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导语：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面临区域发展集中度较高、与人民币国际化布局契合度不高、人民币金融业务服务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等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1：
探寻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都需要货币政策的协调，更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本文对比分析了美元、欧元及日元三种国际货币的国际化模式，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就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详细阐述，为全球大变局下我国金融战略决策奠定理论高度。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模式；人民币国际化；经验启示；未来发展方向
当前，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各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枝独秀、未来发展的侧重方向等问题引发世人的关注。而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样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我国来说，是一次突破局限、带动发展的长远大计，对于我国在新常态下保持稳步提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现状及未来走向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货币国际化的不同模式：基于三大国际货币的比较分析
（一）美元国际化模式：市场演进为主，政府推动为辅
当前全球使用范围最广、权限最大的货币就是美元。美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超越各列强帝国成为世界霸主为契机，通过市场演进为主、政府推动为辅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首先，美国尊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最好的政府就是做最少的政府”为理念，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展自由主义经济，这也为美元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1]美国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并通过“与石油挂钩”等政策不断修正和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新的货币秩序下不断增强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从而促进美元的国际化。其次，美国雄厚的物力财力为美元国际化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演变过程。第三，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多个国家出口最多的对象，这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也为美元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贸易基础。第四，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也是最成熟的，为美元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这也使得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自由兑换和流动的典范。以上几个因素共同促进了美元的国际化，当今国际货币格局也逐步演变成事实上的美元本位。
（二）欧元国际化模式：一体化背景下人为设计的国际货币
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小国林立，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因此，增进合作、避免冲突，特别是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这种最坏的情形发生是欧洲各国非常强烈的愿望。实现这一目标有多种方案，欧洲一体化是其中最具雄心的一种，包括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十分广泛的内容，目标就是构建欧洲新秩序，特别是货币合作和欧元崛起。欧洲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台各种经济与货币合作的一系列政策，它之所以能形成欧盟经济与货币的统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欧洲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要素流动性也比较高。第二，因为欧洲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利率的较小变动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国际收支不平衡就可以通过国际的资本流动而不必借助汇率的调整来完成，从而有利于维持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三，欧洲国家实行产品的多样化。在出口产品比较单一的国家，出口的波动容易威胁整个国际收支的稳定，从而造成汇率调整的压力。出口产品的差异性能够抵消其波动性，可以降低整个欧盟地区的国际收支出现剧烈波动。[2]因此，欧元的国际化是一体化背景下人为设计的国际货币。
（三）日元国际化模式：政府积极干预的货币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时隔六年，日本就从朝鲜战争当中抓住了重生的机会。1950～1960年，仅美国累计向日本订货就高达600亿美元，使日本经济迅速崛起。[3]这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日本经济始终以10%的年增速在高速增长。通过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和严密的保护，加上美国的大力协助，日本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迅猛的增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绝大多数货币汇率制都转变成为浮动汇率，日元也是其中之一，这就使得日本作为出口大国和债权大国，在收回债务时因浮动汇率制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所以，用日元而非美元作为日本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的结算货币就成为了日本推动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自此，日元结算率得到大幅提升，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中以日元结算的比重从1970年的0.9%和0.3%上升到1980年的29.4%和2.4%，实现了质的飞跃。[4]
同时，日本经济的快速提升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直接增加了各国对于日元的需求；在各国经历了美元危机之后，各国对日元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可以说，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之下，比如在国外发行日本债券、以日元计价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将日元纳入外汇储备等措施，日元国际化呈现快速发展之势。
二、三大国际货币模式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需求不断扩大，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流通基础，这也是三大国际货币模式发展的必要因素。对比三大模式，我们能从中捕捉到许多能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可以此为借鉴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才能有一个稳健的宏观环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坚强的后盾，进而建立和稳定世界对人民币使用或投资的信心，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保证。回顾三大国际货币模式所在的地区，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国，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世界霸主，权利和财力都凌驾于各国之上，这才有了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达成。日元的国际化也是从日本经济腾飞作为开端，外向型经济的强劲和对外贸易的发达为日元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日元国际化进程也因此而陷入搁置。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发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
（二）开放的经济制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
美元国际化的成功，与美国“市场演进为主，政府推动为辅”的经济模式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美国以市场经济倒逼经济制度的改革，能够为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监管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机遇。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市场经济，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经济制度，推动金融体制改革，适当地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逐步让市场变得更加开放，改革也更加深刻。当然，解放市场并不等同于放纵市场，适当的约束和监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要避免犯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同样的错误，政府一味干预市场，金融体制尚未能达到日元国际化的自由要求，使后期日元国际化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无法继续深入发展。
（三）发达的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英镑作为老牌的国际货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不可小觑，它是英镑国际化交易、周转和推动的重要平台。而美元和日元在国际化的演进过程当中，纽约和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因此，人民币要想国际化，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人民币环境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进军世界的突破口。环顾我国，可着重发展香港和上海。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和地理优势，尤其是在回归以后，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吸收了境外近50%的人民币存款。人民币也借助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源源不断地流出境外，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争相使用和储备的货币之一。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于2013年8月获批成立自贸区，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重要地位，人民币也有望以上海为主战场，向周边、亚洲进而全球辐射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机遇。
但是，我们仍需深入改革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制度和经济环境。香港的金融体制日趋成熟，但仍然要紧跟国际步伐，完善制度、提高标准，时刻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稳定而发达的宏观经济环境。上海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应大力提高外贸投资环境、创新市场经济制度、加强技术交流合作、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使上海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城市更加成熟和完备。
（四）灵活的资本流动方式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
我国经常项目常年顺差，这与日本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银行贷款、海外协力基金、黑字还流贷款等模式将资本输出出去。[5]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美元回流方式，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国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形成他们的人民币储备，再通过销售人民币债券让资本回流国内，加大对国内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要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解决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需要依托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则要求本国货币实现国际化。根据我国的经济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了两个“三步走”的政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一）在地域范围上采取“三步走”
在地域扩张上逐渐推动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这也正符合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6]
首先，实现人民币周边化。将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从境内扩展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大力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提高老挝、越南等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币结算率。
其次，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仿照欧元对欧洲地区的大范围覆盖，拓宽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化道路，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
最后，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人民币已经在各大洲尤其是在发达地区都已经开始流通，但还没有形成质的飞跃，目前人民币还只是处于“周边化”的初级阶段，自由流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香港和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
（二）在货币职能上采取“三步走”
在货币职能上逐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融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发展。
1.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提高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率。随着我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国逐渐接受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截至2015年8月，人民币在世界支付货币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的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与此同时，超过1700家国际金融机构将人民币纳入支付方式，同比增长14%，说明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未来，我们还应大力推进人民币结算，提高对外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率，使人民币成为占有一席之地的国际结算货币。
2.加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投融资货币地位。1996年12月31日，我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然而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指出，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若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将会加快国内外投融资交流与活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推行的“亚投行”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更体现出各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和资源，而人民币恰好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扩大流通和使用范围，逐步成为一种国际投融资货币。一方面，我国主要使用人民币投融资；另一方面，亚投行成员国与我国势必有许多贸易往来，也倾向使用人民币投融资。因此，亚投行将逐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有利平台。
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要想国际化，势必要成为各国持有的储备货币，而与他国进行货币互换可以极大程度的促进人民币进入他国资金储备池。从2008年12月12日我国与韩国首次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开始，人民币互换合作开始飞速增长。截止到2015年5月末，我国已与韩国、新加坡、冰岛等3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高达3.1万亿元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同时，我国还积极与发达国家合作，力图将人民币推广到与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池当中，其中英国成为首个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达国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当中重要的里程碑。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从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现在已经初步实行了汇率市场化。但是汇率的市场化是要伴随着利率的市场化进行的。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已实现市场化，但存款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全实现。只有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人民币才能完全实现国际化，这是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的重要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三步走”不是独立分割进行的，而是一个彼此扶持的过程。因此，在推动过程中可适当采取三大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策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和内在因素进行改革，循序渐进、适时适度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会真正实现国际化，成为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晓芹.人民币国际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40-43.
[2]张树敏.建立东亚人民币货币区问题探讨[D].江西财经大学，2006：9.
[3]果颖.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影响的相关问题研究[D].天津大学，2009：47-48.
[4]刘昌黎.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及其政策课题[J].世界经济研究，2002，（4）：65-70.
[5]文馨.浅谈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美元、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启示[J].改革与开放，2015，（3）：50-52.
[6]Robert A.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4（Sep.，1961），657-665.
责任编辑：彭银春
作者：马蓉睿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2：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海外发展的思考
导语：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面临区域发展集中度较高、与人民币国际化布局契合度不高、人民币金融业务服务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等挑战。面对挑战，笔者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为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区域发展策略、金融产品创新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与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
从政策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我国首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标志，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存在资本流动适度控制、汇率变化无常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难选择，2015年，我国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政策目标，并于同年实施“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因之亦做出了相应调整。此后，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更加强调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主旨也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各行各业，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仍是我国践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与重要力量。通过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与发展，随人民币“走出去”产生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融资及清算等金融服务需求才能得到高效满足。
从数据层面看，商业银行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借助母行本币优势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3.7万亿元;境外清算机制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实现清算量合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我国于2012年启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接入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103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末，我国货物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支付金额约为4.79万亿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金额的15%，较2017年增加46%，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同期，境外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合计达9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109%。无论是货币互换、清算安排，还是跨境贸易支付，均离不开商业银行的落地执行（见图1、图2）。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落实双边本币互换、执行人民币清算、发展当地人民币清算参加行、提供人民币国际贸易等金融服务，“走出去”显现出一定的发展成效。据《2020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家中资银行布局海外，涉及国家及地区超过60个，海外资产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营业收入规模超过540亿美元。以我国五大国有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境外营业收入约合340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1%，较2013年增长2.55倍，占比增加5个百分比;但受2020年境外疫情发展影响，收入及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约合3387亿元与10.9%。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中资银行的海外收入中，中国港澳地区贡献最高，与人民币跨境收付国别比例较为一致（见图3）。
得益于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金融环境稳定，同时，亦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高，人民币海外接受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20年三季度數据，人民币外汇储备额约为2445.2亿美元，约合2.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四季度增长2.69倍，占比由1.08%提升至2.13%。总体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发展循环态势（见图4）。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新机遇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推动逆全球化趋势，或将提增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承压。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多个国家以绿色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新增投资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而抗疫实践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说明，以自主性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突显，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挑战。由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及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占比分别接近40%与60%，排名第一。未来，在危机下，美元或由于高流动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中美之间的摩擦或有可能导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清算渠道、美元资产的流动性及相关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面临一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与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之间的差距。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跨境收付地区的去港澳集中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他地区占比显著上升（见图5）。其中，与周边国家跨境结算同比增长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3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仍以中国港澳、欧美及亚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尚有欠缺。其中，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包括19家子行、47家分行和13家代表处），该区域的覆盖率达50%，仍有近一半尚未覆盖。
境外机构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普及度有待提升。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从结算、融资、存款、资金、投资及现钞等六大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来看，仅约有26%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可以提供5种及以上的产品服务。此外，在受访境外企业未能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原因中，资金来源不足占26%，清算结算渠道不畅占10%。人民币的使用、持有和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结算在独立性、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
境外机构资产业务增速显著回落，币种结构上人民币占比较低。以上述五大中资银行为例，2013～2019年境外机构资产业务环比增速呈现波动下行，2020年疫情导致境外贷款规模下降4.2%。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贷款币种结构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占比估算在一成左右。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海外机构在美元及本地货币的负债与资产获得途径有限，而客户结构中参与我国外循环的企业与“走出去”企业占比不高是导致2020年资产规模负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见图6）。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4.06万亿元、2.2万亿元和1.97万亿元，分别增长7%、5.3%、8.8%、1.2%和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入新阶段，商业银行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
我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量快速上升。王芳等人曾在《人民币区域化能促进贸易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完全有条件成为主要货币。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为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提供新的蓝海。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但与美元高达40%的全球支付结算占比相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大有可为。其中，我国作为能源、铁矿石等初级原材料净进口国，已在原油大宗商品领域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跨境支付结算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境内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有利于发挥中资银行母行优势，形成海外机构的差异化竞争地位。通过比较美元兑离岸、在岸人民币隔夜远期汇率报价可以发现，离岸报价保持在相对略低的0.5%的水平，两者走势相关性超过0.9。资金价格方面，相同期限的CNY SHIBOR与CNH HIBOR的报价分别为3.1%与3.33%。从国内1年期LPR报价水平3.85%和美元跨境融资隐含的锁汇成本看，离岸人民币跨境内向融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因此，按照日趋完善的全口径跨境融资等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政策，商业银行可以将海外机构作为桥梁，一方面可以较高投资收益发展海外资金及资产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优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后或进一步推升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为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带来新业务增长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动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得益于我国疫情控制到位与及时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高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总额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增加14%，显著高于上年同期0.7%的增幅。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年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比增加40.1%，高出2013年至今的复合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海外发展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我国经济不断走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主体，以服务实体经济、尊重市场为原则，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利于在践行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丰富海外发展战略内涵，克服掣肘，实现自身发展质的转变，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优化全球布局及发展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可以双边本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实践及热点区域形成海外布局战略。在发展重点上，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所在国与我国经贸往来地位侧重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如：处于净出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入国，商业银行可将机构特色定位为以提供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业务为主;而处于净进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出国，则可定位为以提供清算服务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为主。在开办资金支持上，母行应根据经贸往来体量、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及预期发展目标，为海外机构提供充足的人民币营运资金支持，解决业务开办初期的流动性瓶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银行经验，即属地“瘦机构”，以区域中心进行业务支撑辐射，提供包括后台集中处理、贷款发放代理、资产业务转让及购买的集中询价等的业务支撑，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属地金融服务能力。
着力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当地同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托底，夯实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建设力度，降低对SWIFT清算网络的依赖，畅通离/在岸间的人民币自建清算结算渠道。根据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末，仅有分属工行、中行、建行及交行的五家境外中资机构（工行有两家）成为直接参与者，分布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英国及韩国。从分布区域看，仅实现了约1/10的中资机构网点地区覆盖。各家中资银行应积极申请成为驻在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直接参与者，拓展营销当地同业以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清算网络，提供高效清算服务，提升人民币便利度。二是通过为当地同业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包括流动性、资金运用渠道、具体业务指导及现金服务等在内的便利及业务支撑，培育所在国人民币兑换交易市场，丰富当地同业人民币资金来源，减少美元中间环节，降低双边本币兑换成本，最终实现对本地客户人民币业务的渗透形成推广合力。
健全人民币贸易结算及跨境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新增长点。一是跟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及贸易往来，推广本地人民币项下贸易金融结算产品。此外，海外机构在拓展本地业务时应注重打破路径依赖，可对参与我国外循环的属地企业先行突破，重点加大人民币贸易金融结算便利宣导，以优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与结算服务吸引客户。二是提供离/在岸一体化金融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服务，满足理性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及避险管理需求。海外机构可面向本地企业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发行服务，拓展人民币项下远期、掉期、跨境资金池等市场风险及资金管理产品，甚至是大宗期货商品人民币结算交收工具等衍生金融服务。同时，海外机构可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利用CIBM、RQFII、QFII、债券通等通道对接境内市场，提供进阶的代客或受托投资渠道及服务。三是面向个人开展人民币汇划、现金、投资等个人金融服务，提升个人持有意愿。四是加大金融科技建设应用。受疫情影响，最小社交距离及无接触办理业务被广为接受，在海外发展中可以借此机遇加大科技投入，提供线上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弥补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
牢固树立风险合规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一是注重把握当地监管外汇及外债管理政策及目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稳妥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二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应注重服务我国总体金融政策目标。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呈现经常项目小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处于净流出状态，资本项目处于净流入状态。为此，曾有学者提出应在国际收支可持续背景下稳步推进国际化。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交叉效应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应通过广泛的贸易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形成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稳慎推进。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将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方向与自身海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进行适配。三是注重加强海外机构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逐步降低美元资产集中度，适度提升人民币资产配比。四是加大后疫情期间各国经济走势跟踪研判。疫情管控由于疫苗的研发成功而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我们仍应看到因疫苗接种速度、病毒变异等或有可能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金融纾困政策大多将在疫情后期逐步出清，风险底数有可能出现起伏。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國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贸易金融结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国家政策导向落地，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势，在主动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职责的同时，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规划管理部，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授信管理部）
作者：秦桦 曹烜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3：
双循环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必然有别于其他国际货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加剧的金融博弈和围堵，非常需要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自2009年货物贸易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试点推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走过了12年的风雨历程，进行了一场有别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独特实践，表现出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策驱动与市场牵引共同作用，二是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良性互动，三是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职能彼此配合，四是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国际化使用相互促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具有坚实基础，但其国际使用程度仍然滞后于中国经济及贸易投资所决定的水平。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整体下行，但经济板块重心继续转向新兴市场;控疫措施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但产业链加速重启;宏观政策超级宽松、游资泛滥积聚金融风险，但逐利本性主导全球资本布局;宏观视角下贸易保护长期持续，但全球化不会走向历史的终结。面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深刻变化，“十四五”规划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金融市场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货币发展历程
目前国际储备货币占比中，美元一家独大，但占比领先的优势在缩小。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以后，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2016年第四季度的1.08%上升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2.13%;同一时间段，美元的占比从65.36%下滑至60.46%，日元的占比从3.96%提升至5.92%，欧元的占比从19.14%上升至20.53%。
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簡称SWIFT）统计的支付使用占比中，美元和欧元占据前两位，二者占比合计超过75%，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使用中的占比从2011年10月的0.31%快速提升至2020年12月的1.88%。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过程主要伴随着本国政治经济力量成长，通过市场自发形成，并且曾与作为天然货币的黄金以一定比例兑换。在全球主要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当下，黄金作为全球货币价值锚定的作用在弱化，这在2020年开始的新一轮全球量化宽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必然有别于其他的国际货币。
英镑的国际化
英镑国际化的基本路径是19世纪英国庞大的经济基础及国际社会对于英镑兑换黄金的信任，因此，英镑替代黄金完成国际货币的构筑。
18世纪英国依赖工业革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英国政府努力推动自由贸易，其从世界各国进口原材料，向世界各国出口工业制品，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同时英国企业大规模向海外直接投资，以控制外国的原材料供给和工业制品的市场。到19世纪，各国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度。由于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基于对英国经济以及对英镑兑换黄金的信任，各国都愿意持有英镑并用英镑进行国际结算。英镑逐渐崛起，取代西班牙银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美元的国际化
美元国际化的基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累的黄金储备与其国际话语权的结合，美元国际化初期是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替代英镑，20世纪70年代后则转为探索信用货币国际化。
美元国际化的实现方式和英镑较为类似，均受益于本国政治经济力量成长。19世纪末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贸易信贷中的使用首次超过英国;1940年至1945年境外流动资产中的美元总量由英镑的1/2增加到英镑的两倍;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标志着二战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形成。美元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1954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超过英镑。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美元占有国际储备货币的份额为64.5%，英镑则只有4.2%。
日元的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由贸易和政策驱动，试图探索以区域货币合作推动国际化进程。
1980年日本颁布了新的《外汇法》，把过去对资本交易的“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取消了本国居民向国外提供日元贷款和外汇不能自由兑换成日元的限制。1984年“日元—美元委员会”和日本大藏省发表公告，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做了修订。第一个修订的是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即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第二个修订的是企业可以自由将外币换成日元，也可以将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此外，日本政府又在东京创设离岸金融市场，宣布开放境外金融市场，取消外资流出的限制同时提高对外资流入的限额。这些改革举措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兑换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
尽管日元在市场驱动和政府推动下走向国际化，但相比日本的经济体量，日元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约为36%，进口贸易所占的比例为25%，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贷款所占的比例不到20%。日元更多是作为区域的一种国际货币存在。1999年日本大藏省设立了专门研讨日元国际化政策的“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该研究会明确提出应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日元国际化问题紧密结合，推进与亚洲各国之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协作。2000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就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了共识，此后中日韩三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货币互换活动，这标志着日元的亚洲化成为日元国际化的重要方向。
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发展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走出来一条不同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独特发展路径。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政策驱动和市场牵引的结果，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良性互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职能彼此配合、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国际化使用相互促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和贸易投资将保持持续增长，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2020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中就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应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
人民币国际化是政策驱动和市场牵引的结果
以2009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为标志，相关部门陆续放松对人民币业务的政策约束，出台系列措施推动离岸债券市场发展，催生内生性的业务需求，基本形成離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体系。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奏响从贸易媒介、投资工具到储备货币的三部曲，启动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其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逐渐让位于市场发展，汇率及资本流动等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呈现市场主导的特点。
货物贸易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2014年1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一度达2.45%的历史高点， 2020年12月，该占比为1.88%。同期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明显上升，2017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首次单独列出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持有情况，当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为1079.4亿美元，占整体已分配外汇储备的1.12%。2020年三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为2.13%。目前，贸易领域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完全放开，市场则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资本流动的情况进行调整。跨境贸易仍然是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实质性基础。
在汇率定价领域，人民币作为一种区域国际性货币，在东盟国家汇率定价参考篮子中的作用正在提升。汇率是市场交易的结果，最能反映市场供求，汇率定价参考锚作用的发挥是人民币在支付、储备和投资等多个领域在区域内发挥国际化货币作用的综合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这是人民币在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定价中成为参考权重的基础。过往10年的货物贸易数据显示，对比美国，中国作为东盟国家主要的货物贸易伙伴，重要性持续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量有明显的增长。
同时，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产品与东盟国家的产品在出口向第三方国家和地区方面存在很强的竞争。这种出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是作为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的东盟各国可能采取某些盯住人民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这种竞争性的强弱，根据HS分类统计，对中国和东盟出口品计算第一主成分。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和东盟出口商品价值波动可以由各自的“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两个大类的出口变动解释。考虑到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同质性，在上述出口领域，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之间很可能存在较高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对于整体出口的变动影响较大。
使用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检验人民币作为东盟国家货币钉住的篮子成员的假设。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文莱元、印度尼西亚盾、老挝基普、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泰铢、菲律宾比索这七种东盟国家货币实际汇率变动的解释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进一步加深区域内的经济融合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竞争与合作将继续增多，预计东盟国家货币将人民币纳入其汇率变动的参考篮子的现象可能会更加明显，人民币国际化在东盟地区更容易实现突破性进展。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推动者和全周期参与者
从货币国际化理论层面来说，离岸市场对于推动货币国十分重要。美元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伦敦离岸美元市場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在推动德国马克国际使用过程中，巴黎、卢森堡等金融中心亦发挥了积极作用。欧元推出后，伦敦的欧元离岸市场也迅速升起，成为欧元国际化的新动力。相反，日元则在离岸市场支撑方面有所欠缺，制约了其国际化发展能力。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推动者和全周期参与者，通过贸易和投资跨境交易积累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香港拥有离岸首家人民币清算体系，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全球领先，人民币交易市场加速成长，人民币产品体系日趋多元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9年中国香港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均每日成交1076亿美元，占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金额的30%，超过伦敦的567亿美元及新加坡的415亿美元。近年来，内地加快开放在岸金融市场，人民币呈现主场驱动特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因价格不同形成套利竞争关系。同时，沪港通和深港通及债券通的顺利推出，实现了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互联互通，为境外人民币提供新的投资渠道，推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结构的多元化。
香港金管局甘博文（Hans Genberg）在2011年提出，对于一国货币国际化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是对于资金的跨境流动和第三方在使用该国货币进行有关货物或资产方面的合约签订和贸易结算方面没有限制。
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凯南（Peter B. Kenen）提出，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最重要的前提，一是政府必须消除自由买卖这种货币的限制;二是本国和外国的金融和非金融类公司都可以将该货币应用于国际贸易;三是外国公司、主权机构和个人可以持有他们认为任何合适数量的该国的货币;四是外国公司和主权机构可以发行该货币定价的金融证券;五是本国的公司可以在外国发行基于这种货币的金融证券;六是诸如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开发银行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在该国的市场上发行债务工具并使用;七是一国的货币可以被其他国家加入其货币篮子，作为管理其汇率的工具。
笔者在2015年也提出，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三大因素包括：实体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投资联系的广泛程度;金融市场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为该货币的国际使用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交易场所和充裕的流动性来源;国际市场对该货币资产的信心。
对照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资本账户的全面可兑换和培育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参与国内金融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但是金融风险防控同样不能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被忽视，因此，考虑在香港离岸市场上金融风险相对可以与内地市场隔绝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目下的条件的满足就是合理的政策选择。
历史上，离岸美元市场也在美元的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不乏美联储给予的隐性政策支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工作论文，在欧洲美元市场早期发展的30年中，美联储为离岸的非银行类存款人提供了类似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在欧洲美元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各国官方的美元储备资产也是存放在欧洲美元市场。国际清算银行在2010年的工作论文中提出，将汇率风险和国别风险分离，追求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以及监管环境、会计准则、语言和时区等与美国本土不同，这3个因素是投资者选择持有离岸美元的重要原因。
2000年之后，离岸市场同样在美元国际化使用中扮演重要角色。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如图1所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美元离岸信贷量、离岸信贷占在岸信贷的比重和离岸债务证券发行量自2000年以来均明显增长。
对于外汇交易，离岸金融中心扮演了比本土市场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英国央行的报告，伦敦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也是超越纽约的最重要的美元和其他货币对的外汇交易市场。2019年4月，伦敦的外汇交易量占总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43%，是美国16.5%占比的近3倍。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的关系
汇率的稳定性与货币的国际化高度相关，其作用也不容忽视。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金融合作与变革”上表示，“近些年来，人们还逐渐突破了一些心理障碍：过去有人担心人民币汇率跌破7和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7是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但从这两年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在数字7关口有上有下，外汇储备也保持浮动稳定。再加上国家总体实行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以及金融市场近年来在国际化上的尝试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这些是目前真正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有利的因素”。这方面可以进一步结合SWIFT公布的一国货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SWIFT公布的数据统计跨境或国际的现金转账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转移。这既包括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客户发起的转账，也包括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转移。一种货币当其币值变动时，也会对于其在SWIFT统计的全球支付占比产生很大影响。这可以以美元和欧元为例分析：
以2010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10年期间的月度数据计算，欧元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与欧元对美元汇率的相关系数和美元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与欧元对美元汇率的相關系数分别为0.57和-0.64，如果使用代表范围更广的美元指数作为货币币值的代表，则这种相关系数更可以分别上升至0.72和-0.65。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的关系有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币汇率弹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关系，二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市场汇率差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渐加大，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对美元汇率则呈现双向预期、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疫情引发全球金融动荡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较其他货币表现更为稳健，在短暂下跌后进入反弹期，外汇市场逐渐摆脱人民币汇率保或者破某一个价位的心理障碍，在保持汇率弹性的同时提升了波动的韧性。长远而言，应逐步建立人民币汇率的避险功能，持续改善全球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市场汇率差异一度是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重要观察点。如果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有明显不同，或者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不会冲击在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则极端情况下通过汇率变动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就可以被有效地隔离在中国内地市场之外。从历史数据看，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价差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很有限（如图2所示）。以月末数据计算，“8·11”汇改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差除2019年8月和2020年1月这两个月份外，均低于千分之五。由于资金往来的便利，二者的同构性明显，因此需要检验离岸和在岸人民币的变动谁对谁的影响更加明显。如果是在岸人民币对于离岸人民币的影响更加明显，则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通过汇率传导至内地的可能性则较小，反之则风险较大。
使用“8·11”以来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更多受到在岸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非反之。因此，在香港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安排可以有效隔离本币国际化可能导致的汇率极端波动风险，降低本币国际化的成本。
从应对国际货币竞争的高度勾画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板块动态调整，货币持续宽松，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发酵，引发新一轮科技战、金融战，客观上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挑战。与此同时，疫情将通过再分配效应推动全球经济板块加速再平衡，为未来的国际货币竞争奠定新的基调。2020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就表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金融市场开放是统筹改革和防风险的关键，要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高水平开放，促进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率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将赢得复苏的时间窗口和经济增长的主动权。2020年大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不利于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而贸易和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调整将加剧全球经济板块的再平衡。目前，亚太区完成了RCEP谈判，将逐步推动要素资源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跨境流动，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下行压力。RCEP形成稳定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可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福利的全球性改善。此外，“一带一路”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物理基础和人文环境，亦将提升沿线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潜力。因此，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将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扩大其整体影响力。疫情一度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低利率、负利率席卷全球主要市场，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再度显现，迫切需要新的公共产品和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新一轮美元荒，一些国家开始探讨更多地使用本币的可行性，加快推动区域内双边本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先天的经济联系优势，人民币作为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定价的参考基准之一，其作用已经在发挥。但在一些以欧元和美元为传统汇率定价篮子的“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发挥仍有待强化。以波兰兹罗提和匈牙利福林为例，欧元在这两种货币汇率定价中的作用远高于人民币。
从双循环的角度看，货币是一国经济对外及对内循环相互交织的关键。一方面，货币通过利率决定及调整机制，有效配置资本，实现价格发现，为实体经济内部循环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汇率的动态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过滤外部冲击，为内部经济循环提供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并通过商品和资本管道连接对内循环和对外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该货币能够获得国际货币的定位和属性，则有助于拓展该国对外循环的辐射空间，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建设。对中国而言，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加剧的金融博弈和围堵，非常需要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可以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全球话语权及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循环的空间。
2021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连续两年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大增，境外机构纷纷增持人民币资产，跨境人民币结算、海外人民币清算、离岸人民币存贷款、人民币国际债发行等主要人民币业务指标全面保持增长，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形成突破。根据债券通数据，2020年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量进一步增长1万亿元人民币;沪港通和深港通数据显示，2020年外资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增持中国股票2000亿元人民币;2020年全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相比2019年增长4%至1630亿美元，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至19%，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同时，各部委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合力：2021年1月，人民银行会同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银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外资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了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将跨境人民币落后于外汇的一些政策拉平;2020年12月末，交易商协会发布《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务业务指引（试行）》和《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2020版）》，明确了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注册、发行和备案等流程规范。以中资企业及中资银行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银行（香港）宣布，自2021年1月27日开始，以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身份，启动香港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进一步促进香港人民币央票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扩大其使用范围。目前，全球有超过60家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这也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持续增加，亦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的国际认受度有所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恰逢其时，堪当重任。
（鄂志寰为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丁孟为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员。本文编辑/谢松燕）
作者：鄂志寰 丁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