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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贸易摩擦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贸易强国建设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双方贸易投资及价值观领域争端不断积累的结果，对全球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贸易逆差、文明冲突、发展模式差异及美国强硬内阁等众多因素有关。其中，贸易逆差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文明冲突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发展模式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原因，美国内阁成员偏鹰倾向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人为原因。中美两国的征税范围均照顾到了国内需求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仅从贸易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但其潜在影响却远远超出贸易领域。贸易摩擦的持续和加剧不仅会加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负面情绪并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刺激美国运用全球影响力对中国全面施压并形成封锁。中美贸易摩擦的现实也从某种程度上警醒我们，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公认的贸易强国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必须在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而要更好地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我国必须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参照国际标准改善我国营商环境;进一步坚持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幅减税降费;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建设创新型国家。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强国;营商环境;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美贸易摩擦产生背景与成因
1980年2月1日，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实现贸易正常化，当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40亿美元。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为6 372.6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735.88亿美元①。2017年，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创九年来最高纪录，达5 684亿美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 372亿美元，占比近60%。其中，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8 11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 757亿美元，占比达46%;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为2 428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占比为16%①。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仅以货物贸易说事，根本未提及服务贸易，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客观上可以利用的緣由，其真正意图绝不仅仅在于贸易领域。
(一)中美贸易摩擦产生背景
2017年8月，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2(b)条赋予的权限，就中国大陆地区在智慧财产权、创新及科技上的法律、政策、措施或行为是否损害美国利益启动调查。长期以来，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简称“301条款”)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处理贸易逆差问题的工具，其允许美国政府不经世界贸易组织(WTO)授权就可采取相关措施。因涉嫌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几乎没有再用，之前最后一次使用还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美国政府此举表明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向，释放了一个保持更强硬姿态的信号。回头来看，当时有些国内媒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特朗普只是威胁，并非真正试图制造贸易摩擦，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美两国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而不是单方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或采取类似措施。[ 1 ]也有媒体乐观地认为，“百日计划”改变了外界对中美可能产生贸易摩擦的预期。[ 2 ]如今来看，这些判断是对特朗普和美国舆情缺乏了解的表现。
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并特别针对我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该授权意味着莱特希泽可能援引“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2018年特别301报告》(2018 Special 301 Re? port)指出，中国四大方面的失败分别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承诺的失败、对外资开放中国市场的失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失败、政府干预在私有部门技术转让决定中保持克制的失败。该报告还从商业秘密，制造、内销并出口假冒产品，电子商务盗版、假冒及其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相关法律、政策和做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权利持有人(Right Holder)造成了损害。具体参见表1。
中美贸易摩擦是双方在贸易投资和价值观领域争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首页清楚表明了该组织的使命，即促进自由、公平、互惠贸易。实际上，公平贸易这个概念美国政府早已提出，克林顿执政期间就成了焦点话题，并非特朗普执政后才有，只不过前几轮中美贸易冲突均以谈判、对话、外交及中方适度调整的方式得到了化解。但特朗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了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形成了事实上的掠夺，其他国家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不惜采取惩罚性措施。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中美贸易摩擦的潜在深义绝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2018年6月初中美高级别磋商时我国提议购买价值7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和农产品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拒绝③。中美贸易摩擦其实由来已久，但之前一直是“斗而不破”。2005年7月，中国政府迫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压力终于做出人民币升值决定，随后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8.27不断升值，很快突破8.0关口，当年升值幅度达3%。然而，尽管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却并未缓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呈持续扩大走势。实际上，美国之所以挑起贸易摩擦，是因为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已将对华策略从过去的合作转为封锁。[ 3 ]
1.贸易逆差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致使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开始反思其长期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对美国的影响及美国受到的所谓“不公平”待遇。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位居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首位。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 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46%。[ 4 ]这样的占比与20世纪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逆差占比相似。目前，中国自然也成为美国利用贸易逆差做文章的首选目标。美国曾通过贸易摩擦重塑西欧和日本经济结构，并达到了遏制目的，如今希望在中国重复类似过程。美国方面认为，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推行重商主义。特朗普认为，不对等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美国与欧盟、日本及其他贸易伙伴之间也存在不平等，且长期以来贸易伙伴对美国形成的掠夺局面一直未得到扭转，而中美间的不对等因中美贸易规模庞大变得更加事关全局。
理性看，中美贸易逆差本身并非问题的关键。实际上，美国真正介意的是导致贸易逆差的一系列非市场行为以及与自由公平贸易不符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盗窃及工业补贴等。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低储蓄高信贷消费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等多种客观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其与全球102个国家均存在贸易逆差。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以及经贸活动的加深，对从事大量加工贸易的中国来说，还会吸引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将相当一部分出口美国的加工環节转移到中国。如此众多的客观因素导致中国对美逆差难以避免。事实表明，2005年人民币升值后，中美贸易逆差局面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说明美国经济结构、全球化分工等客观经济力量顽固性很强，远远超出了汇率对贸易的调节能力。因此，单纯限制中国出口无法真正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逆差实质上具有非常牢固而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基因。
2.文明冲突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了很大挑战，2018年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首次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 5 ]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已经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不同文明间的较量，战争往往发生在文明断层线上，即使文明集团内部也会产生严重冲突，而核心国家在各文明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指出，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压倒一切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不断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被其他文明指责为利用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推行霸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而言，所谓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西化过程，就是西方文明取代原有文明的过程。以东亚文明板块为例，自工业革命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扩张，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逐渐被纳入西方文明版图，而这一文明板块的内陆腹地则呈现出试图守卫却又不断压缩的态势。
任何一个文明，一旦强大起来，往往都会产生明显的自我伸张意识，物质的成功往往会带来自我文化的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文明向外扩张的力量显著加强。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在美国新教教徒占46.5%，罗马天主教徒占20.8%，合计占67.3%。[ 6 ]随着其他文明权力的扩大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其与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会日益增多和加剧。[ 5 ]中美文明在起源、宗教、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差异巨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很容易造成不同的价值观，乃至演变成更大的冲突。比如，此次中美双方对公平贸易的理解就存在出入。20世纪50年代，皮尔逊(PEARSON L)[ 7 ]就曾经警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空难。
从表现看，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中美两国利益、产业、就业等方面的冲突，但从更深层次看，则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尽管美国对其盟友也会挑起贸易争端，但与中美间贸易纠纷存在不同。
3.发展模式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是两种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竞争。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制衡制度，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政府干预最小的制度，是当今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承担西方发展模式代言人的角色。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企业、产业政策一直是我们被西方诟病的主要方面。他们认为，让私有企业与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国有企业竞争是不公平的，国家支持产业发展也属于不公平竞争行为。而且，巨额补贴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盲目投资很容易造成全球产能过剩，影响其他国家产业和企业正常发展。因分歧严重，美日欧至今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8年6月2日至3日，中美经贸谈判之所以无果而终，主要是因为双方不仅聚焦贸易赤字问题，而且涉及极具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主要指向“中国制造2025”。本轮贸易摩擦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首度正面冲突，其根源实质上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较量。特朗普一直强调对等(Reciprocal)原则对中美间开放的重要性，强烈要求实现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对等。
美国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厚望，但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发展模式上与美国所期待的渐行渐远，甚至在科技、政治、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自2014年始，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持续超过60%(表2)，远远高于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与美国GDP近40%的比值。如果中国经济以6%的增速持续10年，有望2027年前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挑战。
4.美国内阁成员偏鹰倾向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人为原因
世界政治领域“黑天鹅事件”频发，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日本安倍连续执政等，强人政治现象层出不穷。受此影响，美国、日本等国强硬派占据内阁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对华态度偏向鹰派，以纳瓦罗、莱特希泽为代表主张征收关税，反对让中国继续“损害”美国利益。2017年5月，69岁的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执政时期担任贸易副代表)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这是一个出名的强硬派谈判代表。他认为，中国本身所做的一些承诺以及美国一部分人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自由化市场改革的愿望并未实现。2017年9月18日，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优先事务》的演讲时指出，中国为发展本国经济、提供政府补贴、打造国家龙头企业、强迫技术转让、扭曲国内外市场所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协调行动，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8 ]纳瓦罗作为《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其鹰派作风比莱特希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作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始终认为中国汇率与贸易政策造成了掠夺式贸易，中国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④。
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评估与沙盘推演
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为谈判索取更高筹码。中美贸易摩擦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我国与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欧盟和日本基本认同美国对我国一些贸易做法的指责，也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很难与之联合共同应对美国。未来，我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会对中国经贸形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对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手段的选择形成不小的制约。此外，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美日欧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美日欧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未来仍将合力施压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不过，如果双方均不让步，则极有可能会陷入“新冷战”的境地。
(一)中美征税商品比较
截至2018年11月中旬，美国前后共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 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据相关研究统计，从海关商品HS编码一级分类看，价值2 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清单涉及二十二个大类商品。[ 9 ]从金额看，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类商品(50.2%)占比最高，杂项制品类商品(12.0%)占比第二，其后贱金属及其制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类商品依次排列。进一步综合，通信、电子、机械设备、汽车、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相对最为突出的征税领域。从征税覆盖率来看，美国在征税范围与力度的选择上综合考虑了美国居民日常生活消费、中国制造可替代性以及中国制造业升级等方面的情况。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前后两次对来自美国的共计1 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反制性关税。从金额看，大豆(11.1%)占比最高，载人车辆(9.4%)占比第二，塑料及其制品(7.5%)占比第三，医疗器械(5.3%)占比第四，其他依次为矿物燃料(3.8%)，杂项化学产品(3.5%)，有机化学品(3.3%)，电话通信设备(3.0%)，木及木制品和木炭(2.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2.1%)等。[ 10 ]进一步归总，医疗设备、汽车、化学品、农产品、塑料制品、矿物燃料、木制品等领域是中国反制的主要着力点。从征税覆盖率看，除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珠宝和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这些中国自美进口规模很小的领域以及替代性较高的贱金属及其制品领域外，所有强势反制的领域均未100%覆盖。不难发现，与美国一样，中国在反制征税中也综合考虑了我国的实际需求、不可替代性、承受能力并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处理方式。
(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结果分析
如果单从贸易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较有限。相对于两国的经济体量，贸易摩擦的规模十分有限，双方加征贸易总额(3 600亿美元)仅占双方GDP总额的1%左右。由表3可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后逐渐下降，目前已降至约3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⑤，如果中美互相对全部商品征税，美国2019年GDP将因此损失0.9%，而中国经济增长将损失1.6%。相比而言，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更多。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19.1%，而同期美國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8.4%。[ 6 ]对某些行业来说，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如玩具、家具、纺织行业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1/3左右。[ 11 ]除此之外，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如电子机械行业)对美依赖程度也在加大，出口规模远超劳动密集型行业。理论上讲，中国可以通过市场多元化策略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增加出口，但由于目前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高了，进一步提高占比的空间十分有限。而非主要贸易伙伴因需求本身就不大，也不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层次不高，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可替代性较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的贸易摩擦对中国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负面影响的结论，是能够得到现实支撑的。
但是，贸易摩擦的持续会导致中国经济基本面负面情绪陡增，信心不足，这种不确定性与阴影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超越贸易层面的不利影响，甚至在其他负面因素叠加的情况下造成恐慌。正如刘鹤副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中美贸易摩擦也对市场造成了影响，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切不可低估这种心理影响的作用，毕竟微观市场主体投资行为与心理预期是息息相关的。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征关税后，有些在华亚洲厂商已经开始考虑或着手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本国或其他不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有些日本、韩国的企业也开始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将中高端生产转回本国，将低端生产转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有可能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制裁，而欧美企业为避免得罪美国或失去美国市场会被迫撤出中国，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因缺乏出口和外资而增速放缓。2018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增速6.5%，为十年来最低，尽管该值并未低于预期目标，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巨大压力。
(三)中美贸易摩擦沙盘推演
中美贸易摩擦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注的话题。从目前双方的实力看，中国尚无法对美国形成真正的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力量，对于承担面向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观的神圣使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是重大事件的制造者，中美贸易摩擦亦不例外。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沙盘推演，详见表4。
近年来，国内存在一种过度膨胀、过度自信的思潮，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科技创新、研发能力、高端制造、金融、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等领域，我国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国运之争，涉及双方价值观的冲突，短期内无法解决。以美日贸易摩擦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进行了漫长的30年，导致日本政府经济政策错乱，使日本陷入了“失去的20年”。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中兴事件”，无异于一剂强劲的清醒剂，不仅暴露了中美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也让我们意识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悲观情绪蔓延，引发了货币再度开匣放水的呼声，这是非常不理智的，不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观点认为，在日本主流社会看来，导致日本失去20年的原因并非广场协议的签署，而是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所做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即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增长。[ 12 ]当前，我国正值经济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期，应吸取这一教训。
在中美贸易摩擦溢出经贸领域向政治、军事、国家安全等领域蔓延和美国实行步步进逼的战争边缘政策的情况下，我国很可能面临新的冷战环境。但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我们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绿色产业，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科技和教育实力，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让人民具有真正的获得感。
三、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关键路径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40年(1977—2017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按当年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从185美元跃升到8 836美元，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⑥。我国经济增长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向发达国家开放并引进技术、知识、管理等国内稀缺要素，并通过干中学、模仿、代工等方式逐渐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全的产业链。成为贸易强国的前提在于提供好的土壤。中美贸易摩擦提醒我们，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推进高水平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开放问题。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开放是改革的灯塔和坐标。事实表明，广东靠近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经济发展快速;东北毗邻俄罗斯，经济起步艰难;广西连接亚细安⑦，经济比较落后。从整体来看，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开放策略上的“西(方)进东(方)退”。20世纪60到70年代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往终究未能带来如今的发展成就，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原则上与我国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的宗旨高度一致。[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到，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尽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报告的结论不一定站得住脚，但从自身看，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履行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301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针对性指责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关税减让方面，到2005年1月1日，中国对绝大部分进口产品实施降税的承诺已执行到位;到2010年1月1日，中国对所有进口产品的降税承诺已履行完成，关税总水平降为9.8%;2015年，我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降至4.4%，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在服务业方面，我国实际上已经开放了120个部门，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开放水平，远超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局部领域(如金融业)，我国的开放滞后于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13 ]目前，开放赤字主要存在于服务领域，服务业开放在中美间确实存在不对等现象，如中国媒体在美国的商业存在与美国媒体基本没可能在华落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多种原因导致的。无论中美贸易摩擦进程与结果如何，我国都要按照计划逐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对接先进国际经贸规则，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扩大外商独资行业许可范围，加强政策制定透明度，避免以行政文件代替法律的随意性，加强政府部门现代社会治理培训与建设。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按国际标准改善中国营商环境，这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等新型任务的内在要求。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
在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应坚持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政策改革。[ 3 ]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经济管制的放开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围绕非国有经济增量发展、资源配置市场化、流通领域市场化、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的制度创新与制度转型过程。田国强[ 14 ]认为，要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应当按照实验物理学的基本方法论来探讨何为差异因素，并找出是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大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2003年，黨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改革的渐进性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我国改革的不彻底性，[ 15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制度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这种情况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制度实施机制上均有体现。为此，一要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或干预，减少政府市场投资行为，辨别市场失灵究竟是市场本身规律所致还是政府行为所致，减少政府直接补贴，转向间接补贴，建设与发达市场经济相符的服务型政府。二要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和突出贡献。当前流行着一种“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50%的国家财政收入，贡献了超过60%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贡献了超过70%的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贡献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超过90%的新增就业。[ 16 ]要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平等的发展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三要大幅减税降费，在主体税制上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
面对贸易摩擦，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定力，继续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17 ]贸易强国首先是创新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创新。“中兴事件”使我们真切认识到了中美在科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不可否认，因市场容量巨大，我国在新兴技术的商业应用模式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些新技术的源头多数来自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力量和地位还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研发经费增长迅速，研发强度日益提高，经费支出规模已跻身世界第二。在如此高强度投入的推动下，我国确实在某些科技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目前，我国在规模型创新指标(如专利授权量、论文发表数量、科研人员总量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在质量型指标(如研发强度、千人劳动人口中研发人员占比、高引用率论文、专利授权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我国的创新主要是局部性和数量型的，某些先进领域(如航空航天)的创新主要是通过国家投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产业链发酵自发形成的。然而，在某些领域，仅凭大规模投入是很难实现突破的，如芯片必须基于长时间的数据积累和分析才能确保其应用稳定。可见，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破除政府对资源和要素的垄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除特定领域的研发外，鼓励通过市场途径、企业深耕细作和长期积累实现创新。
注释：
①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官网，2018年7月采集。
②此次调查的依据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即《美国法典》第19章第2 411节)。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
③2018年6月2日到3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中美双方在农业、能源等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中国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中美所达成谈判成果的前提是不挑起贸易摩擦，如果美方率先加征关税，则成果失效。随后，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网站6月5日的报道，中国提出，如果特朗普政府放弃关税威胁，中国愿意购买价值近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和能源产品。2018年6月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回答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在之前的磋商中，就一些具体的贸易合作领域特别是农产品、能源领域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中方愿意在相向而行的前提下扩大自美进口。
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方面隶属于总统，属于行政机构，为总统提供贸易顾问和谈判代表;另一方面是国会设立的，由国会通过听证会进行监督，向国会动态汇报谈判进程，与主要利益机构及国会议员进行沟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介于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是可以进行独立调查和监督的准司法机构，主要负责执行进口政策，协同美国商务部处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负责进行调查并做出是否对美国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裁决。近期，美国商务部主要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结果作为是否加征惩罚性关税的依据。此外，对于知识产权案例的处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使用的法律武器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使用的是美国《关税法》第337条。
⑤2018年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前景分析报告》指出，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2019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均会受到不利影响，其中中国蒙受的损失将更大。同时指出，测算使用的经济学模型并不十分精确，与最终实际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⑥1977年人均GDP按官方人民币兑美元匯率1.84计算，但因当时汇率严重高估，实际上人均GDP应更低。
⑦亚细安的新加坡是发达经济体，但其经济体量和容量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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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Making China Strong in Trade
ZHU Fu-lin1and ZHAO Shao-quan2
(1.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Ministry of Commerce，Beijing100710，China;2.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100029，China)
Key words：Sino-US trade friction;make China strong in trade;business environment;market economy system
作者：朱福林 赵绍全
第二篇：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
摘要：通过对比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可以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理论逻辑。研究表明，第一，中美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且具有互补性。美国服务业高度发展，技术转让、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较大;中国制造业比重较大，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并非仅由中国引起。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失衡并不代表利益受损。第三，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遏制和对工业中间品货物贸易顺差的打压。为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我国应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反制措施，降低美国贸易政策预期。长期来看，我国则应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独立性，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优化贸易空间结构，发展替代贸易;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机制，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新经济业态提振内需，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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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作者：邓仲良
第三篇：浅析中欧贸易摩擦
摘 要：近年来，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升温，欧盟正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最多的地区。导致中欧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国内国外的诸多因素。文章就导致中欧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对策建议以避免双方更多冲突。
关键词：贸易摩擦;原因;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愈来愈密切。我国虽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多有获利，但同时也成为世界反倾销诉讼涉案最多的国家，针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正日益增多。其中，我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摩擦和冲突更是呈现出大幅增长的势头。
一、中欧贸易摩擦的动因分析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1]
在中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随着双方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大，贸易量的不断激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贸易摩擦。在欧盟看来，中欧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欧盟进口中国商品多、对中国的出口少，导致欧盟长期贸易逆差。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发展越来越快，欧盟对中国反倾销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成为在欧盟被提起反倾销指控与调查最多的国家。[2]中欧近年来贸易摩擦不断，可以说有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生产的全球性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客观上要求各国具有趋同的各种市场制度、规则，而在目前和相当长的未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是欧盟已经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努力，其内部仍然有小的经济单元存在，各加盟国同样要照顾本国市场，设置准入机制，从而更好的保护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2、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今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日等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经济衰退，在这种大环境下，各国都想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或设置准入机制，或加固关税壁垒。
欧盟最早研究推出技术壁垒限制施，并设置了几乎最为严重的技术壁垒，启动ISO14000标准、制定安全技术标准、EN标准、有机农业标准、商品环保标准、CEN及CE认证标志、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虽然说欧盟以上标准及认证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
二、应对中欧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以来，欧债危机的持续发展又引发信用危机、银行业危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复苏艰难等危机。一些南欧国家连续几年经济深度衰退，欧元区失业率一直在 10% 以上徘徊，个别南欧国家失业率超过 25%。[3]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福利受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欧洲政局不稳、政府更替、欧盟面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一方面在总体政策上对华越来越积极，但另一方面在对华的具体政策落实上，如经贸方面却日趋苛刻。从欧盟2001年发布的《欧盟对华战略》及2002年3月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两分性，出现了一种对华政策既有合作亦有制衡的新趋势。[4]
(一)充分利用WTO规则，加强合作對话
首先，积极运用WTO规则，就欧盟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的不公正待遇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包括磋商谈判和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以争取我国应有的贸易利益;其次，要用足用尽世贸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别待遇，打好发展中国家这张牌;最后，对中欧间贸易摩擦，我们也应理性、客观地对待，不能忽视中欧之间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
(二)加强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牌
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投入，特别是产品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研制工作，健全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符合世界规范的贸易技术壁垒体系的建立，形成我国的技术性保护屏障。政府一方面要组织专门的人力研究对外贸易技术性壁垒体系，认真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技术性壁垒措施限制的经验教训，根据市场和产品的特点来寻求打破国外技术壁垒限制措施的对策;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支持科研部门加强技术标准的研制工作，特别是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
(三)针对欧盟内部不同板块制定对策
欧盟既是一个单独的政治经济实体，又是由27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内部复杂联盟。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本来只是欧盟的部分成员国，经过欧盟决策机制之后却形成整个欧盟与中国的一些矛盾。所以，对中国来说，处理与欧盟关系时就更有难度。中国一方面与欧盟委员会对话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主动同欧盟成员国交流沟通。
中国对欧盟制定不同政策，主要还是针对欧盟内部贸易保护倾向严重的国家，尤其是将钢铁、化学品等作为重点保护产业的相关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等国，然后通过合作对华、扩大投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等方式减少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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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长银(1989.11-)，男，湖南省永顺县人，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吕长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