方古典音乐。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以贝多芬、莫扎特为代表的音乐家,利用自身独特的音乐天赋,将时代的主旋律穿插到音乐作品中,使得听众在欣赏音乐作品时,体会到音乐所流露出来的时代情感。通过音乐中情感的交流,使得音乐被赋予了典型的文化特征,使得文化与艺术得到有机融合。

二、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

(一)利用中国文化理解西方古典音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诗歌作品是最具代表性之一。诗歌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是其艺术形式的体现,这与西方古典音乐相类似。而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可以借助中国文化中的诗歌作品进行表达,通过二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共同点,将西方古典音乐与具体的诗歌作品相结合,从而加深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例如,唐朝王勃的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为送别诗它表现了诗人在送别朋友时的一种惆怅情怀,并对朋友给予了深深的祝福。此外,该诗还表现了一种相聚必散的情怀,体现了人们在追求事业以及前程时的一种高尚胸襟。尽管作者在送别朋友时很难舍,但是想到朋友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离开,便抛下惆怅,给予祝福。而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莫扎特的音乐作品风格与王勃的诗歌具有相同的基调,这是由于他们在仕途上具有相类似的遭遇,便使得作品所流露出相同的情怀。莫扎特作品《简易奏鸣曲》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情感表达上极其类似,这为我们在理解西方古典音乐方面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两位伟人具有共同的情感遭遇,使得他们避开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作出相同的情感的作品,从而为艺术与文化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古典音乐联系

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古典音乐具有重要的联系,《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代表作之一,与西方古典音乐的联系最为密切。《红楼梦》主要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描述,刻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不满。该作品迄今为止仍然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由此催生了“红学”和“红迷”。而随着后世对《红楼梦》作品的不断深化研究,一些音乐领域的“红迷”们发现该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在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中有所体现,例如《红楼梦》中刻画的史湘云是一个豪情的角色,在《莫扎特书信集》中具有同样的人物性格,莫扎特作品所表达的漠视权威、豪放不羁这些性格正是史湘云所包含的。由此可见,史湘云人物形象是莫扎特思想的真实写照,二者虽然身处不同时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但是他们所具有共同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对权威的漠视,这使得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古典音乐建立了相应的联系。

三、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未来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西方古典音乐必将在我国实现全面的发展。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将其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且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有效创新,从而促进文化与艺术的有机结合。总体而言,西方古典音乐在我国未来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西方古典音乐的引入,会给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得一些音乐创作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行大胆创新,以突破传统文化的制约,促进我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对那些以保持统文化者而言,也能从中寻找到新的活力、新的启迪点[1],从而达到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引入我国时间虽然较长,但是其发展效果不容乐观。对此,如何正确的看待这一优秀的文化,并将其有效融入到我国传统文化之中,值得相关人员思索。通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古典音乐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并且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西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引入。因此,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当下,要想更高的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就需要将其与西方古典文化进行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打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化形式,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海德里希·盖格,曾金寿.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03):164-169.

[2]田笛.浅谈古典音乐与西方文化之关系[J].中华少年,2015(13):98,92.

作者:王怡

第三篇: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音乐教育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包含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按中国传统音乐中所包含的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划分成五个类别:1.器乐音乐;2.戏曲音乐;3.说唱音乐;4.民歌;5.民间舞蹈音乐。这些是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本体,是中国音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和情趣所在。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教育

在一个民族中,它的文化传统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道德等各个方面,通过积累、沉淀、世代的相传.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在音乐教学中如何融入传统的音乐文化,旁征博引,去其糟粕,汲取精华,让学生感受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性品格。笔者作为高校一名音乐欣赏课的老师通过教学实践,作了长期、深入有效地探索。

近年来,艺术素质课在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音乐素质课程更是丰富多样,并在课程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取得很好的成果。但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精髓,一直以来都只被专业音乐院校安排为必修内容,普通高校中很少设置该课程。我从中国传统音乐对高校素质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方面论述了让传统音乐进入艺术素质课堂的必要性,呼吁普通高校开设“中国传统音乐鉴赏”这门课程。

伴随着教育观念的巨大转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艺术素质课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正在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认可。普通高等学校,无论是理工类还是文科类,开设艺术素质课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已经充分认识到美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近年来,各高校开设的艺术素质教育课也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根据对目前高校艺术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现状的观察,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对艺术素质教育之作用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在普通高校开设中国传统音乐课程,对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是具有实际意义和重要作用的。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与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来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除六代乐舞及其他多种乐舞的发展和整理,礼乐制度的阶级化和等级化,大司乐机构的设置,三分损益律的运用等有重要影响之外,尤其在“八音”乐器分类中“琴”(七弦琴)及其音乐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民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对多处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乐器方面,作为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代表实例,可以举出由奚琴到胡琴类各种拉弦乐器的形式。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相传西周初,周穆王曾经带着规模颇大的乐队到西方各国进行音乐交流。此后,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也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引进乐器、乐律、音阶。作为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后又被改造为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就颇具代表意义。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之一是“中和之美”。中国古典美学提炼出了“以和为美”的原则,将其确立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普遍准则和最高要求。早在《尚书》所记载的远古时代,就有“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思想萌芽。具体到音乐,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瀛(名珙,别署青山,生卒年不详)所著的《溪山琴况》中对中国古典艺术——古琴艺术的论述中明确指出,琴乐之“首重者”,就是“和”。《琴况》开首即写到:“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论者认为,古圣贤制琴作乐的目的,就是陶冶“一身之性情”,进而影响天下人之性情并使之归于“和”。而当今国策之思想精髓便是“和谐”,学生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过程中不但能加强自身修养,还能逐渐领会“和谐”的丰富思想内容与厚重底蕴,从而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当代价值,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教育法》的日益完善,如提出对受教育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尤其要求受教育者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中国传统音乐应该进入高校艺术素质课堂,让广大学生细致深入地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热爱传统文化,更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我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因此,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可促进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保障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提供依据,发挥作用,以加速促使国际大联合,打开“世界大同”之门。

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悠远的历史。从《诗经》的西译与研究,到西域音乐传入中原以及唐诗宋词风靡世界的影响等等,中国文化在广泛的交流中,不仅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在不断地丰富着自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其深厚精萃的内质,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得以强大的精神之源。因此世界各国在总体上皆肯定我们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并争取进一步认识其精华之所在,以促使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与强大。这不但有利于我们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而且有利于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把握住正确方法和尺度。

作者:王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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