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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金融与虚拟金融分析论文 篇1：
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取证方法研究
[摘 要]第三方跨境支付近年来风险事件频生，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跨境电商、跨境服务等支付场景进行资金非法跨境操作，已成为我国审计及税务的风险监管焦点。在审计取证工作中，通过大数据方式进行数据的集结、挖掘、分析已渐被拓展应用及认可，但跨境支付交易中涉及复杂的电商平台、技术支持、支付机构、汇款网络等境外合作方参与，审计证据因为跨境审计取证的困难，存在着严重的真实性风险。文章提出“真实性”跨境审计取证方法，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贸易、交易、数据真实性的审计分析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验证手段，在专业认证等增信体系参与下，建设贸易及交易真实性审计取证场景，智能化分析确保审计证据有效性。
[关键词]第三方跨境支付;跨境审计取证;审计证据;人工智能
1 引言
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大举进军海外市场布局，第三方跨境支付创新渠道大量推出市场。不肖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打着金融创新的名号，游走在法令及监管的边缘线，携大量资金外逃及恶意逃税等不法现象。我国审计及税务机关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审计取证工作，虽已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参与，但对于跨境审计取证，基于审计证据收集涉及不同国家/地区、法律制度、行业原则，以及受限于大数据来源的可信度、完整度，跨境审计取证确实在物理、逻辑上出现了不少盲点，更可能因为境外机构的数据造假，令跨境审计证据效力脆弱。
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跨境商业场景应用上，仍热衷于一般贸易、消费、货物电商等传统类型。在监管机关的立场，支付本质在于能否确保贸易及交易的真实性，第三方支付机构虽然大量应用金融科技手段，但仍无主动性手段切入商业机构的终端贸易数据收集，仅能被动收集商业机构上呈的数据及文件进行审核，且往往商业信息流于片段性、非实时、不可溯源等问题，造成在受理收单时无法充分披露风险。反之，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服务贸易跨境支付的交易单证要求几近严苛，造成跨境服务贸易、服务电商、产业服务等领域，商业机构在创新过程中部分交易无法通过灰色操作完成，造成有关的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取证上更为困难。
本研究主要探讨第三方跨境支付境外交易数据的跨境审计取证方法，通过建立交易辨识机制，结合金融科技创新手段，借助专业增信机构参与，形成可持续监控的交易场景，以支持跨境审计取证的有效进行，确保审计证据的真实性。
2 文献综述
2.1 第三方跨境支付风险
第三方支付风险可分类为：机构风险（操作风险及技术风险）、行业风险（政策风险及道德风险）;[1]以洗钱风险评估可区分为：机构、业务及客户三个层面;[2]以分析方法可归纳为：合规风险、沉淀资金风险、用户信息安全风险、社会与法律風险。[3]支付风险的影响因素多样，支付机构可以根据不同业务阶段的风险特性，进行不同层次、级别的商户准入及交易监控，通过识别风险、追踪风险、控制风险及排除风险等手段进行支付风险调整。然而，当支付交易涉及跨境时，因为跨国、跨地区潜藏着巨大的非法资金对冲、非法套现等交易诱因，境内及境外交易场景间的虚实交互，形成更复杂多变的支付风险。
2.2 审计取证方法
审计取证方法一般包括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函证、计算6种方法。[4]智能审计则具有审计视角的宏观性、审计思路的科学性、审计方法的先进性，以及审计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等优势。[5]审计取证方法创新上可利用大数据审计方法、多种取证方法混合运用（资料研究/现场查看/资金追踪）。[6]大智移云时代下，审计取证工作则转变为从因果到相关、从人工到机器、从纸质到电子。[7]
2.3 境外支付数据审计取证困难成为第三方跨境支付发展阻碍
在国际贸易中虚拟化所削弱的“真实性”，给经济贸易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无实物交易中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使消费者很难辨识真伪。[8]在银行对国际贸易真实性审核中，真假贸易对于银行而言很难判断，毕竟银行不是专业机构，对于贸易真实性的审查有一定障碍。[9]境内支付机构在跨境业务拓展中，无法直接采集境外平台的逐笔交易数据，数据采集的完整性与信息传输的及时性因此成为试点业务的难题之一。[10]跨境电商支付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交易真实性识别风险、洗钱和资金非法流动风险、备付金管理风险、逃避个人结售汇限制的风险、国际收支的申报管理监测风险。[11]
3 第三方跨境支付风险
3.1 人民币跨境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先行先试”实践
我国自2009年7月2日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联合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开始，通过跨境大宗商品贸易的银行国际结算操作，人民币正式开启了国际化的征途，亦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2012年年底，我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率先在全国试点，推出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由我国人民银行负责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规章制定、政策发布及业务监管。自2013年8月开始，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跨境办公室正式授权第三方支付机构实施人民币跨境业务，自此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正式可以通过人民币跨境实施支付业务，亦为第三方支付的跨境应用提供合规操作的法源基础。人民币跨境业务指导原则以“交易真实性认定”为核心，以“先行先试”方式增加了其在跨境贸易上的业务适用广度，当然亦增加了相关跨境业务的规管及跨境审计取证的难度。
我国第三方支付产业经过多年来的境内市场竞争，2016年迎来了我国第三方支付产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不在于产业客观体制，而在于其产业的发展内涵。2016年年初，人民银行首批核发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陆续进入续牌阶段，本次人民银行以高规格、高标准对相关机构进行续期审查，也触发了第三方支付机构对于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业务进行彻底的内部整改。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开始执行，人民银行于各项政策酝酿及发酵下，在8月12日正式公告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申请合格。自2017年迄今，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支付违规事件频发，可归纳为：涉黄赌毒、黄金外汇等违规展业类型;涉跨境电商进行资金对冲等违规平台类型;涉二清、聚合等违规操作类型。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各项违规事件，皆采取了空前严格查处的手段，而被查处原因都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相关规定有关，随着网联各项政策出台、“断直连”等工作的深入推进，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反洗钱问题将成为未来监管的重点。境外交易数据无法充分有效的监控，已成为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跨境支付业务发展上的致命要害，而我国审计及税务机关对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取证的有效模式研究亦迫在眉睫。
3.2 跨境贸易场景成为第三方跨境支付资金非法流动的载体
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取证困难、审计证据风险情状严峻，令依赖于第三方跨境支付运作的跨境电子商务行业被牵连误解为：跨境电子商务是协助跨境支付非法资金流动的形式合法交易场景。在人民币跨境业务“先行先试”发展进程中，确实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跨境支付金融科技创新平台，以设立经营B2B及B2C等跨境线上商城、跨境O2O商城、跨境电商等名义，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取得跨境支付渠道，通过虚假单证、数据等手段适用跨境支付渠道进行交易，以掩饰其非法资金流动的需求。近年来，零散碎片式的跨境交易场景，确实成为跨境商业模型创新的焦点，各类跨境货物及服务平台林立发展，但是因为跨境商业涉及本国及外国，所以在商业规管上确实存在监管困难。不法平台利用两国/两地间法律制度及管辖差异，实质进行跨境资金对冲套汇、非法资金移转出逃、协助客户规避税务责任等，令第三方跨境支付发展蒙上阴影。
3.3 跨境非法资金流动已成为我国税务体系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
我国人民银行近年来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严格的反洗钱监管，同时对部分不法违规机构更开出千万级的罚单，对于支付机构的违法展业、监管漏洞等投下了震撼弹。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国内的业务发展，已渐形成以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支付为主轴的发展态势，故此在市场淘汰竞争过程中产生了经营不规范、业务发展不平衡等乱象，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频生，部分不肖业者更成为跨境洗钱产业链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跨境电商、网红带货等电子商务产业形态发展迅速，我国催生了大批“小B”个人电商营业主参与产业发展，不管是跨境商品或服务的出口、进口，在逃税的诱因下部分业者已联合形成完整的非法产业链。
以境外电商进口为例：小B或网红在境内进行商品宣传引流，电商交易平台在境外架设并通过人头公司接入境内电商支付渠道，物流则通过“蚂蚁搬象”人力跨境方式将商品从境外搬移至境内，再以国内邮政礼品方式寄予消费者，以此逃避国家税务征收。在前述例子中，产业链操作者与地下钱庄合作，接收境外汇款者资金用以支付境外商品采购款项，并以境内人头公司电商清算款支付汇款资金至指定境内人头账户中，以形成跨境资金对冲的效果。随着跨境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逃税、走私、洗钱等犯罪手段和方法也更加隐蔽，对跨境反洗钱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推动着跨境审计取证方法的创新发展。
4 “真实性”跨境审计取证的内涵
4.1 贸易真实性
贸易真实性风险归纳指：即使企业或个人能够提交金融机构所要求的形式审查文件，但有关交易背后的原因贸易行为并不存在、不完整，造成对金融监管体系及社会信用体系的风险。在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审计取证工作上，以大量的适用大数据方法进行全局审计，尤其在非财务化数据的挖掘、分析及应用。在辨识数据来源上，受限于部分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对金融科技行业经验有限，就审计目标所提出的数据无专业工具进行识别，即使取证后亦会产生审计证据效力的不确定性。
跨境支付是以跨境贸易为交易背景，故此对于支付原因行为的审计证据提取是跨境审计取证的重点。第三方支付机构就跨境贸易文件的征提，为被动式由商户进行提供，境外交易单证受境外国家/地区隐私权保障、商业机密等法律限制，无法由境外第三方平台进行取证核实，造成跨境支付贸易背景文件的审计证据效力成疑。在此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可以针对商户提供予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跨境贸易文件进行深度数据挖掘，通过物流、订单、支付三方面数据的挖掘及比对分析去核实跨境支付的贸易真实性，同时通过征提商品的防伪溯源专业认证文件，进一步对贸易背景进行非财务化审计取证核实。
4.2 交易真实性
交易真实性审计证据风险归纳指：金融机构对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体系的交易认定风险，企业或个人依金融机构要求交易条件提供文件，由金融机构形式审查以核定交易主體、内容及确定是否执行交易，其中存在企业或个人为强求符合交易要件向金融机构提交虚假、篡改、不及时、不完整等文件的风险。通过大数据的全局审计分析结果，应进一步就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资金交割的上游及下游进行追踪核实。目前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完成，是由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境外合作银行、支付机构、汇款网络、供应链平台合力完成，可区分为：
（1）金融收付：由境外具有合法收单、储蓄支付、汇款兑换执照的机构协力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最主要的违法舞弊情况为：两机构间利用跨境资金进行扎差清算，以达到跨境资金非法移转的效果，以规避两地监管机关的查处。此类舞弊情况下，跨境审计取证将发现实际跨境支付交易甚少，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基于扎差额度的多寡，将以虚假商户、人头商户的交易进行资金对冲操作。故此，在大数据审计方法下，挖掘短期内新增商户、交易频度、单笔大额等数据，进而核查比对商户入网文件、商户平台网站交易、大额交易调单文件等内容，通过交叉比对分析方式以核实支付交易是否真实、是否涉及违法。
（2）供应链收付：供应链收付指境内与境外电子商务平台间的贸易收付，通过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外汇跨境资质，进行跨境服务及货物贸易款的结算。最主要的违法舞弊情况为：境内平台以虚报、虚假的交易对手、交易单证方式在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跨境支付，其商户交易量平稳、隐秘性高。故此，可以通过境外会计师、律师等专业机构协助对可疑境外平台、交易对手进行公司调查，一般此类型公司呈现：注册时间短、股东及董事为单一个人、注册地址为秘书服务机构，对此类境内平台应要求其依跨境支付交易提单规则进一步提供贸易提货或核销单证，以确定其交易的真实性。
4.3 数据真实性
第三方支付跨境业务反洗钱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客户身份信息难识别、跨境交易真实性难审核、跨境可疑交易难监测、互联网技术难支撑、反洗钱监管制度难执行。[12]跨境审计取证过程中，保证交易及贸易真实性成为审计证据有效性的重要考核。跨境审计取证须因应贸易及交易真实性，通过大数据就非财务化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及分析利用，以达至审计证据真实性的需要，故此跨境审计取证应针对“真实性”进行取证方法的研究。本文数据真实性指存储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系统及相关外挂平台系统的数据，一般第三方支付机构除支付核心系统外，皆建设广泛的增值服务应用系统，为不同产业类型商户提供财会、金融、营销、营运、大数据等服务，故此商户使用支付服务过程中将涉及不同的系统平台应用。
不同系统平台数据的集结，将形成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多维业务发展思考。在跨境支付业务中，POS非法移机、IP非法跨境等数据真实性把关，将是贸易及交易真实性认定的基础及关键，即出现非法跨境的技术应用情形，相关支付交易在真实性认定上将具有较大的疑虑。最主要的违法舞弊情况为：下调境内商户IP监控，允许境内商户以境外IP接入支付机构网关进行POS或线上交易，此类POS机具、网上支付接口被应用在境外赌博、外汇、黄金等非法网站或场所，而境内商户的清算款则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虚拟账户与境外地下钱庄资金入境需求形成非法资金对冲。
5 “真实性”跨境审计取证的优势
5.1 “真实性”跨境审计取证场景建设
在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审计取证过程中，通过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分析及应用，由评估外部商户的贸易关系、内部交易的合作体系及核心数据平台系统的应用情况，综合进行非财务化数据关联性系统建设，建立专属于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审计取证场景。以大数据作为跨境审计取证的方法主轴，针对跨境支付的特殊性进行贸易单据认证、可疑交易调单、跨境资金追踪、商户信息核查等工作，结合境外行业协会、专业认证机构、专业人士服务、公司注册公开信息平台等作为跨境审计取证的辅助措施，形成跨境多维取证途径、持续性数据监控、强化审计证据的客观效力。
5.2 人工智能推动审计取证的持续实时性发展
大数据在审计取证上的应用，应结合人工智能的学习推演能力，令审计取证可以更具持续性和时效性。随着第三方跨境支付在我国跨境电商等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平台交易的小额化、碎片化已成趋势，扫码支付、线上支付、无感支付等科技应用在推动交易便利性、增加交易频密度的同时，也造成交易真实性监控的困难，而以人工智能进行实时监控将是未来审计取证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从量化交易的功能，随数据存储、分析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可以快速海量的进行分析、模拟和和预测，逐渐把人工智能与量化交易联系得越发紧密。在金融机构后台应用中，人工智能运用在风控及征信等报告的撰写，来源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学习能力，令金融分析以半自动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人工智能推测模型进行过程中，同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将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处理，从中探寻影响市场变动的线索。如此，对于金融业务向碎片化、自动化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人工智能将可以更丰富自如地应用于金融生活中。金融服务的智能化趋势逐渐形成，人工智能将变革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销售及服务等经营模式，亦将推动跨境支付的审计取证方法的发展。
6 结论
6.1 智能化审计取证将是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常态
跨境审计取证过程中，全局数据收集的不确定性情况严峻，在此建议第三方跨境支付的跨境审计取证应采取大数据挖掘结合境外公共信息平台、中立第三方的认证数据，通过贸易、交易、数据三方面真实性认定的审计分析模型实行人工智能化，审计机构、审计人员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进行审计证据的收集，在多维数据的核证下最终形成审计结论。依据《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外汇局〔2015〕7号文）：围绕市场准入、交易主体审核、业务管理、备付金管理等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基本的风险把控。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分析模型，应着重于非结构性、非财务性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分析，可依据市场类型、业务主体、支付渠道、交易方式、系统防灾等风险属性，设立相应风险级别的数据监控及智能化分析的频度及广度，令跨境审计取证过程可以聚焦发现问题，有利于审计机构、审计人员收集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相信第三方跨境支付审计工作亦将随金融科技发展推陈出新，运用科技手段令审计监管、审计服务趋向客观、准确、效率，因应数据监控及智能化分析需求，定将触发一种全新数字经济产业的萌生及发展。金融科技企业以创新作为企业生存的动能，已掀起传统金融体系的巨大变革。
6.2 持续实时交易监控成为政府税务数据基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境内居民对外旅游、购物、服务等生活需求，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发展已是不可逆的企业战略发展趋势，在运营过程中需利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商品验证溯源、交易实名制、数据加密检核、风控查核机制等强化手段，创建“一带一路”对外贸易、标准制定及金融服务的中间平台角色，进一步在跨境支付业务发展上寻求突破点，形成业务创新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发展模式。金融科技确实为第三方跨境支付提供了“真实性”认定解决方案的技术基础，境外交易对手、金融平台方、结算银行等机构的数据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进行归集，与境内第三方跨境支付数据间进行匹配及审核，推动跨境商业模型运作更为便捷高效，以支持跨境零散碎片型商业模型的创新发展，令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国际贸易进出口税务征收上有了数据追踪基础。当然，跨境交易仍涉及大量的跨境金融、税务、反洗钱等国家监管需要，基于地下金融体系等对抗性非法行为发达，若能够针对第三方跨境支付建立国家级审计税务监管系统，持续实时就跨境贸易、跨境交易进行监控分析，净化境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经营，不再成为跨境资金非法流动的温床，令依附其中的跨境贸易商户逃漏税行为得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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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超 杨诚 王坚
贸易金融与虚拟金融分析论文 篇2：
中国金融学科60年:历程逻辑与展望
一
农历：乙丑年，癸酉月，甲子日；西历：1949年10月1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永远铭记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是在这个乙丑年，人民币出现在国人视野，仅仅1年，人民币就结束了国民政府时期混乱的货币秩序，根治了上海外汇、黄金、物资投机，超级通货膨胀在新中国从此成为历史。有人说，秦赢政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货币，其实真正在中国统一货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绩才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中国货币、金、银在市场同时混乱流通的历史，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也才有了“一五计划”——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奇迹。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圆，神话般设立了四大专业银行，奇迹般地让人们再次认识了保险和证券。
1992年，中国摆脱了“姓社还是姓资”的桎梏，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此，中国金融业又开始姹紫嫣红。
1992年，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华夏银行开业。
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1995年，颁布《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开始转向商业化经营……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金融的威力，一个国家枯荣之间似乎全拜金融所赐。世人开始为中国金融体系担忧：足以拖垮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是悬在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全流通的股市，是吸吮股民鲜血的机器?
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才更加健康：四大国有银行开始不断剥离不良资产，注资、改制、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讨论全流通，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版、创业板……
60年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银行；60年后，我们有了一行三会，有了名列全球上市银行资产总值的前“三甲”，有了横跨银、保、证的金融控股集团……60年前，国人曾不知股票为何物；60年后，我们继承、发展和创新了种种金融业务：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代理、投资银行……60年前，我们曾面对强势美元一筹莫展：60年后，人民币开始执行跨境贸易结算……
60年，是中国经济走向辉煌的一个甲子：60年，是中国金融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甲子：60年，更是中国金融学科从襁褓成长为巨人的一个甲子。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孕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金融学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在借鉴西方现代金融技术的基础上，中国金融学体系逐步成为一个完善的学科。
毋庸置疑，随着西欧经济实力两次工业革命后爆发式增长，植根于个人经济理性的西方式金融思维开始大行其是，从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到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再到佛莱德曼的货币主义，无不昭示着一个命题：个人经济理性是通向富强文明的唯一途径，是人类不可更改的宿命。在宏观上，金融成为“安邦治国”的货币政策，于是我们有了“阿罗·德布鲁”范式，有了号称可以掌控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微观上，金融能“发家致富”，于是我们有了金融工程，有了号称能控制风险的VaR模型。20世纪，在美英不遗余力宣传自身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下，市场似乎被传说成神，随着信息化潮流方兴未艾，西方金融创新更是如火如荼。金融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断技术化、工程化、实证化，在金融学科“自然科学化”的背后，是全球金融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在破除了资本流动障碍之后，全球开始了大踏步进入金融一体化进程，虚拟资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
在资本追逐利润的进程中，却无时无刻不在孕育危机，金融创新的背后是忽略系统性风险，局部风险在全球经济系统扩散，西方金融体系确实没有消灭风险，而是将风险不断转移、转嫁。2007年以来的美联储升息，最终引爆了全球金融海啸，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金融衍生工具多么复杂，算法构思如何精巧，本质只有一个：凭借西方创新实力吸引世界资金，同时向后发达国家转移创新风险。
然而，60年来，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学科却与西方遵循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1949年，中国建立了以计划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人指责当时的计划经济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实际上，正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主导了中国的模仿型创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资金计划为特征的运行模式是最佳的金融模式。也是在这30年，中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中国金融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基础是国家，相对于个人理性，国家信誉更值得信赖。
渐进转轨以来，中国展开了改革开放的大旗，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丰富了人们的金融生活。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沿袭西方金融理论，指导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的金融内核始终是华夏骨髓里的“信”与“义”。中国金融学人，也有研究金融业务、计量风险的“商学院模式”，只是，我们强调控制自身风险，而不是不断扩散。中国金融学人，也有分析货币理论、国际收支敞口的“经济学院模式”，只是我们注重货币政策合理性，而不是通过铸币税剥削全球经济。
中国金融学科恰如古代货币的制形：古老的齐刀，形虽为刀，连则成环；盛唐的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圆润之中孕育的是自强不息的方方正正；国人始终坚信厚德载物，坚信集体、坚信人类。
二
60年，中国金融学科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经济环境同呼吸。60年，中国金融学科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单一路径走向多元化发展，真实地体现了学科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60年，中国金融学科演进是一个开放、学习、内化、吸收和发展的过程，研究现实问题始终是发展主流的基本取向。
1949—1979年这3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魁首地位。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新中国金融先贤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诠释了货币流通、货币计划，阐述了货币与商品总量之间的关系。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的研究范围，而且第一次证明了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金融体系同样是经济建设的支柱。马克思主义和金融学科虽然浩瀚，但绝知此事要躬行，黄达教授等新中国金融前辈们的真知灼见，永远是金融知识宝库里闪烁的点点星辰。
在借鉴前苏联金融学科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代金融学人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创建了当代中国金融学科。苏联金融学的经典教材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虽然教材在宏观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商品流通的本质，充分论证了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优越性，但前苏联自己建国时间也只有30年，社会主义金融机构在微观究竟应该如何操作，却语焉不详。我们是幸运的，在建国之前，我们在解放区就有边区银行、北海银行和
西北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既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宏观调控功能，又曾从事具体信贷业务，共产党人对银行会计、统计、金融与贸易等实务早就有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新中国金融学先贤最终突破了苏联金融教学体系，融会陕甘宁边区金融管理经验创立了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形成了具有当时中国特色金融学学科模式。在宏观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信用、银行的论述为基础，研究资金运动的内在联系，揭示其一般规律。在微观层面，结合计划经济组织和运行研究银行计划、银行信贷和银行结算具体业务。在宏观和微观，以及两者结合的各个层面，黄达教授所著《货币信用学(上)》都是其中经典(遗憾的是，由于“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下册未能出版)。这些理论探讨不仅为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金融事业提供了人才支持，更重要的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使金融问题受到高度重视，1950年中国金融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当然，以现代学术水平来看，当时的金融学科特征是宏观金融和计划金融，学科体系还很简单。
应当提到的是，这一阶段的金融学科发展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个时代，治理通货膨胀是金融的重中之重，由此金融学科相关研究都在关注物价，讨论如何通过金融整顿控制物价，新中国金融学科仍然偏重宏观调控。而且，虽然1958年提出“解放思想”，金融理论界与教育界曾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讨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金融理论问题的研究便被设置了种种禁区，中国整个金融理论研究与教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9—2009年，随着中国金融机构逐步恢复，新的金融业务逐步普及，金融学科体系建设也日趋成熟。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备战略竞争力、紧扣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现代金融教学体系。今天，中国金融学科已经拥有了一系列核心课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教育框架。在宏观层面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在微观层面有公司财务、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学、风险管理：在交叉金融学方面有行为金融学、金融工程、法和金融学等。在上述学科框架下，监管体系转型、金融风险防范、银行坏账处理、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等等问题的结论才日渐明晰。
然而，构建学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原生于东方文明土壤的票号、钱庄、当铺是中国第一代金融机构，它们秉承了儒家文明的“仁、义、礼、智、信”，在农耕时代就创造了汇通天下的辉煌，建国以来金融业现代化建设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试错路径。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业开始面对一系列问题。80年代，突如其来的财富开始刺激人们露：乡镇企业是否可以支撑国民经济，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是否可以“拨改贷”，财政和金融是否应该功能交叉，国有专业银行是否应该商业化……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似乎真的不成问题，但刚刚从“文革”中苏醒过来的中国金融学人，这些问题却是计划经济难以接受的理念，敏感，却又必须做出回答。随着1992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路，这些问题很快有了答案，“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要坚决地试”。
这个阶段，中国金融学人开始反思计划经济过程中的研究，也开始再次睁眼看到西方金融前沿。计划经济，说到底是商品货币极度简化关系的一个特例，在计划经济中积累的知识是不能一笔勾销的，正因为极度简化，一些经验教训才具有一般性。对西方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学人也进行了评介，这些介绍性书籍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学术研究及各级金融学会日趋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旨在描述、解释中国金融实践的理论成果。院校教学内容也逐渐扩展，金融学以一个新兴学科的身份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确立了独立地位。
时代永远是发展的，中国金融学人仍旧在接踵而来的困惑中前行。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过高，高到足以拖垮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证券市场丑闻层出不穷，股权分置已经是影响整个市场发展的绊脚石。在保险产业发展的同时，人们意识到中国尚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险体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国人敲响警钟，人们开始意识到，金融原来不仅仅是引领资金的天使，也会有惑主的狐媚。此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愈演愈烈，金融交易早已突破了国境限制，中国要想继续改革开放，解决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
危机也可以解释为“危险的机会”，是危险，是机会，完全靠我们自己。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学人可以骄傲地面对世界。这场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不仅没有倒下，而是开始了大踏步的改革：1999年，两次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004年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2005年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改组为股份制公司，2007年开始国有银行在H股、A股市场同时上市……正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学科迎来了跨越式发展。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金融学人开始不断争论，金融学科基础究竟是货币和经济运行关系，还是微观金融操作?现实问题处理方式乃至国家金融政策，几得几失，利大于弊，弊大于利?2000年后，中国金融学界对上述问题多次展开讨论，虽然意见不一，但争论中都对彼此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让所有人对“金融”的理解更加深刻。
新世纪，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渐进式转轨给了我们充足的试错空间和有利的制度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发展时刻面临着新问题、新现象，而金融学科建设则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一个又一个的金融热点更是催生了当代金融学人的热情，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再次借鉴、发展了西方金融学理论。国内金融学界不仅有海外学成归来的一批学子，相当一部分国内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才俊也赴海外进修。随着国内金融科研能力逐步积淀，我们开始不仅有能力对中国金融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和理论，对世界金融学演进也有了相当的话语权。
三
风起云涌的21世纪，全球范围内金融学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学科支系：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其他学科互渗形成的交叉学科，微观金融则是新世纪金融学的研究重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对现代金融理论的反思，无疑会挑战现有金融学科框架，而中国经济、货币崛起对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在融合国际学术惯例和契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长期发展需要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及其学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学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2007年，美国新世纪公司破产引发了次贷危机，进
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破产倒闭，摩根士丹利、高盛转型为商业银行。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屹立百年的通用汽车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由此一场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了，世界经济受到重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之后包括中国金融学人在内的世界开始反思，原来全球金融海啸的祸根非自今日始。
里根入主白宫之后开始力推“经济复苏方案”，在金融引领下，世界资金都在向这片新大陆涌去，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激光、宇航、核聚变……一个个神奇的传说变为现实。然而，就是自里根当政美国国债开始以天文数字增加，而美国超强创新能力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又不停吸引外资，凭借世界人民的积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克林顿当政时期，“新经济”确实让全世界耳目一新，美国公民开始透支未来，尽管希勒指责纳斯达克市场是“非理性繁荣”，格林斯潘却一如既往地执行低利率货币政策。追求利润是金融产业和金融学科追求的永恒主题，然而，利润最终的来源毕竟是实体经济，在实体创新乏力的前提下，虚拟化的衍生金融产品就成为逐利的重要途径。依靠科学化的金融工程，投资银行开始无节制的金融创新，CDO、CDS开始大行其道。投资银行似乎真的以为数理模型可以预知未来，可以操控整个市场。
与金融业发展相配合，西方金融学科越来越偏重微观操作，宏观金融学基本被纳入宏观经济学范畴。虽然LLVS提出了“法和金融学派”，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进行了阐述，但LLVS的视角仍然是法律制度、经济政策如何配合微观金融机构发展业务，主题是放松管制、弱化监管。金融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并未将金融真正带回现实，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金融自由化倾向。
这场危机使我们看到了金融产业和金融学科自身还存在瑕疵，金融结合数学、统计学、工程学也没有错，毕竟不能仅凭经验做出投资决策。也许我们的金融工程永远不能囊括所有小概率事件，毕竟金融是一门科学，不是占星术。金融学人需要做的是尽量使我们的学科贴近现实。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深入，才未能真正控制风险，风险才不断积聚，才造成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尽管微观层面是近10年来金融学的研究重点，但仍旧未得其神髓：如果在次贷产品设计之初就能有效地遏制败德行为，如果我们可以更精确分析利率变化对次级贷款带来的违约风险，如果我们可以在金融衍生品中设计更为完善的防火墙，如果……
次贷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学不仅仅要设计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如何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金融产品的盈利要激励实体经济创新，而不是在虚拟领域自我循环。唯有如此金融才能遏制无节制的“经济理性”，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天使产业。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从资本保护走向人力资本保护，实现国人的和谐社会之梦。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园的银行业再不需要为满足巴塞尔协议而困惑。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不断推进自己的国际化进程，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先后设立，国际板也呼之欲出。这些，都对中国金融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中国金融学科需要为日新月异的金融产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需要为金融实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需要为世人解释金融背后的制度本源，更需要金融学人的时代使命感。
(1)通识教育的新桃与旧符。西方金融学人确实理性睿智，也确实引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辉煌，只是，既然个人经济理性不信任其他人，既然人类不值得信任，那任何契约本质上也都不值得信任，外在超越永远无法实现永恒。汉文化熏陶下的居民对金融乃至经济信心却源自集体能力，源于汉文化的“信”和“义”可以稳定市场信心，更好地处理危机。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场危机前，我们才能指挥若定，泰山崩于前而不变。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不能忽略自身的汉文化根基，这才是未来金融学科的意识本源。只有拥有这种文明底蕴，我们的金融才能符合中国需要，才能保证自身金融独立。“通识教育”无疑是达到终点的途径之一，如果说上世纪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尚能培养“匠人”，而无法培养出“大师”的话，新世纪日新月异金融变革之下，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将使得学生缺乏汉文化根基，最后难免被西方文化侵蚀，中国将无法培养出适合实际的人才。也只有通过“通识教育”，学生才能继承新中国几代金融学先贤的人文意识，在未来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适合中国的金融学科发展路径。
这无疑需要我们推进汉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立足本土寻找文明切点的创新素养和能力。引用黄达老先生的话解释，“任何人文社会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
(2)“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科。当今，微观金融有金融工程、银行实务……宏观金融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金融学科虽然庞杂，然而，强调微观金融的“商学院模式”和强调宏观金融的“经济学院模式”似乎已经分道扬镳，似乎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宏观金融、微观金融，两者本就是灵肉一体。不可分割。任何一个学科无论如何演进，无论如何自我标榜，如果缺失根基的一半，又如何能建起空中楼阁?当微观金融研究刚刚被引入中国的时候，当时对究竟什么是“金融”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从目前的理论进展和实践要求来看，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也许走一个宽口径的金融，强调金融学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更有出路。从学理来看，宏观层面的研究应该有微观基础，微观层面的研究不能脱离宏观背景，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彼此促进性能对现实中的经济金融现象进行更为准确的刻画。我们现在也看到商科当中微观层面的金融，离开了宏观分析的支持，面临很多的困惑。比如，“有效市场理论”在现实经济中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当前金融学的发展现状在于宏观分析并没有真正“向下”思考，探索宏观金融行为有没有可能对微观金融行为造成难以持续运行的金融环境。微观分析也没有真正“向上”思考，探索微观金融行为有没有可能使宏观金融、宏观经济严重失衡。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宏观金融分析和微观金融分析这两大块之间实际上缺乏深入的理论沟通。
面对如此纷繁庞大的既有学科体系，前瞻金融学科建设，融合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按照中国现实梳理出金融现象背后的学科演进脉络并形成学科定位，形成“大金融”的概念，是整个金融学科需要共同努力、协作攻关的大课题。只有在“大金融”理念下培养金融学人，我们的金融从业者才能既有宏大的视野和未来责任
感，又有精良的职业素养和技术，金融学人也才能找到执著的“一念”，进而“万缘”纷起，金融学科的水平才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金融学”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金融进程不是按照设计好的模型演进，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即使所有先验性条件都一致，相同的金融机构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或许金融学只能无限趋近描述人类资金运用模式，却不可能囊括金融万象，只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在多种路径上进行探索。即使只有沿循一条途径才可以达到终点，也必定要通过多条途径试错才能找到未来之路。
目前，有一种现象很让人担忧：国内金融问题研究的数学模型越用越复杂，经济思想却越来越贫乏，解释力越来越低下。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包括两类：文学性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金融学应该在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流的数理金融学论文必须要对模型及各种参数的经济含义进行细致、审慎的解读，经济学思想的阐释不能让位于数学公式；经不起数理论证的经济学思想同样可能经不起金融实践检验，毕竟数理方程是简化后的现实。真正有生命力的金融学研究需要立足现实，以经济直觉为基础，以充满洞察力的经济思想为核心，构建具有良好解释力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
(4)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大学应该如何借助自身科研优势形成自身的学科传统。全国各高校的金融科研与教学，总体水平肯定存在高低之分，但高分者未必在每一个方向都高分，低分者也未必一无是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能够在金融学各个领域都独领风骚。60年，国内各大学金融学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各自较为鲜明的特色，金融学也与其他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低碳经济、石油问题、电力运行、农产品甚至火车票定价都被纳入金融相关研究范畴。
金融学不是数学，没有哪个先贤规定必须以数理方式进行金融问题研究。金融学也不是社会学，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宣布制度演进分析可以完全替代数理模型。对金融学而言，不是每一个研究方向都适合每一个大学。所以，工科大学当然可以借助自身数学、工程学优势，财经类或者人文社科类院校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研究不是单纯为了模型而模型，为了实证而实证。大学只有形成自身特色才能长盛不衰，单纯模仿谈何创新?至于形成金融学流派也就更不可能了。
[责任编辑：张冬梅]
作者：陈雨露
贸易金融与虚拟金融分析论文 篇3：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分析
【摘要】互联网金融是网络信息技术与金融行业完美结合的产物，本文将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与趋势，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概括出一下几点结论：（1）从全局角度进行观测，金融网络化、利率、国民收入以及现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现金需求受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最为显著；（2）现金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变量的弹性区间较大，在-0.5至0之间；（3）可以排除利率等因素对现金需求的影响；（4）将互联网金融的因素纳入现金需求分析的模型中，可以完美的解释货币失踪的经济现象。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现金需求 发展 趋势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的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金融行业中，尤其是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代表的网络交易技术已经逐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同时网络金融手段的引入也改变了货币的存在形式，严重影响了传统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对现有的银行金融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消费，同时也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考验，自1990年以来，按照传统金融货币理论计算出的现金需求量与实际现金需求量产生了巨大的误差，这也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难题，以往的现金需求计算模型早已不能应用在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体系中，如果继续使用只会得出错误的宏观经济的分析结果。本文将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及趋势，为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参考。
一、互联网金融以及现金需求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金融贸易，互联网金融的具体操作手段是依托现有的互联网平台（如第三方支付、云计算、搜索引擎、手机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消费支付、资金流动、信息交换等金融活动。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中的互联网已经不是简单的应用工具，互联网金融是在保证用户隐私及账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网络交易，满足了新的市场需求，互联网金融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金融模式。
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就是电子化商务，所谓的电子商务就是在互联网的网络环境下，买卖双方不用当面进行各种贸易活动，消费者可以在网上购物、商户之间可以网上交易，所有的支付手段都采用电子支付方式，电子商务的常见形式有ABC、B2B、B2G、C2A、O2O等，目前，我国民众普遍使用的支付宝就是电子商务的产品之一。现金漏损指客户从银行系统中取出一定数量的现金，导致这部分现金逃离银行系统的管理范围，而现金漏损率指的是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间的比值，如果现金漏损率较大就会出现传统现金需求模型中的“货币失踪”现象，导致传统的银行系统受到冲击。
二、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展开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研究者们在现有的银行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因素，针对性的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在“货币失踪”中的影响。目前，已经进行很多网络金融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于小面值货币的影响，表明互联网金融交易现金需求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同时进行的研究还有信用卡对现金需求的影响，说明了信用卡交易对短期存款没有明显的影响。芬兰的经济学家瓦萨赖对于网络金融的研究最为透彻，直接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于现金的替代作用，从正面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国情差异，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直接引用国外的新型现金需求模型。我国普通民众持有了大量的现金，活期存款的主体都是企业，所以，我国民众的现金需求在现金需求中占有了很大的比例，民间的流通现金在传统的货币金融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基础货币调节经历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两个时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虚拟电子货币总量也在急剧增加。
三、互联网金融影响现金需求量的模型
本文将在美国经济学家史密斯提出的VAR的模型上进行改进，VAR模型可以有效的分析各个变量的影响，可以将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反应在模型中，可以将政策、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量纳入模型中，可以研究者展现出抽象因素对于现金需求的动态过程。下面是VAR模型的构建以及分析过程。
（一）确定模型的变量，选取合适的分析样本
经济学分析和其他学科的分析一样，需要研究者预先确定影响结果的相关变量，同时，对以往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其中的有效变量，最后才能根据这些变量确立函数模型。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影响金融行业的因素有很多，只能从微观主体的角度选择这些变量，经过筛选后的数据因素有以下几类变量：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技术成本变量，下面对这些变量进行详细阐述。
1.规模变量。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选择的规模变量也不相同，常用的规模变量包括GDP、工业生产总值、商品销售总额等等，本文选择的规模变量为商品销售总额。
2.机会成本变量。由于我国对利率的管控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利率的变动比较小，只有经常变化的利率才能产生机会成本，但是市场中的利率却是快速变化的，市场的变化对机会成本的影响极大，如何选取模型的机会成本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难题，本文的模型选取的是一年内的市场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
3.技术成本变量。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成本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先进的技术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巨大的利益，本文通过将ATM机的数量作为技术成本变量。
（二）检验VAR模型变量的ADF单位根
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的ADF单位根检测原理，利用金融分析软件检测各个变量的稳定性，以下是四个变量的稳定性评估，具体的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VAR模型变量的ADF检测结果
（三）Johansen协整检测
一般对于多变量的数据模型，需要对数据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进行分析，本文选择的检测方案是Johansen协整检测，通过软件分析可以得出Johansen协整检测的结果，详细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Johansen协整检测的结果对比
（四）使用Granger法检测因果关系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技术成本因素与现金需求存在必然的联系；
（2）规模因素与现金需求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3）所选择的机会成本因素与现金需求M0直接不存在任何关联。
（五）使用脉冲响应动态模拟的方案分析模型
通过以上的模型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所选模型样本中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
（2）从总体上看，互联网金融与现金需求之间呈现反比的关系；
（3）市场的利率波动对现金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属于反作用影响；
（4）货币失踪的经济难题主要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电子货币造成的，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影响最大。
本文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及趋势，利用VAR数字模型对目前的现金需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明确了互联网金融对现金需求的影响，为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吴腾.浅析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基金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及与商业银行的博弈[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73-79.
[2]陆岷峰，陆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升级与平台战略的并轨研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1-16.
作者：卢帅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