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文艺学边界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为
文艺学边界研究论文 篇1：
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及其边界
摘 要: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涉及到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两个不同的所指,文学研究的范围可以扩大,但是文学理论的边界却不能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文学理论;边界;学科自主性
文化研究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1]。有学者指出:文学边界之争背后体现的是观念冲突,即本质主义思维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冲突、多元共生与线性思维的冲突[2]。也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研究模式与文化研究模式在言说立场、言说者身份、文化场域等方面有所不同[3]。还有学者指出:坚守边界和打破边界的论争双方,在看似对立的论战外表下,又有一个共识的领域:那就是都承认文艺学边界是不断变动的,坚守边界的一方划出的界限是审美自主性,突破边界的一方划出的界限是文化/文学的开放性,因此有无边界的问题被转换成了以什么为边界的问题[4]。
上述各种看法,是对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讨论的一种评价。而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本身的讨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倡导者,主张文学理论应该“越界扩容”、“开疆拓土”;一派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反对者,主张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在笔者看来,文学理论的范围可以扩大,但文学理论的边界必须设定。
陶东风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一文,是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一次全面阐述和系统清理,其中涉及到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尽管他在文中指出“在西方和中国,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和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作出划分(因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几乎没有边界)”[5]61,但其文章最后一部分以“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为题,还是谈到了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因为一个学科的存在是无法回避其研究对象的。陶东风认为,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的新状况,因此,“文学理论应当正视现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5]62-63而调整和拓宽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就是挪动文学理论的边界,学科边界的移动是当今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也是文学理论开放性的体现。那么,就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学理论是否具有开放性?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和边界的设定是否矛盾?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其理论资源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理论。就英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首要的是一门政治学科,它的目标是使工人阶级中的成年人接受教育。”[6]61在实际的文化研究中,它关注的是文本中的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性别身份等方面的问题,并由此而带上浓郁的批判色彩。与此同时,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霍加特强调他所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研究‘流行艺术’的场所,包括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和电视节目。”[4]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兴盛,使得肇始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并不断扩大影响,因此也成为人们争议较大的问题。很多人担心文化研究会取代文学研究,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已经溢出文学的边界,蔓延到广告、流行歌曲、MTV、网上游戏、时装中去了。陶东风曾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前者“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当然超出了文学。”后者“是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批评内部研究、解读与评价文学现象(尽管有时候‘文学’的界限也不易确定)的一种独特视角”,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种”,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批评”。[5]62-63按此界定,文学理论界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当指后者。可事实上引发人们争议的是前者,即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它对文学理论的冲击。难道这是学术界的普遍 “误读”?就笔者所看到的文章,除陶东风特别区分了文化研究的广狭义之外,在大多数语境中,人们所谈到的都是文化研究的广义所指,陶东风所说的文学边界的移动,也是指超出文学研究领域的“开疆扩土”,它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理论一脉相承。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陶东风认为,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包亚明关于上海酒吧的解读,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还有他自己从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角度对广告进行的研究等,都是超出文学研究范围的文化批评的个案。因此,人们对文化研究的质疑与批评并没有打偏靶子,实在是一些学者在其理论表述中传达出了这样的意思。以前人们谈论的是文学理论的失范、失语,如今文学理论又面临失去其自身的危机,难怪有人担心文化研究会取代文学研究,并使文学研究走向泛化了。
二、文学理论的开放性
文学理论应该具有开放性,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一直具有开放性,并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从文艺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移植与化用所形成的“方法论”热,到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知识的借鉴与吸收所形成的“批评的理论化”或“理论的批评化”,都使得文学理论在某一特定时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文学理论并没有封闭自己,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广泛吸收学术界的各种理论资源丰富和充实自己。今天,人们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借鉴与吸收,也是文学理论开放性的体现,相信它也会给文学理论研究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活力。然而,为什么以前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没有引发人们对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议,而今天它却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自主性岌岌可危,人们担心文化研究会取代文学研究,从而使文学理论失去自身的特性。以前,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乃至于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都没有涉及文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也就是说,它仍以文学现象、文学事实为依据。而今天,由于流行歌曲、广告、时装、城市广场、街心花园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才引发了有关文艺学边界的论争。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一个学科如果连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成为问题了。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无论怎么开放,其研究对象都不能改变,否则它就不再是文学理论。因此,我们必须为文学理论设置边界。
三、文学理论的边界
首先,我们有必要强调“边界”和“范围”的区别,这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学者在讨论文学理论边界问题时,由于不对两者加以区分,才把文学理论有无边界的问题偷换成了以什么为边界的问题。连童庆炳先生也说:“文艺学的边界……当然是要移动的。但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是统一的。文艺学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上是确定的,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8]童庆炳先生所谈的实际上是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并非边界的移动。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指出:“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9]1。比如,对国家来说,边界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界限,随便挪移,必将带来纷争甚至交战。而范围则是疆域内的事情,一个国家内的领地,总有人们未曾涉足的地方,人们在此有所探索,有所发现,这就是范围的扩大。对文艺学来说,其范围的扩大,也是在边界内进行的,即针对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比如网络文学、大众文学、消费文学等进行研究,它仍以文学现象、文学事实为依据,而不能向外扩张,越出文学的疆域,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非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学科的边界,不是画地为牢,圈地为限,而是为了保持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出于学科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这种自主性与独立性绝不意味着学科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它是一个学科存在的理论需要和现实需要。可以说,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形成,学科的形成又大体框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书名上看就知道是谈文学理论问题的,而且是“基本问题”,如果没有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存在,该学科的“基本问题”从哪儿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的存在与其研究对象是相互依赖的,而且学科的存在也为学术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现有的学术体制也许存在不合理处,但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得到健全和完善。不能依此就完全否定学科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从学者身份的角度而言,强调学科的边界,并不意味着某一领域的学者只能从事本学科问题的研究,他也可以涉足其他领域。沈从文先生既是一个作家,也从事过文学批评的写作,解放后他到博物馆工作,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沈从文的服饰研究已经溢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因此没有人视之为文学研究。追溯文化研究的源起时,人们都强调伯明翰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学出身,然而使他声名远扬的并非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是以“墨守成规的图书审查的诚实的敌手、公益广播的倡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工人阶级生活的分析者”[7]99而声名鹊起的。这一事实恰恰说明霍加特虽是文学出身,文化研究带有文学的“胎记”,但他的研究成果显然不能被纳入文学理论范围之内,就像我们不能把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视为文学研究一样。因此,仅从出身上强调文化研究的文学“胎记”不具有任何意义。霍加特强调他所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研究“流行艺术”的场所,这种“流行艺术”包括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和电视节目等。研究什么是霍加特的自由,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如果把这种研究划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显然是不恰当的。
学科边界问题也涉及到学科互涉问题,学科互涉是学科间的相互关涉,而不是相互取代或替代。在当代学界,学科互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很多学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交叉与互渗的现象,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也存在着交叉的地带,比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法律乃至于文学与文化等,这些交叉地带的内容,既可以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也可以进入其他学界研究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同一对象可能成为不同学科共同的对象,但其着眼点必须立足于本学科。比如,“贫穷”问题同时出现在经济学、政策学、社会学和女性研究中,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解决贫穷问题,政策学主要研究如何缓解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女性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在贫穷人数中所占比例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同样,文学作品《红楼梦》也可以成为医学家、美食家、建筑学家、民俗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但他们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关注的并不是《红楼梦》的文学特性,而是与其各自研究领域相关的方面,这些研究早已溢出文学研究的边界,因此不能视为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家研究广告、时装、城市广场、酒吧等,从中解读出来的并不是“审美特性”或“文学性”,而是意识形态性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权力关系,称之为文学研究是大而无当。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解读文学文本所陷入的困境是: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没有不同,经典作品和一个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没有区别,如果只把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解读其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那么文学文本的意义何在?[10]可以说对文学现象进行非文学研究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围,而对非文学现象进行非文学研究更加超出文学理论的范围。因此,文学研究的焦点应该始终对准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约翰•海厄姆将学科互涉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9]17。这个比喻很生动,说明学科间虽有交叉与互渗的情况,但人们的立足点仍在自己的领域,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房间,那就是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其研究对象与范围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好的学科互涉构成是以独立的学科身份与完整性为基础的。”[9]136学科互涉应该保持学科的独立性,而不是以牺牲学科的独立性为代价。
实际上,好的学科互涉并不是泛泛的知识涉猎,它需要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目前,已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由于涵盖面广,又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域及学科界限,它正面临着消失在其他学科中的命运。另外,“文化研究拒绝一切经典法规,它没有传统学科的严格性,既没有自己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没有研究范围的限制。它借助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很大的随意性。”[11]美国学者布鲁姆指责一些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12]412上述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也给我们的文学研究以一定的警示。其实,从文学自主性角度出发,对文化研究完全可以采取三种态度:一是让文化研究独立于文学研究;二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看待文化现象;三是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内化于文学研究之中,以之透视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这样,既保持了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同时又坚持了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使文学理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J].河北学刊.2004(4).
[2]王德胜.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J].贵州社会科学 .2007(9).
[3]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J].文学评论 .2005(1).
[4]李勇.文艺学与文学理论:学科内外的知识生产[J].文艺争鸣 .2006(1).
[5] 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M]//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本•卡林顿.中心的解构: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M]//文学前沿.第10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7] 弗兰克•韦伯斯特.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边界[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J]. 河北学刊 ,2004(4).
[9]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陈太胜.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J].河北学刊,2004(5).
[11] 朱立元,王文英.对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3).
[1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莲 郊
The Opening and the Boundary of Literary Theory
ZHOU Xiu-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作者：周秀萍
文艺学边界研究论文 篇2：
问题的问题：学术与文艺学边界之争
为了避免偏离或淡化讨论的主题,有必要对“文艺学的边界”这一命题存在的前提作一番预先的交代｡我认为,“文艺学的边界”这一命题的存在,有着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文学”是存在的,无论这种存在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抑或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无论这种存在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建构的,我们都视为“有文学”这种存在;第二,“文艺学”是存在的,无论这种存在是以何种形态呈现出来,我们都视为“有文艺学”这种存在;第三,文艺学是“有边界”的,无论这种边界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是可以认识的还是难以认识的,我们都视为文艺学是“有边界”的｡如果在以下的具体讨论中,论辩者要对“文艺学边界”存在的上述前提提出质疑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再讨论下去的必要,因为,那样的讨论已经失去了“文艺学的边界”这一命题自身存在的意义｡
既然命题存在的前提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否定和怀疑,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心的进入命题自身意义的讨论和挖掘｡
一 文艺学的边界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文艺学的边界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文艺学的边界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审美趣味和风尚的条件下,对文艺学(可能有时会不用“文艺学”而用“诗学”或“诗论”等其它术语)的边界做出某种界定是可能的,而且对文艺学边界的认识或认同也是可能的｡这种判断我们可以借助于现象学的考察而得到确证｡①在这里,文艺学边界确定性之说,是针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具体的物理场合而言的,它并不是普遍化的结论｡然而,在文艺学边界这一问题上,我们可能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物理场合的某一确切的认识上,而总是有试图永恒地把握文艺学边界的认识冲动｡②这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认识追求,在历时性的广阔领域中,不得不面临边界不确定性的现实｡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文艺学的边界似乎总发生着不同程度的移动,好像从来就未有过固定的文艺学边界｡在这一点上,当前文艺学边界的讨论中,就有很多学者坚持这一看法,并将这一看法做了尽情的发挥｡然而,此种看法似乎只见识了文艺学边界的一个层面,即移动的层面,而属于另一个层面(这并不意味着就只有这两个层面),确定性的层面,在实际的操作中就被略过了或屏蔽了｡而在我看来,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许多学者在争议问题时往往只抓住事物的一个层面的论述而无视其他层面(可能有很多层面)的开掘｡
再说,文艺学的边界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这一判断既不是矛盾的,又不是所谓的辩证统一的｡说“不矛盾”在于,它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层面阐发同一问题(边界问题),并在各自的意义上对同一问题做出认识和判断;说其不是“辩证统一”,原因在于上述两个方面并不是所谓的一个过程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或是它们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排斥,共同推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等｡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在文艺学边界这一问题上,有着无限多个层面､角度和子问题,它们的分布既不是在同一层面上,更不是处于同一根直线上,它们是相互交叉的无秩序的空间存在,其中,当然也会有处于同一层面的,甚至辩证统一状态的因子存在,然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甚至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此,认识文艺学边界问题宜采取多角度多视野,不要仅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也不要一味地套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片面营造所谓的“辩证统一”｡在这里,“辩证统一”的认识方法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简单地套用而导致具体分析的缺失｡
二 文艺学学科界定的“对象决定说”与“方法决定说”
在边界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文艺学学科的“越界”､“扩容”的命题,并声言,这是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上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的一种学术策略｡③然而,有的学者强力拒绝上述倡议,认为文学研究的“越界”､“扩容”会最终消解文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使文学研究最终沦落到丧失学科自身的尴尬境地｡如此,学界在学科独立性问题上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反映到学科边界问题上就是学科性质的“对象决定说”与“方法决定说”之争｡
有研究者认为:“一种研究是否属于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④显然,在学科边界界定这一问题上,上述学者主张“方法决定说”｡有的研究者则不同意“方法决定说”,他们坚持原有的“对象决定说”,并认为,“对于文艺学的研究,我想重要的是对象,即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至于方法那倒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衡量一种研究是不是文艺学研究,主要地看研究的对象是否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必过分看重方法本身,方法是可以自由选择的｡”⑤可见,文艺学学科边界的讨论中存有“研究对象说”与“研究方法说”的争论｡
其中,文学研究者坚持以研究对象来界定文艺学学科属性,在他们的眼中,方法是多样的,外在的,它对于学科性质而言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内涵,而只有对象才能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属性｡然而,此种“对象决定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面临了很大的困境｡具体来说,在我们判断哪些对象是文学研究对象,哪些对象不是文学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已经存有了一个尺度或标准,而具体的甄别过程只是这一尺度或标准的具体运用罢了｡换句话来说,哪些对象到底是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在我们甄别对象之前到底有着怎样一种尺度或标准｡显然,此种“对象决定说”的学科界定方法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似乎很不协调｡通常来说,在学术活动开展之前(包括我们的文艺学学科边界的讨论),研究者对于摆在面前的任何对象应当一视同仁,极力戒除先入之见,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原因在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一种求真,而不是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尽管我们很难完全摆脱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进行研究之前,就已经知道或能够预见到研究的最终结论,那么,这种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呢?为此,研究者需要有这样一种态度,即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都可能是自己的研究对象,至于具体哪些是哪些不是,这需要深入到事物中去,进行具体的研究之后才能知晓｡这落实到我们的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中,也就是:在我们深入研究之前就应该保持一种“无边界”的心态,对诸如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到底是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最好不要立即就将做出判定,将它们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而更应该关注它们,且如果文学研究还需要关注现实的话,对现实做出回应的话,就应该如此,不是回避,更不是盲目地否定｡
再谈谈学科边界的“方法决定说”｡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可操作性的程序或者是某种可重复使用的技巧｡如果我们的学科边界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的话,那么,方法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以及技巧化等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客观的属性｡由此,由带有客观属性的方法去界定客观属性的学科边界,无疑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在此,或许会有人会问,方法的客观性是否会制约学科的发展?我认为不会,因为方法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或技巧,它并不是单一性｡世界的多样性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多样性是相吻合的,同时,这也为学科的多样性以及学科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或许有人还会问到,是否存有专门适合于某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没有,因为方法只是角度问题,任何方法或角度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此外,用任何一种方法拓进某一对象,都会得出属于方法自身的独特功效,同时,它又具有属于方法自身的致命弱点,换句话来说,它在“照亮”一些东西的同时,又会必然地“遮蔽”一些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多种方法认识同一事物才成为必要｡
回到我们所谈的“对象决定说”和“方法决定说”｡我认为,“对象决定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术活动的客观性原则相背离,并且在大量“边缘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以及“后学科”出现的今天,其界定方法的局限性正日益凸现出来,因此,单纯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去界定某一学科的根本属性可能会束缚学科的未来发展｡对于“方法决定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更接近学术活动的客观性要求,综合了学科边界的游动性､学科研究对象的游动性以及学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诸多因素,充分展现了学科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具有很大的学术开发潜力｡但是,“方法决定说”本身也陷入了难以界定自身的悖论,因为世界的多样性与认识方法的多样性,反映到本质化认识的学科追求身上,便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且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类还要认识世界,这种矛盾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所以,我不主张“对象决定说”,也不满意“方法决定说”,更希望在没有太多“壁垒”､不用太多“概念”或“术语”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尽管此种设想在当下可能是一种“神话”｡
三多元话语与学术对话的可能
我们通常都会接受多元话语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众声喧哗､杂语丛生的混乱地带,话语之间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无限地被“悬置”,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⑥无法落实｡显然,这种状况对于学术的深入发展和推进非常不利｡当然,其中的问题并不出在多元话语的格局自身,而实际上,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可能过度地滥用了多元话语的学术观念｡为什么这样说?
多元话语的学术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以及认识方法的多样性,还反映了人类观念的多样性,但是,在这种多元话语的场域中,各种各样的话语并不是都处于同一个认识层面,它们或发散,或聚集,或冲撞,或汇合,既有规律的显示,但更多的是无规则的到处游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完全处于不同层面的两种或多种话语,倘若被置放到关于同一问题的讨论中,不出现各执一端的混乱局面才会让人感到奇怪｡而在当前我们的文艺学边界的讨论中,就出现了此种混乱局面｡我认为,学术对话的可能,需建立在对同一问题的同一层面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集中精力对对象深入开掘,以推进讨论的深化｡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否定处于不同层面的多样话语参与到讨论中来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只是认为这样的方式在单一的学术讨论中效率太低,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学术资源的浪费｡同时,我所倡导的在同一层面开展学术对话,并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更加注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下深入拓展学术研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话语层面的区分问题｡如何区分两种话语或多种话语是处于同一层面还是多个层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图找出某种可操作性的方法或程序来就更加困难｡或许求助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就让我们以当前所讨论的文艺学边界问题为例｡在这次讨论中,围绕文艺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审美性､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固定的边界与移动的边界等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处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话题的深度开掘很有帮助｡然而,在边界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研究边界的这种扩展……论争的焦点不在于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理论研究有没有危机,不在于能不能研究当代广泛的文化现象,也不在于文学理论是否还有存在的合法性,而在于是什么对象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这就构成了中心和边缘之争｡”⑦这种对文艺学边界论争作话语权的分析和界定的观点和做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切入角度的独特性和问题解释的合理性,但是,其对于文艺学边界话题的游离,无疑不是本次学术论争的同一层次的问题,它对于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反思也显得意义有限｡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否定“话语权”对边界问题切入的合法性,排斥该方法对问题解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而只是认为上述切入讨论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当前的话题,从而致使讨论难以深化｡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学术讨论中,“转移话题”或“游离话题”的论争方式比比皆是｡我们不难想象,此种状况对于学术的贡献不仅非常有限,而且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很大浪费｡基于此,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有着自己的相对明确的“问题域”以及相对集中的论题,如此方能保证学术活动的有效性的发挥,学术讨论的深层拓展｡论辩者要发言就要围绕核心话题来谈,真正谈出东西,不是表层的重复叙述,而是深层的创新开掘｡
四 学术对话的技术性前提
学术对话的有效性需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前提条件,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辩各方须戒除情绪化｡因为情绪化的讨论方式,不仅不利于学术气氛的培养,而且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甚至会带来其它非学术的负面效应｡在学术讨论的公共空间里,每一个参与者,无论地位高低､地域远近､年龄大小,都有义务保证他者有权说话,能顺畅地说话,能就所讨论的问题说他(她)想说的话,否则,对话和交流将难以实现,学术活动开展的意义将为人所怀疑｡
其次,认真地听取对方的言说以保证话题的一致性｡只有真正听懂了对方的意思,才有可能就所谈问题深一步发表意见,否则,各敲各的鼓,各打各的锣,压根儿就凑不到一块,其讨论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说,论题的集中是深入问题､保证论辩效率的基础;而论题的游离则使讨论松散,其结果是流于一般性的表面化的讨论,而难以触及深层化的内容｡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同学术活动开展的目的相违背的｡
复次,在话题一致的基础上,如果论辩各方缺乏任何共同之处,则论辩之间难以“交火”或“碰撞”,即难以产生智慧的火花｡实际上,完全相同或完全相异的讨论,是不存在的｡而学术讨论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思想火花的迸发｡为此,我们既要反对讨论中只求共同而不问差异的“一团和气”,又要反对盲目拒斥而又无视对方合理性的“学术虚无”,同时,我们提倡既要求同更要争异,求同是争异的基础,争异是求同的目的,只有求同和争异的互动以及它们之间张力的保持,才能更为有效地推进学术活动的深入发展｡
再次,就论辩的策略和效率而言,驳倒论点是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彻底的,而驳论据的可靠性､举证的合理性以及论证的严密性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论点,但不能从根本上驳斥对方观点｡另外,从对方的论证中引申出矛盾､谬误也是驳倒对方的有效方法之一｡当然,这种引申需要为对方所默认,即真正从对方的理解和运用的层面上使用对方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不是断章取义,随意引申,甚至是有意曲解｡
最后,关于问题的设定｡问题的设定具有施为性特点,即它具有隐含性的前提,如果承认问题的有效性并试图回答该问题,即被视为认可了该问题的隐含前提,这就是设问施为性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表现在,设问的置定对于问题的回答具有指向性,也就是说,设问之人在要求回答问题之前就暗指了题解的方向,甚至往往具有答案等待在某处,只要探询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得当即可得到｡由设问的施为性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设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烈的主观意向的指向性,甚至具有故意设置陷阱的隐蔽性｡当然,这是论辩技巧问题,与学术讨论的具体内容似乎关系不大,但它却会影响到论辩的深入开掘,因为如果很好地掌握了上述技巧的话,那么,是否要真正深入到论辩对象的研究之中则成为次要｡所以,我们要反对论辩技巧性的学术争论(这并不意味着论辩过程中可以不要论辩技巧),而提倡就问题谈问题的学术争论｡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中文系)
①在这里,请论辩者不要对我的现象学的参考做出立即的否定,但可以暂时“悬置”我的判断,以便依照我的上述逻辑思路把文章看完,之后,再行讨论现象学的问题;否则,论辩的性质就很可能转变为“现象学是否科学”这一话题,倘若如此,那么,这将离我们今天所论辩的“文艺学的边界”的主题越来越远,而在这里我并不想远离今天的话题｡
②追求本质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人类的天性,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得到启示｡请参见(瑞士)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想对人类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认识追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追问,而只在乎上述追求所产生的现实效果｡
③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94页｡
④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第17页｡
⑤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98页｡
⑥金元浦《“间性”的凸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⑦陈太胜《文学理论:不断拓展的边界及其界线》,《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99页｡
作者：江马益
文艺学边界研究论文 篇3：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探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层次的享受，推动日常生活逐渐审美化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对当前时代背景下社会文化的反映，而这一现象则是现代社会飞快发展的产物，应全面把握发展变化趋势，把握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变化，进而丰富日常生活审美化内涵。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日常生活审美化受到国内外文化的双重冲击，在这种情境下极大地促进了文艺学的发展。本文就此展开分析，探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发展趋势，力求剖析和改进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文艺学；发展趋势；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素养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劳动教育研究专项课题，课题名称：新时代劳动教育和研学旅行融合与实践研究——以山西太行山实践活动开发为例（课题编号：LD-20026）。
我国的文艺理论史发展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备受争议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较为普遍，渗透在生活各环节领域，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在无形中打破了人们对文艺和美学的偏颇看法。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中，原本始终保持在少部分精英受众的审美艺术，逐渐朝着大众化发展，尤其是很多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审美活动，成为大众化的艺术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审美素养提升有积极作用。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特有事物，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变革，新时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发展相关内容产生了广泛争议，亟待进一步丰富理论研究储备，指导实际工作开展。
一、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关系
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一种拉近艺术跟生活距离的说法，其等同于艺术生活化，当然也是生活艺术化的，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展现的就是艺术于生活领域的一种渗透，将艺术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到了跟生活同一水平线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将艺术跟生活之间的界限给消除了，让两者从原本独立区分的状态形成了现在统一合并的状态，当然基于这一点，人们在对日常生活的要求上也会不断的增加，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状态，生活和艺术都将等同于对方，而艺术统一生活，或者生活统一艺术，都会因此使得艺术或者日常生活变的混乱起来，两者不再是原本的独立和原生的，而是在相互的纠缠过程中成为对方的一种约束。这种本体化的倾向其實是跟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相悖的，跟艺术自主以及原生精神相悖的，而存在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其实就在于艺术本身跟大众是相悖的，大众的公共性是不符合艺术的独特性特点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是小众的，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在公共语言上的表达方式，因此艺术跟生活的结合本身就是艺术特性自傲是或者艺术特性自身审美价值过渡和转化的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是人们无法脱离的实践活动，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观念看法有所不同，一种是消极看待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精神升华，另一种则是积极的，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类最直接的生存形态，变化和创造可能性更大。日常生活相关问题是在20世纪才受关注，为什么日常生活这一问题如此重要，正是由于日常生活脱离不开人的活动，包括审美活动和商业活动最为典型，在各种活动中彰显消费、审美和日常生活形态影子，也有很多交叉内容，如音乐剧观看需要买票，将商业活动和审美活动结合在一起[1]。所以，应联系实际生活来多角度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从美学、文艺学和生态学角度探究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审美化的现代日常生活场景中，人们日常的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再存在严格的界限，审美活动因而不仅失去其原初的神圣性，也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精神价值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成为大众生活的直接存在形式，成为构成大众的主体结构中的一个环节。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议问题
文艺学是一种集合了多元价值观念的学科，其研究目的是分析和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帮助人们加深文学知识的储备。文艺学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几个部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关于文艺学的理论研究却经常超过边界，进一步将审美、文化和社会等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所以，21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开始受到了文艺学领域人士关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开始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来探究文艺理论生活化发展内容，尝试着剖析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问题和成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关于文艺学研究作用，具有较强的启迪作用[2]。2004年，《文艺研究》中发表了关于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文章，通过对文艺学学科摸索面对的问题深入反思，把握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发展面临的挑战，总结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2004年《求是学刊》第6期，发表了关于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系列文章，主要研究内容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内容延伸到文化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问题深度和广度随之提升，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部分学者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中存在前后矛盾观点，对此应契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情况进行历史批判，并非是单一抽象的审美批判。周宪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提出基于意识形态来拓宽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深度，了解到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是有差异的过程，而是一种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逐步转化为大众所共同认可的特定生活模式[3]。
对审美的定义和内涵，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开始引入了时代新观念和新思想，重构审美定义与内涵。在大众审美背景下，部分学者强调审美是感官上的愉悦体验，应从感官体验逐步升华到理性认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排除感官层次的体验。关于技术和审美的结合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强调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原则，指导人们日常生活活动展开[4]。在肯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并非是完全忽视人的精神世界，不应该从完全理性的角度去看待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满足正确感官愉悦体验基础上，重新审视日常生活审美化。从语境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日常生活审美化开始兴起，受到新媒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文艺学如何定义则是新时期重点关注的问题[5]。经济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导致很多文化失语现象愈加严峻。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文化语境下不适合选择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去批判大众文化，而是要抱以积极、热情和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大众文学，在积极引导下实现雅俗共赏。与此同时，还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学发展开始呈现一种失去反思批判显示的困境，促使文学开始脱离实际生活而存在。总的说来，无论是文艺学自身的发展危机，还是外部挑战，均为新时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了丰富的资源支持，以及研究条件。所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议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是短期内可以结束的，参与人数不断增加，所涌现出的观点，也将渗透在文艺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文艺美学研究深化。
三、文艺学发展趋势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议对文艺学发展的影响
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愈加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一定程度上导致文艺学发展陷入了困境，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同当代文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彼此疏离下，与文艺学发展语境脱节。国内文艺学领域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中不断延伸拓展，并积极反思，寻求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具备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
其一，彰显文艺学独立性，对文艺学知识生产方式优化创新，进一步丰富学科人文内涵。文艺学发展中，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到本学科领域研究范畴，在我国新文化语境下，适当的结合西方审美思想来探究我国文艺学发展情况，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规避大众过分冷漠和忽视政治问题。文艺学发展中，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思路，便于推动文艺学更高层次发展。尽管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艺学的稳定发展，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创新了文艺学理论研究成果。
其二，持续深化文艺学研究。相较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生活中美学的匮乏缺是一个现实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坚持求同存异理念，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整合其他学科内容的同时，却并非是盲目套用其他学科知识。
其三，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文艺学发展，故步自封是不合理的，应积极对外开放和交流，将国际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成果引入其中，以此为参考来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如：2003年举办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美学大会，在提升文艺学影响力方面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赋予我国文艺学持久发展动力。需要注意的是，文艺学创作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在理论研究中寻找突破口，以此来丰富文艺学理论储备。如：生态文艺学是在传统文艺学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西方生态保护理论内容的新产物，契合了社会对生态环保问题高度关注的现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态文艺学发展。所以，推动文艺学发展不应该盲目排外，而是要注重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推动我国文艺学发展。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议对文艺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艺学研究深化，需要正确看待我国的文艺学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推动研究模式创新，但是不可避免出现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叠区域。因此，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议，有助于推动文艺学学科创新。文艺学具有跨学科特性，同其他学科之间联系密切，相互融合和促进下出现新的分支，包括生态文艺学和文艺美学等，对文艺学学科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结合相关学者观点来看，文艺美学是一个分化与综合的过程，文艺学和美学发展中分别形成独立理论成果，综合则是将文艺学、美学学科内容有机整合，兼并其他学科优势特点。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议有助于生态文艺美学批判方式创新，结合新的美学原则，不断优化改进文艺生态批评和美学批评，紧跟国际文艺学研究进程，积极推动文化实践和理论创新。大力推行此种跨学科发展模式，对文艺学发展意义深远。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议的意蕴生成
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本身是否带有功利性，這是基于个人追求的层面来讨论的，但是其本质上是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带有功利性追求的，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是去功利性的，即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精神追求，这就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蕴生成是要大于功利性的。就如同承认高雅艺术，但是也不否认高雅艺术中本身还是存在着低俗艺术的可能性的，肯定高雅艺术的同时也不能够因为其本身独特高雅就否定其内部存在着低俗艺术的功利性。所以可以确认的是功利性并不能够就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进行批判，日常生活的审美本身还是包含有精神层面的审美意蕴，这二者并不冲突，属于共生共存的一种特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认知里面，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其实是合理的，这就像一部电影无论其好坏，总有个人是站在电影本身的精神层次展现出来的美感而去关注或者观看的，而并非是单一的基于这个电影的票房层面，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有着对日常生活的不同意蕴感受，这样才能够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放到最高的境界上去。
四、结论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立足于我国文艺学发展现状，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拓宽研究深度和广度，丰富研究对象，促使日常生活可以受到文艺学广泛的关注，获得更多思考和启迪，推动文艺学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祝嘉琳.日常生活泛美化透视——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的不严谨性[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4）：43-46+53.
[2]祁泽宇.从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民间文学及其时代意义[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9-36.
[3]赵勇.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童庆炳-陶东风之争——一个理论事件的回顾与反思[J].文艺争鸣，2019（1）：68-77.
[4]乔钰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化学刊，2017（9）：155-156.
[5]刘钰琦.审美的沉沦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5）：102-104.
作者简介：陈黎（1981-），女，浙江海宁，太原学院文旅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地域文化审美。
作者：陈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