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土木工程外文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普陀山作为我国5A级旅游景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佛教团体前来交流参访。目前，普陀山虽然具备了英、日、韩3种语言翻译，但依旧存在翻译不规范、不全面的问题。本文以分析现状为主要导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框架，笔者实地考察分析普陀山外语普及情况，重点就英语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化建议。
第一篇：土木工程外文论文
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现状分析与湖北省图书馆外文阅读推广新探索
摘要：外文文献使用率低一直是公共图书馆的业内痛点。多家省级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外文读者活动。本文调研国内多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外文读者活动现状，分析目前外文阅读推广活动的优势及难点，并介绍湖北省图书馆开展外文阅读推广活动的新探索。
关键词：外文文献 阅读推广 全媒体
一 引言
外文文献是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优化外文资源建设、结合全媒体技术与宣传渠道，融合社会力量，开展符合新时代读者阅读需求的外文阅读推广工作成为当下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
二 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现状分析
2.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笔者对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调研，收集了30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开展数据。基于时效性与完善性考虑，最终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外文读者活动数据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类，笔者将调研内容设计为活动名称、活动类型或阅读推广形式、服务对象、开展频率、单场人次、合作对象、语种7个栏目。
2.2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现状与问题
目前，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大概可分为以下类型：一是国际文化交流类的讲座及展览，其中多以以海外高知、留学生、外籍人士担任主讲嘉宾，分享异国文化、习俗、创業、学习等见闻、经历等;二是语言学习类外语角及英语课堂，多以邀请口语较好的主讲人或英语教师，提供外语口语交流平台，或组织英语语言学习课堂，为读者提供社会教育服务;三是阅读推广类活动，以承办书展、新书讲座、绘本演绎、公众号荐书等模式，推荐外文文献及资源。
基于调研数据，国内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较为丰富，但仍存在模式守旧、资源单一等问题。
2.2.1 外文文献阅读推广活动占比低
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读者活动中，主要以语言学习、文化分享类活动为主，以馆内文献为推荐主题的外文阅读推广活动较少。调查28所省级公共图书馆中，仅有8所图书馆开展了针对外文馆藏推送的活动，并且以英文绘本分享、公众号推文为主。在公众号新书推荐中，以书目和书单的形式进行展示为主，缺乏生动详细的内容介绍与馆员述评，难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2.2.2 宣传手段单一
图书馆读者活动效果与宣传推广力度直接相关。读者活动宣传简要分为活动预告与活动回顾。据调查，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外文活动预告宣传方式上主要以官网、官微、本地媒体、海报、宣传页发布预告信息为主。而外文读者活动的回顾性报道则数量极少切缺乏延续性。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活动宣传缺乏广泛性、互动性与及时性。而外文读者活动由于其多数属于语言课堂、口语沙龙，导致活动模式单一，回顾性报道缺乏吸引力，进而缺乏延续性。
2.2.3 外文阅读推广模式与资源局限性
据调查，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阅读推广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书展与新书讲座：主要以联合书店、出版社或进出口公司联合不定期举办;二是馆员荐书：以官网或官微为展示平台，发布新书书单、馆员推荐阅读等书目;三是绘本分享：针对低幼、少儿读者，生动演绎英语绘本。外文阅读推广资源仍以馆藏纸质文献为主，仅有少数几家公共图书馆长期持续性推荐数字资源。
国内省级公共图书馆外文馆藏资源仍以纸质馆藏为主，数字资源占比较低。因此外文阅读推广模式与资源较为传统，受时空限制较多。
三.湖北省图书馆外文文献阅读推广的新探索
湖北省图书馆外文文献阅读推广活动主要以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主。从2005年至今，湖北省图书馆定期开展英语沙龙、英文原著零距离系列讲座、国际图书交流展览活动，并且于2020年6月以每月2次的频率在微信公众号进行详细的英文原著图书推送。在举办各项活动的过程中，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外文阅读推广活动仍存在一些问题与难点：语言与文化障碍导致外文文献使用率低、外文文献深度阅读与推荐严重依赖社会资源、长期开展的品牌活动回顾与报道流于形式、难呈亮点，电子资源建设与推广步履维艰，但总体来说湖北省图书馆外文文献阅读推广活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可复制性。
3.1区分读者群体 开展针对性阅读推广活动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提到，“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各式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从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培养读者的阅读能力，养成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而真正做到使每本书有其读者。不同的读者群体有着不同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方式。差异性和针对性的活动开展直接影响阅读推广的实际效能，因此要求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策划前，充分考虑到阅读群体的差异性，制定不同阅读需求的推广方案。
目前，湖北省图书馆外文文献使用群体主要有学龄前儿童、青少年学生和其他年龄段英语学习者及科技文献使用者。基本读者年龄、阅读需求不同，湖北省图书馆外文文献阅读推广主要有：面对学龄前儿童及家长的英文绘本分享;针对青少年及大学生群体的英文原著零距离深度文学阅读讲座;针对有口语交流和文化交流需求的英文学习爱好者。根据读者活动的类别组建不同的微信群，用以发布信息、互动交流和活动反馈等等。
3.2 推荐电子资源 多媒体客户端快捷阅读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持续稳定增长，图书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呈上升态势。数字化阅读是时代给图书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外文文献建设中，国内不少公共图书馆也采购了一些使用率高和口碑好的英文数据库。以湖北省图书馆为例，省馆的英文数字资源有：OverDrive赛阅数字图书馆和中国与现代世界：中国旧海关档案，1865-1949。前者包含一万多种高质量中英文电子图书及有声读物，以小说、文学、传记、励志、科普、职业成长、健康、儿童配音电子书、双语读物等类别为主。后者收录了来自中国旧海关包括1912年以前清朝海关为主的官僚机构共计27万余页的文献，适合历史研究和爱好者。
建设英文数字资源过程中，湖北省图书馆长期挑选市场口碑好，普适性强的大众读物、儿童读物、科普读物等资源。在英文数字资源阅读推广工作中，除了在宫中微信号上关联电子数据库，让读者扫码访问，数据库概况简介推送外，还长期挑选故事性强，适合少儿读者阅读的英文绘本、有声读物和配音电子书，编辑成图文并茂、声影结合的详细推文，以每月2期，节假日特刊等频率推送，并长期跟踪其借阅数据，观察官微推文对读者借阅量的影响。
3.3 加强社会合作 优质活动可视化留存
社会力量是阅读推广的重要辅助力量。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由于经费、地域、政策等资源的限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有限，因此公共图书馆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2017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全民阅读”通知中指出，要“积极开展图书馆与学校、社区、医疗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合作，让图书馆的阅读活动遍地开花。”
在外文文献阅读推广实践中，湖北省图书馆积极开展与武汉各大高校、知名中学加强合作，于2017年暑期创办“英文原著零距离阅读推广系列讲座”，以每月一次的频率，由高校教授或中学教师精选适读的英文文学作品，以背景与内容为主体，结合文学分析法与阅读技巧，针对广大有英语学习需求的青少年和英语文学爱好者，力求将英文佳作带到读者身边，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技巧与阅读习惯。
在阅读推广活动的宣传上，湖北省图书馆联动楚天传媒、湖北日报、武汉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以媒体报道、短视频、名师采访、观众互动及直播等形式，在多家媒体传统渠道与新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推广。除了普通的活动宣传与报道，由于英文原著零距离阅读推广讲座属于名师精讲和深度阅读，讲座内容更为充实和丰富，在兼顾趣味性与读者参与度的前提下，讲座性质也具有一定学术性与文学性，因此保留了讲座的整场声像视频，并在图书馆官网上建立栏目，作为图书馆数据资源，便于读者反复观看。作为常规性开展的品牌活动，由于其内容涉及不同作家作品，使得活动报道每次都有丰富的文学内涵挖掘，因此活动报道上能兼顾连续性与可读性，活动回顾除了宣传和留存作用外，内容上保留了大量的作品信息和人文情怀，使得回顾性报道具有图书述评的作用，在官网和官微推文时起到推荐作品的作用。
四.结语：
外文阅读推广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国内多家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外文文献阅读推广工作付出了长久努力。其中湖北省图书馆在外文阅读推广工作中，从文献建设到活动开展都具有一定创新性.新时代背景下，省级公共图书館应继续努力，结合新技术与新平台，充分发挥文化宣传阵地的优势，建设优质特色外文文献资源、组织丰富的读者活动，并提高读者的感知参与度，建立长效社会合作机制，深化外文阅读推广的广度与深度，适应发展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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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推广活动[J]. 范并思.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9(01)
[3]服务活动化：图书馆服务新趋势[J]. 范并思. 图书馆学刊. 2017(12)
[4]中国国家图书馆基藏外文图书外借服务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 刘霡.图书馆界. 2017，(06)
[5]中美阅读推广比较研究[J]. 王翠萍，刘通. 情报资料工作. 2012(05)
作者：徐韵涵
第二篇：景区外文翻译现状实证调查和研究
摘 要：普陀山作为我国5A级旅游景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佛教团体前来交流参访。目前，普陀山虽然具备了英、日、韩3种语言翻译，但依旧存在翻译不规范、不全面的问题。本文以分析现状为主要导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框架，笔者实地考察分析普陀山外语普及情况，重点就英语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化建议。
关键词：外文翻译;功能对等;普陀山
景区外文翻译不仅是外籍游客了解景区的工具，更是回顾历史、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普陀山作为我国5A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宗教文化底蕴深厚，历年来举办的大型南海观音文化节，吸引着各国游客和佛教团体前来交流参访。目前，普陀山虽然具备了英、日、韩三种语言翻译，但依旧存在翻译缺失和不规范的问题。我国学者对此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其研究手段以翻译学理论为基础，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如赵平和吴彬(2007)、曾景婷(2009)等对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错误分析及翻译技巧探讨;第二类如陈刚(2002)、田文菡和张枫(2010)等对翻译质量的提高对促进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意义的研究[1-4]。
本文以分析现状为主要导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框架，实地考察分析普陀山外语普及情况，重点就英语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地规范化建议，以期推动景区高质量、高水平的旅游翻译服务发展，提高普陀山景区在传播中华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一、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是我国引进较早的理论之一，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等效翻译理论。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是“译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应该是一致的”，因而奈达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源语的信息”[5]。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3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对等。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6]。
普陀山景区的翻译主要是为境外游客以及佛教团体交流来访服务，在提供便利的基础上使他们了解中国佛教文化，身临其境体会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交际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能对等”理论对旅游景区英语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
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普陀山英文翻译文本存在的问题
笔者经过实地考察拍摄，收集文献资料，发现普陀山外文翻译普及情况并不乐观，标识语不足甚至不准确占了较大比例。在这里着重就英文翻译情况通过功能对等理论进行分析，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一)逐字翻译或以拼音代替翻译的情况
中国大部分景区的译文采用通名意译和专名音译(拼音)的规则，但普陀山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其核心因素是观音佛教文化，景点名的选择通常和佛经传说相关，佛教色彩较浓厚，这种通用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该景区译者为了便捷或是直观的目的直接以拼音代替，结果是景点名仅具有导向作用，丧失了交际功能。虽然可能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却掩盖了原语的文化意义。例如普济寺“Puji Temple”、万佛宝塔“Wanfo Pagoda”、海天佛国石“Haitianfoguo Rock”等。其中普济寺有“普济群灵”之意，整个氛围肃穆端庄，呈示吉祥、顺缘之意;国人很容易地从名称的字面意思上推断出这些景点的内涵，但外国友人不仅无法体会到名称里的风雅和庄严，还理解不了名称背后的奥妙所在。因此，依据功能对等理论中“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的翻译策略，可以舍弃形式对等，通过调整形式达到再现原文文化的目的。普济寺的译法建议改为“Temple of Universal Relief”，万佛宝塔为“Pagoda of a Million Bodhisattvas”，海天佛国石为“Rock Inscrib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Hai Tain Fo Guo’”。
(二)翻譯错误
拼写错误和中式英语较为突出。例如紫竹林“Purple Bamboo Forset”，“Forset”明显是低级失误，应为“Forest”。但“Forest”表示森林，用在此处范围太大，用“Woods”较为合适。其次，“紫竹”对应英文为“Black Bamboo”或“Phyllostachys Nigra”，译者的惯性思维占了上风，套用汉语的表达习惯，直接译为了“Purple Bamboo”。
(三)翻译不统一、不规范
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同一个景点在不同告示牌上没有固定翻译的问题。单单就“普陀山”这个最重要的景区名称来讲，就有“Putuoshan”和“Mount Putuo”两种不同的译法。这两种译法都是正确的，但会给外国友人造成一定的困扰，没有达到功能对等理论中“形式恰当，吸引读者”的标准。除此以外，景点中南天门“Southern Paradise Gate/Nantianmen”、海天佛国崖“Cliff of Buddhist Paradise/Haitianfoguo Cliff”、紫竹林停车场“Parking of Zizhulin/Parking of Purple Bamboo Woods”的译文也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四)翻译过于呆板，忽视文化内涵
外国友人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译者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易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可选择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7]。
例如，不肯去观音院“Unwilling-to-go Guanyin Mon stery”。据史料记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日本僧侣慧锷从五台山得观世音圣像回国，船经普陀山洋面搁浅于暗礁之上，他以为菩萨不愿东去，便靠岸留下佛像由当地居民供奉，称为“不肯去观音院”，是为普陀开山供佛之始。根据功能对等理论，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需增加相应的解释。假如在告示牌上能补充院名的由来，能更好地实现交际的功能。同时，其译名也存在问题。“不肯去”意为不愿离开，“Unwilling-to-leave”更恰当;而“Guanyin”用“观音”的英文专有名词“Avalokitevara”更合适;“Monstery”不能拆分为两个单词且拼写有误。所以这个寺院建议译为“Unwilling-to-leave Avalokitevara Monastery”。
(五)翻译缺失
首先，景区内双语或是多语的警示牌甚少。例如“请勿坐栏杆上，造成后果自负”等警示牌只有中文版本。普陀山位于海岛，拥有众多孤峰突兀的风景地貌。若是游客没有注意安全隐患，极易发生事故。其次，笔者还从游客咨询服务中心获悉，景区内没有设置外语导游。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倡议各景区大力发展“智慧景区”。App智慧导航和电子讲解是《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重点提及的旅游景区改善措施。外籍游客若是没有外语导游的指引和讲解，只能单纯地游览景点，无法领会普陀山精彩绝伦的佛教文化。如若外国友人在来访交流过程中遇到语言不通、交流困难，再加上潜在的文化差异影响，会降低对普陀山的好感度。普陀山的整体形象和对外开放程度会随之降低。
三、改善普陀山外语翻译的规范性建议
(一)以读者为中心
奈达认为“翻译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最主要的是比较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反应”。为了使外籍游客更好地理解中国佛教文化，译者应该考虑到中外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语言结构差异，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原文形式的对等。译者可以使用增译法和意译，或是在译名下增加注释，提供更多佛教教义和仪式的背景信息，使译名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信息与风格。更好地使目标读者在欣赏和理解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源文本的读者一致。
(二)提高译者自身的素质
译者是外文翻译中最直接的因素，译者文化修养、工作态度直接影响景区外文翻译水平。普陀山景区的译者应掌握较深广的佛教文化知识，同时拥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合适的翻译技巧。例如，翻译梵音洞“Fanyin Cave”时，“梵音”指佛、菩萨的声音，因此“梵音洞”可译为“Cave of the Sound of Buddha and Bodhisattva”。寺庙名称通常含有“禅寺”“讲寺”“庵”“苑”等，了解传统佛教建筑通用术语，有助于预防翻译错误。
(三)建设现代化的翻译解说系统
王淑芳等(2004)提出全面研究国外的旅游景区解说系统，从中找出外国人对旅游吸引物的理解习惯，为规范我国的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英译作参考与借鉴[8]。由于普陀山景区内缺少App智慧导航，景区可以在研究外国人对旅游吸引物理解习惯的基础上，提高智慧App的开发力度，增加双语甚至是多语电子讲解的显示屏或者通过扫码的线上外语讲解服务，使用便携式可选择语音导游播放器。
(四)景区管理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旅游景区管理部门要重视外文翻译，设立相关部门进行管理、检查和维护;为了提高景区标识语的翻译质量，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公示语翻译专家、高校外国语学院师生参与景区翻译，对不规范的译文进行重译，最重要的是根据国际游客的反馈来修改译文。对译文的评估和维护程序是基于译者对目标游客的假设，无论这些假设多么合理，都不能完全排除外语文本存在缺陷的情况。为了从国际游客那里得到反馈，建议管理部门设计问卷调查等形式采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
四、结语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开放，境外游客人数稳步增加，外文翻译和外语导游服务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普陀山有特定的佛教文化背景，景区内的译文应基于功能对等理论，考虑释义的目的和目标读者，尽量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使译文和原文在功能上达到最大限度地对等，从而引起游客的“相似反应”。本文着重分析了英语翻译存在的问题，从4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规范化建议，以推动普陀山景区高质量、高水平的旅游翻译服务发展，推动景区智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平，吳彬.武汉市主要园林景点公示语翻译现状与对策[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110-112，119.
[2] 曾景婷.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现状调查与分析：以镇江市6家公园为例[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85-58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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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文菡，张枫.城市公示语翻译现状剖析及规范化研究[J].前沿，2010(14)：176-178.
[5] Nida， 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234.
[6] 彭晓燕.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景区标识语的翻译：以呼和浩特为例[J].鸡西大学学报，2013(8)：89-9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走遍中国：中国优秀导游词精选(综合篇)：第2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89.
[8] 王淑芳，张皓，俞益武，等.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英译的现状与问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63-65，77.
作者：王艺臻 吴佳怡 袁秀凤
第三篇：企业过度投资国内外文献综述
摘要：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突出，由此引发的过度投资现象也很多。本文通过对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制约因素、计量方法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过度投资 制约因素 计量方法 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股独大、债务软约束、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滞后等原因，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过度投资现象也很普遍。过度投资行为表现为将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新投资项目， 以扩大企业投资规模， 甚至盲目的进行多元化投资。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加大了企业的风险，损坏企业的价值，因此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从过度投资产生、过度投资制约因素、过度投资计量方法三个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并进一步提出过度投资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
对于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公司财务角度进行分析。首次提出过度投资问题的是Jensen(1986)，他从委托代理理论入手分析，认为当企业存在高自由现金流量时，可以增加管理者直接控制的资源，并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者更多的威望，所以管理者出于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目标会倾向于去扩大企业的规模，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这便是管理层“帝国建设”一说。这一解释不但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即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是也表明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可能导致过度投资。接下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后一点。如Bate(2005)选取了1990-1998年的400起出售子公司的样本，发现与同行业中其他的公司相比，那些通过出售子公司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自由资金的公司更倾向于过度投资。Narayanan(1988)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产生。他认为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环境下，内部人拥有比外部人更多关于公司的信息时，企业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国内关于过度投资的存在性问题的系统研究主要是始于何金耿和丁加华(2001)借鉴Fazzari(1988)等、Vogit(1993)计量方法，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委托代理理论下产生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过度投资。潘敏(2003)将我国股权融资下的过度投资行为归结于信息不对称因素，以及我国上市企业同股不同权、流通股比例偏低的股权制度安排。张功富，宋献中(2009)、李青原(2009)通过实证方法对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均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中过度投资类型的虽然比投资不足比重更小，但是公司过度投资类型中投资非效率现象更严重。以上证据表明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人、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等原因，使得过度投资问题普遍存在。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发现在控制增长机会后公司投资对现金流敏感，他们将其归因于融资约束。而对于融资约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国内学者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伍利娜，陆正飞(2005)发现融资约束越重的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而连玉君，程建(2007)却发现了相反的证据：融资约束程度轻的公司反而表现出更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更有可能发生过度投资。对此“反常”现象的动因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轻的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代理问题是导致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而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公司则表现为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不同于以上两者的研究，王彦超(2009)则发现当存在超额持有现金的情况时，融资无约束的企业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而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这种过度投资倾向不明显。
另外，也有的学者从行为公司财务这一角度探讨过度投资产生的机理。R.Roll于1986年首次把管理层“过分自信”这一概念引入到投资理论的研究中，他认为，管理层的过分自信可以用来解释收购公司过度支付给被收购公司这一过度投资的特殊形式，这一理论被其称之为“狂妄假说”。Ulrike，Geoffrey(2004)验证了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导致过度投资这一假设。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回报，并认为外部资金的成本非常高昂。因此，管理层在内部资金充裕的时候进行了过度投资，但在在外部资金紧缺的时候又缩减投资额度。姜付秀等(2009)研究发现，管理层的教育水平、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董事长个人的背景特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历、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上。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管理层以及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卞江，李鑫(2009)认为决策主体的认知偏差会直接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对企业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给出了更为符合现实、也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因素
国外学者分别从公司治理因素、债务、会计信息质量等角度探讨过度投资的制约因素。(1)公司治理。Goergen和Renneboog(2001)从投资对现金流的关联角度入手，研究发现所有权结构影响投资对现金流的依赖性：即当实业公司在公司的所有权比例很大时，过度投资增加。但是，Pindado和Torre(2002)认为Goergen和Renneboog(2001)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内部所有权可能会引起经理层防御这一效应。所以，Pindado和Torre(2002)同时考虑了经理人防御和侵占效应在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中的作用。他们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不同。当所有者和经理人利益一致，以及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到足以鼓励股东监督经理人的决策制定时，可以对过度投资起到制约作用。然而，当经理人采取防御时内部人所有权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不大。所有权集中度过高甚至会加大过度投资。Richardson(2003)从公司治理结构与自由现金流的关系入手，发现治理结构有效地减少了过度投资，其中具有独立董事的大公司的经理较少可能过度投资。在此基础上，Richardson(2006)研究企业层面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量程度，使用会计基础框架来衡量过度投资和自由现金流量，发现过度投资与高水平的自由现金流量相关。此外，他们还发现某些治理结构，如活跃股东的存在有助于抑制过度投资。国内学者从公司治理机制的多个角度探讨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于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唐雪松等(2007)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在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中基本有效，但是，独立董事并未发挥作用。魏明海，柳建华(2007)发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魏明海，柳建华(2007)、唐雪松(2007)均发现现金股利是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辛清泉等(2007)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2)债务。较早讨论负债在限制过度投资中的作用的学者是Jensen(1986)。他认为负债可作为支付现金股利的替代措施，通过减少经理人可以自主控制使用的现金流而减少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具体而言，可采取增加短期负债的办法。短期负债不仅有利于经常性地削减企业的现金收益，从而经常性地减少自由现金流，而且还增加了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而这将激励管理者做出更为有效的投资决策，也就是更为有效地去使用企业资金。唐雪松等(2007)研究发现举借债务是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3)会计信息质量。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国内外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Biddle、 Hilary(2006)，Watts(2003)认为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来提高公司运作效率。近几年来，有不少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来探讨其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Biddle，Hilary，Verdi (2009)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来提高投资的效率。此外，高财务报告质量的企业也发现偏离预期投资水平的程度更低，对于宏观环境的变化敏感性较小。这些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联导致了降低投资效率的摩擦减少，如道德障碍、逆向选择。近两年，国内也开始有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来研究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普遍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拟制过度投资。张纯，吕伟(2009)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水平提高和信息中介的发展， 将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同时还发现上述机制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李青原(2009)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负相关，同时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负相关性在具有较高审计质量的公司中更明显。
国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会计稳健性具有经济后果，可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因此将会计稳健性从会计信息质量独立出来，单独研究其对过度投资的拟制作用。Ball、Shivakumar(2005)认为，由于会计稳健性要求及时的确认损失，这就使得经理层不能将由于投资决策带来的损失转嫁到下一届的经理层。在这种情况下，会计稳健性可以在事前限制经理层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同时也可以加大事后经理层从不利的项目中及时撤出的程度，从而达到拟制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Bushman，Piotroski，Smith(2006)通过利用25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在及时确认损失程度较高国家的经理层，在面对下降的投资机会时更倾向于缩减投资支出。这一结果在控制住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的那些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数据后仍然成立。因此，他们认为当企业面临下降的投资机会时，损失及时确认有助于抑制经理层的过度投资。Garcia Lara(2010)等人认为稳健性有助于监督经理层的投资决策，降低经理层过度投资行为。越稳健的公司，经理层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三、过度投资行为的计量方法
最早系统提出过度投资计量方法的是Fazzari，Hubbard， Petersen(1988)，他们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度量过度投资。他们设计了一个公司在不同融资领域下的投融资决策模型，并将现金流结合进投资q方程。其模型预测，对那些外部融资能力受限的公司而言，现金流的运动可能是其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方法，有学者对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即“投资- 现金流敏感性随融资约束程度单调增加”这一点并不认同，因为没有广泛接受的理论模型支持这一观点。之后Vogt(1994)从资本支出的角度来考察投资与自由现金流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包含投资机会、现金流及其交互项在内的计量模型，根据估计得到的交互系数的符号来判断样本公司整体为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是Richardson(2006)提出的非效率投资计量方法。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的新增投资支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预期的投资支出，与企业的成长机会、融资约束、上一年投资支出、行业和其他因素相关，另一部分为企业的非正常投资支出，正的代表过度投资，负的代表投资不足。该模型首先估计出公司正常投资水平，然后用公司实际投资水平与估算的预期投资水平之差大于0的部分代表过度投资，残差越大，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越大。
我国对于过度投资的计量方法主要是借鉴国外。在以上关于过度投资计量方法中，由于Richardson(2006)能够计量特定一公司在特定一年度的过度投资程度，能够很好的量化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使用，如辛清泉(2007)、魏明海(2007)、李清原(2009)、姜付秀(2009)、王彦超(2009)。但是对于这一方法，预期的投资水平能否代表最优的投资水平还值得斟酌。
四、过度投资行为研究评述及发展趋势
国外的文献主要以成熟的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基于资本市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性理论对过度投资的解释，在资本市场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更有力度。此外，关于过度投资的计量方法在近几年也逐渐创新和完善，使得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更加丰富。而如何制约过度投资是亟待解决、且难度较大的问题，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于过度投资的制约因素。
国内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主要始于何金耿和丁加华(2001)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由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过度投资。接下来主要集中于过度投资的各类制约因素，如从薪酬契约、债务契约、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来考察，基本发展脉络沿袭国外研究的发展。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1.对于融资约束是否是导致我国过度投资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如伍利娜，陆正飞(2005)发现融资约束越重的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而连玉君，程建(2007)却发现了相反的证据;王彦超(2009)则得出了第三种观点;2.对于各类公司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制约作用，国内也未达成一致的意见;3.对于过度投资的计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参考国外的计量方法，由于国内的制度环境于国外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些计量方法的适用性还有待考察。如国内近期对过度投资进行计量，主要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因为这一方法可以计量特定公司特定年度过度投资的程度。但是这一计量方法中估计出的预期值是否就是最优的投资水平这一点还是值得质疑的。计量方法的不同及不准确有可能是产生前两点问题的原因，即由于学者计量方法的不同导致在前两点上研究结果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国内学者对于过度投资未来的研究，可以主要集中在以上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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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聂慧丽 )
作者：梁光红 龚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