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塑造的骑士“英雄”，赵子曰是老舍笔下热衷于学生运动的新时代“英雄”，这两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悲，尽管生活背景大相径庭，但在精神向度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两人的异同。首先，通过介绍两个人物的身世背景揭示其各自的“英雄”属性。其次，探讨两个人物的荒诞性特质。
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析论文 篇1：
语文教学如何联系社会生活
进行语文基本训练必须密切联系生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这是语文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语文教学中，怎样密切联系生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呢？
一、突出主线，三点贯通
“育人为本，治心为上”历来是教育者的首务，更是语文教师的神圣天职。所谓突出主线，就是堅持德育为首，保证教书育人的主导地位。所谓三点贯通，即根据课文的主旨，学生突出的思想动向，当地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教学，把三者联成有机的整体，为突出主线，阐明主线服务。如上《扁鹊见蔡恒公》一课，即以蔡恒公“讳疾忌医”造成丧命的惨痛结局这一主旨统领全文，揭示“讳疾忌医”的极大危害，阐明小病不治，会酿成大祸的哲理。进而联系目前社会学校的思想状况：“讳疾忌医”者日趋严重，自己思想上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不敢承认，不肯正视，不去就医，不愿改悔。谁一说他有毛病，劝其就医，就火冒三丈。诸此种种，与蔡恒公的“寡人无疾”、“不应”、“不悦”、“又不悦”的四种态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洞明“讳疾忌医”者的普遍性和顽固性，以突出自我改造的迫切、必要，任务的艰巨、长期。特别是目前独生子女日多，父母视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在家是小皇帝，在校是小霸王，谁也说不得。一些父母，对孩子的任性，不但不加以教育，还常常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其护短。如黄某有爸当书记，三次伤人，三次升迁，使其骄横日甚，目中无人，影响深远，歪风得势。有的在校打架发展到杀人;有的对老师的严格要求不满而欲害;有的由小偷变为打家劫舍;有的为点滴小利而棍杀对手……种种罪魁，无不由小到大，最后一个个负罪入狱，有的走上刑场，断送青春，这与蔡恒公的“讳疾忌医”，致使“疾在腠理”发展到断送生命是何等相似！蔡恒公要肯听扁鹊忠告，及早就医，黄某若听老师教育，及时改正，哪有丧命的悲慘结局？向来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几个学生，听了这一宗宗案例之后，深受教育，一反常态，主动上门要求老师帮助，决心改悔，力争做四有新人。
近年来，有人公开提出：“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马列，无钱什么马列也没有”。这种金钱至上的理论，把学生引上了拜金主义的歧途，厌学情绪严重，有的弃学经商，有的打工捞钱，有的搞邪道营生……针对一切为了金钱的思想，上《纪念白求恩》这课，重点解决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熟读全文，背得末段，完成有关两基训练之后，就以“学白求恩想自己”为题，开展对比讨论，以韦造祥为楷模，联系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的事迹，使学生明确“他们之所以妇孺皆敬，誉满神州，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都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中国，百万元户，千万元户数以万计，但有谁像他们两袖清风，却受到党和人民的赞誉！由此可以断言，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奉献，而不是金钱多少！上《蚊子和狮子》则要学生树立“万物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的辨证观点。奇功想过，居安思危，绝不能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总之，每上一课，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突出德育为首，又要啃透课文主旨，抓住社会热点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动向，使三者连结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
二、深入观察，强化实践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只有植根社会，源于生活，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脱离生活，冥思苦想写出的文章，必定干瘪无力。在作文教学训练中，必须坚持作文的取材立意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坚持深入社会作调查，参加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各个阶层，各种人员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深入观察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深入观察自然界的情景，事物的本质属性，让学生去写他最知心、最熟悉、最密切的人或事，去描绘他最喜欢的景物，去刻画他认为最壮观、最动人的时空胜境，在写的人中，可以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父、母、兄、妹、叔、伯、阿姨，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描述的片段，可以是肖像描写，人物对话，人物情绪，内心世界，风花雪月;在写的事里，可以是《夜走灵官峡》似的劳动场面，可以是《散步》、《金色的斗笠》之类的家庭生活，勇于改革的行家，艰苦创业的里手，反腐倡廉的尖兵，移风易俗的先进，无私奉献的英雄，学校集体的生活，亦可绘景状物，描摹胜境……简而言之，让学生自己选择，写他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要准确、具体的反映事物。熟悉生活固然重要，但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观察到生活材料加以去粗取精，理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将学好范文与多练融为一体，使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如学了《背影》、《这不是一颗流星》，就要学生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写作对象，仿写类似的文章，学了《苏州园林》，就要学生实地参观拔群革命烈士陵园，从定点、动点、散点三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写出三篇同中有异的文章，坚持以学带写，以写促学，不断创新。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真正的“知”和"能”都是来自实践、来自持之以恒的艰苦磨练。离开写作实践，离开严谨、周到的思索，离开名作名家，的启发诱导，你观察到的生活面再广，积累的素材再多，也写不出好文章来。因此，必须把深入细致观察到的事物与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多读多写结合起来，把范文教学与作文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以经常观察丰富自己的生活源泉，以范文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以多读多写来切实求已之功夫。久而久之，则可文笔顺畅，主旨鲜明，达到观点统帅材料、材料围绕观点、血肉相连的至高境界。
三、洞察世事，因势利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切社会现象都紧紧围绕经济这一轴心转动，物质文明建设迅猛发展。然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致使一些地方，富者骄奢，豪者淫逸。已经绝迹多年的嫖娼赌盗，沉渣泛起，拜金主义，追求享乐成风。艰、俭、劳的社会风气，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思想日益淡化，临危避开，见死不救者，屡见不鲜，雷锋精神销声匿迹。面对学生以俭为耻，以奢为荣的心态，上《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俭以养德》等课文，突出领袖、先烈“以艰、俭、劳为立身之本，以骄、奢、逸为终身之戒”的高尚情操，讴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警惕在糖弹面前打败仗。面对学生好逸恶劳，空想不做的恶习，深学《理想的阶梯》、《想和做》两文的论述，使之深明理想的实现，属于刻苦勤奋的人，属于珍惜时间的人，属于迎难而上的人，属于持之以恒的人。无志者，将使生命比岗位更平凡：有志者，将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功。想和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利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培养学生刻苦攻关，以真才实学、技术过硬去换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鼓励学生钻研聚财营生之道，苦学农村种养技术和产、供、销之管理，勇于开拓创新;利用市场经济的速度、效益原则，培养学生树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观点，珍惜秒秒分分。面对学生浅尝辄止、自我陶醉的心理，定期举办《从三到万》、《最忌浅尝辄止》之类的故事会，介绍古今名家伟人对业务精益求精和废寝忘食的毅力钻劲。面对一些学生向往金钱女色，喜看淫秽录相，以砒霜为蜜糖，闯往险境，则借鉴唐太宗的“三为镜”，求其以“四有”为镜，经常对照自己，自我修身;以英模、罪魁为镜，弄明人杰、囚犯成因，时时告戒自己;以中外史迹为镜，铭心以民为本，终生廉洁奉公。联系社会金钱女色织成的陷井、贪官贿赂团伙的覆灭、罗勇罪恶一家的绝路、权大妄为者的下场……都是金钱、美女、私欲将其送进坟墓。这血写的事实，要铭心镂骨，引以为戒！
多少豪杰，伟烈丰功，无不从小善做起：多少罪魁，滔天血债，无不由小恶养成。教书育人之道，要善借正面典型扬清，用反面教材去恶，察微知著，滴水穿石，因材施教，树正化邪。面对学生胸无大志，学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把一切献给党;面对乱砍烂伐之风，学《大自然瞥号长鸣》，实地勘察水土流失之患;某中学生恨班主任而炸其卧室，三位同学为一桶水争斗全部丧命，则析《爱莲说》作者品德的高洁，三位死者人格的渺小，一贯任性的可悲结局！不失时机，充分利用这些正反教材的作用，积沙成塔，因势利导，使之向着有利于育人的方向转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面对实际，有的放矢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也是教学工作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面对实际，有的放矢，才能调动众力，事半功倍。如针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差，说话语无伦次，先生带头拜师，勤学苦练，努力提高自己的课堂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开展全班性的演讲比赛，凡有条件的城镇学生，亦拜播演员为师，切实提高自己;针对学生息于学，懒于思，文理乱，句不通，组织学生搞周报，介绍本县农民大学生发家致富，日劳夜学的苦干精神，罗涛兄弟孤苦成才的事例，发挥榜样教育的威力，以求德、智双丰收。针对学主敷衍了事，强化课前预习，落实具体任务，狠抓实践环节。突出四个认真。如熟读全文，明层次;查字典，认难字;审注解，答疑惑;标难处，抓重点;思练习，学运用：造句子，苦练笔。针对学生对赋、比、兴、夸张手法的理解不深，不会应用，透析《回延安》、《有的人》之后，又讲解“钢水红似火，能把太阳锁，霞光冲上天，顶住日不落”等《民歌集》中的诗句，跟民歌手学录佳句，仿写，加深认识;针对学生词汇贫乏，用词不当，加强成语辨析、积累词汇和用词造句练习，由句扩段组篇，反复推敲;针对学生文无中心，观点与材料脱节，强化精读名篇名著，学习古语精华，斟酌名家笔下如何写人写景。如诚实憨厚的刘备，料事如神的孔明，深谋远虑的曹操，忠心不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舍命救主的赵云，老当益壮的黄忠，妒賢嫉能的周瑜……各种人物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描绘更是惟妙惟悄。贾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晴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王熙凤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林黛玉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三言两语，就将其如花似玉的美貌，放荡不羁的性格，多情善感的内心写得淋漓尽致。据说苏轼，三抄《汉书》，巴金背得《古文观止》，茅盾背得《红楼梦》，最后成了闻名中外的大文豪，其伟大成就，无不与借鉴名著有关。故中学生熟读、精读一些古今名著名篇，尤为必要。如果只啃课本，不加涉猎古今名著名篇，怎能领略当今诗情画意的社会生活？语文教师务必言传身带，引导学生多方接触社会生活，强化训练，学好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吸取民族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将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作者：牙朝敏
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析论文 篇2：
两个可笑可悲的“英雄”
摘 要：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塑造的骑士“英雄”，赵子曰是老舍笔下热衷于学生运动的新时代“英雄”，这两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悲，尽管生活背景大相径庭，但在精神向度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两人的异同。首先，通过介绍两个人物的身世背景揭示其各自的“英雄”属性。其次，探讨两个人物的荒诞性特质。堂吉诃德试图重振业已式微的骑士道，赵子曰力图在时代浮沉里实现一番作为，同样是严肃而不可亵渎的伟大理想，但两人的实现方式却令人捧腹。喜剧性和悲剧性相反相成，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张力中洞察人物的可悲之处。最后，探讨两个“英雄”理想失落的原因。
关键词：赵子曰;堂吉诃德;英雄;理想;荒诞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大师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塑造出世界文学宝库中经典疯癫骑士形象堂吉诃德，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在《赵子曰》中虚构了一个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大学生赵子曰。堂吉诃德充满奇情异想，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大行骑士道，行为乖张，惹人发笑，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之中不乏英雄气概。赵子曰爱慕虚荣，在学生公寓中自认老大哥，热衷于各种运动却总是事与愿违，惹出不少笑料。虽然这两个文学人物形象的诞生相隔几百年，他们在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上遥遥对立，在生活环境、人生阅历、社会地位、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性格、命运等方面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可笑，又可悲，在精神向度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一、两个并行不悖的“英雄”
赵子曰和堂吉诃德分处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这两个人物，一个是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一个是中世纪的骑士，看似毫不相干，但我们却能通过他们身上都具有的超群的“英雄”气质将他们联系起来。正因此，两个人物隔着时空遥遥相望，并行不悖。在这里，我们先通过介绍两个人物的身世背景揭示其各自的“英雄”属性。
在《赵子曰》中，赵子曰以北京鼓楼天台公寓内外部的盟主自居，是天台公寓里的英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地主出身，有着优厚的经济地位，关键还在于身为一名大学生，在学业方面，他兼收并蓄，对文学、哲学、社会学、化学、植物学均有所研究，还执笔了《二簧批评原理》《麻牌入门》这样的“著作”，是一位才学多样、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待人处物时，赵子曰是位最和谐谦恭的君子，对朋友们虚恭有礼，对仆役们也轻易不说一个脏字;思想上，赵子曰是开化进步的新青年，他反对包办婚姻，勇敢追求爱情自由。总之，道德、学问，言语和其他的一切，赵子曰永远是第一[1]。在学校里，赵子曰也是受人敬仰的学生会主席，就连运动也是一把好手，号称足球场上的“赵铁牛”。天台公寓里，赵子曰所住的第三号以其宽绰的空间被公认为“金銮殿”，再加上赵子曰势力所在，第三号俨然是一个公众会议厅，赵子曰坐稳了议事主席的地位，欧阳天风、周少濂、莫大年和武端这几位常客莫不以赵子曰的意见为准。
赵子曰的英雄之路主要从以下几件事中铺垫开来。一是赵子曰在罢课学潮中崭露头角，充当先锋。身处于动荡革新的二十世纪，乱世出英雄，赵子曰热切关注国家、社会、学校的重大事故，力图做个新社会里的时代英雄。在反对科举式考试的罢课风潮中，赵子曰尽展英雄风采，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不畏权威打了校长。虽然被名正大学革除了，也虽败犹荣，勇敢作“赤色”之事的，恐怕只有赵子曰此等勇气可嘉。养伤出院以后，这位英雄奔走不息，为计划风潮做更大的努力。
二是赵子曰被学校革除之后的谋官之路。被名正大学革除以后，赵子曰并不沮丧，本来，他也不执着于求取文凭和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赵子曰下定决心不再念书，真正成大业要做官事，做买卖，当教员，都不能算是正当营业。北京的生活不顺意，赵子曰索性到天津一展身手。一到天津落脚，他就经同学介绍去第一任国会参议员、做过一任大名道道尹，且有望成为直隶省长的阎乃伯家做家庭教师，教英语。虽然只是小小的家庭教师，但赵子曰当然志不在此，去阎乃伯家只是他打入上层社会、谋取官职的一个台阶。赵子曰决心在交际场中作出一番成绩，周旋于政客和军官中，忙得无法脱身，为实现自己谋事做官的理想孜孜不倦。正当这件事大有希望之时，赵子曰偶然帮助了一名被坏人控制的同乡妓女，但怕被坏人报复，于是又回到了北京。
重返北京，赵子曰由武端介绍加入了女权发展会，协会打算唱戏筹款，赵子曰二簧唱得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武端便鼓励赵子曰借着唱戏和伟人、政客、军官们的姨太太和小姐们打好关系，为做官铺路。唱戏要制行头，买髯口，赵子曰为了成大事不惜投入大笔资财，甚至要牺牲色相，唱戏募捐。他凭借精湛的唱段赢得了做过警廳总监魏大人的女儿的芳心，要得势力和名誉便可以拉拢魏女士，虽然在赵子曰的眼里，魏女士的外貌长相宛如女怪，但为了事业，赵子曰什么都能忍受。虽然这件事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赵子曰为了事业不断探索的精神终究不能被泯灭。
赵子曰秉持在社会国家中做一番革命事业的精神，一点也不计较“权利”，把“牺牲”作为他的出发点，把“建设”当成他最后的目的，他也丝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色相、甚至生命。赵子曰觉得，在历史上替人类增加一分荣光、为全社会树立好榜样是大，而牺牲自己是小。从以上事件中，大概可以对赵子曰的英雄壮志窥见一斑。
而在《堂吉诃德》里，没落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起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披上盔甲，拿起兵器，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2]。
堂吉诃德严格恪守骑士道，不仅谨遵骑士精神，在骑士行头上也尽量做到严丝合缝。他的坐骑是一匹皮包瘦骨、“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一瑞尔可兑换八文铜钱）”的驽马，名字高贵、响亮：驽骍难得;他的意中人阿尔东沙·罗任索是“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的农家女子，代替了高雅的公主贵人，取名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他的盔甲是用锈铁和硬纸壳拼凑的，当成保护他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在客店里，堂吉诃德把店主当成城堡长官，叫店主封授他骑士称号，此外，他又在店主的建议下找来了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侍从，炼制了治伤神油，备齐了游侠骑士所需的种种物资。
像所有高贵的骑士一样，堂吉诃德严格遵守“忠君护教，行侠仗义”这一骑士精神。骑士所奉行的忠君护教准则，忠的是世俗的封建君主，护的是传统基督教。世俗国王是骑士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国王的分封，骑士头衔就不能生效。在中世纪，世俗王权依附于教会神权，所以，骑士们不仅要忠君，还必须保持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行侠仗义则类似中国“绿林好汉”的作为，只不过前者产生于欧洲中世纪贵族的道德追求和身份优越感。中世纪的骑士们后来衍生出了许多优秀守则，如保护老幼妇孺、与一切不平等和邪恶抗争等[3]。堂吉诃德正是将这些具体的要求作為自己最终极的目标和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事事躬亲，在实际行动中诠释游侠骑士的英雄风骨。
他认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人[4]。他对理想的执着令人动容，他坚强勇敢，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不能轻易改变他的信仰;在行使游侠骑士的分内之责时，他锄强扶弱，疾恶如仇，可见出他精神高尚，一片善心;堂吉诃德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命运叫他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他恢复黄金时代，他要光复圆桌骑士和法兰西十二武士的事业，各种奇事险遇、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他的。而堂吉诃德梦想的黄金时代是个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光明时代：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敢公然干扰侵犯;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法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社会和睦，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也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5]。
堂吉诃德总共三次出门冒险，每一次都怀着满腔热血出发，即使遇到再多挫折，他也认定吃苦受累是游侠骑士分内之事，正如他所说的：世上的游侠骑士把披坚执锐、辛勤劳苦当作自己的本分，而娇懒的朝臣只会追求安闲享福。他修炼所有游侠骑士应该历练的苦行，把光复圆桌骑士作为己任;他扶助一切吃苦头，受压迫的人，无论身世高低，遭遇何种灾难，他都着眼于他们的苦楚，奋力营救他们;他也歌颂一切自由平等的爱情，用自己的枪矛捍卫自主婚姻。
赵子曰努力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坚守天台公寓的“盟主”地位;堂吉诃德忽视现实，在自己堆砌的世界里恪守高贵骑士的准则，两个人物心目中“英雄”的定义相距甚远，但他们的英雄气概是相通的。在成就英雄事业的道路上，他们并行不悖、比肩同行，两个人物都怀抱着独特的英雄梦想，为此他们前赴后继、不畏牺牲，无惧世俗的眼光，在时代的巨浪里翻滚，争当自身命运的掌舵手。
二、荒诞不经的闹剧背后，两个“英雄”的可笑与可悲之处
在探讨了这两位人物各自的英雄属性之后，我们集中来讨论这两个人物最大的相似之处——荒诞性。仔细观之，这两个英雄虽然轰轰烈烈，沉湎在自己的英雄幻梦里，但到头来都是自导自演的一场荒唐闹剧，仿佛两个披着英雄外衣的小丑。在他们导演的独角戏里，我们看到人物的可笑，他们的认真与投入又令人感到可悲，一件件英雄事迹变成一个个可笑行径，两位英雄何以沦落至此？如果说堂吉诃德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塞万提斯自嘲的意味，尚且多几分怜悯与同情，那么赵子曰作为老舍置身事外、冷眼打量的人物，相比之下便被嘲笑得体无完肤了。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赵子曰始终试图坚守天台公寓的“盟主”地位，他的主席地位看似稳固，实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否真有那么大？他的学潮运动，谋事做官搞得风生水起，是否具有实际效用呢？答案均是否定的。作为天台公寓的老大哥，赵子曰的魄力除了他的出手阔绰以外，似乎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褒扬的。他的入学是由家里整堆往外拿洋钱，而他的学业，虽然涉及门类广博，但却样样都学，样样不通，可谓一无所成;他的爱好不出喝酒、抽烟、叉麻将、下馆子等;在天台公寓里，他被左右拥戴，但身边除了和他类似的有头无脑的武端之流外，全被欧阳天风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骗得团团转;他虽然受了新式教育，学了一些洋文，但骨子里还是和旧知识分子一样，虚荣软弱，只追求权欲，想要走上仕官之路。
所以《赵子曰》，事实上可以加上小标题：英雄理想败坏的一个写照，主人公赵子曰正是这种理想败坏的化身。尽管赵子曰有各种温厚的品质，他却盼望取得民国初年北京腐败官场中流行的沽名钓誉的一些装点，他慷慨、天真、乱花钱、爱吃，向往醇酒、美人、和高歌;但最重要的是有个官衔[6]。他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年壮力足虎头虎脑的“伪英雄”。
罢课风潮中，赵子曰勇猛无畏，却只是为了逞英雄气、出风头;在女权发展会里，他听信欧阳天风的谗言，打压睿智有识的张教授;他的个性解放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追求美色上，不惜代价要抛弃发妻;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厌弃李景纯为他铺设的正经的革命大道，却要走投机钻营的谋官之路。在成就事业，追求名誉的过程中，赵子曰越卖力，就越可笑，投入越多，越显出他的愚昧。纵观赵子曰的“英雄”历程，罢课起哄打校长，在天津日租界探险，为女权发展会唱戏，每一件都荒唐无比，精心排练的闹剧也不会比他的经历更精彩。在《赵子曰》里，老舍写出了一个与英雄气概正相反的生活方式：赵子曰等学生刻意仿效官僚作风，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自私地、不切实际地沽名钓誉[7]。
所以老舍说：“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新人物主要指的就是随波逐流、盲目运动的学生们，老舍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在所谓的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破绽[8]。
赵子曰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突出的虚荣心，这是一种本身滑稽、来源滑稽，甚至一切表现都滑稽的性格倾向。赵子曰其实一点也不好色，只是一种错误的骄傲心理使他以为他乡下太太的小脚会丢他的脸，因而不愿承认，他并无雄心或贪念，只是因为没有官职头衔，不能摆绅士的阔绰派头，而感到屈辱。所以他追求大学同学王小姐，因为才貌双全的太太是绅士名头精致的装点，而结果也是徒然[9]。赵子曰僵硬、机械、一味追求官位，这些都是造成他的性格滑稽的原料。最根本的可笑之处则在于他的力不从心，他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他自己所忽视的一面，有他自己所不认识的一面，他越是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越显得无知。正是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才可笑。
凡是能耍花样的就能支配赵子曰，这一点他自己觉不出来！[10]赵子曰的可笑是喜剧性的，但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可笑，继而被捉弄、被操控，这就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行为不自知的无力感，便显得可悲，变成了悲剧性。他本心不坏，当李景纯真诚地规劝他要走正路后，他也发自肺腑地关心老李的身体，甚至由衷地流下泪水，其中夹杂着感激、后悔、希望、觉悟、羞耻，是一片杂乱的感情背后透析出来的淳厚心灵的原初样貌。在天津，赵子曰也是出于真心搭救同乡落难姑娘谭玉娥，同情她沦落风尘，尽自己之力帮助她摆脱不幸的境遇。这样一个本心真挚温厚的老实人却变成了一具任人拨弄的提线木偶，令人可惜！
堂吉訶德大行骑士道，完全活在自己堆砌的乌托邦里。他的理想全是从失真的骑士小说里得来的，完全脱离实际，所以他对信仰越执着，就越发显得可笑，他的骑士精神越令人敬仰，越显出荒谬。他的头脑里全是一些实际看不见或者并不存在的，在他的想象中，生活中的一切人事都和游侠骑士有关。他越是认真履行游侠骑士的职责，就越发做出没有规矩的事，到处搞破坏，结果往往不是他自己吃亏受伤，就是殃及他人。
他把简陋的客店当成专门接待游侠骑士的城堡，拒付房钱，还抢走理发师的铜盆当金盔。他把风车当成巨人，奋力厮杀，最后被风车的翅膀扫到一边，摔得人仰马翻;把两队羊群当成两支军队，甚至可以臆造出两军将领的徽章、铠甲和标语等，他冲进“军队”乱砍乱杀，被牧羊人打得从马上倒栽下来;把和贵妇人同行的修士当作抢劫公主的妖魔鬼怪;把抬着圣母像去求雨的村民当作劫持美女的囚徒。他专为骑士报仇，错认送葬的队伍，把抬着担架的僧侣们当作戕害骑士的恶贼，于是举起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僧侣们下手，使僧侣们白白受了重伤。他宣称自己的事业是走遍天下去打抱不平，为人除害，却让无辜的人终身受害。他从公差手里解放了要去海船上划船的苦役犯，却被苦役犯们打倒在地，抢去了袍儿，扒去了袜子。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堂吉诃德主仆两个人到公爵家遭到的无情捉弄：如何为杜尔西内娅解除魔法，又怎样荒唐地骑上飞木马和魔术家决斗解除白胡子三围裙的灾难，桑丘去做海岛总督，堂吉诃德被求爱，又被一大口袋的猫儿抓伤。每当讲求实际的桑丘质疑他主人，游侠骑士的事总都是虚幻的、荒唐无稽而且不顺当的时候，堂吉诃德就会一本正经地解释那是因为他们身边老跟着一大群魔术家，凡是和我们有关的事情，他们都要变化，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11]。
堂吉诃德身上的笑料全来自游侠骑士道，与之相反相成，但并不显得矛盾的是，他的崇高感也大部分追溯到骑士理想上，况且他本身见识高明，性情厚道，号称“善人”阿隆索·吉哈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心目中至高的理想，超越了物质的牵绊，超越了肉体的享受，超越了尘世的喧嚣。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使他整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威严[12]。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如此坚定地守护并且践行自己的理想，在整个西班牙，也很难找出一个能像他那样既勇敢无畏又慈爱仁厚的绅士。同时，堂吉诃德也是一个胸怀广阔，通向永恒精神境界，拥有高贵人格的诗人。他知道美德的道路狭窄而险峻，罪恶的道路宽阔而平坦，做游侠骑士得吃无尽的苦，可是也有无限的快乐。两条路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却能得到永生[13]。为此，他引用了西班牙诗句：
只有这崎岖小径
通向永生的境界，
别的路都达不到。[14]
伴随崇高感而来的，就是堂吉诃德引人同情，催人下泪的悲剧性。悲剧性与崇高感相伴相生，它们的共性在于都用“同样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身的无力和渺小”，但究其根源，产生悲剧感的宏大形象是“命运”，而堂吉诃德的命运则是过时的思想和现行时代之间的严重脱节，当“历史的必然要求”（放弃骑士道）与“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之现状”（堂吉诃德的执念）之间产生矛盾时，悲剧感也就由此而生发出来。堂吉诃德身上的悲剧感是由于现实与其理想相互矛盾而产生的[15]。
在赵子曰和堂吉诃德的身上，可以品味出如出一辙的荒诞意味。他们脱离生活实际，堂吉诃德试图重振业已式微的骑士道，赵子曰力图在时代浮沉里实现一番作为，同样是严肃而不可亵渎的伟大理想，但两人的实现方式却令人捧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人看到这两个人物身上小丑般的喜剧性和深刻的悲剧性，这两个因素相反相成，我们可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张力中洞察到人物的可悲之处。
三、两个“英雄”理想失落的原因以及各自的救赎之道
英雄沦为笑柄，赵子曰和堂吉诃德的理想为何落空？接下来我们就两人各自的原因做出具体分析。而针对赵子曰和堂吉诃德两个人物各自的特殊处境，理想仍然可以实现，但另有其道。只有穿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重重屏障，堂吉诃德才能在历经半生漂泊之后从狂乱的幻想中挣脱开来，赵子曰也只有经历种种得意与失意，得到生活的教训之后才能抹去浮华，明确自己的未来。
赵子曰最终意识到虚荣心蒙蔽了他的双眼，他识破了欧阳天风的诡计，也终于明白了王小姐的处境，这给了赵子曰思考的机会，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行径，终于愿意痛改前非。想起了李景纯告诫他的话，赵子曰意识到他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应该牺牲一点个人享乐替社会上做点事;应该把争一个女子的努力换成争回被军人们剥夺的民权。李景纯劝告赵子曰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耐着性子去念书，等到学成时到民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慢慢地通过文明知识开化民智、培养民气;一条是杀坏人。李景纯在一次暗杀军阀的行动中被抓，此时赵子曰已经重新做人。痛定思痛后，为了不辜负李景纯的期望，赵子曰下定决心选好自己的方向，从此踏上漫漫革命之路。赵子曰在天台公寓里的“英雄”地位陨落了，但他发现了更正确的人生之路，在经历了一番荒谬的历练之后，赵子曰重新洗刷了自己的灵魂，在动荡革新的时局中明确了自己的处境和归宿。
赵子曰理想的失落是必然的，这也不是他个人的悲剧，在当时新旧冲突的时期，赵子曰被挤在新旧两股社会势力的中间：小脚儿媳妇是可怜的，是旧封建社会的遗存，同时代表改革新风气的王女士却也可爱。新风尚倡导个人幸福应该为社会国家所牺牲，可是自给自足、独善其身又是旧势力遗传下来的“生命享受论”，况且革新之路仍未成熟，而旧规矩的延续性又太强，到底哪条路可行，他看不清！赵子曰所信仰的传统“非佛，非孔，非马克思，更非九尾仙狐”，同时又吸着维新的空气，“他的心挤在新旧社会势力的中间”[16]。在这种新旧冲突的时期，光明之路不是闭着眼睛瞎混就能探索到的，赵子曰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他是不大爱睁眼的人。因此，他搞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彻底破坏现存的一切，既未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也未能在批判中希冀建设，表现出十足的愚昧和野蛮。虽然最后李景纯就义促使赵子曰等人猛然清醒过来，但这只是老舍善良的期望，他们的转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17]。
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来源于赵子曰身上的传统性。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历史中，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小农经济产生出了不紧不慢、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传统文化中，礼教过度压抑个性，使得中庸之道被奉为个体人格美学理想的极致，导致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意识出现，赵子曰前期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他身上带有乐天知命、无为混世的文化惰性，内里充斥着顽固的民族劣根性，只是包裹了维新外表的“假”新青年[18]。
堂吉诃德的理想固然伟大，但他遵循的骑士道早已和现存的时代格格不入，并且他读到的骑士小说大都失真离谱，因此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他的出发点再高尚，也免不了最终一片虚无。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骑士好汉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起死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19]在某种程度上，堂吉诃德和赵子曰一样，他被绚丽的骑士幻想迷住了双眼，不爱睁眼看现实世界。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这种勇敢、这种虔诚、这种善心，使用得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的话”[20]。
堂吉诃德所处的时代里，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都已经日趋衰落，骑士精神已经成为往昔的辉煌，骑士小说的内容也越来越离谱。使堂吉诃德深受毒害的那些小说，大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夸张，千篇一律，其中的情節如十几岁的孩子能轻松挥剑将一个参天的巨人像切糕点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纵使敌军有数百万之众，主人公却往往能凭单枪匹马大获全胜。这种“不合情理的可能”被堂吉诃德全盘吸收，让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英雄”。
再者，堂吉诃德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自由开放的理想世界，但他所处的西班牙社会却处于沉重的黑铁时代，虽然他大声呼唤公平正义，但他归根结底身处于那个时代，只缘身在此山中，视野受制于那个时代。说到底，堂吉诃德和赵子曰一样，只是一个包裹着新思想外表的“旧人”，虽然处于开化进步的人文主义光辉的照耀下，却无路实现，只能拾起游侠骑士道那老一套，寄希望于王公贵族。
幸运的是，堂吉诃德即将逝世之前终于清醒过来，摒弃了失真的游侠骑士道。“我现在靠上帝慈悲，头脑清醒了，对骑士小说深恶痛绝……觉得荒谬的骑士小说每一本都讨厌，也深知阅读这种书籍是最有害、最无聊的事。”[21]他规定自己唯一的外甥女必须要嫁给一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不能继承他的遗产。他一生惑患，临殁见真，最后的清醒才使他回归现实，成为真英雄，担得起“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的褒扬。
综上所述，堂吉诃德和赵子曰这两位“英雄”虽然生活背景大相径庭，但在对理想的追求上却异曲同工，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鸿沟里，这两个人物形象被捉弄，却并不是简单的小丑，笑中掩泪，荒诞中见出真挚，既可笑，又可悲。这两个人物在时代旋涡里奋力挣扎，却很难跳脱出来，慨叹之余，留给我们广阔的思考空间，当个人英雄主义和时代机器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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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英
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析论文 篇3：
代际意识与徐则臣的小说创作
一
作为“70后作家”a的后起之秀，也是“70后作家”中的集大成者，徐则臣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已经与“70后”的这个称谓发生关系。
回顾“70后作家”的登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70后作家”在一种不尽人意或至多可称作差强人意的轨迹上滑行：因为出场方式的随意、粗糙再加上媒体制造的噱头与浮躁化的炒作， “70后作家”的印象一开始便掩盖在“美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激素催生的写作” 等负评重重的标签式话语背后；继而，随着诸如刘玉栋、徐则臣等扎实、坚硬的“实力派”写作者出现，“70后作家”又在一股抱怨之流中贴上“被遮蔽的一代”这样的标签。在这场作家与评论家合作导演的大戏中，“70后”像个怨妇一般数落着自己出身的尴尬，也控诉着文坛对于“70后作家”群体的忽略与不公。70后作家曹寇认为：“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b而批评家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先是在1988年6月号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一文，文章对70年代人前期登场的女作家和少数几位男作家进行了分析，并且总结了“70年代”人的典型特征（诸如玩世不恭、以享乐为原则、以个性为准绳等），其后在2000年就此问题重谈，以《被遮蔽的“70年代人”》为题，集中讨论、阐发了“70后”后期被遮蔽的事实与原由，他们三人的关于“70年代人”的探讨的变化正好暗合了70后作家的登场、发展轨迹，也是最早讨论“被遮蔽的70后作家”的重要批评家。其后关于被遮蔽的问题又在孟繁华、张清华、洪治纲、张丽军、张艳梅、张莉等人c的论述下进一步展开，不断证明着“70后作家”被遮蔽的事实与其不应被遮蔽的理由d。
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是伴随着“70后作家”由“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向“被遮蔽的一代”转化而登场的，他本身已成为破除“70后”前期固有标签的一柄利剑，同时，身为“被遮蔽者”，他也同样利用“被遮蔽”的话语来为“70后”作家群体、也为自身寻求着突破。2009年发表于《文艺报》上的题为《“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一文中，徐则臣阐释了自己对于“70后作家”群历史定位的观点与看法，他同样认同“70后作家”被遮蔽的事实：这是被忽视的群体。“当批评界和媒体的注意力还在‘60后’作家那里时，‘80后’作家成为耀眼的文化和出版现象吸引了批评和媒体的目光，‘70 后’被一略而过。若干时候以后，当大家回过神来才发现，中国文坛的代际传承是从‘60 后’直接到了‘80后’，‘70 后’在哪儿呢？”e很显然，徐则臣在一种“影响的焦虑”中面向创作，而这种“影响的焦虑”正是来自于“代际”。随着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成功面世，他又一次绑附在“70后”的战车上成为一杆鲜明的“旗帜”。《耶路撒冷》是徐则臣对“70后”一代生存轨迹的追寻，被评论家们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诗”，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灵魂所能达到的深度。在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后，徐则臣母校淮阴师范学院迅速组织了一场关于他的全国性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徐则臣小说创作对于“70年代作家”群体的意义。刊发于2015年《南方文坛》第1期闫海田的文坛讯息更是以《徐则臣获奖引发70后热潮》为题对此进行了报导。值得注意的是，与此次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徐则臣在会上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代际观：“我认为，对70年代来说，代际划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前进不是匀速的，它的时快时慢常常使某—个时间段有特别不同的意义。‘50后’与‘60后’的作家在保持作家的神秘性与陌生感上还有腾挪的空间，因此，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还有传奇色彩。但对我们这一代，当开始写作之时已进入90年代，网络已使神秘感的营造变得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必须开掘出新的文学空间与品质，在这一点上，‘70后’作家的创作与‘70后’批评家所面临的困境具有相同的特征。”f在这里，徐则臣将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划分与文学层面的代际划分合二为一，通过自身身份的代入，完成了徐则臣在“社会意义”上的“70年代人”向文学代际上“70后作家”的范围转换，同时，他也指出了他们这一代作家与批评家面对的共同困境。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被动的划归还是主动的参与，徐则臣对于“70后人”、“70后作家”身份认同状态都是颇为微妙的。一方面，无论愿不愿意，他遭遇了“70后作家”这个群体的标签化印象给他造成的尴尬和困扰——70后作家意味着被悬置的状态，意味着没有文学深度和文学重力的作家群体，意味着私人化写作的群体，意味着阴盛阳衰的作家群体，这样的印象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作为“70后作家”个体的徐则臣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在成长经验所构成的写作资源上，他又面临着“70后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却受到了其余波的影响，没有赶上80年代文化复兴的大潮，却被经济发展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浸染，这种历史的缺失感与失重感造成了这个群体思考的困难；另一方面，个体永远不可能挣脱历史而悬空漂浮，作为70后群体中的一员，徐则臣又主动将“70后作家”这个标签设置为自我定位的一个坐标，他像其他70后作家与批评家一般将自身揉入群体，于外在来说，在媒体、批评家的努力下，有徐则臣出现的地方，便有“70后作家的灵魂深度”、“70后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的字眼；于徐则臣自身来说，他似乎也是本着一种与“70后作家”较劲的心情在对抗着现有的文学印象，因此他将“70后人”与“70后作家”作为自己创作和出发的起点，也是其创作中着力之处。他几乎是含着要破除固有偏见的偏执与勇气在做着这件事，可以说，在文学的代际交替里，“代际”造成的“影响的焦虑”无论对于“70后作家”群还是对于徐则臣都是不言自明的。而存在于徐则臣的代际意识中的文学的代际交替与社会的代际交替是混沌一体的，构成了他代际意识的总体并对其创作产生了毋庸置疑之影响。
二
如果说徐则臣的出场方式与“70后作家”在文坛的代际变化与文坛的更新淘汰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以上探讨也仅限于作家个体与群际之间文学理念与创作意识的碰撞，那么，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上述那种代際意识在作品中也是展露无遗的。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从文学形象的角度而言，我们很容易地可以从其文学世界中析出一个群体形象——“70年代人”，并且这个群体形象的饱和度与成功性远远要高于别的代际的文学形象。这些人可以是有着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环境的个人，但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体身份，他们都是徐则臣有意识地、用力塑造的“70年代人”。也就是说，徐则臣在有意识地追寻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代的记忆”，而这个“代的记忆”本身已经不仅是文学代际中的“代的记忆”，更意味着社会学上的“代的记忆”。
总体而言，刻画“代的记忆”的“70年代人”可以分为两大的形象群落：其一，“70年代人”的“此在”群落。通过透析“70年代人”的当下生活状态，徐则臣将视野扩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对城市众生相的描绘中集中呈现出“70年代人”的当下生活状态。《啊，北京》中的边红旗是来自边陲小镇的70后青年，经过几年平淡无味的教书生涯后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成了一个办假证的边缘人物，经历了生活的辗转，在陌生的城市中遇到了同样年龄阶段，不同职业身份的“我”、孟一明、沙袖、沈丹，边缘生活中的情与难在“70年代人”的生活故事中展开；《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纷纷登场的敦煌、保定、七宝、夏小容、旷山大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北京漂泊者（相对于小说写作的2006年，正好是70年代人），他们都在追逐生活的繁忙中不断挣扎，又在逃城与回乡的诱惑中徘徊犹豫；《夜火车》中的陈木年是70年代出生的求学者，在学院的生活中，升学与工作都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代际交替中备受压制，显现出当下学术圈怪相丛生的一面。徐则臣通过对这些“70年代人”当下生活姿态的描绘来实现对“时代”的正面突围，屡次出现在小说中出现的“出走”情节，正是徐则臣反映他们这一代“一直在路上”的状态。对于“70后群体”中的个体生命书写成功地记录了这一代人在世界留下的可能印记。而徐则臣笔下的另一部分“70年代人”通过回忆的方式记录下了他们的过去，可称其为“70年代人”的历史群落。这个群落主要回顾了“70年代人”的童年和青年成长经验，大部分存在于其小说的“花街”系列中。他们是《水边书》中喜欢看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希望成为当代的行走的侠客的陈小多、谈正午和周光明，给过陈小多青涩初恋味道的郑青蓝，也可能是《伞兵与卖油郎》中的范小兵、刘田田和我；更可能是《苍声》中的满桌、韭菜、我，这一个个历史群落中的人物形象追寻着“70年代人”成长的历史背景和童年记忆。他们是在革命后时代受着一点“革命”余晖成长的小孩，懂得将“文革”中武斗化作儿童游戏中的一种权力与青春期的暴力，同时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沾染一点金钱、物质带来的影响。
除去上述中短篇小说中对于“70年代人”的成长记忆、当下生活、情感体验的零散表述，徐则臣考察这一代人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其鸿篇巨制《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本就是为 “我们这一代”而作的，很多研究者在看到徐则臣的这部长篇小说之后，立即意识到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为这部作品而作的练习与准备。《耶路撒冷》对于“70年代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顾，从叙事、结构、内涵方面进行了大手笔、精细化的呈现。小说采用多文体结合的方式，将主体情节与栏目笔谈相结合，布局上匠心独运地采用了回旋式结构。从整体上来看，这样的设置确实能够最大幅度也最大深度地表现、刻画出“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历、社会背景与历史变迁。从花街出来的年轻人在探索人生和认识世界的路上，各自走着自己的路程：他们也许像初平阳一样读书、编辑、写作，从花街走向北京再走向耶路撒冷；也可以像舒袖一样，伴随初平阳从花街走向北京再回到花街；还可以像秦福小一样漂泊在中国的各个省市，最终回到大和堂；有人像易长安一般从山沟里的教书生涯逃离、逃往北京办假证最终在回乡的路上进入不可逃避的监狱（也是人生的牢笼）；有的还像杨杰一样，在商海浮沉中大起大落，伴随改革开放的路途一路前奔。故事虽是由这几个人链接起来的，但徐则臣显然是通过这些主要的、次要的人物书写关切着“70年代人”的所有，甚至是关切着“人”的所有。徐则臣将他们这一代的生存体验、成长历程、生命信仰、出走的欲望、他们的虚无与绝望揉入虚无和无所适从的历史缺失感中，在理想主义情怀的关照下实现对现实的反思。小说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在小说中借小说人物以对话和议论形式发表的关于“70年代人”的概括和表述：“每个人都有大历史情结……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60年代出生的人也有，到了70年代，气壮山河、山崩地裂、乾坤倒置的岁月都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历史结束的袅袅余音。如果听不见就算了，可以心无挂碍，在无历史的历史中自由地昂首阔步；问题是我们听见了，那声音参与了我们的身心建设……一个抽象的历史改变了我们，我们的过去是无物之阵。……相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我们缺少足够的现实感和物质感，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了。” g这种对于70年代整体的感受是徐则臣“70年代人”思考的一个基点与中心，也是其代际意识中复杂性的表现。
相对于“70年代人”的充沛的笔墨与立体化呈现，在书写他者时代记忆时徐则臣有时却总显得漫不经心。在小说《苍声》中，相对于“我”（木鱼）这一代的充分描写，直面“文革”一代的当事者时，徐则臣的描写却显示出了一些虚浮。故事中的何老头只是作者记忆中的何老头，而“我”的父母也只是脸谱化的父母，无法形成“圆形人物”。一方面，“我”父母在文革中公然主动对何老头、韭菜的接济无法完全地用“人情”和“善良”来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无法充分理解“我”父母（善）——村长（恶）以及小孩中“我”（不忍、良知）——村长儿子大米及其他跟随者（恶）这样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伞兵与卖油郎》中范小兵对于当伞兵的执着可以让读者看到那个年代少年的青涩与对梦想的执着，看到小孩内心简单而又复杂的变化曲线；但对于上一代的范小兵的父亲，徐则臣却只能通过故事的简单勾勒回顾大历史中战争对于他的精神的及肉体的损伤；《耶路撒冷》中间，有一段设置，尤其显得颇具意味。徐则臣在描写一位印有自身体验的“作家回乡”情节时，将一位“80后”妻子摄入了笔下，“老婆80后，从小长在城市，独生子女，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他第一次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是，她已经吃腻了好多年了。乡村对她来说要么是新世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要么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看哪都觉得脏乱差，时刻准备哀民生之多艰”h。这样的描述实在显得有些印象化与脸谱化，同文坛对“70后作家”贴上“美女写作”“私人化写作”标签的行为没有逻辑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也是带有一种对“80后”的成见——城市、独生子女、养尊处优、五谷不分等等。笔者以为，将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与“城乡差别”“独生子女”等等对应起来有着非常有限的合理性，因为这势必会遮蔽个体的特质，尤其在文学形象呈现的层面。
事实上，在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自我归类”i。当人们需要与某一群体产生共同联系以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话语权的时候，群内个体或群体在重要的维度上会放大自身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根据类别成员的共同特征知觉自己或他人，形成刻板性知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自我归类”的理论恰当地解释了徐则臣在文学形象塑造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自我代际划分的这种特征，他主动地将“70后”与“80后”、“50后”、“60后”的差异性呈现出来。这种意识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塑造文学形象时，与“70后”群像的饱满和立体相比，却造成了他者的群类形象书写的无力感与符号化。
三
也就是说，代际意识已经成为影响徐则臣创作的一柄“双刃剑”。在自身经验的层面，徐则臣在文学塑造中往往能够通过将自身情感体验和熟稔的生活经历投射进“70后群体”的人物塑造中，不断推进他的文学写作，形成了徐则臣自身独有的文学印记与文学领地——譬如“花街”系列、“京漂”系列小说。这些人物书写在对终极问题的追寻与思考大问题的统摄下，链接起“70后”的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讲述，形成了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另一方面，因为过多地以自身为中心的思考，使得徐则臣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代际问题对其造成的思想局限。在“代”的思考中过多掺杂自我价值代入，不但造成了在塑造经验之外的形象时有失之真切的感觉，同时，在人物书写和故事讲述层面，也造成了自我重复。
事实上，在关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徐则臣是十分自觉的，他并非没有注意到代际意识对他造成的影响。在谈到分析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时，他曾说过，时代对于作家而言，是作家深度写作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个伟大的作品必须要与他的时代发生关系，但与此同时，一个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又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一定会成就作家的时代，即便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样的论调也是存在着片面性的，因为唐朝盛世也成就了文学的盛世j，因此，（代际现状）“造成的困境即是挑战，也是文学得以拓展和进步的唯一动力。前提是你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困境，然后想方设法解决掉它”k。从这个层面来说，徐则臣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的。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学实践层面尝试过突破代际经验的书写行为。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午夜之门》是值得注意的一部。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超出了以“70年代”为坐标的上下延伸，徐则臣第一次将自己对于时代和人性的思考放入一个模糊的时间记忆中。《午夜之门》的时代背景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他似乎讲述的是关于清末民初的故事，但又有着作家自身成长经验的70年代印记，但关于战火的描写又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背景。伴随主人公木鱼的空间转换的是时间的穿梭。小说中关于石码头一段的书写与徐则臣之前的“花街”系列、“70年代人”的童年书写并无二致；但随着陈木鱼的活动空间从石码头转向紫米街，一切书写都仿佛回到了一个类似于“大观园”一样的古宅里，时间变得更加模糊；随着战争的爆发，陈木鱼所遭遇的与故事中其他人所呈现的似乎又是一个三四十年代匪寇丛生的边陲小镇。也就是说，徐则臣在努力超越代际经验给他造成的书写限制。其后，在类似于此的小说作品中（诸如《古代的黄昏》 《鹅桥》 《六耳猕猴》等），徐则臣不断选择从侧面与时代狭路相逢，将不语的生活书写其上。但总的来说，这种突破到目前为止还较为有限。
可以看出，代际经验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徐则臣的写作资源与思考出发点，但为何代际意识在促成其书写的井喷式爆发后又成为制约他写作进一步深入的因素呢？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自我中心”式的代际思考不容忽视。“自我意识”的浓重造成了徐则臣的自省与他的实践出现了某种错驳，在书写意识上，一方面他执着于为“70后作家”的批判并不合理而发声，因此他说过“从文学质量上，他们拿的是‘60 后’的文学标准来要求‘70 后’，从市场效应上，拿的又是‘80 后’的尺度来丈量‘70 后’，在双重标准下，‘70 后’当然乏善可陈”l。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知觉文学价值的永恒性和不变特点。对于徐则臣这样的作家而言，“代际”造成文学发声的困难终究不会再成为问题，因为作品本身带来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发声，但是，如果过于执着于“70年代人”是被遮蔽的或70年代的历史缺失感这样的代际观念，写作上新的遮蔽就会产生。事实上，“代”的划分并不是随意的，尤其在文学的代际中。现在的“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也许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并不会如此个性鲜明地区分开来，以“十年”为期的划分本是文学研究者为方便而作出的一种短期标记，不应成为文学思考和书写的一个起点。而太过于区分自己这一代的特殊性，必然会导致在经验写作的模式下“代的特质性”穷极的危险。因此，超越“代际经验”给徐则臣所带来的书写资源也就是超越经验书写本身，文学的质量和标准从来没有“60后”“70后”之分，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认同王安忆曾所认识的：“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m而在以“一代”窥向整体之时，规训好“自我”，是徐则臣写作超越的可能也是超越的条件。
【注释】
①代际问题，是人类发展以来必然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被知觉却是最近几十年才放入学术的层面来进行讨论的。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现在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世界的成年人都认识到，所有孩子们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不同了。她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 “互象征”（cofigurative）与“前象征”（prefigurative）来概括代际发展中的三种形态。在米德的社会调查和分析中，代际差异是现代社会发展不争的事实。（参见玛格丽特·米格：《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的研究》，周怡、周晓虹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本文中，笔者承认“代际问题”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代际问题”本身与之前在文学争鸣过程中有关“70后”、“80后”这种分法是否成立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在此，笔者无意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笔者认为代际问题与代际意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以何种标准、如何来呈现是值得思考的。本文只从作家徐则臣的写作中所呈现的代际意识入手，分析这种写作意识对其创作造成的影响与利弊。
b 《曹寇谈70后作家：适逢其时的“中间代”》，《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30日。
c主要论文有孟繁华、张清华的《70后的身份之谜》，张艳梅的《70后作家创作与当代中国文学》、张丽军的《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70后作家：如何成为文学“中坚代”？》，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等等。
d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作家与批评家异口同声地发声，通过对于“70后作家”被遮蔽事實来寻求“不被遮蔽”的权利。
e 《“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艺报》2009年7月2日。
f《徐则臣获奖引发“70后”热潮》，闫海田，《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gh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i[澳]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9页。
j参见徐则臣：《作家和他的时代——徐则臣在淮安市民论坛微课堂的讲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kl徐则臣：《“70 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艺报》2009年7月2日。
m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中》，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9-24/175493.html，中国作家网2013年9月24日。
作者：钟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