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历史地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内容提要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为西方历史宏大叙事提供了分析和解释的工具。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最初由传教士开其端绪，后来日本明治学者站在东亚历史的角度接纳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发挥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
第一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一学科发展概述
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汉书·地理志》)，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一千九百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半月刊》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新建设》1950年第11期。。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1964年《地理集刊》第7号;盛叙功：《历史地理刍议》，《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1993年第7期。。
改革开放后的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16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进入世界上主要学术图书馆的收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惟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57期。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已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经不限于学科整体，90年代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对历史政治地理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历史城市地理马正林：《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9辑。、历史农业地理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历史民族地理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历史社会地理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历史医学地理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历史文化地理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绿洲学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历史地图编制理论等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都有论著问世，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综合性的学科成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研制(详见下述)。其次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30年代臧励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数十年，但也越来越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因此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三种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刘南威主编《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裴淮昌主编《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将有巨大进步。第三是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1种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992年;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990年;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南京出版社，1993年;陈昌远：《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韩滨娜：《中国历史地理》，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李恩军：《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另有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正泰：《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他的著作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邹逸麟、马正林积数十年经验，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建树，其著作自成一家之言，陈代光、施和金的书也不乏个人的创见。其他作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和领域都很有限，他们的书一般都是以编选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质量良莠不一，个别作者选择不当，或对成果的出处和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涉及领域之广、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而言，即使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写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创见、都达到高质量的概论。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集众人之长，是当时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系统性的区域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1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1、2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必虎著《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
跨19、20世纪的学者如王国维、杨守敬等都不乏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杨守敬(1839—1915年)，称得上是乾嘉以降沿革地理成就的集大成者，但毕竟没有能发展成历史地理这门新的学科。而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虽然不以历史地理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却以其开创历史地理研究之风的杰出贡献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三位学生谭其骧(1911—1992年)、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1912—2001年)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个研究中心。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我国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却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哲人已经对人地关系有所论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文现象，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又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称得上是16世纪的人文地理著作。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1949年后30年间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其中以侯仁之对北京城、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产业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但那时经济地理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过分干预，历史经济地理也难幸免。而且就大多数研究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论著而言，基本上还都是经济史实本身的考证和复原。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发展，在短期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世纪末最后的十多年间，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1990年，当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时，谭其骧就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文汇报》1991年1月6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其次，与自然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要快得多。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几百年、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自然景观，却很难找到历久不变的人文景观。如果说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适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适用时间要短得多，因为现状很快会成为历史，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往，所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对象比自然地理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最后，人文地理现象也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了解或研究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现象绝对离不开对昨天的人文现象的了解或研究;而且由于人文地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界复杂，个性多于共性，因而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模式或方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需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的成果所无法取代的。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体成果，作一简单概括：
1.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这些方面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自乾嘉以来从未间断，最易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运用。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方法，主要只能依靠文献资料，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是弥补资料不足、判断记载是否正确的重要步骤，对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以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缺乏从事记载和研究的人才;交通的困难又使中原学者视为畏途，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鲜有人至。故对边远地区的记载要么完全付诸阙如，要么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断或附会前人陈说率尔立论。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边远地区文化有了较大进步，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障碍。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工作往往还未摆脱“群众运动”的遗风，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动员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专业队伍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以当地人研究当地，便于实地考察，容易发现历史记载的不实部分，只要方法得当，实事求是，完全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20世纪间对一系列古城、聚落、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的改变了后人的误解。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另外，考古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清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牛平汉编著《明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明庚、张明聚编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华侨出版社，1996年。，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潘新藻：《湖北省建置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俞顶贤编《安徽行政区划概述》，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纪仲：《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龙兆佛、莫凤欣合编《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鲁人勇等著《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尹钧科著《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郡县制徐喜辰：《论国野、乡里与郡县的出现》，《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陈长琦：《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冯庆余等：《秦代郡县制及其历史地位》，《松辽学刊》1987年第1期;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侨州郡县制，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上、下连载《历史地理》第8、9辑;胡阿祥：《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考略》，《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记载与研究》，《地名知识》1991年第6期;石泉等：《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陈乾康：《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四川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等。、路制谭其骧：《金代路制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郑世刚：《略论宋代“路州县”三级行政体制》，《上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等。、府制田尚：《唐代政区中的府制》，《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等。、行省制王大华等：《论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及其终结》，《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周继中：《论元朝的行省制度》，收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等。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中国方域》1996年第5、6期;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君德等：《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州县等第变迁 靳生禾等：《中国古地理文献中地方等第刍议》，《历史地理》第10辑;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北京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马春笋：《县分等的历史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等。、当代政区改革谭其骧：《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史为乐：《我国地方政区制度史的研究与当前政区改革的设想》，均收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收入《观堂集林》)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2卷第1期，1948年3月。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祝求是：《鄣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研究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镣郡述论》，《历史地理》第13辑，等。收入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 、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冼剑民：《南越国边界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郭声波：《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现象已有很大改变，但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学者视为畏途，某些方面后继乏人。只有将这一领域的禁区彻底开放，实行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产生高水平的成果。
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众多的研究成果，使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两种错觉：
一是认为沿革地理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又有那么多人在从事研究，该研究的课题都有人搞了，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成就。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对前人和已有成果的盲目崇拜，对历史资料的盲目信从。实际上，行政区划和地名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朝代中的某一年代无论是多么有代表性，也不能等同于整个朝代的不同阶段。迄今为止的记载和研究大多只限于某些年代，而其中又有不少错误，当代人的记载也在所难免。明清方志中的沿革部分大多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讹误百出。不了解这些情况，一味迷信成说，不作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只能增加新的错误。前人的工作远没有做完，何况还有大量课题无人问津。
二是认为既然沿革地理是传统的旧学，历史地理学才是发展方向，再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就缺乏意义。实际上，虽然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却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其他分支的基础。就像我们从事当代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普通地图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地理分支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当时的普通地图;而不掌握当时的政区和地名，这张地图是绝对画不出来的。而且中国20世纪以前的全部地理资料几乎没有以经纬度式的地理坐标来表示地点、方位的，都是以具体的政区和地名来作描述的，不准确决定这些地名的地理坐标，这些资料就毫无空间概念可言。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用最新的理论和设备研究出来的结果，由于一开始就误解了原始资料的含义和其中的地名的正确范围或位置，因而成了无效劳动。
即使是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也可以并且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对疆域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它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即复原它们存在的时间及所代表的地理坐标和范围，还应探求它们变化的原因，找出规律。从学科的结构与分类来看，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部分——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应该发展成为历史政治地理。但到20世纪末，这一新的分支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只能沿用传统的分类。
2. 历史农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有关历史农业地理的史料极其丰富，在前人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在70年代前的论著中，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了绝大多数，近20年来才有较快进展，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开编，史念海承担了其中的农业图组的编稿。与在地图上全面显示中国历代农业区域的范围和各种农产品的分布的要求相比，当时已有论著根本无法满足。为了迅速填补这些空白，他提出“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呼吁开展历史农业地理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使历史农业地理成为一门显学。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断代农业地理专著三部分别是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著《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分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多部，作者都出于史念海门下，基本都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其中韩茂莉所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像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陈桥驿、邹逸麟、张修桂、葛剑雄：《近10年来历史地理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4年增刊。。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李心纯、陈国生、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萧正洪、马雪芹、李令福分别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山西河北、云贵川、清代两湖、两广、陕西、西部地区、河南、山东等省和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1997年初出版)、李令福著《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2000年4月出版)、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外，王双怀著《明代两广闽台农业地理》等专著也即将出版。，覆盖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史念海：《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3、4期;《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史念海、朱士光、曹尔琴：《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还有《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文。、赵永复对河西走廊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收入《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司徒尚纪对广东司徒尚纪：《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区的形成、分布和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析》，《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邹逸麟：《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收入《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钮仲勋与黄盛璋对矿冶业钮仲勋：《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赵松乔对种植业赵松乔：《中国农业(种植业)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地理研究》1991年第1期。、李为对造纸业李为：《历史时期中国造纸业的分布与变化》，《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呈现出一番繁荣的景象。
历史农业地理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在客观上，有关史料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空白，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阶段或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连间接的、起码的史料也没有。另外，有关要素如农产品的产量、赋税额度、人口数量、气候变化、灾害程度等缺乏可信的数据，多数情况下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就主观而言，如何科学地界定史料中记载的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如何准确地划分各类农业区域，而不满足于直接根据史料确定某一地点的具体情况，都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业(大农业)，应该包括牧、副、渔、林、果、药等，历史农业地理自然应该覆盖这些方面，但已有的论著还较少涉及，或者完全没有。历史产业地理也不应限于农业，还应该有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真正完整的历史产业地理。
3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早已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直到70年代，从地理角度加以研究的论著极少，至多只是稍有涉及，因而还谈不上是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30年代，胡焕庸、竺可桢、翁文灏等先后发表人口地理研究的论文，其中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卷第2期。收入胡焕庸著《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及其所附的《中国人口分布地图》是公认的开创之作。劳NFEE6于1935年发表了《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两篇论文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册，1935年12月;收入《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台北)1976年印行。，首次对两汉人口的地理分布作了简要的论述，并推算出了两汉期间两个年代各郡国的面积，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面，劳氏也起了开创的作用，尽管他的论文还不是一项完整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同时或此后的一些论著没有超出劳氏的方法和研究范围。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3年胡焕庸和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时才有所改观。本书虽是一本当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但也包括了追溯历史演变的内容，如第1章《中国人口地理的历史演变》就是从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性概述，第8章“中国的人口迁移”的第1节也是“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回顾”，此外“中国居民的人种类型和民族构成”、“中国人口的分布”、“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等章也都涉及历史部分。只是当时可供他们采用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极其有限，所以此书的作用更多是一种人口地理方法的示范，而不是具体的内容。
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四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四部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合著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安介生著《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李仪俊：《我国的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1912—1978年) 》，《人口研究》1983年第1期;《一九五三——一九八二年我国人口重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司徒尚纪：《海南岛历代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初探》，《历史地理》第7辑。、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转》，《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唐亦功：《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分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4 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地理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韩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赵玉馨：《试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问题丛刊》1983年第2辑;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郭正忠：《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年第2期;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功能初探》，《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侯仁之：《北京旧城平面的设计改造》，《文物》1973年第7期;侯仁之：《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历史地理》创刊号;郑弘毅等：《我国沿海城市布局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经济地理》1988年第4期。，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像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杨平林：《历史时期河西地区城市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8辑;葛剑雄：《西汉长安——陵县：中国最早的城市群》，巴蜀书社，1990年;《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李孝聪：《论唐代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详见陈桥驿《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3期。。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1949年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历史地理学四论》、《侯仁之文集》《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后他又结合城市规划，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第308—422页。，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徐兆奎：《滦河流域的两个古代别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
5 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像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12辑。。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 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胡阿祥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胡阿祥主编《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1949年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如黄国璋《地理与国防》(《史地半月刊》1936年第3期)、张逸仙《通鉴历代战争地理通论》(《国专月刊》1936年第2、3期)、张其昀《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史地杂志》1937年第1期)、张星NFDCA《中国历代战争与气候之关系》(《中国学报》1945年第1—4期)。。1949年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辛德勇：《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学术集林》卷8;《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4期、《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陈可畏对赤壁之战和垓下之战所作的重新研究陈可畏：《赤壁考》，《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论赤壁大战与赤壁考》，《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4期;《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以及靳生禾、谢鸿喜对潞川之战等重大战役故址的考证靳生禾、谢鸿喜：《潞川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阏与古战场考察报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或解决了长期聚讼纷纭的难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初版、商务印书馆1986年修订再版;《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1957年第1期、《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创刊号。、李之勤对秦蜀交通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元代陕西省的驿道和驿站》，《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刘希为对隋代交通刘希为：《隋朝交通路线考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王NFDDB等对元云南行省站道王NFDDB：《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杨正泰对明代驿站 杨正泰：《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初探》，《历史地理》第7辑;杨正泰著《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分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可视为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作。
6 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论》，《中国文化》第3辑;《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历史地理》第13辑;《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第9辑。、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历史地理》第11辑。、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王清廉等关于佛寺分布王清廉等：《中国佛寺地域分布与选址相地说》，《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吴成国：《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收入《顾颉刚纪念学术论文集》。、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5辑。、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王尚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之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收入周振鹤主撰《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叶忠海等：《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7年。，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撰《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卫家雄：《明清闽台风俗通义》，《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单树模等《论苏北古代文化地理》，《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徐建春：《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刘岩：《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人文地理》1996年第1期。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赵世瑜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因此，历史地理学界正热切地期盼着能够全面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的专著问世。
7 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则是这方面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7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司徒尚纪、王成组与赵荣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河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司徒尚纪：《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广东地图出版社，1993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1988年修订;赵荣等：《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9年。;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属于李约瑟难题的子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孙冬虎等：《中国地名学史》，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三十来部、论文约270篇参见郗志群《最近十年来〈水经注〉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5期。、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参见鞠继武等《建国以来徐霞客及徐学研究综述》，收入《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涉及郦氏、徐氏的生平、著作版本、地学(含地理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20世纪初著名的集大成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20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谭其骧先生曾说：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此语为1987年11月24日在无锡开“纪念徐霞客诞生400周年”大会上，谭其骧与发言后的于希贤其面谈之语，见于希贤《对近代先驱地理学家徐霞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地理学报》1989年第2期。。褚绍唐、吴应寿先生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先生《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问世。学者们对《尚书·禹贡》顾颉刚先生对《禹贡》的注释和介绍，集中了有关《禹贡》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阐发了《禹贡》的主要问题和真正的科学价值，收入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主要论文及著作，详见华林甫《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山海经》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辑;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11辑;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括地志》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史学专刊》1935年12月;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王恢：《括地志新辑》，(台湾)世界书局，1974年;华林甫：《〈括地志〉辑本校读》，《文献》1991年第1期;陈伟：《〈括地志辑校〉的几点商榷》，《历史地理》第13辑等。、《元和郡县志》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华林甫：《〈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等。、《太平寰宇记》李德清：《简评〈太平寰宇记〉》，《华东师大学报》1980年第5期;王文楚：《〈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李勇先《试论〈方舆胜览〉一书的流传及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试论〈舆地纪胜〉的编纂及其与〈方舆胜览〉的关系》，《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施和金：《祝穆与〈方舆胜览〉散论》，《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资治通鉴》胡注华林甫：《〈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元一统志》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考证》，《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大元大一统志〉续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乙编上卷。、《读史方舆纪要》钱穆：《跋康熙丙午本〈方舆纪要〉》，《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3期;夏定域：《读钱宾四先生〈康熙丙午本方舆纪要跋〉》，《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9期;叶景葵：《讨论〈方舆纪要〉函札六通》，《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9期等，以及施和金系列论文《〈读史方舆纪要〉校证举要》、《关于〈读史方舆纪要〉何本精审的问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出版的价值和意义》、《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均收入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随园文库”之一，南京师大出版社，2000年)。等历史地理典籍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16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关于《汉书·地理志》的研究最为深入，而胡阿祥对《南齐书·州郡志》胡阿祥：《〈南齐书·州郡志〉札记》，《历史地理》第10辑。，聂崇岐、施和金、徐规对《宋史·地理志》聂崇岐：《宋史地理志考异》，连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6期至第3卷第5期;施和金：《〈宋史地理志〉补校考》，《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家NFDEC：《辽金史地理志互校》，《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4期等。，冯永谦、张修桂对《辽史·地理志》的证校补纠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1998年第3期;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平议》，《历史地理》第15辑。，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邹逸麟：《〈汉书·沟洫志〉笺释》，《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周振鹤《〈汉书·王子侯表〉笺正》(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也均系力作。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金毓黻辑《大元大一统志》(收入《辽海丛书》)、赵万里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为作者的精心之作。相比之下，贺次君所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详见华林甫《〈括地志〉辑本校读》、陈伟《〈括地志辑校〉的几点商榷》两文(见上)。。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明、清三册)，文物出版社，1990—1997年。，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详见曹婉如《近四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金应春等：《中国地图史话》，科学出版社，1984年;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沿革地理中除水道之外基本上没有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即使对水道的研究，与今天自然地理中有关分支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除了个别例外，到40年代末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地理发展的重点是自然地理，并一度成为压倒优势。自然地理方面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实地考察等地理学方法更容易取得直接效果。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航测及卫星遥感技术、碳14测定、孢粉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电脑运用等不仅增加了野外考察的可行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经济建设对历史自然地理提出了很多迫切的课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所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相对较少，即使在动乱年代还能做些研究。
谭其骧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是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1984年10月创刊，至1996年已出五六集，出版者有海洋出版社、燕山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等。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
1 气候变迁
人类用现代科学仪器和方法观测气候并留下完整的资料，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过几十年、百余年，具有一百多年边疆观测资料的点只有50个，其中90%集中在西欧。而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气候纪录却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近千年来的纪录更加丰富，因此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成果最令世界瞩目。
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黄河中游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黄河中游区历史上的严霜、巨雹和大雪》，《地理学资料》1958年第2期，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包括上海市)、浙江、福建与台湾、广东、广西、内蒙、甘肃(包括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平原与毗连山区、河南、山东、首都北京和郊区的《气候历史记载初步整理》，江苏省地理研究所编印。，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是一篇经典论文，尽管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此后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更为广泛、深入，孢粉分析成果得到普遍运用，地区性的、阶段性的气候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对洪涝、干旱、雹、风、蝗虫等灾害的研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张家诚张家诚：《我国气象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4年第4期;《气候与人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等。、龚高法龚高法、张丕远、张瑾NFDFA：《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丕远张丕远：《18、19世纪时期我国农业秋收灾情等级序列的分析》，《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研究进展》(二)，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历史地理》第10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等。等人的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
尽管有了孢粉分析、考古发现(如长江历代水情记录)等作为补充或实证，历史文献仍将是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史料鉴别考订是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而现有成果中或多或少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或曲解，甚至不加分析地大量照抄旧方志的错误记载，结果当然不会正确。另外，历史记载存在时间和空间上大量空白、缺少准确数量概念这两大难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解决。
2 地貌和植被
大量研究证明，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曾有过良好的天然植被，森林覆盖率较高，很多今天已濒于绝迹或已经灭绝的动物曾有广泛分布，平原地区的湖泊沼泽比目前多得多，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远不如现在那样严重，沙漠范围也不如现在大。几千年来的变化有气候原因，也有人类不合理的开发以及自觉不自觉破坏的因素。谭其骧先生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侯仁之先生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参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参见史念海等著《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桥驿先生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性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朱震达、刘恕：《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中国林业出版社，1981年。、于希贤于希贤：《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1984年;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朱士光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朱士光：《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赵永复赵永复：《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历史地理》创刊号;《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陈育宁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景爱：《呼伦贝尔草原的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木兰围场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王尚义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5辑。、邓辉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燕北地区两种对立青铜文化的自然环境透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等继踵其后，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参见何业恒编《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总之，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今后将长盛不衰，像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龚胜生关于两千年来瘴病分布变迁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显示了这一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些成果不仅有利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而且能为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和国土整治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在一些具体方面，如西北沙漠是否有明显扩展，黄土高原是否曾有过茂密的森林等尚有不同意见。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有与气候研究方面相同的困难外，避免政治因素及现行政策对学科结论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水文
黄河因其善决易徙及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而成为历史水文研究的首选。自《禹贡》、《山海经》问世以来，有关黄河的记载和论著浩如烟海;但1949年后黄河变迁研究依然拥有前人所无的有利条件，即近几十年来对黄河及其流域的考察和日常观测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和数据。黄河决溢改道频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这是谭其骧在6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参见《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原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河历年泥沙来源的观测资料就是他的基本论据。同样，他在对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中，除在《山海经》中钩稽出一条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河道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外，也利用了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状态，得出了战国前黄河曾在今华北平原中部多次改道漫流的结论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对这两点也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至今还未作出充分有力的反应。有关黄河的论著极多，水利、地理、工程、地方志等各界都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在历史地理学界，《黄河史论丛》(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所辑内容有一定代表性。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技出版社，1987年)虽是以水利史为主，但其中对黄河变迁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也是黄河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领域有关黄河历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不下十余种。
比黄河更源远流长的长江，由于相对稳定而远不如黄河引人注目，前人的记载和研究要少得多。但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特别是江汉、洞庭湖地区和九江、鄱阳湖地区，历史时期水系的变化也相当频繁复杂。《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4章第3节是第一次全面论述这些变化的专著，其中关于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形成和变化的论述澄清了前人的种种误解，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对海岸变迁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外，还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泥沙淤积观测、碳14测定、侵蚀观测、钻孔分析等方法。由于各自的侧重不同，因而在具体结论上往往有所不同。陈吉余对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的论述综合了各家、各种方法的长处，概述了对从辽河海岸直至珠江三角洲间主要的低海岸的变化，对其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对别人较少注意的基岩海岸的变迁作了简要说明，是一份权威性的总结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5章。。当然，随着各海岸带在开发过程中资料数据不断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各段海岸的历史变迁过程将会越来越具体化。
此外，关于长江、海河、淮河的历史变迁均有多种专著问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海河史简编》，水利电力出版社，1977年;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1929年)，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鄱阳湖、洞庭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施雅风等：《青海湖萎缩的原因分析与未来趋势预测》，《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一)》，海洋出版社，1990年;陈吉余：《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57年第3期和《钱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地理学报》1964年第2期;等。，谭其骧对海河水系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史念海对运河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邹逸麟对黄河邹逸麟：《千古黄河》，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增刊。、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曾昭璇：《珠江水系下游河道变迁》，《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77年第1期。、林汀水对辽河水系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王守春对塔里木河王守春：《历史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的一次大变迁》，《干旱地理》1996年第4期。、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傅林祥对黄浦江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5辑;苏北海：《谁说罗布泊是游移湖》，《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朱玲玲：《罗布泊的水系演变》，《殷都学刊》1987年第1期;朱玲玲：《关于罗布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太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魏嵩山：《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复旦学报》1979年第2期;陈月秋：《太湖成因的新认识》，《地理学报》1986年第1期等。、杭州西湖竺可桢：《杭州西湖成因新说》，1921年《科学》第6卷第4期;徐建春：《杭州史地新探》，《杭州师院学报》第5期;等。、鉴湖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周魁一等：《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广德湖邹逸麟：《广德湖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白洋淀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1期;贾毅：《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文安洼孙冬虎：《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梁山泊刘德岑：《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居延泽黄文弼：《居延海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吴忱主编《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华北平原古河道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关于上海成陆过程的研究成果，有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王文楚《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3辑)、戴鞍钢《论近代上海港崛起的历史地理底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等论文。关于天津成陆过程的研究，有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李元芳等《天津北部全新世海侵》(《地理集刊》第18辑)、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考古调查和海岸线变迁研究》(《历史研究》1966年第1期)、鲍觉民《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南开大学学报》经济版1956年第1期)等论文。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应该承认，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开创性的，也是突破性的，其中有的已经引起了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界的重视，有的已在国土整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但却没有在历史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多的人甚至还很少了解，根本的原因在于地理条件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由于斯大林曾经批判过“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他没有完全否定地理环境的作用，却认为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得到过毛泽东的赞同参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90页。。但只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片面性。而且稍有地理常识的人也会知道，地理环境既包括宇宙运动、地理进化这样的宏观环境，也应该包括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必然存在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些条件的当然不必“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也完全可能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内就显现其变化了”。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何在，客观上造成了在历史研究中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不讲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限夸大人的作用、片面宣扬“人定胜天”这样两种错误倾向。尽管在国外史学界、社会学界存在着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却还是讲得太少，重视不够。
今天，大概谁也无法否认，在中国文化的起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干民族地位的确立、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经济重心的南移、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异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地理环境的影响，尽管对其作用的大小会有不同意见;但相当一部分历史学者对各种地理条件在历史期间的变化还不够注意，习惯于用今天的条件来观察历史，这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历史学家所了解和应用，历史研究的水平必定会有所提高，而这又会给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四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和研究
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方面。
从公元3世纪西晋的裴秀以“制图六体”(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原则)制成全国性的历史地图《禹贡地域图》，到20世纪初杨守敬编绘刊行34册《历代舆地图》，中国的历史地图绘制至少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收录了从《左传》、《战国策》、《汉书》至《明史》的《地理志》中绝大多数地名，不愧是当时所能达到的顶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中的里程碑。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已经感到《杨图》的不足，因为《杨图》是以《大清一统舆图》(据康熙、乾隆时实测绘制地图改编)为底图，以清末地名注今地的，又是木版线装。《杨图》不包括清朝，也不包括历代中原王朝以外的范围。因此，禹贡学会曾经将运用现代制图技术和新的研究成果编绘一部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列为其主要任务，但限于客观条件，这项计划没有实现。
要编绘这样一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依靠沿革地理成果和传统技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疆域、政区、地名、水系、海陆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代技术精确测绘成的今地图，更需要大批专业人员长期通力合作。这些条件在五六十年代已逐步具备，1954年冬毛泽东批准吴晗重编改绘《杨图》的建议，使这一愿望得以付诸实施。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考古、民族和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百余人参加了编绘。几经周折，终于在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内部试行本。1980年起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对内部本进行修订，从1982年至1988年出全八册，公开发行。
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 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主要表现在：
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煞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族，都毫无例外地绘入图中。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既反对那种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央王朝为中国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作为汉族政权或中央王朝附庸的观点，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增强民族平等的观念，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2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的资料，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的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又如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
3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的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中也屡有变易，而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置于一幅。《杨图》等大多根据《地理志》或清人“补志”编绘成图，因而在同一幅图上显示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置，前后相差数十年至百余年。《图集》则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个别无法确定标准年代的则尽可能确定一段较短的标准时期)，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考虑到有的时期历时较长，变化较大，采用了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代的状况(如唐代)。
4我国传世的地图，一般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由于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非常简略，定位也必然很不精确。《杨图》采用了将全图分解为数十幅图的办法(仿康熙、乾隆实测全国地图)，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但由于各分幅图采用同一比例尺，而各历史时期各地区的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布，几乎难以辨认，而边区却显得过于稀疏。同时，这种平均分割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分见于前后好几幅中，查阅极为不便。《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错误思潮的影响。尽管在修订中已尽可能作了补充和修改，但限于时间和人力，当时被无理删去的一些内容还无法全部恢复，有些已经发现的错误也因重新制版工作量太大而暂时维持原状。另外，大多数地名是根据文献资料考订定位的，与实际位置不符的肯定不在少数;古代的水道经流等难正确复原。这些都有待今后改进，有的只能随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补充和修正。
作为一项大型、长期的科研项目，《图集》的出版只是发表了它的最后成果。但对于专门研究人员来说，《图集》编绘过程中所收集的原始资料，编者的鉴别与考订过程和结论的文字记录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只有看到这些资料，才能判断《图集》的每个具体地名、点、线是否可信，并且可能了解到无法在图上同时表示但却有一定道理的异说。对《图集》数百万字的释文的整理由原承担单位分别负责，以地区分卷出版。但公开出版的仅有《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而负责主体部分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经多年准备，最近已决定将这些内容纳入在新世纪启动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详见下述)的数据库中。由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总图的汇编，但增加了由谭其骧亲自撰写的图说，对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变迁作了高度概括的论述，多少弥补了释文暂时不能出版的空缺。
严格说来，《图集》应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图”，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这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目前已基本完成，正在精心制印之中，第1册将于近期出版。
由于各个专题和各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也由于历史地图集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地区性历史地图的编绘出版方兴未艾。如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配套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年、1990年)，断代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4年)和专题的《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明时期和清时期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986年、1990年)都已出版，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NFDD2、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也相继问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太平天NFDD2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辛亥革命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中国现代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年。。
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历史地图集，其中又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显示北京城区的，因此又是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该图集以北京市的政区和北京城自金朝建都以至民国时期的城区演变为主;上溯至有文字直接记载以前、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和最初居民点在平原上的出现的时期这些方面的内容，则已由作者编绘为《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据主编介绍，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至商周之际阶段的内容将编入《三集》。此后出版的还有司徒尚纪主编的《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市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刘和平、谢鸿喜主编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预见，各类专题及地区性的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将会有较快发展，运用范围也会更加广泛，而且在各类当代的地图集中也会配上必要的历史地图，以增加科学性和信息量，例如《中国人口地图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中就有一组历史人口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中也有几幅反映历史农业地理的地图，不少省市及地区的地图集以历史地图作序图，新编地方志中往往也绘有当地的历史地图如三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陕西省志》第2卷《行政建置志》内，有《秦代内史及周围郡县图》、《元代陕西行省全图》、《陕甘宁边区地图》、《唐长安城坊图》等20幅历史地图;199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河北省志》第2卷《建置志》内，有《战国·燕》、《直隶》等4幅历史地图;199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慈溪县志》卷首，有《慈溪县历代境域变迁图》;等。。
历史地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数字化，进而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地图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历史地图输入电脑，制作光盘，而是用数字化方法重新研制历史地图，包括将有关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果制成相应的数据库。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坚持标准年代与标准年代之外内容无法同时记录、能够选择的标准年代有限、局部的修订因牵涉全图而不能及时进行等)，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2000年末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信息中心等单位达成了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的协议，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地图发展历程的一个圆满句号。
五展望未来
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历史地理学无疑是最年青的分支之一。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的发展方兴未艾，在新世纪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如对历史边界、中外关系、行政区划、地区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文化区域、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与迁移、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
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最先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的学科。
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有两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和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60年代初，谭其骧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 “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其骧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二是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和受到应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今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积以时日，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作者葛剑雄，194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33;华林甫，1965年生，副研究员，地理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200062〕
(责任编辑：仲伟民)
作者：葛剑雄 华林甫
第二篇：“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
内容提要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为西方历史宏大叙事提供了分析和解释的工具。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最初由传教士开其端绪，后来日本明治学者站在东亚历史的角度接纳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发挥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主宰的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普遍历史观念传教士日本新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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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既寄寓着神启或者理性的目的，又在精神的烛照下符合普遍的历史规律。“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反省。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一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经过18世纪理性思潮的洗礼后，普遍历史观念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出了未来可以预测、历史的意义可由其发展过程本身决定的思想;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变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参见Ewa Domanska， “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 no.35， 1999，p.129.再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也从整体史观的角度解读“普遍历史”：“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普遍历史观念是对古希腊循环观念的彻底变革。它源于基督教启示录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基本确定，并经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均影响深巨。
“普遍历史”的编纂，最初由犹太民族的先知和基督教神学家开其端绪，本着 “普遍的目的”或“天意”的观念，按照历史发展的始末来叙述历史，求证历史的变迁之迹。其中，以理性哲学诠释和解读历史的目的和规律的，当推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维柯和康德等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 “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2015年第10期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
“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思和省察。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历史学叙述历史进程，虽解读历史变化原因，不管他们的原因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在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对于历史学的反思，使得康德超越宗教普遍史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普遍史，着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这是理性普遍史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相异，理性的普遍史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将未来作为历史探究的时间论域，并着力用理性、精神投射到对未来历史的展望。康德认为，理性不是分享当前的生活，而是旨在培育自己面向未来，尤其是培育异常遥远时代的这种能力，由此可见理性的特质在于 “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④[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正是基于对理性和历史规律的笃信，改变了人们的历史时间观念，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时间观念的新视野。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着眼于过去，未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解读历史进程的时间论域。将未来设定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间，从而将未来纳入到整体的历史体系中，并赋予它具有有别于过去“时间”的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18世纪以降，对未来的理解指向了抽象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觉察到未来与过去天壤之别：未来被理解为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既对立又分离的特质，体现了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④由此可见，理性的普遍史展望未来的情怀和赋予“未来”道德属性的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注重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观相与思辨意识的建构，却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接引。因此，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判理性的普遍史时候，则指出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Bruce Mazlish， “Terms”， 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2.因此，20世纪以来，普遍历史除了深受黑格尔、康德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它更多地以一种变种的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东亚世界还能寻觅一些回音。
二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
用“普遍历史”观念沟通中西历史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关于编纂旨趣，郭实腊有明确的表述，文明日进要求突破民族偏见，中国也应该摒弃“夷夏”之别的观念，故“编者用巧妙的手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并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⑦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第3页。郭实腊的目的是在文明日进之时代，中国人应该突破“夷夏之别”的藩篱，用普遍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外格局的变动。此后，在《东西洋考》第一期的《序》中进一步申述这种观念：“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视远人之文矣……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⑦由此可见，郭实腊以普遍历史的新视野来劝喻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异质文化，消解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文化独尊的心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其中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因之，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 传教士之“援西入中”，也不乏介绍西方各国历史的书籍。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郭实腊试图“和合”中西历史，将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运用于历史的纂述中。其“东史”内容限于中国史，起于传说中的盘古，止于明亡;“西史”则指古代西方历史，重点记载英国历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王朝。在叙述方式上，中西历史和合，上半部分意在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下部分对将西方历史有条理的记录和分析。他将基督教历史编纂学运用到《东西史记和合》中，其历史编纂的特点“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在叙述世界历史进程时候，将中西历史事件放置于神意之下，并以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开启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不同的新的编纂模式。[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东西史记和合》显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作为“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示范效应，克服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狭隘，以一种恢弘的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西历史的变动，有力地改变了阅读者的世界史观念，彰显了普世历史的诉求。
突出体现西方普遍史观过渡时期痕迹的还有慕维廉和林乐知译著的西方著作。1856年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和蒋剑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托马斯·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在 《大英国志》“自序”中，慕维廉极力强调其编纂宗旨在于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 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③④⑤[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并对基督教在英史中的地位有明确的阐释，英史最重教会，历史编纂者应该以上帝意旨为旨归。③慕维廉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援西入中”去解构不同国家政体，比如将中国的“政体”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这种将各国政体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叙述模式，反映了慕氏普遍历史的视野：“《史记》 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④可见，编纂者以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梳理、总结不同国家的政体，隐含普遍历史整体史观的意识。就编纂形式而言，编纂者会通中西史体，既注意中西史体之异，又极力沟通融合中西史体。对于中西史书体例之异，编纂者有清醒的认识：“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 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 名人事迹具见他书) ，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 文字遂繁， 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⑤浸淫于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影响，编纂者试图用中国的纪传体来编纂《大英国志》，其方法在于吸收中国纪传体中的志和表、图。慕维廉深感米纳尔《英格兰史》对于典志体的处理与中国史例不符，故他参酌纪传体“志”的编纂方式，将有关英国的典章制度合为一卷 “志略”加以反映，作为该书第八卷，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史书的内容，史书的编纂形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动。虽然，该书是中西史书体例的初步交融，但却是可贵的尝试。
《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④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④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 “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 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210页。《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 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梁启超 ：《读书分月课程 》，《饮冰室合集》专集69， 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宋恕也指出： “(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③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③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 “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 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 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三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⑥⑦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⑥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⑦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⑩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 “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⑩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②③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 “(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②“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③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四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 “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木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杨匏安(1896-1931) ， 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甚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 “唯物史观的公式”，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作者：舒习龙
第三篇：中国徽州 历史印象
现代生活发展日趋迅速，为美而美的设计也越来越多。在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质朴含蓄的创作才能打动人心。在历史文化积淀中成就的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的心理加以物化，塑造出了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审美格调的徽州古民居艺术。它是东方传统艺术与当地艺术流派的巧妙结合，蕴含了徽州独特的审美传统文化。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类型之一。它是集徽州山川风景灵气，融风俗文化精华的独特建筑。徽州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它独特的文化气息，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既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造就出来的融自然、社会和艺术于一体的物质实体，也是古徽州社会历史上集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以及人们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在精神观念上的表现，王振忠先生曾说过，“徽州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它有着稳固的地域文化和传承载体。”
“无徽不成镇”的徽商文化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将居于封建社会顶层的“士”与四民之末的“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贾儒互行”、“贾儒互养”的伦理观念。徽商主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重视宗族观念、重视乡土是徽商的特点之一。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是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中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货真价实。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以谋求功名，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孕育出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植根于“孝悌”和“仁”而发展起来的徽商，形成了具有共同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的“文化特质”。
徽商是我国古代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徽商文化中的儒学精神、诚信风范、重教风等， 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发展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
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
徽州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全面反映了徽州古民居的特征。装饰艺术遍布古民居的各个部分、角落，它们的题材来源广泛，与民俗伦理及民间艺术完美结合，时刻表现着徽州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些装饰艺术，不仅揭示了徽州古民居的建筑风格和特征，也表达了人们的文化环境。“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和情感上的震撼力，传递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
徽州地处山区，主要盛产的就是高质量的石材和木材。鉴于这些有利的条件，徽州的雕刻艺术水平和制作工艺也是极高的。这些高质量的材料是造就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的绝佳保障，也是让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先决条件。素材丰富的徽州，至明清时期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徽商，在传统伦理观念和宗族意识的影响之下，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徽州商人不遗余力的修建祠堂、住宅和书院等各种建筑，也由此产生了如今一幢幢精美的徽州建筑。徽商们的富足，书院的发展都在推动着徽州文化的不断向前。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也就在这样的繁荣景象中一步一步迈向技艺的顶端。
徽州历史悠久且常年受文风影响深厚，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风格也深受文人派的影响，隐含了独特的艺术审美和文化思想。首先，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总是与建筑结构本身着想，与建筑结合为一体，互相连缀一起，相得益彰，如门头的砖雕、柱头等，在整体建筑美感下，最后才作为装饰对象，隐隐不抢主题却又是点睛之笔;其次是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从徽州居民的实际应用出发，徽州古民居的门、窗、福扇所采用的都是细格子。在当时还没有玻璃的情况下，为了房间的采光和挡风，都要在门窗福扇上糊上皮纸。窗格太大，就会使皮纸受损，因此徽州古民居的窗格都采用细格，直到后来才形成这种细花纹图案。既美化了物品，也充分考虑了它的实用功能。最后，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古民居装饰艺术多采用各种素材，既有对宗族赞扬和对学习、孝顺教化的文字，也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动植物，除此之外虚幻抽象的图案也被用来做了装饰纹样。利用各种素材对比、多样而又统一的手法进行雕刻创作，在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上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也是宣扬徽州人文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徽州古民居装饰表达
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是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它与徽州人民的思想、行为、审美、认知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可以分为三雕、彩画和匾额楹联三种艺术形式。这些装饰艺术不仅具有审美愉悦功能，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之下，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自然环境、传统哲学、大文化传统与地域风俗文化的融合体。
徽州古民居装饰类型可以从材料和艺术形式上划分。第一，按材料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木雕、砖雕和石雕三类。木雕在徽派装饰艺术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木雕在徽州古民居的应用十分广泛，例如在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檐条、楼层栏板、华板、柱棋、窗木雕扇、栏杆等都有用到。木雕最能体现出木材的品质，伴随木材富含韵味的纹理和精湛的刀工，服从民居整体设计的装饰艺术，就使得这些雕刻完全融合在整体建筑之中，清新淡雅、庄重大方。砖雕则因为徽州盛产的青灰砖而被广泛用在门楼、门罩、八字墙、镂窗、民檐、屋顶、屋翎等部位，经过特殊烧制的青砖，慢慢研磨压制，伴随精心刻画的线条，让徽州的古民居更显得典雅、庄重。而徽州的石雕主要用在牌坊、门墙、寺宅的廊柱、墓葬等处作为装饰，受材料的影响，石雕多采用动植物形象、博古纹样和书法，雕刻上也以浅层透雕与平面雕为主，衬得这些牌坊、门墙更加的古朴大方。第二，按艺术形式划分，大致可分为三雕、彩画和匾额楹联三种。三雕便是木雕、砖雕和石雕的总称。彩画则是中国古建筑中特有的一种装饰，有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三种。徽州的古民居基本是苏式彩画。苏式彩画起源于苏州，分为两派：北派多以山水、人物和花鸟为主;南派则多以锦文、吉祥图案为主。这徽州的彩画就属于南方苏式彩画。而又因徽州彩画的装饰位置不同，又可以分为月梁上的彩画，如歇县东舒祠宝纶阁梁体彩画;和直接画在天花木板上的彩画。匾额楹联作为徽州古民居装饰的重要形式之一，无论是商贾之家，还是普通人家，都可以看到。匾额楹联一般都布置在显著部位，如正门上方中部、厅堂正中处等。其内容多数和三雕类似，主要是家族或祖先事迹的记载，或是从读书、经商、做人方面对子孙的教导。另外，还有一些用在牌坊作为装饰性的恩泽类匾额楹联，在建造时就在牌坊上刻上恩泽内容以示对皇家的感恩。
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中多蕴含丰富的伦理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有些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直接表达，例如宗族的事迹或是对读书、经商的教导;又有些是将生活中的动植物、器物等在装饰上表现，用于引申或表达某种伦理文化，如狮鹿鹤、岁寒三友;再者就是抽象图案的使用，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抽象的加工描绘，用其抽象的图案含义达到传承，如鱼鳞、钱币图案;另外，徽州古民居的装饰也会借由典故而表达伦理文化，起到对人们教化的作用，如孔融让梨、卧冰求鲤等场景。也正是在徽州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了独具民族特色，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徽派建筑艺术。
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的现代象征意义
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是徽州悠久历史的一个载体，装饰艺术的本身就拥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的存在，是对徽州建筑风格和类型的批注，也是对徽州人民文化环境的解读。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既有对历史的追忆，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既是对本土文化的眷恋，也是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建筑最古老、最悠久的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反映的是普通人民最直接的愿望。徽州这一古老民居的装饰艺术，以它别具一格的风貌，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底蕴。
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徽州社会传统伦理，其中有些伦理观念仍然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例如诚实守信、尊师重道、勤俭节约等，在现代社会中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诉求和依托。在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中仍然有许多积极健康的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和民俗传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发掘并使之得以传承。在另一方面，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中呈现的精湛技艺也让人叹为观止。徽州三绝的木雕、砖雕和石雕，不论从技艺上还是对文化的诠释上，都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匾额楹联上的书法和变体字也折射出了徽州人民的智慧。这些鬼斧神工般的雕刻技巧，也在现代社会中与我们渐行渐远。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深深的背负着徽州伦理价值观的烙印，正是因为这些，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才提升到现在的高度，而不单纯只是作为一件工艺品。在现代建筑作品中，人们越来越喜爱运用那些多姿多彩的古老木雕窗棂作装饰，这足以证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向往着返璞归真的生活，也是人们自身精神生活的一种诉求。
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在徽州传统伦理观的影响下，将崇拜的儒家文化，将融合的道家之说都雕刻在徽州古民居的任何角落。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浓厚的文化氛围赋予了古民居装饰艺术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的日常行为也都被纳入儒家的礼仪规范之中。就像是西递胡氏宗祠中的一“孝“字，常被如是解说“孝字的上部酷似一仰面作揖尊老孝顺的后生，而那人面的后脑像一尖嘴猴头，其寓意是尊老孝顺者为人，忤逆不孝者为畜生”。这样看来，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无论在外部造型还是内部装饰上都是“礼”的维护工具。这也恰好说明，徽州人从古至今独特的文化情结，都埋藏在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中。饱含强烈情感而发展壮大的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足以对现代建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
(编辑 刘小苏)
作者：亦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