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协商民主政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是结合我国的实际与国情而建立起来的，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多种因素共同支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发扬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公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识。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1：
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党中央立足于国家发展层面，以大局意识、前沿意识为指引，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协商民主法治建设，宏观推进中国协商民主不断前进。
【关键词】国家治理 协商民主 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说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建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因素分为五个方面，即治理目标、治理形式、主体素质、治理合法性基础、治理的顶层设计。笔者以此为理论框架，以中国当前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实践为依据，在国家治理的视阈下，对中国协商民主能力的提升进行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目标的明确——找到社会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协商民主目标的明确，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中国协商民主能力。“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真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提出的新型民主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但是，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需要在阶段性的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尤其在协商目的最终落实方面，成果转化率并不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导致利益分歧较大，协商程序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直接影响了协商目标的实现。个别部门利用国家层面的政策漏洞，将协商程序随意化、形式化、个人化，使得最终协商成果悖离了协商目标，无法表达民众意愿。实现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对接，以实现民众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为目标，成为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的丰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网络协商
加强政党协商。当前我国政党协商存在一些问题，如协商内容的可操作性较低，协商议题的泛化，协商时间随机化，政协委员从自身角度考虑，而忽视了协商的重要性等。我们必须继续探索规范政党协商形式，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加强政党协商保障机制建设，将社会主义政党的协商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效能。
完善人大协商。人大协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鼓励人民主动参与协商，如何拓宽协商范围，开展广泛、深入、多层的民主协商。应持续支持人民代表大会鼓励公众参与立法调研，召开立法听证会，强调人大立法的公开性、民主性和广泛性。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热情，锻炼公民参政能力，发挥好人大代表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以法治理念，破除我国传统封建观念影响下的权力本位思想。
创新政府协商。举办听证会是当前政府协商的重要形式。政府行政机构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重大公共利益或重大民生问题时，应重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吸纳社会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可以多采取举办听证会的形式，提升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政府行政决策更具科学性和民主性。
加强基层协商。当前，基层协商存在活力不足，参与意识薄弱，主体素质参差不齐，协商形式单一等问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是维护群众最基本利益，提升群众参政议政活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将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张力的重要内容。
凸显网络协商。网络协商使人人参政、集体协商成为现实，这是新时代协商民主不同于之前所有时代的新特点。但是，网络的隐蔽性和可引导性，也使网络协商更易受到舆论的引导，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战场。一方面要加强网络协商信息对话平台建设，使公共信息保持持续公开，消除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国家要将网络协商制度化，保障网络参政议政的合法性、规范性、透明性，科学引导网民参政议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素质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与公民政治素质提升
执政党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号召全党树立四个意识，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拉开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篇章。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理想信念的坚守，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党员责任担当，进一步细化党规党纪，重视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涤浊扬清，正风反腐，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具备“四种能力”，克服“四种危险”的先进、纯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全面从严治党能提高党在协商民主建设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计划经济意识影响较大，导致一些群众责任意识较弱。有些群众掌握的协商知识和表达个人意愿的能力不足，导致协商过程充满阻碍。协商民主的形式仍然以开会座谈为主，较为单一。因此，应持续深入地宣传，使群众意识到协商的重要性，增强群众的责任教育，弱化封建意识的影响，培养公民理性、包容、合作的现代协商价值理念。在协商中，尊重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心声，培养群众独立思考能力。需维护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为群众创造良好的协商氛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协商，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落实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的“有法可依”就是要细化制度规定，弥补制度漏洞，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提升协商民主的权威性，将协商过程法制化，依法协商。协商民主的“有法必依”就是强调协商的组织建设，以严谨、高效、務实的组织机构，严格执行协商民主相关制度要求。协商民主的“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就是加强对协商的监督监管，对一切违反协商制度的行为绝不姑息、予以严惩，保证协商的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的多层次、制度化发展
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整体规划，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并行，加强党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党内通报制度为基础，打破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壁垒”，加强党际交流。要加强群众参与选举的深度，密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群众的联系，保证代表和委员代表群众利益。要积极探索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在选举之前充分协商，在协商之后理性选举。使协商民主成为联系群众、建言献策的重要手段。
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并举，是当前我国协商民主改革的整体思路。党中央立足于国家发展层面，以大局意识、前沿意识为指引，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协商民主法治建设，宏观推进中国协商民主不断前进。基层协商民主必须与中央布局协调一致，激发人民群众主动协商、参政议政热情。各地政府应着眼自身，结合本地实际，围绕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发挥基层群众智慧，为国家整体协商的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持。
（作者分别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BKS04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王梦雅
作者：朱哲 史博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2：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意识
摘 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是结合我国的实际与国情而建立起来的，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多种因素共同支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发扬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公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识。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意识
协商民主的概念最早源自西方，指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和团体，通过协商参与立法与决策等政治过程，以对话、讨论、辩论、审议等具体形式而达成的政治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1]。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的一个重要成果，代表人物包括：羅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协商民主是针对代议制民主或远程民主的缺陷而设计的，认为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直接对话是民主政治最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内部各方面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平等、广泛协商的规则和程序等的总称[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协商民主的建设，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3]等。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刻；处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在决策上要慎之又慎，各项事务的处理需要大家充分参与，多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不断完善并发展相应制度。而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又需要相应的文化支撑，因此必须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识。
一、完善并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最经典的表述之一即我们所说的两个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不止步的。科技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因而经济处于最重要地位，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关系在各类社会关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政治关系作为一种与阶级相连的特殊社会关系，在根本上也取决于经济关系[4]。但是政治上层建筑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政治的能动作用。同时，政治上层建筑并不完全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一定的思想文化对于政治的前途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规范政治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说，看待政治问题，不能就政治论政治，更要注意到政治背后的各种经济、文化等因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光受其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更要受到经济、文化等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完善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除了注重完善协商主体、政协会议、政协职能之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
在文化体制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能够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角度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与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核相吻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宣传符合协商民主价值的精神，协助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化人们自由、平等、协商的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政治不仅仅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的事，更是公民个人的事。当整个社会建立起协商民主文化，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政治中来，做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时，协商民主制度也能得以逐步完善与发展。
二、建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需要人民群众提高协商民主意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即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主体，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等的主观反映，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4]，能够有效地指导政治行为、变革政治体系、影响政治过程、维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
从政治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讲，政治心理可分为政治感知、政治意识、政治态度三个部分或三个阶段。政治感知是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等的不系统的初始认识阶段。而政治意识是政治人运用自己的记忆和思考等心理功能，借助自身经验，对其内在心理因素进行调适，对政治客体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判断[4]。政治意识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而后者是政治人在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政治客体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反映倾向。它是政治心理的最后构成要素，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标志着整个政治心理过程的完结，政治态度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中介，是政治心理到政治行为的临界点[4]。可以说，政治态度的形成，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系列基于协商意识的政治行为之上的，而政治心理能够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协商民主意识和态度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十分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的是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这也就是说，协商民主需要对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人民群众才了解，因此在涉及这些问题时，只有人们产生了协商的意识，积极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协商民主才能获得有效开展。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协商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有些事情小到不必商量，有些事情大到没办法商量。但是，凡是涉及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问题，即政治问题时，都应该纳入到协商的范畴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参与到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中，才会有助于他们获得并发展协商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达到协商的目的。
三、协商民主意识的建立需要诸多影响因素共同参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协商民主意识，而协商意识的形成和完善也需要诸多因素的参与。
首先，是优化我们党的领导。协商民主要求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政协是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的代表等构成的，政协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无可非议。而协商民主意识的发展，需要各民主党派大胆讲出自身要求，敢于表达自身利益，切实履行其民主监督的职能。这也就提醒我们党，在对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时，要保持宽容的心态和接受建议的态度。
其次，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基础和根源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经济关系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实际运行，根本上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4]，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远远超出其经济范围，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化，从而能够促进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壮大，而政党和社团等政治组织是协商民主的主体。当人们参与到政治组织中来时，他们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有组织的团体，与国家对话的能力也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避免政治冲突。
再次，是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和载体，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5]。只有在一定的机构中，公民才能了解相应的程序和机制，树立并践行协商民主意识。
又次，是提高政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强化这两种职能，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到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3]。而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也是我们党和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的课题。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是对党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组织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和不作为等政治行为。
最后，是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积极倡导群众民主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性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让基层群众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能够有效培养基层群众的协商意识，而这对整个社会建立起协商意识、促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十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重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村委会、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在涉及需要群众商量的事务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做好信息公开和程序公开，让人民多参与到公共治理中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至今已有六十余年，坚持并巩固政协，完善并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符合实际的制度。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人们肯商量、想商量、乐商量，协商民主制度才能充分发展成熟。对此，必须要不断提高人们的协商民主意识，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让人们充分参与到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之中，协商民主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学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12）.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李良栋.新编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作者：王中女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3：
政党协商：契合中国民主政治需求的制度安排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和维护政党民主的历史，它开创了与西方民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政党民主，团结和带领民主党派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快速发展。在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的当前，我国正不断健全完善民主运行机制，推动中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2015年12月《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既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是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而作出的新的有益探索。它彰显出了中国构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积极努力，是契合中国民主政治实际的制度安排。
协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鲜明特色
历史和实践均表明，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可偏颇，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选举，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只要有了选举就有了民主。这种对民主的误解在一段时间是颇有市场的，有人甚至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政党政治好坏，一大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普选制或多党选举制。只要有了普选制，不论如何都可以说这个国家是民主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没有搞普选或者没有多党竞争，则说明这个国家是不民主的。果真如此吗？看看一些搞普选和多党竞争的国家就能很清楚地发现，无序的选举不仅带来了相互攻讦，造成政局动荡，还会因庞大的现代国家规模无法保证每个人的投票发挥实际作用，以至于其所倡导的选举最终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选举绝非是民主的全部。民主除了选举，还包含协商、合作、参与、监督等重要内涵。将民主狭隘地限定于选举，既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误读，也必将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民主的本质内涵作了明确说明。他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而这种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不仅仅是通过选举体现出来，还包括民主协商等其他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些论断很清晰地说明，民主的本质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规模庞大的现代国家，单纯依靠选举并不能真正带来有效民主。尤其是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必须理性地看到片面强调选举可能存在的缺陷与隐患。
中国的权力结构不仅是统一的，而且体现了协商一致的精神，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政党政治在制度设计时不拘泥于竞争或选举，而是凸显协商之意蕴，鼓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其他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展开坦诚交流和积极沟通，进而形成共识。应当说，我国所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吸取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优点和长处，更契合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从制度体系的设计还是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的优势都是西方政党政治所不具备和无可比拟的。然而，这种优势总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和轮流执政，这样的政党政治就是“不合乎潮流”的。这种逻辑不仅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也是不成立的。政党政治理论从来就没有将政党制度的评判标准定位于选举之一途，而是提倡多元化、多途径的民主发展道路。诸多事例一再昭告，只注重选举的政党政治很容易滋生政党纷争、社会撕裂、政局动荡。因为，源于自身利益的局部性、单一性和片面性，很多政党之间的竞争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多是你死我活般的零和博弈，而缺乏必要的求同存异和凝聚共识，进而难以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比如通过政党竞争来建构其民主框架的泰国，一度处于政变连连、政权交替频仍的混乱之中，严重制约了泰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便是竞争式政党政治之结构性缺陷的外在体现。
坚持有序化的协商参与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古老话题。在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政治参与的内涵随着国家政治生态和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其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经久不衰的，那就是参与对完善民主政治结构、提升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复杂的政治参与结构中，政党参与至为重要，它对其他类型的参与发挥着风向标的引领作用。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参与必须是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体制外的街头政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言，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搬用多党制来体现民主，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成为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它所带来的无序政治参与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看到一般层面的政治参与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尤为重视政党参与，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特征以及中国庞大的区域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民情，规定政党参与必须坚持有序、规范和制度化，而不是片面地认为参与的范围越广、介入的程度越深、参与的手段越激进，参与的效果就越好。与此同时，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深刻地告诫人们，那种大呼隆式的参与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民主。因而，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促动下，在构建中国政党政治结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鼓励有序化的政治参与。
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来自哪里？它不可能来自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拆台，也不可能来自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指责和攻击，而是蕴涵于党派之间的平等交流、共同协商。这不仅源于参与之本质含义的理论诉求，而且也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实践经验使然。从理论层面看，参与有多种形式，不仅包含选举、投票等基本形式，还包括协商、磋议等重要形态，那种将参与窄化为选举或投票等单一程序，认为不搞“一人一票”式的选投就不是民主参与的看法是荒谬的，是对参与内涵的误解和扭曲。从实践层面看，政党协商发端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发展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之中。建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表明，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处理重要事务，唯有通过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充分协商，才能达成和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当前，在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益开放化、目标追求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民主党派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国家重大政治事务，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现实问题。为了保证政党参与的有序性，中国共产党设计出了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协商形式，并对其主要程序作出了明确规范。这是对政党协商的有序参与作出的清晰界定，为中国政党政治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框架，保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更加健全、规范的渠道里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为促进科学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其最终结果必将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夯实稳固的政治根基。
基于协商凝聚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
寻求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所谓政治共识，简单而言就是政党对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问题能够排除纷争而形成较为一致性的意见。丧失基本的政治共识，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寻求政治共识源于政党自身的固有性质。政党的原初定义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不同性质的政党，其基本指向并不一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何让其他政党形成与自己相一致的政治共识就成了执政党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够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依靠共同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民主党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建设目标、领导核心、发展方向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了重大共识。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通过长期的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来达成和增进共识，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
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定时空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民主政治结构决定了政党共识形成的基本逻辑。西方政党政治固然也有共识，但它不是来自政党之间通过协商而形成的自觉构建，多是源于在野党对执政党形成强大外在压力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显然，这种产生共识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政党政治所应该借鉴的。中国的政党政治经验表明，争论不休、吵闹怀疑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应当来自于坦诚相见的协商之中。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协商既蕴含于各个民主党派表达意见、交流信息之中，也体现于政党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互信合作。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握正确方向，广泛集智聚力，促进意见沟通，推动偏好转换，进而凝聚共识；同时，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相统一，避免了一党独断专行、多党竞争倾轧的弊端，展示了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地注重政党协商，并不断发展政党协商的形式。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识，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架构上。基于对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和改革建设巨大成就的认可，民主党派始终承认并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者是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民主党派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亲密伙伴，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种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和谐政党关系，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协商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说，这是最为基础、也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的最大共识。当前，一个契合新时代需求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共同发展愿景的共识，则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基于协商而凝聚共识的中国政党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必定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制度保证。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尹 霞
作者：陈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