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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
从科学革命中的哲学思维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摘要]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范式转换，其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是确立不同于旧理论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立，是为数不多的进行哲学思维的科学家完成的;不在科学危机时期、不在哲学思维层面上工作，科学家不可能完成科学革命。这并不是说科学家的工作要接受哲学家思想的指导，而是说科学家要完成科学革命，必须做哲学家的并且是哲学家做不了的创造性工作。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为什么的问题”与“怎么样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一门具体科学不论是在创立时期还是其革命时期，与哲学之间都是这样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革命;哲学思维;常规科学;科学危机;范式转换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代理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更一般地说，哲学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而科学是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前者是讲道理、讲原理的学问，后者是讲机制、讲理论的学问;机制、理论来自于道理和原理，没有道理和原理就没有机制和理论。就像地基和大楼的关系一样，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样的大楼，大楼是由地基决定的;但从思考建什么样大楼的角度看，也可以说，要想建造什么样的大楼，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一个是大楼与地基的原理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造大楼的机制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但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一定包含着对其中为什么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理解，即隐含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原理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从怎么样的问题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即从建什么样的大楼回到要建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而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体建造大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哲学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学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楼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旧大楼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楼时，问题首先还得回到建造合适的地基问题上，虽然这时的工作还得由科学家来做，但科学家必须在哲学家工作的意义上展开工作，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并且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数的、有哲学家头脑的科学家来完成。
当然，科学家也许不是自觉的哲学家，也无需关心专门的哲学问题;但科学家在思考那些对科学理论的创立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时，不得不在哲学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这时，科学问题成了哲学问题，科学家在思考科学问题即哲学问题的时候成了哲学家。问题的重合使得科学家成了哲学家，科学家在干哲学家的事，甚至是哲学家干不了的事。因为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借助科学家的科学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每一次的科学革命即新理论的创立，都为解决重大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哲学因每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而改变着自己的提问方式、表达方式和具体内容，哲学只能在科学的发展和革命中前进。但是没有哲学思维的帮助，科学也很难有所突破、实现革命和发展。哲学和科学彼此依赖，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当然，大部分的科学家只能做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的解题活动，并不涉及、也不关心哲学问题。只有很少的科学家，即那些在科学危机中实现突破，创立新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的人，才涉及和思考哲学问题;但他们也只是在科学问题成了哲学问题时，在科学内思考具有哲学性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了科学中的科学的哲学家。
说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考，是概念思维，是建立基本概念框架，都是可以的，实际上它是为人们思考一定的研究对象提供概念框架和基本假设，以便为具体研究提供基础和模型;之后，具体的研究才能展开。这就是哲学与科学的一般而确切的关系了，不论是常规科学的确立，还是科学革命的完成，其中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都是如此。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孕育并产生;它的革命式发展还要借助于哲学思维来完成。当然，这样的科学革命，其实质还是哲学思维的革命。
(责任编辑：杨嵘均)
作者：王荣江
第二篇：后现代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的重建
摘要：后现代哲学思潮对现代性中的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观念有着多方位的解构和批判，其思想价值是深远和珍贵的。后现代理论中蕴含着许多对科学哲学有借鉴和启迪价值的思想因子。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张相互辉映，哥德尔定理、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等诸多新兴科学正在变革着科学的知识构成、内部结构和整体性质。一种观念层面的“后现代科学”正呼之欲出。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收稿日期：2011－02－13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
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德国的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承认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却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到了必须被否定和抛弃的地步。哈贝马斯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被视作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性和它的构想，而是要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而又过度的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哈贝马斯倡导新保守主义和交往理论，用来克服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保证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复制”。对于这一定义，我国学者盛宁的理解是，是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套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具备了某种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传统、神祗和真实等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个合理性了。与许多后现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在他看来，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工作就被归为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种类。而诺里斯(Norris)认为，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工作的这一认识定位是一种误读。基于现代性的认识立场，哈贝马斯始终无法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舞台上也是盛极一时。与哲学上一般后现代理论较为宽泛的认识视角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将其认识定位在“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概念之上，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过程、方法以及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进行了社会学层面上的解读。
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Griff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主张在“解构性”(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格里芬写道，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上述各种后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想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各种后现代理论表面上给人留下一种论点丛生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但概括看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经典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这里现代性的意义是指自文艺复兴开始发轫直到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体性、理性观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科学：从解构到建设
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进行一种解构和批判。在各种关于科学的后现代见解中，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审视了科学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普遍解构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和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他们都认为科学其实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形式划界的。罗蒂在对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共同点进行归纳时宣称：“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因此，在罗蒂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研究及其知识体，都被齐一化为某种主观本位的、预先设定的信仰。罗蒂专横地写道：“当伽利略找到他的数学化词汇时，他已经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这一探究，在我能给出的惟一意义上说，是解释学性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尔文。我看不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圣经注释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有何不同。”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方法论。其立论根据是：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则论不仅有害于科学的批判能力，又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持有与罗蒂和费耶阿本德相类似的论点。“在德里达看来，真理不过是各种高尚的隐喻，一种语言对真理‘武断’愿望的产物，从而剥夺了真理的内容与解释的力量。在他那里，‘实在’的科学观念不过是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它碰巧满足了某些在当前享有声望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需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德里达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具体看，“在科学认知过程中，‘口头的障碍’常带着一种形式上确定的隐喻、确定的范围，在口头‘表达’的、‘隐喻引诱理性’的严格意义上，甚至可以超过语言。另外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必须首先‘直接的隐喻’。”在德里达那里，科学变成了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而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即使在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定义中也无法消除隐喻的痕迹。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为其理论的依据。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强纲领ssK的一些基本主张包括：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因此，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因而，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比起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科学是战争、环境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和帝国主义的同谋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作者：黄秦安
第三篇：小议科学家与哲学
科学家与哲学有无关系?若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就是哲学家。即便是在近代，相当多的科学家也确实是哲学家，并且自称“自然哲学家”——科学在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由于历史的余韵和博雅教育，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科学人——哲人科学家——也不稀罕。可是自此以降，哲人科学家则如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的高度分化、研究的过分专门化、教育的文理分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引起的。
对于哲人科学家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很早就予以特别关注。马赫当时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他进而探讨了科学家接近和求助哲学的原因：“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
马赫还探究了科学与哲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相对独立、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分，二者能给对方什么帮助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而且，诚如马赫所说，科学家并不刻意要成为哲学家，一般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称自己为哲学家。他明确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不过，话说回来，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和爱因斯坦等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列宁所谓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
不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或多或少是离不开哲学的，不管是直接的需要还是间接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在常规科学时期，我们看不出、或者难以明显看出科学家与哲学有多少关系。这是因为，与科学相关的哲学要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和融入科学的世界观、预设、自然图像、思维模式、方法、图式、概念框架、公理基础之中，科学家有这些现成的锋利“工具”对付和破解他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但是，当旧有的自然图像和概念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或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就是说当科学已经陷入危机并呈露出革命的征兆时，科学家手头的工具早已不再游刃有余，甚至毫无用处了。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只有求助于哲学思维，才能完成革故鼎新的大业，转换科学的公理基础，更新科学的概念框架，锻造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句话，建构新的科学范式——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科学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开辟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革命家或划时代的科学开创者——常常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作者：李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