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马克思研究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广义的经济制度。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运用这一分析方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两权分离”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和理论，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一篇：马克思研究论文范文
马克思实践观研究
摘要：哲学就是哲学的发展史，人类哲学发展经历了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变的哲学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关键即：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马克思在批判的继承古希腊实践哲学、德国古典实践哲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实践与自然、实践与人、实践与社会的关系中发现了实践的奥秘，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实践观的发现彻底终结了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理论哲学，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为人类以实践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观;理论哲学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渊源
“实践”一词并非是马克思的首创，在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就有许多关于实践的探索，其中的一些思想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首先开启了对人的研究，研究人的道德、人的实践。苏格拉底认为对“善”的追求就是实践。“至善”是苏格拉底的最终目标，而要达到“至善”只能通过实践，“至善”体现了一种对实践的约束性、主观能动性倾向，而实践则是这种主观性的客观化，体现为这一目标的具体实现过程。古希腊时期“实践”一词最初多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活动，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日常生活实践提升到了哲学反思层面进行研究，因此他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种：创制、实践、理论。创制指的是人的日常生产活动，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自由的活动，是奴隶活动;实践指的是伦理和政治行动，是真正的活动，是人之为人的活动;理论是最高层次的思辨活动，即最高的实践。创制是一种作为手段的不自由的活动，而理论与实践都是以自身为目的，是自由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实践与理论是一类活动，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主要是指实践与理论层面的道德活动。苏格拉底哲学中提出的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人的“实践”，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提供了指引。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也给马克思提供了许多启示，马克思发现亚里士多德贬低的创制活动的巨大意义，并把生产实践发展成了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则。
相比于古希腊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直接影响。康德拉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序幕，康德秉持“自我意识或思维”的阿基米德点，建立了先天形式联结感性材料模型，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但由于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认识，我们能认识只是现象，造成了自己哲学内部的矛盾。康德提出的知性范畴、对意识作用的重视以及康德哲学造成的矛盾为后人和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问题域。黑格尔提出了绝对精神运动的实践观，即在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中衍生出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给予马克思最大影响，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实践观和黑格尔绝对精神运动体系的内核是相似的，只不过马克思实践观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头足倒置。费尔巴哈提出了直观的实践观。费尔巴哈是冲破传统理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谈论实践的第一人，费尔巴哈从“感性”出发，他认为真正的存在是“感性的”，实践也是“感性的”的实践，这一理论极大的震撼了马克思，但却未经受住马克思的深入推敲。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把实践看作现成的，费尔巴哈谈论的实践由于其直观性最后沦为一种抽象的实践。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的实践观中创立自己的实践观，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基本内核”即：唯物主义思想，通过把实践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而彻底的克服了费尔巴哈实践观的形而上学性、机械性和不彻底性。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过程
任何哲学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和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这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萌芽。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即压迫人、剥削人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丧失了自己，成为没有自由的人。为了消灭异化劳动，马克思提出自由自觉的劳动，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能创造屬于自己的财富，实现自己的价值。马克思在这里提及的劳动以及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重视实际上就是科学实践观创立的萌芽。但是，随着马克思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劳动实践的作用并非仅仅而此，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提到了本体论原则的高度，在本体论的层面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一切哲学，提出实践即感性-对象性原则，是人的感性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实践的基础上衍生出世界上其他一切存在，实践就是世界上最本原的东西。在《提纲》中，马克思在理论上全面的阐述了实践的全部观点，但马克思却并未止步于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将实践推向了社会历史领域，在社会中检验了实践原则的真理性。《提纲》中实践原则在《形态》中发展成为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实践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这种物质生产劳动、这种实践是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的基础，只要实践活动停止哪怕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整个世界产生的巨大变化。“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主要内容
在对实践观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实践观的主要内容进行具体论述了。要讨论实践就离不开自然、人类、社会，于是本文将通过实践与自然、实践与人、实践与社会三方面的关系来阐述实践观的内涵。马克思实践观的第一层内涵即实践与自然。实践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并不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存在，相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实践是人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具有绝对独立的地位，人类的产生、人类实践活动的出现打破了自然的这种绝对地位，自然二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纯粹的自在自然本身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具有任何意义，人类实践与自然的结合赋予了自然充分的意义。自然为人类的存在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使自然往着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的第二层内涵即实践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的实践观把人理解为实践性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要从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去理解人。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在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一方面使自然满足人类的存在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确证人的自由本质。自由是现代人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践是实现自由的唯一方式。马克思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现实的人、现实世界的自由，而不是离开现实世界的那种抽象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自由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解释世界显然与改变世界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唯有通过实践去改变世界、创造世界，才能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实践观的第三层内涵即实践与社会的关系。《提纲》的第八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实践社会生活共同本质。社会随人类实践一起产生，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实践是沟通自然与人、人与人的桥梁，实践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和根源。同时，实践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只是在头脑中解决问题，而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提出现实世界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社会发展是在实践活动的发展中实现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也只能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它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现在不能具体确定马克思实践的本真含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描述实践与自然、实践与人、实践与社会三方面的关系来不断接近马克思实践观的本真面目。
三、理论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实践观的建制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创立，实现了对传统理论哲学的彻底颠覆。马克思实践观建制于理论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对理论哲学的超越。近代以来，人们清楚的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问题，于是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成为了哲学家的目标。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很多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康德想通过的理性联结感性的先天综合判断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实际上并未解决，最后造成了自我意识与物自体二分的矛盾局面。作为近代巅峰的黑格尔创造了一套绝对精神运动体系，自以为完美无缺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由于黑格尔未突破意识的领地，他也的失败了。他承认的存在实际上只是指思想性的存在，所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实际上是思维与思维的统一，而思维与思维的统一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随着理论哲学的不断瓦解与理论哲学家理论缺陷的暴露，马克思的实践观应运而生。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正是在一“破”一“立”、“破立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破”即清算的全部理论哲学，在《手稿》最后一章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和以往的全部哲学的自我意识立场，瓦解了意识的内在性、虚假性。“立”即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同时在本体论的高度上全面的阐述自己的实践观点。费尔巴哈前所未有的突破了理论哲学，转向了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找到了现实基础，基于现实的费尔巴哈哲学解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问题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虽然费尔巴哈转向了现实，但由于他不懂现实或者说是不懂革命的实践，他也失败了。他不懂革命的实践、不懂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作用，最后又只能重回抽象的理论陷阱之中。理论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实践观的建制不是两件不相關的事情，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对理论哲学进行清算，就无法突破根深蒂固的理论哲学的束缚，就无法在现实世界的改变。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彻底的破解了近代哲学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解决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
四、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实践观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科学性、彻底性使其至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重新挖掘马克思实践观的本真内涵，有利于马克思实践观的传承，有利于指导我们找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钥匙。
在理论方面，马克思实践观为我们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马克思的实践观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现实的生活理念。在生活中我们要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养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一种生成式的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不是生来就存在的，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一个通过实践的生成过程。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实践观还给我们提供一种现实的生活理念，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追求一种现实的幸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美好的生活都是在劳动中奋斗出来的。只在脑袋里想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的想法唯有通过实践落实到行动上才能最终实现。现实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要追求的幸福也使实实在在的幸福。
在实践方面，马克思实践观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首先，实践观指导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兴则国家兴，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秉持人与自然共命运的理念。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损害自然环境。我们要通过实践合理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中要充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创造的源泉，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再生产整个人类社会。人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使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最后，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性。实践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离开社会历史讲实践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应该把实践放入社会历史中，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才能开创未来。我们今天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以往实践成果上的继续，实践活动的水平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程度，我们要通过科学创新不断提升我们的实践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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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获（1995.6-至今）性别：女民族：彝，籍贯：云南省红河州，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历：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邮编：113000
作者：张获
第二篇：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广义的经济制度。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运用这一分析方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两权分离”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和理论，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经济思想;经济运行制度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后，制度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在已有的著作和论文中，绝大部分只是介绍性阐述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论证要阐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说，马克思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框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注重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这一研究对象应采用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把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定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具有的实际内容。所以，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必须运用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其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建立了对制度研究的独特体系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制度分析方法在说明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具有的深刻性，使人们在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体系中，越来越注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使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为前提，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内在联系，及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并从理论上构建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制度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源是什么?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必须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的存在，都是以生产力为条件，因而生产力就成为不同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以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基本假设之一：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生产形式出现。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人只有和其他人共同生产时，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离开其他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持续进行生产的。正因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从社会生产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来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安排，使社会生产活动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规范下运行。基本假设之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需要制度。只要人们相互之间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人与人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安排，使社会生产能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进行。
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二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研究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制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是着重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本质。这一分析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分析商品并不是对商品本身的分析，而是分析商品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价值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实质是分析商品的价值，对价值运动的分析，采用的就是制度分析方法。以分析商品为切入点，揭示价值的本质和创立劳动价值理论，这只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思想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分析，首先揭示的是这一制度的实质。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但财产私有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其经济制度也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具有与其他私有制度不同的特殊内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正是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起点，不了解雇佣劳动制度，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不能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把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的前提。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什么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用法律的形式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具体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社会条件。对这
两个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这两个条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加速形成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就能把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劳动力。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确立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权的扩展，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物的交换，而且也成为劳动力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在确立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具有私有权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当劳动力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可自由买卖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确立就具有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能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制度条件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所有权，必须从法律上承认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其本质来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和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两层关系，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两层关系来体现的。
第一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一层关系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关系，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具有的平等权利。交换所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为是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原则已不再局限于物的交换，而是扩展到以活的人体为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这层交换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层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因为它以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来建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最初联系，资本与劳动双方都能接受。
第二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这一层关系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购买劳动力后，当然就要消费它。“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因而劳动力商品在生产领域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在生产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已和流通领域中表现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在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已不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由这两层关系来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在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剥削经济，是因为它的剥削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只有把这两层关系综合起来，才能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
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思想
马克思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又从更具体的层次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运行中的产权制度。关于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利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既然产权是一种经济关系，那么，产权关系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来研究产权关系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私有，劳动力归劳动者私有，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私有产权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产生以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各种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解体，即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各种关系解体的基础上的：一是个体农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二是个体手工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工具分离;三是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人身依附的分离;四是原始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财产的分离。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购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劳动力所有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出卖劳动力既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本质。
(二)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制度。关于企业制度，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单位，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他关于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可以概括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来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又集中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把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看作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而且，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还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
度条件，从而起到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的作用。第三，马克思把企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制度是社会基本的微观经济制度，因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企业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制度的认识。
(三)经济运行中的两权分离制度。关于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作保证。从生产过程的运行来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都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典型制度。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这两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产生了股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从经济运行的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下进行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股份制度、农场制度)又都是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要形成劳动者不能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不能让劳动者拥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所以，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首先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小私有者的剥夺，一方面使小私有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资产者。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把这样的基本关系固定下来，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来运行，这就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相分离的制度。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劳动力，才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制度是以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
关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的实际使用者。这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的典型形式是个人企业主。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与小私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小私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它的特征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个人企业中，虽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这一点上与小私有经济相同，但它的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也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社会资本出现相伴随的就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用制度发展这两个层面深刻论述了资本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性因素，从而建立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完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两权分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土地的两权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封建地租就是封建经济关系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体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地租与封建地租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分离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其次，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和佃农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和租地资本家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地租反映的经济关系是土地所有者、租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取代封建地主与佃农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确立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离为前提，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彻底分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只是单纯地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农业资本家以取得土地实际使用权为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现为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大阶级的关系。这三大阶级通过农场制度来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跨入了企业化、社会化的轨道。
(四)经济运行中的分配制度。关于分配制度，马克思认为，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依据。
各种收入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V+M。其中V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是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得的一份。但从资本的角度看，V只是它对生产成本的补偿，劳动力只是它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与它购买的其他生产资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能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权力参与对剩余价值M的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V+M中，劳动者只是与V有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既然分配的对象是剩余价值，当然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创造为前提。总是先有剩余价值的创造，然后才有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已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采取各种收入的形式，是以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而不是出售或出卖)为条件，也就是说，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必须把自己拥有的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并折算成资本，才能取得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虽然并不创造价值，但却具有对已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索取权或分配权。这就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内在联系。
四、结语
马克思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从不同的制度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运行，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益分配关系，又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揭示了各种具体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包含的制度经济思想极其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这过程中，除深入研究和发掘马克思关于制度经济的基本思想外，还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思想的时代内容，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李 琪)
作者：顾钰民
第三篇：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回眸
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关键词：马克思； 晚年思想； 研究成果； 分歧
1972 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 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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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