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启发的影响得到了分析。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1：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能力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场的重心，网络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其不仅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探讨网络公共事件的特征，把握网络公共事件的性质，厘清公共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演化要素，妥善地应对各类网络公共事件，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处置、引导和管理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地方政府；网络公共事件；社会舆论
互联网是人类在20世纪最伟大的基础性科技发明之一，其具有的无界、即时、互动、分众和海量存储、平台集成等特点和功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网络媒体化趋势日益显现，社会舆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互联网正在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信息已经成为第一信息源和社会舆论场的重心。互联网信息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一般问题热点化、普通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个体问题公众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网络公共事件的不断出现，使其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处置、引导和管理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網络公共事件及特征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产生，在网络空间引起网民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诸如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我爸是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微笑门”事件，这些事件刚发生时只是一般的、局部的现象，但由于在互联网络上的快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而迅速发展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不仅给社会心理投下了阴影，还带来了不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安全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应对不及时、不主动、不科学，小事就可能变成大事，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危害。所以，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对各级政府社会的响应能力和应急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对政府官员网络媒介素养和网络媒介水平的重要考验。因此，深入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机理和规律，对地方政府高效处置、有效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传统公共事件的一般特性，如：突发性，即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都难以预料；紧迫性，即稍有拖延就可能进一步升级恶化；公共性，即需要公共权力介入，调动和整合公共资源等等。但是，为区别于传统公共事件，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一些重要特点更需准确把握。
⒈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捷性。互联网对网民的完全开放，拓展了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和表达情感的机会。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微博客网站，所有网民都有条件在网上发声，社会各阶层都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截止2011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13亿，仅新浪微博网友每天发布微博就已超过8600万条。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网络舆论热点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一般来讲，热点事件发生后，2至3小时后就会出现有关网帖，6小时后就可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达到高峰。随着3G时代的到来，使手机上网更加便捷。
⒉网络公共事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近几年来，网络公共事件复杂多样，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2008-2010年在国内发生的148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涉及官员腐败与政府管理、警民对抗以及医患纠纷、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的事件占47%。“躲猫猫”反映的是牢头狱霸的胡作非为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邓玉娇案反映的是官员腐败问题；河南灵宝跨省抓捕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的乱作为；杭州飙车案反映的是贫富差距；“执法钓鱼”讨论的是对执法合法性问题的关注；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爆了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总之，网络公共事件已经从虚拟走向了现实，且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
⒊网络公共事件容易出现群体极端化倾向。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电子邮件服务、电子广告栏、在线聊天和网络博客等都支持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其中，借助这种传播主体的隐蔽性，网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极端化的观点和情绪，形成负面情绪“溢出”效应。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有可能被网民或网络媒体进行“有罪推定”，进而激化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情绪，如仇官、仇富等。匿名状态容易降低人们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进而发生大规模的网络集群的集合行为。
⒋在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真相裹挟着谣言。这些谣言的扩散传播增加了政府处置这类公共事件的难度。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有极强的诱惑性。有的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利用网民的仇官、仇富心态，编造一些千奇百怪的离奇“真实故事”、“花边新闻”、“干部丑闻”；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打着关心民众的幌子，编造和传播一些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消息，以此达到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的目的。可以说，每一次谣言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网上不同程度的炒作，因而应对和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的重中之重。
⒌微博发展迅猛，加剧了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变和规模效应。微博作为新兴的网络应用已成为网络社交的新平台。它以独有的技术优势、足够的社会实践和推动民主前进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微博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微博的海量信息和字数局限性，造成微博只有现场没有真相，只有片段没有整体，网民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猎奇。因此，如何对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的“微舆情”进行应对和管理是互联网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面临的挑战
目前，地方政府互联网建设和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但是，面对国际、国内网上舆论形势的新变化，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方式，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新要求。
⒈网络舆情研判面临新课题。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而且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原因既有基于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因素，又有当下的网络管理尚未提供给网民传播信息尺度規范的因素。在层出不穷的网络公共事件和某些看似“躺着也中枪”的偶然遭遇中，触及到了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城乡融合、公众参与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考察民意焦点指向、确定政府工作重点的一个风向标，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成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当中的一个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研判的重要性，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无动于衷，最终使小事变成大事，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视。因此，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监测研判、回应沟通和危机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的能力，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课题。
⒉网络公共事件应对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发展关键期，同时也是问题凸显期和矛盾多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在京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表明，网络舆论在近七成（67%）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的强大分众聚合功能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也为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在网上勾联、聚集、组织、动员提供了便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给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产生的密集区。近年来，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多以及微博、社区网站、手机短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的大量使用，网络谣言渐呈多发态势，由网络谣言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从2011年网上热点分布情况看，网上关注点从过去关注大城市、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转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 因此，如何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及时进行权威信息发布，有效应对网上突发事件和网络谣言，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⒊依法管理互联网亟待加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水平，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日益突出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诈、网络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网络病毒、黑客攻击等严重威胁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窃密等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然而，我国在依法管理互联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技术手段跟不上互联网发展步伐，三是管理人员力量不足。以吉林省为例：全省9市（州）和长白山开发区管委会，仅有5个地区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全省网宣部门的专门管理人员不超过50人。因此，如何加强互联网管理地方性法规建设，完善互联网管理专门机构建设，建立起运转高效、体制机制健全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⒋驾驭新兴媒体能力急需提高。有关数据显示， 2011年年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信息形态方面，网络信息传播正从以文字形式为主向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形态延伸；在应用领域方面，互联网正从信息传播和娱乐消费为主向商务服务领域延伸，互联网开始逐步进入国民经济的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在服务模式方面，互联网正在从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服务延伸；在传播手段方面，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延伸。同时，互联网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网上舆情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网上舆论形势复杂。因此，如何推动文明上网、文明办网，提高网民素养，理性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实提高驾驭新兴媒体的能力，有效应对各种互联网新技术管理提出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三、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能力的对策
网络公共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表明中国社会的公民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和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
1.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首先，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以增加投入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手段建设，网宣、公安、电信、新闻出版、广电等互联网管理部门要整合资源，规划、建设覆盖论坛、博客、微博、新闻栏目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指挥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测效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严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要建立起网络舆情的搜集——筛选机制，从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出所预设的目标舆情或热点舆情，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干预，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做出正确的舆论方向引导，使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从即时处置型向事先预警型转变。舆情监测系统由舆情站、舆情监测点、舆情信息员三个层次构成。舆情信息员可以运用短信、电子邮箱、在线输入等方式上报舆情信息，舆情监测点对这些上报的舆情要加以整理，分析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再以舆情专报的形式向舆情站反馈，舆情站可以利用舆情智能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做整体分析，及时掌握有关舆情动态并提出预警。同时，还要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舆情监测部门要将网上舆情动态以专报的形式每天收集整理，及时报送。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非法聚集活动、重大灾难等信息，网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网上出现的特别重大敏感的信息更是要一事一报。通过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及时掌握国际、国内的舆情动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的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网络舆情监测的基础上，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展中的各类舆情事件的波及范围、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形成一种价值和趋向判断，最后形成相应的舆情报告的过程。舆情研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定性与定量研判。网络舆情定性分析的特点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舆情的基本面的概括和对舆情走势的预测，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时空研判、民意研判和社会研判三项指数，这三项指标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舆情事件进行综合考察。网络舆情的定量研究是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比如“手机舆情热点话题发现”技术、网络信息处理领域的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政务舆情研判与应对的指标体系，包括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映、行政问责、网络技巧和善后处理等分项指标，据此，一方面，可以对政府舆情进行及时研判，制定预案防止应对失误；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估。
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研判机制。网络舆情的形成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平台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的社会事件，通过对这些网络舆情构成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最终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舆情研判的工作方式固化、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发布机制、反馈机制等。
三是要加强网络舆情研判体制建设。任何危机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不同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网络舆情的内容和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检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主导，结合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强网络舆情体制建设。
最后，要加强网络舆情预警研究。面对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重点监测、认真分析、慎重处置网络舆情，力争将网络舆情带来的风险化解在潜伏阶段，不使其演变成为重大危机。在这方面，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基本建立起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协同配合的舆情预警机制。概括称之为“五个一工作体系”，即建立一套舆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系统，一个舆情分析研判机制，一组舆情引导信息发布平台，一个舆情引导应急工作机制，一支舆情引导专门工作队伍。
2.重点抓好网络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应对工作。首先，要抓小、抓早、抓苗头，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维护稳定大局、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应对工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
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谣言传播所造成的危害。
最后，要制订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各级政府要邀请相关专家、抽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集思广益，制定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不断修订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使其更加科学、完善、切实和有效。
3.妥善处理网络公共事件，明确网络公共事件处置流程。首先，要密切关注涉及地方政府的重大敏感信息。包括：涉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大时政、经济信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食品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敏感信息；涉及企业产品质量、企业形象等重要信息；涉及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信息。
其次，建立网络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分级制度。在出现网络公共事件或发现网络谣言后，根据预警级别和相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制止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
再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在网上及时进行权威信息发布；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大决策和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事件及处理结果的网上通报；澄清虚假信息和不完整信息，驳斥网络谣言，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听取网民意见与建议，并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及时进行网上答复等。
最后，要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在政府的省级层面，协调联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推进合署办公，比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模式，分别由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同志兼任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二是由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集省直互联网管理和应急各相关部门，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最大限度地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三是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设RTX网上工作交流平台，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系沟通和信息传输，形成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的合力。
4.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依法管理互联网。首先，要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建设。设置专职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国家有关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针、政策，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牵头处置互联网信息内容引发的突发事件等。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按照上述两个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机构建设，明确专门机构、确定专门人员、落实工作责任。
其次，要加强应对网络谣言专门队伍建设。各级宣传、网管、公安、通信等互联网管理相关部门要注重吸纳和培养高水平的网络理论和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一线网络评论人才、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应对网络谣言的专门队伍。同时，进一步加强由核心网评员、重点网评员和普通网评员组成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组建由各领域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为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提供人才支撑。
最后，要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治谣、止谣。公安司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查实、惩治网络谣言传播者和造谣者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立法、执法部门在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依照我国现有的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或发表诽谤、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者，要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5.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表现不佳，为此，要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虚拟社会新形势的要求，提高应对网络媒体及处理网上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常态化、全覆盖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和学习，全面提高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和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使其在网络的常态宣传和应急处置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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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作者：张春艳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2：
事实推断偏向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应对
摘 要：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启发的影响得到了分析。归纳的单调效应被认为在指向性趋同信息出现时，将增加或坚定事件中的趋同者，并导致参与者的规模急速增加；证真偏向被认为在结构性相似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将急剧减少参与者的批判与质疑行为，从而导致参与者的一致性轻信行为和观点的迅速趋同；可得性启发被认为在媒体的长期负面报道或网络平台反复推送负面信息的作用下，将导致事件的参与者将或然性的小概率负面事实认定为必然的负面事实；这三项事实推断偏向的上述效应被认为最终将助推甚至直接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或改变其演化路径。因此，发布可信赖的异质性信息、改革评论信息的排序规则以及提供信息阅读的外在辅助工具等对策有助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平息。
文献标志码： A
关键词： 事实推断偏向；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干预策略；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可得性启发
一、引言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民通过利用网络这一新型的传播工具基于利益表达和诉求的一种集体行动〔1〕。目前，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其形成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在其形成机制方面，研究者较为系统的探讨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中的社会背景因素〔2〕、管理因素〔1，3〕、新闻传播因素〔4〕、技术因素〔5〕以及心理因素〔6～7〕。其中心理因素的探讨因其可以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科学层面的干预方案而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因素探讨中已有研究者指出其存在诸多疏失，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别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层面探讨不足〔6〕。本文想指出的是，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制中，参与者的推断特征是有别于现实群体性事件其他心理因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在網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尽管由网络连接而产生联系，但是毕竟不如现实群体性事件中那样存在多种的、现实的互动方式，他们仅存在单维的数字联系。在这种单维的联系中，推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即便认为推断是一切决策和行为的基础亦未尝不可。其次，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诸多事件之所以维持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状态，是因为在事件的演化过程中，参与者依据事件的原始信息做出一个一个新的推断，从而将简单的原始信息丰富，使它蕴含多层意义，包含多种发展方向，并最终为事件的演化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甚至在一定情境下，推断也同时提供事件维持热度的能量或演化的动力。例如，在雷洋事件中，事件参与者从各个方面做出了推断。这种推断既是参与者各种行为的基础，也维持了事件的热度，以及导致了事件最终的演化结果〔8〕。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从参与者推断特征的角度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者甚少，仅有张郁运用认知偏差（易得性启发、代表性启发、归因偏差）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推断因素做了简单的分析〔9〕，其他一些研究则仅仅提到认知偏差，而没有做任何推断因素层面的分析〔10～11〕，这与前文所述的重要性是极其不符的。为抛砖引玉，本文试图对这一因素予以分析，并将关注点聚焦于推断因素中的一个特殊因素——事实推断因素——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所谓事实推断是指就某一事实是否发生，是为真抑或为假而发生的推断。人们事实推断的特征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十分重要，因为所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涉及事实推断的问题。首先，在自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中的诸多信息都未经过严肃的审查，也非出自专业的新闻人士之手，其传播的信息本身便存在一个真假判断问题或可信度判断的问题。其次，任何信息文本都存在被演绎与推断的（即所谓脑补）空间与可能，都未严密到对任何可能做具体描述的程度。因此即使经过严肃审查的信息或出自专业的新闻人士之手的信息，信息本身也并非严密到无可演绎的程度。此时参与者对网络信息未予以描述或规定的部分或空间做何种事实推断也非常重要。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认知心理学特别是思维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们的事实推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便是人们在完成事实推断时会发生诸多偏差（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偏向包括：归纳推理中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可得性启发等等），表现出非逻辑性的一面〔12〕。这与人们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是否存在关联十分值得关注。
二、基于事实推断偏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
（一）归纳的单调效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影响分析
归纳的单调效应是指人们在通过归纳得出结论、形成观点的过程中，当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越多、越一致时，人们接受该结论的信心便相应越强的效应。例如：在Nisbett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首先让参与研究者想象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有一种Barrato人。然后分别问参与研究者在已经发现3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得出“所有Barrato人都是胖的”这一个结论的信心，和在已经发现了20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得出“所有Barrato人都是胖的”这一个结论的信心的差别。结果发现，参与研究者在只发现了3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下，其推论信心明显不如已经发现20个Barrato人都是胖的情况，呈现出典型的归纳的单调效应〔13〕。
归纳的单调效应可以预测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指向性趋同的评论将推高事件的爆发程度。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与Nisbett等的研究类似的情形，即在相关事件的评论中出现的观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结论指向性趋同。此时这些评论就犹如Nisbett等研究中的一个个Barrato人，这些评论的共同指向便犹如Nisbett等研究中的“肥胖”特征。因而其产生的心理效应也将类似：网络舆情事件的参与者对得出评论所指向的结论信心大增，从而最终导致接受评论所共同指向的结论，并参与点赞或发表与之类似的评论。显然，这种个体层面的信心增加反映在网络联结下的群体上时便是网络中持相同观点者急剧增加。当这一舆情事件具备了公共参与性质时，它便将演化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具体以邓玉娇案为例。在郭浩（2013）对邓玉娇案的定量研究中，分别分析了事件潜伏到爆发前的过渡期、发展期、全面爆发期和消亡期四个阶段中事实类、声援类、评论类、质疑类、评论延伸类、传言类、愤慨类以及其他类八个类别帖子的百分比〔14〕。通过对郭浩（2013）数据的再分析发现，取帖子中百分比最高的两类帖子的百分比为事件参与者指向性趋同的指标①，其变化趋势分别是：潜伏到过渡期39.5%（声援类21.6%+评论类17.9%），发展期43.4%（评论类28.1%+质疑类15.3%），全面爆发期50.9%（评论类28.7%+质疑类22.2%），消亡期44.1%（评论类29.3%+质疑类14.8%）。从事件趋同性指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事件趋同性指标最高的点，也恰好是事件全面爆发期；同时随着趋同性指标逐渐上升，事件逐渐爆发，当趋同指标下降时，便到了事件的消亡期。根据归纳的单调效应成功地预测指向性趋同对事件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
归纳的单调效应还可以对大量的、性质雷同的新闻报道推高与之相似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现象予以解释。媒体的本性除了求新求异以获取新闻价值外，另一个本性则是跟风蹭热度。某一博人眼球的新闻产生后，往往产生大量的、性质雷同的事件报道。例如在红黄蓝虐童新闻报道后，出现了秦皇岛金贝贝幼儿园虐童报道、南京栖霞一幼儿园老师殴打男童的报道、携程亲子幼儿园虐童报道等等〔15〕。从归纳的单调效应来看，这种大量的、雷同性的报道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有助推作用。首先，根据归纳的单调效应产生的条件，媒体大量的雷同的报道将产生单调效应，即网民根据初始的报道所接受到的观念或形成的印象随着类似报道在短时间内的增加而会变得逐渐增强。其次，单调效应的产生同样会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某一个领域更容易发生。因为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塑造了大量观念相似的网民，从而为某一类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准备了参与者和认知上的契合点。因此，归纳的单调效应除了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即刻影响因素如何起作用外，还可以解释一些宏观的背景因素、基础性因素如何起作用。
对于指向性趋同的评论推高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象，以往研究往往运用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进行解释。显然这些解释忽视归纳的单调效应的作用，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可能；此外，也可能导致一些偏差，将可能是单纯由归纳的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效应似是而非地解释成了从众效应或群体极化效应。已有研究者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在一些情形下并没有现实事件中那么强烈的人际压力，事件的参与者是以个体的形式相对孤立存在的，再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属性更是增加了这一倾向，因此有时从众效应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限，甚至不存在。因而，在这些情境下的指向性趋同现象用从众效应解释并不合适。群体极化的道理类似，缺乏强烈的现场气氛感染与相互影响，指向性趋同的现象在一些情境下是否是群体极化的结果同样非常值得怀疑。
对于大量的、性质雷同的新闻报道推高与之相似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现象的解释，以往研究者也从污名化、标签化以及刻板印象的角度予以解释。但是，污名化、标签化和刻板印象效应的解释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它们的解释的对象主要是人或者由人构成的一些单位，如最近被网民认为变坏的老人和前文所述的幼儿园等等。但是一些新闻报道重复的对象是事件模式或非人的客体。此时运用上述概念进行解释则不如本文提出的归纳的单调效应的视角合理。例如，医患关系重复的是医生与病人的冲突状态，说病人或者医生污名化、标签化或刻板印象均有偏差，那么认为这一类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存在污名化、标签化效应和刻板印象则是不合适和逻辑不通畅的，但是认为存在归纳的单调效应的影响则依然是合理的。
（二）证真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影响分析
证真偏向是指人们在推断的过程中，倾向于收集与自己已有观念一致的证据，以支持其为真，而不注意收集与自己已有观念相反的、否定性的证据，以推翻它的推断偏向。华生很早就做过一个实验，他在心中依照后面的数比前面的数大的规则写下“2，4，6，8”四个数，然后要求实验参与者猜测他写下的这四个数所遵循的规则。猜的方式是猜测者也写下四个数，然后询问是否符合华生原先写下“2，4，6，8”四个数时的规则。结果发现参与者写下的规则大多与自己的猜测方向一致，很少有参与者写下与自己猜测方向不一致的数字，出现了明显的证真偏向。后续的研究说明证真偏向广泛地存在于医生的医疗诊断、科研人员的论文审稿、民众在食品领域的社会推断等领域〔12〕。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也需要与医生诊断、科研人员审稿一樣，对诸多观点、观念的可靠性以及它受到证据支持或否定的情况做出判断，因此其中必然也存在证真偏向及其影响。基于这一点，再结合网民结构性相似的观念可以对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现象进行解释。
所谓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是指在群体水平上存在的系统性一致的观念。我国用几十年完成了他国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而使得这个时代一直处于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变迁之中。这种急剧发展与迅速变迁为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所共同经历，塑造了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结构性相似的观念。除此之外，接受了类似的媒体影响、有着类似的心理特征或兴趣爱好等的人群也会在亚群体水平上存在结构性相似的观念。因此，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普遍存在。
首先，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轻信现象。在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事件一开始的报道实际上存在多种可能，甚至报道中本身已经存在诸多令人质疑的表述与逻辑漏洞。然而实际情况是，参与者并未对事件的表述提出质疑、批判和讨论，而是轻而易举的相信了事件的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口诛笔伐。比较典型的是目前被称之为逆转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事件，例如大妈碰瓷玩具车〔16〕、暴打女司机事件〔17〕等。以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为例，事件的初始信息所提供的唯一证据是一个大妈坐地不起，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开着玩具车以及小女孩母亲与大妈在对话，对话的内容从视频中无从知晓。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视频证据，它对大妈究竟是碰瓷还是真被撞而言完全是中性的，既无法支持被撞，也无法支持碰瓷。与此同时，大妈碰瓷玩具车的信息也过于违背常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然而证据的无效性以及事件的有违常理性都未阻止参与者将初始信息信以为真。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为何会如此轻信事件的初始描述？可以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初始信息的描述与人们前期形成的老人变坏的观念一致，人们发生了证真偏向，因此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事件的初始描述。进一步的，当这种事件的初始描述与观念的一致性发生在群体水平时，也即事件的初始描述与群体的结构性相似观念一致时，证真偏向便在群体水平上发生，整个群体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事件的初始描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遇上事件具有公共参与性质时，便形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次，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出现这一现象〔18〕。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事件爆发后，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以突然而迅速的方式出现。依据常理，事件爆发后要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应该经过网上讨论和辩论的过程，这期间可能有观点的分歧与整合的现象，甚至这种现象在辩论与讨论过程中以类似的形式反复发生，从而在较长的时间以后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状态。然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却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其中的过程：第一，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作为一种静态的存在，网络舆情事件的描述或期间的评论要与之匹配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期。第二，这种偶然性一旦发生，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由于相关信息与参与者所持的观念一致，相关的批判、否定性证据的收集几乎都不发生，因此匹配后接受这一信息的速度将非常迅速。
除了与结构性相似观念结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做出解释外，证真偏向对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所谓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方有目的、有组织的推动下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网络群体性事件由于出于专业组织之手，往往以一个较具迷惑性、多数参与者都认同的初始信息为锚，然后在后续加推的评论中进一步引导出希望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这过程中，这种加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认为存在证真偏向的作用。起锚作用的信息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拥有结构性相似观念的群体，然后以此观念为基础，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提供似是而非的单向证真的相似观念，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都将逐步被接受，直到出现希望操纵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为止。上述过程总体可以用图2表示：
对于上述现象中的轻信问题，以往一般从社会情绪宣泄的角度予以解释。社会情绪宣泄与证真偏向都指向非理性的问题，但是二者最终的指向不同：一者指向认知本身的缺陷问题；一者指向非认知问题。证真偏向的分析视角对以往研究予以了重要的补充，也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人群突然出现观念趋同的问题，也有研究者从从众与群体极化的角度解释。然而，从众本身是以一定规模人群的聚集为基础的，因此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为何聚集规模由较小发展为巨大的问题，却很难解释事件爆发的阶段其初始规模是如何从无到有聚集起来的问题。群体极化的概念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观念趋同的问题，但是群体极化是以群体成员间在一定时间内的互动、讨论和辩论为基础的，是一个由非极化状态渐进地演化为最终极化状态的过程，它并非一个迅速而突然的过程，因此群体极化很难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观念趋同的结果往往以一种突然而迅速的方式出现”这种现象。
（三）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可能影响分析
所谓可得性启发是指人们对某一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不是依据其客观发生的概率，而是依据其在头脑中提取的容易程度来进行的推断偏向。以空难人数和汽车车祸死亡的人数估计为例，实际上客观统计的结果是汽车车祸死亡的人数远高于因空难而死亡的人数，但是因空难往往一次性死亡的人数巨大，且媒体非常关注此类事件，因此人们头脑中存储的空难事件比车祸事件提取起来要容易得多，在做相關判断时，易做出空难人数多于车祸人数的判断〔12〕。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对事实进行推断时，参与者实际上均没有相关证据去检验某一论断成立的可能性，而只是依据某一事件已有的有限信息结合真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做出判断。因此，其实质上是一种或然性的概率判断，这便有了可得性启发发挥影响的土壤。
具体而言，从可得性启发偏向的影响出发，如下现象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1）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中，事件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受到了媒体一直以来对与之相关的一些事实报道多寡的影响；（2）人们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往往只关注某部分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例如，山东疫苗事件在网络中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恐慌，构成了典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且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还表现出参与者并不会注意区分所了解到的信息是否来自该次疫苗事件、是否与该次疫苗事件相关以及一些信息是否存在明显的诱导偏向和传播目的等特征〔19〕。民众这种反应固然可以从社会对疫苗问题关注度高的角度予以解释，但是也可以从人们依赖可得性启发进行判断的角度予以解释。首先，经历了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江苏造假疫苗事件、大连金港问题疫苗案、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涉及疫苗的舆论风波后〔20〕，可以认为人们头脑中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问题疫苗事件的信息，但是由于无问题疫苗不会成为新闻被报道，在人们的头脑中不会累积此类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无问题疫苗仍占绝大多数，接种到问题疫苗的可能性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但是从头脑中的可提取性而言，也即可得性而言，问题疫苗信息的可得性要远远高于无问题疫苗信息的可得性。因此当山东疫苗事件爆发后，由于存在偏差的启发式思维相比严谨的分析式思维更容易被人们采取，所以人们依据可得性启发判定事件非常严重，比较容易发生在自己身上，毕竟事关健康，高度关注、高度恐慌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其次，由于启发式思维本身是一种不完善的思维，不会对事件本身的信息做十分完备的了解才完成。在该思维引导下，人们不会关注到山东疫苗事件中的一些特殊性，例如，疫苗由正规厂家生产，最大的风险只是疫苗失效；一些自媒体推送的信息是以往类似事件中的旧信息（比如《疫苗之殇》的文章是2013年的），且是经过断章取义式截取的信息〔19〕。
另外，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不仅仅与媒体长期对某一类事件的报道相关，也与近期媒体对某一类事件较为密集的报道相关，这一现象在前文是运用归纳的单调效应来解释的，实际上它也可以从可得性启发的角度来解释。在Web 3.0时代，信息是以多终端同步的方式主动且多次推送的，这不仅使得一些信息无需主动获取便能得到加工，而且使得一些信息要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只需达到可再认水平，而不需要达到可回忆水平便能实现。在这种情形下，信息在大脑中的可得性也可以因短时间内密集的信息推送而改变，并不一定需要长期的大量报道才会发生改变。因此当一定时期内某一类相似的事件被密集报道时，人们依据可得性启发也将认为这类事件很严重，从而高度关注它，并激发出较强的负面情绪。但是这种依赖信息推送而建立在再认水平的可得性改变很可能因信息推送的撤离而消失。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当媒体的关注消退以后，人们的关注也随之消退。
综合上述阐述，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与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图3所示的机制：
三、基于事实推断偏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分析
推断偏向本身的矫正也是有一定困难性的，从而使得促进推断偏向改变的手段亦不是太多。但是对受到事实推断偏向影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言，目前有关推断偏向的促进研究依然能为事件的干预提供不少借鉴。
首先，在归纳的单调效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干预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单调效应较容易受到证据异质性的影响〔13〕。例如，针对“所有的鸟善飞”这一结论，随着支持这一结论的同质性证据不断累积，不断地发现“麻雀善飞”、“乌鸦善飞”以及“老鹰善飞”等鸟善飞的证据，将出现归纳的单调效应，人们的归纳信心会随着证据的累积不断地增强。突然出现“鸵鸟不善飞”这样一个异质性证据，则人们的归纳信心将迅速降低。因此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作用可以如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设置网络信息发布员；及时提供异质性的证据。不过基于归纳的单调效应所产生的助推作用而提出的策略与以前基于其它分析视角所强调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提供证据的信息员必须是网络参与者可信赖的一方，否则相关的证据也会因信息源的问题而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干预的效果；第二，异质性的证据要及时发布，如果发布过于迟缓，其证据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其次，在证真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的干预方面，以往有关证真偏向的研究表明，主动提供否定性证据以及利用记忆效应、内容效应、匹配偏向现象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证真偏向。例如，对于结构性相似观念与证真偏向所产生的轻信和大规模参加者观点突然而迅速地趋同现象，可以通过要求建设网站的主体单位切实履行信息传播的主体责任，进行技术革新，做到当参与人群达到规定的规模时，必须采用最受欢迎的观点与最不受欢迎的观点交替呈现的方式呈现评论，而不是采用从最受欢迎的观点到最不受欢迎的观点排序的原则。这在技术上并非一个难题。
最后，在可得性启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助推干预方面，以往研究表明，对于运用可得性启发所产生的偏差可以通过提供客观的、外在的表征工具予以辅助矫正。例如提供事件子集与总集间关系的韦恩图、嵌套关系图或树状图等可视化的表征工具或文字表述的工具，这种辅助工具有助于改善可得性启发这一类的概率判断的偏差。具体运用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干预与应对中，以前文所述的与疫苗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为例，可以由权威方提供类似这样的外在文字辅助表征：如果用纸上的一个1cm2的点代表目前被新闻媒体质疑的所有疫苗数量，并用相同大的点代表与之相同疫苗的数量，那么代表中国所有疫苗的数量所需的点数形成的面积将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面积。通过这种外在的、权威且形象的辅助表征，帮助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克服对可得性启发表征的依赖，以达到令其做出正确判断的目的。
四、研究展望
本文从事实推断偏向的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加强了对以往研究者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中所忽视的推断因素的研究，特别是事实推断偏向因素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初步的尝试，本研究存在很多不足，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未来可在如下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1）目前思维心理学有关事实推断偏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21〕，除本文涉及的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启发之外，还包括诸如再认启发〔22〕、代表性启发〔21〕、锚定效应〔21〕、匹配偏向〔23〕等众多推断偏向。再认启发、代表性启发等推断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是否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何种作用是未来研究的方向。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中，加推者以标题党的形式将一个新的事件冠上一个与之前爆发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相似的标题进行加推，并能屡屡成功。这背后是否是因为参与者采用了再认启发，根据标题这一再认线索，将新的事件再认为是与以往事件性质相同的事件，从而不仔细阅读新事件的内容和分析新旧事件间的区别，直接依据再认所激活的记忆便做出事实判断的结果？又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过程中，事件往往已经被证明为谣言，但谣言依然需要较长的事件才能平息，这是否与锚定效应相关？
（2）本研究在探讨事实推断偏向时，以抽离的方式单独分析了归纳的单调效应、证真偏向以及可得性啟发的影响。然而这些推断偏向因素之间可能会以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方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例如，可得性启发作为一种受媒体影响很大的概率推断偏向，可以为证真偏向发挥作用所需的结构性相似观念的产生发挥助推作用。又如，归纳的单调效应可以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即时、在线的证真偏向的产生提供结构性相似观念。再如，证真偏向可以加速归纳的单调效应所要求的趋同性意见的形成，从而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本文对上述问题未展开详细分析，今后研究中应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事实推断偏向因素还有可能与其它心理效应共同作用，以一种相互交互、调节的方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产生作用。那么事实推断偏向因素与其它效应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所起的效应强大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
（3）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可以互补。质性研究可以避免实证研究碎片化水平的缺陷，而实证研究可以避免质性研究缺乏实证证据支撑的缺陷。本研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对事实推断偏向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做了宏观的整体分析，未来以实证的方式探讨每一种事实推断偏向究竟在实际情况中是否产生了作用、产生了多大作用便是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取百分比最高的两个帖子的百分数作为趋同性的指标，理由在于，若帖子内容趋同，必然集中在少数类别中，而不是平均分布，故合成指标的类别数占少数几个类别是合理的。本文此处分析中只占总类别数1/4；此外，之所以不取最高百分比的类比为指标，是为了防止类别划分的人为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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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艳艳）
作者：李小平
打医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3：
“哲学语文”
编者按
语文教学积弱已久，有人胼手胝足，忙于灌输知识、拼抢分数，也有人心骛八极，戴着镣铐设法突围。去年开始，有新锐教师和语文专家将哲学思辨引进了小学语文课堂，如浙江新生代教师郭初阳、江苏省特级教师李庆明等。今年3月下旬，在杭州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也以“儿童与哲学”为主题，有教师还将自己的理念在课堂上进行感性演绎，场面热烈。这些探索无疑很有价值，但问题也不少——或胶柱鼓瑟，或流于艰深晦涩，或将公民课与哲学教育混为一谈。
哲学和理性思辨进小学课堂，于孩子既是需要，也是可能。马修斯在《童年哲学》里也说：“成人要把哲学做好需要培养出这种天真，而对儿童来说这种天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领悟哲学的能力比大人强，只是孩子们所拥有的清新、率真的天性，能够更自然、快捷地直抵哲学的本质和意义。”日常教学经验也告诉我们，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都反映了哲学的内外禀赋，他们的言谈，也经常触及哲学奥秘的问题……
近年来，杭州市的一些青年名师大胆地开展了在“哲学语文”的教学尝试。今年4月中旬的拱宸桥小学，杭州师范大学任为新老师受邀开设了一堂关于理性、关于哲学的实验课，师生讨论热烈，大家轻松愉快但又不失深刻地共享了一场既是教育也是哲学的思想大餐。现请任为新老师整理奉上，与读者共享。
一、课堂实录（另附）
师：同学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任，来自杭师大，你们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毕业于杭师大，我教过他们，所以我是你们老师的老师，大家要叫我……
生：师爷！
师：好，师爷！但今天上课，大家叫我任老师就行。本来我到你们学校挺高兴的，校舍那么漂亮，有那么多的熟人，但后来碰到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有了疙瘩。
生：什么事情？
师：我碰到以前一个学生，就是你们学校的老师。我跟他打招呼：“×老师你好！”但他居然不睬我。
生：啊？ 他没看到你吧？
师：看到的，他也认出我来了，但他就是不睬我——我后来想起来，有一次我考试没让他及格，这老师到现在还记恨呢。
生：不会吧？是当初他没考好，还是你批错了？
师：现在也说不清了。问题是，我等一下如果再在校园里碰到他，要不要和他打招呼了呢？
生：要打的。
师：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他都不理睬我，第四次、第五次我还要跟他打招呼吗？
（这时孩子们开始争论，大部分说不要打了，再打就太没面子了）
师：不打招呼好理解——我犯贱哪。但我也听到了，仍有同学说要打的，就是五遍、六遍也仍然打，我想听听这部分同学的理由。
生：见到师长要主动打招呼，表明我们是讲文明、有礼貌的孩子。
生：这是《学生守则》里的话，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打招呼。
师：呜哇，这位同学太厉害了，见到熟人，要主动打招呼，表明我们讲文明、有礼貌，这和对方睬不睬我有没有关系？
生：没关系。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睬我，是他不对。我如果再也不理睬他了，我就和他一样，也成了没礼貌的人。
生：如果我打招呼他不理我，我再不理他，我们两个人就再也不说话了，成了仇人了。但如果我四遍五遍地一直打，他肯定会不好意思起来，最后也就理睬我，结果我们又成好朋友了。
师：呜哇，拱小的小孩子太厉害了。（教师板书：“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坚持做”。）现在我们知道了，尽管做起来有点难，但要记住，是哪一种方式好？
生：仍然坚持打招呼的好！
师：好，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教师打出投影，孩子们默读）
“被困的小鱼，有成百上千条，浅水洼里的水正在被沙粒吸收，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干死……前面有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在每个水洼前弯下腰去，捡起里面的小鱼，用力地把它们扔回大海。看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对小男孩说：‘水洼里有成百上千条小鱼，你是捡不完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捡？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鱼扔进大海，不停地叨念：‘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师：这篇课文，我们以前学过，叫《浅水洼里的小鱼》。现在谁来说说，是大人说得有道理，还是这孩子很傻？如果是你，你捡不捡？
（课堂有争论，经教师引导，最后归纳）
师：这里的大人不对，他做事情老想着有没有人表扬、有没有奖金，反正救不了几条干脆不救……这些都是功利的、庸俗的想法，是不对的。里面的孩子做得对。看到有生命受威胁，就尽力相助，这和救得了几条、有没有人在乎不相干。（教师回到板书）这就叫“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坚持做”……同学们好不好理解？
生：好理解。
师：好，这是正的一面，现在我们来看反的一面。你们说，打人对不对？
生：不对。
师：说得很好，记牢你自己说的话。如果是别人不好，他还打了你，你打回来吗？
（课堂又起争论，有说不打回来的，有说要打回来的）
生：我爸爸说的， 别人打了你，要打回来，你要打得比他更凶，打得他下回不敢惹你。
师：好，我们先不说该不该打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教师播放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片段，情节为一个叫安东的家长带孩子去公园玩，因为争秋千孩子间发生争执，他前去劝架，对方家长不分青红皂白扇他耳光，但他没有还手。回来之后同去的大孩子气愤难平，觉得爸爸吃了亏，找来打人者的住址告诉爸爸，巴望他找人报复。父亲觉得没法息事宁人了，因为孩子心里的结没有解开，他就带着孩子前往打人者的住所说明原委，希望对方有点歉意，以便让孩子知道暴力的错误，理性是和解的最好方法。不料对方不解苦心，三言两语后又动粗打人。此刻父亲仍然不还手，而是冷冷看着他说，“你真是个傻子，你也就这么点能耐，你伤害不了我……谢谢你接见我。”然后镇定地带孩子们离开。情节很震撼，看完之后教室里一片肃静）
师：同学们，我问大家，这两个爸爸，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强大？是力气大的、打人的那个，还是不还手的那个？
生：不还手的那个！
师：可是打人的长得魁梧，力气大，打起人来很厉害，你怎么不说他强大呀？
生：打人的人很粗鲁、很愚蠢，他不懂道理。
生：被打的很镇定，他是为了对方好，为了大家好，能忍住不还手的，所以他才厉害，是真正的强大。
师：大家说得很好。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一个“恿”字），我们都知道这是“怂恿”的“恿”字，但谁知道单独的“恿”字是什么意思？
生：不知道。
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勇敢”的“勇”字啊，是古代“勇”字的异体字，《康熙字典》上有。大家看，下面的“力”原来是“心”，真正的勇敢不凭力气，而是凭内心的强大，多好的一个字。里面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我们特别要记住，“如果他打你，你打回来，你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他打你，你报复，他找帮手、你找朋友，结果就爆发混战，我们的世界会成什么样子？”（教师还可以补充一点，那位不还手的父亲的内心为什么会那么强大呢？原来啊，他是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派到非洲战乱地区行医的医生，这次是回家探亲，在非洲，他见到了太多的流血冲突，知道都是因为人的不理性引起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暴制暴的方式）
生：老师，那别人打我，我就让他白打吗？
师：你可以告诉家长、老师，可以报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你不可用“打回来”的方法。大家刚才说了，打人是错的，我们就拒绝做呀。
（教师板书）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是讲了一个字（“恿”）、两句话（“知道这是对的，我坚持做；知道这是错的，我拒绝做”）和三个故事（“不理睬”“浅水洼里的小鱼”“更好的世界”），有没有不懂的？
生：没有！
师：好，拱小的小朋友就是厉害，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可是哲学问题。
（教师打出投影，康德的头像和康德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摘录——）：“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纯粹理性（pure reason），支配意志和行动，此乃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当人出于理性选择准则而非外部因素、因果关系、自身处境而行事，才可称完全自律、具超越性、理性的人……我因遵循法则而崇高，该法则乃自主决定、自愿服从，我对其负有责任。”
师：这就是哲学家康德，他的书是全世界公认最难懂的，但实际上他的这番理论说的就是我们早上讲课的内容，你们说难吗？
生：不难。
师：康德的书，老师现在不要求你们去看——你们可以看看一些哲学家的故事书，但我们要知道，哲学讲的是最高的道理、最对的道理，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对我们的人生有指导意义，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以后我们长大了，就一定要读一点哲学的书， 不然我们就成不了理性的人，我们就只会和动物一样地活着……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老师布置两个作业，一是把我刚才放的电影片段拷回去，放给爸爸妈妈看，你要做小老师，告诉他们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内心强大。第二个作业是结合今天课堂上讲的，写一篇小作文，片段也行，题目是“遇到倒地的老人，我扶不扶？”你要想仔细了再写，现在有人倒地上，你去扶了，是会有被赖的风险的哟。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二、 讨论
王崧舟：任老师的这堂课里，我看到了一种精神，有点类似于古代读书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先说两则社会新闻。一是娱乐圈甄子丹和赵文卓骂战，舒淇出来说了两句公道话，有网民就把她早年的艳照翻出来挖苦，结果舒淇一怒之下删除了全部微博。二是3月23日哈尔滨医大一院有患者因纠纷将一名医生捅死，并造成3人受伤的后果。这已经够悲剧的，但更可怕的是，某门户网站对此进行了调查，选项为“愤怒”“悲痛”“无动于衷”“高兴”。结果在参与的6161人中，选择“高兴”的居然高达4018人……
太令人吃惊了，我们现在怎么了？人心粗鄙、道德沦落，我们的社会成了火药桶，一丁点儿的情绪可以被轻易扭曲、无限放大，暴力语言漫天飞舞。我想起了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温家宝总理最近就王立军事件答记者问时提到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忧心忡忡，说“文革”的重演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温总理担心的，也就是我上述的忧虑。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就是“罔顾原则、理性缺失”，没有精神的高度。不是几个人，而是大量的人，那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任老师这样的课，就是我们当前基础教育中很需要的，如果做老师的都不关注这个问题，不在这方面有所担当，那我们真是前途堪忧了。
这堂课，不是语文课，不是科学课，不是社会思品课，而是一堂讲理性的课。人之为人，有别于动物，最核心的就是理性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所有学科，甚至是所有教育的根本和原点，但我们一直疏忽了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的泥潭。所以今天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部门，甚至是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都难逃其咎。
任为新：王老师说得很对，现在社会的不正常，根源在于“罔顾原则、理性缺失”，教育部门、老师们有责任，但这也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无疑非常优秀，有许多精粹值得发扬光大，但其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非理性成分也很多，因为儒家思想一直统摄我们的民族精神，其缺陷带来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比如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告发了，孔子说这不应该，因为违反孝道，这就可归为公共理性缺失（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关于这些黑格尔有过论述，说孔子只是个世俗智慧者，缺乏思辨的哲学，他的道德教训是善良的，但也是世故的、圆滑的。在黑格尔看来，《论语》价值不大，里面鲜有自由的内心情感，是非主观的自由。（《论语》）“毫无出色之点……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参见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国哲学》）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说的不无道理。
蒋军晶（青年名师，杭州天长小学副校长）：任老师引用的黑格尔批判孔子的话我也看到过，我们心目中的祖师爷被西方人批评，感觉很刺耳，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重伦理、重人情，遇事讲究变通、讲究灵活处理，这些用好了都是优点，用之失当就会养成罔顾原则的习惯，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效果。我们现在是“有选择性”地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说“好的”我就继承，“不好的”我就扬弃，而是说“对我有利的”我就继承，“对我不利的”我就扬弃，是一种非常功利的做法。
说起在小学教育中推广哲学和理性精神，有人觉得及时和必要，有人以为这是好高骛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也涉及了任老师这堂课存在的理论基础。换一个说法就是，哲学到底是什么水平上的思考？儿童可以讨论哲学吗？其实哲学和年龄无关，凡有思考，就会牵涉到哲学。我们学校最近承办了“亲近母语”研讨会，主题就是“儿童与哲学”。我上了一个公开课：《孔子的伦理哲学》，特级教师周益民上了《庄子童话》，新锐教师郭初阳上了《和苏格拉底对话》，反响都不错，在场的老师和孩子们都能够理解。当然，你不能用哲学家讲哲学的方式来讲给孩子听，文学里的哲学和哲学里的哲学、生活里的哲学是不同的……
王崧舟：我们文化传统的主流核心价值是儒家思想，后来的宋明理学、阳明心学也一脉相承，如果放到哲学层面，相当程度上属于实用主义哲学。统领的文化如此，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追求的也就是实用，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缺乏应有的高度，越到现在，看起来是时代进步了，但实际上，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越来越被矮化。古代还讲究平衡、内敛、和谐，现代讲究个性、讲究张扬，拜物主义、金钱至上也就赤裸裸地走上社会前台来了。虚拟网络也好，现实社会也好，你去看，我们现在有自律吗？有“人在做、天在看”的那种敬畏吗？没有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甚至是哪个国家像我们现在这样，沾有社会情绪化的网络表达成了一头怪兽，可以对社会舆情、法律甚至国家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说到底，网络是机器，是技术，背后还是人在用，如果人是不理性的，那么先进技术只会让人类更加的异化，发达的网络技术让情绪更容易催化、发酵、无限地放大，造成的危害也更巨大。可以说现代技术是双刃剑，用好了于社会弊病能够披荆斩棘，但为盲目情绪控制，也能够让一个民族遍体鳞伤。
朱红（青年名师，求是教育集团竞舟路校区校长）：我和王老师有同感， 这个课是“四不像”——语文课？思品课？综合实践活动？哲学课？都是，又都不是。我们现在许多语文课，缺点就是太像语文课了。我没有哲学专业背景，对“哲学课”进小学我也没有清晰的概念，我感觉这节课更像是一篇“思维的散文”，形散神不散，其中有很多貌似随意、零星、独立的片段，但它们背后都有缜密的逻辑关系，有执教者精心的布置和设计。有许多问题都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它们是认知的、人生的“两难抉择问题”，同学们退课的时候说的“纠结”，指的就是这些，这对孩子们的思辨能力、对他们的精神成长有好处。
听任老师的课，好比“冷眼看世界”。无论是以前的“拔苗助长”，还是今天的“哲学语文”，都有这个特点。他说自己是“语文圈外玩票的”，但许多时候圈外人更能够看出问题，我们天天浸淫其中，熟视无睹，精神都麻痹了。课上播了一个出奇冷峻、理性的外科医生视频，他面对的是人的躯体，而任老师解剖的是孩子的、教师的思想。比如分析《开国大典》第一段的排位，我们从来不会去那么解读，但经他一点，确实是这么回事。表面上说这是人民的国家，但实际上作者满脑子都是“官本位”思想。这也触及了我们文化中那根敏感神经，表达了执教者的独特思考：人民重要还是主席重要？学生重要还是局长重要？本真的教育就是让学生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有理性思辨能力、有独立人格，但我们寻常的语文课里有这种意识吗？突然想起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自己撰写的碑文：“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美国总统”头衔却被省去了。
听课时有老师嘀咕：“今天的课，有多大用处呢？”“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还不是老方一帖。”当今语文教学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太追求“有用”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与其说这是本课的缺点，我倒以为这恰恰是优点。这样的一节课，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是十节、一百节，在平常课堂中我们都关注思辨的、哲学的问题呢？我想那一定会有效果。孩子们日后在生活中遇到类似场景，他会想起老师今天讲的，这就是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理性的种子。
曹爱伟（杭州长寿桥小学副校长）：对任老师的课，我有点不同的想法。这课别出心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事实，但我觉得是不是太沉重了。刚才孩子们下课走出教室时，还在讨论课上的问题，说这些问题“太纠结”了，让人头皮都想破。的确，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哪怕成人，“知行合一”都很困难，却要求孩子去践行“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认为错的就不去做”。这样的哲学问题，应该是我们成人多作思考，用我们的行动去熏陶、感染孩子，而不是在课堂上说教，让孩子在“正确认知”和“现实矛盾”中挣扎。改变世界从成人开始，建议任老师在家长学校或者市民学校上这堂课。
任为新：曹校长心地善良，怕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她的话很厚道，但“改变世界从成人开始”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成人更有改造社会和建立新秩序的责任是对的，但真正要改变社会，必须从孩子开始。美国有个电影叫《街头日记》，里面的老师说：“当我们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法庭上才想着保护孩子，我们就输掉了战争。”教育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这一点在社会改造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为美国教育哲学家乔治·康兹）中有论述，现在新课标中要求的，课程应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师生可利用思维技能和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里面就有社会改造主义哲学的影子和渊源。
庞光辉（杭州名师，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这是我第二次听任老师这位大学教授给小学生上语文课，今天这节课，给我一种美学和哲学渗透的感觉。当今的语文课太缺乏这样的尝试，语文离不开美学，离不开哲学，通过语言文字思辨，在思辨中成长，这才是真的学语文。在我看来，不仅六年级可以上哲学课，低段语文教学也可渗透一些思辨性的元素。这课堂有示范效应，让人眼前一亮，促使人去思考——尽管没有答案。也因为没有答案，可以引导多元思考，课堂上有孩子说：“怎么总是没有答案啊？”是啊！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就在你心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思考和判断，这也是这节课的可贵之处，他在这里留下了印象，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碰到类似场景，他会想起今天的课，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你教的课，能够对孩子几年、十几年后的人生都发生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有效教学。
许珂（杭州青年名师，北秀小学副校长）：关注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关注孩子们的道德想象力和精神成长，这是现代语文的重要特征。我去美国考察过，美国的教科书中，专门有一个单元叫“勇敢”，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包括如何面对同伴非理性的鼓动等等，从观点到方法一目了然。但在任老师的课堂中，只是给出问题，不予解答，这有好的方面，也可能有隐患。比如最后留给孩子的问题，让大家回去做作文，题目是《倒地的奶奶扶不扶》。按照纯理性精神自然是扶，明知可能要被诬陷，仍然扶；这次被冤枉了，赔了许多钱，下次碰到了仍然扶……这想法当然很好，但现实性是不是有问题？理性教育的同时又有应用性的后续跟进是不是更好？比如说一边救人一边找证人、打电话报警、找器材拍照录像等等。当然，这只是个例子，我们不拘泥。我想说的是，对于教育来说，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尤其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教育基于理想还是基于现实？单选一或选二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应该是两厢结合，既有仰望星空的胸襟又有直面现实的手段，这样对孩子可能更有益。另外我还有疑问，现在的孩子压力够大了，还要求“哲学层面”的素养，课程的时间从哪里来？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太为难孩子了？
叶根娟（杭州名师，富阳永兴小学副校长）：许珂老师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哲学素养的培育，不是外挂在学生学习之外的装备，而是学生教育本身就应该包含的，它是孩子精神成长中所需要的养料，是关乎心灵和审美的一种养护。养护的是根基，根基实了才有开花结果的可能。孩子如花，错过季节是不能开放的，灵性、悟性、理性，这些微妙的东西错过最佳接受期，就很难进入被世俗尘封的心灵世界。那些繁复而无效的附着于表面的浮尘，那些成天背在身上束缚心灵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负担。
王崧舟：以前我们有个观念，说起哲学、理性什么的，针对的都是青年、成人，但这堂课还告诉我们，只要内容适度、方法得当，哲学课在小学完全可以开展，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常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现在计算机是抓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要转向哲学、理性、自由、勇气、人文情怀。
理性的启蒙，普及起来阻碍会很大。首先是当下的社会还没有合适的土壤。苏格拉底式的、古希腊基于理性的以及现代普世价值等等，和我们深层的精神结构有落差，因此这些东西很难在此落地生根，水土不服不可避免。其次，信奉纯粹理性和绝对真理的人，在生活中很可能会碰壁，就像刚才课堂中演绎的，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睬，但我下次仍然招呼；你仍然不理睬，我坚持招呼、招呼、招呼……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身边，必定被看做傻子，至于他的行为是基于“碰到人要友好，要主动打招呼，我是坚守这一信念，和践行之后外部如何反应没关系”这一点，很少会有人看到。
蒋军晶：有人说，在小学课堂里讲哲学，太冒险了吧？但我们要知道，循规蹈矩的地方是不能产生思想的，好的课堂就是一种冒险。科技再发达，国家再富裕，如果公民没有变得更理性，那么我们只有物质的增量，没有精神的升华，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作为一个落后民族的华丽转身，为这个大目标，所有的冒险都是值得的。
叶根娟：任老师的课引起了那么多的争论，正说明这个课的价值。好课差课现在都不缺，现在缺的是能够深入学生心灵的课、能够引起争议的课。据我所知，以前深圳也有“公民课”“公民教育”等等实验课，但那些和哲学理性无涉，更多的是讲授道德规则的泛泛之谈，没法印入孩子们的心里去。今天课堂上和孩子们讨论的问题，如“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竭力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内心强大的才是真正的勇敢”“知道这是对的坚持做，知道这是错的，拒绝做，任何人、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影响我”……以较高的思想境界，在学生心里引起一定的认知冲突，同时也让学生在头脑里形成自己的判断。其间有挣扎、有困惑、有思索、有感佩、有顿悟……这样的冲击力是别的课堂所不具备的。另外我觉得今天课堂中运用影视资源这一方法非常好，非常有效。现在的孩子最反感讲大道理，但任老师表述的方式全是感性的：打比方、举例子……具体、生动、活泼。任老师讲的哲学是真正的大道理，但是孩子们都能够接受，并由衷地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值得我们一线老师学习。
王崧舟：课堂里放了一个电影片段，《更好的世界》我也看过，任老师给我拷的，里面的主人公面对暴力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觉得震撼，反观我们现在的家长，孩子被打了，能够说“打人是错的，他打了你，你要寻找另外途径解决。你打回来，你就和他一样错”，这样的家长有多少？“他打你，你要打得更凶，打得他下次不敢惹你”，这样的家长又有多少？《更好的世界》获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编剧）奖，学校师生可以看，我们的家长也应该看看，所以任老师最后布置的作业也很好。
任为新：老师们刚才的讨论非常有价值，哲学进小学课堂，我以为注意以下几点非常重要，一是避免以哲学的方式来讲哲学。蒋军晶刚才提到，哲学有不同种类，窃以为甚是。小学语文课堂要的，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是文学里的、孩子生活里的哲学，因为这样的哲学比哲学书里的哲学更好懂，也更有趣。文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哲学的理解，这样写成的故事充满哲学味道，就很适合孩子们读。但如果我们也像哲学家那样满嘴专业术语，在语言上就让孩子感到艰涩为难，你就等于将孩子拒于哲学的大门之外。二是教了多少哲学知识和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遇到问题只是“想办法”，只能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是功利性的、实用主义的。普世性、永恒性方面的精神成长，一定要用哲学的方式。三是讲哲学、讲理性，一定要和孩子们熟悉的教材、影视结合，和他们的生活结合。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的教材里、影视里、我们的生活中处处皆哲学，它是和每一个人的生命整合在一起的，是生活的“导航仪”，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背后或多或少都支撑着哲学。它也不是纯粹的知识，真的哲学融于日常的生活，无处不在，我们只是不自觉而已。
今天大家对我的课的讨论，批评入木三分，表扬无足轻重，非常感谢。我上的这个课，最多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目的只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真的，一个人的高度就是他思想的高度，理性也是分析一个民族精神成色的最好标杆。对这堂课而言，这可以叫“哲学语文”（还找不到合适的称谓，姑且这么生硬地叫），对生活中的人而言，这叫理性精神，看起来不足挂齿、有悖于世，但相信理性的人、理性的社会是大势所趋——所以你看，电影《更好的世界》中的人物尽管是理想化的典型，现在大部分人做不到，但它收获了奥斯卡奖，说明我们大家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真的，从我们老师做起，从每一堂课做起，坚持自己的信念，拒绝庸俗和媚俗，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我们的国家将来一定不得了。
（任为新整理 ）
作者：任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