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1：
试析中共八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摘要：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积极探索。中共八大提出历史任务，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分析具体国情，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坚持科学态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关键词：中共八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 济、文化、党建等方面对“苏联模式”有重大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1]。薄一波认为，“八大的一系列正确决策，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2]。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建设实际，形成了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以及八大前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共八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共八大提出历史任务，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围绕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首先是以实现历史任务为理论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党决定将工作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的主题就由革命转为建设。中国共产党人为进行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一直都在寻求符合本国实际的理论，以适应时代主题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当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的时候，党中央适时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总目标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马克思主义名著《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建国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成功实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党还成功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1]。“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这些为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再加上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中共八大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正式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鉴于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又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的建设实际，同时也把建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制定出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例如，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3]，因为这样才能发挥干部和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充分集中群众的智慧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完成历史任务。政治报告指出：必须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监督，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透明度。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发展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作了专门的阐述。此外，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原则，董必武作了《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言，对法制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认为法制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心环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围绕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产生的。
二、中共八大分析具体国情，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科学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矛盾，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3] 他历来主张，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清中国的国情，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例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科学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实施和平赎买政策，成功实现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历史经验表明：认清中国的国情，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纲领、路线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中共八大召开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比较系统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集体调查研究的结果，它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基本方针。大会召开前进行的调查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大会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科学分析和总结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情况。例如，从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方面科学分析中国的基本情况，并相应地提出任务。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主要问题”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同时，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了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的十个经济政策问题。这些正确政策的客观依据是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
中共八大科学分析国情，认真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方案。在生产上，提出了必须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发展速度上，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大会上发言，对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非常可贵的思想。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格局，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点。李富春在题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全国的计划工作》的发言中，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薄一波则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发言。这些关于国情的科学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客观依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三、中共八大坚持科学态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实事求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主观主义其实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割裂两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起来的。“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5]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历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规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4]
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与王明等人照搬苏联式的“本本主义”和“城市中心论”作坚决的斗争，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6]的严重缺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三十五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1931—1934年期间王明、博古等人统治全党的教训，“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4]，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损失惨重。为此，提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的各种方针措施，如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4]，提出必须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共八大坚持事实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共八大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初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例如，中共八大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组织，总结了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路线和方针。中共八大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要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要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还有关于选拔和培养干部的论述等。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显然是初步的，但还是把握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总结了自身建设的独创性成功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八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八大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进行新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69.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48.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12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9.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张素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2：
试析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力探索我国应当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此种情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诞生，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为坚固的支撑。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现如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有了极大的转变，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方式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如今我国凭借最好的发展方向与最佳的发展时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入至新的时代，力求创造更为显著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伟大时代将会孕育伟大理论，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时代的考验，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科学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方式迈入新的征程。虽然当今世界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基于新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上面临着新考验，但是正如《周易·乾》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党即使面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依然能够“迎难而上”，紧密联系新时代发展的大环境，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朝乾夕惕的精神面貌发展这一思想[1]。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形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质，并将其作为基本准则，要求共产党人将求真务实作为座右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依据，正确把握规律，形成规律性的认知，并以其为指导，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另外，我们党深刻认知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认识党的执政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将两者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进而树立创新意识，形成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战略，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中国智慧
目前，从世界的格局来看，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就现如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大环境更加动荡不安，无法形成明确的方向[2]。当今世界霸权主義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旧不断涌现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必须全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以广博的战略视野描绘出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深入探析演变规律，坚信和平、团结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表明各国应当捍卫和平、交融利益，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命运与共，更应争取实现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为世界的变革贡献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一）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配合，而世界各国的价值文化也可融会贯通，提高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基于此种情况，三者必须进行通力合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出现冲突、胁迫等不良现象，明确“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融通。世界各国应当“并肩作战”，争取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通过合作促进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
自新冠肺炎的出现，极有可能助长“右翼极端主义”，也在极大的概率上导致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獗，国家在控制极端暴力行径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难度。除此之外，经由此次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此可见，应当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综合合作，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可知：应当强化法治思维，通过采用法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使得该体系更具系统性、实践性;还需不断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以此确保国家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三）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针对大国与强国而言，其更需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扮演倡导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不可肆意挑唆国家之间的关系，干涉他人利益，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与主权。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伟大的时代所孕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引领中国人民迈入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其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魏晓东.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6）：43-49.
[2]岑朝阳，沈霄鹏.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决策探索（下），2020（11）：4-5.
作者简介：李圆铠 （1998.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西南宁，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国外区域学。
作者：李圆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3：
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摘要：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文章对国内学术界2015年纵向和横向研究的相关报刊论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并针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和四大途径，有利于科学、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向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实践标志。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有效探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理论标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
2016年4月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有5887篇文章，而2015年共收入公开发表的论文336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有101篇）。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归纳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其纵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因、历史起点、历史进程、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等问题研究；其横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报刊、传统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的关系研究。
一、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做出了回答。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面，意见较为统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活动等实践需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于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之中。如金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一文中，以理论和实践为出发点，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在要求。除此之外，对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分别是传人即起点论与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起点论。李怡和孙宜芳认为历史起点必须涵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因此，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进程，最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而李贵忠则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指出：“中共二大初步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中共二大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学术界以这两种观点作为主流观点。此外，张世飞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等同于逻辑起点，他在阐述逻辑起点相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1919年8月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具体地说，可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为标志”（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经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界定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的研究
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别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首先，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梳理。这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整体研究，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划分。如孙建华在《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大致经历了萌发期、攀升期、形成期、巩固期、推进期、奋进期、曲折期、挫折期、徘徊期、开拓期、丰富期、发展期等12个阶段。从孕育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分别呈现了自然、应然、使然、必然、阶进、骤进、升进、冒进、负进、求实、夯实、盈实、务实的显著特征。其次，一些学者对具体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对我国新启蒙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如王先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再次，还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各有侧重和差异，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则是必不可少的经验之谈。如陈占安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坚定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实践经验总结，善于集中党和群众集体智慧；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讲究与时俱进同一脉相承辩证统一。”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号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而学者在相关研究过程中，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向进行切入。如邓伯军和谭培文等以方法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普遍性原则的哲学方法论、逻辑性原则的科学方法论、特殊性原则的学科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中的关系和地位。陈红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史为切入点，分别阐述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以“建设、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相同观点也可参见唐爱军的《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一文。李亚彬则通过对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别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对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使得其在作为历史过程和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更是成为了一门关键学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注重协调学科内部关系。正如何龙群在其文章中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应从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基本维度加强内涵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中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所属二级学科的关系、学科内部单维研究与多维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二、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关系问题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效和新理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不少学者投身于研究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光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文中从理论基石、政治主题、伟大宣言、行动纲领、科学判断、基本原则、执政理念、发展理念、治国方略、重要观念、对外战略、军事思想等十二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包涵的基本理论观点。而王仕国和杨海则具体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四个全面”在“科学回应时代性课题中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是战略导向，在创新社会治理结构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三者辩证统一，互动互适，共同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报刊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媒介，而大众报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和理论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媒介的关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侧重点，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人》和《解放》等早期机关报刊。学者普遍倾向于通过对相关报刊的文章内容和话语风格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归纳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徐立波和王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的解读》一文中通过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途径与策略、批判国民革命中的错误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作用阐述了党的早期政治机关报《向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研究
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对我国的重大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主要是集中在对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陈独秀、刘少奇、李达、恽代英、罗亦农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研究，仅2015年就有15篇相关文章刊登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者在对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将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相结合。如李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模糊’提升到‘明确’；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提升到‘自为’；在内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抽象’提升到‘具体’。”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客观条件之一。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论述儒家文化和墨学等优秀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陈先达于2015年7月3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走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
三、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研究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阶段特征的分析和阐述、对理论成果的推广和论证，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等相近的概念缺乏明确系统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命题的辨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等方面就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二）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首先，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理论成果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而言，学者较为注重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具体理论的研究，但是缺乏对这一系列具体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相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大理论成果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等均未形成系统和科学的论述和研究。其次，缺乏对理论源与流相结合的融合性研究。只有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一源泉相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和成效。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孤立研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研究
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检验理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能否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除了要对其理论形成、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进行系统研究之外，还应注重对理论价值、理论意义和理论运用的应用研究。而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理论高度进行研究，而缺乏对理论外化于实践的研究，则难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以及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难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价值意义，难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今世纪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我们应遵循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梳理、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文献研究这三大基本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载体研究和最新成果研究，并将原苏联和我国社会各阶层态度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
1.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在历史发展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呈现出的规律性。而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历史洪流的实际背景之下，置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注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不能一言以蔽之。既要认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绩，也要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对待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成功和挫折。
2.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这就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等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同各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融合。
3.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文献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资料来源。同时，文献研究方法是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在文献研究方法中，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则拥有其他期刊文章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在以原始文献材料为理论依据和直接来源的基础上辅以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大途径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原则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等问题作出具体回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相关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运用作出进一步说明。其次，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路径的方法论研究。对此，许多学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而，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何种方法能够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要明确这些方法为什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去推动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如何将这二者进行结合则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和阐述。再次，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涉及到国内外等众多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迁、具体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2.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对事物进行有效考察，根据一定的联系，寻找其异同之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民族化之间的特殊性比较及其本土化差异研究；还要加强对我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主要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承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如延安知识分子与重庆左翼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比较等；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其他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的优劣对比研究等。其次，要以时间发展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纵向分析。这就要求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途径。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比较研究。
3.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一定的载体承载，这就要求加强对报刊、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首先，要加强相关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相应的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和《先驱》等中国早期青年、学生报刊；《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和《中国农民》等工农报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缺乏对这些大众刊物的研究。其次，要加强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指导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致力于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新民学会、互助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觉悟社等社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政治夜校”等补习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4.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世界性意义研究。这就要求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价值研究和实践价值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思想是新起点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其次，在关注理论的同时，加强对理论实践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何种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要求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要求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化过程的关键之处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汤志华 刘晓华 吕剑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