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人们日常看起来支离破碎、司空见惯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正是由于他对实践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重视以及历史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其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隐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和主体主义偏向。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1：
二重性与反思性
【摘 要】结构化理论在传统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交叉点”，打破了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吉登斯批判性地借鉴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两种社会学理论进行调和，提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认为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结构化理论重视时空的重要性，并提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体通过“反思性监控”实现自我认同。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 结构的二重性 个体反思性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既存的客观事实，它独立并超越于个体，限制和制约人类个体的行动和思维，个体的一切表现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决定性、制约性反射，强调社会客体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对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个体行动者，“所有的社会整体都可化约为个人的逻辑堆砌”，所有的社会系统、结构都只是个人行动的后果，强调主体的独霸地位。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合理和可取之处，但却过于激进有失偏颇，将主体和社会客体之间的分野强化到了极致。处在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中间派，试图调和这两种理论，在社会客体和主体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交叉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 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对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两个社会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借鉴，认为社会的构成包括既存的客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区别于集体性的个人。他对社会构成的论述以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沿着韦伯、帕森斯等早期社会决定论路线；一条是沿着与集体性相区别的个体能动性路线。吉登斯认为这两条主线的交汇可以克服传统的二元主义，阐释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
结构化理论在探讨社会和个体的关系时，不同于以往的二元论，它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二重性，社会现象既不仅仅是社会结构也不仅仅是行动者个体的产物，而是二者共同的产物。社会结构和个体并不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的构成既不是个体的行动经验，也不是既存的客观实在，它是二者在时空中有序安排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被创造出来，它是人们正在开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具有连续性的一系列活动。社会规则和资源通过行动者的实践活动而被创造，同时影响制约着行动者的行为活动，它既是实践行动的结果也是实践的根基和媒介，这就是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实践居于中心位置，是个体和社会的基础。
除却结构的二重性，时空概念也是结构化理论的重要因素。社会实践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时空组合中具有一定秩序的日常行为活动，它是行动者在时空中与他人的相互作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互动都是具体情境定位的互动，即个体与他者的相互作用是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进行的，它是一种连续的日常接触，在时空中逐渐消失又不断地重新构成。行动者的主动性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结构化理论认为，经验是很好的老师，它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是未来目标定向的主要基础，时空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个体反思性
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会不断地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具有对所处社会结构系统的认知能力，并能够对从事实践活动进行根由的解释，他们对环境具有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定向自己的活动。行动者的实践模式和心理模式在社会塑造中具有主观反思和想象性，人们总是会对日常活动进行不断的反思。
自我并不是完全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外在影响在塑造人们的认同时，不管行动者的背景带有怎样的地方性，个体都会对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的后果和内涵起到增强和直接促进的作用。在现代性社会中，“认同成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反思性活动组织的生活规划，通常是与专家知识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它是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自我反思性活动，对身心产生广泛影响。外在的环境影响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认同成为“借助反思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每个人都实践着一种个体经历，而这种经历是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我将如何生活”必须在诸如吃、穿、住等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在认同的短暂呈现中得以解释。
个体的生活变化是心理不断重组的过程，在后传统秩序的情境下，个体的变化作为连接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反思活动不断地被探索和建构。我们的日常活动，受到活动参与者的反思性监控。在这种意义上，反思性的觉知是所有人类行动的特征。活动参与者总是不断调控其所从事活动的场景，以此作为其活动的特征，并且这种调控具有话语的性质。例如，活动参与者若受到询问，他们一般能够给出“所从事的活动的本质及原因的话语性解释”。
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的特质，它是个人依据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是超越时空的连续性活动。吉登斯认为认同存在的问题与个人经历的脆弱性密切相关，尽管行为在认同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也不在他人的反映之中发现，而是在“保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的”。认同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体行为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被给定的，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性活动中被创造的。个人被建构的经历作为认同的特质，会随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反思活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我的反思性建构活动是持续的、无所不在的。每时每刻，至少在有规则的时间间隔内，“个体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被要求实现自我质问”，“我如何利用这一变化的时刻”是个体惯性问询问题序列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思性活动是“观察的实践化艺术”：正在发生什么；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正在感受什么。作为一种持续的连贯现象，认同被设定为一种叙事，其发展道路唯一显著关联的内在参照就是生命轨道自身。这种内在参照的生命历程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时涌现的很多社会变迁的影响。认同的建构既依存于未来的准备，也依存于对过去的解释，在多元性的选择中，与他人的关系对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对认同的理解包含以下方面：（1）“在一个非常一般的层面上，人类能动者从来就不会被动地接受外在的行动条件，但多少会持续地反映到它们上面去，并依据它们特殊的情境来重构它们”；（2）“在集体以及个体水平上，最重要的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大块集体占有的领域导致了社会生活日益增加的反思性”。
四 讨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有学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该理论的运用还面临着挑战。结构化理论忽略了制度维度的重要作用，不同的制度组织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规则，它没有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结构系统的不同表现。另外，结构化理论只是将社会系统看作是连续的实践再生产，并非具体社区组织中规则的再生产。结构化理论并没有为社会教育中的职位问题提供任何解答。结构化理论因为将宏观的社会系统和微观的行动者联结起来而受到批判。有学者认为，结构和个体的合并会削弱对问题的系统分析，为了解释事情为什么表现为这样而不是其他，在探讨社会问题时有必要将社会系统和个体区分开来。结构化理论为解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概念化机制，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结构为何能够成功再生产并组织结构化，而其他的却没有等问题”，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结构化理论并没有提供直接的回答。吉登斯的理论兴趣在本体论层面，关于方法论却未做探讨，这给研究者开展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结构化理论没有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探讨问题，缺失对事件应然层面的分析阐述。个体反思性虽然强调行动者的主动反思性监控，但其过度强调反思性，在某种程度上有唯心主义倾向和理想化色彩。
结构化理论并不是最完美、最好的社会学理论，但它比较适合研究社会组织现象，将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个体并重，为分析某一活动或现象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吉登斯承认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重要作用，强调结构是行动的结果和中介，社会系统是再创造和自我组织系统。结构化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人类看作创造性的群体。传统的社会决定论认为，微观的因素会引起微观的结果，宏观的因素引起宏观的结果，二者互不干扰。结构化理论中强调自我组织系统，认为自我组织系统是复杂的、循环的因果关系。在因果系统中，起因和结果并不能看作是单线的和确定的，相同的起因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同一起因。微小的因素也可能引起宏大的后果，宏观因果和微观因果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此外，行动的意外结果也处于因果的循环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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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远燕、汪二款〕
作者：孙玉环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2：
从结构二重性到历史性：吉登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建逻辑
摘 要：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人们日常看起来支离破碎、司空见惯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正是由于他对实践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重视以及历史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其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隐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和主体主义偏向。
关键词：实践；行动；结构；建构；历史性
收稿日期：2008-04-15
作者简介：吴素雄（1972-），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社会组织理论。
在社会理论体系中，主张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社会理论与主张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在吉登斯之前已经分别建立起排斥性、霸权性的学术地位。而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关系问题也一直为不同流派的社会学所关注，对行动和结构的不同侧重使学者们无法摆脱二元关注的困境。为此，布朗曾将不同学者对行动和结构的不同侧重对号入座于“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以及“包含结构的观点”，这种系统论虽超越了“行动和结构二元分立，但使人们的学术关注陷入顾此失彼之中，这有悖于系统论“整体性”、“动态性”的核心主题。在众多的学术努力中，吉登斯既不同于布朗，也不同于其他学者要么“强行动而弱结构”，要么“强结构而弱行动”的分立观念。吉登斯认为这样的社会理论建构并不能完成社会理论解释现代社会的理论任务。因此，他致力超越两者的对峙。他在其著作《社会的构成》中抛弃了极端观点，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1］正是基于人类实践这一理论起点，吉登斯力图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提出“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的观点，从而将能动和结构连接起来并以实践为中介加以阐释，建立起解释行动与结构关系的结构化理论基础之上的“历史性”观念，但其理论是否真正走出了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并实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超越呢？
一、结构二重性的相关表述：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首先从源于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关系展开。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性,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存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之中。 行动者是有知识的、自主行动的个体或群体，有能知能动的特点，在意识层面上，行动者具有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并与动机、行动的理性化、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相对应。在吉登斯的理论中，“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人们做事情的能力。” ［2］吉登斯侧重讨论行动者“所做”层面的能动性，从而使能动和社会实践连接在一起，行动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导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发生，因而意味着权力存在和非均衡的交换关系，也是一种转换能力，其指向在于资源的获取和分配。出于本体性安全和行为预期的需要，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必须按规则进行，多次反复从而具备了结构性物质基础特征。而结构作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有别于功能主义和结构、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的理解。功能主义把结构理解为角色的组合，认为结构类似于建筑物架构，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模式化，而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不是在场的直观模式化，而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织，并从表象中推断出潜在的符号形式。吉登斯则认为结构并不像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所说的那样在时空之中以实体形式存在，而是通过他的时空观来解释他的结构观的，他指出“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具有结构性特征。”［3］因此吉登斯将结构看成使社会系统束集在一起的结构化特征，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之以结构性特征。所以说结构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作为时空在场的结构只是以具体的方式出现在这种实践中，并作为记忆痕迹，引导新的行动者的行动。
吉登斯进而认为，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并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关于这一点，他从三个方面表述：（1）“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4］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它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2）因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亦即结构观念，这种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5］ ，因而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3）一方面，与韦伯、帕森斯等人不同，吉登斯认为社会行动不仅仅是某种理想类型，而且是连续不断与结构互构的过程，因此，这样的行动就具有能动性。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将会不自觉地产生三种意外性后果：一是由某种偶发情境而引起的意外后果。二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但是众多个体活动汇集在一起,却形成了谁也意识不到的后果。即“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三是大量的循环往复的意外后果，形成了人们认可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制度化，也就是说，行动既是自觉性、能动性、也是偶然性、意外性，是二者的统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本身也是无意识后果的普遍存在。
根据吉登斯的理解，行动和结构互为因果，在这种关系中人的能动性发挥是在人的行动中实现的。人在行动的过程中，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而且改变了自身的心理结构以及自身的理性行动能力，这个过程就是社会行动者的实践行为，实践过程也就是结构化的过程，而结构化体现为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
二、基于实践的结构二重性
吉登斯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由不同的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不同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模式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组成的，这一思想包含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之中。 他的这一理论是从两个方面加以突出的。一方面，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他认为“结构是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6］另一方面，吉登斯超越了以前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伟大的人物身上，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吉登斯对于结构化上述两方面的侧重，说明了他将结构、制度和社会系统的生成与实践活动看成一个内在关联、重合同一的过程。由于吉登斯把结构、制度和社会系统理解为内嵌于行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中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它们只是理论分析的工具而已，而在具体的社会互动情景中是无法拆离的。吉登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将对结构的理解上升到行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中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高度，并将实践活动具体归结为社会规则与资源的运用，通过实践将行动和结构结合起来。在他的理论中，结构被看做是能动和限制的，结构和能动是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用结构化指代这样一个过程。行动和结构过程是二重性的，社会系统中结构化的特质是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的结果。所以结构化体现了能动和结构的辩证循环关系。同时吉登斯考察的社会实践是通过时空延伸去理解的，所以时空因素构成了吉登斯理论的核心变量，不仅仅是时空在场的面对面的互动，而且因为社会系统是通过时空延伸的，有些是时空缺席，尤其是在新形式的通讯和交通的现代化社会，时空抽离状况加剧，社会秩序也超越共同在场，而进行跨时空组织。社会系统跨越了一定时空，立足于无数实践活动之上，并且由结构组织起关系网络。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无数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跨越时空持续不断进行，在横向上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社会系统的各项制度。社会不同于植物有机体，不具有内在的实体性结构。社会是互相联系和交织的，社会结构是虚拟的秩序，并且体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同时社会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事物也不能归结为个人的逻辑性堆砌。社会本身具有的结构性特征超越了个体生命存在，并且制约了个体。
然而，人类社会并不是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主体的积极行动所构成的世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虽然处于社会结构的作用之下，但行动者的行动既具有主观能动性，也具有某种偶发性。吉登斯认为行动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是有限的。行动者的行动会产生前述的三种“意外性后果”,人活动在大量“意外后果”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从而使社会结构实现了能动性与偶发性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之中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被认为是社会成员的技能性实现，而不仅仅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在日常接触中进行区域化和例行化的活动，从而构成了日常生活实践；这种活动在一定区域和地点的反复构成了制度性的实践，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行动者本身又同时是例行化和区域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介。社会系统体现为社会关系在时空中的模式化，而这种模式化是在无数具体实践活动中实现的，实践本身包含了四种模式化社会关系，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秩序和符号秩序，其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归属于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层面，在社会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由此可见，社会生活内容所呈现的不是行动和结构的割裂状态，行动和结构是社会实践活动中两个互相渗透的侧面。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的启示在于，要想合理地解释社会生活本身，就必须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由此理解，吉登斯通过确立从人类社会实践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在肯定社会结构客体的制约性同时，突出了行动者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反映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基于实践的理论，也即是一种基于人的能动性发挥并与理性化密切关联的结构主义，具有明显的建构特征。
三、从建构理性到历史性
吉登斯之所以能把结构和能动作用的二元论改造为结构二重性，首先得益于他在批判吸收借鉴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了人类实践活动对于结构和能动作用关系分析的优先性和它在形构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表面看来，吉登斯走了一条“中间化”的道路，而事实上他是将对结构的理解上升到行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中的社会实践的高度，他并不认为结构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成特性就是社会实践本身或是实践外显模式，而是说实践是一个展现结构性特征的过程，结构只存在于实践行动的具体事例中，只存在于作为人类理解能力的记忆痕迹中，它本身没有具体存在，没有时空的边界，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正因为这样，结构中的规则不是否定意义上的戒令、限制，而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系统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它具有限制和建构、戒律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功能。
进而言之，吉登斯理论建构性体现的关键在于其理论建构的目标定位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即所谓的人之本体性安全，他认为人的本体性安全的实现是以对外在事物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的获得为前提的，如果不能预测周边事物和自身的未来，人会处于恐慌和焦虑之中，这些都源于人的无知。因此，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反思性监控使社会活动规范化，条理化，使人们在交往中能预测对方的一般性行为，免于自己陷入无知的包围中，从而获得安全，并形成习惯性认识。这种从一般性认知到例行化行为再到结构化的东西指导着人们在不同场域的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无论从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过程来看，还是从结果来审视都能发现其理论中理性建构的成分和意义所在，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就是体现人的理性点滴发生作用的建构过程。所以吉登斯强调：“社会行动者都是有理性的，理性能激发其行为……可以说，在任何既定的背景中，理性都是人类行为的本质。”［7］而对于行动，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具有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这三者构成并贯穿于行动者的有意图的行动过程之中，行动者对于行动的各种条件具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成为行动的构成要素，在能动层面上，行动具有反思性、非决定性和社会性。行动不是互相联系的单个的行为的总和，而是持续不断的行为流；行动也不是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而是我们不断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即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 “本来可以以别的方式行动”，即行动的非决定性，这体现了行动的能动作用，而且，吉登斯对行动能动作用的阐述是与他的权力重构概念相关联的。传统的观念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吉登斯认为这一观念不折不扣体现了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吉登斯认为个体有能力“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这种能力是行动的基础。“资源本身不是权力，但它是权力实现的媒介。”［8］并能介入和干预这个世界，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因此不断发生的事件所构成的世界并未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行动不仅仅有能动性，而且有规范和沟通的一面，因而行动涉及规则和规则的遵守，而且既然隐含着规则和规则的遵守，那么所有的行动都是社会性行动。行动者在实践中利用规则和资源，并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因而使结构融入实践之中成为行动组成部分又在实践中再生产出来，成为行动的结果，正由于行动者通过实践将知识和经验的性质注入规则和资源之中，从而使结构的形成带有理性的成分，成为人类建构的产物。
吉登斯通过揭示行动的能知、能动性，高扬了行动者的主体性特征，突出行动者在人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吉登陆斯通过对权力观的改造突出了主体行动的非决定性，回击了客体主义者对人的能动性的忽视。总之，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人具有能动性，同时也受着客观场景的制约，这一命题正好体现了吉登斯实践即建构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体现于他的历史观之中，同时这一原则成为他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于对建构的重视，并由此出发吉登斯对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作了重新解释，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不同类型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均导源于生产力的增长。而吉登斯认为，将复杂的人类历史化约为单一的生产力发展过程是片面的。“历史是远比马克思的理解复杂得多的概念，不能因为人类离不开吃、穿、住、行就将物质资料生产看做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 ［9］。即使将生产活动看作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将维持人类再生产的历史化约为人类历史本身。他认为，把社会进化的力量归结为生产力这一单一的内生视角会招致两种危险，其一是忽视外部力量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其二是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的过程，这都是用假想的逻辑去分析社会历史的真面目。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历史性”概念，“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和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引导我们走向未来。”［10］显然，吉登斯的这一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表述，他认为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实质上虚化了人的能动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明白地说明人的能动作用到底在哪里。按马克思的理论，历史仅仅表明人类对生产力的依赖，生产力主宰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且表明传统、神话、习惯、血缘关系对目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和制约作用。针对这一点，吉登斯的历史性概念则反过来阐述未来对现在的支配，历史并不是由单一的物质生产要求所支配的、被动的、消极的含义。在历史性占主导的社会，历史被看做开放、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随着人类文字和信息存储技术的发展而加强。文字保留了信息，而信息存储又促进了时空的延展程度，它使人类开始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应用历史资料来筹划社会发展，从而使未来的时间主导当下的生活成为可能，在这种观念下，民主政治成了消解传统、宗教、血缘等传统社会或政治关系的手段，科学则成为征服和支配自然的工具，因此，“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11］人类正是这样通过实践来建构历史的。
四、意义与局限
在吉登斯看来，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客体主义把社会描写成具有强制功能的外在结构，认为人在结构面前总体上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而主体主义者却无视社会结构的存在，深研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心活动。吉登斯努力以中性的态度调解两者的分立，但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的特征和主体主义的偏向。虽然他以人的行动的“意外性后果”来解释社会进步和能动作用的实质，并强调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但他一直没有忽视“反思性监控”的功能，他的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实际隐含这样一个认识：“意外性后果”是基于人的“反思性监控”之下的结果，正是有了“反思性监控”这一体现人的理性的根基，才使社会通过一点一滴的建构而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产品的非完全复制性，而是带有社会行动者在记忆作用下理性创造的痕迹。然而，在历史和历史性的主导下，社会总体呈现的却是历史的复制图式，一方面，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为代表过去时间的历史所主宰，传统、血缘、习俗、宗教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性原则,因而吉登斯又这样言说：“人的历史力图脱离人的理性支配，却又回到了脱离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之中。”［12］另一方面历史性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性原则和行动资源，征服自然、创造历史的思维取代了对传统的尊重，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中，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原则不断复制出来，人类征服自然、解构传统的能力不断得以增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从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视角，发现了解决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问题的较为科学的向度，避免了原子化的个人“要么被低度化解释成为狭隘的自我利益实现,要么被过度的社会化观点固定为某种社会结构之下的限定物。”［13］一方面，吉登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了有益探索，他响应了马克思“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14］这一实践观，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将时空因素引入实践，作为实践的构成要素，揭示了人的心理机制和活动的例行化、区域化及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发掘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应该说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观和实践二重性观点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说是实践观在结构化理论中的具体运用。它使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了生活实践性、生成开放性以及关系互动性的思维理路。但是吉登斯带有强烈建构性的理论，特别是其对历史性概念的定义过于强调人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不知不觉中消解了社会客体的客观性，因而并不能彻底解决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问题。同时由于他对能动作用的过分强调以致贬低了物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夸大了人类社会的可塑性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随机性，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最终蒙上了一层不可知论的面纱及历史相对主义的阴影以至于建构其上的现代国家成长理论难以深入挖掘其中的物质动因，不得不偏离生产力因素的根本作用而将其解释建立在国家形态的变化这一外部复合特征上，使其对于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缺乏主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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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涌汶
作者：吴素雄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3：
地域与身份：中国阶级关系结构化的探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愈发繁荣，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逐渐扩大，中国阶层间的界限愈发清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一次阶级流动的过程。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在解释这一过程中具有高度的解释力。本文试图用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观察中国阶层分化的现象，从地域差距和身份差异两方面分析当今中国的阶级关系结构化过程。
关键词：社会分层；吉登斯阶级理论；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阶层间差异相对较小，阶层界限模糊。各个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差距较小。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群体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增大，阶层间的界限逐渐清晰，且形成一定差距。如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观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次完整的社会分层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加以解释。在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解释中国实际时，本文关注地域和身份两方面。首先，中国当前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间差距明显，东西部城市间同样存在较大差距。在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下，如何理解地域差距下的社会分层状况？其次，在强关系的中国，身份群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该如何理解身份群体在阶层分化中的作用？
二、阶层的划分标准
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阶级二分法。他在阶级概念上强调对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占有与不占有，即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标准来区分阶级。然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缺陷在于无力解释“中间阶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终将走向两个方向：一部分人上升为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下降为无产阶级，所有处在中间位置的人也都将朝着这两个方向运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新兴的经理阶层。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于公司股东，而经理层显然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对于这一阶层的解释，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则具有更高的解释力。
吉登斯对阶级结构相对于马克思的阶级二分法是一种复杂的阶级结构。吉登斯不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他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市场能力来解释马克思无法解释的中间阶级。吉登斯指出，所谓市场能力其含义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即只要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个人，都具备一定的市场能力。马克思强调无差别的劳动水平，把市场能力直接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联系。但事实上市场能力并不是直接来自于财产的所有权。市场能力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对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教育和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体力劳动力的占有。市场能力的竞争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关键在于具备市场的能力的竞争者谁处于稀缺地位。在市场能力的供求关系中，处于供不应求的一方在市场中处于竞争优势。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吉登斯对阶层的界定对于解释中国变化则更具解释力。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交易双方的竞争者没有绝对的优势与劣势，而是根据其占有的市场能力进行竞争。例如，每年进入人才市场的高校应届生其市场能力主要来源于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技术资格。如果以财产所有权作为阶级划分标准，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结果是相同的，即都不具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现实情况是获得技术资格的高校应届生具有专业技术与知识优势，即具有更高的市场能力。
三、结构化的社会
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是其社会分层思想的重要内容。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对阶级关系结构化的含义和起源做了详细的解释，并分析了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
阶级关系结构化就是指社会群体间形成相对稳定、明晰可辨的常规化结构和制度的过程。吉登斯区分了两种阶级关系结构化的类型：间接的结构化和直接的结构化。间接的结构化是从相对宏观、形式的角度去概括阶级形成的过程。它是以市场能力为起点，以中介因素作为中间环节，将阶级的形成作为结果的过程。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主要讨论的是生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本文主要讨论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
改革开放后，经济地位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划分标准，从改革开放前的结果公平逐渐向改革开放后的机会公平靠拢。“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是在鼓励、激发社会成员提升和运用自身的市场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股份制改革、知识经济的兴起加强了不同市场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与之兴起的是中国的经理层与白领阶层。在现有的社会分层状下，再沿袭马克思的阶级二分法似乎已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现实的分层，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在以市场能力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的解释框架之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结构化过程将不同市场能力的个人输送到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层级之中，并且显示出了一系列新特点。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定型，低社会阶层流入高社会阶层的比率相比改革初期低，流动率下降。
四、身份与地域
吉登斯间接结构化的核心要素是与流动性相联系的市场能力。在间接结构化的过程中，主要的社会机制是流动机会的分布。社会流动机会调整、制约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成。而社会流动又分为开放型流动与封闭式流动。流动的强封闭性塑造了阶层成员之间的内部的高度一致性。这一过程最突出表现在代际流动中。家庭成员之间共享相同的生活经验和价值是一种阶级的再生产。如果其家庭共享一种封闭性的市场能力，那么其代际流动则具有高度的封闭性。
改革开放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干部身份制度和单位身份制度。户籍身份的先赋性极高，是难以改变且高度封闭的。干部与工人的划分表现为薪资与福利的差异。而单位的划分实际上限制了社会成员的流动，加强了分层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成分逐渐多元化，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政府将原本属于市场的事务放手归于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以效益为标准，干部制与单位制在控制社会流动上的作用愈发减少。身份的限制更多的转向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即交易双方的市场能力的稀缺关系。不论单位的体制与干部身份，在市场竞争中，一切以控制稀缺的市场能力为主。在市场能力的稀缺性竞争中，个人冲破了身份约束而走向结构性的分化，最终在市场能力的不断传递中形成稳定的分层结构。
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松动，但其惯性却依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不同步，农村户籍改革滞后，限制了正常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差距相比，市场能力受地域因素影响更突出的表现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当中。对比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职业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具备相同市场能力但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中的收益是截然不同的，资源的集聚反过来又加剧了市场能力的集中。以金融业的集聚为例，金融企业把公司设于上海的陆家嘴，一来获得了规模效应，二来减少了交易成本。资本本身作为一种强市场能力，在特大城市不断集聚，加剧了地区不平衡。而作为身份制度惯性的户籍制度，在特大城市中起着强屏蔽作用，干预了正常的市场能力交易过程，进而使中国的阶层分化受到了身份与地域的双重影响。所以中国的阶级关系结构化是身份与地域下的结构化。
五、结论
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可以看做是市场能力的新一轮塑造与竞争，是新一轮的结构化。但中国的阶级关系结构化是在身份与地域双重制约下的结构化。地域差异表现在城市——农村、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东部——西部之间。优势地区在结构中具有整体优势，表现为不同的强市场能力的集中（资本、技术），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虽然身份制对社会流动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但仍具有制度惯性。户籍制度在优势地区中，特别是特大城市中仍具有屏蔽作用，制约着正常阶级关系的结构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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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哲（1992年—），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作者：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