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社会研究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梳理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思想。研究表明，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现代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研究
[摘 要] 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转型的有效途径。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到管理型社会治理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社会治理 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
一、社会治理理论在社会转型中的兴起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意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1]P1。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社会现代化。当然，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亦是如此。人们常常讲到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表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
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总体上看，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革命都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和调整，具有深刻社会变化的同等意义。不过，社会革命往往进行着单一的激烈模式，社会变迁注重变革的力度，其方式可能是激烈的也可能是平和的，社会转型则突出变化、转向本身，既未强调变革形式，也未强调变革力度，其包容性更大，过程更为复杂。社会转型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从转型的内容来看，有政治主导型社会转型、经济主导型社会转型、文明主导型社会转型;从转型的原因来看，有内生型社会转型和外生型社会转型两种。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政治主导型社会转型;英国产业革命、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属于经济主导型社会转型;被托夫勒称作“三次浪潮”的社会变革属于文明主导型社会转型。英国超越农业文明开始现代化进程是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应视为内生性社会转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则同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殖民化等外在变量高度相关，因此被称之为外生性社会转型。[2]P53-54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整个社会体制的转变、利益结构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时间延续性上看，社会转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继续，其间，既有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又有两次剧烈的政治革命。前者可以说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中国在客观上被卷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后者则导致了两次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次是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从空间上看，社会转型具有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等特征，它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村落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文化社会向异质文化社会转型，从刚性结构社会向弹性结构社会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型，从依附型社会向自立型社会转型。[3]P53-59
这种复杂的社会转型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关键在于，转型时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带来人们新旧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人们价值判断上的多元性和盲目性，从而在行为选择时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转型期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造成大量社会问题，这些都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冲击。为此，要求政府必须破除原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模式，改变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庇护——依附”状态，肩负起现代社会的管理职能，实现政府由“社会控制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社会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兴起的。
二、社会治理是社会转型的一种途径
一般认为，自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治理危机”概括当时非洲的发展情形以来，“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之中。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治理的含义聚讼纷纭，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有着共同的特征。第一，社会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第二，社会治理理论认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在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三，社会治理理论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主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第四，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4]可以说，社会治理是政府统治的方式的一种新发展，是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最终目的是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因此，社会治理理论对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当前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由于政府和市场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主导性力量，在社会转型问题中，长期存在“政府——市场”两极相连的二元思维模式，以为社会转型主要是由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来达成。然而，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都存在“失灵”现象。所谓“市场失灵”指的是仅仅应用市场的手段，无法达到经济学中的帕雷托最优。市场在处理外部性、公共物品、个人私欲、价值产品、非自由竞争和统计成本等问题时存在着内在局限，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状态。同样，作为“道德人”进行干预的政府，由于干预的“度”很难把握经常出现干预过度，又产生了一些新弊端，如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浪费严重等，即所谓“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和市场二者都不能单独带来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于是新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这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未必能弥补，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社会转型中交叉出现，甚至会同时出现。正是鉴于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越来越多的人诉诸于社会治理机制以对付市场或国家的协调失败。
社会治理的运作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参与或辅助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性运作模式，从而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范式的革新;二是通过提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多重通道，在社会中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在缓解政府压力的同时解决传统政府的种种弊端，使政府和公众实现良性互动;三是通过填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空白或者政府与市场失灵的领域，创造一个“政府—社会—市场”的治理框架。[5]P96这一切都有利于社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治理的作用日益彰显，逐渐成为三元权力结构的独立一元。当然，社会治理同样有许多局限。例如，社会治理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事实上，在社会转型中不仅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失灵，也存在着社会治理失败的可能。如仅就社会目标的确定来说，治理理论主张“反思的理性”，一般将集体行动的目标选择置于谈判和反思过程中，而且，目标的变动也要靠这种反思来进行。用鲍勃·杰索普(BobJessop)的话来讲，“治理的要点在于：目标定于谈判和反思过程之中，要通过谈判和反思加以调整”。然而，并不是每次谈判都能达成一致的目标，或是达成修改目标的一致性意见。于是，杰索普接着说，当“有关各方对原定目标是否有效发生争议而又未能界定目标”时，治理失败就发生了。[6]P9
三、社会治理的转型历程与服务型社会治理的确立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相应地，人类社会治理也经历了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到管理型社会治理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历史转型。从制度和权力两个维度看，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是下面三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权力结构依次更迭的历史进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向管理型社会治理的发展，是法制取代权制、法权取代神权与王权的过程，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出现，又是一个德制取代法制、德法同构的过程。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治理的主要手段是“神治”和“王治”。神治(也称神权政治)是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社会治理形态，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当中。原始民众在尊神、敬神、祭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仪式和禁忌，这些仪式和禁忌是具有一定约束力和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模式，对于维护原始社会的秩序和人际交往起着重大的作用。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说的，“禁忌在很多场合是有益的，考虑到社会的状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剽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使社会尽可能的接近有组织。”[7]P20不过，在神治状态下，走向了其反面，本来人们期望通过“祭祀”自己所创造的“神鬼”来控制强大的“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而事实上人成了“神鬼”的工具和支配物，人把自己的命运统统交给了神，神又反过来控制人。
王治时期，奴隶主和封建主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意志决定一切，所谓“主制天下而无所制”(《史记·李斯列传》)。“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率众之滨，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这种依靠权力的直接作用力量进行统治的治理模式，必然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残酷性，治者的德行决定了治理的质量。当然，秦王朝重法轻德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统治者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体会到“君舟民水”的道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周语上》)。一定程度上，让统治者在重新审视建构在强权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时，为了稳固统治，又希望进行德治。中国儒家具有丰富的德治思想并长期居于独尊的地位。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里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规范，治理者的思想行为迎合这些规范，天下当治。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断言，“有君子而乱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作为汉“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的董仲舒则是从“天人一体”的角度来阐发的，他说天是“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君王是天之所立以教人者，“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既然天“好德不好刑”，君亦应该实行德政，道德者“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春秋繁露·实性》)。在宋儒那里，他们坚持“以德为本”，曾经按照德治的理想进行了艰苦的制度设计。不过，中国儒家的所谓德治，事实上是权制中的德治，无论它被提到多高的位置上，也只能以一种工具形态出现，德治是缺少制度前提的。诚如张康之教授在《公共管理伦理学》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整个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德治从未真正成为治理实践的选择，至多只是有过德治的形式，在较多的情况下，德治本身并不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而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甚至常常会沦落为一种欺骗社会的幌子。”[8]P96同样，古代中国的法治也从未发生过“革命变革”，总是皇权高于法权。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确立法治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法治至多也就是治理者的某种手段，“法乃帝王之具”。
管理型社会治理主要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形式，它强调以法的形式对权力予以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因为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对权力的制约往往是更高一级的权力，而用权力制约权力，永远只是一种随意性的制约，只有用制度制约权力，才是相对稳定的制约。法治正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限制权力的要求，所以它成为管理型社会治理中的主要治理方式。所谓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是指法律作为既定的制度规范，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过程[9]P85。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应当遵循法治的原则，即主张一切权力、机构的设置和使用都要依法进行，任何人必须服从法律，受法律规范的约束，违反法律一律平等地承担责任。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精神几乎贯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社会生产的正常化、人们生活的有序性、社会交换与交往的可持续性等，都是源自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法治同人治是相对立的，最早就是作为人治的对立物提出的。法治强调依靠法律的至高权威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反对个人的专横独裁或者少数人的恣意妄为，着眼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现象的发生。法治总是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终极价值联系在一起。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们都应该遵守城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被看做(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10]P276洛克也指出，“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它的真正含义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11]P58因而，法治与传统的王治相比具有确定性、普遍性等特点，体现了人类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秩序的追求，从统治型社会治理的单纯权力支配向法治的转换，是人类社会治理的一个伟大进步。但是，法治所代表的这种社会治理由于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有着一些自身的局限，如法律的公共性、强制性、自治性等问题，法律的意志性排斥社会规范内在的共识和凝聚力，法律与道德的作用范围开始分离。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服务型社会治理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把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整合在一起，形成在道德精神统摄下权治、法治、德治相统一的治理体系。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法律的存在确定无疑，并可能产生对法治的要求，但是，那只能是主观臆想，因为现实中是“治人”高于“治法”，表现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即使强制推行法治，譬如中国历史上短暂15年的秦王朝一样，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统治型社会治理的典型形态必然是以权治的形式出现的。同样，管理型社会治理需要道德，却只能建立起法治模式。
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与自治型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统一的必然选择。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法律与道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治理方式而存在的。[12]P101首先，道德不再是工具，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德治打破了权治和法治模式中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严格界限和相对确定性，人们在解决治理危机时，不再简单地选择法律或权力，而是对治理本身进行道德反思，根据道德标准进行价值取向并做出行为选择。当权力权威与法律权威进行干预或发生冲突时，可以凭借道德权威加以协调与消弭，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和谐、互动之中，于全社会彰显道德精神，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德治化。另一方面，法治的优越性也是不容质疑的，在终极目标上，法治与德治同是为了创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有序、健康和谐、持续发展的社会。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法治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其重要意义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对法律的遵循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此外，服务型社会治理中的治者大多是社会授予的，一般没有什么特权，他们成为治理者主要是靠其对集体的贡献，更多的因其自身素质和社会需求。因此，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利益相关、荣辱与共、前途和命运相依，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求同存异、协商对话已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治者是被治者，被治者亦是治者。○
注 释:
[1]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前言[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3]蔡拓.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向度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J].文史哲,2000(5).
[4]赵春丽.治理理论对当前我国社会体制转型的启示[OL].http://www.xslx.cn,2004-05-16.
[5]杨晓慧﹑唐爱芳.社会治理:社会转型的途径和目标[J].湖北社会科学,2004(2).
[6]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英]弗雷泽.魔鬼的律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俞可平.
[8][9][12]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A].马岩.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2).
责任编辑 晏蔚青
作者：刘 明 杨党校
第二篇：列宁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梳理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思想。研究表明，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现代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括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上的开创性贡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路，同整个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宝贵财富。
一、列宁关于管理国家的思想
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国家管理上来。1918年3月，随着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苏维埃政府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时间。列宁及时提出了“管理俄国”的新任务。他强调指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己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在他看来，现在所说的管理，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管理，即“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同时他还强调，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主要任务的转变，即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而要做到有效的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组织工作。
但是苏维埃政权还未来得及管理国家，就遭到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被迫中断。直到1920年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后，才有了比较长期地进行管理国家的机会。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演讲中，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再次提到重要的地位。他说，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必须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另一方面，必须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如果我们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
二、列宁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十分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他强调，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是保障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1920年10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列宁深刻地指出：“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首先，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也就是在新的科学技术水平上发展工业、农业，实现全国的电气化。这些都需要千千万万掌握科学技术，并懂得如何把它运用到生产中去的专门人才。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提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其次，为了更好地管理和领导国家，需要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对苏维埃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如果没有足够做管理工作的本领，“往往会被愚弄”。再次，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教育，需要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当工农群众人人还不识字，文化水平还不高时，就不容易接受党的宣传教育，不容易理解和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執行党的方针政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而没政治。”
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依靠和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来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观点。第一，国家要不断增加教育经费的拨款。列宁认为，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能很好地开展把教育工作。二是，动员社会各种力量。1921年9月在致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列宁肯定了“让本地居民、特别是农民负担学校的部分费用”的方案，并认为是“绝对急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3月在给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也指出，要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办学。例如，搞好捐献，在地方预算中规定百分之九的拨款，把学校附属于工业企业，实行自愿捐助制度等等。
三、列宁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模式的探索，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为前提的。1912年1月，他在《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无产者根本不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去储蓄，以便在因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而丧失劳动力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失业时使用。因此，在出现上述一切情况时对工人实行的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一种改革”，进而得出结论“必须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以国家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模式。他指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一切情况(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一切保险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按被保险人完全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立即结束了沙皇俄国时期实施的社会救济制度，撤销了社会救济部，建立了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会。不久又改组为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负责各种形式的社会帮助，支付残疾金和负责残疾者的职业培训、失业者的物质保障、红军家属的帮助等。同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仅在革命胜利后的头两年内，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职工患病、失业问题的社会保险法令以及关于社会保险机构展开工作的程序法令。在1917年11月到1922年的五年内，列宁亲自审批和签署的有关劳动者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法令就有100多件。到1922年底，逐步形成了以国家保险为主、各阶级群众广泛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己经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为其它国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四、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成为领导国家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这时，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而能够造成这种危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和国家机关中大量存在的官僚主义。早在苏维埃建立初期，列宁就尖锐地指出，在我们内部的敌人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为此，列宁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分析。关于官僚主义存在的根源，在列宁看来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极端贫困的国家。他指出：“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是官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概言之，官僚主义是“小生涣散性和受壓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其次，资产阶级专家和一些沙皇时代官僚的影响。俄国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苏维埃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的机关。因此，无产阶级不得不在许多部门重新启用资产阶级的专家和沙皇时代的官僚。其三，广大干部缺乏社会建设的经验。尤其是当把大批干部从其它一切工作部门抽调出来，之后去担任军事工作，导致苏维埃和党的许多工作部门的创造性工作因此受到很大损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分的复活起来。与此同时，列宁提出了解决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关人员，改革国家机构，转变工作作风;三是普及教育，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四是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民主监督。六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与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五、结语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是短暂的，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首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次，它较为适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更加长久的国家的基本国情。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发现和指出了损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大量消极因素，并对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有效探索。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列宁提出和强调的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乃至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确具有生死存亡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袁方.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J].东岳论丛，2005(6).
(作者单位：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郭淑红
第三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述评
[摘要] 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涉猎面广，研究成果丰硕，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内涵、对策等方面。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的主要论点有阶段特征论、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论、历史方位论、改革矛盾凸显论、形势变化影响和谐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研究的主要观点有全面系统论、广义狭义论、基本特征论、本质内涵论、学科领域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关系，强调以人为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内容。虽然研究成效和实践成效显著。但也存在整合性研究不足，多因素与单因素关系研究欠缺，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少，可操作性对策建议研究欠缺等问题，需要在总结中深化。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自从2004年9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我国学术界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归纳现有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三方面。笔者就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价，以便进一步深化研究、推进实践。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的研究论点
对于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论点包括：阶段特征论、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论、历史方位论、改革矛盾凸显论、形势变化影响和谐论等。
1、阶段特征论。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特殊阶段，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经济正快速增长，必然加大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的特征表现为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不和谐因素增多，客观上要求重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解决当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不和谐问题的现实要求。就社会结构转型而言，我国正加速推进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转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所有制、分配形式、就业形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社会流动和分化加速，各种问题易发多发;从经济体制转轨而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现实发展要求协调各种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3、改革矛盾凸显论。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相伴而生，主要表现为：阶层矛盾;城乡矛盾和地区矛盾;官民矛盾;经济增长和资源承载能力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等。为此，化解矛盾为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
4、历史方位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决定的，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提出构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是我们党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必然要求，是完成新世纪新阶段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的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5、形势变化影响和谐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致使不和谐因素增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新形势的必然。从国际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的矛盾由内部转向国际化。加之，信息时代中国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民族主流文化有被蚕食的危险;全球化一方面使人与自然出现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阶级斗争的国际化。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单纯追求cDP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因社会利益群体分化，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扭曲，权力寻租、权力滥用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导致社会矛盾多元并加剧。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迫切需要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研究的主要论点
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诠释也有不同观点，主要论点包括全面系统论、广义狭义论、基本特征论、本质内涵论、学科领域论。
1、全面系统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既指每一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包括各子系统间的和谐。全面系统论既体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理解的全面，又体现为对诸多内容之间关系的协调性和系统性的注重。如：李君如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有生机活力、有社会公平、有和睦相处人际关系、有团结稳定秩序的社会;钟秉林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四个方面的和谐：社会系统内部诸种基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郑杭生提出从理论、实践和由来三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诠释。陆学艺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包括经济社会诸多方面。朱西周认为，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全面系统的和谐。
2、广义狭义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的是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联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以及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相处，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既是并列关系，又是包含关系;狭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的是社会层面本身各个环节、各个因素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也有学者认为，狭义的和谐社会，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
3、基本特征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具有同一性，不同学者的分析视角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六大特征为依据进行分析。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有的学者囊括了三方面的内容，有的学者却着重从某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李君如、贾华强等学者直接运用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所指出的六大特征来总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
二，有的学者虽然没有直接运用六大特征，但其概括却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内容。如：认为和谐社会的内涵具体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利益、精神文化、法制五方面内容。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包括十个方面。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理解为十个统一。第三，也有学者着重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第四，还有学者着重从社会层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
4、本质内涵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要从本质内涵上进行理解。主要观点包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论、共同富裕论、充满活力论、关系和谐论等。陈勇“”、郑杭生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刘博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贾建芳、苟关玉等学者认为，应从各种社会基本关系和谐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张久海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辩证和谐、理性和谐、法制和谐和动态和谐的统一体。
5、学科领域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领域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表现出学科视角的差异性。
政治学领域从阶级性、法制社会、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执政能力等方位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强调阶级性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政治主体之间以及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它具有阶级性、全局性、权威性和主导性;注重法制社会的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法制健全、管理有序、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关注民主政治的学者要求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理解和谐社会的学者，提出政府管理在职能定位上需要从“经济发展目标优先”转移到“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目标并重”的道路上来;有的学者要求把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到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中国共产党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理念。”
经济学界的学者偏向于从资源配置、均衡发展、经济增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新制度经济学等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定义为一个资源配置“帕累托”有效和严格公平的社会;主张均衡发展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不和谐为代价的，和谐发展就要求相对均衡发展;从经济增长角度考察，认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资源有限性，是破坏和谐社会的经济增长;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看，生产力的和谐是生产力各要素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配置，生产关系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化，构建平等性、互利性的生产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从资本与劳动角度分析，认为劳动视角与资本视角之间存在和谐共处的空间，只有在坚持劳动视角的前提下兼顾资本视角，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和谐;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理解，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交易费用最小的社会，这就要求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和市场三种基本制度类型，构建和谐政府、和谐企业、和谐市场。
社会学领域主要从社会价值、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从社会价值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从社会结构角度，认为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要求社会各个领域、部门、环节的关系稳定、协调、有序;从社会阶层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社会各阶层相互开放、利益协调的和谐社会;从社会环境角度看，认为和谐社会应是诚信友爱、安定有序、法律健全、经济协调的社会;从社会管理角度看，认为维系和谐社会靠民主和法制，确保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管理协调。
伦理学视角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强调价值观和道德要求。主要从价值和谐、价值判断、价值诉求、道德目标和道德统一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价值和谐分析，认为和谐社会就是人自身各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和谐;从价值判断分析，认为“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处于良性互动、有机协调的理想状态;从价值诉求角度，提出环境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伦理依据和价值诉求;从道德目标角度，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目标即是诚信友爱;从道德统一分析，认为道德观是纳和谐于发展之中并以发展来促进和谐的观念。
三、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矛盾，提出了化解矛盾的路径对策。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七个方面。
1、通过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
2、通过协调若干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和谐社会建设，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应当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有十大关系论、八大关系论、六大关系论、四大关系论等。
3、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着重强调“以人为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主要观点包括：～是强调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二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三是提出加强人权建设;四是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
4、通过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来思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对策。主要从党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及行为规范、民主政治改革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5、通过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主要对策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财税体制改革等，并用联系的观点提出关注经济发展与相关关系的协调。
6、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从文化建设视角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主要包括：一是要加强国民素质教育，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强社会凝聚力;二是要积聚社会资本，培养责任、信任和诚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四是弘扬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五是认为文化建设的重点在农村，政府应大力投资基础教育，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等。
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的简要评价
我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虽然涉猎面广、角度和层面多、观点多元、研究成果丰硕、成效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从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已经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环境学等多学科领域。从研究的内容环节来看，既包括了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原因的研究，又涵盖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内涵、特征及其理论渊源、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还包括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路径、策略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系统、全面、联系研究，又有单学科、单因素、单视角研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应用研究;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既有动态研究又有静态研究。这表明我国该论题研究已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实践推进中也取得了相应成效，表现为上访数量下降，群体性事件减少，公民安全感增强等。
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该论题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整合性研究不足，多因素与单因素关系的研究欠缺，实证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可操作性对策建议研究有失欠缺。具体来讲，表现为：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局面尚未形成，虽然研究视野涵盖诸多学科，但还很少从多学科比较与整合的视角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因而还谈不上综合各学科研究视角而形成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这必然影响对该论题研究的全面与客观;已有的研究以定性探讨为主，定量分析却明显欠缺，特别是借用统计模型检验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其结果不仅无法确认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而且还不能在多个自变量之间进行比较，确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致使对策研究由于缺乏科学分析的支撑而往往失去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静态研究丰富，动态发展研究不足。往往就我国矛盾现状进行分析，而对矛盾和问题发展变化的态势及影响因素的动态过程研究相对不足，不利于及时监控和防范，也使政策制定的系统规划缺乏客观依据，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从社会建设角度研究较多，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建设研究较少，从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研究相对多，从文化建设方面研究却较少，对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以及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较少。其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过程，因而不能仅仅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孤立对象来研究，也不应仅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来分析，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也应当全方位思考，同时又要研究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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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
作者：李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