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共行政学课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但是，量化研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
第一篇：公共行政学课程论文
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困境与突破
摘 要：学科应用性和理论外来性的特质要求公共行政学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存在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教学案例“三多三少”现象，学生的适应性和参与程度不足以及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失衡、脱节等困境。通过提高重视程度，把握科学内涵;精心选择案例，建设好案例库;激发参与意识，优化教学过程;加强案例研究，提升案例教学等路径可突破困境。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困境;教学法
案例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和基础的学生自主性学习方式，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于1780年率先使用案例教学法。所谓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指的是在公共行政学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以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精选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上帮助学习者达到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传统的教学方式制约了学生主动探求知识的兴趣与动力,导致公共行政学课程教学无法实现预期培养目标。而案例教学模式的建构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国外高校公共行政学科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已经十分广泛。与纯粹的理论教学方法相比，它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和启发性等特点，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然而由于我国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教学过程呈现不少问题，尚未达到提升公共行政学科的教学质量的目标，因此需要深入研究。
一、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法的价值
(一)案例教学法符合公共行政学科应用性和理论外来性的特质要求。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型、综合性学科，它的基本理论主要源自对公共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其教学过程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众多学习和研究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科学知识和真理的方法之中，案例方法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1]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学理论是西方的“泊来品”，而建立在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基础上的公共行政理论存在区域适应性问题。只有充分利用和探讨中国自身的公共行政案例资源，才能够更好指导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知识，并建构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二)案例教学是培养学生参与意识和提高综合能力的需要。实践证明，案例教学可以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中引导学生“发问”、“思考”和“释疑”,使他们学会主动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可以较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动形象的案例有利于学生学习、理解公共行政学课程内容。此外，案例教学还能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三)案例教学是提升任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案例教学不仅代表着一种新的现代教学理念，也是教学实践中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教学方法。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不仅需要任课教师要更好地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根据“需求调查”、“教学准备”和“教学实施”等基本阶段开展教学活动，还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引导能力、启发能力。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更加注重提升教学水平，以确保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困境分析
我国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起步较晚，学科基础较为薄弱，整体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课程考核方式，我国当前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主要还是以讲授式教学/“满堂灌”为主，案例往往变成了证明理论观点的“例证”，案例教学尚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比例不尽合理，单纯的理论教学所花时间过多，而对案例教学所花时间较少。此外，对案例教材的挖掘程度不够深入，只是表面上进行理论分析，对微观的情节和细节设计考虑不周，大多是停留在理论对理论层面，导致案例分析浅尝辄止。不少教师认为案例教学就是例子性的案例教学，只要举了例子就是案例教学，这其实是片面的;有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分析，不需要学习理论，通过案例分析就可以获得公共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个误区;有的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讨论的错误之处或片面言论急于纠正，导致学生发言有所顾虑，打击了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不能使案例讨论自由、充分展开。
2.教学案例“三多三少”问题。我国当下的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过去的案例多、现在的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中国案例少的“三多三少”现象[2]，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施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国公共行政学案例教学起步较晚，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既有案例来开展教学活动，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制度性质与中国差异较大，其适用性受到不小影响;二是当前中国高校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专业教师大多数没有在公共组织从业的经历，公共组织的管理经验匮乏，再加上教学经费有限的制约，使其调查、收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相对缺乏;三是近年来高等学校不同程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导致教师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用于科研，而不愿投入案例教学及其研究。这是因为结合学生实际制作高水准的教学案例,需要投入较多的经费、精力和时间，而教学效果不像科研成果那样具有较强的衡量性。
3.学生的适应性和参与程度不足。传统的教学方法(如“填鸭式”教学)难以有效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学生往往被动接受教材上的知识和教师讲授的内容，成了理论知识的接受器、储存器和考试机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学生不愿自主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和惯性。此外，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也影响到他们在案例教学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有些学生即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或缺乏表达能力,这也影响了案例教学作用的发挥。在班级的案例讨论中，能力较强的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高，其他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欠佳。案例讨论主要采用分小组讨论、上台发言的方式进行，但是每次几乎都是那些学习能力较强和善于表达的学生上台发言，其他学生因不敢或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教学往往不能取得满意效果。
4.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失衡、脱节。人所共知，案例教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情景模拟”和学生角色的易进入性。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案例需要经过精心制作和选择并被学生充分讨论和有效接收才算最终完成案例教学。但是实际的教学中,大量的案例并不是针对学生“量身定做”的,多数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缺乏深入进行公共管理案例制作的研究,而对公共行政学案例有深入研究的教师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而无暇顾及案例教学,很少也很难制作出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案例。这就导致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出现脱节现象。此外，客观上存在理论研究的比较收益高于纯案例研究，也导致公共行政学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出现失衡现象。
三、深化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的路径
化解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所面临的若干困境，既是案例教学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可以尝试通过以下路径来解决。
1.提高重视程度，把握科学内涵。更加注重案例教学是贯彻教学整体优化思想的体现，也是努力使公共行政学教学系统结构得以优化和功能得到增强和发挥的需要。以案例教学法等新方式化解传统公共行政学教学的弊端是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此，任课教师需要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消除案例教学的误区。“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3]教师要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的学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平等的姿态带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实现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的积极互动。要更加科学地把握案例教学法的内涵，防止各种误解的出现，从而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案例教学的开展。
2.精心选择案例，建设好案例库。选择公共行政学课程教学案例要充分考虑个案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与理论知识的吻合度，以有效服务于学生学习。案例选取要紧跟时代步伐,尽可能贴近我国现实，从中把握当代社会公共管理的焦点问题，使学生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其学习兴趣，从而实现既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又开阔认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视野的目标。国外院校十分重视大型教学案例库建设，例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搜集了1500多个教学案例，以供学生学习使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案例库建设既要注重提高数量，更需要重视案例的典型性和本土化建设，只有如此才能更加有效保障和推进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
3.激发参与意识，优化教学过程。公共行政学教学中的学生既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自身发展的主体。因此，学习者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增强参与程度。学习者的参与意识越强，教学效果往往就越好。教师既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增强学习者的参与意识，也要将学习者参与讨论的表现情况作为学习成绩评判的主要标准，增强学生的压力感和积极性。比如采用专题形式给予学生必要的引导和采用新鲜、有趣的案例吸引学生，激发其讨论兴趣;还可采取辩论赛、小组对抗赛等形式来营造积极向上的竞争氛围，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任课教师要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系统掌握本学科及了解心理学、语言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逐渐增强驾驭案例教学的能力。案例选择要恰当，具有紧扣教学内容的特点，设计的案例答案要有可探讨性和伸缩性，使学生的多向思维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要注重案例富有启发性的总结，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步骤，而不仅仅是为了找问题的“解”。这有助于训练和提升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以实现应有教学效果。
4.加强案例研究，提升案例教学。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案例研究，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案例教学的水平离不开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只有在高水平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才能有真正的高水平。教师要完善案例写作和设计，不断加强案例研究，注意案例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案例设计环节。同时要针对说明型、解释型和理论发现型等各类不同的公共行政案例采取有差异的案例教学方法，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参考文献：
[1][美]小劳伦斯·E·列恩.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指南[M].郄少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庄国波.行政管理学教学研究中的问题[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54-55.
[3]张宗坪，宋敏.行政管理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择与应用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7，(4)：59-60.
作者：何得桂
第二篇：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
摘要：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但是，量化研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量化研究有其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行政宏观层面、行政现象、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等领域。因此，为整体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水平，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要与质化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并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质性分析；行政现象；行政信息
从社会科学史来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在与定性研究的对垒争论中逐步获得成熟与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科学界占据长期的优势主导学术地位。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方法论的争论也是围绕社会科学中两大基本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来展开的。同样，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行政学研究始终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量化研究的极其薄弱。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每一位行政学者就必须思考与回答如下重要问题：量化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究竟有何重要价值?其使用范围与局限性何在?如何结合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量化研究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提出来的，这种意图在他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夠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的实证主义研究，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马克斯·韦伯、古德诺、威洛比、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古德诺在其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公共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至今仍对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行政学毕竟是一件舶来品。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外求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开始的，因此，西方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同样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讨论始于1997年，至2001年8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开辟“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只可惜此专栏只延续了半年。在沉寂将近三年之久后的2004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上海行政学院和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在上海行政学院联合举行了全国“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创新”研讨会，但是，研讨会结束后并未在全国行政学界引发更深入的讨论。目前，《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也开辟了关于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专栏。自2007年起，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暑期研讨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其目的在于培训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工具推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近年来，我国行政学者薄贵利、张成福、马骏、郭晓聪、董建新等人也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公共行政学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十分薄弱等问题。这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直接制约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向科学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也削弱了公共行政学对行政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包容性。公共行政学者只有紧密结合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树立科学精神，充分重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训练，用科学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才能推动公共行政学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
二、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重要价值
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没有量化研究，公共行政学很可能只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此，量化研究对于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
公共行政学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对公共行政本质的一般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和把握行政的规律性，为行政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运用量化分析方法给出数量界限规定，就是明确界定影响行政因素的数量关系，把握行政变量的变化规律，使行政理论具有可操作性。这是量化分析方法大显身手的领域。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是行政现象研
究起码的任务和要求，也是人们对行政现象有具体了解的表现。任何人要对行政现象进行深入解释和有效预测，首先都必须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量化研究以其量化的方式，通过使用科学的测度指标和分析方法，能对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数量化的处理，进而具体揭示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差异和数量关系，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其二，量化研究以数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通过清晰、准确的数学语言和严谨、缜密的数理逻辑，能把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陈述得更为清晰、更显简洁、更加精确；其三，量化研究以其特有的规范性特点而适于采用电子计算机做数据处理，而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更有其精心设计的严格程序和可加控制的计算精度，所以，一旦借助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更能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
(二) 量化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
行政现象量化研究的核心是对行政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人们通过对行政现象调查所获取的有关行政现象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不仅可以使零散的行政信息系统化，而且还可从中获得某些更有价值的新的行政信息。首先，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数值化的行政信息。统计不仅能将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资料进一步升华，而且能将某些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转化为数值化的行政信息，从而使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道理。其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宏观性的行政信息。借用统计学方法，人们可以对有关行政现象调查样本情况的微观信息进行综合加工，从而获得层次更高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宏观性行政信息。再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统计可以使人们建立有关行政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数学模型。借助于这些模型，人们能够推知行政现象的变化趋势和未来状态，获得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然后根据过去的和现在的行政信息资料，找出其中的规律，再运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探索行政发展的趋势，并作出估计和判断，从而更能有效地实施行政预测与行政控制。
(三) 量化研究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行政现象也是如此。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深化质的分析，就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所分析对象的量的规定及由量到质的转化，从而加深对质的认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改革与发展。对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分析，当然需要定性分析，但行政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例如，行政发展的规律包括行政发展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行政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如何确定公众需要的满足程度，行政发展目的和手段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等，就都需要运用量化分析法，得出确切的答案。这样一种求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精确地衡量行政发展的实现程度，深刻认识行政发展的本质，而且为我们自觉运用行政规律提供了现实依据。量化分析方法不仅对深化质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改进和完善其他行政学研究方法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知道，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拓展，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如定性分析、规范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均衡分析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研究，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但只要对这些方法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依托于数量分析，是以数量分析为手段，以确定性的量度为基准而加以运用的。因此，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说，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工具的工具”。
(四) 量化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
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是随着科学方法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在过去，人们对于包含行政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只能采用极为简单的定性方法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只能作出一些定性的结论，而且其中往往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成分，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及相关知识的限制，既不可能对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作出精确描述，更不可能对行政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作出量化分析。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量化研究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人们对行政现象研究的量化意识，而且增强了人们对于数量关系的控制能力，使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微观走向宏观，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行政观察与思考的范围，增加了人们行政认知与解释的能力，提高了人们的行政研究水平。
三、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适用范围
量化研究虽然对于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对行政现象的研究中，它并不是全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一，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不能测量行政现象深层次的具体细节的内容，对不能量化的行政现象更是无能为力；第二，行政现象定量研究只能反映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而不能揭示行政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联系；第三，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主要数学基础是统计学，而不是微积分，很难反映行政现象存在的真实全貌和行政现象发展的持续过程；第四，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一般只适用于行政现象宏观层次的研究，而对个体的研究往往作用不大；第五，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总之，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独自包揽有关行政现象的全部课题，不能独自解决行政现象研究的全部问题，也不能独自得出行政现象研究的最终结果。
结合量化研究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主要适用于下述研究领域：(1)适合于宏观层面研究。即比较适合于公共政策、行政规划和行政预测发展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行政现象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行政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行政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行政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行政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行政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中，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問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
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
四、提升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质量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和知识发展途径能够持续适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所需要的广阔研究范围。鉴于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运用范围，我们所强调的运用量化研究，是根据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定量分析方法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公共行政学在运用量化研究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当代行政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对公共行政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方法论是在特定理念指引下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它指导着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它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制定和使用具体方法的元方法。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现实和推动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科学方法，着眼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的行政发展实践和发展要求，在全面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的前提下，探讨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行政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是处于互动关系状态的，从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些都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从而指导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只有不断创新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行政发展实践。如果没有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把行政现象作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对象进行研究，那么不论运用什么具体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正确认识行政现象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都必然在行政理论上走人死胡同。毫无疑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也只有以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方法为前提，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计量，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
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所需要的各种量，来源于客观行政现实。只有经过大量的调查、统计、计算，从现实行政实践中提取真实的研究资料，才能为定量分析的正确性提供基本保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问题与方法。一般来说，问题决定方法，方法服务于问题。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在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形成问题研究的意识，在公共行政领域加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敏感性。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与创新，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如：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民主行政；如何优化公共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政府；如何确保责任的实现；如何确保执行力和公信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以理论上的创新作指导。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从中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增长、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研究课题的方法选择上，应注重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统计分析等。
(三)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与质性研究进行有机结合
公共行政是一门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虽然“学术界并不能评价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在公共行政领域中，不可能没有“价值研究”，它需要用一种整体的、定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另外，公共行政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程度和规模，具有鲜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们更科学地“定性”，因此定量研究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无疑会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从而完成理论研究的艰巨任务。通过国内社会科学三十年来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史料中获得的数据尽可能量化、数字化进而统计分析，以弥补质性研究的主观性弊端，同时，也尽可能在以问卷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实践，以避免过度数据化的刻板并弥补量化研究过度形式化而对社会现象解释力度削弱的弊端，正是包括公共行政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选择和具体使用的主流趋势。
(四)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面临着颇为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西方世界已是一个充分的理性化社会，所面临的任务是对理性化的后果进行检讨和反思；而中国尚处于理性化进程中，需要大力引进和推广西方的理性精神。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看，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实证研究不足，重复研究和低水平的理论研究过多，理论对实践难以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主要问题是：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演绎分析多，综合归纳少；宏观分析多，中观、微观分析少。在我国，真正具有实证探索精神，经过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训练的学者还很少。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在基本的学科规范还没有在公共行政领域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极力推崇“目的性、有效性、可验证性、因果性、论题重要性以及前沿性”等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准，而不是盲目地抛弃或者质疑这些标准。因此，当前中国的行政学应当着力加强方法论层面的创新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大力提高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从而使公共行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行政实践。
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不管是采用量化研究还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还是用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力求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得出关于公共行政的真知。尽管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对于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来说，必须要以关注人的发展、关注行政实践方式来进行。真正关切行政现实中的问题，才能推动公共行政学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責任编辑：向波
作者：李彦娅 何植民
第三篇：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计量分析
摘 要：通过对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近九年（2008-2016）所转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实证分析，梳理词频数据，透析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最新进展及未来仍需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添砖加瓦。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 词频统计 研究文献计量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94）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要求以及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题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的第一声呼唤，我国公共行政学正式恢复重建并迈向发展的新阶段。历经三十几载，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与刻苦精研之下，公共行政学研究日趋专业化、规范化。但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016年间所转载文献的词频数据分析，透析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进展，并试探性地剖析当下行政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促进学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
二、样本、方法及指标
本次评估选取的样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所转载的文献，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8年-2016年。整理数据，获得有效样本总量为1544篇。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作为当前国内唯一的公共行政类研究成果转载期刊，收录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具有代表性。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次评估拟采用文献计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透过客观数据，揭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迫切问题， 以发深思。
基于本项研究的需要，指标设计参鉴何艳玲教授的研究（何艳玲，2007），作出以下安排：
1.作者单位、作者学术地位。该指标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的研究以及其在该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学术层次，以此探究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发展状况。对于作者单位作出以下分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社科院系统、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作者学术地位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
2.研究主题、资金来源。研究主题为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资金来源从侧面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吴晓林，郭慧玲，2014）。研究主题指标具体为：行政改革、行政组织与职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行政效率）、NGO、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行政哲学、行政伦理、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决策、政府间关系、公共财政、其他；资金来源的二级指标为：国家级基金（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
3.所处研究阶段。借鉴何艳玲教授把帕里·克里默对研究阶段的分类和我国行政学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分类，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分析。旨在探究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4.研究类型、基本规范、资料收集方法及统计方法。旨在为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供客观依据。具体为：（1）研究类型：规范研究、实证研究；（2）基本规范：有理论对话、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3）资料收集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参与观察；（4）统计方法层次：为突出无统计运用占比，将不包括无统计运用的类别统称为“其他”。
三、样本分析
1.学术研究主要贡献者及研究梯队的成长。
1.1作者单位。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研究。表1（表1中，“f”代表frequency，即“频数”；“p”代表proportions，即“比例”；“%”代表百分率。文中各表同上。）提供了描述性的信息。从此表看出：高等院校的频数为1294，占总量的83.8%，这显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源为高等院校；其次是党校和行政学院，所占百分比为10.8%。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部门所占比，仅为1.6%，说明当前政府部门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结合理论的反思。
1.2作者学术地位。行政学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地位怎样？学术研究梯队如何？参考表2，教授（研究员）占比为33.9%，副教授（副研究员）为20.7%，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学术地位较高者是行政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一点与休斯顿、德里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分别为14.2%、16.8%。值得思考的是，博士研究生占比超过了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占比，这与何艳玲教授的研究结论一致（何艳玲，2009）。即接受更多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正在茁壮成长，且越来越专业化。
2.行政学研究热点趋势和科学共同体发展情况。
2.1研究主題。表3 反应了研究主题发展呈现的趋势。行政组织与职能占总数比例为17%，居所有主题之首。这说明，至少在《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上，行政组织与职能是未来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而公共政策占比为10.7%，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为8%，绩效评估（行政效率）为4.3%，NGO为3%，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和政府间关系同为2.7%，学科发展占2.3%，而研究方法和公共财政分别仅占0.8%和0.3%。
2.2资金支持。行政学研究的制度性资金支持怎样？在表4的数据中，国家级基金（包含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占比为40%，省、市级政府基金为13.2%，校级基金为5%，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3%，而特定基金会仅占0.4%。说明在近9年的行政学研究中，国家级基金和省市级政府基金是主要来源，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公共行政》这一期刊上，国家级基金支持大幅上升，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大幅下降，其次是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和特定基金会支持比重加大，说明行政学研究制度性支持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前进。
3.行政学研究进程。 从表5可知 ，问题描述仍居于研究阶段的主流地位，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研究结果，在大致一致的基础上又稍有回落，而概念界定无疑是“新起之秀”。变量分析仅为2.7%。
4.行政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4.1研究类型。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无优劣分别，仅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在本项研究中，规范研究“略胜一筹”，较之前人的“结构性失衡”和缺乏实证资料支持的结论，《公共行政》呈现向好发展的别样图景。
4.2研究的基本规范。表7标明，有理论对话占总样本比重的42.2%，有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为40.5%。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该数据说明了近9年来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重复立论”更少，学术研究更专业规范。
4.3资料收集方法。参考表8，92.6%的资料收集方法属于非经验主义方法。对比何艳玲教授2009年研究结果的96.7%略有下降，但仍高达九成。说明在近9年时间里，研究者们仍然高度倾向于做书斋学术。
4.4统计方法层次。从表9来看，82.5%的文献属于无统计运用，对比张光进、马向平、杨程2009年的研究成果，近9年来，无统计运用占比似已回落，但已有研究仍存在统计方法运用较少的问题。
四、思考與讨论
1.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特点。
1.1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为高校研究者，学术研究梯队存在明显缺陷。张成福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而在本研究中，作者来源的绝大多数为高等院校，与之相符。说明当前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自我觉醒意识”愈发清醒。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却在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处出现明显“断层”，缺乏良好的持续性和继承性，这将是未来我国行政学发展需要补给的短板。
1.2研究主题分散多元，行政组织与改革突出。研究主题是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的代表。故关注主题的特征是必要的。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主题呈现分散多元化，广度拓展表现在三方面：（1）宏观上：领域扩展到政府间关系、NGO；（2）中观上：更关注行政组织与职能、行政改革、行政决策、公共政策；（3）微观上：注重政府组织内部发展。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也逐渐被重视。其次，公共组织的研究向来是行政学的探究重点，而在我国，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政府组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学界对行政组织发展动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行政组织与改革研究——的讨论已进入“白热化”。
1.3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连同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析和反思业已形成规模。而这种反思恰恰对行政学研究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起到莫大的鞭策作用。从《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来看，规范化的数据总占比为82.7%，较前人研究亦是巨大进步！
1.4“结构性失衡”倾向趋缓。学者曾将结构性失衡解释为偏重规范研究而轻视实证研究的行政学研究现状。从前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实证研究即将占据当前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大胆推测：对实证研究的重新重视将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值得思考的问题。
2.1研究理论与行政实践相脱离。为厘清什么是“实践”一词，笔者引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的实际行动。在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中，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自高等院校，而高校学者往往身兼二职：学术研究者与学科教学者，深入行政学真实实践的精力自会消减；更不用说学者本身获得行政学真实景象的方法和途径有限的壁垒。这是目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反思重学理轻实践的要因之一。
2.2学术研究方法滞后，统计方法缺失。近15年前，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认为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该问题同样出现在当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从现有数据来看，有92.6%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论文都采用非经验主义方法，其他方法则微乎其微。与之相伴的是处理其经验数据的具体统计技术也很少采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斋学术研究”缺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社会科学统计技术，显然难以对实践进行精确描述并建立起有效的理论，不能不说这是行政学研究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2.3研究阶段仍较初级。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找出社会现象的共性，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建立有效解释、预测社会现象产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开展。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和归旨。因此，“三种变量分析”理应是行政学研究的主要阶段。但在本次研究中，变量分析仅占样本总量的2.7%，而概念界定与问题描述共占比却高至97.3%。说明，行政学研究进程缓慢，仍是目前阻碍行政学发展与进步的桎梏。
参考文献：
[1]何艳玲.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2]何艳玲.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中国性与公共性[J].公共行政评论，2013（2）.
[3]陈辉.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第六卷.
[4]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一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3）.
[5]陈辉.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J].行政论坛，2008（6）.
[6]马骏.“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题研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7]何艳玲.“中国行政国家”60 年：追寻现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
[8]休斯顿、德里：“公共行政研究：对期刊的评估”，载怀特、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9）.
[10]张康之，姜宁宁.社会治理变革中的公共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6 年重点及 2017 年研究预测[J].中国行政管理，2017（2）.
[1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12]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J].江海学刊，2002（3）.
[13]帕里、克里默：《公共行政评论》（1975— 1984）中的研究方法.原文载Jay.D.White&Guy. B.Adams（1994），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Newbury Park，CA： Sage，1994.
[14]张光进、马向平、杨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评估（1999- 2008）对代表性期刊作品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09.
作者简介：杨璐萍（1995.06—）女。籍贯：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作者：杨璐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