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泛滥，但也不乏异样声音。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苏联文学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要客观地看待十七年文学。
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1：
论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文化因素
摘 要：江西地域文化影响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内容，特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化积淀、地域文学自身的基因传承都影响了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江西地域文化突出地表现为：慎思的山水文化、富有人情味的民俗文化与刚劲的红色文化。
关键词：现代文学；江西地域文化；影响力
江西地域文化泛指在江西范围内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包括江西地理、民风民俗、道德传统、语言文字等等。“现代文学”通常指1919年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本文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产生于这一时间段的江西或者与江西有关的文学作品。除本土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甚至与江西地区关联紧密的西方作家的创作；除白话作品外，还包括这一时期的文言文作品。在作品研究上，主要选择以赣地为背景，能反映江西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
一、江西地域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金克木曾提出要“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我们可把此处的“地理”统称为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深刻地影响文学，它不仅影響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内容，使文学创作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学的风格、特点，而且形成该地区的特定流派。江西地域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培养了一批作家
江西自古钟灵毓秀。“江西是个多山的地区，大山长谷，幽清深邃。江西文风既有山的凝重，又有水的灵秀，这无疑是地域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灵秀的山水风光，与依托于山水形成的文化形态，感召着现代作家在此憩息、思考，从中获得灵感与源泉。以庐山为例，许多外省甚至外籍作家与这座人文圣山有极深的渊源，康有为、胡适、徐志摩、赛金花、林语堂、茅盾、孙福熙等都曾在此居住，从事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1927年7月，茅盾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无奈被困庐山，在牯岭养病。茅盾的文艺论文《从牯岭到东京》记录了病困庐山期间，“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作响”。此种环境下，茅盾陷入对大革命的思考。他回顾一路见闻，并开始构思《蚀》三部曲的创作。可以说，牯岭是茅盾开启文学思考的起点，小说《幻灭》及《牯岭之秋》都以庐山为故事的重要发生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感悟。30年代中期，林语堂曾两上庐山，第一次因提倡闲适小品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心情郁闷，来此避祸；第二次避暑庐山，绿树清泉，宁静致远，他用一个夏天完成了文化名著《吾土吾民》，是庐山给了他创作灵感。“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江西的山水为许多现代作家带来了灵感，为他们走向世界做了准备。
庐山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一些外藉作家。庐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方人的避暑胜地。美国作家赛珍珠常年居住庐山，对庐山、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回忆庐山：“山谷绚丽多彩，碧绿的湖水在阳光下煜煜闪烁，而在月光中则显得神秘迷人，那里成了青蛙的天堂……”；描绘九江农村乡间耕作“种稻的全过程充满了美的情趣”，“农人一家老小卷起蓝布裤腿，趟入水田。秧苗插下去，间距均匀，横竖成行。”这些生活经验为赛金花创作《大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借鉴。
（二）特定的自然风貌孕育了特定的作品
对知识分子来说，自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士人人格境界的价值本原”，是“寄情之所”，并具有“规范君主的超现实力量”。陶渊明、谢灵运、李白、苏轼都曾留恋庐山的风光。再往前推，东晋慧远和尚在庐山组织“莲社十八高士”，为后世留下许多美好的传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活动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庐陵山水以自身的独特地理风貌，及构建在山水之上形成的人文力量，形成强大向心力。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向往而不可得的条件，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在江西的作家诗人而言，是不需要做额外的努力的。江西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创作内容，赣地山水、民俗风情，赣地语言、历史风物等渗透在作家的作品中。
根据祖籍划分，张恨水未被纳入2005年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但他出生并成长于江西，在江西完成文学启蒙。十三岁随家来到新淦县三湖镇，“这里有大河激浪，橘树常绿，心想如此诗境多么好，就从这里学起诗来吧。”美丽的湖镇风光与民间教育激发了张恨水的文学兴趣，学诗作文，“仿做武侠小说”。《北雁南飞》以江西三湖镇为背景，描写少年的成长情思，带有自传性质。在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之称的熊式一，主要创作地在英国，以家乡南昌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天桥》。类似情况的还有九江籍作家蒋彝。他们游历海外，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记录，但他们的作品常以赣地为背景，或记录童年琐忆，或展现民俗风情，或体现时代变迁，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这些作家放眼世界，追求人生价值，而江西是他们追求的起点，是他们创作的根。
（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江西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范式
地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为江西地域文学自身的基因传承。此处主要指江西籍作家从古至今在文学创作上的薪火相传。“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决定了江西文人的内在气质和审美取向”。江西文人恪守儒学正统观念，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江西古、近代文学显示出这样两个特征：一是正统性——“文学观念上显示出强烈的正统性”，二是开拓性——“创作上特别富于开拓与进取精神”。这两个特征延续至现代，使江西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成就都非常大。
首先，现代江西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对传统的坚守。江西旧式文人如汪辟疆、王易、胡先骕、陈三立依然坚持旧式风体写作。1919年以后，白话文学在与文言文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有许多从旧文化传统过来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不但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坚持用文言写作，而且还用巨大的精力，写成兼文学、历史、考证于一体的《柳如是别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今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江西籍作家又有着传统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将文学活动纳入到整个时代解放的轨道，在文学转型期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保持同步。众多江西籍现代作家继承江西古代文学精神，白采、罗黑芷、朱企霞、饶孟侃、邹韬奋、熊佛西的创作，态度严肃富于社会责任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题材上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这些都体现着江西文学传统的衣钵相承。
胡先骕先生，是“学衡”派三大主将之一，他既是江西人，又长期在江西工作，写的许多旧体诗，描写祖国山水风光，单是以江西地区为背景的就有上百首。1960年由钱钟书先生编定《忏庵诗稿》，钱先生在诗稿的跋语里称赞胡先骕的诗：“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过去讲现代文学主要讲白话文学，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二、江西地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显现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记录，研究者可通过文学发现文化。沈从文的作品记录着湘西文化，张爱玲的作品记录着海派文化，东北作家群记录黑土地文化……。研究者可从现代文学作品中探寻江西山水文化、农耕文化、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的存在与演变，通过文学资料来描摹和丰富近现代江西形象。
（一）慎思的山水文化
记录和传播江西山水文化，表达作家的审慎思索，是赣地背景下现代文学创作的显要内容。直至近现代，描绘江西自然风光、依托山水传达作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依然强势。现代山水文学作品主要汇聚在庐山，如胡适的《庐山游记》、徐志摩的《庐山小诗两首》《庐山石工歌》、孙福熙的《庐山》，以及在白话文时代依然坚持文言写作的江西籍古典文人陈三立、胡先骕关于庐陵山水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描写自然美景，追求理想人格，表达作家关于出世与入世的思考，充分地反映了江西的山水文化。
陈三立是晚清至民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旧体诗人。汪辟疆编《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他和郑孝胥并称为诗坛双璧，吴闿生编《晚清四十家诗抄》，选了他的诗九首。“民国二十一年，隐居庐山，赣主席熊式晖组织艺风社，推为理事。”陈三立晚年寓居庐山，留下数量丰富的山水文学作品，如《王家坡双瀑》《牯岭落日》《登五老峰绝顶》等诗篇，甚至在1933年发起“万松林聚社”诗会并亲自作序。他的文学活动中，有古典文人啸聚山林的姿态，寄情山水的避世，也有乱世中伤时忧国的情思，体现了典型的山水文化。如果说，陈三立的创作活动更多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继承，胡适则相反。胡适对庐山的文学记录，时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新文化的理解。“首先表现了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而审美则是第二位的。”
《庐山游记》既有对鲜活山水的热爱，又有寄托于山水文物的文化批判，表达了作家的现代性思考。这一篇游记，实际是对庐山文化的一个梳理，可以看作一篇庐山文化史。游记中谈到，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胡适总结了庐山在中国历史及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庐山新旧文化趋势，丰富了江西山水文化。
庐山的静谧促使作家们在历尽喧嚣和繁华后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寄情山水，叩问生命本原，修炼人格境界，追求安国定邦的真理，“中国的山水文化，是一部刻于山、溶于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心灵史”。现代作家们继承并丰富着江西的山水文化，他们探幽径、访古迹，或批判，或沉醉，深深浸淫在江西山水文化当中，同时作家们的精神品性与文学创作又构成了江西山水文化的一部分。
（二）充满人情味的民俗文化
文学讲到底是“人学”。民俗文化最能体现鲜明的地域特征，也是最贴近民间生活，最富有人情味的文化。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很少提到反映江西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即使偶有提到，影响力也有限。然而如果扩大研究视野，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搜集力度，会发现反映江西民俗文化的作品也蔚为可观。有趣的是，江西本省作家及地域文学史中，以赣地为背景，反映江西民俗、风物人情的创作十分有限，反而集中在旅居海外的作家当中，以熊式一的长篇小说《天桥》及部分散文、蒋彝的散文集《儿时琐忆》为代表。《天桥》一书英文版1943年在伦敦出版以后，重印了十余次，以多国文字在海外畅销，为我们江西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熊式一和林语堂并称海外的双语作家。
《天桥》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以南昌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对江西乡土文化是一个多方位的展示。同乡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读此书引起共鸣，题诗曰：“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陈寅恪将林语堂、熊式一并举，同时表达出对共同故乡的深爱。故事记录了南昌子弟李大同的成长轨迹，展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书中详细描述了当地农业生产、节日、娶妻、生子、吊丧等民风民俗；涉及大量真实地名与景观，有些现在已消失在城市的变迁中；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南昌俗语。《天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老南昌人写的书，极具“赣味”。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有着世界声誉的江西人写的作品，在江西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现在知道的人仍然不多，系统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蒋彝的《儿时琐忆》更是对九江风俗记录的百科全书。这些作品都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点，是江西民俗文化在文学中的例证。
此外，张恨水的早期小说《北雁南飞》及回忆散文也有对江西风土的记录。张恨水将江西看成自己的故乡，这些作品多带有自传性质，有故土难离的深情，流露出淡淡的乡愁。《北雁南飞》开篇第一句——“临江府，清江县，三岁个伢子卖包面”，以南昌城里的旧歌谣展开了对江西清江、新淦小城的风俗画描写，亲切有味。这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晚清江西小镇的社会情景以及学堂生活实录，是珍贵的江西风俗资料。张恨水另有回忆景德镇民俗的散文《旧年怀旧》《看灯有味忆儿时》，对江西的过年习俗、灯会有细致描述；散文集《湖山怀旧录》中对江西山水有细致的描绘。1939年春天日寇进攻南昌，他在新民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老爷庙》《伟大的南昌》《忆香妃墓》《江西人与许真君》等系列介绍南昌地理名胜、人文古迹的文章。张恨水是民俗大家，他对南昌的记录也是贴近江西民间生活的，生动、活泼，充满人情趣味。江西人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感受本土民俗文化。
（三）反映革命历史的红色文化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红色文化也是现代江西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山水、民俗等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不同，并不是古而有之，而是指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创造、崛起的一种新文化，在当代江西地域文化中表现突出、风格鲜明。
现代文学作品大量记录红色文化，反映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斗争历程，思想进步，风格激昂，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郭沫若散文《南昌之一夜》《涂家埠》，茅盾的小说《牯岭之秋》《幻灭》，作品背景都放置在江西，或记录“八一”南昌起义，或以大革命为背景，记录北伐途中的种种景象。反映井冈山斗争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文学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真实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展现“十万工农下吉安”恢弘的革命气势。作品基调乐观、积极、豪放，充满英雄主义精神。
中共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开展了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热潮，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和戏剧。作品反映苏区人民的斗争与生活，表达革命的信念和热情。风格独特的江西苏区文学，既是对红色文化的详细记录，也是赣南风土民情的再现。
区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与发展，文学作品记录地域文化，同时也丰富着地域文化。不过除却山水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较大之外，江西地域文化总体影响力较小。江西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较之荆楚、巴蜀、海派、京派文化并不强势。本文前面提到江西近现代并不缺少文化大家，江西其实是有可以载入经典的作品。我们应该认真规划，分类整理这些作品。对江西历史上一些名人的作品（不仅仅是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收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作品解读、人物介绍，编写有江西特色的文化读本、诗词选本等，让年轻人深入了解，以增强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宣扬与提升赣文化，除了加大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搜集力度，更要鼓励和推动当代作家特别是赣籍作家创作出有江西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文学是传播和记录文化的重要媒介，江西本土作家不仅要繁荣江西文学创作，更要具备文学自学和文化自觉，创作出具有江西地域风格、江西气派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黄建华）
作者：陈海燕
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2：
浅析十七年文学话语成因
摘要：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泛滥，但也不乏异样声音。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苏联文学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要客观地看待十七年文学。
关键词：颂歌 反拨 文以载道 自律 他律 对外交流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家的叙述话语是同政治的权力话语相连的。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是以颂歌为主。但在文化环境相对舒缓的时候，也有异样的声音出现。所谓异样，是指它不同于主流的颂歌。但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之为批判，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文化政策、文化现象的一种批评修正和反拨。 “十七年文学” 因为主题的单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化、艺术水平不高等问题，为现代人所诟病。但是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它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评价逐渐增多，或许是因为人们道德价值沦丧，或许是因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念，或许是现代文学经验引起人们的失望……不管怎样，“十七年文学”还是有一定探讨价值的。我们说，理解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不能孤立地去看，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十七年文学”不管是颂歌话语还是反驳声音都是有其出现的原因的。下面我们就“十七年文学”话语的成因稍作探讨。
一、中国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延续
“文以载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是源远流长，自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思想，到汉代王充的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到曹丕热烈的高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距离很近，甚至一度文学与政治合二为一。两者的这种暧昧关系历久弥远，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常常拿文学来做文章，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常常拿诗来“讥政事之得失”。达官显贵中有知识分子撰文歌颂，为太平盛世、为朝廷唱颂歌；怀才不遇者、愤世嫉俗者也拿起手中的笔，对朝廷现状不满者，更是以文纳谏，故而有“讽喻”之说，且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的颇多。枚乘的《七发》就是以文纳谏的典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名义上批判“文以载道”的观点，但是不论是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其目的都是用文学来改革现实社会，文学实质上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学（一些文学作品除外）与政治都是互用的，其中政治的强势话语往往占上风，文学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而存在。
五四以后，即出现了革命文学和遵命文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些口号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不太讲究文学性、审美性，甚至对讲究审美的“京派”大加批判，只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即能否为当时的革命救国运动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文学家们或为革命唱赞歌，或批判国民性唤醒民众，或与当时的唯美派辩论……由此可见，在当时文学也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的。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口号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奉为圭臬。整个十七年文学是对这个口号的实践，不论是对新人新事新风貌的歌颂，还是对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倾化的抗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延续。
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不论是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崇高品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一再的割地求和卖国求荣，广大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奔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更是积极投身到改造旧世界和革命中去，弘扬个性，批判传统……这也给他们的救世情怀以一个施展的舞台。尤其左翼知识分子，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纸和笔，把文学作品当作投枪、匕首，与敌人展开论战、搏斗。环境不由人，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让文学服务于政治，成为政治话语下的一个附属品。那么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跟着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规划走，搞生产，促建设，确实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一路走来，在那个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时代，他们也倍受冷落、 欺凌，而对新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国上下搞生产的大好形势，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歌颂革命的胜利，描写社会的新变化，确实是大多数文学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后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唱赞歌，是艺术家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
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扮演的角色是救世者，他们成立的文学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阵地，他们用手中的笔配合的革命战争。然而解放后，面对一个新生的强大的人民政权，他们为社会主义大唱赞歌；而自下而上的工农兵文化人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不高，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倒了剥削阶级，实现了他们“耕者有其田”的美好夙愿，他们的感恩戴德也是情理之事。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他们对人物容易作道德和价值的定性分析，好的就很好，坏的就很坏，因而正面人物就高大全，负面人物就尖嘴猴腮，一脸特务相，这也导致了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的形成及其形成后的僵化定式、艺术成就不高的问题。
但是，在以上过程中，文学的政治功能凸显出来，而忽略了文学的其他功能，文学变成了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甚至经常用人物形象来图解一些政治理论和政策条文，还要求文学配合“中心”工作，把文学变成一种实际的工作方法，直接为具体的生活过程服务。①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满这一现状，在“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形成了文艺发展的短暂高潮，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百花”文学。一批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发表了一系列当时谓之大不韪的理论和作品。比如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当时舆论一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周勃也发表了《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予以支持。另外，围绕写真实和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也发表了一些作品，比如《灰色的帐篷》、《田野落霞》等一批作品，都触及到了当时最敏感的官僚主义、政治腐败等问题。
伴随着60年代初对“反右”、“大跃进”进行的调整和扭转经济形势的“八字方针”的实行，文艺政策也开始调整，从1961年到1962年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和周恩来、陈毅等人的重要讲话，对解放文艺生产力、尊重艺术规律等问题解除了束缚，特别是宣布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他们现在已经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这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们，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新中国融为一体。面对中国文艺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他们同样痛心疾首，因而他们真心诚意地为文艺发展提出诚恳的意见。邵荃麟在1962年召开的“大连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等问题，他认为：195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比较少，歌颂英雄先进人物无可厚非，但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这一理论提出后，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赞同。邵荃麟的文学呐喊为十七年文学的理论反拨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十七年文学话语的形成与当时整个泛政治化的语境不无关系，自1940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品便有了理论依据，自此以后，泛政治化的语境占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事实证明，在相对宽松的文艺下（如百花文学时期），作品除政治功利性外的其他特征就会凸现，而如果风声一紧，颂歌式作品就出现过多，文艺理论家、作家的异样声音就会被压倒，其人也会受到迫害。这也说明不管是颂歌还是批判，都与当时的语境是分不开的。
三、对外交流的影响
中国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中国文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变种“两结合”，这种创作方法便是来自苏联的。周扬早在1933年就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介绍。1953年，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规定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判的最高准则”。从此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居于主导地位。1958年，毛泽东不满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明确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简称“两结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具体诠释。十七年文学话语就是在严格遵循这种创作方法下产生出来的。苏联作协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去描写现实，’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艺术家把明天的现实当作今天的现实来描写，把愿望当作真实来描写，于是文学作品中幻想的真实便取代了严峻的历史真实。”②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十七年文学中“高大全”形象便是绝好的说明。由此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占据了主流。
十七年文学中异样声音的出现，也可归因于苏联文学的影响，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上台的几十年间，苏联出现了解冻文学。所谓解冻文学得名于作家爱伦堡于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此后直到60年代中期的文学都被称之为“解冻文学”，自那时起，苏联文艺界就开始了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此后，苏联掀起了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并将创作主题转向了对社会的批判。北方邻国如此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自然影响到了我国。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更尖锐”，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苏联解冻文学的鼓舞下，在毛泽东文艺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一些作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在现实主义问题、写真实问题和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方面相继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具有开拓性的作家作品也相继遭到了批判。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文艺工作者确实在当时语境下提出了不同于颂歌的话语，对当时的极左思潮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文学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各方面的综合反应，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去看待，从当时的语境中分析，而不是一味的以今天的眼光进行指责。诚然，十七年文学的艺术水平不高，颂歌话语虽然失实，但它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学，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并且文学中的艺术形象之通俗、之易懂，让工人，让农民，让解放军，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耳熟能详，可称之为当时的“大众文学”。从这一点上来看，十七年文学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所以，对于当时颂歌话语的泛滥，不管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真心，还是他们为适应环境的违心之论，其功都不可一笔抹杀。而对于当时不合语境的异样声音，更应充分肯定，不能简简单单地划入十七年文学这个大的范围中去，因为它彰显了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批判精神仍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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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婷婷，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吕婷婷
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3：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过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①对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们既满怀期待，又心存疑惑。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观念挟经济全球化之风迅速蔓延和渗透到其他国家，全球的文学写作上出现趋同的现象，文学的全球化趋势逐渐模糊了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以民族国家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
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２０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在某种程度上，就连２０世纪中国作家中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难免落入这个“迷思”之中。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他文学理想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摩罗诗人拜伦的个人主义和狂士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鲁迅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调合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痛斥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欣赏魏晋狂士“药与酒的风度”；一方面以“掮起黑暗时代闸门”的悲壮心理欲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汉唐气魄的宏放”中寻找民族自信心。这种“全盘西化论”和“新传统主义”的尖锐矛盾多少导致了鲁迅的“无地彷徨”和“反抗绝望”。
事实上，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迷思”，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割裂了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伪先锋”创作；缺乏整体民族意识的民俗的搜奇猎艳；失却了生命豪情仅作为纯欲望存在的个体独白。③
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所表现出的“迷思”都有着一定的反民族性倾向，但两者的性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叛”，目的是想借助西方启蒙理想来重新建构汉民族的精神家园；后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则真正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背叛”，目的是肯定和张扬所谓纯粹个体的一切琐屑欲望。当然，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迷思”也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学个性的建构不可能脱胎换骨于异域文明，而只能以此为思想来源和经验参照。
毋庸置疑，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或者从某种标准而言还只是准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已确实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制约，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困境。
首先从启蒙理想的制约说起。众所周知，所谓“启蒙”即是启愚昧之蒙。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略的问题却是：中国人的愚昧是否就等同于欧洲人的愚昧？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愚民色彩极为强烈的基督教和封建贵族的特权，完全是从其民众自身的利益出发才提出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响亮的口号。再说到“启蒙”所针对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除却本民族愚民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果说欧洲民族劣根性的形成是来自于宗教狂热症，那么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形成则是来自于“五胡乱华”、“蒙人南下”、“满人入关”等诸多使得汉民族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而使汉民族意识的淡漠。
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作家们实际上正是在思想上摆脱不了西方启蒙理想的局限，才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例如毕淑敏那篇颇有影响的《预约死亡》，书中齐大夫面对英国医生詹姆斯那套咄咄逼人并很具有现实代表性的西方人权观，尽管奋起反驳，言词激烈，但却因为没有更深刻的见地而只有政治大话，最终舌战败北。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思想难以超越启蒙理想这个“束缚”。
其次，在那种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表象背后，意义匮乏而又媚俗。从现实层面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启蒙理想，从余华、残雪、韩东等许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走上末路的“人”已逐渐异化乃至变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正在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书写，沉湎于个人“深度体验”的喃喃自语。
第三，那种通过欧美消费模式与“媒体帝国”，将个人欲望掩藏在理性、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价值观背后的盛气凌人的全球化言论，就其性质而言，依然不脱居高临下的传统启蒙理想的窠臼。但因其影响所及的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并主要通过叙事图像的直观效应流行天下，一再肯定其自身的文化霸主地位，实际上就在有意无意地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制导着当前中国通俗文化的创作思路与理念。以《卧虎藏龙》与《蜀山》这两部影片为例，这两部影片都谈到了东方文化中超越七情六欲的“修道”，但由于“情爱至上”的西方人性论的片面理解，两部影片把情爱与修道完全混淆在一起，得道之人依然会为情爱所困。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道”的超越性目的就荡然无存了，只能作为逃避或者宿命展示在观众面前。④
诸多的制约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原创性不足。本着“神圣”不可超越的意念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参照而加以搬用或移植，传统启蒙理想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们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势。
二、全球化中的文学民族性
民族是一个人类学的种族概念，文学上的“民族”或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是某一地域民族的主体性显示，是某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品格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性、主体性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
不无遗憾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内涵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化的交锋而产生了变化。虽然“汉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在，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却在渐渐消失。追溯历史，我们在２０世纪初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而毅然抛弃了传统，但这个主动的行为实际上有着内扰外困的时代背景，正如威尔·杜兰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所说的：“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⑤这段话正道出了当时中国人处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为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王道”不得不让位给“霸道”，“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不得不让位给“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拿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被“钦定”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与光辉典范。诚然，当时俄苏文学是中国文学学习的样板，但标准单一，许多疏离意识形态注重审美诉求的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置于文学的标准之外。十年动乱，文学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潜在写作”的地下文学，我们看到的文学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和一些震天动地的政治口号。显然，这是中国文学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被迫与世界文学失去交流与对话而自我封闭所导致对抗的结果。
新时期，有鉴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成功范例，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特定的地域进行文化寻根，力求从当时当地的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发掘民族的文化精神……他们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淀，发掘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长期发生影响的思想观念，从而表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形成过程，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文学创作新的生长点。可惜，固有的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舆论氛围和作家们自身的局限与放弃，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民族性的冲击力方面还缺乏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未能加入到文学“世界性”的大合唱。
其实，在２０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当人们看到全球化的征兆愈来愈明显，日益感觉到后殖民倾向的危险性时，人们开始更加强调民族性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融入全球化时，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学的优秀的特色与鲜明的个性，使其成为一种难以复制、不可遮蔽的世界性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文学的人民性是不可能的。人民性似乎是一个旧事重提的老话题，然而我们只有深刻地理解人民性的丰富内涵后，才有可能把握到民族性跃动的脉搏。
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由有着形式的民主性的文学文本话语揭示、体现或流露出来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具有对人民的关怀、纠正与精神提升效果的、渗透于所深刻描述的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种进步的情感、态度、精神或倾向。文学的人民性是其民族性的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其民族性的活力之源。“对一个作家的民族意义的估计永远依赖于他的创作的人民性这个问题的解决”，⑥“‘人民的’是‘民族的’之中最优秀的东西”，⑦对人民性的有意疏离或拒斥使文学的民族性苍白萎顿、丧失活力与个性，终至于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茫然不知所措。
民族性当然离不开传统，也跳不出地域，但民族性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在于由作为主体的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所结构起来的现实，或者说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现实，传统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与脱离传统的现实都是虚无的，传统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当代的民族现实性上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当代的民族性必然也只能存在于当代的民族的社会现实之中，现实的人民性存在可以约化为当代的民族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熏可以说真正深刻的民族性不在于刻意的“寻根”，不在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的揭示，也不在于单纯的方言和地域风情的展现，而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程度，文学的民族性的源头就在于其人民性的发掘。
此外，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文学的地域性。从２０世纪的后半叶起，全球化语境下到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全面浸透进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肌理，整个时代文化精神重心逐渐转向都市化、商业化。文学的大地叙事与乡村抒情被逐渐弃置，作家对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描述也越来越少，而是直接进入到个体“自由的孤独”的叙述之中。
在如此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出现了某种不同于以前的特质，现代文学中那种拥有各家“自己的园地”和创作优势的地域性鲜明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无论是在文坛上久获名声的中年作家还是崭露峥嵘的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逐渐远离乡村叙事和牧歌情调，远离“地域性”写作，作品中的民族性似乎在悄然消失。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地域文学”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心，在文坛上博取盛名的作家多是以“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为起点进行自己的创作，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杭育、阿城等。“新生代”的作家却明显地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写作，他们的作品很少有地域群体特征，他们正在逐渐远离乡村，甚至远离故乡的文化背影，而专注于困居都市的内心独白。自然，中国当代作家正在超越“地域文化层”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描述，作家对“民族性”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了。
其实，民族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持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贴上“地域文化”的标签，它更意味着保持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也意味着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反省民族的内部精神，重新思考政治、历史、制度与人的关系等等。中国当代文学亦如此，即使作家部分放弃了乡村叙事，较少直接关注民族性格和民族身份问题，作品的“民族性”却不会因之减少，它已经内化到日常生活中，自然也会内化到作家的创作之中。
“民族性”和“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话语一起构成了中国知识界思考中国文化政治的具有一体两面性的课题，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思考的民族文化问题，还有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如何进行政治选择、文化选择问题。在这一选择中，政治、文化或者民族中的个体是如何显示出民族性的。只不过，在背后却是一个文学理念在支撑着，即学习西方大师和其中的文学理念，本土体验只是一个背景性存在，提供可阐释的素材，这都造成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面目模糊，很难有鲜明的特性，因此也就难以达到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目标。
三、胸怀“民族”，走向“世界”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从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⑧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推动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⑨于是，我们目之所及的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规定性取决于大众传媒。“当今文学越来越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的传统概念”。{10}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民族化和世界化。为了张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甚至这些特性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所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无所适从。我们有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我们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我们也走过“俄国人的路”，也曾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过，甚至今天我们还在虔诚地向往和膜拜着“世界文学”，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却时常陷入一种“列席”聆听者的身份尴尬。
世界／民族，这对范畴描述处理的就是文学的世界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状态和关系。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整体的世界，全球化时代中这种统一整体性尤其突出。民族是多样的民族、主体的民族，随着人的和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民族的内在特性将更加鲜明。新中国文学尽管在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却有着在总体上重民族形式轻民族精神的弊端，这种弊端延续到新时期少数作家手中甚至成了语言的粗鄙和民族原始、落后风习的展览。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只是民族的外在标识，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才是其内核。在民族外部标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内在精神的弘扬和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文学民族性的弘扬和书写需要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脚步加大；台湾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陆、台湾、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趋同一致。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文学多源共生、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张；个人化、私语化写作倾向的日趋加强；“生活在别处”，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作为生产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元素乃至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各种利益集团而增加附加值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以上中国这些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在特殊意义上，地域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的存在是对全球化语境下逐渐渗透的强势文化的抗拒，它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失去了对此探索的热情，也就失去了个性的力量。当全球化的思潮、西方思想以更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时，这种全方位模仿、趋同是自然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后的中国性格的形成，以及作家对这种碰撞和碰撞后新的民族性的感受力。在此，当代作家对于“革命”、“历史”等词语的不断反思和阐释应该说也是在试图寻找民族内部的特性，是对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它们将会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启示。
聊以自慰的是，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湾、香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处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仿佛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现代性”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内部“联袂登场”的民族文学为一方，与“党同伐异”的西方文学“全球化”的一体化思维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
回到现实操作层面，那么摆脱困境的“路在何方”？我们又如何走向世界？对此，我国学术界作了种种尝试。包括方法移植；形式模仿；观念的套用等等。然而这些介绍和运用，在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新意之后，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方法与表达对象之间的对应和适应的关系，终究没有产生“学以致用”的实质性成果。笔者倒是觉得，文学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良性的互动以获得“双赢”。
我们深知，每个民族都在艰难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思想典籍、民俗民风，无不显示出传统的厚重与文化的博大。以文艺复兴与狂飚突进运动为例，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后者的参照系则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马尔克斯的国家哥伦比亚应该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以《百年孤独》这样的世界名著，隐喻了整个拉美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民族内部的状况。并且，《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小镇家族的生存和灭亡，但小说背后巨大的“隐形”世界——西方政治和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入侵——而使小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变得更加突出、醒目。我们也常常以此作为重构自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信心的模本和范式。
虽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也不乏有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实践与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但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而言，收效甚微。目前显然的出路就是互动与重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获新机需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而又不失文学的“民族”个性与尊严，没有良好的互动机制，就不可能进行重组。重组也就意味着交融、整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取得成就，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学敢于调整姿态和策略，使自己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之中，知己知彼，达到和谐共生。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1}显然，对于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摈弃“一切乞灵于西方”这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把构建汉民族文化体系，呼唤汉民族自身的文艺复兴作为创作和批评的目标，并重新检索在过去那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的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阐释。这样做非但不会影响现代化进程，反而会使我们对西方文明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也有了吸纳和化用的自信。世界文学的“他者视野”，给中国当代文学引进了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从而有利于优化和“个性化”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民族性追求，在理论上所构成的意义和想像的空间是巨大的。这也是令当下中国文学最感到诱惑的目标，也是最能引起人言说冲动且又难以言说完善的双重理想。面对着“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学话语权力的象征，文学“民族性”务必通过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文学呈现，追求深度，以期达成与文学“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所生成的诸多意义才会浮出水面而逐渐明朗。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
①俞可平《全球化论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王韬《“普世理想”与民族性——探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学海》,2003年第4期｡
③④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⑤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⑥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4页｡
⑦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48页｡
⑧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⑨弗·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0}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作者：肖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