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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失衡下的新经济论文 篇1：
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
基金项目：200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世界经济不确定条件下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搭配研究”(编号：GJW09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文章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为分析起点，构建了一个中美内外部经济失衡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图，以揭示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性触发机制。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相互关系之后，文章基于斯旺图形和修正后的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提出了中美两国应对内外部失衡的“三位一体”的政策搭配组合。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内外部经济失衡；政策搭配；次货危机
文献标识码：A
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不断加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Rato(2005)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其可持续性和潜在的风险一直危及着全球经济的稳定。2007年美国爆发次货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面临着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分析失衡的机制并结合次货危机的影响探讨相应的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Eichengreen(2006)总结了四种影响最大的解释，分别是美国储蓄不足论、新经济论、全球储蓄过剩论和中美相互依赖论；Dooley等(2003)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历程，认为如今的变化不过是原来体系的自我调整完善，外围国由原来的欧洲和日本演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吴晓灵(2006)认为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顺差，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此外，也有学者从资本流动(Summers，2006)、经济结构(赵夫增，2006)、金融一体化(张礼卿，2007)等角度进行分析。
华民(2006)认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失衡是导致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和触发机制。段平方(2007a)以结构图的形式描述了美中两国经济失衡的关系，指出通过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实现了整体的平衡。此后，段平方(2007b)进一步构建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传导机制，即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中国采取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计划经济时期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到开放经济下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内生产过剩导致出口过快增长、顺差扩大，在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背景下，“双顺差”导致央行基础货币供应及银行流动性增加，引致的信贷增加促使国内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国内失衡)更加严重。此外，陈乐一等(2008)给出了我国当前内外部失衡关系的相互作用图，但仅从实体经济层面进行分析，缺乏从金融经济层面的考虑。
鉴于石油国家的贸易盈余来源于石油出口，国际油价波动性很大，而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亚洲新兴经济体总盈余中比重最大，增长速度最快，因此本文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集中在中、美国两个经济体上，从国别经济的视角探讨中美两国的内外部经济失衡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笔者认为政策性因素在中美两国内外部经济失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中美内外部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将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为分析起点来阐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主要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前三个是内部经济目标，第四个是外部经济目标。由于经济增长是个长期目标，非短期政策所能及，经常账户反映国际收支中最为重要的实体经济部分，因此本文中一国内部经济失衡仅指经济出现高通胀或高失业，外部经济失衡仅指经常账户出现的不可持续的高额赤字或盈余。当我们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集中在中美两个经济体上时，该问题即转化为中美两国的外部经济出现严重失衡，而一国外部经济失衡通常对应着其内部经济失衡，内外部经济失衡无论是转型经济体还是市场经济体，都与其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内外部经济失衡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资金短缺、技术匮乏、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背景下，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引进外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战略模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2001年末“人世”之后，中国全方位地推进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468.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1％，2002年增加为527.43亿美元，结束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6年之久的500亿美元以下阶段，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到2007年该数额增加到835.2亿美元。大量引进的外资在中国东南沿海投资建厂，形成众多的加工贸易基地，由此形成了庞大的“民工潮”，这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同时，政府为招商引资、促进出口，在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等方面向外资提供诸多便利，对外贸企业长期实行优惠的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自2001的下半年开始明显地进入上升通道，在2003、2004年小幅微调之后，从2005年开始迅猛增长。
大量的贸易顺差意味着高额经常账户盈余，在现行结售汇制下即对应着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除去货币政策对冲操作(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的资金，由这些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银行体系进而整个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过剩的流动性首先聚集在房市和股市，引起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大量的贷款增加使得国内投资需求增加，带动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迅速攀升。不仅仅如此，国内消费品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CPI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水平。因此。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外贸顺差引起的外部经济失衡经外汇储备传导，引起国内资产价格及一般商品价格上涨，即出现内部失衡。可以说，中国的内外部经济失衡与我们所选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而与采用的经济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关系。因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人民币将坚持小幅升值的步伐，此时外资进入中国可以赚取利差和汇差的双重收益，如果将资金投放到资产市场上运作，将获取更大的利润。由此大量外
资通过资本项目渠道，或以“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等多种方式从经常项目渠道进入中国，使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如果抛开汇率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飙升的因素，我们很难解释贸易顺差这一井喷式的增长。同时中国的楼市和房市价格上涨显著，上证指数于2005年6月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之后，进入长达两年之多的牛市行情，上涨幅度最高曾达到513％。如果没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我们很难理解在中国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股市的这一轮非理性繁荣。
(二)美国经济政策与内外部经济失衡
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控逆经济周期行事，当经济下滑时政策趋松，当经济过热时政策趋紧。货币政策由独立的美联储制定实施，财政政策的选择则与当选政党的执政理念有关，民主党倾向于维持较大的政府开支，通过政府行为提高社会福利，而共和党一直坚持“小政府”理念，希望减少税收、控制政府支出。
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为扭转经济局面，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得到进一步强化。200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开始推行其竞选期间承诺的大幅减税计划，美国国会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通过1.35万亿美元和3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如此大的减税幅度在美国历史上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双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美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2004年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2.5％上升到3.6％，失业率出现新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的首次下降(由上年的6％下降到5.5％)。鉴于失业率下降、通胀指数回升，联邦基金利率结束了近三年的低利率时期，于2004年6月开始逐步上调，然后一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的这种货币政策才改变方向。
以上事实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经济周期性质，在经济下滑时放松，在经济回暖时适度从紧，力图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美国的财政政策则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执政党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总体而言，美国政府为应对失业率上升、经济下滑风险(即内部失衡)而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国内经济的作用，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同时使美国居民无意于增加储蓄，反而更加增加消费，在进口品的价格优势下贸易逆差急剧攀升，进而经常账户出现高额赤字，即严重的外部失衡。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自2004年已经开始转向，而减税计划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有效，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对其外部经济失衡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说上述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影响美国实体经济运行，那么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美国能维持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融资能力高度相关。在美国储备资产特别是外汇资产没有显著改变的前提下，其经常账户的赤字由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来填补，这些盈余主要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和石油国家的贸易顺差资金。而美国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一方面与其高效的金融体系有关，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关。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是世界各国的重要储备资产，美国债券也是世界各国的重要投资对象，美国以货币的独特地位为其经常账户的赤字融资。因此祝丹涛(2007)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重演历史的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大量流入的资金支撑着美国居民的超前消费，也促使美国资本市场呈现繁荣，进而财富效应的产生使公众更加倾向于高消费、高进口，经常账户赤字加剧即由此而来。
由Rato(2005)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若从中美两国来考察，全球经济失衡乃指两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特别是经常账户失衡，而这种外部失衡分别对应着两国的内部失衡，前文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角度分别阐述了政策如何引致了内外部失衡，这种政策性的全球经济失衡触发机制如图l所示，之所以考虑金融经济层面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状况，是因为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状况对两国的经常账户和全球经济失衡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相互关系
如果全球经济失衡仅按照既有的模式发展，那么这有可能是全球经济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胡晖、张自如(2006)即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心国在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外围国在产品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导致储蓄一投资缺口，同时在美国过度消费和外围国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互为补充，形成了共生模式和双赢格局。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程度的扩大，其包含的风险也与日俱增，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正是这一风险的集中爆发。
(一)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产生
始于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从表象来看是由于各类贷款机构将资金贷给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居民，且美联储在贷款机构将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打包出售、金融市场进行衍生品交易的过程中监督不力，但从深层次看，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有着深刻的渊源。首先，次贷危机产生于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不断上升的利率在提高贷款人还款成本的同时，又使资产价格下跌，使房屋居住者无法变买资产履行还款，遂造成放贷机构严重损失或破产；其次，如前文所言，美联储加息主要是参考通胀率和GDP增长率，于2004年6月开始的加息操作正是为了应对潜在的通胀压力；再次，通胀压力的显现与美国前些年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及全球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所引起的，因为全球经济失衡使盈余国家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元储备又纷纷流向美国的金融体系，使美国的长期借款利率一直保持低位。由此，我们将这一连串事件重新整理一下，便可得到“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性通胀(包括美国)—美联储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这样的逻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性通胀之后，欧元区、日本也先后加息，却没出现次贷危机，美国出现危机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消费型经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有关。
(二)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能影响
笔者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如下影响。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这次危机将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出现大幅下降将使美国的进口出现萎缩，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中国等对美出口大国的出口将相应减少，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言这将意味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降低，经济将出现下滑。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次贷危机使美国众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流动性出现严重不足，除了美联储向市场注资外，之前活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国资本也将回流至美国，然
而如果美国金融市场调整缓慢，呈现疲软态势，这部分回流的资金可能重新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套利，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当价格高到一定程度被市场看空且美国的市场景气指数回升时，这些资金又将从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至美国，这种资本的“无常”流动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陈雨露等(2008)的观点与此基本一致。
从美中两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美国居民消费下降和美元汇率的下跌均有助于其经常账户赤字的减少。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的变化则取决于美国内部经济的恢复程度，因为美联储为应对危机的降息政策不利于资本内流。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还将保持，诸如主权财富基金等国际资本将流入美国进行长期投资；中国方面，对美出口的减少一方面将迫使出口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这将使出口贸易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升级将引起众多的中小企业倒闭，就业问题不容忽视；另外，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将更加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这将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通胀问题有再次升级的可能，如果产业结构升级不尽快推行。内需没有得到大幅提升，“滞胀”可能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一大隐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将使全球经济失衡开始调整，除去资本与金融账户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从经常账户来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逐步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相应减少，而中国对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有可能增加。
四、中美两国应对内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组合
由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国内外部均衡的状况可概括为通胀，顺差，美国则为失业／逆差，中国的通胀是由顺差引起的，美国的逆差是为了解决失业而导致的。虽然次贷危机的爆发有利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但如果中美两国的外部失衡(进而内部失衡)得不到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化解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调整两国的内外部失衡呢?开放经济下内外部均衡政策搭配的斯旺图形、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路。前者是从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的角度考虑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后者则是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模式，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经济目标，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经济目标才能使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实现经济均衡，否则，整个经济将远离均衡点。之所以如此指派是因为货币政策对外部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政策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更大。两个图形中IB曲线和EB曲线将二维平面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对应为内外部经济均衡的四种情况。
斯旺图形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我们能否直接应用蒙代尔政策指派图形呢?否。鉴于中美两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首先分析中国的情况，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创造有利条件供外贸企业建厂生产，土地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等均为外贸部门的发展提供优惠，而这些很难说是货币政策的能力所及；相反，在中国利率水平一方面要根据通胀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情况决定，另一方面还受制于美国的利率水平，以防止因利差引起的套利资金流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影响更大，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影响更大，故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中EB曲线比IB曲线更陡峭。再看美国方面，由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指出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反经济周期操作，主要参考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而美国的减税政策则间接地对经常账户赤字产生更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的利率对国内经济变量(通胀率)影响更大，财政政策对外部经济变量(经常账户)影响更大，同中国一样，EB曲线比IB曲线更陡峭。综上所述，斯旺图形及修正后的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在两图中。IB曲线左边代表失业或衰退。右边代表通胀，EB曲线左边代表顺差，右边代表逆差，因此中国经济在两图中分别处于A点和A’点，美国经济处于B点和B’点。四个点之所以均靠近内部均衡线，离外部均衡线相对较远，是因为对于两国来说经常账户失衡的程度较大，而中国的通胀和美国的失业问题都已得到政策当局的重视并已采取明确措施予以治理。由此我们便可得到两国治理内外部失衡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三位一体”的搭配组合。中国方面，支出转换政策要求实际汇率趋于升值，由公式“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外国物价指数／本国物价指数)”，那么中国要么让名义汇率升值，要么抬高国内物价，由于物价上涨将会给经济带来不稳定，名义汇率升值则成为题中之义；斯旺图形中支出增减政策要求中国增加国内支出，进一步的在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中，增加支出具体是要求财政政策放松，即政府支出增加。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大多集中到政府手中，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GDP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存在，居民消费不足成为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难题，在中国投资率一直很高的情况下，斯旺图形中国内支出的增加当然要依靠政府支出的增加：同时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政府有财力也应该大力推行公共财政、建设民生工程，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进而促进内需的增长。货币政策方面，中国物价水平自2005年底开始进入明显的上升趋势，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抗通胀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流动性、还是发行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抑或是加息收缩银根。只是治理通胀的工具不同而已，实质是一样的。综合看来，只要未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仍保持顺差，国内通胀压力没有明显降低，我们认为中国应对内外部失衡应采取“升汇率、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
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呢?斯旺图形给出的政策含义即美元贬值、紧缩国内支出。其实美元贬值既是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必然结果(这由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可以解释)，也可作为美国政府降低外部失衡的主动性政策之一。美国的国内支出近些年一直很高，尤其是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因此美国调整失衡必须实行紧缩性的支出政策。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美国一方面需要压缩财政支出，另一方面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下滑，同时货币的扩张即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将减少国外资金流向美国的数量，从而改变国际资本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美国调节其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对策应是“降汇率、紧财政、松货币”的组合。
五、结论及未来展望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如何扼制失衡程度的加剧将波及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本文的分析表明：第一，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下的引进外资政策导致了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引起了内部失衡；美国为应对内部失衡而采取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其外部失衡。第二，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导关系，具体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性通胀(包
括美国)—美联储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第三，次贷危机将是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中美两国外部失衡程度将下降，但这一过程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第四，中国应对内外部失衡应采取“升汇率、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美国则应是“降汇率、紧财政、松货币”的组合。
2008年9月，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这无疑加大了各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难度。在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提振市场信心、防止实体经济衰退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除了全球各大央行纷纷降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外，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针由年中的“一保一控”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通过总额达4万亿人民币的中央刺激经济方案，这些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缓解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
显然，这与本文得到的结论有所不同。其本质原因在于本文的分析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两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和逆差)为中美两国首要的经济目标，而2008年下半年两国均把遏制本国经济衰退和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当下的首要任务，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成为次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危机背景下采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度过时艰，这些宽松政策与减缓全球经济失衡的作用是相反的，当危机渐渐平息经济重新回升时，这些短期应急性的政策也需转向以应对长期的外部经济失衡。因此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来调整各自经济。
从中国方面来看，引进外资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必须调整，引进外资更重其质量而不能仅追求数量，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需适时取消，以创造公平的内外资竞争环境；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调整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升级现有贸易部门，出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劳动和资本结合型，二是继续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将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进一步地，要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内需，改革现有工资制度、增加中低中收阶层收入的努力就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政府公共财政的建立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将有利于居民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制度方面，除完善现有企业制度外。中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以解决由“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所揭示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同时，应审慎开放资本账户，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从美国方面来看，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即美联储必须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负责，今后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维护金融与经济的稳定。在应对次贷危机及将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中，美国须加强同与世界各国的政策协调，因为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的政策对他国产生负面冲击，最终还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同时，美国应缩小其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取消一些贸易壁垒以增加出口，考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改革方向等等。
(责任编校 春晓)
作者：党 印 汪 洋
供求失衡下的新经济论文 篇2：
市场需求约束与科技产业转型
[摘要]市场需求结构变化与制度机制创新条件下的科技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大的关联。在投资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下，资源配置、风险投资和市场需求必将向引领科技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产业领域倾斜。本文在对市场需求约束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市场需求约束对科技产业转型的影响，并描述了科技产业市场需求约束的若干特点及领域。
[关键词]科技产业；市场需求；约束
一、市场需求约束：要素与机制
市场需求一般是指未来市场对所要投资技术、产品、服务等需要的程度。所谓市场需求约束是指在经济运行中对市场需求行为构成的约束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以及使市场需求行为限制在不越出规定范围的制约机能。在市场经济中，对市场需求行为构成约束的要素，包括宏观约束和微观约束两个方面。宏观约束，主要是指国家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方针和政策，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有关规则及对各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定等对市场行为所产生的约束；微观约束，主要是指市场需求内部构成要素及经营机制，为适应宏观约束在对市场需求进行的调节、控制过程中，对自身行为产生的有关限制。宏观约束对市场需求行为起主导约束作用，微观约束则是市场为适应宏观约束对需求行为起能动反馈约束作用。
市场需求约束要素主要包括市场约束要素（产品市场约束、资本市场约束、技术市场约束等）、经济约束要素（指税率、利率、汇率等）、法律约束要素、行政干预要素、投资约束要素等。市场需求约束行为的各种条件及其对市场需求的约束作用，构成了市场需求的约束机制。市场需求约束机制可分为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
市场需求约束的有效发挥一般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约束机制。健全外部约束机制，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或不合法的行为，促使科技产业调整自身的结构，以适应外部的需求变化。外部约束分为供需约束、科技约束、法律约束、政策约束和体制约束等，其中供需约束是最主要的。对于科技产业来说，能不能合理满足市场需求，形成产业经济规模及其效益，是关系到能否继续知识生产和实现科技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指标。因此，市场供需是约束市场行为的重要的外部条件。内部约束主要是投资约束和资本约束，其基本要求是投入产出及资本运作的合理性。也就是产出大于投入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投资约束，即投入不能大于货币存量与产出收益之和。投资可以创造市场需求。投资者发现市场中可能出现的新的需求信息，从而投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这种市场的投资行为必然成为引领市场需求的先导力量，带动新兴市场的崛起，从而创造出新一轮的市场需求。其二，资产约束，即资产所有者对市场规模扩张及经营的约束。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公司中，财产约束表现为所有权约束。资产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考虑到了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产权结构调整，以至影响市场需求前景；二是通过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导致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以直接扩大市场需求，包括对新增投资品需求和对新增劳务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市场要素的变化及其需求的增加。
二、市场需求约束领域
市场需求约束涉及到诸多科技产业领域，但其主要约束因素有以下方面：
第一，需求约束因素。虽然市场需求拉动和科技创新推动，是开发市场需求空间的前提，但这一市场需求约束，是以明确市场需求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寻求市场需求的规模扩张及其效益为重点的。市场需求的虚假以及结构性失衡、扩张方向误判，均会造成科技资源和科技投入失误，以及带来新兴市场的需求不足，进而有损于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活力，成为制约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双方协调发展的因素。
第二，资源约束因素。市场需求供给以一定的资源投入为条件，资源的供给成为经济增长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约束条件。因此，知识、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供给能力是市场需求调整的基本要素和重要资源。各类资源条件，如研究开发投入、人才合理配置等，特别是人才资源储备、梯队和合理配置，往往构成了市场竞争需求与科技成果供给的制约因素。
第三，成本约束因素。在具备市场需求的现实条件下，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市场需求决策往往是以成本一收益分析为依据，如果科技产品成本过高不能带来起码的收益，科技企业就不会追随市场需求的变化。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并能够被预期收益加以补偿时，科技产业规模才会实现扩张。
第四，科技转化约束。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的产品，取决于科技成果对于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没有面向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或只有科技成果没有市场需求，科技产业转型及成果转化就会遭受来自市场的阻力。此外，科技成果转化还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性要求，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及其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开拓市场空间，满足市场需求。
第五，环境制约因素。环境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法规环境、社会人文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体制、政策和法规在环境约束中举足轻重，法规不健全，体制和政策法规的滞后，通常是影响科技产业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主要制约因素。政策工具对环境的影响及其供求引力的作用，对市场需求进行制约也对市场需求秩序进行规范，进而使环境制约因素对市场需求空间开拓，以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这些约束因素说明：市场需求及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包括科技创新活动的强度和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只有市场需求拉动，没有推动市场需求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实力等因素的重点支持与积极响应，以及保证科技产业发展的正确战略、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只有被它国占有。此外，只有科技实力，但决策失误，脱离市场需求的成果转化、研制和生产的要素集成，也不能用于生产，满足市场的需求。有关调查表明，在科研部门的研究成果中，约有50%被生产和市场证明不可行；有30%尽管在生产和市场上可行，但难以商业化；真正可以进入市场，形成商业化的成果只有20%。
三、市场需求约束对科技产业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约束因素更多地进入了科技产业经济的需求界面。科技产业转型约束因素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新的市场要素。这一新的市场要素是新经济供求关系的总和。改变市场要素就意味着改变市场状况，形成一个新兴产业及其市场。那么，谁来改变市场、约束市场需求呢？有关研究认为，市场创新域、创新点和创新源是能够引起现有市场结构变化，并导致新兴市场需求出现的各种市场要素。但无论是市场创新域、创新点，还是创新源，实际都与科技创新域、科技创新点和科技创新源密切相关。科技创新域和市场创新域微妙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创新域形成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国际化，是实现市场“可以选择”、“引起市场变化”的基础。它的意义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改变科技产品的作用、结构、市场需求或其他各种产品要素和产品属性，形成能够影响和制约市场需求的产业链或创新域。即通过一种创新方式、创新程度和创新效应，构成一个特定的创新域或产业群，使其成为新兴市场的创新域和市场群。
因此，按照科技产业转型发展要求，“可驱动”、“可选择”、“引领产业转型”、“引起市场变化”等约束因素，将对市场需求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需求结构调整包括：
第一，市场需求创新域调整。在选择需求变化作为创新领域调整的基点时，需要充分重视市场需求的阶段性、联系性和层次性。一个新科技产品的潜在需求从研发、中试到市场认可往往有一个阶段性变化，新产品的潜在需求只有实现规模扩张，以及许多企业可以同时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获得回报，才能真正“可选择”和“引起市场变化”。发达国家一些科技成果市场化失败的案例表明，科技产业化不仅要考虑到它的科技突破和资金投入等因素，还要考虑到市场需求的阶段性等因素。许多情况下，不是科技不先进，而是缺乏对市场需求阶段性的正确判断。缺乏对需求创新域的动态性调整。其次，在需求创新域的调整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创新和生产的链接性。创新、生产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使它们成为运作链的一环。任何一种需求变化都会带动相关需求变化。因此，需求创新必须建立在需求联系性的基础上，从相互联系中发现市场需求、创造市场需求。此外，需求创新域的建立还需要高度重视需求的层次性。应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层次，采取不同的科技创新战略和市场运作方式，实现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第二，市场需求创新点调整。在市场需求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创新点的选择及其调整尤其重要。需求创新点可以从各种约束因素中选择和考虑，但作为能够引起市场变化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的创新点，一般始于产品研发和创新，及其生产制造、市场需求的响应。产品创新隐含着科技创新和创新方式、创新效应等因素，也反映出生产制造、市场、需求的要求。这样的需求创新点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系统链动”。对需求创新点的调整不仅是市场需求，还包括生产制.造、科技创新的需求点的链接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必须在系统性、程序化的状态下进行。
第三，市场需求创新源调整。作为一个市场需求创新的循环过程，需求创新源并非像有些著作所认为来自市场需求的一端，而是来自两端：一端为科技创新源；一端为市场需求创新源。两端的联接而不是开环形成了需求创新的“源源不断”。科技创新源是产生各种科技创新要素的源泉与获取这些要素的渠道，而市场需求创新源是包括消费群体、科技创新、体制政策等要素的创新集成和需求域。因此，需求创新源的调整就是对两者需求创新的系统性调整。当科技创新源与市场需求源相互偏离的时候，就需要对需求创新源进行调整，以便实现两者的协调。当然，需求创新源表明上是由科技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但实际上能够影响科技创新和市场需求创新的联接方式、运行机制的制度、组织、手段和方法，都可以开发利用创新源，并影响需求创新源的调整。
总之，市场需求约束因素引起结构性变化，导致资源约束、成本约束、科技约束和环境约束的相应调整，引起市场结构、市场规模和市场层次的连锁变化。这一变化为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提供了大量机遇，开辟了前景广阔的市场创新域和科技产业群。因此，应在制度化、法制化的市场运作规则下，围绕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进行系统联接。
首先，加强科技产业与市场需求的协调发展。科技产业发展重点要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不仅具有产品规模扩张，而且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规模扩张效益。科技产业在市场的占有率证明，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是在相对赢利率的比较中选择先进技术，加快科技产品的市场进入，不仅有利于形成利润递增的利好空间，也有利于刺激研究开发的竞争。
其次，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的要求，建立面向市场的“开发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生产一代”的协调发展机制。协调机制的核心是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服务领域创新，建立一个链接科研、生产、市场的综合协调发展的网络，形成一种新型研究开发、中试生产、市场销售的研究开发体系。最终实现创新需求、生产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协调发展。
再次，建立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动态供求系统。供求双方以互动信号的反馈，有效调整科技与市场需求供求脱节的现象。当市场需求发出“饱和”信号时，科技创新、生产总量和产业布局必须作出适应性、结构性调整。通过双向动态反馈和调整，使各方达到协调一致，并在“反馈一调整一反馈一调整”中，实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发展，推进新的科技创新群和市场需求创新域的形成。
四、科技产业转型：市场需求约束领域
未来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将表现出新兴市场需求约束的特点。科技创新将成为这一时期市场创新的动力源泉，成为决定市场需求的第一要素，以及引领市场消费的战略焦点。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和重点领域发展布局将加快推进科技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紧密结合。
（一）高科技领先产业
高科技领先并日臻成熟的信息技术产业、生命科学和技术产业、纳米科学和技术产业、资源、环境、空间科学和技术等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这些高技术的科技产业，将率先进入规模经济和产业更替的市场竞争之中。生命科学等将是新的产业突破口，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主导科技群，并带来农业、医疗、保健、能源、环保等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引起市场需求的深刻变革。信息科学和技术在未来仍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表现出以技术应用和市场需求为主导，通信、计算机与内容产业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带动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在信息技术等的推动下，先进制造技术将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集成化、智能化、柔性化，并将在科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市场创新的驱动力。纳米科学和技术将是新一轮市场竞争的热点，并带来科学、技术和产业的重大变革，具有重大的市场化、产业化前景。在纳米技术等物质科学的推动下，材料科学和技术向功能提高、性能改善、体积更小、与环境更友好的方向发展，带来制造业及市场需求的重大变化。资源、环境、空间科学和技术得到更大发展。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特征的环境及绿色环保技术产业，能源技术、节能、储能及新能源技术市场，航空航天技术产业等市场前景广阔。海洋科学将不断进入新兴产业，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高科技领先产业作为开拓市场需求、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及其重点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二）高技术改造产业及装备业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工业装备的更新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力。国际经验表明，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给传统产业改造及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融合，使部分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成为高技术产业。如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数控机床制造业、先进武器制造业等；二是提升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智能化、数字化、集成化程度；三是提升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柔性化、自动化水平及市场快速反应能力，使制造工艺和装备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满足高质量、低成本、低消耗和清洁生产要求；四是推动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企业业务流程优化重组和管理现代化；五是促进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企业间制造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由于制造业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中占重要地位，因此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高附加值化核心在于制造业高附加值化，就是通过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加快以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有利于市场需求空间的拓展。因此，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改造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与政策引导相结合。把开拓市场、满足需求作为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改造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切实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营造改造传统产业的良好环境。运用规划、技术、政策和信息等，引导、带动传统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的改造。
（三）科技知识服务业
科技知识服务业是指以科技知识投入作为基础和使用知识的服务产业，也称为知识集约型服务业。随着科技产品价值的变化，知识资本化进程加快，科技知识服务业有了迅速发展。无形资产成为了最重要的资产，不仅引起市场需求结构的调整，也引起科技产业发展的重新定位。未来市场需求的优先重点越来越集中在：促进知识的扩散，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促进组织结构变化，满足知识服务需求。相关研究表明，知识服务的营业额不断递增，一些跨国公司的科技知识服务已经占营业额的50%的比例，并成为这些公司的重要支柱产业。这一阶段为科技知识服务赋予了新的定义。单纯依靠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占领市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这一期间，科技知识服务领域的相关产业也将得到迅速发展。科技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增加值和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就业比重不断加大，成为新兴市场需求的重要领域。因此，要争取服务领域和机会的多样性，在服务质量、服务机制、服务能力等方面，将发展科技产业与知识服务产业结合起来。通过扩大服务领域，发展知识中介和咨询服务业、金融业、技术贸易服务业等，积极促进服务社会化和经济信息化，开辟新的服务发展领域。
为加快实现科技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产业领域中越来越突出协调推进为整体、重点与优势发展。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集中有限力量，突出相对优势，重点发展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加快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全球科技和产品的兼容。根据国际市场规则和产品技术标准以及知识服务规范，加快国际经济科技的参与性接轨。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重视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以创新型企业群的动态填补方式进入大型企业退出的市场，实现科技经济、产业转型、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战略性资源，科技中小企业群或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占有能力、填补能力和调整能力。科技中小型企业的创业、生存、竞争和发展对于市场需求竞争、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仍然能够较好地实现市场需求稳定，与中小企业的创新竞争优势及其贡献不无关联。因此，在配置市场需求的科技产业领域，实现整体推进、重点调整和优势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大、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结构的对应机制，形成不同规模的专业技术分工体系，塑造适应多元市场需求的分层竞争结构，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水平。
作者：隋映辉
供求失衡下的新经济论文 篇3：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规制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灵活就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下衍生的新型灵活就业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渠道。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型灵活就业对我国现行的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劳动关系、工时标准、工资标准、社会保险以及集体协商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供给缺口。对此，基于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新特征，建议未来要根据实际从属性认定劳动关系;在保障灵活就业者基本权利上坚持底线思维;创新社保制度，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多方承担、差别费率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集体协商，以弥补在立法与现实中的差距;引导理性择业，为人力资本发展制定长期战略。
〔关键词〕数字经济，灵活就业，劳动规制
〔
一、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面临的规制难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受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的就业压力陡增。拓宽就业路径，创造更多的灵活就业机会成为“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型灵活就业岗位，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新的就业形态发展迅猛，数量惊人。以网约车司机为例，仅滴滴平台就有1166万名网约车司机，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总共带动了1826万个就业机会①。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衍生的新型灵活就业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渠道。由于用工形式灵活、工作时间自由、供求匹配便捷，新型灵活就业也充满了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劳动者特别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以及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游离出来的失业者。在相当程度上，这种依托于网络平台而发展的新型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一种新趋势〔1〕〔2〕〔3〕。
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对当前的劳动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劳动规制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在平台上获得收入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进一步，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主体应该如何界定，如何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这些规模庞大而又分散的灵活就业者，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若对互联网平台过于严格地规制，会阻碍平台发展的动力，违背“促进共享經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理念;若放松之，则会以损害劳动者福利为代价，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多渠道支持灵活就业的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支持灵活就业，“十四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建立“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可以看出，在政策理念上我国政府明确支持灵活就业发展，但囿于当前对新型灵活就业认知的不全面，从而导致了对这类群体劳动规制政策供给上的缺口。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混沌到澄清的演变，也唯有此，才能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跃升。对此，本文首先基于现有的公开报告以及第一手的调研数据，梳理当前灵活就业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标现行劳动规制政策分析可能存在的制度供给缺口，最后提出相应的规制建议。
二、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新特征
（一）规模庞大的全日制从业者
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以平台型就业为主，规模庞大。据中国共享经济系列报告显示，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已经由2015年的5000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8400万人，年均上涨幅度达11.33%，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从2015年的6.55%上升至2020年的11.19%，平台企业的员工更是由2015年的500万人逐年增长至2020年的631万人。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国家如英国、瑞典、德国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占比分别为4%（2016年）、2.5%（2017年）和1.8%（2017年）〔4〕13，远低于中国同期水平。同时，从事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多为经济依赖型、全日制从业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平台就业生成机理、风险点及对策分析》课题组调研（以下简称“调研”）②显示，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和快递员为代表的平台从业者中，仅以当前平台工作为全部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占比高达79.47%，可以看出虽为灵活就业，但实际上他们的收入高度依赖平台，再从劳动时间看，他们平均的日工作时间达9.09小时，最忙和最闲时候也分别为10.82小时和7.29小时。如果按照非全日制就业的每天工作少于4小时，一周工作时间少于24小时，当前从事灵活工作的平台从业者群体已经是属于全日制就业。
（二）以年轻的男性精壮劳动力为主，且多为主动选择
调研发现，平台就业者年龄在26～35岁之间的比例超过60%，男性从业者比例在80%以上。另外，基于700家制造业工厂调研数据显示，流向新就业形态的工人中，2/3为能力较强的劳动力。基于滴滴出行的调研报告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数据显示滴滴平台司机九成以上为男性，从年龄分布来看，25～45岁的司机占比超过80%③。进一步，从平台从业人员的就业史来看，那些由传统就业模式（如服务员、建筑工人、工厂工人等）转向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当中，有九成以上的比例是自己主动选择。从美团研究院报告也可以看出，当前选择灵活就业的人当中有32.1%的比例是为了锻炼能力，拓宽路子，29.5%的人是希望通过自有职业最大化发挥才能④。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是基于个人的主动选择。
（三）收入高且工作时间长
一方面，由于数字化平台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于传统灵活就业和传统就业模式，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从业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收入。调研数据显示，平台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为6415.55元，而同等层次的制造业工厂工人月收入仅为5370.99元，以街头流动商贩为代表的传统灵活就业者的收入为6292.34元，均低于新型的灵活就业。但另一方面，这种相对高收入是以较长的劳动时间为代价。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作时间普遍高于法定的8小时/天，据统计他们当中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比例近60%，超过10小时的比例在20%以上。另外，根据一项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网约车司机实际服务时间仅占总劳动时间的46%，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等待接单〔5〕。显然，这种以时间累积形成的高收入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损伤的是长久的健康人力资本。
（四）社会保障不足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调研数据发现，平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受伤的比例明显高于传统就业人员。以外卖员为例，偶尔有过小伤、常有小伤的比例分别为64.3%和10.9%，与之对比的制造业工厂工人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1.6%和5.1%，均低于外卖员。并且从身边同事出工伤的情况看，平台就业群体“经常有”的比例达10.1%，高于工厂工人近8个百分点。尽管新型的灵活就业面临较大的职业伤害风险，但是他们当中的工伤保险比例明显低于工厂工人，平均来看平台就业人员有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44.7%，而工厂工人为69.9%，高出15个百分点。另外，平台就业者中基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与工厂工人之间的差距明显。平台就业者这两类保险的参保比例分别为42.1%和65.1%，而工厂工人分别为65.2%和75.7%。可见，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远不及传统就业群体。
（五）技能培训缺乏，职业发展受阻
客观来看，平台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他们当中高中、职高或中专学历的比例达40.9%，近八成没有任何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因此，要实现技能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在职培训，但是从调研情况看，他们当中尽管有超70%的从业者想参加培训，但实际中的培训机会却相当少，有11%的从业者没有经过任何的职业培训。一项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数字劳工平台的调查显示，平台提供的培训内容多是操作规则以及应用程序使用这些最基本的，缺乏与职业技能相关的培训。以数字劳工平台“猪八戒网”为例，培训类型中使用平台基本操作培训在48.6%，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只有16.7%〔6〕。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工作经验积累提高技能水平，但从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能力提升评价看，有18%的人认为没有任何长进，对未来前途评价中认为没任何前途或前途不明的比例高达36%，因此，当前工作也难以实现“干中学”。鉴于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多为从事低技能的体力劳动，目前尚能凭借年龄优势获得高收入，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优势将很难持续，未来的再就业将会面临较大的困难。
（六）缺少维权渠道
与传统的灵活就业不同，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有一套严格的算法加考核的运行机制。虽然平台宣称这是为了保证更好的服务质量，但实际中，这种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考核标准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合理性。从平台的监管来看，过于严苛的监督已经成为从业者巨大的心理压力。外卖员抢时间、闯红灯现象时常发生，据报道，外卖小哥已经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群体⑤。在调研中也发现外卖员对当前工作的安全性评价最低，他们认为不安全或有时挺危险的比例高达53%，而工厂工人这一比例仅为24%。而面对工伤事故时，从业者往往又会陷入索赔无门的境地。从服务评价来看，从业者若被顾客投诉或差评，则会相应地罚款，而对于这一现象，虽然外卖员可以通过申诉机制反驳，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申诉成功的可能性较小⑥，近期出现的外卖小哥被投诉而发生的暴力事件也显示出平台从业者的维权问题。另外，灵活就业人员组织程度低、分布零散，对于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以及合理的劳动报酬分配也难以发出统一的呼声。
三、传统劳动规制的制度供给缺口
传统的灵活就业多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具有非正规属性，并且由于规模较小，他们的发展状况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传统的灵活就业者劳动规制政策的讨论较少。而随着经济服务化、消费数字化，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灵活就业，他们依托于正规的互联网平台，随处可见，规模庞大，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更是成为社会统一的呼声。但由于传统的劳动规制政策建立在标准的工厂制基础上，与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制度供给缺口，特别是在劳动关系认定、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集体协商方面。
（一）劳动关系认定
传统的就业模式是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劳动关系，而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虽然大部分没有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从业者的服务过程、薪酬构成仍然受平台的严格控制。因此，对于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是否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平台就业为代表的新型灵活就业是一种用工形式的创新，从业者提供服务的过程是自主决定的，与现有的从属性标准不符，劳动关系不成立〔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是一種偏向劳动密集型的用工方式，在权利对等上是失衡的，其性质依然是一种从属性的雇佣劳动，并不能改变雇佣关系的实质〔8〕。上述对劳动关系的争论，是因为当前的灵活就业存在诸多新的特点，导致与传统的就业形态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首先看管理形式的转变。传统企业对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地点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对员工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直接管理，但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工作内容、时间和地点可以自主选择，表面看不受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但实际上一旦从业者选择服务，他的劳动过程将会被严格的算法系统控制，并且通过消费者的评价体系，可以实现一对一、实时控制，实质上是一种更加严格的、接近于正规企业标准的管理模式〔9〕，但由于这是一种更加隐蔽的管理，因此多数平台企业均不承认他们与从业者存在从属性的关联。其次看服务对象的转变。传统的就业模式员工直接服务企业，由企业负责薪酬管理，但在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存在多方关系，如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方、平台方以及提供服务方。灵活就业人员直接为需求方提供服务，但他们的薪酬定价、服务流程却由平台方负责。再次从收入来源看，如果按照传统标准，那么灵活就业者应该为平台的员工，但是从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来看，平台似乎仅为信息服务中介。最后从劳动者角度看，由于他们的收入高度依赖平台的定价规则，对平台的定价规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与传统就业模式下的从属依附关系相似。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诸多新的特点导致了表面上与传统就业模式完全不同，但实质上又在传统就业模式的框架内，现行的劳动规制政策难以解决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二）劳动者权益保障
首先看工时标准。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有延长工作时间的每天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在节假日期间应当安排休假。但是对于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完全由自己决定，现行的工时标准很难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现行的工时标准都是针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对于平台就业形式，一方面工作时间由劳动者自己选择，另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用人单位，这就造成了现行的工时标准难以在新型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发挥效用。
再看工资标准。在传统的就业模式下，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全日制劳动者，实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对于非全日制工作，则适用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而对于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我国的劳动法也有规定，要求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但是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薪酬收入是按照任务确定，只有当任务完成并获得认可时，灵活就业者才能获得收入，没有基本的报酬。“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正是当前灵活就业薪酬体系乱象的典型一例⑦。另外，灵活就业者的报酬不包括等待接单的时间，如果考虑实际的等单时间和服务时间，灵活就业者的报酬可能会更低。因此，对于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实际上是不存在最低的收入标准，平台设定的薪酬体系也不在传统劳动法的约束范围内。
最后看社会保险。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由劳动者和企业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虽然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保社会保险，但基本只限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且费用完全由个人缴纳，负担较大。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保险为例，按照北京市社保缴费基数和比例来算，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分别为24%和12.8%，分别以最低社保缴费基数3613元和5360元来看，灵活就业人员每月需要缴纳大约1500元的社保费用，这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是一笔较大的经济负担。尽管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选择参保城乡居民保险，降低参保费用，但是该险种保障也相对更低。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多数是户籍地与工作地分离，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制约了他们的参保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工伤保险是由单位全额负担，由于灵活就业者没有明确的用人单位，因此也就不能参保工伤保险，目前只有北京市等少数地区可以参保。因此，就当前的社保体系来说，虽然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保，但是个人承担的费用过高，且最需要的工伤保险在目前的社保体系下不能覆盖，同时各地区的社保衔接问题也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一大障碍。
（三）集体协商
传统就业模式下的集体协商是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共同商定，协商主体容易确定，并且由于行业相同，因此能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但在新型灵活就业下，协商代表很难确定。一方面，从事新型灵活就业的群体工作时间、地点分散，从业者之间的沟通少，很难组织起来;另一方面，由于选择灵活就业的动机不同，因此对于劳动权益的诉求也会存在差异，从而选出能代表灵活就业群体诉求的协商代表也比较困难。当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出台《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旨在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但从入会的方式来看，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意见》中指出“对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可以加入工作或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村（社区）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等”⑧，尽管这解决了没有劳动关系从业者入会难的问题，但是以区域为单位的工会难以表达灵活就业者的实际需求，工会中分散不同职业类型的劳动者很难形成统一的呼声。因此，灵活就业者要通过集体协商改善工作状况仍有较大挑战。
四、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规制建议
如上所述，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庞大，多为经济依赖性的全日制从业者，因此对于他们劳动权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本文提出如下的规制建议。
（一）根据实际从属性认定劳动关系
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典型表现在它的人格从属性要弱于雇佣关系，但经济从属性强于劳务关系。这种两难的现象给灵活就业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很大的挑战。在认定过程中既不能将灵活就业人员完全纳入雇佣关系框架，也不能完全否定雇佣关系的存在。因为前者会抑制灵活就业的发展，后者直接损害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是应结合灵活就业的新特点综合考虑劳动关系，从而实现既保护劳动者利益，又不伤害平台发展潜力的最优均衡。基于对平台从业者自我身份感知的调研，我们发现，有一半比例的网约车司机认为自己更像个体户，有七成的外卖员认为自己更像员工。因此，鉴于当前灵活就业群体对自我身份感知的分歧，我们在认定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宜一刀切。以外卖骑手为例，若外卖员在选择抢单与否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情况就不应该认定為雇佣关系，而一旦外卖员的订单是由平台系统指定，没有拒绝的权利，由于具有很强的人身从属性，就应当认定为存在雇佣关系。另外，从收入的角度看，如果外卖员是以兼职的形式加入平台，通过平台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较小，那么应当认为二者不存在雇佣关系。如果相反，外卖员在平台上获得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完全依赖平台，则从经济依赖性上看，二者更倾向于存在雇佣关系。总之，对于灵活就业者劳动关系的认定应结合具体情况而定，可重点参照是否有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二）坚持底线思维，保障灵活就业者基本权利
如今的灵活就业在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灵活就业群体基本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劳动者合理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以及职业培训等基本权利难以落实，而这些直接关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这需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通过完善现有劳动规制细节来保障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权利。首先，应对灵活就业者按任务计价的薪酬体系设定最低标准，合理化奖惩制度。其次，对于灵活就业者工作时间过长的现象，应要求平台企业设定最长的工作时间，这可以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最后，就灵活就业者培训缺乏的问题，应对平台培训的类型和次数作出最低要求。但是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利益机制激发各类主体的培训动力。比如，对企业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可以通过培训补贴、减免税的形式降低企业培训成本。另外，对于劳动者培训意愿不足的现象，可通过创新培训方式解决。以快递员为例，平台可以将递送与营销结合起来，培训快递员的搭销能力，如果这个能力是有用的，快递员就会接受其培训，政府再按培训人头数发放补贴。这样既不增加平台的成本，也能让平台就业者提升技能，增加收入。在这方面，德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三）创新社保制度，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多方承担、差别费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高灵活就业福祉、降低灵活就业风险的关键环节。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以工伤保险为例，它是由用人单位全额购买，但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工作单位，也就无法参保工伤保险。因此，要解决工伤保险问题，可以从以下角度着手。一是积极探索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以解决不能参保的问题，对于参保费用，可以采取劳动者自行缴纳，平台和政府给予相应补贴的形式。二是积极开发新的险种，例如商业的职业伤害保险。对于保险购买费用问题，目前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平台购买、保险公司适度让利、政府给予补贴的形式，但考虑到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变动频繁的特点，建议采取由劳动者自行购买、保险公司让利、政府补贴的方式，通过多方参与，共同分担，降低参保的成本。三是灵活就业的职业类型较多，对于职业伤害风险程度的不同实行差别费率，以降低成本负担。
（四）引导集体协商，弥补在立法与现实中的差距
如上分析，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对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还存在很多的规制缺口，这就需要引导集体协商弥补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目前推进集体协商进程来看，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发文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入会流程，可以说为实现集体协商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灵活就业者流动性大，工作分散，要真正实现通过集体协商保障权益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注重集体协商的效率。当前对于没有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者是通过地理位置就近入会，这种入会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同一区域的灵活就业者的岗位性质不同，因此需求也会有所差异，并且相同岗位的劳动者在一些区域可能数量较少，因而也难以形成组织合力。因此，要实现工会代表劳动者实际需求，发挥集体协商权，未来可以通过行业属性入会，将整个行业的劳动者纳入一个系统，这样就可以解决需求不同以及相同岗位成员少而难以形成统一力量的问题，从而提高协商的效率。二是要提高头部企业参与协商的积极性，这可以借助典型企业的模范作用。近期，京东集团首次进行了职工代表、企业代表就劳动报酬、福利保障、技能培训、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协商，为新就业形态下集体协商开创了好的样本⑨。此外，也要注意到集体协商过程是民主决议，应尽量减少政府对具体细节的干预。
（五）引导理性择业，制定长期战略
从灵活就业典型群体看，他们大部分拼的是体力，吃的是青春饭，没有职业前景，并且多为精壮劳动力，长期以往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很大风险。因此，引导劳动者基于长期理性的择业观，并在整个社会层面制定人力资本长期发展战略十分必要。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入手。一是要引导劳动者改变就业观念。在社会上营造理性的择业观，强调技能是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和劳动福祉中的决定性因素，纠正“读书无用论”“技能无用论”的错误观点。要引导劳动者的大就业观念，放眼未来，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二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基于未来主导产业规划，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流动路径图。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力中最具革命性的要素，理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而不是听任市场的摆布，随波逐流。对此，我们可以参照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们测算了未来十年主导产业的排序，再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各类人力资本的需求量，然后制定严格的人才培养计划，最后再结合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等引导人才朝战略性产业有序流动。人力资本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唯有放眼长远，才能实现行业乃至整个国家人才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
注释：
①参见《目前网约车司机有多少人？滴滴：1166万》，http：//pic.carxoo.com/pic/news-297346.html。
②该调研于2021年7月至10月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在全国层面展开，调研对象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制造业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街头流动商贩，经数据清洗，最终得到5081份有效问卷。
③参见滴滴政策研究院：《新经济 新就业——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https：//www.sohu.com/a/199915625_483389。
④参见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report。
⑤參见毛一竹，毛鑫：《外卖小哥成交通事故高发群体》，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9/15/c_139368949.htm。
⑥参见兰德华：《遭遇投诉被罚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遇到了“申诉困境”》，https：//m.gmw.cn/baijia/2021-10/14/35230551.html。
⑦参见刘亮：《副处长体验送外卖 12小时赚41元：这钱太不好挣》，https：//news.cctv.com/2021/04/29/ARTI9EplorVAdy6bwI8QCnv9210429.shtml。
⑧参见总工办发〔2021〕16 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http：//www.gdftu.org.cn/attachment/0/9/9125/650178.pdf。
⑨参见王薇：《京东集团首次集体协商会议召开 就薪资待遇、福利保障等展开协商》，https：//t.ynet.cn/baijia/31789825.html。
参考文献：
〔1〕吴清军，张艺园，周广肃.互联网平台用工与劳动政策未来发展趋势——以劳动者身份判定为基础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04）：116-123.
〔2〕王全兴，刘 琦.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J〕.法学评论，2019（04）：79-94.
〔3〕Rogers B. 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Getting Back to Basics〔J〕. 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2016（10）：479-520.
〔4〕Eurofound.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Selected Types of Platform Work〔M〕.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8.
〔5〕张成刚.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及劳动关系现状——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查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03）：61-70.
〔6〕周 畅.中国数字劳工平台和工人权益保障〔EB/OL〕. https：//www.sohu.com/a/466941434_120953732.
〔7〕王天玉.超越“劳动二分法”：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04）：66-82.
〔8〕常 凯，郑小静.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02）：78-88.
〔9〕谢增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J〕.中外法学，2018（06）：1546-1569.
责任编辑 于晓媛
作者：丁守海 夏璋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