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行政专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大学管理工作要遵循大学发展规律,体现大学自治;遵循大学学术规律,体现学术自由;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现育人为本。在大学“去行政化”背景下,专业化发展将成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必然趋势。
第一篇：行政专业论文范文
公共行政特质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难点
摘要：高校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根源于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综合性造就了行政管理专业体系的复杂性。当前我国高校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存在着若干教学难点，主要体现为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教学过程几个方面都存在着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努力探索能够兼顾基本理论而又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方法，做好“中西结合”、明确“中西差异”，有效突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公共行政；教学
一、公共行政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
（一）公共行政的起源与特质
公共行政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从政治学当中分离出来、形成自身特有的学术研究体系，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公共行政研究起源于美国，而后经由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而拓展到世界各地，为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必然要求。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推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层出不穷。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一度大行其道，由选举造成的周期性政治震荡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官员更替；这种人员频繁更迭进一步使得政府管理工作非常不稳定，公共政策也难以长期坚持和落实。行政管理变革的要求迫在眉睫，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宣告了美国行政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政党分赃制”的终结。为了回应社会现代化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同时也作为对行政文官制度的深度理论阐释，1887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行政学研究》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出来的必要性。1900年，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一文，指出了美国环境下实现政治与行政二者协调的特有方式即法外调节。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在各自的大型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普适性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习得的。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而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当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1926年伦纳德·怀特（Leonard D.White）所写作的《行政学导论》作为世界上第一本论述公共行政学的大学教材，对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同期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根据自己在美国公共行政研究所的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体化行政原则”，由此公共行政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和“政治无涉”立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至此，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
随着各派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探索的不断深入，这门学科的内容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其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立场也不时有变化的倾向，整体呈现出“螺旋式前进”的状态。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公共行政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高校当中建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与之相适应，体现出了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重建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
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建立，源于我国社会科学界对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重新重视。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者夏书章的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使得原本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过程中被撤销的公共行政学科目得以恢复，重新回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领域。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共同举办的行政管理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反映出政府对公共行政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重视。而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立，更是被誉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自学科重建之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学科重建，即建立学位点和教育体系。有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公共行政研究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但从整体上来讲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队伍规模有限，对于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专业化的程度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内容大多以概念讨论和辨析的层面为主，对我国的本土实践问题的关注也较少，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应用尚显不够。对于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处在吸收借鉴的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吸取西方对公共行政研究早期与中期的成果来实现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大环境的广泛影响，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也在逐步拓宽领域、越来越多地结合本土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38—39。
我国各大高校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呈现出了与公共行政研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发展趋势。自学科重建至今为止，我国各大高校相继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对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教学研究的延展，与国外高校的相近专业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是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较快，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方面都一直有所提升，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兼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截至2010年9月，全国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院校已有308所[3]。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学术研究推动着公共行政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和素材。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当中遇到的难点，也正是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与特质所决定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所在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带有浓厚的“移植”色彩，主要表现为研究范畴与学科结构的“移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效仿，以及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流派、思潮、热点问题等等在我国国内引起的关注与共鸣。在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国际知识的引进和消化属于国际化，立足本土需求的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新知识的生产属于本土化，本土知识的输出又属于国际化的范畴。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对西方理论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质化色彩，而对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缺乏足够的把握”[4]。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适配性，避免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面前被动受限，落入“简单西化”的窠臼，则成为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环节当中，则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一面。
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分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类，这两类教学在课程体系设置、教材选择和教学过程管理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共性可循，教学环节遇到的难点也具有共同之处。
（一）课程体系设置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体现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实践双重性。一般来说，本科阶段设置的课程主要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类）、全校选修课、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这几大模块。其中，除了全校选修课内容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之外，其他几大模块的课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行政研究有直接联系。例如，学科基础课涉及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课则有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领导学、市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关系学等；社会实践要求学生参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等相关职位的实习活动；学位论文更是考量学生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在研究生阶段，课程的几大模块划分基本不变，但受到学习年限的影响，使得每个模块所包括的课程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但在课程内容和深度上较之本科阶段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思维创新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如我们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同样呈现出综合性、交叉性、理论实践并重性的多学科复合特色。首先，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始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兴，故而起初基本上借鉴的就是国外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模式，其课程包容性强、涵盖了公共行政研究涉及到的绝大多数学科，而这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公共行政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并非纯粹“务虚”的研究学习。因此，不仅仅是社会实践这一门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很必要，而是所有课程都需要学生经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理解和感悟才能够真正融会贯通。再次，课程体系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课程所在学科都产生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我国的研究时间也已不短，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仍然是以参考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主，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尚未真正充分建立起来。
由上所述，如何对课程体系加以改进，在课程体系中更多凸显中国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二）课程教材选择
想要一门课程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适当的教材使用是分不开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积累，参考了大量学术资料之后进行的原创编写，此类教材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21世纪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等等；二是国内学者挑选比较经典的、评价较高的、使用口碑较好的国外著作，通过合法渠道得到授权，再翻译成中文版本并在国内出版（中译本一般都会适度地去除不适宜中国国情的内容），此类教材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经典译丛”系列著作等等；三是原版的外文教材，或者是前面所述中译本的原文教材，或者是其他在国内尚未有中译本但质量较好的学者著作。原版外文教材大多由一线教师推荐给学生用作前两类教材的补充，或者对教学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将其当作课外参考书目使用。不同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安排差异性很大，所使用的教材也包括了以上三大类，具体到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以上三类教材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使用当中也各有利弊：第一类国内学者自行编写的原创教材，从目录章节编排到行文用词都更为贴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思维，因此学生使用起来难度最低，适合本科生教学使用；缺陷是往往以纯粹的文字内容为主，显得内容枯燥。第二类国内学者出版的国外教材中译本，根据中国国情适度删除了书中不适合教学的内容，较好地保留了原书中基本的理论体系和趣味叙述，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具体案例都能够体现出显著的西方特色。由于语言叙述差异和文化习惯有别，学生初始阅读可能会存在某些理解难点，需要教师指点和多次反复学习才能适度克服，适合研究生教学以及学有余力的本科生使用；缺陷是教材内容完全来自西方，与我国本土现实差异较大，学习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由于原书语言所限，文字难免不够简练。第三类原版的外文教材，则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进行知识灌输，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全盘西化”的，因此适合外文基础较好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推荐参考书目；缺陷是书中可能存在不适合于我国本土教学的内容，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干扰。
因此总体来说，如何管理、使用好教材，使其更有利地服务于教学也是难点之一。
（三）教学过程控制
根据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大多以理论传授为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实践要求，但并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活动，因此对理论知识的传授成为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由前所述可知，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传授的基础知识有不少来自西方理论。然而，如何在指导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的同时，阐明来自西方的理论知识在中国特色背景下的适用局限性；如何在掌握和辨别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自发提炼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解释中国国情下的本土实践，这些都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以基础知识为主，由于考虑到现实需求和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主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学科基础理论，努力拓宽知识面，尽量按照“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因此，教学的课程科目虽然较多，但内容一般不会过深。这就突显出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的重要作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对学生要求的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理解方面和对课程内容体系的整体把握方面；专业课对于学生的要求较之学科基础课要略高一些，考察学生在掌握了学科基础知识之后对于更加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且教学内容也更为集中倾向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因而，如何引导学生在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其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的局限性方面形成清晰认识，仍是需要克服的难点。
在研究生教学过程当中，则更应注意以上问题。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目较少但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学生已然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之后，鼓励学生进行自发思考、提问与探索。这就对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中”实践与“西”理论的有机结合，避免学生的思维被西方价值观所占据，杜绝“言必称西方”的情况在课堂出现，也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这些都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解决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难点的若干建议
分析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有利于我们对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而明确了问题所在之后，接下来就要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的放矢，方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帮助我们聚焦问题的核心，从而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处理。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完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内容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优化整合，在保留现有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学位论文等模块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实践在整个课程设置体系当中所占的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课余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实习或者志愿服务等活动，并且要求上交实习证明，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当中，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参与课外实践的形式切身感受公共行政学在中国本土实践当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从而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真正理解，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探索将学生课外实践情况以一定的比例计算进该门课程的总成绩当中；鼓励学生将课外实践中的所思所想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且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撰写学位论文；加强对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重要性的宣传。
2调整课程科目，增加选修课程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科目进行一定的调整，在保证专业必修课数量、不过分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数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性；教师在开设专业选修课的时候，应以研究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为核心，增加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生对本土实践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阅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研究的著作并认真思考。
（二）教材选择方面
1鼓励使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研究积累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让教师优先选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作为该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使用；应当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和本专业教学大纲来自行编写课堂教学讲义，作为学生温习与参考之用，但要注意教师不应强行向学生指定必须购买自己编写并出版的教材。
2适度使用国内学者翻译的国外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优先选择国内学者原创编写教材的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度使用一些国内学者所翻译的、较为优质的、已去除不适合内容的原版教材中译本，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参考书目，供感兴趣的或是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外阅读；在研究生教学当中，可以适度增加原版教材中译本在参考书目当中的使用比例；教师应当谨慎处理原版教材中译本的使用，向学生阐明该种参考书目的特质和局限性，必要时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3严格管理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对于某些学科由于国内研究和发展水平所限，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最新知识的，应当进行专门备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5]目的是坚决捍卫高校这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防止高校课堂教学被“精神污染”所侵蚀。因此，对于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教师在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的时候，要指导学生认真分辨教材内容，自觉批判和抵制其中不适宜的部分。
（三）教学过程方面
1把握好教学流程
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在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时要强调“中”和“西”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要注意掌控课堂讨论的方向，不向学生传递歪曲错误的言论和思想观念，发现学生有理解偏差时要及时纠正。教师本人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学术态度，课堂教学也绝对不能“言必称西方”；若发现学生当中出现不良话题，也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劝导。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讲：“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要强化理论武装和正面引导，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5]
2以教学促进科研
教师要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科研过程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整体地提升经验研究的质量，通过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扎根真实世界，开展中国公共行政的经验研究，并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基础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要继续重视规范研究，探讨和反思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价值规范性问题并做出合理的阐释；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程度，积极吸收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新的认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求[2]42—44。
四、结束语
整体纵观我国的行政管理本土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绝非仅仅是通过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视角就可以完全涵盖和充分解释的。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应当在国家转型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并非只是跟随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解释而为。因此，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努力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当中的“管理学定位”[2]42。与此相应，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也应积极跟随本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步伐，立足中国国情，处理好“中西结合”中的难点，区分开“中西之间”的差异，在熟悉研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国情的特色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应用拓展到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使学生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端正学习态度、服务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的教研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李春根，金俊宏.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探析[C]//“经济转型与政府转型”理论研讨会暨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下）.武汉：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11：664.
[2]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公共行政评论，2012，（1）：38—39.
[3]吴波，傅志明，于秀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基于上海、武汉与杭州10所高校的调研分析[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2，（2）：20—25.
[4]周志忍.迈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中国行政学发展30年的回顾与前瞻[J].公共行政评论，2012，（1）：10—11.
[5]袁贵仁.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法律、道德三条底线[EB/OL].新华网—教育频道，20150130.
Peculiar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eaching Difficulty of the Major in College
TIAN Sh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Key words：college； maj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责任编辑：侯秀梅）
作者：田舒
第二篇：大学“去行政化”与行政管理队伍的专业化
摘 要: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大学管理工作要遵循大学发展规律,体现大学自治;遵循大学学术规律,体现学术自由;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现育人为本。在大学“去行政化”背景下,专业化发展将成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大学维护自治传统的客观必然、是大学管理者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基于大学管理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理论回应。
关键词:大学 去行政化 管理队伍 专业化
大学是以学术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组织,是以人才培养为主线而将其它学术活动有机联系起来的学术机构。学术性是大学区别于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的根本所在。大学“行政化”,就是在大学管理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特性,存在着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管理大学的倾向。而严格意义上讲,“行政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淡化大学管理工作的行政色彩,充分尊重并维护大学的主体地位和相对独立性,使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并始终把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加以建设和管理。就大学的内部治理而言,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管理队伍,进一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为实现大学发展目标服务。因此,在大学“去行政化”背景下,专业化发展将成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必然趋势。
1 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内涵
在我国大学管理的实践中,大学“行政化”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1]:一是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大学“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二是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大学“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大学管理工作要遵循大学发展规律、大学学术规律以及人才成长规律,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1.1 遵循大学发展规律,体现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自身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基本规律。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从传统意义上讲,大学自治主要是指大学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势力干预,实行独立办学。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在不受其他组织或个人非法干扰或阻碍的前提下,依法行使教育决策、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力”[2]。落实并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是按大学发展规律办学的基本要求自1985年开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学“已经从政府的简政放权改革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办学自主权,但主要是学校的经营管理权。至于大学自主办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力—— 学术权力,则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3]。基于学术性是大学本质特征的立场,遵循大学发展规律、体现大学自治,就是要能够保证大学根据理性管理原则,基于学科发展来设置机构、划分权限和进行明确而清晰的职责分工,以实现管理效率的最大化。同时,又必须使“大学人”(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受到学术自由制度的保护。
1.2 遵循大学学术规律,体现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所有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为宝贵的根基。学术自由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基准的学术自由。对学术自由的最基本理解就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唯有充分享有学术自主权,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大学,才能真正找回大学的“自我”,大学也才能正确地享受其他的权利,主动、自觉地走向社会中心。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世界,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它需要学者潜心从事连续性的学术研究。因此,大学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养士”的气度,给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以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大学的学术事务管理必须遵循学术规律、坚持学术本位、彰显学术权力、尊重学术自由、规范学术道德、促进学术卓越。
1.3 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现育人为本
现代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这是大学首要的基本职能。育人为本是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观。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现育人为本,就是要树立尊重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作为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大学管理工作必须树立“管理育人”的基本理念,一切有关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都应以尊重个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2 专业化: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内涵来看，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让大学回归到“教师的大学”和“学生的大学”的最初状态，也不等于大学要取消行政管理或者不需要行政管理队伍，而本质上是对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已经成为现代大学人员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行政系统的主体，他们强调规则程序、重视组织的整体目标、讲求工作效率。现代大学的发展离不开一支规模相当、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更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在大学“去行政化”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队伍作为一个职业群体，需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按照大学组织管理的专业特点和标准，不断提高从业能力，争取专业地位，实现由一个“普通管理人员”到“管理专家”的发展。
2.1 大学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高校承担了一大批科技创新基地或平台。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60%建在高校，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设在高校。大学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场所，也是知识拥有者以知识为工具生产知识产品的‘工厂’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4]”在社会信息化、知识化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在“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其赖以生存的体制也正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缓慢地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过渡。[5]”这几重“过渡”的深层次矛盾外在彰显为大学办学规模的扩张、职责功能的扩展、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入以及管理幅度的增大，从而促使大学管理工作的特点发展着显著的变化。大学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增加，大学管理的难度也再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不断提高。2007年1月，国家教育部投资25亿启动了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全面、科学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更是对大学内部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办事效率高、规模适度的行政管理队伍，成为积极构建“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质量提升、效益明显”的现代大学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改革我国大学现行行政管理队伍结构，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促使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加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管理队伍自身的专业化建设，有利于现代大学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理顺管理体制，从而实现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和提高管理效能;也有利于现代大学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的适应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从而获得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支持。
2.2 大学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是大学维护自治传统的客观必然
大学的学术特质要求大学管理要有符合自身规范和相关标准的专业化管理队伍,这支队伍也应该有不同于企业和政府管理人员的专业标志。从大学的“自治”传统来看,“中世纪大学并不设置专职行政管理人员职位。数量不多也并不十分复杂的管理工作往往是与教学过程相关的事务,而这些事务大都由教授亲自兼任。”围绕着“高深学问的教与学”这一中心,大学组织变得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多元,维持大学运行的事务性工作日益复杂。“教师为了全力应付日益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逐步与非学术性事务工作脱离关系。一批不同于学生和教师群体的人员—— 专职管理人员在学校出现,改变了学校组成人员的传统结构。[6]”与持续发展并日臻完善的教师队伍专业化进程相比较,大学内部管理工作的相对“有组织的无序状态”和行政管理队伍自身整体素质的层次不齐,已经不能适应大学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借鉴教师专业化进程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管理队伍自身专业化建设,有利于大学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增强大学管理中的成本意识,切实提高管理效率。
2.3 大学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是管理者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
角色理论认为,社会现实中生活的个人与戏剧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承担一定的角色扮演。社会对每个角色都有相应的期待和行为规范,而每个角色同样具有相应的权力和义务。某个人的实际行为与角色规范所规定的相吻合时,就被评为是有效率或成功的成员,反之,则被评为无效率或不成功的成员。对于个人而言,要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以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发展在各自工作中的业务能力和对职业前景的驾驭能力。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大学中承担一定的管理任务,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这一社会角色应有的角色期望、角色素质和角色规范等。大学行政管理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使个人才能充分展现、素质全面提升,进而使个人的角色扮演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大学)期望、体现角色素质、符合角色规范。为此,学习成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常态,学习也成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化发展蕴涵着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整个人类价值追求上的一次新的定位—— 由追求外在物走向追求人自身的发展、由把人作为工具、手段走向把人作为目的本身。因此,进一步加强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管理队伍自身专业化建设,有利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维护既有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角色适应的调适,有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2.4 大学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是基于问题反思的理论回应
科学哲学认为,一切科学发展的实质都源于问题。科学研究的使命就是“找”问题,并去“解”问题。在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普遍推行了“三定一聘”(定编、定岗、定责,实行聘任制),积极构建学校宏观管理、职能部门分工协调、二级学院自主办学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定编更多地强调了精简,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对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定岗、定责过度地强调管理就是服务,缺乏对管理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在单位制度的影响下,行政管理人员的聘任制也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聘任制。而且,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内涵认识不足,导致把“双肩挑”管理干部数量的增加等同于实践“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等问题也时有存在。我国大学管理工作特别是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解决,更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应。换言之,大学行政管理队伍建设需要理论上的宏观指导。这是大学管理工作实践对大学行政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提出的理论诉求。“管理的本质是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各种教育策略的最优选择,而管理专业化的实质,就是资源、效率和效益的整合模式和过程。[7]”大学行政管理队伍专业化,在理论上需要有自己的解释逻辑和话语范式、有自己的理论假设和管理实证,也有自己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组织管理的专业标志。关于大学行政管理队伍专业化发展的理论探究,对于促进我国大学内部形成科学决策、自主管理、有效监督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提高大学管理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业化(Specialition)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理念和方向。大学行政管理队伍专业化就是要把大学行政管理工作和大学行政管理队伍自身建设作为一种具有专业性、学科性和科学性的对象进行研究和实践。在大学管理的具体工作实践中,“不管人们对高校管理者(包括领导者)的专业化水平认同情况如何,管理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流大学里往往能找到一流的校长;而当学校运行出现挫折时,人们也习惯于向校长职责学校管理上的种种失当之处。[8]”事实上,“现代的高校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围绕高校的运作,已形成其特有的规律和方法,也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专业体系”。我国大学在不断提高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学历水平、基准与资格等方面也已经达成共识,初步形成了以各级党校、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各地师范大学为主要依托的大学管理人员培训工作的基本框架,而且普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和强化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以便促进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发展。这些大学管理中的实践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从普通管理人员到管理专家的专业化发展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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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简介:肖福赟(1979,3～):男,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作者：肖福赟
第三篇：论教育行政权力的专业边界
[摘要]基于教学自主、学术自由、办学自主等规律，教育行政权力必须恪守专属教育领域的专业边界。中国教育行政权力逾越专业边界，干涉具体的教学活动、科研活动，损害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利于教育按照其自身逻辑进行发展。要迫使教育行政权力遵守专业边界，有必要实行教育行政地方分权制。构建教育行政组织的委员会制，探索教育行政人才专业化、民主化，削弱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权力。
[关键词]教育行政;权力边界;教育规律
[作者简介]龙耀，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崴，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教育行政权的管理对象是教育。而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人培养人的活动，它有自身的、专业的复杂规律，比如教学自主，学术自由，办学自主，等等。任何对教育的管理活动，只有遵循教育的自身规律，才能促进教育发展，否则就会阻碍教育发展。这就要求教育行政权力必须敬畏教育规律，不可逾越专属教育领域的专业边界。
一、教学自主论
教学是一种很专业、很复杂的活动，只有身处其中的教师和学生才是教学的真正主人。
(一)教学活动的专业特点
教学活动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引下，学习知识、发展智力和养成素质的活动，强调的是师生之间的组织性、协同性和交往性。教学活动是最基本的教育活动，是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基本手段，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元素，是教育研究的落脚点。赫尔巴特甚至主张“通过教学来进行教育”。
古今中外的教学活动，尽管形形色色，差异很大，但是教学过程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比如，教学目标通常包括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培育情感和完善人格等方面，但具体实施起来非常复杂，只有具体的教师和学生自己才能准确把握。又比如，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也很复杂。在教学中，学生与教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有“学生惟一主体说”，“教师、学生双主体说”和“层次主体说”等不同观点。教师和学生之间到底采用什么关系模式，通常也只有教师和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去选择。
教学模式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常见的有传统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模式，发现教学模式，导学教学模式等，但远不止这几种，而且，教师的教学实践也是不断更新的，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供教师套用。这样，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创新运用，争取最优教学效果。
(二)教师劳动特点论
教师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其特点是由教师劳动的目的、劳动的对象和劳动的手段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复杂性、创造性等方面。
教师劳动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劳动的目的具有复杂性，教师肩负着教好功课、做好思想品德教育、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审美情操、培养学生技能、启发学生心智等职责;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劳动的对象具有复杂性，每个学生身心发展受遗传、身体状况、经验、兴趣、能力基础等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掌握科学知识，懂得教育规律，而且还要不断探求教育艺术。教育中出现的奇效，常常是心灵的呼唤和爱的共鸣的结果，这决定了教师劳动的复杂性。
教师劳动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要从教育目的和学生的实际出发，精心设计学生的未来，塑造美好的心灵，纠正学生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好体现了教师劳动的创造性。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不同的学生要区别对待，因材施教，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面对不同的正在成长、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生，教师常常需要随机应变。
(三)学习活动的专业特点
学习，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专业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复杂性。从百年以来各种关于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层出不穷就可以窥见一斑。
以桑代克、华生、斯金纳等为代表，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产生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学习是一种被动完成、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的过程。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偏重于行为习惯的养成和不良行为的矫正等方面。
以米勒、西蒙、皮亚杰、布鲁纳、奥苏伯尔等一批心理学家为代表，以认知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关注的不是学生学会对某种刺激产生的反应，而是学生头脑中认知结构的重组或重建。
以罗杰斯为代表，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全新的“非指导性教学”方法，强调情感活动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现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学习理论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是研究学习者知识建构的机制问题，它不仅关注知识表征和意义过程，同时还注意学习环境以帮助学习者建构知识的意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及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变为学生主动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
二、学术自由论
学校除了教、学这两种活动以外，通常还有科研职能，特别是高校，其科研职能越来越重要。所以，对教育进行行政管理，不能忽视科研规律，必须遵循科研之专业特点。科研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实际上，自由，是科研的生命。
(一)学术自由的认识论基础
认识论一般认为真理不是先行完成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才能追求到相当确凿的意见。而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只有在相当自由的环境下才能进行，故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必备条件。
布鲁贝壳认为，学术自由合理性有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其中主要依据是认识论。要保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只能服从真理标准，而不能受任何外界压力左右。 启蒙思想的集大成者密尔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那么任何人的意见或理论便不可能绝对为真;既然任何意见或理论没有绝对为真的把握，那么站在追求真理的立场上，就必须坚持言论自由、意见自由与表达自由。密尔进而认为，真理能够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而被发现，能够通过与谬误的斗争表现出来。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意见自由市场”理论。 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在1919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意见自由市场理念”，认为：“意见的自由交流能够较好地达到人们预期的最终的良好的结果……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一种思想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使自己得到承认的力量。”霍尔姆斯并认为，公权力对学术自由不加干预，让所
有的学术进入“意见自由市场”进行交易，经过自由竞争后，最好的学术会自动出现。
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学术自由提供了认识论上的观念支持。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主观断定的，而是“行动”的产物。哈贝马斯的“行动”是主体际性的，是一种人际互动。他认为，要达到“共识真理”，必须有一种“理想的沟通情景”：说话者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威胁迫使聆听者接受，纯粹以“更佳论据的力量”来说服聆听者;如果聆听者又是以纯粹基于“更佳论据的力量”，没有受制于任何外在的或内心的障碍，而接受说话者的论据，并视之为合理的话，那么交往的双方便达成了基于“理性”的“共识”。这一“共识”正是真理。可见，依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共识(即真理的达成)只有在有一个容许自由讨论的社会中才能出现。所以，学者要达到真理，必须有学术自由的氛围。
(二)学术自由的价值论基础
大学与学术的价值来自于真理，而真理的获得需要学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看，“维护学术自由不是为了教师和学生舒适与方便，而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只有教育过程导致知识的发展，社会的长远利益才能得到最好保证”。价值论正是从这个角度为学术自由提供支持的。 价值论认为，真理具有外在的功利价值，也有内在的本体价值。在外在的功利价值方面，真理的取得与人类社会的利益息息相关，它有利于人类控制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促进人类的物质文明，促进人类经验与心智的进步，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在内在的精神价值方面，追求真理作为一种高品位的学术活动，有利于学者精神世界的扩展与自由，并达至人格的自塑，实现学者的生命意义。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学者的精神。胡克认为，学者探求真理需要在学术上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对学者来说，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不听任何权威指挥，除非这种限制来自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在专业学科中建立的或获得的真理或结论。这样从精神层面来理解学术自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它揭示了学术自由是“一种内心的自由”，充分注意到了主体在学术自由中的能动性。把学术自由与主体的精神追求联系起来。只有在学术探讨中具有了自由的精神，这种探讨才有可能摆脱对权威、教条、习俗等的盲目顺从，真正从事物本来的面目出发得出客观的结论。
(三)学术自由的政治论基础
政治论认为，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而言论自由是宪法应予保护的基本自由权利，因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学术自由具有弘扬民主的功能，宪法是其合法性的支点。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是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常常以此作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其他各国也多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来保护学术自由。
中国宪法也把言论自由作为中国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加以保护。从政治论的角度理解，学术自由在中国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在学术理论界的具体体现”的观点，认为中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包含两部分的内容，即全体公民共享的民主权利和不同职业人在其职业范围内享有的民主权利。学者的学术自由就是学者在其职业范围内享有的民主权利。 在民主社会里，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外。还有一项基本原则：就是“防止暴虐大众”原则，也叫“多数宽容少数”原则。过于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常常导致“暴虐大众”的出现。密尔在《论自由》中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多数决”不仅不能防止“暴虐大众”的出现，相反，更容易导致多数人全面性地压制少数人的异议言行及个人的个性。密尔正是在这一论断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自由原则，即只要个人的意见及行动不损及他人的重大利益，国家、政府或其他人都不应加以干涉或禁止。实际上，真理最初往往是由少数人掌握的，所以，从事学术创造的学者最容易招致“暴虐大众”的迫害。因此，“多数宽容少数”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一样，非常重要。
三、办学自主论
(一)办学自主
学校是办学者，承担具体的办学事宜。基于“学校”这类组织的特殊性，学校办学有其自身规律，其核心是自主办学。
学校办学走向自主性发展，是时代发展变化的迫切要求。当代社会正在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要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学校必须具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性。“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的。” 学校办学走向自主性发展，是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代学校所处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是在整个全球化大背景下发生的经济、政治、信息技术、社会、教育层面的变化与变革，包括知识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工作模式的改变，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团结的要求，信息技术发展赋予学习新的涵义，教育改革深入与发展的需要等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在不同国家、地区特殊背景下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对于任何一所学校来说，都是由国际、国内的两方面的变化构成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都要面对来自国际、国内两大方面的变化、变革的挑战。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复杂、多变意味着没有事先画好的前进路线，也不可能按图索骥。任何置身于其中的学校，必须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富于生机活力，具有迅速适应变化、不断创新的核心能力，以一种自主的方式生存，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总之，笔者在此列举教育活动的各种特殊规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教育活动有其特殊的、复杂的规律;教育规律，不管它们被人们反映与否，如何反映，如何表述，它们都客观地存在着，人们只能发现、掌握和利用它，而不能取消或创造它;在客观、复杂的教育规律面前，教育行政权力只能遵循，绝对不可以触碰和违背。这就是教育行政权力的专业边界。
(二)大学自治
办学自主权在大学则进一步体现为大学自治。
1、大学需要批判精神。理想的建构是对现实进行批判性认识的过程。大学理想和所有其他的社会理想一样，它的作用也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之上。批判的基础是理智，而大学以高深学问为基础，它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因此，大学的批判精神有其独特的意义。大学如果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它就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意义，它作为人类社会的知识发源地，必须不断独立思考，不满足于现实世界，不断向未知世界挑战。因此，大学的批判精神是大学从自身的理想出发而体现出的对待大学实践和现实社会的态度，是大学对自身的
责任、使命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和追求。 大学的批判对象包括政府。 2、批判需要自由。自由精神是大学理想最核心的精神特征之一，大学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之一正是这种自由精神。自由精神对大学来说有其特殊涵义，它是一种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自由探索精神，与大学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自由既是大学工作的基础，又是大学工作的保证。大学如果失去了自由的氛围和精神，就无法履行自身的使命和责任。因此，自由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学批判精神的基础，失去了自由，批判就失去了精神和制度上的保证。
只有在学术探讨中具有了自由的精神，这种探讨才有可能摆脱对权威、教条、习俗等的盲目顺从，真正从事物本来的面目出发得出客观的结论。 大学是探求真理的机构，只有保持价值中立、超凡脱俗，才能冷静地观察、客观地分析和理智地批判所研究的对象，也才能达到发现真理的目的。至于真理倒向何方，为谁服务，那不是大学的任务。 3、大学需要自治。自由是大学长期追求的组织原则和生存方式。对纽曼来说，自由是不为实用目的左右而发展人的理智;对洪堡来说，自由就是研究的自由，是追求科学的自由，是纯粹科学本身。 从大学的组织和管理方面来看，自由意味着大学应该独立于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左右之外。 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它为教学而设，为学生而设，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自由教育和智力训练，培养社会的良好成员(绅士)。
洪堡认为，大学具有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职能，人才培养是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实现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人。在科学研究方面，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发现知识，其目的在于追求真理。洪堡还认为：“大学，也就是科学的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与任何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均格格不入，国家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错误。”同样。社会生活和现实利益的介入也是如此。虽然洪堡也认为在现实中这种介入不可避免，如国家必须为大学提供经费，但是他认为，这多半会“产生消极的作用，精神会为物所蔽，高尚会坠于粗俗”。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尤道夫认为，大学必须坚持自身的基本信念和长远的价值观，不能让提供经费资助的公司来指挥大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大学应该“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他认为，大学有两项职能：研究高深学问，“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
四、中国教育行政权力逾越专业边界及其原因分析
(一)中国教育行政权力逾越专业边界
教育行政权力应遵守专业边界，但是，中国目前的教育行政权力逾越专业边界的情况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教育行政权力不谨守教育领域的特殊规律，在教师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等方面过多干涉。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行政化、官僚化。政府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予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强势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表现在科研上，教师自主决定做什么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小，教师要得到经费资助，就得去申请那些由各级行政部门规定的课题，不管这些课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会迫使一些教师放弃对自己科研兴趣的自由选择，违背科研规律。
表现在教学上，教育行政权力控制着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环节，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管理课堂，管理教师的具体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可以看出，教育行政权力已经在管理教师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教师上课提出了“双语教学”等要求，还对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建立提出了要求。
(二)主要原因分析 中国教育行政权力逾越专业边界，原因比较复杂，包括教育法制不完善：政府模式不理性等，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影响。 教育行政体制是指一个国家与政府领导和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式，包括领导和管理教育行政事务的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教育行政权力的确立和划分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在教育行政活动中。教育行政体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够直接影响教育行政活动。在中国，教育行政权力滥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教育行政体制和首长负责制。 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来看，教育行政体制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地方分权型，中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总体上属于中央集权型。中央集权教育行政体制固然有其优点，比如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可以统筹安排，促进全国教育发展规划。使各地教育协调一致、均衡发展，增强效率，等等。但是，这种体制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中央掌握管理教育的大部分权力，中央定下统一的标准严格执行，不利于地方依据自身的需要和背景发展教育，使整个教育体系缺乏弹性和必要的多样性，难免使全国教育陷入僵化、呆板，缺乏地方个性化;沟通层级复杂，不利于解决地方的教育问题;不利于提高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程度，难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教育决策当中。 从决策权与决策方式来看，教育行政体制可以分为首长负责制和委员会制。中国目前的教育行政体制属于首长负责制。首长负责制固然有权力集中、责任明确、决策迅速、效率高等优点，但也有如下明显的缺点：(1)行政首长个人的知识、经验和精力有限，决策和处理问题可能欠周到或难以胜任;(2)行政首长一人独揽大权，缺少监督与制约机制，容易形成独断专行，造成独裁的现象出现，不符合民主精神;(3)公众参与教育管理的机会较少。 另外，从教育行政机关的权限来看，中国教育行政机关集中掌握了学校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力。掌握着学校教师的资格审查权力，掌握着学校的财政权力，等等。正是教育行政机关权力太大，给教育行政权力逾越边界提供了畅通的方便之门。五、教育行政权力专业边界的守护 权力都应该有边界，不遵守边界的权力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为了让教育行政权力遵守专业边界，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教育行政地方分权制
教育行政地方分权制是相对于教育行政中央集权制而言的，其特点是：中央虽然设有主管教育的部门，但仅是协调和辅导者的角色，其功能是促进地方教育事务的推进以及跨区域的教育合作;在人事、课程、经费以及监督等方面的权力主要在地方，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太大的权力。。
地方分权制固然有其缺点，比如：中央缺乏统辖权限，不利于教育标准的统一和重大教育改革的推行;地方各自_为政，容易造成国家整体资源分配上的不经济，不利于跨区域的教育合作;容易导致地区差异扩大等。但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包括：
(1)地方拥有绝大部分权限，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需要制定教育政策，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2)教育权力分散各地，可以较少受到中央政权更迭或政治运动的影响_，有利于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3)地方负责本地教育事业，有利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减少对中央的依赖性;(4)可以减少沟通的层级。尽快解决地方的教育问题;(5)提高教育民主化程度，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教育决策中。
中国教育行政过于中央集权，不利于地方教育的特色发展，所以，在目前，中国教育行政更应该往地方分权制这个方向改革。
(二)探索构建教育行政组织的委员会制
委员会制是相对于首长负责制而言的，是指行政组织决策和管理权力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行使，按少数服从多数或协调一致的原则集体决定、共同负责的组织体制。委员会的成员一般由人民选举或由民选首长指定，下设教育行政执行机构，负责执行。
委员会制当然有其缺点，比如：责权不明，事权不一，容易造成相互扯皮，名曰集体负责而实际上无人负责;行动迟缓，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委员来自各行各业，未必有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降低教育决策的专业性，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但委员会制的优点同样突出：(1)委员会的成员由人民选举或由民选首长指定，能够较好地反映民意，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委员发挥对教育的影响力，提高人民在教育管理中的参与性;(2)决策能集思广益，考虑问题较为周全，能反映并满足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发挥各种人才的特长;(3)可以防止独裁专制的现象发生。 一般来说，教育行政不需要高效率，更需要民主，所以，教育行政更应该实行委员会制。
(三)教育行政人才专业化探索
法国规定：大学区总长，必须由获得博士学位且担任过大学校长或教授的人担任;大学区督学必须由获得博士学位并且是中学教员中资格最高或担任过高中教授的人担任。日本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也由教育专家组成。
我们应该从以上国际经验中得到启发。实行教育行政领导专业化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对教育事业进行科学管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四)削弱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权力
目前，教育行政机关掌握着学校的领导人事权和财政权，这可以说是掌握了学校的命脉。如果这两大权力不破除，教育行政权力很难被有效约束。 首先，在学校领导人事权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把权力交给学校的教师或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来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教师、学生、家长，他们的目标都是把教育办好，这和国家办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上，让教师、学生、家长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择学校的领导人，其基本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在具体操作中有一个艰难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其次，在学校财政权方面，关键是要将学校财政法定化，也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政府在学校财政方面的责任，并且不能留下太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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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龙 耀 黄 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