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的特点

2022-07-22

第一篇:鲁迅的杂文的特点

鲁迅杂文的特点

我本人以前对杂文类的文章可以说孤陋寡闻,在经过鲁迅杂文的学习渐渐的杂文的特点有一丝丝的明白。虽然我只有迷迷糊糊的感念。但经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在网上的了解,开始对杂文艺术有大致框架的了解。以下就是我本人对鲁迅杂文特点的叙述。

杂文是 鲁迅(1881--1936)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

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

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

不论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观察,还是从社会中的思想和社会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进行分析,我们都能看出,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予以倡导。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鲁迅说,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这是对杂文产生根源的概括说明。

鲁迅杂文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不断绵延流动的过程.从鲁迅杂文的形成——发展——成熟期。可见他的杂文蕴涵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简直就他本人精神灵魂的浓缩吗。

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苍老的最困苦的时期。所以他的杂文是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最好的方式。

就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

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

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当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想起我们一代文学大师

—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

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 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

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

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

大的。

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 进一步的深入和

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

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 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

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 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

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

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

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 ,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

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

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

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 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

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

,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

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

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

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

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

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

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

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

疑和改

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

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

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 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

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

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 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 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

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

“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

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 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

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

去蔽。

第二篇:鲁迅先生的文章特点

鲁迅先生杂文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

(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第三篇:鲁迅杂文的内容

论鲁迅杂文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一、 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

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 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

《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

(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

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2、鲁迅后期杂文也反映他对中国民族心态,也即“国民性”病根的顽强探索。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在客观分析与表现中国历史进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终集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人,不同阶级、阶层以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其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他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些“社会相”很多,有“二丑”、“叭儿狗”,挂着“铃铎”的“山羊”、“革命小贩”、“政治奸商”、“洋场恶少”等等。他摄取了人物灵魂,勾画出社会世态,其形态是十分丰富多样的,这就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在《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等文中概括了六类人生表现形态:踏、挂、踢、爬、撞、冲。„„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错,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第四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特色。鲁迅先生认为杂文工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顺次翻开鲁迅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步都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例”五四“时期与复古派争论的《热风》:五四后对中国历史国民性的解剖《坟》鲁迅先生“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雨中国文化和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这的体现了鲁迅先生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和异质性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就是文学家的关照而且正如鲁迅先生自己说的“我的习性不太好,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所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鲁迅先生的杂文;《论“他妈的”》,就是从中国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国骂”的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三,杂文中思维的“个”与“类”鲁迅曾说过“我的坏处,。。。是砭固弊常取类”这就是说,鲁迅的思维的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但是他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快刀斩乱麻的迅速切入本质,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准,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其中《论“费厄泼赖”应当缓刑而言》鲁迅先生就概括出了叭儿狗的形象。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鲁迅先生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讲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的浅薄,怎样的偏激,有事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

这就是说鲁迅先生杂文确实是由某一处在客观人事印发的,但他所关注和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映。

五,自由创作的杂文语言。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把抒情表一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鲁迅杂文反常规,不合语法制造了一种不和谐的拗体

张爱玲:以《金锁记》为例分析其小说的艺术特色

1,对灰色人生,凡俗饮食男女的非英雄人物的关注

2,喜欢参差对照

3,语言绝对可以称的上富丽堂皇

名词解释

1,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一部现在民族的奠基之作,故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属于民间创作,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提炼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是民间文化,五四新文化与革命文化三者的融合全新

2,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诗人群体。其主要代表诗人有绿原、鲁藜、方然、牛汉等诗人,他们一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3,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这些作家主要在《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投稿,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

4,《围城》钱钟书的一部小说,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对只是分子群进行可以的

描写,表现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文人的宿命感,揭示了乱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灵魂的孤独。

简答题

1,《雷雨》中繁漪人物形象

受过受过新式教育,向往爱情和个性自由,备受压抑的个性在窒息的环境中生存最具雷雨性格的人,

2,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谈话

延安文艺座会在1942年召开,会上,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试图解决这样一个课题,即无产阶级执政有条件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造出适合本阶级要求的新型文艺,简言之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

3,《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分析:

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的最有深度的人物,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她年轻貌美,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开放,然而内心藏着孤独与苦闷。这苦闷与除了社会环境的压迫,和她的身心要求得不到满足有关,她爱自己的丈夫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妻子但是面对病入膏肓的丈夫内心便有控制不住的恐惧,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小宣的亲近感但是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生理和心理的压抑感使她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排他性和自恋性。,

4,冯至《十四行诗》主要艺术特色

由27首诗组成的《十四行集》,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生命主题

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诗人关于人的生命这种体验与形而上的思考,与从歌德到存在主义的西方思潮的刮泥,是比较容易在注意到的——挤存在这影响,也有平行思考的相通。另一方面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也是明显的,例如诗人关于自我与万物的沟通的体验的思考,就显然有“天人合一,无我一体”的思想因素诗人自己还说,这样的经验,就“像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

5,海派小说特点:第一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第二,过渡性的描写都市第三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长写长新的主题,第四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6,《原野》里仇虎的形象

填空

1,艾青、漂泊的情愫,艾青式的忧郁,诗歌散文化,

2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原则:失事求似,戏剧的诗

3,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中年沉思《寒夜》《憩园》

4,沈从文《边城》《长河》希腊小庙,湘西世界

5,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淘金记》张恨水《金粉世家》

6,海派小说家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穆世英《上海狐步舞》施蛰存《将军底头》《春阳》

7,七月派小说家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

8,《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歌谣化的代表

9,戏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夏衍的《芳草天涯》 10,还珠楼主李善基《蜀山剑侠传》

第五篇:鲁迅杂文的别样读法

于鹤

杂文是我国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体裁。早在成书于公元

五、六世纪之交(南朝齐梁年间)的我国文艺理论古典名著《文心雕龙》中,就出现了专门论述杂文这种体裁的艺术特色和社会价值的篇章。但在近现代文学兴起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杂文一直是作为那些可以直接服务于封建政治的所谓正统文体的附庸而存在着的。一般的文人,也多把杂文仅仅当作自己闲暇时偶尔为之或失意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笔墨游戏形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日益汹涌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潮流,像杂文这样原本长期处于文坛边缘的写作品种,才得以借着近现代报刊出版业所提供的便利,渐渐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

在这个过程中,不止一代人的杂文写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最早一代的报刊杂文写作者当中,有许多人实际上是致力于改造社会现实的革命者,并不是职业作家。写杂文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鼓吹革命主张的宣传手段。但从客观效果上讲,他们那些本意只在宣传革命的报刊杂文,却尽到了打破传统杂文题材领域局限的历史责任,使得一向仅以抒发作者个人一己之悲欢而见长的轻巧、纤秀的杂文,开始变得越来越善于承载重大的社会文化主题,越来越容易和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接触。然而内容上的渐趋粗犷奔放,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使传统杂文素有的形式美受到了损害。克服这一点缺失,不能不仰仗真正倾心于文学创作的作家。

从1917年白话新文学奠基,到现代杂文蔚为大观的1930年代中期,经过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的努力,杂文终于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不仅全面超越传统杂文,而且在艺术风貌和社会效应上,也完全足以与白话抒情散文以及现代小说和新诗等新文学的其他体裁相匹敌的水准。 而在众多对于杂文的这一现代化进程作出努力的作家中,自1930年代起就被文坛内外的大多数人公认为贡献最突出、成就最显著、影响面最广泛的一位,则是鲁迅。也正因此,直至今天,无论是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种专业教材和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心目中,杂文这个概念,总是顺理成章地与鲁迅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鲁迅的杂文,既是他个人特异的艺术创造才情和思想认识能力的生动表现,也是他辩证地批判和继承古代和近代杂文写作传统的具体结晶。上古《庄子》的奇幻想象,中古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近代章炳麟《民报》体文言杂文的雄辩周严,都深得鲁迅重视。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鲁迅一部

分杂文中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观点所掩盖的。

只有首先清楚地意识到鲁迅杂文和传统杂文之间的历史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体会和理解鲁迅杂文在哪些方面真正超越了传统。

在鲁迅一生创作的总共约700多篇的杂文中,形式和内容上最具有特色的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所写的600多篇。这600多篇杂文自然并不是篇篇都属精品,但从整体上,它们代表了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写作中实现了思维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段有机统一的一个阶段。所谓思维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段的有机统一,就是不脱离开文学的形象去进行枯燥的抽象思辨,也不脱离开缜密深切的思辨逻辑,单纯为了有趣而去构想和表现某些文学形象。而鲁迅杂文中所运用的形象和思维方法,又各有其特点。

鲁迅杂文中的形象,通常是一种比鲁迅小说中的白描的形象更简略的类型化和符号化的形象。这一点跟传统的杂文或记叙散文中那种拘泥于写清楚一碗一碟、一嘴一脸的做法,大不相同。就是在《记念刘和珍君》这样记叙性很强的杂文里,鲁迅给我们呈现的一个最能刺痛人心的形象,也仅仅是刘和珍的一个微笑。而在《白莽遗诗序》这种照寻常的写作惯例总免不了要说一番道理或叙一段旧事的序文里,鲁迅为我们展示的却是林中响箭、爱的大纛这样一些虚实迭现、非用诗的激情和诗的思维不能联系为一体的超逸于现实经验之外的形象组合。

与类型和符号式的形象相映衬,鲁迅杂文中的思维形态,总是在事物间尖锐的对立关系上铺展开来,有时候这种对立关系甚至还重叠成很多层,让人很难从中判辨出正反黑白的简单关系。而在这种对立关系中,鲁迅在杂文中借以展开思辨的立足点,却很少会落在对立关系的某一个端点上。即使是在《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类痛悼自己所赞赏的学生和青年朋友的文章里,鲁迅为自己找到的,也仍然是既与屠杀进步青年的反动当局针锋相对,但也与逝去的可敬青年们在思维和情感方式上明显保持有一定距离的文章情境之外的一个立足点。如果结合文章写作前后的背景材料来稍做一点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甚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类直接介入舆论争议的杂文里,鲁迅所取的立足点,也是超越于文中所指的论争对手的。

鲁迅杂文的上述特点,是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的自然体现。鲁迅的许多杂文,字面上看只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具体的人、事和社会现象,但他据以观察、分析这些人、事、现象的知识和经验的参照系,却远远地向他眼前那个狭小的社会空间之外延伸着。

对此,一位和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曾有这样的感慨:“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不难设想:当一个人读鲁迅杂文感到有障碍时,他遇到的真正困扰很可能并非来自鲁迅杂文本身,而是来自鲁迅杂文所透视和映现的那个显出复杂本质的中国社会现实。而一个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缺乏基本估计,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思想认识准备的人,显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鲁迅杂文的世界。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本人和后起的很多长年研究鲁迅作品的专家学者,都说过人到中年以前大可以不必去读鲁迅杂文的话。

但是,如果还没有尝试,就断定自己读不懂或读了也不会有什么收获,这终究未免有点过于自暴自弃。何况同样是鲁迅杂文,如果它真是被岁月考验过的经典作品,那么,除了从中可以读出社会的复杂、历史的幽暗、人心的叵测之外,一定还应该有别的读法和别的认识价值。这里最后要推荐的,就是两种别样的鲁迅杂文读法:

一、把鲁迅杂文仅仅当作一种文学体裁的形式经典来读。以这种读法,可以不必专门去了解太多、太细致的写作背景情况,主要注意力应放在欣赏和学习鲁迅杂文的写作技巧和记诵文中传为名言警句的段落上。这样读鲁迅杂文,虽然有点不求甚解,但可以在自己能够接受的限度内,从鲁迅杂文中汲取到写作学意义上的营养,同时,顺便也就为日后条件具备时深入解读鲁迅杂文,做了阅读记忆和阅读感受上的一个初步准备。

二、把鲁迅杂文当作鲁迅个人的传记素材来读。以这种读法,可以感性地了解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的人生历程。一种做法是按鲁迅杂文内容的不同,做分类阅读;一种做法是按照鲁迅杂文写作发表的时间顺序,做历时性的阅读。这种读法的主要用意,在于透过杂文多侧面地认识鲁迅,领略他寓伟大于平凡的人格魅力。尽管仅通过杂文还远不能完全获知鲁迅的生平故事,但鲁迅备受争议的那段人生经历,基本上都为他的杂文写作史所覆盖了,因此从鲁迅杂文中得到的许多信息,已经足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时下流行的不少有关鲁迅生平的似是而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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