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敬畏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开栏的话】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承担与“中国梦”的时代召唤下，新闻传播学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近年来被不断关注与热议。深入挖掘熔铸中国血统的新闻传播学术命脉，充分把握展现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思想传统，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更决定着中国在国际话语平台中的角色与分量。
第一篇：敬畏文化论文范文
怀敬畏之心，行传统文化复兴之事（三）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的人格， 成为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意义重大。
作为旅居世界的跨文化教育学者，康长运博士曾特意把在加拿大出生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学习传统文化，参与创办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本期推出康长运博士专栏(三)，对传统文化进校园以及中小学校的落实与操作等层面进行详细解读。
西行才知精神家园安放何处
我在曲阜长大，到后来念了北师大教育学博士，也没有系统学经典，也没有读圣人的书。我在北师大毕业后留校参加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为课程改革中前期的主要协调人。当时我们也是满怀热情，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课程理论来改造中国，推进素质教育。
到了西方，我在加拿大UBC大学工作，在跟西方学者对等交流中，我发现西方人除了对中国当下的教育很关心，他们对孔子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比我这个曲阜人知道的还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在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以后，我逐渐开始追问，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
最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始森林里，通过中英文的《论语》和《道德经》，开始学习弥补传统文化的课，这也算是“曲径通幽”吧，也是在离开中国后和西方学者的交流中，我才感到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该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只有依托先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才让我更有底气更有信心面对西方的学者，能够和他们平等的交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变化，比方说我开始读西方的书，读起来非常入迷，后来在交流过程中我不断地进行反思、感悟，我发现在西方复杂理论里提到的很多观念，在我读到《易经》和《道德经》以后，和中国文化里讲的阴阳理论非常的一致，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此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老祖宗给后人留下了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弘扬传统文化要避免陷入误区
现在，大家对当今社会如何弘扬传统文化有争议，达不成共识，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现在的争议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一般要讲传承传统文化里优秀的那一部分，我们要去其糟粕，但是另外一派观点就讲传统文化没有错的，都是对的。我想，至少有一部分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变得不合时宜了，需要改良和发展。
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是要学习它的精髓，是要掌握它的道，而不是要看它的相。“道可道，非常道”，道都是说不清楚的，我们需要体悟，所以，我们要掌握，要反复研读、体会，不要把任何人说的都当成亘古不变的真理。
第二个误区在哪里呢? 追求形式。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形式上复古，比方说穿汉服，那就叫真正的弘扬传统文化了?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要讲究仪式感，我们做一些祭祀的活动，包括背经典，经典也不是就拿来背诵，经典也不是永远没错的和一成不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摒弃一些形式的东西，有一种仪式感有一种形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把握精髓，把握大道把握本质，这样来追求一些形式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我们不能舍本取末，所以很多毛病在于我们只追求形式的东西，这样会导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歪曲。
第三个很重要的误区，是文化复兴之机假国学、假文化泛滥，有人大行其道、大发其财，弘扬国学也是假国学骗子应运而生的一个时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警惕，更需要我们擦亮双眼，更需要找到弘扬传统文化真正的大道。
弘扬传统文化不能假借其名，不能违背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原则，用反文化的态度去行假文化之事。这不是夸张之词，相反大有人在，各种妖魔鬼怪都借这个时机粉墨登场，怀着不同的动机，这是给我们的传统文化挖坑。
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不去学习传统文化，盲目的追求形式，甚至说有些不良动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不顾儿童实际的身心发展特点，很孤立地追求背诵经典的数量，违背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不顾孩子们的兴趣和身体健康，这显然是违背教育之道的。我们把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分真假不辨真伪编进书中，挤占孩子们的学习时间，用一种应试的办法去学习文化，这也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会因为这些东西不和谐的声音让传统文化的复兴走向歧途，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态度，即敬畏之心来行传统文化复兴之事。
师生的成长路径和目标即“辅仁”
此外，老师们如何来学习传统文化呢?
大家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叫做辅仁大学，现在台湾还有台湾辅仁大学，我去年也在曲阜成立了一家民办学院叫辅仁书院。我为什么取名叫“辅仁”?其实我刚才讲了，一是取自于北师大，另外取自于《论语》。孔子讲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个“仁”字是人的培养目标，即君子首先要具有仁爱之心。“仁”大概是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道德水准的表达了。
以文会友的“文”，就是一种文化与素养。我们可以因为书法、抚琴、写文章、写诗、对对子，都可以使我们找到朋友。我们向孩子教授学习传统文化，诗词歌赋、诗酒花茶、琴棋书画，但是学了这些东西我们要让孩子们交朋友，老师也要交朋友。交朋友干嘛呢?以友辅仁。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艺术，我们要通过交朋友才能够更好的理解、成长。特别是老师，我一直讲教师这个职业基本上是一个个体劳动，在这个传统的教师里面，老师基本上教语文的教语文，教数学的教数学，抱着一本书，基本上教室就是一个屏障，个体劳动，独立行动，习惯了容易造成自以为是，所以叫大家要会友，要交朋友。交朋友用西方的话语就是要有学习共同体，我们交朋友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我们的技艺，也不是让我们吃吃喝喝谈天说地，而是让我们共同提升我们的专业，共同修炼我们应有的仁爱之心，提升品格，提升素养。
為什么提“辅仁”这两个字?因为它既表达了中国人理想人格的表述，同时又表达了成为文化人的目标，而且又跟我们描述了一种提升素养成为一个人的途径。我觉得，“辅仁”实际上比读书本身更加重要。有了朋友，你要参加这种高雅的活动，你就会读书，你就会学习，不然你去了谈什么呢?这就是朋友的共同体。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表述，就是“辅仁”的价值所在，即是学生也是教师的一种成长路径和成长目标。
作者：康长运
第二篇：机遇·敬畏·反思
【开栏的话】
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承担与“中国梦”的时代召唤下，新闻传播学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近年来被不断关注与热议。深入挖掘熔铸中国血统的新闻传播学术命脉，充分把握展现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思想传统，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更决定着中国在国际话语平台中的角色与分量。作为新中国新闻传播学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60余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学术人生构成了展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鲜活窗口，他们的教育背景、治学经历、研究旨趣、学术见解，他们的贡献与遗憾、经验与忧虑、困境与突破，他们对前辈的使命继承及其对后学的导引方向，他们的学术命运与时代、学科之间的关联，这一切无疑都是探寻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为此，本刊特邀请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主持人陈娜博士开设学术访谈专栏“对话学者”，以期通过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师者”之口，寻访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轨迹，展现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者风貌，勾勒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研究格局。
【主持人简介】
陈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第一名等。
与吴廷俊的约访始于2011年，当时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在天津召开年会，我本打算借机相约，怎知吴廷俊来去匆忙，未及我开口，他便离津南下。一年后，年会选址广西，我再次携愿而来，吴廷俊坦言被我打动，终于在怡人的巴马县接受了我的采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吴廷俊并不轻易允诺旁人的要求，威严审慎自不待言，而若他一旦接受你，便隔阂尽消，赤诚通达。持续三个小时的访谈，吴廷俊畅论学术人生，时而低缓，时而高亢，嬉笑怒骂，通透爽直。更让人感动的是，访谈结束后不多日，他还专门让人寄来书稿与资料供我写作参考。有人说吴廷俊很真，这真，令人敬重，也令人感念。
“全是一些偶然的机遇”
吴廷俊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农民家庭，和许多同时代的学人一样，他们有着诸多相似的经历：出身寒门，年少聪慧，一路求学。新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一代人似乎注定的人生际遇，他们忍受过青年时代求知的艰难与前途的迷茫，承受过中年时代转行的压力和治学的清苦，并且在时代的巨变之下默默地完成着深刻的自我重塑。而种种这些，对于吴廷俊来说都不例外。
在谈到过往人生的经历时，吴廷俊总会下意识地用到一个词——“偶然”。在他看来，进入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任教是“偶然”，走上新闻学研究道路是“偶然”，选择新闻史作为研究方向是“偶然”，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是“偶然”，甚至当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中国新闻史首席专家也是“偶然”……然而，这一连串的“偶然”之下非但不是他人生态度的散漫随意，反而映衬了他对命运抉择的不断突破以及阅人历事后的举重若轻。
吴廷俊最早对“历史”产生某种特殊的情结源自于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在解放前当过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解放战争初期‘五师突围’的历史问题，解放后，他成为被‘肃反’的对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改革开放后给予平反，但是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历史之真伪这个东西真是很不好说，很难弄，很可怕，很重要。小时候父亲的这段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后的道路。”正是这段“心结”，让吴廷俊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开始对历史充满了敬畏、探索与反思，只是谁也未曾料到，这个曾经在历史复写中被冤枉过的家庭，日后却真的走出了一个抒写历史的大家。
1964年，吴廷俊从湖北荆州中学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此在这个被他看来“既给了我好的东西，又给了我不好的东西”的学府中，度过了“庆幸又遗憾”的6年。20世纪60年代的武大中文系正值鼎盛，治学严谨，名流云集，藏书颇丰，底蕴深厚。但是，吴廷俊对这里趋于保守的学术环境一直保持着较为清醒的态度，他继承了武汉大学极高的学术品位与学术操守，又反思着因为封闭和内耗而给这里带来的种种问题。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终究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求学生涯：“我感到很遗憾，考了个好大学，却没有正儿八经地念几本书，我们正常学习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完全没有学习氛围了，一辈子就是遗憾这个。”
“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廷俊先是到武大襄阳分校搞“斗批改”，后又被派到武汉军区政治部农场当“军垦战士”。1972年，吴廷俊被分配到湖北省沙市三中担任语文教师，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这个原本在沙市已经小有名气的优秀中学教师恐怕就沿着这条轨迹继续走下去了。
1985年，华中工学院开始创办文科，时任校长朱九思先生开创了国内学界的几个第一，“当时朱九思有三个大动作，一是在工学院里办文科，二是文科招收研究生，再就是在全国网罗人才”。吴廷俊回忆说，当年朱九思为了学校发展到处延揽人才，五七干校、劳改农场，甚至监狱，凡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任人唯贤。吴廷俊便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华中工学院的。
和许多学者一样，吴廷俊最终走上新闻学研究道路的机缘也是耐人寻味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正在从历经政治风波后的几近停滞中慢慢复苏。老一代新闻学家开始了对“新闻无学”论的驳斥，新一代新闻学者逐渐形成规模，而传播学的引入给中国新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视野。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向的课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文社科界享有盛誉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开始设有新闻学奖。而这一切，对于当时重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吴廷俊而言还是一片空白。“当时中文系写作教研室要人，写作是个苦差事，毕竟人家已经磨合好长时间了，我不愿意去。然后又说到1983年刚刚开办的新闻系，我想新闻反正是一个新学科，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就说，到新闻系去吧。”吴廷俊坦言，在那个时期各地都在开办记者通讯员培训班，讲授新闻业务课程的老师们都很吃香，可他却再一次婉言拒绝，“我说我没当过新闻记者，教不了业务课。他们问新闻史教不教，冷门，不好教，我说我就愿意搞这个，我愿意!”说到当时专业选择的时候，吴廷俊表露出了毫不掩饰的得意与欣慰。
吴廷俊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个当官的料，“我这个人太直了，就是一个啃书本、钻故纸堆的人”。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廷俊就看到了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和武大是1983年同一个批文办新闻系的，武大1985年就有硕士点了，我们到1996年才有，在高等学校不抓学科建设，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这种全局意识和前瞻性，他被当时的新闻系系主任程世寿先生看中，任命为主管科研与学科建设的系副主任。从1993年担任新闻系副主任到1998年出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一直将学科建设作为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带领下，新闻学院于2003年获批新闻学博士点，2005年又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6年研究生院新闻学学科排名全国第三，逐渐跻身全国新闻学教育的前列。
实际上，吴廷俊主抓学科建设的几年也正是全国新闻学教育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几年，1993年至1997年，全国新闻学教学点五年内实现了翻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设新闻传播学为博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1999年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正式挂牌为标志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终于完整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客观地说，除了个人能力与威望，更重要的是吴廷俊敏锐地抓住了机遇、找准了方向，才最终带领团队乘势而上。
说到这八年的院长生涯，吴廷俊对他的领导、同事充满了感恩。“当时周济校长对我们从大文学院中独立出来很感兴趣，因为我的思路很对他的路，我们本来只想成立一个系，结果校长直接让我们成立学院。有领导的重视，再加上我们的老师非常争气，大家真是拧成了一股绳。所以我算是沾了大家的光，这些活儿都是大家干的。”吴廷俊对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感情是溢于言表的，“在一个地方，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支持你，你就应该为这个地方做点贡献。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了就撂摊子、翘尾巴，那没必要。做人都要有良心，毕竟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
2006年，早已华发丛生的吴廷俊荣退，在他轻描淡写的过往人生中，那个关于“偶然”的感喟总是被不经意地提起。曼海姆说，思想和信仰不能孤立地看待，而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中相互依赖的部分来把握。对于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而言，他当然明白个体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不可名状的深刻关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透过吴廷俊一路走来的那些偶然与必然的交织，看到人生的多彩与人性的丰富。
“我有三个敬畏”
吴廷俊说，“我活了六十多岁，如果总结一下自己，我有‘三个敬畏’：首先是敬畏人生，其次是敬畏师职，再就是敬畏学术。”吴廷俊曾在不同场合跟人谈起过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为的就是让后来人更加懂得珍惜与尊重。在吴廷俊看来，敬畏人生关乎底线，敬畏师职关乎责任，敬畏学术关乎操守，但是透过他的心路轨迹，这些诠释里包含的还有更多。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吴廷俊，而他也最为认同的，恐怕就是“真”：“‘真’倒是可以说，这点我不推辞。因为我这个人太强调这个问题了。没有‘真’，也就没有‘善’跟‘美’，所以说我的缺点、优点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不掩饰。”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吴廷俊回忆起了他为人之子的种种怅憾：“我是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95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正是第一届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开幕前夕，我作为大会主理秘书长，很多事务需要我处理。于是，我匆匆忙忙把他送走之后便回来处理会务。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父亲由我弟弟照顾得多一点，母亲我管得多一些，所以2005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感觉这一辈子对不起他们，没有尽到一个长子的责任。”
在一个经历过至亲生死两隔的老人心中，生命往往有着太多严肃而不可往复的力量，在面对只此一次的人生中，吴廷俊选择了用“真”这个最简单纯粹也最难以坚守的品性作为叙写人生的大笔，无论是为人子、为人夫还是为人师、为人友，这其中的分量让他语气低缓却又耐人寻味。
在谈到学界谁对他影响最大时，吴廷俊如数家珍般地回忆起他与宁树藩先生、方汉奇先生、赵玉明先生、丁淦林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情感，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与方先生之间的几段过往。“比较起来，我跟方先生的交往多一点。我刚开始教新闻史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我认为中国新闻史应该从宋朝开始，并且把杂志寄给了方先生”。吴廷俊笑谈当年的莽撞，“方先生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家了，他竟然很快给我写了回信，不但肯定我的一家之言，还对我说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哪些人跟我观点相同，他建议我们联合起来进行研究”。直到现在，吴廷俊都颇为感慨方汉奇的学者胸怀，“太感动了，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件事呢，是我当年准备写新记《大公报》历史的时候，我花了4年时间查了《大公报》23年的历史，整理了几百万字的大事记，然后背到方先生那里去告诉他我想做这个研究。方先生说，很好啊，我支持你搞，结果他翻箱倒柜找了很大一包原始资料送给我。”吴廷俊再次动容，“我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搞史学的人把一手史料无私地给别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别人那么尊重他，方先生做人做学问真是没话说。”
吴廷俊对于师道尊严极为看重，在他的学生们眼中，无论是为学为人他都堪称严师。2009年他荣获华中科技大学“立德树人”奖，学高身正已然深入人心，但是他至今仍坚持认为他与上一代人之间的距离还有很大，“我经常跟学生反省自己，我做得还不够”。
在与吴廷俊的交谈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那就是他很避讳被称为“学者”。“我顶多就是一个‘学人’，从事这方面学习的人。学者嘛，应该得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成果，我离这个‘学者’还差得远。”除此之外，吴廷俊对于所谓“著作等身”之类的词汇也带着一丝调侃，“我从不主张著作等身，我也没有著作等身。咱们不是天才，写文章如泉喷涌，怎么可能著作等身呢?”
实际上，这种细致入微的谦逊低调和如履薄冰的学术态度在很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而对比他们的学术人生往往不难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普遍的谨慎作风绝非某种浅显矫情的姿态，而是真的源自于求学经历所带给他们对学术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和要求——“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清楚地记得两句话，一个是叫我们非先秦的书不读，因为只有先秦的书才是经典。第二是40岁以前不要发表文章，你连书都没读几本，发表什么文章呢?”尽管当年吴廷俊对这些严苛的要求一直持保留态度，但这种扎实的学风却给了他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我总是最钦佩那些有真学问的人，只会嘴巴花花的人我还真看不上。做学问要脚踏实地，追求一个‘实’字。”
吴廷俊的“三个敬畏”恰好串联起了那些曾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人与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他心底最珍视的某些东西。孔子也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可见“敬畏”往往出自于智者的感悟和训诫，面对眼前这位长者的娓娓道来，此中真意又如何不让人领受……
“反思，是自觉地想上新台阶”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与“吴廷俊”这个名字联系最紧密的恐怕就是“新闻史”和“新闻教育”了。
吴廷俊早年刚走上新闻史讲台时用的就是自己编写的教材，那本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以人物为线索的新闻史，就是后来获得湖北省优秀新闻论著一等奖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不仅如此，他的《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还曾获得首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而他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更是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学奖，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继方汉奇先生之后，第二位两获该奖的新闻学者。
吴廷俊对于新闻史学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他对于国内新闻史学的研究前沿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总结说，和其他两大研究领域比起来，这几十年里大体而言，新闻史做得相对好一些。“第一，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完备、大家公认的专业组织‘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无论哪一个级别的评奖，我们都出了些大家比较认可的成果;第三，我们有一支比较好的后备队伍。”尽管如此，吴廷俊依旧不无担忧地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有人对新闻史研究说三道四。这其实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反映。我记得2004年在开封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新闻史研究需要反思。在那个会上我也提出：新闻史研究把本体丢失了，要重新找回来，要从关注‘媒体干了什么’变成关注‘媒体怎么干’。”
讲到这里，吴廷俊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史料和史观的关系。“研究历史就看你对历史怎么分期，分期就代表了你的史观。为什么新闻史研究到一定阶段后就怎么也走不出方汉奇三部通史的那个框架了?一是你没有对新史料进行挖掘，二是你没有新的分析模式拿来解释。”2012年，吴廷俊在他的一篇名为《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文章里明确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1]而那本为他赢得第二次吴玉章新闻学奖的《中国新闻史新修》，也正是在“框架”、“体例”与“内容和观点”等三个层面上的创新让人们看到了吴廷俊试图走出“学术内卷化”的努力。
吴廷俊说：“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的学术指向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反思的文章比较多一点。所以，《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应该说代表了两种风格。前者主要重在史料创新，后者主要是体例上的一个反思。‘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这十二个字实际是我对中国新闻史的重新概括，到现在都还有人说我胆子太大了。”
的确如此，胡适先生曾说，“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2]中國新闻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原始的历史”研究阶段之后，慢慢地迎来了学者们对于“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这两个更高层面的追求。而这种集体性学术旨趣的转移不啻为唤起学术生命力的一种希望，正如吴廷俊所说：“反思，是我们新闻史学研究者们自觉地想上一个新台阶。”
不独新闻史研究，对于承担了八年院长工作的吴廷俊而言，新闻教育同样是他饱有热度又满怀忧思的重要领域。
“目前我们的新闻教育存在‘两个脱离’——理论与实际脱离，教育与时代脱离;两个‘问题’——核心竞争力缺乏，可替代性太强。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吴廷俊的这番话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教育积弊的中肯概括，也是对国内外新闻教育差距的自我检讨。面对这一现状，吴廷俊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学生“新闻理想”与“新闻精神”的重要性：“记者要有王者气度，包容、通观，整个世界都在你胸中，你不是省长但要操省长的心，你不是国家主席但要操国家主席的心，这是‘新闻理想’;同时你必须不媚钱、不媚权、不媚俗，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笔相助，这又是一种新闻精神。这两点是根本，然后才是发现新闻的能力、价值判断的能力、平等对话的能力和驾驭多媒体的能力。”
吴廷俊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略带激动的，这与他先前一直保持的缓和平静略显不同。尽管这位纵横新闻教育界多年的大家从未真正成为过他研究了大半生的“无冕之王”，但是他言谈举止、眉宇神情之间流露出的那种激情却让人深深地体察到了他心底对新闻学科、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亲近与热爱。于是乎，那种料想不到的倜傥霸气与豪情诗意竟在一位儒雅严谨的学者身上悄悄弥散开来。
采访吴廷俊教授的整个过程是轻松愉悦的，这与他对来访者的信任和关照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我与其说是位来访者，不如说是位求学者，他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好奇、疑问甚至提问的逻辑，以让我更加地自如和满意。他的博士生——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副教授全程陪同了我们的访谈，而他们师徒之间谈笑互动的平等和默契也让人倍感温馨。吴廷俊说：“我相信后面的人会比我做得更好，就包括你在内。”然后，莞尔一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
参考文献：
[1]吴廷俊.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J].新闻爱好者，2012(12).
[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编校：赵亮
作者：陈娜
第三篇：从“支配自然”向“敬畏自然”回归
摘要：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其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这种理念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世界出现了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态哲学思潮，其核心是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要求用有机论、整体论的思维把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虽然他们具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缺陷，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我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幸福观，才能真正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并对反思当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价值体系;社会进步观;生态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方式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对策”(2722020YJ001)
近十年以来，由于人类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流行病爆发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要避免类似疫情再度发生，不仅需要我们加强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而且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是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缺失，寻求建立人類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支配自然：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
现代性价值体系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其核心就是以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高扬自由、博爱、平等等价值理念，主张人类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对自然和神话展开祛魅，摆脱对自然和神话的崇拜和恐惧，树立自立。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对此指出：启蒙理性使“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①。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使得现代性价值体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秉承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在他们眼里，自然界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只要人类利用科学认识了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现代性价值体系秉承以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无限性假设为基础的无限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普遍的繁荣、自由、平等和幸福。但问题在于上述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进步观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的本性是在秉承个人主义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基础上追求利润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带来科学技术运用的异化、人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这是因为：
第一，启蒙理性虽然使人们从自然和神话的崇拜中摆脱出来，但其内在缺陷却使人们走向对科学的崇拜和盲从，导致新的唯科学主义的神话盛行。启蒙理性认为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是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的，但其所谓的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揭示和把握，而是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实践的实用技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被当做无用的形而上学幻想予以抛弃和否定，这就使得“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这些范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而遭弃绝”②。可以看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知识和科学是排斥和否定价值因素的，其结果是“有用性”成为判断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作为肯定和否定向度内在统一的辩证逻辑被否定和抛弃，形式逻辑和数学成为把握整个世界的主要工具;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内在统一的理性被简单化为工具理性，科学由此被归结为“技术”。这种把理性、科学数学化、实证化的结局必然使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世界而丧失理性所具有的批判否定功能，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由此盛行。
第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把技术看作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支配和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对于启蒙理性所秉承的自然观的特点，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③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导致了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的反转变化。文艺复兴之前，人们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神灵的，因此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害怕自然的神灵的惩罚，于是就创造了诸多宗教仪式，以安慰自然的神灵。这种对自然的敬畏限制了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强调掌握了利用这些规律的科学技术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强调宗教和技术都是人类恢复对地球统治权的工具，只不过二者互不干涉。宗教保证的是人的道德清白，技术保证的是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由此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人们的宗教信仰的恐惧。人们开始由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从敬畏自然转向了支配和控制自然;自然被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对自然的态度改变必然带来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虽然上述生态哲学思潮具体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二元论、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还原论和分析主义的方法论，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如果在现代性价值体系那里，自然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价值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话，那么在生态哲学思潮这里，自然是一个充满内在活力的不断生成的存在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科学技术不用来满足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只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文明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
当代生态科学和生态思潮的兴起虽然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支配自然的理念和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创立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但是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把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法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才是我们维系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确立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立足于认识论立场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并把人类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感性现实活动，才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批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强调人类实践才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⑨，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批评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的抽象的自然观，并进一步阐发了他们所主张的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割裂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在工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相统一的重要性”⑩。其实人类与自然以“实践”为中介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一方面自然界以其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实践，另一方面人类又以实践为基础，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从而呈现人类史和自然史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人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
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和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脱离实践和社会历史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抽象自然观，也反对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强调人类和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最终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关系。此亦为他们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上，而且体现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上。就前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最终实现“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从而既揭示了人类社会不仅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又揭示了自然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要素以后，又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性质，从而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做法区分开来;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这既体现在他们对生态危机本质问题的看法上，又体现在他们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问题的分析上。生态危机虽然主要以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关系的危机，只有变革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环境正义，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习近平在吸收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用“生命共同体”概念表达了他的生态本体论。在习近平看来，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他反复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就要求我们顺应自然和敬畏自然，在追求发展过程中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观念，“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正如郇庆治所总结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性观点”。习近平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表达了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并保持敬畏自然的态度，而且进一步反思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基础上的西方发展观和发展实践，指出西方发展观的问题在于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以这种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实践虽然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使发展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真正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摒弃以要素投入为主，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习近平的以上观点无论对于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还是对于我们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说：
第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所描绘的机械自然观以及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的观点，树立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文艺复兴之前，人类虽然也通过技术来利用和改造自然，但由于当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而对自然保持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使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保持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张人类应当摆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由此开启了对自然的祛魅之旅。祛魅的结果是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人们从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并且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祛魅之旅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越来越使人类丧失对自然应有的敬畏，越来越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并最终超越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科学、生态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本质是要求应当把人类与自然看作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要从对自然的祛魅走向对自然的返魅，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和敬畏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从而在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共同发展。
第二，如果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的变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如何抑制人类的贪欲，改变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则是能否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关键。现代性价值体系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宣扬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限制，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以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奉行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奉行的是“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人们为了逃避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劳动之外的消费活动中，而这种消费活动往往并不是基于人的“真实需要”进行的，而是为资本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所支配，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颠倒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把实现人生自由、幸福手段的消费当做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本身，把对商品的占有、消费当作判别人生成功与否和地位高低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正是在这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的支配下，人们贪婪地追求异化消费。近年来，一系列病毒性流行病疫情的爆发虽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存在联系，但一个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部分人在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觀的支配下，或者错误地认为野生动物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或者把食用野生动物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罔顾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把滥食野生动物当做一种个性和时髦的生活方式加以体验，结果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三，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还必须建立一种技术伦理，避免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非理性欲望而造成的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所宣传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因敬畏自然而采取的有限利用的技术观，并把技术看作是服务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追求自身非理性欲望的工具，造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唯科学主义思潮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的结合，科学技术由此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重新阐释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所谓的“控制自然”，扭转那种利用技术控制和支配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思路，而将之解释为控制人内心非理性的自然欲望，避免滥用技术，并使技术运用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注释：
①② [德]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③ [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法]让·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⑤⑥⑦⑧ [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0、32、3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⑩ 李全喜、耿宏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云梦学刊》2018年第2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85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394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郇庆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绿色现代化话语的嬗变》，《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王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