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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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现在企业抱怨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前者指无论如何得不到贷款，后者指贷款利息率太高。从理论上说，利息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其他因素给定时，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出现储蓄不足缺口。这一缺口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储蓄量增加、投资量减少。一增一减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储蓄(量)=投资(量);反之则相反。
在货币经济中，实际资源的支配权(或所有权)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移是通过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实现的。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可贷资金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这样，对应于等量的实际资源转移，作为其载体的货币数量却可以完全不同(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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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利息率高低的标准
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利息率是基准利息率，其他一切利息率都是建立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的。这个基准利息率理应同储蓄——投资决定的均衡利息率相关。但基准利息率是货币当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人为确定的。理论上说，这个基础利率同储蓄——投资平衡决定的利息率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如何让反映储蓄——投资平衡关系的利息率同为满足宏观调控需要的、由中央银行认为“正确”的利息率相一致是一个难题。
古典经济学家把由储蓄——投资平衡、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息率(或真实利息率)。经济学家同时把自然利息率定义为同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相一致、不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扰动的利息率。这个定义试图把储蓄——投资平衡和可贷资金供求平衡、自然利息率和基准利息率统一起来。自然利息率是无法观测的。现实中的利息率应该围绕这个利息率波动或趋向于这个利息率。
在美国，自然利息率被设定为能够维持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因而通货膨胀率可以稳定在较低水平上)和充分就业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当然不等于自然利息率。但经济学家假设，自然利息率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估算出来的。在沃尔克时代，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最高曾超过16%。在伯南克时代，联邦基金利息率降到了零。如此不同的联邦基金利息率能够反映“自然”利息率吗?鉴于1980年代美国的双位数高通胀和2008年后美国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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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收缩倾向，联邦基金利息率会有如此巨大差别似乎也可以理解。
在美联储确定了“正确”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在联邦基金利息率基础上通过“加成”为不同金融产品定价，确定其利息率(收益率)。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是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基准通过 “加成”来确定优惠贷款利息率的。这个利息率包含了商业银行“正常”利润(加成)、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等因素。在沃尔克时代，优惠贷款利息率水涨船高，最高曾超过18%。但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息率对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加成率”却非常稳定，始终保持在1.14%到1.26%之间。由于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期限，“无风险”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利息率所构成的跨度从隔夜到三十年期的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便成为有不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
分析利息率变动的理论框架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理论上，由于存在大量可贷资金，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该太高。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依然高达6.96%。官方调查显示，2014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相当数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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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民间借款的年化利率约为25.19%。
既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合理的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储蓄——投资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在现实中则是由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并未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现实中的利息率水平仍然处于过渡过程中。这里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
可贷资金供给量本身是利息率的函数：可贷资金量随利息率的上升而增加。在其他因素给定情况下，可贷资金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一条可贷资金供给曲线。诸如银行贷款之类的可贷资金的利息率包含至少三个构成部分：基准利息率、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对应于给定的可贷资金供应量，如果利息率由于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的增加而上升，就可以理解可贷资金曲线发生向左移。在可贷资金需求(可贷资金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某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在银行间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可以立即使基准利息率下降。如果此时并未发生其他变化，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尽管这种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加成率、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出现更大程度的提高，实际发生的将是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左移，其结果将是利息率的上升。与此同时，如果可贷资金需求曲线发生右移，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程度就会更大。更具体地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致可以归诸于下述原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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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成率”过高。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事实上，同工业部门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银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1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6%;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布的《财富：2013世界财富500强》报告，9家上榜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均在20%以上，其中工商银行的利润率最高，达到28.29%，其他许多金融机构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中国银行业利润率的具体情况，笔者了解很少，无法置评。“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企业)的高利润率及其对可贷资金成本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解释的。
2、风险溢价上升。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避险意识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状态、全社会杠杆率急剧上升有关，也同银行自身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关。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一个企业出事，带倒一片企业。个别银行的风险减少了，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提高了。风险意识提高是件好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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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适度，过犹不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方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许多急需贷款但风险较高的企业，银行不敢问津。这些企业只好利用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并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样，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就顺理成章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成为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原因。
3、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长期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房地产的增值大大超过一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虽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资者看来)风险很低，因而具有投资价值。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宽松供给。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吸金作用可能已有所变化，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需求(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由于虚假(或真实)的安全性，城投债成为投资者的新宠。在可贷资金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可贷资金流入高收益或看似安全的投资项目推高了非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并进而推高了企业总体的融资成本。
4、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一些商业银行可以满足贷存比指标，但已经用完信贷规模;另一些商业银行尚未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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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规模，但却无法满足贷存比指标。尽管这些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无法为企业提供更多可贷资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就必然想出各种规避办法，如利用各种通道“表内转表外”，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其他的中国式“创新”还包括：非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信贷富余金融机构向信贷紧张金融机构“购买贷款”，以保住信贷规模额度;尽管不需要资金，企业并不拒绝送上门的贷款，而是贷款投入房地产和其他高盈利的非主营业务。总之，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受到监管、资质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5、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长期以来，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目前虽然贷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经实现，存款利息率名义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贷资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于投资和消费的需要)的情况下，银行之间必然会展开存款争夺战。通过出售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之类的形式，银行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各种“宝宝”的出现，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 “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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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直到前不久)和中、小、微企业等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按道理，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取决于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资金成本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就不会借款。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尽管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仍不会减少。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出于政绩考虑或自恃有土地财政的支持，只要能够融入资金，资金成本就不予考虑。一部分企业则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接受非银机构(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贷款，甚至接受高利贷。在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向左稍有移动就将导致利息率大幅度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实力雄厚、选择空间大、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却不一定缺乏利率弹性。银行的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息率甚至会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下浮。
7、实体经济虚拟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阶段、某种情况下往往伴随经济的虚拟化。可贷资金需求不再是最终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是用于购买已有的实物资产(如自住之外的住宅)或金融资产，以获得资产的价值增值。可贷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急剧升值。而资产的增值又会把更多可贷资金吸入虚拟经济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空转”。资产泡沫最终会崩溃，但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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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泡沫往往发源于低利息率，但是随着泡沫的膨胀，利息率会持续上升直到泡沫被刺破。实体经济虚拟化是个世界性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的结果。中国当前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同实体经济虚拟化有关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
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有不同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至少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和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美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两个：就业和通货膨胀。日本则多少还要兼顾一下汇率。在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来说，这四个目标是不能同时兼顾的。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暂不讨论。
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实现最终目标，只能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来实现。尽管各国最终目标不同，而且最终目标的数量也不同，但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则是非常接近——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在90年代以后则以基准利率(美国是联邦基金利息率、日本是隔夜拆借利息率、欧洲是主再融资利息率)为中间目标。尽管中央银行都是通过在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实现中间目标，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如果以货币供应量增速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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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克时代，由于以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美国利息率大幅度波动;在沃尔克之后，由于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中间目标，美联储干脆不再公布货币增长速度的数据。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
中国与上述所有国家不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至少包括基准利息率、货币供应量增速、信贷增速。在中国，央行通过购汇、买卖央票、再贷款等措施改变基础货币量;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比要求改变货币乘数。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环节，央行大致可以实现对广义货币增长的控制。但是，只有在巧合的情况下，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两个目标才能同时实现。作为中国特色，央行还通过信贷额度的分配，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而信贷规模增长目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目标也难以保持一致。事实上，供应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贷规模短边的约束。如果中国货币当局要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新增信贷规模和基准利息率，顾此失彼就难以避免。现在，决策层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如果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谈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就没有太大意义。
国务院:十条举措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
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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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
一、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维持流动性平稳适度，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优化基础货币的投向，适度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力度，着力调整结构，优化信贷投向，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二、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通过提高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等措施，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规范市场定价竞争秩序。进一步丰富银行业融资渠道，加强银行同业批发性融资管理，提高银行融资多元化程度和资金来源稳定性。大力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三、缩短企业融资链条。
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严密监测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被违规挪用，确保贷款资金直接流向实体经济。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各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或运用原则上应当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
四、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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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督促商业银行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于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于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应尽的工作职责，不得再分解设置收费项目。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变相提高利率、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收费行为。
五、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
优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通过提前进行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实行年度审核制度等措施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续贷业务，对达到标准的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优化审贷程序，缩短审贷时间。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差别化监管。
六、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优化内部考核机制，适当降低存款、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权重。发挥好有关部门和银行股东的评价考核作用，完善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冲时点”行为。
七、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积极稳妥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市场竞争，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在加强监管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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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快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培育立足本地经营、特色鲜明的村镇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在基层地区合理布局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银监会负责)
八、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继续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资。进一步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逐步扩大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对各类长期投资资金予以税收优惠。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规模。降低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和“三农”金融债的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发行规模。
九、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
大力发展相关保险产品，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等主体获得短期小额贷款。积极探索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开展“保险+信贷”合作。促进更多保险资金直接投向实体经济。
十、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增强财务硬约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综合考虑我国宏微观经济金融形势，完善市场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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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报告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其发展壮大，现分析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如下：
第一，小微企业自身具有规模小、资金少、抵抗风险能力差、经营能力弱、信用缺失等特点，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得本质原因。如某企业电话咨询贷款业务，经了解，该企业为新成立企业，目前暂无经营及销售收入，借款主要用于生产车间建设。该企业未来经营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因素，抵抗风险能力差。
第二，担保措施弱。处于防控风险考虑，对贷款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或是较有效的保证担保。然而，小微业务自身规模小，其所属房地产价值低，另其无法提供经营规模、效益良好的企业为其担保。 第三，小微企业融资贵
大多数小微企业融资贵原因如下：第一，小微企业贷款相比较大型企业风险较高，高风险必然要求较收益，故导致其贷款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第二，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方式多为担保公司担保或是抵押，担保费及相关抵押费等中间费用，间接增加了其融资成本。
第三篇：XX银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报告_文档1
XX银行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报告
XX银行开业以来，因实际开展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小，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我们碰到的情况可能还不具备普遍性与针对性。先就对我行开业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做以下几点分析：
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加剧的情况。关于融资难，其实企业手中有优质抵押物或中大型企业融资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广大的小微企业，他们没有抵押物、没有企业愿意为他们担保，又因为常州地区原有的联保、互保形势的贷款陆续、批量的出现问题，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担保问题成了老大难。关于融资贵，我行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做过调研，企业在我行融资成本占总成本并不高，而企业为了寻找担保产生的担保费，其是在还旧接新续贷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高息借款还上贷款，才能继续从银行贷款，大大推高了融资成本。而作为我们银行，受限于产品开发与权限问题，没有能力为企业解决所有问题。
二、我行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措施及成效
(一)积极与总行联系，创新授信品种，在企业抵押物、担保有限的情况下，为企业打通融资通道。
(二)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减免、降低小微企业办理各项业务的手续费、承诺费等
(三)这对小微企业，退出贷款特别通道，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周期、降低贷款利率。
三、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对策建议
(一)作为政府，应搭建平台，积极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1、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一是规范企业融资中的各类行政收费。能免则免、能降则降，避免重复收费。土地、房产等抵押审批部门应简化工作流程，实施限时服务，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融资时耗。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树立与中小企业的共存共兴理念，增强主动服务企业、减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自觉性。二是制订和落实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分类建立各种类型的财政贴息基金，用于扶持重点企业和项目上市、发债及贷款融资。建立小微企业尤其是成长型科技企业风险补偿基金，为企业贷款进行贴息和代付。落实现有的民贸民品贴息政策，使更多符合政策的企业纳入补贴范围。研究产业发展基金与信贷的结合，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链融资提供担保和放大。尽快建立市一级的担保风险补偿及奖励基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三是规范中介机构行为。组织制定统一的抵押品登记、保险、评估操作程序，减少“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收费项目、统一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适当减免或取消部分困难企业的评估、登记等费用。
2、畅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直接融资力度，鼓励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区域集优”集合票据等。定期召开银行、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相关部门协调会，继续组织开展银担企对接会、洽谈会等活动。积极引导民营担保公司的发展，推动民营担保公司与国有担保公司的合作，切实解决国有担保公司有资格无资金，民营担保公司有资金无资格的问题。积极构建银担风险共担机制，督促银行取消不平等条件，合理分担风险承担比例。鼓励银行对民营担保公司加强合作，严格按协议约定放款。对为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表彰。加快农村产权改革，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尽快完善养殖水面使用权的登记管理，统一搭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交易平台，有步骤地放宽条件培育交易主体。引进优质评估机构，简化规范抵押登记行为，使其成为国有土地和房产以外的重要贷款抵押物。引入金融杠杆盘活农村存量资产，为小微企业和涉农经济主体贷款融资提供便利，同时也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融资安排奠定基础。
3、搭建多层次融资服务平台。进一步开放银行市场，发展社会出资、风险自担的城市社区银行和金融公司。建议由各产业办、行业协会牵头分产业链、行业，组织银行存量授信较多的龙头企业与金融部门签订应付货款代付协议，为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办理贷款、保理等融资服务提供便利。加大对国有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注入，及对民营担保公司的奖励扶持。制定小贷公司统一的监管标准和风险管控要求，增加小贷公司的贷款能力。鼓励金融服务和信贷产品创新，建立多元化的企业融资渠道。对资产充足的企业鼓励其发行债券融资，对成长性好的企业引入私募基金，培育上市或股权融资、租赁融资。引进知名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有效解决企业融资短板。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平衡县域与市区的资金供应，满足各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作为银行，应转变理念，大力拓宽金融服务。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银行靠存贷利差获取高额利润的经营模式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银行必须转变经营理念，改变以贷款为主要赢利指标的考核方式，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和比重，适应中小企业“短、小、频、急”特点，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和机制。大力推行存货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土地储备贷款等方式，加强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平等合作。加强利率定价机制建设，规范各项收费标准，改变息转费、搭售理财产品等不合理收费现状。积极贯彻落实货币政策，优先向“三农”、县域经济、中小微型企业、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对限制类企业中的优质企业区别对待，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行的信贷支持，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不断改进和完善信贷审批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灵活用足本级机构的信贷资金和信贷审批权限，大力挖掘和培育新的信贷增长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绿色的金融通道。
(三)作为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应依法依规，尽快做大做强。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资本金。争取国家、省资金项目支持，把可以使用的社会、民间资金尽量吸纳到公司中去，能够引入的风险投资大胆引入，壮大资金实力。二是依法依规经营管理。健全内控管理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高管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三是创新业务品种。小贷公司要在“支农”和“支小”，服务低端客户上找创新;担保公司要积极发展股权、应收账款、租赁权、林权、仓单、土地承包权、专利权、商誉权等财产权利质押担保创新业务。探索实践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贷款、集合票据和供应链金融等新型担保产品和服务。加强担保公司与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模式，借鉴非银行金融机构灵活的业务运作机制和经营品种为我所用。
(四)作为企业，应提升素质，切实增强融资能力。
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实力。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方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求，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名优特产品，为金融部门向上级银行推荐争取贷款创造条件。二是强化信用意识，树立诚信形象。密切与金融机构沟通，增大财务信息透明度，消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顾虑，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贷款按时归还。同时，积极参与我市企业征信和外部信用评级工作，为企业融资创造良好信用条件。三是开阔融资思路，拓宽融资渠道。在内源融资同时，注重外源融资，通过抵押、质押、典当、租赁、吸纳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第四篇：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因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非单纯的融资困难，既是其经营出现困难导致资金紧张等现状的反映，也是现阶段我国乃至全球经济调整中诸多矛盾的综合体现。
1、受制于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缺乏直接融资手段。中小企业规模小，收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缺乏合格抵押担保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
2、与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有关。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印染等传统制造业，且很多为高耗能或高污染行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也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3、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对中小企业经营及融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外部市场萎缩，出口销售放缓，这对江浙粤等出口依存度高、中小企业较多的沿海地区影响相对突出。企业盈利下滑，一方面自身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制约其通过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
第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政策建议
1、商业银行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做到扶优限劣、有保有压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积极提升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一是保持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二是针对中小企业开发专门化的金融服务，根据中小企业贷款时间急、金额小、用信频、期限短等特点，主动建立起有别于大型企业贷款的中小企业信贷流程和管理制度。
2、银行监管部门应适时适当地提高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鼓励银行建立健康而前瞻的风险文化。
3、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其自身需要加快转变粗放发展模式，适应结构优化要求。在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节能环保要求提高、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多因素影响下，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更多集中到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中小企业。这些问题单靠增加贷款不能完全解决，还需要其他支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政策配合。
4、运用综合手段构建长效机制完善金融体系。一是要培育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二是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步伐，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并创新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手段和信贷产品，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贷款覆盖率。三是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四是加快推进担保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采取多种形式促进担保机构发展，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地方担保体系。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五是加大对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也要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完善财务制度，增强信用观念，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满足融资需求的良好条件。
第五篇：中小企业融资难1
关于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发表时间 : 2008-12-1 来源：郑州人大工作
一、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近年来，郑州市中小企业的规模、科技水平及创汇能力稳步提升。2007年全市民营经济组织达到263388户，注册资金总额达780亿元，从业人员150万人。民营经济累计完成增加值1400亿元，占全市GDP的60%;完成出口13.3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完成税收233亿元，占全市税收的7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780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9.8%。然而，中小企业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却极不相称。据调查，80%以上的中小企业反映，贷款难、担保难、融资难是当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50%以上的中小企业因流动资金不足而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90%以上的中小企业因自身积累少、融资困难而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造，期望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二、我市中小企业融资基本情况
(一)我市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企业长期积累的自有资金，亲朋好友借款，企业互助性资金支持，金融部门贷款，上级部门无偿资金支持或政府贷款贴息，政府一些产业政策(科技创新资金、国外境外创业支持资金等)资金支持，一些投融资公司进行股份合作等。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积极作用。我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建设从2000年起步，大多由地方政府出资。截至目前，河南担保机构中政府全资或参股的政策性担保公司约有190家，其中郑州市50多家。我省、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担保公司的实力过于弱小，使这个行业难以承担起更多的使命。
三、深刻剖析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一)企业自身的素质缺陷。虽然我市中小企业整体保持着持续发展，但从具体来看，中小企业本身的素质缺陷影响了其融资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
1、财务管理不规范。许多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产权关系模糊，经营透明度低，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足够的经财务审计部门承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连续经营记录。银行很难对这些企业会计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和监督。
2、资信等级低。资信等级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重要判断依据。银行新增贷款的80%一般都集中于资信等级高的企业。而很多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因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规范行为影响了企业的资信等级，中小企业的资信等级偏低。
3、缺乏可用于担保抵押的财产。据调查，58%的企业认为抵押担保是贷款难的首要原因。一般来说，中小企业大多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导致申请贷款抵押物不足。而且抵押的程序繁杂、评估费用高，中小企业通过自身资产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相当困难。
(二)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关于中小企业的信誉、担保条件、项目风险、资金实际用途和收益等方面，中小企业比金融机构知道得更多，具有信息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现有中介机构的缺乏和不完善，对企业资信评估、贷款信息搜索等都要由银行来承担，造成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规模不经济，对中小企业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要比大企业高得多。
(三)地方政策落实不够。我市也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郑州市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在融资担保、人才培训、信息网络、创业辅导、管理咨询、技术支持和法律政策等八大服务体系方面作了安排和要求，但并没有落到实处，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民营企业创业难、成长难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四)金融体系不完善。整体上看，我市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少、实力相对较弱，而且它们没有得到政策性融资权。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具有时间紧、次数多、额度小、风险高的特点。
(五)金融政策因素。2008年，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取代“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了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将会面临严重不足。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汇率下调、出口退税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我市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影响也较大。
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
(一)规范企业经营，提高企业素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中小企业自身素质联系紧密，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制度约束，促使中小企业规范经营;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综合管理，积极发展综合性辅导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的基本素质。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是一个缺乏资金来源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寻找资金的知识问题。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己有多元化趋势，各种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规则和管理办法有很大差别，利用好这些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需要有专业的知识，需要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企业实际情况的融资意识和理财观念，这些都需要进行知识普及和培训。
(二)构建多层次的担保体系。目前我市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业发展难以满足企业需要。为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宜构建多层次的担保体系:以互助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以地区和市级、省级、全国三级再担保机构为支撑的结构体系。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是核心，是为政府间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扶持机构，互助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作为补充。
(三)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及农村信用社、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和地方性风险投资公司。
1、重构中小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建立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中小金融机构要按各自优势进行定位，把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的中小企业，全心全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2、加强监督力度，把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纳入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中，监管重点落在对其高层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和资产负债管理、贷款风险管理等风险监管上。
3、逐步解决贷款市场的垄断问题，允许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允许有实力的企业出资兴办地方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4、为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可使利率调节具有一定弹性，适当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幅度。
(四)完善信用体系。一是要进行诚信立法，明确标定诚信的评价标准，树立诚信目标，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建立以电子化为基础的诚信信息化平台，对经营主体进行诚信记录，进行严格的信用评级;三是政府、银行、司法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对经营主体的诚信实施程序监督;四是要克服地方保护，对恶意违反诚信者予以重罚;五是采用政府主导，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实现诚信记录网络化运作。
(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商会、行业协会等中小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促进作用。由于商会、行业协会的成员本身就是企业主，比较了解企业情况，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向银行推荐贷款客户，协助银行进行贷前调查评估，协调银企关系。另外还要大力发展两类中介机构，一类是咨询机构，它们可以就项目前景、投资回收可能性进行分析预测，协助做好项目评估研究工作;另一类是有信誉的会计师或审计师事务所，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财务制度、规范经营，辅助银行审查企业财务，严格信息披露，减少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风险评级信息的搜寻成本，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六)拓宽融资渠道。
1、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这是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根本出路，也是国外发展中小企业的普遍成功经验。政府要辅助建立以创业板市场为主导、覆盖风险投资市场、三板市场、公司债券市场的多层次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实现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
2、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是企业进行长期资金融通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融资租赁，企业可以不必仅仅依靠自我积累去购买设备，而只需用现有资产、效益以及未来的收益为保证，提供租赁公司认可的信用担保，即可占用并使用设备，利用产生的效益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中小企业如果采用融资租赁工具。可以添置或更新设备，达到筹资的目的，并且这种方式的成本比贷款要低，风险较小，而且操作灵活方便，比长期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受较小限制。
3、风险投资。引导广大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可采取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银行支持的方式，创办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成长期建立相对应的风险投资机制。
4、政策性支持融资。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融资。如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科技产业化政策、国债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等。
5、高科技含量融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进行融资，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都支持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商业银行一般明确，对这类企业的新技术产品和专利产品贷款需求予以优先支持，对其先进的设备融资需求，可以发放设备抵押贷款。
6、大企业配套融资。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银行支持为大企业配套。商业银行一般规定，只要有大中企业的生产定单、有效委托合同，大中企业又提供担保的，就可以优先进行情贷支持。对中标政府采购合同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账户托管方式优先发放贷款。
综上所述，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还有待政府、金融行业和全社会共同采取措施，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融资环境，共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