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加坡廉政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传统廉政文化是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宝库，要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本文对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容包括民惟邦本、为政以德、以廉为贵、隆礼重法、慎独正己、以孝促廉等五个方面及其精神实质进行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
新加坡廉政文化论文 篇1：
时代呼唤廉政文化
编者按：
从２００５年初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到年终的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杭州宣言》出台，２００６年２月中纪委６次会议又提出了“进一步加大防治力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这些均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遏制腐败，而且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向腐败文化宣战。
这首先意味着：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反腐力度。
其次意味着：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腐倡廉的任务仍然艰巨。正视腐败现象，切实解决腐败问题，是人民的强烈呼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本文特介绍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的观点，以期能够给读者更多的启示。
对于廉政文化的内涵，有人认为它只是价值观念层面的体系，但有人认为它还应当包括制度层面的东西，甚至更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认为，廉政文化主要是一种观念或理念层面的东西，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观，是人们对于腐败及廉洁的根本态度和认识。这些态度和认识通过人们的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廉政文化有如下本质：
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廉政文化，它是人们对于腐败或廉洁的基本态度、观念或价值判断；它对于人们选择腐败还是廉政具有持久的影响作用；它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正式制度（廉政制度）的创新、改革及其执行，起到持久的影响作用。
二、作为腐败文化对立物的廉政文化，它和腐败文化是对立关系，此消彼长，共
同构成一个社会中与廉政相关的文化总和。如果不清除腐败文化，就无法建立廉政文化。三、作为公共物品的廉政文化，它的建设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所有社会公众的事情，是覆盖全社会的大工程。个人或个别组织缺乏提供廉政文化的积极性，而必须由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专门机构来提供。
江西赣州市委党校黄明哲认为，廉政文化不仅包括廉洁的价值、观念，还包括相关的制度。廉政文化是指关于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指导影响下的廉政制度、组织、体制、机制、社会风气、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包括人们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风气、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
金华市委党校何小民认为，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的建设就是以建立廉洁政府、廉洁政治及规范公职人员从政行为为目的而构建相应的思想、理论、规范、制度、价值理念、道德、法律以及行为方式、价值评价等内容的系统性工程。廉政文化的价值理念包括：公正理念、民主理念、监督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学院纪检组蒋来用认为的廉政文化的含义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还包括建设廉政文化的物质手段。他认为，廉政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精神性廉政文化指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形成的关于廉政意识、廉政价值、廉政理念、廉政思想等心理因素的有机组合。制度性廉政文化是指贯穿于整个反腐活动中的对反腐败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的文化，它包括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制度等强制性的规范性廉政文化和以道德、习惯、原则等形式出现的诱导性廉政文化两部分。物质性廉政文化是指包含和体现人们反腐意识和智慧的、能影响反腐败效果的各种场所、设备设施、技术手段、和其他人造的物质条件。精神性廉政文化处于整个廉政文化的最深层，是建设廉政文化的灵魂，衡量廉政文化建设效果好坏的标准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因此，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精神性廉政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其它。
今天的腐败是缘于传统文化的痼疾，抑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步仁良认为，腐败文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首先，家长制的影响。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甚至与下属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其次，官本位的影响。这一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卖官鬻爵出现了。再次，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为腐败思想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二、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的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和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合理利益的实现和对个人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中国。西方文化理念同我国久受压抑的个性心灵激烈碰撞，这时人们的兴奋点落在“个性发展”、“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内容上，却将实现它们的前提、相关环境和条件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偏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中国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三、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原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会发生变异并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胡伟认为，今天的腐败成因应该从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解体，而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制度缺陷明显，这给腐败以可乘之机。从文化因素上来讲，主要有三点：中国的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使社会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失去了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在反腐败上，还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因此，对腐败的判定总体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点，给反腐败造成很大障碍，也助长了腐败之风。
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清官所代表的古代廉政文化，意义有多大？我们到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王保庆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尽管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负面东西不少，如官本位、封建专制、官僚主义、人治文化，这些是孳生腐败文化的温床，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廉政传统，可以大量借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我党廉政建设，与传统廉政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从传统“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传统理想人格到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传统文化对目前的廉政建设有巨大的功用：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只要有腐败的地方，传统文化就一定会有抑止作用；传统文化经过历代人民的探索加工改造，许多命题和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形成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在我国根深蒂固这个历史事实，并充分认识它的作用和它的习惯力量，兴利除弊，发挥传统文化的良性作用。借助传统文化的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传统人治思想的弊端看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倾向。
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有值得借鉴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在对中国古代清官进行一番考察之后，认为历史上的清官很少，大概只有几十人。呼唤清官，正是因为清官太少。而且，即使是清官，也只是青天大老爷，百姓也不过是儿子。所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无需乞灵于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应是我们不懈的呼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认为，中国现代廉政文化建设虽然可以从古代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例如，多层次的监察制度、加强道德修养的经典表述，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人们对清官的赞扬和对贪官的鄙视，至今仍是大众认可的评价廉政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但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即使有积极意义，其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现代意义也只能从相对角度来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表现形态如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价值等，仍需要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李文把反腐比较成功的新加坡和日本与反腐比较失败的泰国、韩国和菲律宾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加坡和日本反腐成功的经验在于爱国精神与奉献精神；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廉洁文化。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反腐失败的原因在于宗族观念和利己主义；道德判断力与约束力的缺乏；腐败文化。由此，李文对传统文化对现代反腐的作用做了如下总结：任何传统宗教文化只有在经历了转化、升华和更新，整合成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之后，才有可能构成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精神资源，而且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只有广泛深入人心后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防腐倡廉的积极作用。
是文化反腐还是制度反腐？与会者普遍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胡伟认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不能只是单纯的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还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形成一套权力制约的机制。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通过权力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也包括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廉政文化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只有惩戒警示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民主法制相结合，反腐倡廉才可能成功。
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认为，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廉政制度文化化，廉政文化制度化，才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廉政制度需要文化的支持，因此，需要做廉政制度文化化的工作，使正式廉政制度所要求的做法逐渐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做法。廉政文化需要制度的强制性约束，通过制度化，把这些年廉政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文化成果巩固下来，变成廉政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度体现文化，文化凝结为制度，这样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才能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认为，“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仅要有一定的思想，而且要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式。一种新型文化的形成，不仅在于创新，更在于持之以恒的积累。我们要打造新型的廉政文化，必须要抓住“体制”这个中枢环节和基本形式，将“教育、制度、监督”各个方面的合理成果加以“体制化”的整合，并且坚持不懈地加以贯彻实施。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认为，腐败和其他失范行为产生的根源是转型期体制和制度上的漏洞，因此，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和扎实的反腐败制度结合起来，因为后者是带有基础性的，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目前公众行为的短期化，不仅与人们主观感受中的未来不确定性有关，而且与制度缺乏稳定性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于长期的制度安排，逐步减少人们的短期投机心理与行为，提高社会行为整体上的理性化程度，形成一个依靠制度的导向，理顺公共社会心态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建设廉政文化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
黄苇町强调，当前腐败活动的突出特征，就在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个大背景。转型期腐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过渡性。它主要产生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导致的体制和机制冲突乃至在一段时间形成的管理真空中，也必将随着转型的逐渐完成、体制和机制的逐步完善而日益失去存在空间。二是机会性。即使在转型期，它的发展蔓延也不具普遍性，而是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大小。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制度建设特别是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跟得快，腐败机会少，腐败活动就会受到遏制，反之，腐败就容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对症下药也要从这两个特点出发，一要努力完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社会转型；二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消除腐败机会。显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也就是“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结束语
“高层廉政文化论坛”通过了一个公开宣言，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廉政文化，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还要以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学习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培育廉洁、民主、科学的公民文化”。
新加坡廉政文化论文 篇2：
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传统廉政文化是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宝库，要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本文对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容包括民惟邦本、为政以德、以廉为贵、隆礼重法、慎独正己、以孝促廉等五个方面及其精神实质进行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
关键词：廉政；文化；当代价值
一、廉政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多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充分体现着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维，闪耀着中国智慧的光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过程中，秉持文化特有的延续性，必须不断地汲取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并结合新时代的发展情况，实现价值的现代转型。
（一）廉政文化的内涵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的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观念形式的表达和反映，而且这种观念的沉淀逐渐转化为人们的心理积淀，形成了人们关于廉洁的价值标准。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廉政文化建设要符合文化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廉政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载体）就是文化建设的载体、形式等。
（二）廉政文化的特征
1.廉政文化在作用上具有长期性和基础性
廉政文化来源于实践，但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廉政文化能够通过其强大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人，陶冶人的情操，锤炼人的品格，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通过对个体的影响，形成辐射表率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廉洁氛围。正是这种强大的感染力和辐射表率作用，确定了廉政文化长期性，基础性的特点。
2.廉政文化具有继承性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如果抹去历史的痕迹，那文化本身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融合了政治、道德、制度等多元素而又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的廉政文化，并不断地在总结实践基础中繁衍发展，对古代中国及当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这种继承性，使得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得以传承下去。
3.廉政文化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
尽管廉政文化的对象主要是官员，但如果缺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根基和基础。古往今来，正是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才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歌曲、诗歌、画作等多种表现形式增强了廉政文化的广泛性，充分发挥了廉政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二、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精神实质的辩证分析
回顾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其所积累和传承的廉政文化中，从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政治伦理，到个人的立德修身以及家庭家风要求都蕴含了廉洁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大量的深刻，富有哲理的廉说、廉论。
（一）民惟邦本的思想要求
《尚书》里面提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我国古代社会提出的治国理政以民为本的精神实质，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总结提炼，民本思想不断丰富完善，始终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坚持的原则和扼守的要求。儒家学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所倡导的仁政思想，比如，“仁者爱人”[1]的主张，其精神实质就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础，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而被称之为亚圣的另一位儒家经典代表人物孟子更是提出了“民贵君轻”的重要观点。从历史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凡得民心者，得天下，如贞观之治，文景之治，而背离民心，贪婪暴政的朝代如夏桀，商纣等必然灭亡。民本思想是廉政文化的根基所在，廉政的就是要把处理好为政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为民情怀是清正廉洁的思想基础。朴素的古代传统民为邦本思想雖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地位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但也为廉政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以廉为贵和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要求
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视廉洁奉公和为政者的政治道德，所谓“守国之度，在饰四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2]国之四维是指礼义廉耻，其中廉是四维中最重要的，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政治伦理。以廉为贵，为政以德就要求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形成廉洁奉公的思想自觉。以吏为师是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的传统，官吏的形象不仅是个人的道德情操，更是关系到国家，朝廷的形象，是老百姓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因此，正如《论语为政》所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为政者的示范作用比喻成北极星的中心辐射，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把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要求。
（三）隆礼重法与慎独正己内外兼顾的道德要求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在吸收了法家思想的部分内容，形成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对官吏廉洁从政方面构建了以礼为内核精神，以法为惩罚的制度约束。充分发挥了礼制的教化功能和法的惩罚功能，既为官吏廉洁从政提供了礼制的行为模式，也为官吏贪污受贿设置了严厉的处罚法律措施。隆礼重法是外在的制度性约束，而慎独正己是内在的道德修为。《礼记·中庸》提到“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为政者要始终表里如一地行善。《大学》所强调的“正己”则要求以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通过不断地锤炼自身的道德品行来完善自身。慎独正己是我国古代官吏入仕的精神起点和道德要求。通过内在的道德约束和外在的制度约束，来达到为政者廉洁从政的目标。
（四）以孝促廉的家风要求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百行孝为先，无论你是官居高位抑或是平民百姓，孝道都是极其重要的伦理要求。孝与廉的关系正如《孝经》中所提“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在我国古代政治思维中以孝促廉，从官员的孝是可以判断对朝廷之忠，官员贪赃枉法，是要辱及先人，被视为不忠不孝的。因此，严厉的忠孝家风教育对官吏成长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所特有之处。
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分析传统廉政文化的本质时，一方面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抹杀了传统廉政文化的优秀品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基于历史的局限性，传统廉政文化的内容毕竟与我们现代政治文明所倡导的廉政文化具有许多不同，要坚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去分析其内在实质。
首先，民惟邦本的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根植的思想基础不同，民惟邦本的思想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自身统治地位，而提出的民本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封建社会的统治，并未给予民众实质权利和自由。这和我们所坚持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次，为政以德，隆礼重法在本质上是人治的逻辑方式，与现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传统礼法关系，是重礼轻法，法是没有独立的地位的，是附属于礼制之后的，封建的三纲五常，宗法礼制才是王道所在。在法的适用上，不是奉行平等对待原则，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封建人治模式的典型特征。
再者，忠孝伦理要求，是建立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上的忠孝观念，是君权、父权、夫权的具体表现，也是封建统治者通过加强忠孝观念的灌输，确保臣民对封建皇权的绝对服从，这种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和血缘关系极大地巩固了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
三、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导向、约束功能，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实现不想腐的目标。正如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所说：“对腐败最强有力的制止方法，就是对贪污者进行批判与谴责的大众舆论”。[3]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廉政文化是文化的一种，所以要从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汲取优良成分，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
（一）民惟邦本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
民惟邦本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所在，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着力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抵制一切脱离群众、背离人心的贪污腐化行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人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政权的成败。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我们的官员要执政为民，廉洁奉公，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另外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二）为政以德、以廉为贵的现代价值转化
为政以德、以廉为贵要求官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与我们现在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廉政建设中要发挥示范作用是一致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不仅仅关系到个人，更是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地位和形象，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从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做起，坚持以上率下，正风严纪，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通过党风引领社会风气的好转。以党风促民风，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发挥出巨大的感召力，使得社会廉杰之气蔚然成风。
（三）隆礼重法、慎独正己的现代性转化
隆礼重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礼制的落后思想，要剥离其精神实质，发挥其道德教化的功能作用，即对其形式上进行现代性转化。德法并治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既要发挥制度的刚性制约，又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慎独正己就要求官员要始终表里如一地把道德规范、党性修养来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不能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隆礼重法和慎独正己的现代性转化实际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结合，以道德教化来引导官员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价值理念，以法律制度来保障权力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刚性和柔性的结合共同致力于廉政文化建设。
（四）以孝促廉的现代性转化
以孝促廉是中华传统廉政文化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要大力弘扬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要弘扬洁身自好、廉洁自律的精神，增强家庭责任感与家族荣辱观。要加强官员对家属子女的家风教育，正确处理好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共同筑牢防腐拒变的防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家风败坏往往是領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许多领导干部中，就有很多因为家属变相腐败的例子。要重视家风教育，要把家风教育作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四、结语
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是廉政文化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结合。不同时间纬度的廉政文化在外在形式和精神实质上都有很多的不同，必然要求我们结合新时代的需求，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并结合我国实际的文化情况，把握文化发展规律进行转化。
参考文献：
[1]《孟子·离娄下》.
[2]《管子·牧民》.
[3]朱维平.新加坡廉政精神经验及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4期.
作者：许旭
新加坡廉政文化论文 篇3：
近二十年国内廉政文化研究综述
摘 要：学术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清”到“升温”的过程。当前廉政文化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还未形成，秦馨、孙立军、居继清、曹文泽、黄义英等人是发文量靠前的学者;发文量排名前三的研究机构分别是武汉大学、南通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但是机构之间合作度不高;被引率排名前三的期刊文献分别是《中国监察》《廉政文化研究》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廉政文化的预防腐败功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教育、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四个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和“新时代”三个关键词是研究的前沿问题。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强化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研究，推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强化廉政文化的定量研究，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强化廉政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研究，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廉政文化;文献综述;CiteSpace;文献计量学
廉政文化与廉政建设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为保证长期执政，历来重视廉政文化的防腐作用，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解放伊始，毛泽东同志就通过“三反”运动惩治腐败。之后，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廉洁政府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惩治、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制机制建设。在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对廉政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类。
目前学术界对廉政文化的综述性研究较少，且缺乏可视化分析。本文首先分析了发文数量和趋势，然后通过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展现本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和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反映出研究的前沿问题，这样能够动态地呈现学术研究史，有利于研究空间的扩展。
本文所选取的文献均来自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主题为“廉政文化”，检索时间跨度为2002—2020年，同时为保证文献的质量仅选取“CSSCI”和“北大核心”的期刊数据库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共有文献759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23日）。随后，人工对文献进行筛选、去重和清洗，去除征稿启事、活动通知、会议报道、领导讲话、学习体会、国外经验、研究综述等相关性不强的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共407篇。将文献进行导出保存、转换格式之后，运行CiteSpace软件（版本号为5.7.R5），得到相关知识图谱，并以此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
一、 廉政文化研究的整体状况
（一） 年度发文量与发文趋势分析
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和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的需求现状。2005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1]这促进了学界对廉政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此时研究的重点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廉政建设”的概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2]2008 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在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对高校腐败问题作出判断。同年，中纪委、教育部和监察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对高校反腐败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反腐败问题的重视也使得学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持续深入。这一阶段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学者开始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也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其他国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旧严峻，这也影响着学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这一阶段学界愈加重视对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和价值观的挖掘，突出了对党的领导人廉政思想的研究。同时也顺应网络的发展、全面从严治党背景及廉政文化大众化等要求对廉政文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反映出来学术研究强烈的政策导向性和时代需求性。
图1 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发文量与发文趋势图
由图1可知，廉政文化研究的发文数量整体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增长先快后慢，在2011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增长速度放缓但仍保持一定水平。关于廉政文化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2002年到2006年是第一阶段，这时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在零星的基础上急剧增长，标志着其作为一项专门研究的开始; 2007年到2011年是第二阶段，发文量稳步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峰值;第三阶段是2012年至今，年发文量逐步减少但文献数量还相对稳定。这表明，学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整体而言是呈上升趋势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阶段性。
（二） 核心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1.核心研究者
CiteSpace軟件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者。统计结果显示，秦馨是这一领域发文量最高的学者，其次是孙立军、居继清、曹文泽、黄义英等。
Price Law可以用来识别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关于同一个主题，有一半的文章是由高产作家撰写的。”普莱斯在他的著作《小科学，大科学》中说。“Price Law”描述了某一领域的核心研究者与全体研究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用N=0.749*√nmax表示。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研究者共发表11篇论文，即nmax=11，N=2.484，最大整数为3。也就是说，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发表3篇以上论文，即视为核心研究者，共有9位学者。他们共发表41篇论文，占文献总数的11.9%，远远低于50%的指标，表明在这一领域缺乏成熟的核心研究者，而且这些研究者之间的发文数量也没有明显的差距。
当前，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作者之间的合作度不高，只有少量学者之间存在合作，如秦馨与黄义英、唐秀玲二人，孙立军与李丹等人，曹文泽与龚波。秦馨与黄义英定义了廉政、廉政文化和廉政文化建设等关键概念，同时研究了中国古代和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构成与特点;[3]秦馨与唐秀玲一起研究了新时期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指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常规路径存在矛盾需要进行创新，并提出了建设的几个着力点。[4]孙立军与李丹研究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爱民、节俭、勤政、尚贤思想，指出充分挖掘传统廉政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能够有利于提升廉政建设的实效性、实现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曹文泽与龚波运用中外比较的视角研究了中外国家高等教育腐败的路径，然后从中反思并提出建设我国高校廉政文化的六大策略。[6]但是总体而言，学者对廉政文化的研究相对分散，学者之间合作较少，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这不利于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发展，学者之间亟待加强合作。
2. 核心研究机构
如表1所示，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武汉大学、南通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是排名前三的机构，其次是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廉政文化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人文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以及高校的廉政研究机构等，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成果最多。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来看，存在网络节点310个、连线0条、网络密度为0，机构之间没有合作。这表明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亟待进一步加强。
表1 廉政文化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
（三） 文献共被引与高被引文献分析
1. 文献共被引分析
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和核心期刊可以通过文献的共被引来加以分析。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以上的文献同时被引用于一篇或多篇文献中，这两篇文献就构成一个共被引。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之源和根源文献。廉政文化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统计显示，学者在对廉政文化进行研究时注重对经典文献的引用。《邓小平文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毛泽东选集》 《论党的建设》是被引用率极高的经典文献。除此之外，《中国监察》被引用的频率最高，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廉政文化研究》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同时《人民论坛》 《行政论坛》 《理论前沿》 《政治学研究》等刊物的影响力也很大。
2. 高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用频率可以反映相关研究领域文献的学术价值。通过核心研究人员高被引用文献的分析能掌握研究人员的兴趣和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根据对13个被引用最多的文献（见表2）的分析，学术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表2 廉政文化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分析（前13名）
第一，廉政文化研究的奠基性研究。黄义英和秦馨认为首先要明确廉政、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她们认为廉政的本质是人的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是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统一集合体，需要从法律、道德、制度、风俗以及人的自身修养方面加以保证。廉政文化是所有促进人们选择廉政并实践的思想总和，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社会心理等等。这是一个动态的庞杂系统，受制于其中的感染因素和加强因素。而廉政文化建设涉及的则是各组织如何通过合作与互动形成推力以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问题。张润枝认为廉政文化具有教化培育、舆论导向和监督制约的作用，要发挥其作用则需要从小教育青少年、动员社会力量、完善法律和制度。胡伟则从腐败的深层次文化原因说起，剖析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文化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缺少一种公民文化、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扭曲和认识误区等。因此，要使社会思想教化和完善法律制度同步进行以促进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文化观念在全社会树立。郑又贤认为，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难点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领导干部失范、群众认知滞后、传统清官文化的误导和社会心理无奈等，随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第二，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道路研究。李季、龚界文较早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概念，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与“腐败文化”的斗争中有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同时要运用现代技术拓展其载体、丰富其形式。刘占虎则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角度研究了廉政文化建设，他强调治理腐败要从制度、过程和文化三个方面一起入手。
第三，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与路径思考研究。曹文泽表示，明确高校育人的核心内容要求是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然后从加大改革发展、加强职业道德培训与干部教育、培育学校精神、推进校务公开等着力点推进。吉克跃林认为当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领导干部消极腐败、学术腐败、学生廉政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从党政干部、教师和学生这“三大主体”入手，齐抓共管、从源头综合治理。许青云提出五大措施来加强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即明确工作思路、突出廉政教育重点、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制度建设及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二、 研究热点演进与前沿发展趋势
（一） 研究热点
文献计量学认为，一定时间段内讨论相对较多且相互关联较强的主题可视为某一领域的热点。关键词集中反应和概括了文章的整體内容，通过分析和解读CiteSpace软件运行出来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统计关键词词频，可以判断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2）。结果显示有30个聚类，425个节点，865条连线，密度为0.0096，图谱聚类模块Q值为0.667，S值为0.9358。此处筛选聚类结果最大的10个关键词进行显示，分别为“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大学生”“传统廉政文化”“建设”“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价值”“廉洁教育”和“政治文化”。可以发现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廉政文化、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习近平的廉洁思想、传统廉政文化的创新发展、腐败与腐败文化等方面。根据以上的图表同时结合文献归纳方法，可以看出这一主题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图2 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1. 廉政文化的预防腐败功能
廉政文化有着预防腐败、使人“不想腐”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建设等关键词都可以归纳到这一主题。张春艳早在2002年就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角度提出加强机关的廉政文化建设，认为这是新形势下面对腐败现象高发的必要之举，从指导思想、工作实践和氛围营造角度提出了策略。[7]蒋俊明研究指出，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倡廉工作来说虽然是软性的但却是根本性的，必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中。同时从权力制约的三重文化维度——自律文化、法制文化、社会文化探讨了如何将公仆文化、法治文化、公民文化融入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廉政文化建设。[8]黄存金认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本身就包含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要进行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加强廉政文化理论研究、载体建设、青少年廉政教育，同时吸收和借鉴古代文化因素及国外经验。[9]文丰安研究指出廉政文化有助于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10]夏从亚和车景华则表示廉政文化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有利于新形势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11]任建明和胡光飞在回顾和反思文化反腐的理论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十八大后的行为反腐之后，总结出文化反腐具有对象广泛、内容抽象、问题顽固、手段特殊的特点，需要将文化反腐开辟为我国反腐败的“第二战场”，以取得反腐败更明显的成效。[12]
2.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教育
夏云强认为把握高校廉政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前提，需要从思想道德建设、廉政制度建设、氛围营造和弘扬批判精神等几个方面着力。[13]李强认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导向和中国特色，学生、干部和教师既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又是主体。[14]王宇研究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类型定位、资源优势和队伍结构，指出高校应坚守其素质教育、文化传承、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的定位，发挥出其建设队伍宽泛、学术基础坚实的优势，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教育教学和师生广泛生活空间。[15]商植桐、张红建和王涛提出，要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提高其廉政文化力，具体而言则是通过强化文化建设的宣传、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强化对师生的廉洁教育、强化学校执行力来壮大其生成思想基础、提供支撑平台、着力点和动力支持。[16]赵刚探讨了如何将廉政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廉政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对廉政理论与实践、法律条例、传统文化廉政思想、国外经验教学的“直接融入”，也包括以“碎片化”形式将教育内容“隐形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17]
3. 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王平一较早地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其中就指出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強调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同时十分重视对历史优秀廉政文化的吸收和借鉴。[18]孙立军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习近平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其逻辑结构十分完整，有其科学的核心内涵、根本原则、实践举措和时代价值。[19]郝佳彤和孙立军指出习近平关于廉政文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思维、实践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系统思维。[20]韩喜平和杜一名研究了新时代廉政文化三位矩阵的建构和识别问题。他们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研判、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是分别从政治、社会和实践维度对“新时代”作出的诠释，这三个维度是构建廉政精神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和廉政行为文化的依据和基础，“新时代”与廉政文化的三重维度一一对应。通过对廉政文化三重维度中各维度的识别和设计，可以建构起新时代廉政文化的三维矩阵，有助于廉政文化的建设。[21]
4. 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唐贤秋认为传统廉政文化对加强和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先进性有着重要意义。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廉政思想说起，论证了“为政之德，以廉为本”，要对传统廉政思想和文化进行继承和运用。[22]叶志清、赵鹏、林婧烨从传统廉政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他们基于传统廉政文化“礼义廉耻”的基本内容，认为当代高校学子对“礼”有误解、于“义”有缺失、“廉”的意识淡薄、“耻”存在认知偏差，导致道德失范。因此，需要将“礼义廉耻”的内容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校园廉政文化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23]也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型。周仁准认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廉政文化具有重德治、忠君主的特点，要从指导思想、教育引导、制度建设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对其进行现代转型。[24]还有学者具体研究了具体地区的传统廉政文化。唐金培研究指出，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清官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有着优势，通过对其的创新和转化可以加以利用。[25]蒋国宏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对传统廉政文化的价值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本民族而言，具有深厚的民族凝聚力、极强的社会整合力、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交往中则有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赢得国际认同感、构建国际新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6]
表3 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频数与中介中心度表
（二）研究脉络演进与前沿发展趋势
通过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视图，辅助关键词突现图可以较清晰地观察到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脉络演进与前沿发展趋势。在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中，同一水平线上的关键词即为同一聚类，它们按时间顺序从左至右进行排列，廉政文化领域研究的每一个聚类中的关键词的兴起与衰落都可以清晰地呈现在图谱中。在关键词突现图中，关键词可以按照其突变强度和突变时间序列展现在知识图谱中，突现的时间序列变化可以反应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度在年份上的变化，研究学者对某一研究主题的关注度激增反应在图谱上则表现为关键词的爆发，同时可以依靠词频的变化幅度探测研究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
通过探究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脉络演进和时间线变化可以发现，2004年学术研究开始将重点放在廉政和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上，但是还处于初期阶段。2004—2007年，对理论的探索付诸实践，学者们开始研究农村和家庭廉政文化建设实践，2007—2010年，学者们开始注重中国共产党的廉洁问题，注重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制度反腐的制约作用。2010—2016年，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视角更加宽广。横向上研究了亚洲价值观及香港、新加坡的反腐经验，纵向上关注了中央苏区的反腐防腐实践和中国古代的为官为政之道，同时更加高频地研究了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问题。2016—2020年，有更多学者运用制度政治学理论、公共管理和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进行廉政文化的研究，廉政文化的运用实践领域也相应扩大。
表4 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强度前10位
从表4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毛泽东”三个关键词突现时间持续最长;“新时代”“腐败”“习近平”是突现强度最大的三个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新时代”这三个关键词是持续到2020年的研究热点，可以视为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2016—2020年是学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研究的高潮阶段。这一阶段学界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热点集中于“党的建设”“制度执行力”“制度建设”“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廉政文化研究领域，学者进行了研究。夏从亚和车景华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依靠制度，根子在文化”，要通过廉政文化这一制度之母来支撑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11]张旭和田雪梅认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和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是保障、过程反腐是关键、廉政文化建设是思想基础。[27]李双清则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廉政文化建设问题。[28]
2017—2020年是学界关于“习近平”研究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思想”“传统廉政文化”“政治生态”“协同反腐”是研究热点。王平一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同时还梳理了习近平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设新理念和新观点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创新之处;孙立军从核心内涵、根本原则、实践举措和时代价值角度论证了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
2018—2020年是学界关于“新时代”研究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大众传播”“《监察法》”“融媒体”“廉政生态”“全面从严治党”“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是研究热点。王小元和徐志宏对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及其启示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央苏区通过办报刊抓舆论宣传、抓学校教育建设廉政文化主渠道、健全宏观微观制度提供制度保障、树正反两面典型发挥导向作用等手段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有其当代意义。[29]张红霞从媒体融合视域下提出廉政文化传播路径创新，提出新時代要创新利用互联网媒体和传统媒体传播功能、构建基层廉政文化多样化传播路径。[30]韩建力和王立峰则从新时代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要推动廉政文化传播理念转变、拓展传播渠道、创新内容和形式。[31]韩喜平和刘晓昌一起从文化角度研究了新时代高校廉政生态的建构问题。[32]
三、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者对廉政文化的研究是紧紧与时代、世情、国情、党情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社会关照性，这体现了研究学者对时代问题和痛点的关注以及学术研究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过去的2002—2020年，学者们基于个人学术背景和科研方向对廉政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学科发展和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按照普赖斯定律的50%标准可知目前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还没有形成，学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少”而“散”，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当前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廉政文化的预防腐败功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教育、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四个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和“新时代”三个关键词是研究的前沿问题。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在未来还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第一，强化廉政文化研究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探索，推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廉政文化的研究起步总体较晚，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可知最早研究廉政文化的文献出现在2002年，2005年《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之后学界才真正意义上关注廉政文化及其建设，其理论内涵研究还有可待挖掘之处。同时，当前学界对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党建角度对廉政文化进行研究，且将廉政文化的研究与反腐败、党建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其实践应用还有可丰富之处。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要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还应该强化与大数据、区块链、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第二，强化廉政文化的定量研究，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当前，学术界在对廉政文化进行研究时定量分析较少，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定性分析依据历史事实、生活经验等材料进行逻辑推理、历史比较和性质评判，能够用丰富的史料和经验归纳法说明、解释和预测事件，多采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定量分析能够通过经验测量、统计分析和模型创建来分析现实数据，与定性分析相比，定量分析有着更真实的测量和更直观的测量。因此，有必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增加研究的理论导向和数据准确性。
第三，强化廉政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研究，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目前，有学者基于新媒体发展、媒体融合、廉政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探讨了廉政文化的传播，增强了廉政文化对内传播的实践活力。但是，中国廉政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还很缺乏。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其他国家的廉政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当下的廉政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程度、影响效果及评价却相对较少，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2）：7-1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1-42.
[3] 黄义英，秦馨.廉政、廉政文化和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J].前沿，2010（9）：8-11.
[4] 秦馨，唐秀玲.论新时期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J].学术论坛，2011（8）：144-148.
[5] 李丹，孙立军.论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18（3）：101-105.
[6] 曹文泽，龚波.从中外比较看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策略[J].中国高等教育，2010（Z1）：19-20，27.
[7] 张春艳.对加强新形势下机关廉政文化建设的探索[J].中国人才，2004（11）：54-56.
[8] 蒋俊明.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中的思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0-35.
[9] 黄存金.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理论导刊，2010（2）：61-63.
[10] 文丰安.廉政文化建设在制度反腐中的作用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3（11）：152-155.
[11] 夏从亚，车景华.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厚文化支撑——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6）：71-74.
[12] 任建明，胡光飞.文化反腐：历史反思、特点分析及手段策略[J].理论视野，2018（9）：11-20.
[13] 夏云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实践途径[J].改革与战略，2006（6）：175-177.
[14] 李强.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 营造高等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良好氛围[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05-108.
[15] 王宇.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创新平台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5）：79-80.
[16] 商植桐，张红建，王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强化廉政文化力的作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7）：65-67.
[17] 赵刚.廉政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方法[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1）：106-109.
[18] 王平一.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反腐倡廉思想[J].求实，2014（10）：14-21.
[19] 孙立军.论习近平廉政文化建设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34-40.
[20] 郝佳彤，孙立军.习近平关于廉政文化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和鲜明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11）：13-16.
[21] 韩喜平，杜一名.新时代廉政文化三维矩阵建构与解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6-21.
[22] 唐贤秋.从传统廉政文化渊源谈为政之德[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40-145.
[23] 叶志清，赵鹏，林婧烨.浅谈传统廉政文化视野下的高校学生思想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2）：101-103.
[24] 周仁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及其现代转型[J].科学社会主义，2012（2）：74-77.
[25] 唐金培.论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中州学刊，2014（9）：102-106.
[26] 蒋国宏.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软实力价值考量[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25-31.
[27] 张旭，田雪梅.制度建设、过程防腐与廉政文化——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三维互动[J].广西社会科学，2019（9）：19-25.
[28] 李双清，刘建平，王昕伟.全面从严治党与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56-160.
[29] 王小元，徐志宏.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效果与当代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103-110.
[30] 张红霞.媒体融合视域下廉政文化传播路径创新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8（12）：83-85.
[31] 韩建力，王立峰.新时代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9-26.
[32] 韩喜平，刘晓昌.新时代高校廉政生态建构的文化进路[J].中国高等教育，2020（2）：20-22.
责任编校 张煜洋
Synthesis of the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f Clean Governmen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TIAN Xiangbo， WANG Lingjuan（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Key words： integrity culture; literature synthesis; CiteSpa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21-09-10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10034）;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XJK20AJG003）
作者简介： 田湘波（1965— ），男，湖南沅陵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玲娟（1999— ），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田湘波 王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