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
中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历史上公司热的分析
形势政策课程论文
中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历史上
公司热的分析
二零一二年十月
内容摘要：《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纪录片。它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梳理公司起源、发展、演变、创新的历史，讨论公司组织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之间的相互推动和影响，旨在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的演进，探寻成长中的中国公司的发展道路。中国商人、商帮古来已有，公司却历史甚短，从鸦片战争后期开始，中国经历了几次公司热的产生及退却，分析其具体情况及原因，可以从中观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企业 中国 公司热 发展
引言：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长大，从未经历过甚至从未了解国家经济体制及形式的的发展历程，由小见大，通过对中国的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被称为“人类的成就”的公司的发展历程的讨论研究，以公司为载体，来探讨中国发展进步的路径。
一、企业的存在
全球化日渐加速的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百家乃至数十家跨国公司正左右着世界的经济运行。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却造成一场飓风的这只蝴蝶就是——公司。
这个组织已经显示了足以撼动世界的能量，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司的惊人力量源自哪里，有无边界?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一系列转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独立经济实体。追逐利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的共同特征。那么企业这种特殊的经济实体为什么会存在呢?两位经济学大师告诉了我们答案：第一位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分工可以促进劳动力，而企业正是可以把众多劳动者集合起来进行分工合作的组织。(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第二位是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指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耗费，他认为企业的存在可以使部分交易费用内化，减少个体劳动者交易时的耗费。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成立企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科斯则告诉我们成立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两大获得利润的基本条件使企业的产生成为必然。
二、中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一)清政府的觉醒
中国把企业叫做“公司”，“公司”这个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早出自孔子的《大同·列词传》：“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庄子说：“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其含义与现代公司大致相同，即公司是聚多人之财、共同运作之意。从官督商办到全民下海，从国家垄断到自由竞争，从中央计划到市场主导，和所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一样，中国公司历经了发展模式的一次次试验和修正。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人的创造力得以解放，法治社会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公司开始了真正的成长。对于每一个渴望富裕生活的普通中国人，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每一个渴望强大的中国公司，什么样的空气和土壤是它们最需要的?
鸦片战争前期，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但此时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发人深省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终于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公班衙”(即公司)。
(二)中国历史上的公司热
1、洋务运动和官督商办
19世纪80年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英国的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据统计，1877年到1887年的十年间，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孕育。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从它开始引进了先进的新的生产力，它先是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到1872年又开始创办民用企业。打着“自强”、“求富”口号的“洋务派”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公司热。
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洋务运动中民用企业的代表轮船招商局在成立十年后的1882年，股票由发行之初的100两升至253两，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彻底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可是在“官督商办”的经营理念下，企业难以在商言商，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
2、甲午风云和法制缺陷
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张商握四民之钢，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应该要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他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要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甲午战败后郑观应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加之有状元张謇等民族企业家的艰苦奋斗，中国又一波短暂的公司热袭来，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
可是问题并不仅仅是谁来经营，更多存在于社会的经济体制和和市场环境。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有法规，有法治国家，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公司热再次很快退烧。
1901年，千年帝制一朝土崩瓦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活跃起来。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原因是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国民政府这种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3、新中国的成立及计划经济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动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可是从未有人可以完美地计划一切，完成了战后重建和初步工业化的使命后，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
这并不能算是一次公司发展的热潮，但中国很快意识到了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
4、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们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和1222亿元产值，98%的国有企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承包经营，外国公司重新被允许到中国投资做生意，个体户们很快发展到了需要雇工的规模。在这些不同以往的经济组织中，人们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气息。
又一次公司热到来了，1992年如同一根醒目的标杆，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的智慧共同为中国的未来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1992年的中国南方，象征着激情、梦想，以及一切的可能性。海南仅房地产公司就增加了3倍，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财富的味道。在北京，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速度递增，刚到8月，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部发完;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在辽宁，有35000名官员辞职下海创办公司，在全国这个数字是15万。
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正式出现。这份报告中，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在这些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中，中国特色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仿佛全世界的公司都盯上了这个新兴的大市场。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第一次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三、 中国公司发展的条件
独立自主、主权及领土完整是一切现代化指标发展的最大前提;摆脱封建制度、建立法治国家是公司发展的基础;建立市场经济是国家进步的体现。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法治中国，在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中，公司才能得以蓬勃、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百度百科
《公司的力量》
第二篇：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2年，弹指一挥间，但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
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第三篇：中国期货的发展历程
最佳答案 1990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该批发市场以现货交易起步，逐渐引入期货交易机制，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
1991年5月28日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开业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宣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期货交易所形式进行期货交易的交易所，同年9月28日推出的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标准合约——特级铝期货合约。
1992年9月，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同年底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开业。标志中国期货市场中断了40多年后重新在中国恢复。
1993年5月28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由现货到期货的过渡。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中国期货市场规范整顿工作由此开始。
1994年3月30日，国务院发文，禁止境外期货代理业务，并将期货经纪公司的审批权由国家工商局转移到中国证监会，从严控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
1994年4月6日，国务院开始关停一些大品种，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同年9月29日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
1994年4月28日，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河南省期货市场管理条例》出台。
1994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了对期货交易所的全面审核、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严格控制、对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有严格查处。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11家期货试点交易所。1995年1月，天津、长春两家联合试点期货交易所诞生。1995年4月19日，上海商品交易所成为第14家试点交易所。
1995年5月，国债期货“3·27事件”和“3·19风波”导致国债期货交易被暂停。
1995年4月，上海物贸因在上海商交所9505和9507胶板合约中严重违规成为第一个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会员单位。
1995年9月，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着手进行会员制改造。
1995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控制风险，禁止资金T+0结算。
1995年10月31日，中国证监会责令长春联合期货交易所停业整顿半年。
1996年2月23日，国务院发文加强期市监管，金融机构退出期市。
1997年2月底，中国证监会严厉查处天津红期货操纵案。
1997年3月1日，李鹏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规范证券、期货市场，增强风险意识”。由此1997年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期货市场防范风险年”。
1997年7月上旬，中国证监会对期货经纪公司开始进行年检工作，并公布第一批不予通过1996年度年检的11家期货经纪公司名单。
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再次进行力度较大的治理整顿，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了数量、质量上的调整，改变了整个期货市场的格局，将原来的14家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大连、郑州、上海三家。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确立中国证监会统一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一个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初步形成。1998年11月24日，中国证监会批准重新修订后的大豆、小麦、绿豆、铜、铝、天然橡胶等六个合约，11月27日新修订后的小麦、绿豆合约上市交易。
1999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也相继发布实施，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监管，为期货市场的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运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期货市场由此进入了试点新阶段。
1999年12月，大连、郑州、上海三家期货交易所分别召开会员大会。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光辉历程的历史启示
新世纪刚刚掀开扉页， 中国共产党就迎来90岁生日。回首中国共产党90年的风雨历程， 回首中国社会9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和现实总是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党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浙江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90年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脱离党的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遭受损失。虽然我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特别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三)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我们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顾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党之所以能领导浙江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保障民生。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历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民生，从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快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六)必须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
四、 历史的启示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综观中国共产党 年的历史， 正是坚持不懈地实践着“ 三个表” 的历史， 尽管在“ 三个代表” 的实践上， 我们党走过弯路， 例如史无前例的十年“ 文革” 时期，我们党忽视了发展生产力， 极“ 左” 路线占据了主导地位， 给人民利益带来极大损失， 付出过沉重代价， 但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三个代表” 的形象， 失误本身不是“ 三个代表” 的错误， 恰恰是违背了“ 三个代表” 的错误。过去90年， 由于我们能够成为“ 三个代表” ， 我们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赢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展望未来， 我们党只有不断成为“ 三个代表” 才能取得更大胜利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世界怎样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美国: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欧洲:欧盟“中国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接受中国“历史性的崛起”的同时，开始对中国“讲条件”。
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加深过程中，视中国为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给欧洲带来的“竞争”和“挑战”。欧洲在与中国经贸往来中保护主义措施大增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二是对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不舒服”、“不适应”。
3.周边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周边地区的积极作用，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与周边各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往来，与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与除印度、不丹以外所有陆上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视为“好邻居、建设性伙伴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周边国家普遍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他们还希望中国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地区安全和热点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
4.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把中国发展当作自身新机遇，同时也担心竞争的一面。
拉美国家
非洲国家
中东伊斯兰国家强
三、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
。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第五篇：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大岳咨询公司 金永祥
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公商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楼部长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了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知识积累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入中国，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的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此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项目时间较早，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在合同简单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进行项目设计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后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的，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本人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和从事PPP工作的，迄今20年。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点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其英文就是BOT。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在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立了一个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时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研究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了。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名誉主编并题词，这本书成为了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了，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我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的是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其中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尽管它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我国BOT发展史上这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市长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没有实施时，汪市长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汪部长个人因素是这个文件由建设部而不是其它部委出台的原因。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的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了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直接超过了10个，项目经理出现短缺，大岳现在的总监有一半是从03年开始担任PPP项目经理并成为中国PPP咨询领域领军人物的。此后大岳的客户范围每年都会增加三四个中心城市，到2008年同时进行的PPP项目在30个左右。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的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一次在国家发改委开会时一位行业人士提出如果威立雅投毒谁负责。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进行比较，市政公用行业这个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它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上来。 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据说有些企业的授信额度超过了1000亿，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的地方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了。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客观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是很多的，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我们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大岳的业务也随着市场进行了调整，这段时间我们和所有参与城市投资建设的央企、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有过交集。大岳累计完成的PPP项目超过了400个，进行中的项目超过了100个，服务地域达到120个城市，包括30多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传，2013年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楼继伟部长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有益帮助。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发展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我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走出去做自己熟悉的，传播中国经验对己对人都有好处。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我国不仅没有掉进中等发达陷阱反而还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落实的种种弊端。从PPP近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