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大学生自杀现象
大学生自杀现象分析
信息管理0904李晶0309102401
大学生因失恋而自杀原因分析及看法 摘要：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自杀的比率日益增高，这引起了社会、高校、家庭的广泛关注。其中很大部分的因素是因为失恋而放弃生命。对此现象，我们在惋惜那些年轻的生命逝去的时候，也在分析着当代的大学生失恋自杀的原因分析，以此也希望孜孜学子们珍爱自己的生命。
关键字：大学生失恋自杀原因
正文：
一、大学生失恋自杀的原因
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开始进入性成熟的高峰期阶段，他们对异性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兴趣。大学生谈恋爱已经是高校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学生谈恋爱具有强烈的烂漫色彩和盲目性，他们不清楚“爱”为何物，只是凭一时冲动或者随波逐流，所以他们的恋爱极其脆弱，失恋是难免的事。大多数大学 生的心理并不成熟，他们不能经受失恋的悲痛，失恋使他们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精神失常，有的甚至产生自杀、报复心理。当他们听到自己心爱的人提出分手时往往觉得不能接受，没有心理准备，以至于认为活着再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认为失恋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于是选择自杀。更有甚者，当他们的恋人提出分手后，他们愤愤不平，认为恋人侮辱了自己的感情，于是产生报复心理，这种情况男性比较多，他们一般选择先杀害恋人，再自杀。对此有必要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1)提倡志同道合的爱情。大学生恋爱应把具有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放在首要地位，把心灵美好、情操高尚、心理相融作为择偶的第一标准。因此，在恋人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思想品德、事业理想和生活情趣等大体一致。
(2)要懂得爱情是一种责任和奉献。大学生一旦进入爱的王国，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才能获得崇高的爱情。
(3)在恋爱过程中，应多一些理解、信任和宽容，互相尊重，共同进步。爱情与做人一样，理解、信任、诚实和宽容都是十分可贵的品质。爱很多时候意味着是一种付出，要相知、相敬、相让。
(4)正确面对恋爱过程中的问题。大学生在恋爱的过程中要正确的看待，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和学校规章制度相结合。
三、我的看法及解决大学生自杀现象的方法
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旅程，对困难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进入大学后要独立生活，要独立面对更激烈的学习竞争，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遇到较为尖锐的矛盾时，往往措手不及，方寸大乱。尤其在大学恋爱时，在恋爱过程中盲目，当与其恋人发生矛盾甚至因此分手时，更是会因此心情失落或失望，直至想不开。所以大学生应该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增强自控能力。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要注意自觉地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自己的心理本质和行为习惯，弄清不良性格与不良习惯之间的关系。对不良行为习惯要进行自我调节，及时纠正。大学生还要正确对待各种压力，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加强心理健康训练，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排解。
第二篇：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分析及原因探究
[ 摘要 ] 中国自杀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自杀率，而农村自杀率高则因为农村女性自杀率高而引起，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是农村男性自杀死亡率的1.24倍，这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杀特征完全相反。农村妇女的自杀多为失范性自杀，农村妇女无独立的财产权，依附于农村男性的境况，人际交往与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和谐，个人文化素质不高，抗逆力弱是造成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原因。但近几年随着农村人口大迁移，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中国农村自杀率出现了新现象，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率在近20年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有学者认为农村男性和妇女自杀率则似乎处于上升状态，对于近5年中国自杀率及中国农村自杀率的趋势及绝对数字未有统一观点。
[ 关键词 ] 自杀率;农村女性自杀率;农村人口大迁移;代际关系;自杀工具
一、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将自杀定义为：“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后果的死亡事件。”[1]涂尔干还认为“如果个人自杀事件属于个人层次，而群体自杀率则属于社会层次。自杀就其本质上来说，它具有社会性质，是一种社会现象。自杀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伴随着现代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而引起的自杀行为的不断增加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其研究则刻不容缓，本文旨在研究影响中国自杀率的最重要部分中国农村自杀率的现象及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中国1998年的自杀人数为41万，而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的自杀报告死亡率1998年为13.89/10万，即全国1998年死于自杀的人数约为14万。[2]由王黎君等学者通过对全国疾病监测点的23个监测点的1995年8月至2000年8月死因死于“伤害”和“精神疾病”的1653例被试进行入户核查分析后，将中国自杀率从13.89/10万调整到了22.90/10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自杀率的绝对数字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学术界毋容置疑的一点则是中国自杀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自杀特征均不同，即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中国城市自杀率，中国农村自杀率中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又高于男性。 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尽管政府在近十几年致力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脚步也不断加快，但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结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农村自杀率则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口自杀率。(就自杀率而言，目前最新的数据无法证实中国城市自杀率由于人口增多的原因而高于农村自杀率，且并未有最新的关于城市自杀率与农村自杀率的数据，因此本文探讨的中国农村自杀率，农村妇女自杀率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2]的数据和先前的数据)中国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男性10年平均自杀死亡率为15.69/10万，女性则为17.94/10万，是男性的1.14倍。[3] 农村人群自杀死亡率高于城市，农村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4倍。在城市，男性自杀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是女性自杀死亡率的1.14倍，而在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则高于男性，是男性自杀死亡率的
1.24倍。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在工业化以后未在其他任何国家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杀死亡率不仅表现在性别上的差异在不同的年龄上体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人群的自杀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地理分布》中提到，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人群的自杀死亡水平检查，发现城市人群自杀死亡率无论哪个年龄阶段均是男性高于女性，而在农村，在15-34岁年龄组女性自杀死亡率明显高于男性，35-69岁年龄段男性自杀死亡率略高于女性。通过对中国人群自杀率的地理分布的分析发现，中部农村自杀死亡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但在不同地区自杀死亡均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的特点。东部和西部的女性自杀死亡率为男性的1.13倍，中部为1.22倍。
然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群自杀死亡率比之以前的模式有所变化，景军等学者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提到我国的自杀趋势与全球的自杀趋势正相反,在过去20多年内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我国目前的自杀率已远低于全球自杀率。费立鹏先生在2010年世界自杀预防日也承认这一事实并对我国媒体透露自杀死亡占所有中国人伤害死亡的比例从1987—1988年的34%下降到2005—2006年的20%。[4]景军采用4个数据来源，分别为(1)1987—1989年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统计年报,这部分数据源于卫生部门的统计,但数据收集的手段和样本量没有说明;(2)1991—2000年的数据来自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在网上公布的“全国疾病监测点数据”,由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选取145个监测点,样本为1 000万人;(3)1990和2001年的数据缺失,用前三年均值补齐的方法予以填补;(4)2002—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对这四个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补充所得，从1987年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之后略高于农村男性,到2006年开始略低于农村男性。以往的文献中多认为,我国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非常严重,这是因为1987—1990年,我国农村女性自杀率确实比较高1987年为32•3/105, 1988年为30•3/105,1989年为31•5/105, 1990年为31•37/105;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降到17•82/105,特别是在2003到2009年的七年内,从17•44/105降到7•87/105。
尽管有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赞同，刘燕舞学者在《中国农村自杀问题》中深刻分析了景军先生的《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的数据来源及整理分析方式，并认为景军先生的数据由于数据本身的缺漏不能有力的佐证其观点，她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得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5]学术界对当前中国自杀死亡率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本文认为，由于刘燕舞学者研究的数据来源范围较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因此并不十分认同其观点。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作者认为造成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农村人口大迁移中女性也开始逐步离开原居地外出谋求非农业性质的职业，因此农村女性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所以,农村女性的迁移是分析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关键之一。但刘燕舞学者则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女性自杀率实质上并没有下降，只有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下降但老年女性以至于老年男性自杀率大幅度上升，这导致了实质上中国农村自杀死亡率的上升，并且她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不是农村大迁移而是更深层次的代际关系和机制问题。然而，在王跃生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中，作者对代际关系深层次分析后依然归结为农村人口大迁移。无论两者观点如何相左，但两者都发现现今中国农村青年女性的自杀死亡率明显下降这一事实。
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众卫生问题，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自杀造成的社会负面效应也不可预估，有效的降低中国的自杀率，尤其中国农村自杀率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影响巨大，
研究我国农村自杀率，探究其原因，并找到解决措施对今后我国的发展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中国农村自杀率的原因探究
自杀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死亡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死亡，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一书中避开心理学视角而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自杀类型分为四个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利己型自杀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低度的社会整合及由此而来的个人主义膨胀;利他型自杀则实在社会组织高度聚合和社会整合力量过强的状态下产生的，它是个人对集体的牺牲;失序型自杀(**型自杀)则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两方面入手，经济危机等应激事件威胁个人的生存，使个人无法实现自我，从而导致自杀的增多。宿命型自杀是集体力量对个人的超强控制以及个人无法忍受过多的限制所造成的。
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主要由于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引起，刘斌学者的《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原因探究》中依据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将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归因为脱序型自杀，但笔者再次详细阅读自杀分类后，将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归因为失序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尽管宿命型自杀是三大自杀类型的附加类型，但笔者认为，正是社会失序引起了自杀冲动，本来为失序型的自杀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转变为宿命型自杀，但宿命型自杀作为引起农村妇女高自杀率的原因又是一个独立的原因，这主要因为农村妇女不仅面临着经济局势大变动带来的社会失序，也由于农村妇女本身在封建思想禁锢下的顺从天命的思想。而对于农村男性而言，几年随着农村妇女人口迁移，农村男性的自杀死亡率也正在上升，而这一现象也可归因为失序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但农村男性同妇女不同的是两者处于社会失序的不同时期从而导致不同时期两者的自杀死亡率趋势的不同，但两者共同造成了中国农村自杀率高的事实。
在仔细阅读大量文献后，将中国农村自杀率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原因：由于常年贫困导致家庭暴力引起自杀是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仍处於经济发展的探索阶段，尤其在建国初期，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建设让农村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除了个别经济发达省份的农业部分实现现代化，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依然十分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6957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逾半，但农业生产总值却与人口数不相符合。人口数量大但生产总值低，人均收入为两千的农村家庭在面临着粮食价格下降，收入来源日趋减少，生活开支和教育开支等的日益增加的形势下，夫妻间很容易为一件小事大动干戈，由于丈夫在言语攻击上处于劣势，为了维护男性地位和尊严，丈夫通常会采取暴力手段以捍卫自己的家庭核心权力的地位，妻子在这种情境下，自杀成为他们回击和躲避的最有效简单的方法。
二、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民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农民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经济，转而将收入来源投向了高速发展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据有关资料[
8、9] ,1982～1987年、1985～1990年中国从乡村迁出的人口占当时全国总迁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7.99%和62.59%,而且在总乡村迁出人口中分别有74.43%和77.54%都迁往了城镇,1995～2000年尽管农村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高达58.68%,而其迁移规模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
三倍之多。[6]这一大迁移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迁移初期的大量农村男性的迁移，许多传统的中国农村受到这次人口大迁移的影响，原来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家庭劳动力减少，只有农村女性支撑的家庭面临着很多问题，经济压力，婆媳关系，并且由于农村男性来到大城市后没有家庭的约束，许多男性发展出了婚外情，更甚者抛家弃子，这些问题成为许多农村女性选择自杀逃避现实的原因。而在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农村人口迁移的主体由男性正在向女性转移，我国农民的打工潮开始有了女性的广泛参与。到最近几年,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每年有4 000万之多。农村女性的人口迁移从某一方面来说降低了农村女性的自杀死亡率，但是这一迁移却对农村男性和农村老年及幼年人群的自杀死亡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女性和男性同时离开家乡，大量的留守儿童产生，无父母照顾管教，易受歧视很容易导致农村儿童的自杀行为。有一部分女性在离开家乡后也发展出了婚外情，并且据有关资料调查，这类女性通常会坚持离婚，并很大部分的女性会选择抛弃子女，这一行为对原本在婚姻中更受益的男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应激事件，许多男性因此产生自杀行为。
三、复杂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是不同代位家庭成员所形成的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7]传统的农村家庭通常出现四世同堂的情景，这是农村老人为保证自身利益所形成的一种家庭模式，在这种家庭模式下，长辈因为掌握着实际的土地权，因此子女和儿媳对长辈处于服从的地位，两者的冲突也比较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改革和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家庭模式被打破，父母亲不再与子女住在一起，子女实际上掌握了单独的土地权和财产权，子女，儿媳同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复杂的代际关系对农村自杀率的影响有两个维度。一是由于子女的赡养冲突引发的农村老年自杀死亡率的上升，由于子女有了独立的土地财产权，并且由于时代的发展，子代的收入明显高于父代的收入，尽管父代为子代留下了自己的遗产并操办婚礼，但代际收入差异使亲子的生存条件并没有获得同步的改善。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大多无任何收入，只能依靠子女赡养，但由于这一原因子女和儿媳在对老人的赡养方面便未尽责任，老人因为没有受到照顾，又不愿意“饿”死，便选择了一种体面地死法“自杀”;第二是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的婆媳冲突十分严重，这一冲突导致了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率高的现象。无论是在人口迁移前或之后，婆媳关系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冲突十分严重，许多年轻的妻子不忍重负，选择自杀寻求解脱。
四、易得的自杀工具：目前国内对于农药的使用的监管力度和范围还有所欠缺，这导致在农村，很易获得自杀工具，农药，除草器等，而且这些自杀工具的致死率相当的高。北京回龙观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中心在全国23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开展了自杀和其他伤害死亡原因调查的全国心理解剖课题。在研究的895例自杀案件中发现，85%居住在乡村或乡镇，28&从未上过学，58%服用农药或鼠药，47%的亲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27%有过自杀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仅有9%曾在精神康复中心就诊过。而在58%的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的自杀死亡案例中，77%服用有机磷农药自杀，75%服用家中存放的农药，62%服毒后曾接受医疗救治但抢救失败。自杀工具的易得性和致死率高的原因也是导致农村自杀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
五：农村人群本身的文化程度，思想观念落后。长期处于封闭的农村社会的农村人群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使许多家庭对教育望之却步，新思想难以传入农村使农村仍存留着大量落后的封建思想，唯命论是造成农村宿命型自杀的重要观念型的原因，面对应激事件，心理承受里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导致农村人群更倾向于选择自杀这一途径逃避危机事件带来的压力和问题。集体性自杀事件在农村常有发生，常年较弱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集体自杀的行为中得到强化，便易集体自杀。
三：结语
自杀作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现象，研究其现象及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建设和谐新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自杀率相比于世界平均自杀率来说并不十分高，但怎样将这一自杀率降到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加强思想宣传，鼓励义务教育，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规范农药的使用等等就是可行的解决措施。相信在今后的时间里中国的自杀率能在政府和社会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降低。
[参考文献]
1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07
2 王黎君，费立鹏，黄正京等 中国人群自杀死亡报告准确性评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10月第24期
3 杨功焕，周灵妮，黄正京，陈爱萍中国人群自杀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特点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
4 刘燕舞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兼与景军先生等商榷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5 景军，吴雪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6 王国霞，鲁奇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徙态势研究地理科学2007年10月第27卷第5期
7 费立鹏 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中国流行病学杂志2004年第25卷第4期 8 陈慧，苗萌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探究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9 曹彦婷，卢晓慧不同地域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分析-基于城乡差距的视角西北人口2008年第29卷第4期
10 刘斌 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原因探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1 王跃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三篇：【遴选公务员案例分析】官员自杀现象解析及干预对策
发布者：公选王(中国公选领导考试网)
发布日期：201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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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中共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在其住地附近自缢身亡。公安机关现场初步勘察认定陈白峰为自杀。另据其亲属介绍，陈白峰有多年抑郁症病史。此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员自杀成为公众关注的“风暴之眼”。
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具体数据为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交通、政法、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工青妇等部门官员自杀者非常少。有关方面在介绍官员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创办者徐培基在2008年曾主持完成了一份 《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这份未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
问题：
(1)你认为导致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哪些?(2)你认为应该如何干预官员自杀行为? 【答题参考】
第一问
当前，导致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官场生态差，晋升空间小。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环境是导致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在一些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担心工作出现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部分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身心俱疲。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中，科级职务以下的占92%，只有8%的公务员是副处级职务以上。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天花板”干部越来越多。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一些人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衡量其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容易在人事问题上出现情绪过度反应。
二是正常收入低，生活负担大。官员也需要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也有正常的人际交往，不少地方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收入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相适应。加之十八大以来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大力削减各类隐形福利，公务员由“金饭碗”变为“铁饭碗”甚至是“粗瓷大碗”。
三是外界期望高，工作压力大。上级要求高，群众期待高，是导致官员心理压力大、容易抑郁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自杀的官员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地方党委、政府、法院、公安、检察院、国土、纪委、教育、卫生、交通、信访等部门，工青团妇等部门自杀官员的数量很少。当前，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群众诉求更加多元，维权意识日益觉醒，矛盾冲突多发易发，舆论监督更趋完善，官员经常被“曝光灯”聚焦，“为官不易”容易诱发官员的心理危机。
四是利益诱惑大，反腐压力大。官员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拉拢腐蚀的对象和“权力寻租”的腐败高危人群。是甘守清贫，还是在侥幸心理、“漏网”心态怂恿下公权私用?官员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心理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五是不面对问题，自我调节差。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仕途不顺、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容易导致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和“去人性化”等职业枯竭症状，有些官员不敢勇于面对问题，讳疾忌医，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自己也缺乏排解和调节之术，加重了“病情”，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第二问
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深刻变化，矛盾和冲突高发频发。官员同样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受到各种各样的困扰，作为普通人，官员自杀是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官员也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是社会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作为公权人物，官员“自杀”已非私人事件，而是公共事件，社会有权利知悉更多详情。从我国自杀率来看，官员并不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但官员自杀确实暴露了很多深层次问题，需要正确对待和处理。
从根本上来讲，官员自杀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矛盾的综合反映，比其他社会成员自杀更具有典型性和复杂性。自杀官员增多反映了社会不均衡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社会不公平，司法不公正，阶层之间相互仇视等社会问题，这些都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结合“官员自杀”问题的成因和当前官员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干预官员自杀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简政放权，划好官员工作“责任田”。
一是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处理好政企、政社、政资和政事关系，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促进“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互协调配合。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决定、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都要坚决取消审批，推动政府职能“瘦身”，干部工作“减负”。二是坚持“有权就有责，权责相对应”原则，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划定岗位“责任田”，避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推动政府工作“聚焦”，干部干事明责、确责。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创造良好环境，消除官员晋升“玻璃门”。
一是优化党政机关政治生态。转变官场作风，克服“潜规则”和人际关系复杂化等问题，为官员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二是完善干部培养选拔任用体制，公平评价和使用干部。减少“天花板”等不利官员成长的弊端，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干事者有舞台，干成事者有地位;三是建立健全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重点部位、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监督，完善廉政建设各项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暗箱操作和不当竞争，形成政治清明、民主和谐的良好氛围，使之不能腐败、不愿腐败，不敢腐败，为官员廉洁从政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培养官员能上能下、包容开放的良好心态。
完善干部薪酬制度，规范阳光工资，充实官员收入“蓄水池”建立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的公务员薪酬制度，重点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一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把激励重心更多放在级别和专业技术职称上来，实行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着力使技术等级的薪酬水平能够与行政序列保持平行，鼓励基层公务员多元化发展，鼓励公务员向更艰苦和更需要的地方合理流动，避免千军万马都去挤行政职务晋升的独木桥。二是规范地区补贴津贴制度。我国公务员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资调查制度尚未建立，调整和决策没有依据。要按照“限高、稳中、托低”的原则，调控地方津贴补贴，缩小公务员地区间收入差距，解决公务员分配领域的内部公平。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心理干预，畅通心理危机“减压阀”。一是完善官员教育培训，把官员心理健康和心智强健列为重要内容，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进行心理健康专题培训，引导官员学会自我调节和纾缓压力，掌握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二是鼓励官员正确对待和积极参与心理咨询，开展工作减压和心理疏导;要运用正面典型进行引导，指导和帮助官员培养健康从政的心理意识。三是组织部门作为干部之家，要关心官员的心态动向，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切实发挥干部“娘家人”的作用;四是建立必要的心理咨询及治疗平台或引入第三方机构，聘请资深专业人士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保健服务。
大力改变工作作风，做好宣传引导，构建官民和谐“鱼水情”。
一是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推动工作作风转变，坚决刹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集中整治“四风”突出问题，形成为民务实的工作导向。二是开展正面舆论宣传，引导社会正确看待公务员这一职业，正确看待公务员这一群体，正确看待我国的发展现状，加强官民互动，缓解官民对立，消解官民隔膜。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过硬的工作业绩密切党群关系干群联系，构建官民融合“鱼水情”。
养成健康生活情趣，培养良好心态，练就抗压抗挫“硬功夫”。
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个性修养。养成健康高雅的生活情趣，处理好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的关系，不搞“小圈子”,不结交“小兄弟”,不放纵“小爱好”。培养大气、睿智、顽强、宁静的品质，遇到复杂问题不急不躁、遇到困难不气馁，不丧气，看到别人提升不眼红，始终保持平和心态，正确看待自己、看待组织、看待别人，于低调中去务实，于潜行中现辉煌。要拉长“短板”，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特别是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做群众工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的本领以及依法行政、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应用和民族工作的能力，努力做到谋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第四篇：富士康自杀事件浅析(20100619)
富士康自杀事件浅析
201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连续13起的富士康自杀事件，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在这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这13个人是80万分之十三——比例寻常，但密度惊人，这13个人注定作为一个群体，为这个时代画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一、 事件 1. 2010年5月27日，25岁青年员工欲跳楼，被制止后回到宿舍割脉
2.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三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3.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4. 2010年4月6日， 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5.2010年4月7日， 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6. 2010年4月7日， 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7.2010年5月6日， 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8.2010年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9. 2010年5月14日，龙华厂区福华宿舍安徽籍梁姓男员工跳楼，21岁;
10. 2010年5月21日，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男性员工坠楼身亡，21岁;
11.2010年5月25日，富士康观澜园区一名男性员工坠楼身亡，19岁;
12. 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一男性员工坠楼身亡;
13. 2010年5月27日，25岁青年员工欲跳楼，被制止后回到宿舍割脉。
二、 原因分析
1、高强度的工作及苛刻的管理制度
2010年5月25日，18岁的李海因不堪高强度的工作，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C栋404房间跳楼身亡，就在2个月之强，同样不堪工作辛苦与近乎苛刻的管理的田玉，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宿舍楼跳下，却自杀未遂。
富士康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讲，陌生而残酷，富士康声称从不强迫工人加班，但事实上，为了丰厚的加班费，工人不得不加班，富士康内部管理人员，在每个月开始，就要求员工签订一个加班契约，同意则每次都必须来加班，不同意则一个小时的加班都没有，只能获得基本工资900元，加班则高达两千多元。
分析及对策：
1) 员工的工作于机器无异，没有自己的情感，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更谈不上尊重二字，劳资关系仅仅体现的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谈不上职业生涯规划，谈不上发展空间，血汗的劳动换来的只有金钱，彻底回归到了资本主义的原始剥削方式，为了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采用一切手段提高工作效率，进行野蛮管理、把工人的
体力和精力消耗到生理极限;
2) 富士康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处于管理的最低层次——物本管理，将人的工作行为，归结于经济利
益，以经济报酬收买员工的效率和服从，对消极怠工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以权力和控制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和引导员工，它的重点是提高劳动声场效率，完成工作任务，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规章制度管理;
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富士康的这种严苛管理、缺乏尊重和个体关怀的工作环境，早已
不适应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这不但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从社会上剥离;
4)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告诉我们：人才是企业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并且能够升值的资源。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形成员工的归属感及整体感，合理组织利用人力资源，注意员工自身的意志和愿望，了解员工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工作与员工追求及利益相结合，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工作质量和经济效益。
2、践踏员工人格，忽视员工心理需求 5月6日凌晨4时许，24岁的大学毕业生卢新毅然从富士康VIP招待所6楼纵身跳下，
巧合的是，和卢同月进入富士康的大学校友刘志军也是自杀者之一。
卢痛恨自己的分工。他是微电子专业本科生，最开始想进研发部，却进了制造部—8小时须站在机器前，检查电脑主机箱盒有无瑕疵，一两秒钟看一个，不断机械地重复。卢需要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超过规定，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
和其他同事一样，卢提心吊胆，他找自己的主管申请换岗，但被拒绝。富士康为了防止技术泄密和防止培养新的竞争对手，特意将一项工作进行精细分工，员工只能固定在一个点专门做一项工作，甚至十几年下来都少有变动，只会一项技能的员工不得不变成企业的附庸。卢新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经常神思恍惚，他告诉同事、大学同学曾红领说被人跟踪，还有人在追杀他。曾汇报给富士康主管，主管安排他和另外一好友安抚卢新。
除去繁重工作，每一个人还需要绷紧神经提防身边的人，怕他们偷东西连累自己。此外，富士康等级森严，上级由更高一级直接任命，掌握对下级的绩效考核，下级须对上级绝对服从，一有过失，就遭遇粗暴痛斥、扣绩效奖金。
工厂担心一个班组的人串联罢工，打断整条生产链条，所以将一个班组的人拆散放到不同的宿舍，令每个人变成一块碎片，无法粘结。
分析及对策： 1)富士康企业管理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员工关系冷漠，企业精神非常“严谨”，缺乏对员工精神生活的关注，亦可说不允许员工的个性特质及个人思想的存在，单纯的将人视为工具;
2)员工之间难以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缺乏精神支撑点，缺乏良好的沟通引导，没有良好的
发泄途径，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能选择逃避;
3)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新型的人力资源是不仅是满足员工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
更应注重的是员工受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求，现实生活中许多成功的企业经验告诉人们，员工的积极性和创作力，来自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来自于自我实现的意愿，来源于自我潜力得到深层次的挖掘，企业管理者要多对员工进行心灵上的关怀沟通，使员工自我能力性得到发挥;
3、文化及社会根源
在这10多位自杀员工当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28岁，其余集中在18至25岁的年纪，其中5人为“90后”;除来自云南、甘肃的两人外，其他人都来自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
5个中部省份，大多来自农村;除4人进厂时间不详，其他人入职时间都不到一年;工种上，除一人是物流职员外，其他均是富士康一线员工。
1、 根深蒂固的封建奴役思想，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民族的劣根性，在另外一方面
讲又可冠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这样的一个忍字，使得千千万万的民众，对这种压迫奴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正是这个忍字，让沉寂百年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死灰复燃，封建官僚压迫滋生;
2、 80/90后的新生代劳务工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没有经历父辈的艰辛磨练，没
有历练任何风风雨雨，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社会的美好期待，他们对社会的平等、权利、被尊重、自我实现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烈，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没有支点、没有尊严，没有未来;
3、庞大过剩的劳动力队伍，人力过剩资源，不但为资本提供了劳动力廉价成本最大化的有利条件，而且能及时补充由于采用残忍的资本原始剥削方式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定期大量流失。
4、员工情绪影响及心理依赖，富士康公司缺乏人性的心灵关怀。缺乏个人生活空间。外出务工者缺少亲情的关怀与依靠，一旦出现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缺少亲情抚慰和自我救助的条件。久而久之，不良情绪累积起来，造成了极端行为。根据心理学上的说法，自杀是会心理传染的，当有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其他人很可能会效仿。
罗宾斯的压力模型
罗宾斯认为，压力是一种动态情景。当个体面对与自己所期望的目标相关联的机会、限制及要求时，而其对应的结果对个体而言是重要的，但又是不确定的，此时压力就产生了。
他认为压力源由环境、组织和个人三方面潜在的因素构成;压力源能否产生压力感，取决于个体差异;个体差异影响压力感的5个中间变量为个人认知、工作经验、社会支持、控制点、敌意感。压力结果包括生理、心理、行为等3方面特征。
3、纽斯特罗姆的工作压力模型
压力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工作因素和非工作的环境，并特别指出工作压力源会造成积极性压力与消极性压力两种压力情景，而压力结果则包含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两方面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4、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即压力感低于中等水平时，有助于刺激肌体，增强肌体的反应能力，个体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更快;但对个体施加过大压力、提出过多要求和限制时，会使个体绩效降低。
第五篇：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路神
济南大学学号
摘要：“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这种选择无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体的自杀行为，但却因为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而争论重重。有关于“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观点冲突，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人类自杀行为支持与否的辩论交锋。两者如何在多重交织的社会关系中备受褒贬，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安乐死 自杀行为 社会关系
一、适用“安乐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争议
于是，有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和讨论不断出现。大体来说，“安乐死”适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主要在医学和法学的角度争议激烈：
医学方面，部分人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而另一是声音是，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医生的作法无异于“杀人”。
重重的矛盾冲突更体现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上：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瑞士、挪威、波兰等。但是，荷兰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由于安乐死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问题，我国至今也尚未立法。
综上可见，看似快乐而不痛苦的“安乐死”并不那么简单地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研究时，不仅可以当其视作医学伦理、法律或司法实践问题;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杀行为等同的社会问题来对待。
二、自杀行为与“安乐死”的社会属性分析
狭义的自杀行为是指有意识，自愿地直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某种意义来说，积极的安乐死可以等同于狭义的自杀行为。它们本来只是结束个体生命的一种方式，但是也同样在法律和道德之间饱受争论，原因是它们背后牵涉的丝丝缕缕的社会关系和折射出来的社会属性。
1，自杀行为起因离不开社会因素。
自杀行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终结，这种自我毁灭的意识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质来源于社会的因素。人们可以先验地假设，自杀所取决的个人条件有两种。首先是自杀者所处的外部环境。自杀的人有时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伤害，有时是遭到贫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时是不得不因某种道德上的失误而自责，如此等等。此外，因为经常伴随着自杀而被认为是引起自杀的情况几乎数不胜数。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杀，有的人在贫困中自杀，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则刚刚通过离婚摆脱了使他不幸的婚姻。 自杀行为的借口总是离不开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还可能是经济贫困。这些种种的生活因素都来自于社会，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自杀的各种行为原因，都抹不去社会给自己烙下的印记。 2，自杀行为的后果影响社会关系。
我们都知道自杀行为的后果是死亡，虽然死亡看似是个体生命的结束，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类死亡意义绝非只关乎个人。早在宗教统治的封建时代，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就这点分析，无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扬君主有着控制臣民生命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种保证劳动力数量和对维护国家统治的社会功能。
现代，大多数国家也都从立法和司法上反对“安乐死”或自杀行为，但是民间却几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社会关系和个体关系的冲突。个人选择自我终结，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为使自己得到解脱，能逃避或者释放某种来自于社会因素的压力。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一个个体的自由消亡意味着在主动脱离家庭关系，主动脱离社会关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为，导致集体性自杀等。自杀行为所导致的个体或者群体的瞬间消失，对社会关系链条和社会的稳定性来说，都是作为统治主体的国家所必须考虑到的。 3，自杀行为与社会资源分配息息相关。
上述对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历史部分的描述来分析，自杀行为可看作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历史。当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
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而在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被社会所提倡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也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 正如某些支持安乐死的观点，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类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希望的生命，显然是对有限卫生资源的严重浪费。实施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吏多的医药资源，可以实现医药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更能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医药资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实行“安乐死”还有利于人体的器官移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人体器官来源稀少的困境。由于无器官来源，很多病人相继死亡。但对于那些身患绝症、生不如死、无生存希望的人来说，他们身体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来移植的话，不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体现。
综上所述，“安乐死”作为无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历史源远流长，在现代更是激起轩然大波。其争论的实质表现了个人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毁灭行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现了两者和社会属性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朱力.社会问题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法]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黄希庭,徐凤姝大学生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