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共十三卷，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组织编纂）问世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的努力，向我们奉献了这份集智慧、精神、思想于一体的丰厚财富。１００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历经沧桑变迁，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也是跌宕起伏、纷繁复杂。
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论文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回答中国问题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时强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断回答中国的问题，用新的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近代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与封建落后文化有关，中国封建的农耕文明抵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回答了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发展起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建立。这些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引領和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制度基础。在前苏联暴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后，又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观点，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回答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等，全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靠的是回答中国问题，而对中国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推动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面临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五个方面的“面对”、“如何”和“迫切需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90多年来，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1978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学过来的，经济方面是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纯而又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无法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允许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允许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还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先进经验。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许多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背弃社会主义，而是更好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从实践的比较中欢迎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良好声誉。
反观已经垮台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教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地区没有发展，表面上很坚持，但是教条式的僵化的坚持，坚持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的说法，没有发展，跟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不上号了。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光有相对贫困化，还有绝对贫困化，工人阶级也没有民主权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很宽，保障水平很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缓解。还有，社会主义也跟马克思说的不一样。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是纯而又纯的理想状态。但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那样的基础，只有落后的基础，实践中又走了弯路，没有哪个国家有马克思说的那么理想。这样，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与现实发生了较大的反差，一种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怎么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时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总书记提出的这些要求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走过了有些国家用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难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用市场配置资源，让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总量、纳税额、就业人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外开放带来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带来了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现行的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股票、基金等，都是从其他国家学来并丰富和发展的。开放还带来了国外的资源能源，带来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吸纳，绝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为了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共同协商。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即重要决策由各级党委集体做出，然后由政府、人大、政协等有关各方具体实施。这样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政治上的争拗和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还有决策的高效性和很强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选拔、管理等都由党来负责，这就容易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选拔干部强调政绩和多岗位锻炼，既能积累干部的经验，又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能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中国的民主真实普遍。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一定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這样的总结，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助于国外人士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也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选自2017年第6期《党建》杂志作者系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
作者：谢春涛
第二篇：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共十三卷，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组织编纂）问世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的努力，向我们奉献了这份集智慧、精神、思想于一体的丰厚财富。１００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历经沧桑变迁，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也是跌宕起伏、纷繁复杂。毋用置疑，将这一过程系统地进行细致而又严谨的梳理，一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任务的繁重也可想而知。日前，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布会上，各卷的主编交流了编后感。从中能体会编者们的编纂思路及寄予其中的期许。本刊选辑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主持人：一凡
让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瑞泉
数年前，面对新的世纪之交，尽管中国人本来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千禧年”情结，却也兴起了百年回顾的热情。其中的原因相当明白：与上一个世纪之交危象四起的中国迥然不同，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以其出人意料的迅速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如果说，江河日下的１９００年，士大夫一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话，那么，２０００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百年总结的时候，则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民族自豪感不能取代理性的批评，在以学术为职志的学者那里，这种回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知性的活动。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现代学院体制的产品，几乎所有的现代学术或者学科，都是在２０世纪里建设起来的，正如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主要是在２０世纪发展起来的一样。其中当然有其曲折和缺失，但是，无论如何，系统全面地检讨现代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在世纪的交接点上，显得尤其必要。加之学术研究本身就要求不断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得失，并求得知识的增长、更新和系统性。所以，最近几年中间，我们看到了不少分科地梳理２０世纪学术问题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们“回归学术史”的一个结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哪一套书，是覆盖全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２００１年山东人民出版曾出版过一套《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编纂者均一时之选。按照出版社的说明，原计划出版人文科学四卷，社会科学四卷，但最后出版的只限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五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并组织众多学者，编纂总计十三卷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就是以回顾学科发展的方式，参与到对上世纪的批评性总结之中。它集中的学者之多，覆盖学科之广，在此类著作甚至丛书中是罕见的。作为数年来一直参与其事的人，我这样说，一定免不了王婆卖瓜的嫌疑，好在它总算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当丛书总编委赠送的整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放在我的书桌上时，尽管我对书名没有采取《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而多少有些遗憾，还是为上海学者群体的努力、团结和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短短的时间里，不可能翻阅煌煌十三卷的全部文字；而且，由于学科的分工，作为哲学分卷的一个主编，我对其他分卷的内容缺乏专业知识，完全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不过，在长达５年的时间里，总编委曾经多次召集我们，讨论有关丛书编纂的种种共同问题，我目睹了主编其他分卷的各位学者的认真工作。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就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作的本质，是对２０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批评性总结活动的一种自觉参与。
要做总结，首先当然是要清理基本的事实。因此所有分卷的主要目标都可以说是“描写”。不仅在第一、第二两编中，以一级学科总论和本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之分论的形式，来描写该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而且特意编纂了第三编“重大争论”、第四编“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以及大事年表。希望依靠这样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学科发展的总貌，给有心检索的朋友提供较为方便的工具。当然，是否完备是不敢轻易担保的，也许还有挂一漏万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担保的：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历史怀有充分的敬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记录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立场而过多地影响到对事实的描写，至少不要因此而遗漏了重大的事件。２０世纪的实际生活复杂多变，而且人们的档案意识也不是一贯很强的，因此我们梳理事实的工作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工作也可以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任何“总结”，都是批评性的活动。我这里说的“总结”，自然不同于某些行政首长一锤定音的报告，绝对不是独断的排他的东西，而是编撰者眼里的历史，因此就包含了选择、解释和评判。这些主观性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如何，并不以我们自称“总结”就有了保证。就以哲学卷的编纂而言，虽然本卷的内容是知识性的，但是哲学本身的特征却是即知识而超知识的。因此，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当我们描写２０世纪哲学及其各二级学科（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我们只以它是当前学院建制的事实而言）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自然以编者所理解的哲学为前提。我不必讳言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我以为２０世纪中国承接１９世纪末的大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哲学革命：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经受了现代洗礼，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有广泛的传播，这两大传统经过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与古代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以哲学革命的方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动力；又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中国的”，而不同于那个“单一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另一些说法：鄙薄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成绩，好象一谈中国哲学就是传统的儒释道；中国本来没有“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成问题；更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哲学史”大多是“汉话胡说”，而翻译西方著作不过是“教洋人说中文”，如此等等。其实，这些何尝不是对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批评性的总结”？但是偏向否定性的。不过要化力气否定，则正说明它之无法绕过。所以也尽可在众多方式的“总结”中聊备一说。现在我们编的《哲学卷》，其内容只限于２０世纪，但正是在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家应对现代社会的巨变、翻译西方著述、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等过程中，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创造了堪称现代中国哲学的种种系统。我们一边说学无新旧、学无东西，一边也得承认一代有一代之学。尽翻前代旧案，是一种学问的进路，承继前辈的问题而继续推进，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关键是在其进路上是否真正有所创新。所以，尽管我们在参与《哲学卷》的编纂过程中时感惶恐，因为要在那么短的篇幅中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的哲学修养还没有高到可以使我们能绝对避免错误，更何况还有许多外在的限制。另外，多人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不错，一不小心火候有大小，烧了夹生饭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求真的心是真诚的，而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向当代哲学界的讨论会提供一份自己不成熟的报告。有一位哲学家曾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状况：对以往哲学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哲学有望融入统一的世界哲学。预言常是期望。通过研究和批评２０世纪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来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使我想起宋人欧阳修的一句诗：“早起前山路正长”。这可以表示我现在的心境。
政治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纪期盼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王邦佐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终于如愿出版了，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当今政治学者历史责任的体现。
当人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时，人类就开始了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在其享有盛誉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２３００多年，但它至今仍旧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参考。在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百年内时代之变迁，政权之交替，生态环境之变化，日新月异，变幻无穷，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五花八门，极其复杂，但我们同时也领悟到，作为经世致用之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至善”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怀。无论是学科构建，还是研究志向，都可以看作是围绕这条主线在展开。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肩负着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使命。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政治学１００年来的世纪期盼。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学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和学科架构。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与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中国近代重大社会事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学研究，其主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一概无能为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系统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借鉴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出了民权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构成其政治设计的理论依据。这位革命先行者希望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改造成为民主政治。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先天局限性，也没有为中国政治带来现代化成果。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因当时的反动政治统治而停滞不前。
比西方政治学稍晚一点进入中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传入的政治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邓初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获得主流地位，并与时俱进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使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脉相承地成为全民现实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理论的先进性带来的是实践的可行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揭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政治学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取得更多新成就。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新世纪里，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期盼，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来促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从而使政治学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更完满地实现全民的期盼。
应用经济学的经世致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谈敏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的编纂工作自２００２年启动以来，我们精心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各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这一堪称浩繁的项目。
本书对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研究，全书综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在２０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概貌，分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百年的发展状况及主要成就，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一幅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图。
可以说运用学说史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总结１００年来中国应用经济学演变及其源流，本著作具有奠基意义。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其中就含有对于经济学的应用性的强调，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则是伴随着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生发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有进行清晰地界定，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理论均被大量引入国内。“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的建立最先进行了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的尝试，此后在兴办“西学”的风潮中，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分立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分类逐渐明朗，理论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在法律专业之下，而商科专业开设了大量的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民国初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了包括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统计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商业数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上半期，囿于中国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应用经济学虽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经济学经历了初步发展、发展停滞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其沿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从单纯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为主向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转换过程，与之相适应，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也进行了演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先后进行了３次大规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专业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格局，形成了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下半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学术机构、团体、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活跃。在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应用经济学不断走向繁荣。
除了系统性和初创性之外，本书的研究特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书总的体例遵照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编纂要求，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胡寄窗先生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我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研究成果作为示范，重点强调了应用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内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以及重要的思想争论或理论观点演变这两条重要线索来展现应用经济学演进的历史过程。而这一研究方式和写作体例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是在对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的总结和整理时，并未在研究体例上作统一的要求，而是根据各个学科不同的特点，构造出了与各学科发展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架构，以更好地展示应用经济学各学科领域发展历史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三是在对２０世纪中国应用经济学重大论证的总结和梳理时，本着“高度概括、述而不作”的原则，力求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
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及传统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１００年来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在于向人们展示２０世纪整个应用经济学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而且更期望通过此书，促使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应用经济学如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进步的问题，这是本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百年反观：为了教育学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澜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２０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终于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
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答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对２０世纪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是教育学能否继往开来，避免重蹈覆辙，实现新的世纪发展的重要认识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本书在问题域的确定、体例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队伍构成等方面，都力图显现出独特性。
首先，在研究的基本路径和问题域的确定上，与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述不同，本书的总论部分，作为又一次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汇总，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以下简称“世纪问题”）。这些“世纪问题”首先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它们的产生，伴随着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并存在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制约教育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其次“世纪问题”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将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观念”解放。第三，“世纪问题”的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的反思与批判，将会带来本世纪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思维”解放。这３个“解放”就其意义而言，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这也许是百年教育学发展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学科百年史的价值追求。
上述３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交互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这些问题凸显和清晰化，我们集中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的３个发展性问题，即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作为总论的研究重点。这一部分可以概括为百年教育学术史中的“问题史”。
其次，本书试图以２０世纪主干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为核心，进行横向拓展与纵向推进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这意味着，学科史的研究成为本书体例结构中的主干。这些学科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论与课程论、教育社会学等。
再次，围绕着百年来各门主干学科内部出现的主要论争问题，做了梳理。例如，“关于教育含义的论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争”、“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结构的论争”、“关于教育起源的论争”、“关于教育本质的论争”、“关于教学过程本质的论争”、“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论争”等，这些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相关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域及其转换的过程，另一方面，各种深入的论争也不同程度地成为教育学实现转型和发展的枢纽和网结。因此，论争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也在百年教育学术史中体现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此外，不交流无以成为学术，百年中国教育学学术史因此也是一部交流史。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不同中外教育学交流等方面，也体现在各种重要学术团体的沿革，重要教育、科研机构的设立和演变，教育学刊物，教育学类工具书、丛书的出版等，它们的出现为教育学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由此可见，本书是一部集百年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问题史、学科史、论争史和交流史于一体的著作，力图长时段、全景式展现我国２０世纪百年中教育学的学术发展之全貌。本书的作者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构成，杜成宪教授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专家，在本书的编著中，与本人一起承担着主编的工作。担任各主干学科主编的专家，不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多年，而且大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转型式重建中构筑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世纪新平台。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者需要自我反观，探索教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缘起与历程，进行学科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的再寻找，实现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更新和良性生态环境的营造。
迎接中国社会学的春天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卢汉龙
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如果从严复翻译并陆续发表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算起（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３年）也已过了百年。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从“消失”到“恢复”，几经折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要记录中国社会学的１００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理解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却非简单。
本书还是努力去这样做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编撰的内容以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内容为主，同时包括了相关学科的内容。全卷篇首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沉浮与发展”为题对这门学科百年间从萌芽、成长、到中国化的探索，以及被调整和取消，到“补课”与重建，以及当今的发展都做了全面的阐述。书中用第一手的资料对中国社会学的这百年曲折兴衰过程做了全记录的分析。这对于读者通盘了解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学科地位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均很有价值。
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述评中国社会学领域内不同学科的发展，以及主要的学术成就。内容涉及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各个方面。各个部分都聘请了在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执笔，就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在本篇的各个学术领域作百年的浏览。书中力求从纷繁凝重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实践活动中，客观而清晰地梳理出中国社会学及其主要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脉络，通过资料的写实和阐发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全貌、内涵与特点，从而为读者较完整地展现一幅中国社会学百年演化的历史画卷。在本篇的最后还专设一章介绍社会学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发展，从中使读者可以领略在另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情况。
从学术发展的前瞻性意义上着眼，本卷第三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论争问题集中加以专论。主要归纳为社会学学科地位和历史分野，中国人口问题和城市化道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转型理论和阶级阶层研究，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等等。这些常论常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下一步和新的研究兴趣的培养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正在从事或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青年读者来讲也有它特别的资料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学是一门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学问。它强调以科学的理性来认识“人”的社会性现象。孔德是将“社会学”排列在继“生物学”之后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学问，所以对社会学的接纳程度是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对科学的态度有关的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中越来越认识到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只有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真实把握复杂的社会，克服发展中的盲目性，减少改革的成本，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我想这也是胡锦涛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所指的主要意思。
社会学在强调科学理性的同时也关注人本身的发展问题。按照孔德的学术“进化论”逻辑，跟在“社会学”之后进入科学状态的将是“人学”。关注人类一些根本性的特点和追求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一直将马克思作为最重要的经典理论家来尊敬。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更是站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贫困弱者同情的基础上的，具有科学的批判性。在国外，大部分社会学者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学一向被认为是研究社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一门学科，其道理即在于此。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也是通过社会学知识的传播进入中国的。而且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社会学也一度被认为是宣传“社会主义”而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所不容。所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对社会学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的尺度。科学和民主是伴随社会学成长的土壤和养料。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很大程度上即是和当时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以后，有着对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科学调查和理性探究的需要。本书的编撰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就，了解中国社会学现有的发展水平。但是由于编撰题材的限制，书中未能表现出国外学者从社会学领域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建树。读者也不难发现，虽然中国本土学者在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学科的整体水平离开社会学的科学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待努力。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王铁仙
我们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本拟称作“文学卷”。但它作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是阐述文学研究的面貌和发展轨迹，只在其间稍稍涉及一点与文学创作紧密相关的文学创作情况，因而定为现名，以免引起读者误解，以为是对百年来创作的评述。至于采用“文学学”的名称，是为了与其他各卷的书名相一致。“文学学”这个名称虽不常见，然而所指明确，即关于文学研究的学问，实际上现在国内外有些学者也已在这样使用。
本书并非“原创性”的研究专著，而是学术性较强的综述性编著。总编委会要求，本书应当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２０世纪本学科的全貌和轨迹、各二级学科的具体演进状态，以及这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等情况，因而虽是编篡，却并不容易，何况文学学的涉及面宽，所属二级学科较多。我们努力遵照总编委会的要求，重读和查找了一些学术原著，广泛参阅了许多同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积累的资料，全面梳理，细致分析，用心考量，恰当归纳，准确表述。当然，各位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都不免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有的地方还必须作出简要而明确的评价；但大家尽量采用较为公认的说法，或对两种或几种不同观点作平实的介绍，都不是当作自己的专著来写，避免以一己的特有看法来统率材料，发表评论。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吧。
要“全面”反映２０世纪百年间文学研究的面貌和轨迹，必须把它置于时代的思潮和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描述。本卷第一编为“总论”，尤须如此。这一编开头的两章，并不立即就文学学谈文学学，而是阐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现代学术的萌发和形成，评述世界性现代学术潮流影响下的新的学风、途径、方法、体制以及出现的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学术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来勾画同时期文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新气象和新成果。从而呈现出２０世纪现代性文学研究生成的实际状态。对后来的演进的描述，也宏观而如实地显示其曲折路途和“新时期”以后的重建和发展。为了“全面”，第二编关于二级学科的阐述，我们列入了“影视文学研究”。影视文学与影视理论关系紧密，比较特殊，但这套丛书未专编一本艺术研究卷，而影视理论和影视文学是我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事物，之后又迅速发展，广受关注，将之列入，以见２０世纪文学研究新貌之一方面。还有美学更为重要，但这套丛书未专编美学卷，据总编委会意见，收入本卷第二编内，置于“文学理论”学科之后。美学虽可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但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我国尤其如此，因此列入本卷未为不可，且可以体现对文学研究状况反映的“全面”。
“如实”和“全面”同样重要。第二编分别叙述１１个二级学科研究的具体演进和主要成就，首先就有一个掌握好分寸的问题。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在这百年间究竟处于什么状态、达到什么发展程度、有什么特色，都经过认真推敲后，在各章的标题上明确表达出来。例如第一章题作“走向现代与世界的文学理论”，是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反复思考后拟定的，在小范围的讨论中也认为是恰当的。我国２０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从国外的文论中吸取甚多，与我国古代的文论有很大不同；从另一方面说，则自己原创的东西较少，不能冠以“独立发展”之类的词语。第三编叙述重大论争，列了１２项。所列的是否就属于“重大”，此外还有无“重大”遗漏，没有把握。但对于列入的论争，编写者尽可能作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例如“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历来看法分歧，近年来又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章的编写者以慎重的态度，以主要篇幅相当具体、全面地按时间顺序客观引述两派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论。然后，作简要评析说：“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对居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论家的错误有过“正确的批评”和“较为中肯的意见”，左翼文坛把他们视为敌人是“没有分清敌我”；但胡、苏两位的文章有“相当严重的局限性”，他们在当时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采取超然态度又确实是有害的。应该说这是现在较多研究者的共识，并且编写者点到即止，只是给读者提供思考的线索。
作者：高瑞泉 王帮佐等
第三篇：学术自觉：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代发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代发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在总结30年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探索社会科学当代前沿这一共同话题下，与会者还就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景和趋势的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1、环境保护与环境史。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环境问题诸学科也获得了蓬勃发展，环境史就是其中之一。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19世纪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开始，而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断地侵害生态环境的倾向，过度的消费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就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国外环境史学术资源以及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内的本土学术资源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重要变化，只有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和转折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2、后现代主义及相关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就是我国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风靡一时的话题，这一话题既引领了中国学术的突飞猛进，又招致了无穷无尽的争议和非议，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转向：出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发言，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作为流行话语，“后现代”已不再时髦，但作为曾经影响世界几十年的学术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近年我国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热，就证明了这一点，何平(首都师范大学)“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的发言，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代史学的深刻影响。3、文学“向内转”及其他问题。针对当前文学“向外转”即转向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的倾向，赵宪章(南京大学)提出了一种“向内转”的可能。与“超越形式直奔主题”的路径相反，他主张“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形式美学方法，并以词典体小说和戏仿文体为例进行了说明，强调返回到文学本身、深入到文学内部，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朱寿桐(澳门大学)指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的不同，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无论对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文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4、社会转型与公共管理。当前我国正经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为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机遇，彭向刚(吉林大学)“公共管理若干前沿问题”、陈瑞莲(中山大学)“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前瞻”、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共享性本位价值信念的生产”等对此展开了论述。5，心灵哲学与认知研究。科学哲学研究虽不是当代中国社科学术的热点，但蒉益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费多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认知研究的解释学向度”的论文则显示，在这一领域，我国的研究实际上可直追世界学术前沿。本次论坛所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还有“30年文化研究的省思”(李宗桂，中山大学)、“实践美学的价值与发展”(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先锋文学的发展与作家主体的重塑”(洪治纲，暨南大学)、“期待短文”(栾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方向”(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变动下的华人华侨研究”(纪宗安，暨南大学)、“国际汉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杨煦生，中国人民大学)，以及转型经济学(周冰，浙江财经学院)、拜占庭研究(陈志强，南开大学)、陈霸先研究(李凭，华南师范大学)等。
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离不开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这也是今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王法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