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税款征收永远与避税、逃税和跨国逃税相生相伴，早期的税收心理学文献提供了关于态度和税收遵从的研究成果，认为态度能够部分地预测行为。同时，根据社会心理学应用经验，采取恰当的策略能够促进行为人态度的转变，对其进行依法纳税的正向引导。一、社会心理学关于态度问题的基本理论态度是联系个体内和外世界的桥梁。
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 篇1：
社会心理学原理在小学教学管理中的作用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叛逆期。以我个人为例，这种叛逆一般发生在小学三、四年级。叛逆的表现主要为：厌恶学习，追求奇特，为吸引异性而闯祸，自我英雄主义等，而自我英雄主义则表现为与父母、老师作对，而且感觉很光荣，自己很威风等。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三观得到初步启蒙，受到了外部世界的一定刺激，认为除了同辈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外，没有人了解他们。因此，一般也不愿意同家长、老师交流，以上种种，为学校及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带来较大压力。然而，如果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应用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原理，那么将有效减小管理的难度，有利于让学生平稳度过叛逆阶段。
一、社会助长与社会抑制
所谓社会助长与社会抑制，实际上就是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举个例子，学生们在一起打篮球的时候，有拉拉队和没有拉拉队的表现是不同的，尤其对于男生来讲，在场有女生的话，男生通常都会格外卖力，这就是社会助长，即通过增加外部因素，使得工作或学习的效率提高；而社会抑制也叫作社会干扰，即个人受到外部干扰，降低了效率的现象。比如说，适当的压力可以使学生成绩提高，但是压力过大，则会使学生成绩降低。学生们考试的时候，总是会有发挥失常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压力过大，形成社会抑制。所以，学校管理者或教师应该主动创造这种机会，对于孩子的正确行为，要主动“助长”，而越轨的行为，则要进行“抑制”。比如说，处在叛逆期的学生愿意在异性面前表现，那就给他机会，让他表现，但是这种表现是有前提的，必须是合理的。冬天清雪的时候，男同学干活的时候，可以让女同学去送几杯热茶，或协助男同学一起打扫，男同学自然会干的更卖力，而且以后也会愿意更加地主动劳动；厌倦了学习的同学，给他一次当众给全班同学讲解数学题的机会，他就算再厌学，为了不在同学们面前丢脸，也一定会好好准备，这就很好地助长了该学生学习的动力。如果讲得非常成功，得到了赞扬，那么他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会认真地学习数学，而老师需要做的就是多给学生这样的机会。
对于学生的越轨不良行为，如自我英雄主义等，则要进行抑制。具体来讲就是要教育学生坚决抵制学生同老师顶嘴、冲突等，尽管学生处在叛逆期会有很多叛逆的行为，但是一般都是针对自己的父母，而干扰老师的学生则占少数。当有学生与老师发生冲突，其他的同学不会再附和而是会抵制并鄙视这种行为，那么他就不再拥有“市场”，自然不会再轻易和老师顶嘴或作对等。所以，社会助长和社会抑制要综合起来运用，方可有效进行管理。
二、“附加价值”策略
“附加价值”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最常见的就是在消费者与商家的博弈当中，比如一个人看好了一件衣服，但是标价为1200元，但是这个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是900元，那么她一般不会直接说：“我只能接受900元”，她可能会先和商家博弈一下，讲价到700元，如果可以买下就赚了，900元成交也可以接受。商家或者不讲价或者会在这700元的价格上往上加，假如最终价格为900元成交，那么二者虽然表面上都表现出吃亏的样子，但实际上内心都是高兴的，究竟谁赚了谁赔了在此不做讨论。以上例子大概说明了“附加价值”策略的运用，这给学校管理者的启示就是要抓住学生的心理，用“小要求”来满足“大要求”。比如说在备考阶段，给学生留作业而学生压力较大的时候，如果总是有学生觉得多，有意见，那么就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先在自己要留的数量基础上加上一部分，如果学生觉得多，再将增加的那部分删减掉，达到正常留作业的目的。但是也要慎用，尤其是对于学校方面来说，总是退让会削弱权威性。
三、积极的心理暗示
要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时常给学生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对自我的否定或放弃也是学生叛逆的关键因素之一。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不要对学生表现出失望的情绪或态度，应该时常鼓励学生，经常对学生说：“你很棒！”“你很优秀！”“你很聪明！”之类的话，这样就算学生本来天资平常或者自惭形秽，也会渐渐看到自己的优秀。比如说，一个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别人聪明的学生，反映比别人慢，做题准确率比别人低，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很笨，而这种怀疑一旦持续的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即“我就是比别人笨”。那么以后他很有可能自暴自弃，不再愿意认真完成作业，遇到难题也不会主动去钻研，以至于成绩越来越差。如果老师可以及时给予学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告诉他其实他很聪明，只是还需要更加仔细认真一些，而且时不时地这样告诉学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转变想法，认为自己其实并不笨，反而很聪明。这样一来，如果以后再遇到难题，他就更倾向于努力解决，假如某一天完成了别人都没完成的题目，就会更加坚信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更自信地努力学习。
以上就是一些简单的社会心理学原理在小学教学管理中的实际作用，如果利用地恰当，将会发挥很积极地作用。所以在此也建议学校管理者以及教师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社会心理学原理，从而更好地管理学生，使学生们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平稳度过叛逆期，也使学校的管理更加合理有序。
作者：李洪敏
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 篇2：
社会心理学在税收综合管理中的应用
税款征收永远与避税、逃税和跨国逃税相生相伴，早期的税收心理学文献提供了关于态度和税收遵从的研究成果，认为态度能够部分地预测行为。同时，根据社会心理学应用经验，采取恰当的策略能够促进行为人态度的转变，对其进行依法纳税的正向引导。
一、社会心理学关于态度问题的基本理论
态度是联系个体内和外世界的桥梁。态度含有行为的倾向性，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态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为态度决定行为，通过态度可以预测人们的行为。
（一）态度的心理学定义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的总体评价和稳定性的反应倾向。心理学研究表明态度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态度出发，向内可以探究个体的心理状态，向外可以对行为进行某种预测。
（二）态度转变模型
美国学者霍夫兰德（C.Hovland，1959）等人提出了“态度转变模型”，如图所示。从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发生在接收者身上的态度转变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传递者、沟通信息、目标（接收者）和情境。
分析这一模型，可以看出，传递者、沟通信息、目标（接收者）和情境构成态度改变所关联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中传递者、沟通信息和情境构成了态度改变的外部刺激，外部刺激的性质和数量在态度转变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在态度改变的作用过程中，目标（接收者）首先要了解、学习沟通信息的内容，当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或不适应。此时，新的信息会引发目标（接收者）的主动思考，并诱使人们采用多种方式来减轻这种紧张，最终实现态度的稳定性平衡。
二、促进纳税人“态度”转变的策略建议
依据态度转变理论，对应在税收综合管理中，促使纳税人发生态度转变的三个外部刺激，应当为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与纳税人的信息沟通以及纳税环境。促进纳税人态度转变的过程也是“说服”的过程。
（一）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应当主动作为
态度转变的传递者是沟通信息的提供者，也是试图以一定的方式引导人们发生态度转变的劝导者。在税收管理中，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在态度转变模型中扮演了传递者的角色，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的威信、立场、说服的意图和说服者的吸引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1.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的威信
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的威信越高、与纳税人的相似性越大，说服的效果越好。在实践中，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树立的权威不仅仅是税收管理职能的执法权威，更重要的是税收知识的权威。纳税人的税收知识总体上是缺乏的，研究资料也表明，纳税人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填报纳税申报表，他们需要向税务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2.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的立场
态度转变传递者的立场会直接影响说服效果。如果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站在自我服务的立场上，那么他所提供的信息的影响力就小，纳税人会怀疑、反感其动机，更加强化“税收就是无偿盘剥财富”的认知。在进行税收管理时，中立立场必须保持，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是有客观公正标准的;管理措施是一视同仁的;政策解答是准确唯一的;税收宣传是真实可信的。感知到中立立场的纳税人，会更愿意对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给与信任，更容易促成态度的主动转变。
3.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进行“说服”的意图
在进行说服的过程中，如果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在刻意地影响他们，则容易产生防备和抗拒的心理，不容易转变态度;如果纳税人没有感知到被操纵的意图，心理上没有阻抗，对信息的接受就更容易，易于转变态度。
4.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的认同感
科齐勒、尼米罗斯基和韦尔林（Kirchler，Niemirowski and Wearing，2006）调查了税务官员和纳税人的思想观点的相似之处，认为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互动的情况取决于共同观点影响下的相互理解和认可。如果纳税人和税务当局对税收的看法相似，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相互理解（Cialdini，1993）。共同的观点、相互认同、便利的沟通会影响感知到的程序的公正性。
（二）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应当与纳税人进行良性互动
在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和纳税人沟通信息上，有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信息差异、畏惧情绪、信息倾向性和信息的提供方式。
1.信息差异。任何态度的转变都是在沟通信息与接受者原有状态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发生，对于威信高的传递者，这种差异较大时，引发的态度转变量就大;对于威信低的传递者，这种差异适中时，引发的转变量较大。在实践中，税务机关（税务工作者）具备威信高、保有信息含量大的天然优势，在税收政策指导、税收管理流程、涉税争议等方面都有影响纳税人态度的条件和能力。
2.畏惧情绪。信息如果唤起畏惧情绪，一般来说会有利于说服，但是畏惧与态度转变不是线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畏惧的唤起能增强说服效果，比如用对偷逃税行为的严厉惩戒措施进行的警示教育。但是，如果畏惧太强烈，会引起纳税人的心理防御，甚至否定畏惧本身，就会使态度转变变得困难，比如暴力抗税行为的发生。所以，适当的畏惧信息能取得较好的说服效果。
3.信息的倾向性。在信息的倾向性方面，对一般公众，单一倾向的信息的说服效果较好;对文化水平高的信息接受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说服效果较好等等。依据这个心理学原理，在与纳税人进行互动时，必须“区别对待”，在充分了解纳税人涉税诉求的基础上，还要对纳税人心理诉求进行分析。
4.信息的提供方式。从信息的提供方式看，口头传递比书面途径效果好，面对面的沟通比通过大众传媒的沟通效果好。因为面对面交流時，除了沟通信息本身，还有一些背景的支持性信息参与了沟通过程。从目前税务部门提供的信息方式看，主要有大众传媒、12366热线、微信群、税收约谈、税务稽查等途径。
（三）优质征纳环境的培育
作为态度转变接受者的纳税人，如果对税收遵从的态度一直坚定，或者即使偶有偏差却易被影响，诚信纳税意识在社会中蔚然成风，对税收遵从行为认为理所应当，对税收不遵从强烈谴责;个体依法诚信纳税，其所在群体具备依法诚信纳税的群体规范;现有纳税人纳税意识强烈，未来潜在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从小根植，优质纳税环境长久存在，代际相传。以上理想的税收环境状态，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强调提高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同时，应当特别重视参照群体（社会群体）对纳税人的影响。
作者：史莹磊
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 篇3：
社会心理学能否“解决”中国问题
顾名思义，社会心理学的重点在于“社会”两字，无法想象一个完整的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仅由个体心理的知识所建构。因此，研究群体心理自然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究竟什么是群体心理？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自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从历史到现状。以奥尔波特为代表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心理实体，群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已经在个体成员身上存在的，群体心理现象完全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来解释。因此，个体如何受到现实的、想象的和隐含的他人的影响（社会影响），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事物的看法、观点和信念（社会态度），个体对他人和自我的知觉和认知（社会知觉与自我知觉），构成了北美社会心理学持续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对此，来自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最有力和最完整的批判，尤以泰弗尔（Tajfel）领导创建的社会认同理论最具影响力。社会认同理论抨击北美社会心理学纯粹从个体出发解释群体事件、国家冲突、种族灭绝等现象的做法，在重视群体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对北美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进行了修正。类似地，亚洲社会心理学也是在反抗和批判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文化心理学逐步建立了基本理论框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独立我-依赖我”的应用最为广泛。
但是，我国社会心理学起步较晚，又受到近年心理学“神经革命”和“应用革命”的影响，在心理学界处于边缘化地位。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它不仅被“边缘化”，还在中国社会结构空前转型的社会实践中“失语”。这种尴尬处境，来源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其间混合着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之纠结。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心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心理学者面临着尽快以西方认可的方式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压力，即学科和学者发展要求国际化；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又决定了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即要求本土化。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短期内仍然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局。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突围的机会，在学习和运用国际最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中国空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融合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新文化心理学等研究视角，努力发展本土及文化心理学。
从学科到学者。我们曾对2013年美国排名前十的心理学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置进行了分析。与12年前相比，除了行为神经科学（behavior neuroscience）明显成为新的专业设置外，其他的专业设置在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其中，社会与人格心理学领域的人员配置（faculty）占整个机构总人员的比例，有7家超过了25%，甚至有两家超过了3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综合分析我国3家心理学机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人员配置以及心理学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共同的特点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比例较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心理学“神经革命”的趋势。而越来越多心理学背景的研究人员离开心理学系所到商学院就职，以及《心理学报》发表的管理心理学论文远远多于社会心理学论文的现状，则与心理学“应用革命”的趋势相呼应。然而，“神经革命”与“应用革命”发展的同时，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仍然在心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只有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却受其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与国际心理学学科发展趋势相悖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握心理学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文化革命”。
学科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学人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这场事关中国社会心理学能否顺利突围、在国际社会心理学大家庭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文化革命”中，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社会心理学应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向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密切关注中国在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重视理论建设，强调方法论创新，并有机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是化解困局、走出包围圈，为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
从努力到实践。作为一名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已知天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我很想为这个如火如荼的转型社会做点事情，留点记忆。无奈受条件和学识所限，虽有一腔热血和一片忠诚，也只能尽心尽力、扯破嗓子喊上几声，不仅仅是为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与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社会摇旗呐喊，也是为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承担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自1996年翻譯出版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来，又陆续出版了《社会性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简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社会心理学前沿》和《社会性发展》等。令我深感欣慰的是，这些著作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正是在广大读者的鼓励下，《社会心理学导论》已有台湾和大陆的三个版本，而《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和《社会心理学前沿》也有了修订后的第三版。
在研究工作得到认可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因此，在2012年，我又出版了《为社会服务的心理学探微》一书，从个体成长、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社会影响与和谐发展五个方面探讨了社会心理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然而，这些服务社会的内容更加侧重于微观与中观层面。在宏观层面，社会心理学又能怎样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呢？社会转型可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既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能够为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特别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关键期，各种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接踵而来，诸如信任缺失、人际冲突、群体事件、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和机遇。其中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也对国家、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为社会发展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恰逢中央政法委委托我开展“社会心理与舆论引导研究”课题研究，正好顺应了久已有之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对社会转型的系统研究。《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正是我与课题组近几年工作的思考与总结。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和理论建构贡献微薄之力，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现实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努力提升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阵营和社会实践中的话语权。
简言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能否真正地坚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特色发展，以中国社会“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只不过，这个特色是具有国际视野的特色，虽研究本土现象，但具有全球意义，特色化的最终是国际化；以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为中心，以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为宗旨。只有“解决”好了中国问题，才能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以独特的姿态早日融入国际社会心理学的大舞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俞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