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2022-04-15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职业教育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一场在安徽省六安市举办的“陕西省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让陕西人认识到了自己在县域职业教育方面发展滞后的现实。六安市金寨县将职业教育融入县域发展,扶智扶技助推脱贫攻坚,实现了教育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要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径,是值得陕西职业教育借鉴的经验。

职业教育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1:

基于DEA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投资效率分析研究

摘 要:通过设置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人均教育经费、职业教育生均教师投入数量作为投入指标,县域经济发展人均GDP作为产出指标,建立DEA分析模型,对湖北省40个县域职业教育投入和各县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县域职业教育投入和当地经济发展关系。结果表明2005年—2015年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投入对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弱,整体投入效率偏低。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提出县域职业教育投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DEA;职业教育;县域经济

近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文件,有关职业教育的研讨一直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职教二十条”、《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纷至沓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出台了相应文件,职业教育改革被提到了国家战略发展层面。职业教育内涵非常丰富,既包含中职教育,也包含高职教育,还包含各种社会职业培训。严格来讲,企业的员工内部培训也算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如果外延进一步扩大,应用型本科和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也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职业教育对于打造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高精尖技术应用,推动产业升级以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借助科技的推力,但是科学技术生产应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素质上。“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区域GDP的增长。目前全国百强县市区大多数重视职业教育,但是区域职业教育的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究竟存在哪些关系尚值得研究。

当前相关文献研究侧重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投资效率,所选取的角度主要侧重于中等职业教育或者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对省一级的经济发展影响,属于绩效评价范畴。研究方法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模型分析的也较多,实证分析中结合了其他模型方法进行调整。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涉及国家或者省级层面职业教育投资效率问题以及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各县域投入不平衡等问题。本课题定位于研究中国最基层的县域职业教育投入对县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及相关指标设置

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特别是区域投资效率评价,学术界常用的方法包括指标度量法、比值分析法、参数前沿面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由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具有便捷性、客观性及经济意义明确等优点,因此本文选择 DEA方法来测算其静态效率,利用Malmquist指数分析其动态效率。

(一)投入指标

以计算期内每年职业教育机构生均教师投入数量和职业教育机构每年生均教育经费作为投入指标。生均教师投入数量,指的是职业教育教师数量与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之比。这里的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指,县域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以及其他有明确的数据支撑的职业教育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

(二)产出指标

选取30个湖北省县市区作为代表,取其计算期内人均GDP作为产出指标。本研究选取的30个县市区,主要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分类标准。第一类国家和省重点开发区域,选择江夏区、鄂城区、夷陵区、荆州区、襄州区、仙桃市、汉川市、潜江市、大冶市、天门市10个区市作为研究对象。第二类限制开发区域的国家农产品主产区,选择钟祥市、松滋市、赤壁市、武穴市、宜都市、嘉鱼县、安陆市、石首市、监利县、黄梅县10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类限制开发区域的国家和重点生态功能区,选取通山县、宣恩县、郧县、巴东县、麻城市、红安县、浠水县、来凤县、五峰县、大悟县10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所选指标数据查阅了2005年—2015年30个县市区的数据,均由《湖北教育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全省教育经费投入统计公告》、各县市区统计年鉴以及一些地方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管理办法中的数据整理得出。

二、实证分析

按照DEAP2.0版本软件输入数据分析,基于2005~2015年湖北省38个县和湖北省总体的面板数据,分别测算了全省和各县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效率。主要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DEA-Malmquist方法较为成熟,文中略去计算过程。

總体来看,30个县市区的职业教育投入效率在计算期内的综合效率水平均值为0.392,标准差为0.158,综合效率均值距离最优前沿面的差距比较小,同时不同县市区的效率水平差异程度也很大。对综合效率进行拆解分析,代表人才培养水平、专业设置调整、产教融合、生均教师比、管理水平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277,代表县域职业教育生师比、招生数量等规模水平的效率均值为0.124。敏感性分析上,针对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投入效率分析结果展示生均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资效率而言是敏感性因素。此外,2005—2015年全省职业教育投入效率(TFP)为0.392,年均增幅仅为1.26%,说明湖北省职业教育投入小于我国职业教育整体资源配置涨幅的2.7%。这说明湖北省职业教育在全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当前县域职业教育中,除了武汉和几个地级市的一些区有高职教育之外,县域职业教育以中职教育居多。各县域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和高职院校相比,生均经费要少得多。主要在于一些高职院校属于省属直管和武汉市直管以及地级市主管,相对于县域中职,经费相对更有保障。省会和地级市之外的县域中职教育经费很多源于县级政府财政拨款,其经费的多寡受制于地方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从DEA效率分解来看,计算期内技术效率(TECH)年均增长为1.12%,规模效率(PE)年均增长为1.27%。技术效率方面,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特别是专业设置、课程教学质量、产教融合水平以及学生实践能力水平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社会声誉、职业技能竞赛获奖数量、产教融合程度,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对公办县域职业学校生均拨款的重要考量。规模效率的增长对生均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仍具有较明显的虹吸效应。2005年2月28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扩大招生规模。就县域中等职业教育而言,由于湖北省政府2009年以来中职资源整合政策的施行,针对初中毕业生进行中职和普通高中分流教育的机制落实到位,中职在校生规模逐渐有了较大程度提高。这些归功于政府针对职业教育的政策红利。但是从全省县域职业教育的数据来看,相关各年投入效率的效率值波动并不大。

主要原因在于县域职业教育人数的规模扩大对投入效率贡献大的,只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充分就业的县域经济而言。对于一些偏僻县城,职业教育人才大量外流,很多对当地GDP产生良性循环的贡献。近年来房价的飞速上涨,湖北省一些县城房价也在上涨,当地企业工资往往较低,加上年轻人更愿意向大城市发展,许多县域中职生选择了在武汉等附近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对于武汉市下辖的江夏区,以及一些地级市下辖的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往往聚集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园,能够吸引大量职业教育人才就业。这些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一部分来自本地的职业教育学校,还有一部分来自其他县域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此同时,偏远县域尽管县域经济在持续发展,或者偏远县域经济不发达或者经济发展的速度滞缓,县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对促进当地人均GDP发展的作用不够突出。

根据DEA模型计算分析,从各地区的效率值变化来看,江夏区效率值最高(1.223),五峰县效率值最低(0.801)。30个县市区中共有8个县市地区投入效率处于增长阶段,包括江夏区、鄂城区;大冶市、宜都市、仙桃市、天门市、襄州区、宜都市;五峰县、宣恩县、郧县、竹溪、英山、鹤峰6个县市区投入效率值处于减缓阶段;余下的各县市区投入效率处于平稳阶段。整体说来,除了一部分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经费投入没有相应幅度提升地区。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投入效率变化不大,比较平稳,若取平均值作为测度标准来进行评判,若以均值120%以上作为高效型,均值80%以下作为低效型,其余作为均衡型。

具体结果划分:五峰县、宣恩县、郧县3个地区为低效型,其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都相对较低。这些地区中职毕业生很难与高中生在数量上持平,大多数家庭热衷于子女继续升学读高中,不够高中分数线的交赞助费去读私立高中。此外由于上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出生率下滑,中职生人数即使偶尔有所提高,在短期内也很难出现较大的增长。这些地区不仅要提升技术效率,改善职业教育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时还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高效型主要有江夏区、大冶市、仙桃市,这些地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发展形势较好。其余县市区则大多数为均衡型,各年职业教育投入与县域经济发展处于徘徊稳定状态。

研究结果分析显示,生均拨款和生均教师数量等因素共同促进了县域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其中生均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贡献率最大。这一结论证实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受学校自身建设的影响,还与当地财政收入密切相关。综合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规模效率与地方经济产业类型有关。越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建筑业产业,就业人口的需求就越大,特别是汽车服务行业熟练工已产生大面积缺工现象。2019年,国家先后10余次出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的举措和政策,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在此环境下,县域职业教育投入效率中,规模效率也将会体现得越来越显著。

湖北省县域职业教育中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几乎很少,一些原先处于县城的高職院校也纷纷搬迁到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在当前政策下,中等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果并不明显。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中职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并未100%留在当地产业园区,为当地经济创造GDP,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家长把中职当作升上高职的跳板,出了中职大门就进入高职大门,并没有对县域经济起到贡献作用。从职业教育人才区域流动视角来分析,职业教育人才有进一步向二线以上城市集聚的趋势。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发展迅猛,尤其以省会武汉最为显著,大多数中职生即使参加工作也尽可能选择在武汉就业或者去江浙沪以及珠三角地区大型工厂,很少愿意留在当地县城工业园就业。县城工业园并没有因为招收大量当地毕业的中职生而为县城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当地县城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和本地发展起来的企业,其在职业教育培训投入的经费对员工技能提升和生产效率提高虽然有直接性作用,但因很难取得数据,无法进行有效统计。

三、结论与建议

经过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发展良好的湖北省县市区之外,大多数县域职业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发展存较弱的关联性。职业教育可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反过来,县域经济发展会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针对经济发展良好的县市区,应该进一步关注职业教育,明确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定位,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加大职业教育经费和师资投入,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反哺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欠佳的县市区,由于县域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没有更好地服务地方,区域就业吸引力不够,存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

在这些区域,一方面当地政府应该关注产业机构调整,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供优惠的落户条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中职人才进入当地企业,服务地方经济,从而使县域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或者社会机构应不断加强对县域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学校应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通过产教融合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

基金项目:本论文来源于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院 2017年度课题 课题编号2017GB221,课题名称:基于DEA分析法的湖北省职业教育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参考文献:

[1]蔡文伯,翟柳淅.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J].职业技术教育,2018,(1).

[2]谯欣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15,(4).

[3]陶蕾,杨欣.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J]. 教育科学,2015,(4).

[4]蔡轶,夏春萍.县域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比较研究——基于湖北省80个县域统计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15-25.

[5]邹艳,陈宇科.重庆市统筹城乡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教学与管理,2013,(24).

作者:胡凯 何伟 郑睿

职业教育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2:

县域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一场在安徽省六安市举办的“陕西省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让陕西人认识到了自己在县域职业教育方面发展滞后的现实。六安市金寨县将职业教育融入县域发展,扶智扶技助推脱贫攻坚,实现了教育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要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径,是值得陕西职业教育借鉴的经验。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位于大别山区,人多地少,发展工业很难形成规模。近年来,金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统筹职业教育资源,在探索县域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实用性技能型人才、支撑脱贫攻坚战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我们在安徽六安市举办的“陕西省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以及对安徽和陕西县域职业教育情况的调研发现,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将职业教育融入县域发展,扶智扶技助推脱贫攻坚,实现了教育培训一人、就业创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要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径,对陕西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寨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特色

(一)以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

安徽金寨职业学校自2014年由整合县属两所职高和其他职业教育资源建成,占地531亩,投资6.8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实训设备价值5300万元,教职工274名,在校生6350人,非学历教育培训每年万人次。该学校已成为一所培养各类中、高级技能人才为主,集学历、技能教育、职业培训与鉴定考核功能为一体的公办综合类职业院校。

在组织管理上,打破条块分割,将县人社、农委、扶贫、民政等部门负责的相关培训等全部交该校承担,该校不能实施的项目,再由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初步形成了以职业学校为龙头、其他培训机构为补充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在职教招生上,把该校招生工作纳入县重点工作督查范围,由县招生委员会统筹安排招生计划。2016年至2018年累计招生6000人,仅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4月走访的大湾村,就有12名青年接受过该学校的技能培训。

在计划设置上,有培训任务的县直部门申报培训计划,提出培训要求。县里统筹计划,各部门和学校共同制定培训实施计划;在评估验收上,学校建立培训档案,县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评估验收,及时拨付培训经费,由县人社部门统一组织技能鉴定,金寨县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二)以主动融入县域发展为抓手,专业设置随市场连企业

以市场为导向,培养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是专业设置追随县域产业。随着金寨县被评为“长寿之乡、全域旅游示范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等荣誉, 2015年至2017年,由开设7个类别11个专业,发展为6个系部20个专业,其中4个专业已成为省级示范专业,学前教育、汽车维修已建成省内品牌专业,基本做到专业产业相对应、全覆盖。二是技能人才进市场入企业。通过“订单式”培养、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模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优秀技能型人才,办学由原来的“找市长”变为“找市场”,做到“车间教室合一、学生学徒合一、教师师傅合一、作品产品合一、教学生产合一”,学校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的学生50%留在本县,毕业生有40%在本地就业。2017年11月举办的“2015级秋招技能班学生实习校企对接会”,省内外22家企业参加,需要就业和定岗实习的400余名学生全部安置一空。三是职教优势引领招商引资。企业瞅准了金寨这块实用型、技能型人才高地,15家大型企业落户金寨县。同时,部分企业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例如南京喜星电子公司在学校主动投资100多万元建设3D打印实训室,举办订单班;金寨美邦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000萬元,建立无人机精密配件、牙科骨科植入和手术器械等生产基地。

(三)以扶志扶智扶技为重点,投身县域精准脱贫

一方面,扶贫先扶志和智,成人是成才的前提。该校针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如在贫困户扶贫培训中,通过播放《懒汉脱贫》电教片,学习脱贫典型事迹和互动交流等为贫困户灌输学技能换思想的重要性。并针对部分学生自制能力弱、自我管理差的特点,就从最基本的日常行为规范抓起,重点训练“站姿、坐相、吃有规矩、行有风范、整理有序”等; 2017年首届1986名毕业生中,887名升入高校继续深造,其中157名被二本以上本科院校录取,就业率100%。在县内企业顶岗实习和就业的学生,被评价为坐的住、肯钻研、能吃苦。

另一方面,帮人先帮技和艺,技艺是脱贫的关键。按照扶贫要求,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教育扶贫培训计划,每户安排一人参训,实现一人就业,促进一户脱贫。2014年以来学校共招生8679人,其中农民子女占98%以上。举办各类如就业技能、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士兵技能等各类培训369期22086人次,技能鉴定9187人次。在对贫困户“送培训下乡”活动中,针对贫困户家庭环境、自然条件及人力资源,选择茶叶、蔬菜及其他种植业培训,2017年至今开展81期,培训3893人次,其中,举办实用技术培训53期共2428人,开展普及型电商扶贫培训和技能型电商培训28期共计1465人。2018年第一季度已深入白塔畈、南溪、古碑等11个乡镇举办养殖专业、旅游专业、茶叶栽培与制作、特色种植专业、蔬菜种植等培训班26期,累计培训1272名贫困劳动者,引导他们从“劳力型”向“技能型”转变,走技能致富道路。

金寨县开展县域职业教育的启示

金寨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练内功”,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助推脱贫攻坚,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从职业教育“多头办”到整合资源“聚力干”。县域职业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专业设置紧随县域发展实际,一县一特色,县县有亮点,不断解决专业发展滞后、产教融合不紧、师资力量薄弱、招生就业较难等问题。如果在每个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县办好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贡献同样不可估量。

二是从培养人才被动“走出去”到主动“返回来”。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起影响作用。培养县域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在职业教育资源分散、力量不足、专业滞后的情况下,只能被动“走出去靠别人”,这种办法支持力度有限、培训规模有限,难以促进县域经济和助推脱贫攻坚可持续发展。只有在整合职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设置针对县域发展的专业、积极主动开展校企深度合作,打造县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进入县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主战场。

三是从脱贫攻坚“三扶”目标到实现“三业”发展。职业教育助推脱贫攻坚,不仅要达到“扶智、扶志、扶技”(三扶)目标,更要实现“就业、创业、产业”(三业)发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充分认识“就业、创业、产业”(三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扶上马再送一程,不是为了“走马观花”,而是为了“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通过“三扶”转化“三业”,把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输血”变“造血”,让个人有收益、企业有效益、县域发展有效果,不仅要可持续脱贫,还要可持续发展,不仅让贫困户脱贫,还要让非贫困户致富,从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是从资本投入“物力短期效果”到“人力持续效应”。 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技能扶贫的效益远大于成本投入,效果也显著优于其他扶贫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增加贫困户持续性收入,有助于扩大有效就业和更大范围消除贫困,还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按照“师带徒”“先富带贫困”新型职业农民实训模式带动贫困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帮扶贫困户,让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家庭孩子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克服“物力资本投入短期效果”,产生“人力资本持续效应”,极大增加脱贫的机会,最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五是从技能培训被动“等上门来”到主动“送到家去”。农村贫困人员到城里参加培训,存在着路途远,食宿不便、老人孩子需要照顾等困难,解决技能培训“最后一公里”问题。坚持“实用实效、方便农民、就地就近”的原则,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坚持便利培训,“送培训下乡”让贫困户切身实地可看可学,多渠道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这送来的不仅仅有技能,更有一份感情和感动、爱心和温暖。

六是从培养“劳力型”传统农民到锻造“技能型”职业农民。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的战略要求,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等,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能力,注重培育发展职业农民新生代,解决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种植无技、产业“盲目”、经营分散等突出问题,优先选择种养规模大、学习意愿强、文化程度高、年轻力壮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骨干成员等作为培育对象,逐步引领成为职业农民,增强特色农业产业的竞争能力。

七是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到“职教优势引领”。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来说,这个梧桐树就是职业教育及其技能型人才。以前,贫困地区很少感受到现代工业发展的春风,加之交通、自然条件等原因,招商引资十分困难。现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优惠政策、硬件设施已经不是招商引资的前提,招商引资要的是优良营商环境和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就县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来说,只有大力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大量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养好栽大梧桐树,招惹凤凰自然来”。

发展陕西县域职业教育的对策建议

经过对陕西洋县、合阳、子长等20个县(区)职业教育情况进行调研,根据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师资情况、校企合作、服务县域发展以及助推脱贫攻坚等情况,陕西县域职业教育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常发展类,大都处于人口在50万左右的县域,如洋县(45万)、蒲城县(79万)、城固县(54万)等;第二类是举步维艰类,大都处于人口10到30万的县域,如宜川县(12万)、子长县(27万)、永寿县(21万)、商南县(24万)等;第三类是停滞发展类,大都处于人口不到10万的县域,如甘泉县(8.6万)、佛坪县(3.5万)、留坝县(4.7万)、宁陕县(7.2万)等。

通过调研发现,陕西县域职业教育的确存在一些老生常谈的共性问题,如师资队伍结构有待优化、职教招生生源严重不足、校企合作的长效运行机制有待完善、资金来源渠道有待拓宽等等,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发展县域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特别是在内涵式建设方面缺乏内生動力、内在活力等问题。

按照《关于优化整合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意见》(陕政办发〔2014〕132号)精神,通过撤并、联合办学、划转、转型等形式,截至2016年底,全省教育部门管理具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中等职业学校共有159所,将县域内各类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到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应该说在规模整合上完成了量变过程,但是如何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由规模整合到内涵建设,将《关于发挥县级职教中心综合功能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落到实处,依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督促检查不得力、服务县域不给力等现象。如何紧密结合当前县域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级职教综合功能,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狠抓政策落实,促进职教发展。严格按照中省关于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精神要求,真正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加大发展县域职业教育的考核力度,将发展县域职业教育列入对县区党政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考核范围,推动转变观念,重视职业教育。建立健全发展职业教育保障机制,夯实政府投入主体责任,落实“高中两类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基本要求,加强高中两类教育统筹,强化招生计划管理和目标考核。

二是立足县域实际,面向市场企业。按照“市级统筹、县域特色、错位发展”的思路,立足区域人口、资源、产业发展等因素,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宗旨,以助推脱贫攻坚为重点,以校企市场合作为导向,坚持“办学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员有特长”,瞄准针对县域发展需求、县域企业想做想干、县域居民技艺需要,发展县域职业教育。

三是开展短期培训,侧重一技之长。对于县域职业教育以实用、实效、短期、速成为原则,做到学制不求长期,但培训却要长效,能力不需多样,但一技必须精专。根据县域特点以及企业、市场等实际,开展短期技能培训,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技之长,解决学生就业、服务县域发展、满足企业市场需要。

四是调整职教视角,培养职业农民。县级职业教育要把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作为重要职能,根据县域区域实际和“三农”工作需要,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种、养殖大户、残疾人,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集中办班与上门现场指导、科技咨询与技术讲座相结合的方式,将教室搬到企业村组、将课堂开到田间地头,做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劳动力转移技术技能培训,培养一大批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农村致富带头人。

五是抓贫困户需求,实行精准培训。紧紧围绕县域扶贫攻坚任务措施,认真开展脱贫攻坚培训需求调研,树立 “技能拔穷根,培训促致富”的办学理念,按照门槛低、学得会、能脱贫的要求,针对有技能需求的贫困户,因人制宜、因人施训,实行面对面、点对点、人对人的精准培训,有效发挥县域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温锋科 张静 许晓东

职业教育视角下县域经济论文 篇3:

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共享的背景基础、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摘要: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县校合作”模式,可以资源共享,利益共享,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加速实现经济资本、技术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增值。想要尽快形成高职院校与县域的互利并进,需要通过利益驱动,构建多元共治结构,以目标为导向,提升合作共生效能,以机制为保障,打造多维共生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高职院校;县校合作;共建共享

一、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共享的背景基础

在政府宏观统筹的系列政策驱动下,高职教育已经逐步从外延式扩张走向内涵式发展,从层次教育走向类型教育。要想得到更高质量的发展,则需要进一步深入、精准、全面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和落脚点[1],但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地理区位等因素,面临着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地方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与科技转化的重要基地,对县域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肩负着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其应用型和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必须适时跟进国家发展战略,从区域走向县域,积极回应并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诉求,从校地合作具化为“县校合作”[3]。

“县校合作”是指县级政府与高等职业院校基于战略联合,建立有序的协同机制,实现利益相关者共赢,最终目的是达到高职院校与县域发展全面对接[4],通过形成互惠双赢、共存共荣的“对称互惠、一体共生”模式[5],实现高职院校与县域对称互惠一体化的共生发展[6]。研究与实践表明,高职院校结合县域需求与企业合作,能使培养的人才“用得上”且“留得住”,实现双方良性互动。“县校合作”模式使高职教育深度融入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7]。在此背景下,探讨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共享的内在逻辑

在“县校合作”模式中,县级政府、企业和高职院校作为“县校合作”中的核心利益主体,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集权力与资源于一体,与企业、高职院校共建“县校合作”发展模式,各利益相关者基于载体共同享用资源,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无论是县级政府还是高职院校、企业,其参与“县校合作”的动机及最终目的均是能够从合作中获取利益,而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则通过模式共建来实现。在“县校合作”模式中,高职院校充分发挥其人才培养职能,促进专业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培育县域特色产业定制人员,输送规模、质量、水平与县域需求相符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高本土人员的技术技能积累,以解决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行业企业共享生产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为高职院校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和企业师资,降低高职院校实习实训经费投入,弥补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的缺乏,还可以得到来自高职院校的顶岗实习生,减轻企业的人力成本压力,减少人员的选培成本,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计、工学结合教材的编写等等,进一步促进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同步,促进校企深度合作,促成与市场的“零距离”对接。发挥高职院校的科技研发职能,进行科研成果开发、管理和推广,可以有效地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利用率,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对接,激活高职院校科研活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实现技术资本积累。通过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可以更好地传播和创新县域优秀文化,提高县域居民的幸福感和文化自信,实现县域文化资本积累,从而有效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等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实现。

高职院校在发挥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服务社会的职能过程中,获得来自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政策、资金、人员、设备支持,放大了优质资源,增强了竞争力。学校可以通过共享学校的基础设施设备,将图书馆、实验剧场、实训基地、体育场馆、远程教育网络等资源向公众开放,为市民提供体育锻炼场所和更多的学习机会,构建市民自主学习平台[8],使高职院校基础设施“准公共化”,避免县级政府和行业企业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高职院校基于师资力量和课程体系为行业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开办兴趣爱好培训,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提供咨询管理规划决策等服务,发挥“智库”作用。如此,企业可以共享创新型人才、技術支持、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保障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县域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资本、技术资本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值。

三、高职院校与县域共建共享的实现路径

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共享是共建的目的,而共建共享需要通过共治这一过程来实现。共治能使“县校合作”模式中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促进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持续地参与模式构建,使需求得以满足,价值得到实现。

(一)治理主体:利益驱动,构建多元共治结构

高职“县校合作”模式是政校企合作在县域层面的具化,县校协同创新的深化,是产学研合作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是产学研合作在县域的延伸[9]。其关涉多元利益主体,存在多维利益博弈。调和各方利益相关者,使所有利益主体同心同向同行,是最终实现县校全面对接的前提。高职院校最基础最核心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技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发挥基于人才培养而实现,利益主体合作的深度及取得的效用随着高职院校职能发挥而产生变化,同时在高职院校职能发挥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也在不断地加入及退出。在高职“县校合作”模式中,从合作起始到全面对接,内涵上的深度和外延上的广度在不同阶段上均具有差异。所以作为核心利益主体的县级政府和高职院校,首先要对可能纳入网络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需求进行分析,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和方法将模糊不清的相关方期望转化成为被相关方认可的明确目标,并梳理出实现利益诉求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其次通过行政征召、文化征召、利益征召、资源征召等不同手段,调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惯习冲突、利益冲突、权利冲突,找出利益主体的交汇点,转化为相关方都认可的明确目标;同时确定角色定位,赋予角色利益,并明确对等的责任与义务,建立规制关系,使利益相关者“在其位”以更好地“谋其事”并“尽其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多元共治结构。

(二)治理内容:目标导向,提升合作共生效能

高职院校与县域发展全面对接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不同的具体项目实施的,要实现“县校合作”全面对接的战略目标功能,项目内及项目之间须形成特定的结构。微观层面,以校企合作为取向,可以共建产业学院,通过专业(群)共立、课程共设、标准共制、师资共用、教材共编、基地共建,由“点”及“线”至“面”,点线面结合,多项目协作,有效整合校企资源,从低级无序走向高级有序,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合作效果。中观层面,以产学研结合为方向,根据县域创新需求,联结内外部科研机构,从科研成果转化、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工艺优化、管理服务创新到实体项目共建、科技成果推广,上、中、下游创新主体对接与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合作效益。宏观层面,以政校企合作为导向,注重顶层设计,用系统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目标引领,统筹规划,以人才培养为起点,以高校职能为纽带,对接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有效共建,高效共治,长效共享,提高合作效能。

(三)治理策略:机制保障,打造多维共生态势

高等教育法规定,“设立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作为由地方市级政府主管、省教育厅业务指导的管理模式,县级政府事实上处于缺位状态,高职院校享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办学模式及办学功能很可能会脱离县域的需求,导致“县校合作”协同共赢的优势大打折扣。因此,要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将县级政府纳入进来,赋予其相应的权利,承担对应的责任,形成省、市、县支持与约束并重的三级管理制度,激活运行机制,促使县级政府在“县校合作”模式中更有效地发挥核心主体功能。在办学主体方面,为促使利益相关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县校合作”模式,可以共建产业学院,多主体共管共享,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在治理主体方面,基于项目动态变化特征,建立从“县校合作”战略目标到具体项目具有自组织性的治理委员会层级体系,政校企融通,利益交互融合,最终形成共建共享,互利共生,共进共荣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郭爱君,毛锦凰.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略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4).

[2]金辉,路利云.地方院校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J].中国成人教育,2016(9).

[3]熊惠平.从区域走向县域:全球视野下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4(31).

[4] 史秋衡,张湘韵,矫怡程.高职院校“县校合作”发展模式研究[J].教育研究,2012(7).

[5]姜茂,朱德全.自由与共生: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生态学审视[J].职教论坛,2014(10).

[6]姚奇富.高職院校与县域发展的共生模式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6(Z1).

[7]李振祥.县校合作:我国高职教育产学合作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3(7).

[8]张宝忠.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基于县校协同创新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3(6).

[9]熊惠平.“县校合作”协同创新研究综述——从产学研结合研究出发[J].职教通讯,2013(10).

责任编辑:华轩

本文系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的高职‘县校合作’协同共赢研究”(项目编号:NC2020C193),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县域高职教育发展研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项目编号:NC2020B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1-11-10

作者简介:宋建军,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四川南充,637400)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向韵,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四川南充,637400)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

作者:宋建军 向韵

本文来自 99学术网(www.99xueshu.com),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上一篇:自主学习和大学英语教育论文下一篇: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