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什么新常态

第一篇：中国经济为什么新常态

习近平谈新常态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导读：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关键词】社会治理，以基层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江治强①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一、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社会治理作为一股思潮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究竟何为社会治理并无一致认识。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②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学者俞可

平认为，“治理”主要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按照上述释义，可见“治理”主要存在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多地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治理主体与被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这一点看，“治理”的实质是对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传统政府绝对强权的一种挑战。 治理理论产生于对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假设：人类需要的演变和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从二元分立，愈趋发展为交叉互补的关系。尤其到了20 世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碰撞中形成了一个中间场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反映人类共同需要，从而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公共场域中，

江治强(1976年-)，男，山东潍坊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 ②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邮编100721;电话：15810866277 ② 转引自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1 期, 第22 页。

国家权力的“统治”和全面渗透有可能出现代理失灵或权力寻租问题，因而社会自治权的崛起呼吁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三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单纯放手交给社会，既有可能陷入“奥尔森困境”，也有可能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扩展秩序的形成将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甚至会带来社会自治权与国家统治权之间的对抗。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就在于解决在公共场域如何协调“社会制约权力”和“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的良性互动问题。在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将有利于对政府的理性行为施加约束，使之适应公益性的责任要求，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利益均衡与良性互动的桥梁，从而有利于公共事务效率的改进。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国家权力在基层全面渗透，形成了国家权力层层下移并依托乡镇(街道)政权、企事业单位和高度行政化的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国在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力量的民间化也日益明显，社会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按照社会的、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这一“社会”崛起的趋势正在呼吁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扩大社会参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在推进的政社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使国家权力从基层事务中逐步收缩，基层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逐步清晰，同时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仍未根本改变，乡镇(街道)基层政府负担仍然偏重，行政职责普遍存在向城乡社区转嫁。界定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使行政权与自治权实现良性互动仍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其二，社会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进入到社会治理框架内的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社会组织迅速产生，由此提升了人们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性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但是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滞后，同时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富有公信力的社会志愿机制尚未形成，尚不足以承担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也不具备协同政府扩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培育具有与政府组织同等能力的社会组织，成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其三，基层治理中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国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基层自治开启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同时，基层民主实践中仍然存在群众权利意识不足、基层民主流于形式等问题，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村改居、城镇化等过程中通过左右选举、与市场化主体合谋等方式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垄断、占据和挥霍基层群众所有的公共资源，已造成基层社会矛盾丛生。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必须考虑如何扩大群众的自愿参与，使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基层群众利益之间建立内在根本联系，以此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四，城乡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对人口控制的放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等城市边缘群体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和属地化的社区管理体制之外，特别是一些城市中的“城中村”处于城市管理体制的“真空”地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和各类社会保障服务，这些城市“边缘人”作为公民该享有却无法享有，同时也被动地放弃了合法的基层民主政治权利;同时农村人口流出地造成的“空壳村”也使基层民主实践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尚未有现成的制度安排予以有效应对。

三、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的总体构想 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所谓基层治理机制，是指在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由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组织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基层实施有限的行政管理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公共事务纳入协商民主决策程序;基层各类社会力量在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中发挥基于自身功能的作用。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应当包括四项相互关联的内容： 第一，居民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对社区居民公共诉求的回应。只有整合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的公共诉求，才能实现将社会公众从治理的客体转变为治理的主体。公共诉求的整合在于使个体的、分散的基层群众诉求，通过向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输入，从而转化为由不同治理主体解决的公共议题。诉求整合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建立需求反馈系统，使辖区任何公民都有公共需求、合法权益的表达权，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和常住流动人口的诉求能纳入公共决策程序;二是建立评估系统。基层自治组织将汇聚、筛选后的诉求信息进行需求分析，确定需求类型和程度，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三是基层政府机构和党组织在整合社会利益方面发挥导向与引导作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反映群众诉求、规范自身行为的有效载体。

第二，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公共事务关涉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对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和公共需求，应先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以形成群众共同的意见。兼顾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形成，需要社区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谈判、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即所谓民主协商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由民主听证制度、协商对话制度、民主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这些不同制度通过自治组织的支持和相关制度的配套实施，形成规范有序的协商决策程序，以此成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和准则。 第三，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协作机制。协同治理的理想化模式是，政府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直接目标，运用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资源，在社区层面实施基本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事务由相应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并通过职能整合的综合性行政机构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反馈信息、反映民意诉求等方式，协助行政管理在基层落实，但不承担具体行政政策的执行责任，而是在宪法框架下，组织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协商解决基层公共事务;村社范围的公共服务，对属于政府职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重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参与，以市场化方式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不同治理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行动在参与、处理基层公共事务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达成彼此协作。基层政府机构与自治组织之间主要是功能互补性协作，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包括市场组织)之间主要是管理性协作，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主要是契约性协作。不同治理主体的协作共治机制就在不同治理主体寻求角色和功能实现的过程中，通过权力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方式动态形成。 第四，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在对基层政府应担负的职责和公共服务性质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公共服务的不同性质建立相应的供给模式。政府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责相分离，行政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凡城区、街道、乡镇职责范围内基层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向基层自治组织或社区组织延伸和转嫁;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和公共服务事项，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或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由公共财政确保业务经费和工作经费。社区公共服务推行“一站式”服务，并注重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共同参与社区服务评估，监督社区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上述单项机制设计思路，从公共需求的识别、整合到公共决策的达成，再到治理主体责任分担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基层治理机制循环系统，而实现这一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结构功能整合的成效。

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职责明晰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一是科学界定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应当对不合理的政府职能设置进行优化调整，使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切实承担面向公众提供经济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能，尤其需要弱化县级政府和街道目前所承担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职能，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将基层政府不应承担和可以不承担的事务推向市场和社会。 二是增强乡镇街道行政管理权。从便于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适当将县区政府掌管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使乡镇、街道从原来只注重“抓事务、抓收费、抓应付上级检查”，向解决实际问题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下放到乡镇、街道的事权应精当适度，同时既要解决一些地方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的问题，又要解决有些地方工作力量不足、职能不到位的问题。 三是理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城乡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按照精简“条条”、理顺“块块”的原则，减少或取消与县(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的乡镇(街道)部门，推行大部门制，整合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和上级职能部门在基层的行政性延伸部门，避免机构重复、多头管理，提高行政资源整合化程度;妥善解决街道办职能与社区职能高度重叠的问题。 四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通过合理区分行政管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行政与公益性的事务，要强化政府职能，经营性的，要逐步推向市场。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向市场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 第二，培育独立的社会治理主体。中国具有为数众多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只有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群众参与的“组织者”、群众诉求的“反映者”、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担当起社区“当家人”角色，社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当前应当坚持放权、规范、引导的原则，切实解决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不够、社会组织参与性不足的问题。

一是增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和自治能力。加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建设，首要的是通过立法及政治改革进一步改变行政权力侵蚀自治权力的问题。应限定政府的行政权，建立行政权不能干预自治权的监督、考核机制;增强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执行的强制力，防止用行政手段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和随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指标和指令性任务。同时要增强自治行为的法律约束，规范自治权和自治边界，真正尊重和保障居民的自治权。特别是应当授予社区公共资源由社区民主协商解决权，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和保证公平的基础上，鼓励基层自治组织动员社区资源，逐步提高依靠自身获得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当采取“费随事转”的方式转移部分资源给基层自治组织，使基层自治组织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中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相应资源。要明确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和日常运作真正体现村民的意愿。 二是培育独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自主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社会组织要在组织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去行政化”变革，使其实现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实体。应当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全面推行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禁止行政人员在社会组织内任职，消除社会组织的官办色彩，理清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边界。对于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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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

目 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 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2 二 经济“新常态”的起源„„„„„„„„„„„„„„„„„„„„„„2

(一)国外的起源„„„„„„„„„„„„„„„„„„„„„„„„2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3 三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3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3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4 四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 5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5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6 五 结论 „„„„„„„„„„„„„„„„„„„„„„„„„„„„„ 7 参考文献„„„„„„„„„„„„„„„„„„„„„„„„„„„„„ 9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稳定崛起。 从2002年起，“新常态”一词在欧美国家出现，主要形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2014年11月北京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广泛关注的热词。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本文首先介绍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的背景、起源、定义以及五大基本特征，然后阐述了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最后提出建议，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在增长中促发展，发展中促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机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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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占世界份额11.5%，年增速9.8%，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只有2.8%。近几年来，我国一直保持高速的发展特征，持续的高速增速并不能说明掩盖经济发展瓶颈。面对潜在危机，中国在2008年的40000亿计划在短期内使经济有所好转，同时外媒称“中国拯救了世界”。但使中国避开了最佳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最好时期，附加带来的各种负面特征如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生产率水平降低、整体竞争力减弱。[1]产能过剩是我国目前经济的最大问题，40000亿计划使得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政府花钱，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好转，但不具备不可持续性。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计划，单纯的刺激政策亦不能振兴当前的经济状况，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亟待进行，必须渐进地消化“40000亿”这一应急政策带来的后续，这成为接下来的改革目标。[2]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总书记两提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5月10日的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7月29日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第二次提到经济新常态。针对总书记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三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一文指出：“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表明我国未来经济预计进入发展换挡期，将出现常态化的中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相继进入拐点时期，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态化的趋势。[3]

二、经济“新常态”的起源

2014年11月在北京闭幕的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闭幕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影响全球的热词。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首次全面阐释“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一)国外的起源

新常态(new normal)，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11页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关注度有限。当时，美国所说的“新常态”主要含义为：

①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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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4] 不同领域不同学者有不同解释，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二)国内的基本脉络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2014年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把发展速度适当调整以后务实迈向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一种运行状态，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完全不同。[5]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经济的“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依此定义，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6]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 3

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根据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新常态应包含以下五点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从1978-2011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87%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实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2-2013年增长7.7%,2014年前3季度增长7.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7]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经济结构包含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范畴，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应当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过去，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具有更多的经济职能和管理权限。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此外，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也在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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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的机遇

发展新常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的趋势。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8]这种战略性概括引领新预期、凝聚新共识，引导国内外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吃下定心丸，为中国在下一步全球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描绘出了美好愿景，激励国民以新状态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创举中。[9]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痼疾，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与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这种失衡结构虽然使中美两国获得了某些利益，维持了中国三高模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美国高消费结构，但积累的矛盾也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此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此时，中国提出了新常态战略，改变过去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消费的模式，强调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这与美国提高储蓄好投资的战略相呼应，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过去的失衡结构，走上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战要求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大调整，客观上需要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其对象也只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有利于其经济起飞。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我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一样，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济循环。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国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国际合作机构与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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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银行以及RCEP、WTAAP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将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为核心，形成代表新兴经济体新的国际经济力量，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以IMF、世行、亚行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和权力中枢相平衡和互补，以此推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改变过去一家独大的中心-外围循环，推进世界经济双轮驱动格局的形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6

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五、结论

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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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10]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二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新能源、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口质量红利。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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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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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面对经济新常态

面对经济新常态，大学生该怎样应对?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在11月的APEC会议上全面阐述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包括：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增速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增长点转向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作为当代大学生，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充分认识不同以往的发展变化。认识是适应的前提。认识理解新常态，才能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深刻认识从严管治党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经济运行变化的新趋势，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深刻认识群众需求多样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倡导清廉文化的新风气。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立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理念。比勤奋更重要的是理念、眼界和勇气。理念的领先优于资源的领先。没有新思维新理念，就不会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高度自觉，就不会有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思想境界。只有理念领先，才能打破惯性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获得改革创新的更大勇气，以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节奏迅速提升工作水平。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消除等待观望的心态。等待观望，不在状态，虽谈不上违法乱纪，却有涣散作风、松弛纪律之弊，也是一种变相腐败。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从严管党治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真正在思想严起来、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上严起来，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四新”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摆脱为官不为的状态。为官不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大敌。全会对做好当下工作和谋求长远发展做出部署，成就事业需要好状态、干部成长需要好状态、凝心聚力需要好状态，当前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等问题，切实从僵化、教条、懈怠、背时的茫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为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担当新作为。

习总书记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新常态，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积极认清形势、适应形势、驾驭形势。要“转”，使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紧跟时代步伐;要“变”，在作风、精神、能力上积极适应新要求;要“干”，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的智慧和勇气，肩负起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

周围的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新常态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下，将有一批新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诞生，这些新兴企业在初创阶段，可能实力一般，但是发展空间比较大，因而更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关键要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是否转变，如果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业就不存在多大的困难。另外，在基层，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很大，很多岗位急需大量的毕业生。在基层咨询点前，每天都有很多来咨询的学生。由此可见，在新常态下，小微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基层就业等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新选择。

新常态下，毕业生对就业形势的把控很关键，毕业生调整好就业心态很重要，坚持先就业后择业，渐进式、阶梯式前进，不要期望一次就业终身就业。结合自己的专业，眼光瞄向基层和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是大学生正确的选择。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需要精神新状态

过去一年，有一个词很热：新常态。它告诉我们，当下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35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每7年差不多就翻一番，GDP年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面对当前的“新常态”，少数人无所适从，看不清方向;也有人害怕创新，担心多做多错;还有人认为好日子过完了，唉声叹气。这三种现象，既是转型时期人们的心理反应，也是需要关注与疏导的负能量。在经济新常态下，特别需要良好的精神新状态，才能应对自如，赢得这场挑战。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平常心。

中国已经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就像一朵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花，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已经为我们进入换挡期准备了条件。我们应该从追求速度转向追寻幸福。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更为重要。并不是经济发展越迅速，幸福指数越高。我们都知道一个生活常识：一户人家有钱，并不等于这户人家幸福。国家国家，国也和家一样。2014年，英国一家机构调查“全球最快乐国家”，排名前10位的与经济排名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GDP数据，明白数据不等于幸福，就能面对风波有定力，遇到难题能合力，从容不迫。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进取心。

1 面对结构调整的阵痛，许多人会用“适应”这个词应对。适者生存，但新常态更呼唤创新。在经济发展迅猛的时候，插根筷子都能发芽，做事更多是粗放型。新常态下，有的事坚决不能再做了，比如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有的事再做也没用了，比如一些已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有所不为，是要有所作为，需要用新作为实现新发展。新常态下，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判断力、创造力和执行力。一方面要加强前期调查研究，判断事情该不该做、该怎样做，一方面在决策之后，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过硬的工作作风去持续推进，创造性地做。正如有人说的：“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胜过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要实现健康的经济转型，要让经济发展这朵花在花期结束之后，迎来再次绽放，就必须勤劳地浇水施肥，精耕细作。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自信心。

处于前期政策的消化期，会部分影响到新政策的推行、新局面的打开，这是必然的。但是，同样半杯水，悲观消极的人看见的是空了半杯，乐观积极的人看见的是满了半杯，有信心和没信心所看见的事物不同，所做出的行动也不同。在经济发展放慢步子之后，有自信心就能够懂得向内寻找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其实，只要我们用心思考就能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开拓，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文化产品的输出，都可以有所作为。

2 只要我们不在自卑与自傲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坚定地扎根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上，又四方广泛汲取雨露阳光，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独特又美好的产品，并且赢得经济发展之花的再次怒放。

人活着，归根结底活的是一种精神。人创造精神，人又被这种精神所创造。经济新常态需要精神新状态。当平常心、进取心、自信心成为中国人精神的新常态时，这一束精神之光就会照亮我们脚下的探索之路，幸福就会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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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从企业看信心系列报道：中国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2014年10月24日 16:24:57来源： 新华网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新华网西安10月23日电(郭良)中国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3%，前三季度7.4%——正如各方所预计的，新鲜出炉的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和前三季度GDP数据并不乐观。但亦如官方和专家分析，在“新常态”下运行的中国经济依然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刚刚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实实在在映衬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面孔。在目前背景下，作为经济基本细胞的企业将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企业家们又是如何看待经济新常态?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参与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的从“企业看信心”经济形势主题采访活动。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多省市、行业代表企业均表示，他们正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强自主创新、开拓国际市场、拓宽产业链条正成为企业发展新动力。

拓展产业链 构建多元产业格局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传统制造业正在寻求向相关行业、上下游产业链谋求发展。

以石化装备行业为例，2013年至今，受石油和化工行业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的影响，化工装备需求减少，面临洗牌，加速拓展产业链、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成为大型企业的选择。

兰州兰石集团是中国石化装备行业的摇篮，60年来，兰石填补了新中国石油化工装备工业百余项国内空白，创造了上百项“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及石化装备需求减少的影响，兰石集团开始由传统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向综合能源及新能源装备、通用机械、现代农业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在拓展产业链及构建多元产业格局上迈开新的步伐。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60年历史，旗下“珠江钢琴”产品销售已辐射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四台钢球有一台是珠江钢琴，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传统钢琴业务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珠江钢琴未来将聚焦于产业链拓展，致力于数码钢琴业务以及钢琴教育模式推广。

据了解，公司上半年数码钢琴销售0.88万架,同比增长47.03%。同时，公司继续推动和国内科技企业的跨界合作,不断完善具备视频教学功能的智能数码钢琴产品系列， 积极寻找并推进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内外同行的股权并购合作，迅速做强做大数码产业。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是以发动机、工程机械为经营主体的大型国有企业，2013年营销额超过400亿，经营业务延伸到亚、欧、美、非、大洋洲。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玉柴集团经过长期、严密的酝酿、论证，于今年4月底正式发布《玉柴集团二次创业暨2014-2018战略规划纲要》，开启企业的“二次创业”。

根据这份战略规划纲要，2014-2018年，玉柴将加快产业新城建设，扩大国内、国际间的合资合作和高新技术的引进、应用，重点拓展“发动机”和“石油化工”两条产业链，构筑“金融”和“物流”两大服务平台，整合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永续经营和健康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玉柴集团汇总销售收入接近300亿元，发动机销量同比实现正增长，继续位居国内多缸柴油机生产企业首位。”玉柴董事局主席晏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加快推进国际化，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常态”下，企业要适应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从失衡转向优化再平衡，调控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预调微调。“新常态”既是企业发展的新环境新要求，也是企业提质增效的新动力。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新常态”下，许多企业开始从推进国际化，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方面下功夫。

金川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镍、钴、铂族金属生产企业和第三大铜生产企业。近年来，集团采用贸易融资、投资参股、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运营矿产资源项目，建立国内外资源基地，从“中国的镍都”成为“世界的金川”。目前，金川集团已拥有境外公司23个，在南非等国家设立代表处5个。

据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全忠介绍，2013年9月，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通过收购金川集团旗下南非梅特瑞斯公司全部股权，拥有了地处中非铜钴成矿带的优质矿产资源，顺利转型为矿业公司。目前，公司的镍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作为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先行者， 一年多来，兰石集团组建了兰石—俄罗斯贸易公司，兰石美国贸易公司，着力拓展陆路、海上出口通道，在积极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取得不俗业绩。

“继去年向土库曼斯坦出口7台石油钻机之后，今年五月我们又获土方8台石油钻机追加订单，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5亿多，再次刷新甘肃装备制造业出口单笔订单记录，目前我们已出口全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告诉记者。

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产品自主研发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成立仅四年，2013营销额就达到300亿。据小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军介绍，从上半年销售数据统计来看，2014年小米完成6000万台手机出货量目标应该毫无悬念，届时，小米的营销额将达到700多亿。

今年开始，小米正式踏入新加坡市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小米巨资收购国际化域名“mi.com”，国际化战略悄然提速。据了解，小米最早闻名海外的产品是MIUI，是其手机上的操作系统软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26个MIUI全球粉丝站。

“我们从去年开始试水海外市场，到现在为止已经进入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几个新市场，取得较大反响，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和印尼。”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林斌告诉记者。

强化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

经济增速放缓可不可怕?制造行业是否面临天花板?玉柴集团董事局主席晏平有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作为企业，还是要在强化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不要一味追求销售额。为此，玉柴于去年年底启动“二次创业”。

“玉柴二次创业，核心就是转型升级，升级内容覆盖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诸多领域。未来两至三年，我们要进行研发体系、制造体系的再造，全面更新现有的产品型谱，研发、生产和制造能够在欧美市场具有加强竞争力的产品。”晏平告诉记者。”

对于创新，格力空调董事长董明珠深有体会，她表示，大家都认为空调是一个传统产业，但无论是什么产业，都有创新的地方。因为只有一个企业有创新力，有技术突破，这个企业才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制造业重视创新，互联网行业更把创新当作企业发展生命线。腾讯副总裁江阳称，腾讯整个公司时刻都居安思危，因为互联网行业变化太快，稍有懈怠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

“目前腾讯公司的挑战主要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太快，形势瞬息万变，很多行业的边界都变得模糊，只要不小心，随时可能失去既有优势，甚至掉队。要应对这一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危机感，紧紧抓住用户需求，不可以有一日放松或者偷懒。”江阳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