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农户投资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基于河南郑州、濮阳和南阳等地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投资倾向的农户进行了差异性研究。
第一篇：农户投资论文范文
信贷对农户投资规模的影响
【摘要】本文利用2007和2008年对我国11个省近300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模型实证分析了信贷对农户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贷的获得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户的投资规模;但平均边际影响小于1，表明部分信贷进入了非生产性领域。此外，投资机会是影响农户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外出经商务工收入比例对农户投资决策将产生负向影响。家庭毛收入将正向影响农户投资规模，而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则抑制农户的投资规模。
【关键词】投资 信贷 Heckman模型
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至关重要。在我国，农户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大渠道。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约束的状况还未得到有效改善。一方面，处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正规金融机构对申请贷款的农户设置较高门槛，使很多农户难以获得贷款;另一方面，正规金融供给主体单一，突出表现为贷款的额度和期限难以满足农户多样化的需求。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非正规金融内生于我国农村的乡土社会，在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非正规金融自身的特点，使其在满足农户投资资金需求方面作用有限。因此，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户投资需求，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满足农户的投资需求意义重大。
本文基于2007年和2008年对我国11个省近300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应用Heckman模型定量考察信贷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信贷对农户投资的重要作用。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第三部分设定模型，并给出相关变量的统计特性;第四部分给出Heckman模型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信贷会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这在很多文献中都得到证实。信贷市场不完备时，农户倾向于依赖自有资产抵御外部冲击，并因此而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导致投资不足，造成效率损失，对美国农场的研究证实了资金约束是影响农用机械投资的重要因素。Foltz(2004)通过研究信贷对突尼斯农业的影响发现，尽管信贷约束显著地影响农业利润率，但其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却不显著。Petrick(2004)通过研究波兰政府的农业信贷项目发现，政府贴息的农业贷款对投资的平均边际影响小于1，表明部分贷款被用于非生产领域。Pellegrina(2011)通过比较孟加拉国农户各种形式的信贷，发现非正规金融信贷对可变农业生产投入影响显著，而正规金融信贷则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直接增加信贷供给是促进农户投资的有效手段。
国内学者多从土地产权、劳动力转移、信贷约束等方面考察农户投资行为。Feder等(1992)對吉、苏、赣三省四县区的农户的研究显示，正规金融信贷对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影响则不显著。刘承芳、张林秀和樊胜根(2002)发现亲友借款在农户借款中所占比例对农业生产性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马晓青、朱喜和史清华(2010)从信贷约束的角度考察了影响农户投资回报的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受信贷约束农户的投资回报远高于未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非正规金融未能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本文采用Heckman模型来估计信贷对农户投资规模的影响。Heckman模型中，首先需要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农户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之后检验信贷的获得对农户投资规模的影响。Heckman 模型表述如下：
选择方程： (1)
结果方程：(2)
选择方程为probit模型，为二值(0-1)变量，=1表示农户进行投资，= 0表示农户未进行投资，Zi影响农户投资可能性的解释变量向量，为待估参数向量，为误差项。结果方程为线性模型，Ii代表农户投资，Xi为影响农户投资规模的解释变量向量，为待估参数向量，为误差项。
投资选择方程中，本文引入投资机会、农户财富水平、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外出经商务工收入比例及农户家庭特征等变量来分析他们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方程中，在着重考察信贷对农户投资规模的影响的同时，我们选取了投资机会、自有资金、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及农户家庭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来自2007和2008年对我国东、中、西部11个省的农村金融调研数据。剔除部分缺失数据，有效样本为2777个。调研问卷包括农户生产、消费、储蓄与信贷活动等多方面信息，尤其是信贷与投资方面的详细资料，为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三、实证分析结果
2.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选择方程中，投资机会对农户投资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这体现为以预期收入的变动衡量的投资机会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面对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农户进行投资的概率增加10%，表明农户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理性原则，只要有能够带来收入增加的机会，农户就有意愿进行投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农户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与户主年龄呈现“∩”型关系，即农户在年轻时期投资意愿较强，积累的财富较少;中年以后，随着积累财富的增多，农户投资的可能性随之增加并在5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但投资意愿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以上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进行投资的可能性随年龄变化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是否进行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教育一方面改善了农户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投资的机会成本，其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对比，而实证结果很难判断哪种作用居于主导地位。与预期一致，医疗和教育支出负担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现阶段，虽然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免学费及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但农村医疗和教育支出负担仍困扰着农户的消费与生产决策，部分农户可能因为教育和医疗支出而不得不减少投资规模。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7和2008年对我国11个省近30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使用Heckman模型定量考察信贷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贷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户投资规模，从而证实了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的计算表明信贷对投资的平均边际影响小于1，表明并非全部信贷资金都用于生产性投资。控制变量中，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投资机会是影响农户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外出经商务工收入比例对农户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果方程中，我们发现以家庭毛收入衡量的自有资金显著地促进投资规模的扩张，而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则是抑制农户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Stiglitz J，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03)：393-410.
[2]朱喜，李子奈.农户借贷的经济影响：基于IVQR模型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02)：68-75.
(责任编辑：刘影)
作者：党鑫 闫宜乘
第二篇：收入结构、投资驱动与农户借贷规模
摘 要：基于河南郑州、濮阳和南阳等地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投资倾向的农户进行了差异性研究。研究发现：河南省农户借贷规模偏小，家庭土地资产、投资意愿对农户借贷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借贷规模呈现负向影响，原因与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农户自身投资意向及金融机构借贷意愿不强烈密切相关。分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借贷用途、农户收入占比对进取型农户与保守型农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取型农户能获得较高规模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借贷，而保守型农户仅能获得较高借贷规模的生产性借贷。基于此，从分类引导农户、激发农户内在动力、增强自我投资意识、加快农村地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角度提出助推传统农区产业升级、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借贷规模;Tobit模型;收入结构;投资驱动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惠农助农政策纷纷出台，旨在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农村产业融合长效机制。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满足农村多种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户的信贷需求多数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满足。一方面，农户借贷具有规模小、风险难以控制、贷后监管困难等特点，且难以向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Feder等，1991)，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服务产品和创新上的意愿，贷款供给意愿不足，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褚保金等，2009;张梓榆等，2018);另一方面，农户由于长期受到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即使产生信贷需求时也不会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形成了需求型的信贷约束(程郁等，2009)。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相当复杂，既存在正规金融机构，也存在许多非正式金融交易行为，往往是多种制度形式共存并互动(普兰纳布·巴德汉等，2002)。农户融资具有明显的偏好次序，历史上国家农贷制度下农户融资次序偏好为国家农贷、熟人信贷和高利贷(张杰，2004)，当代社会农户融资次序更多是亲朋好友，其次是信用社和银行(张杰，2007;孟樱等，2017)。农户融资次序与资金用途、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年收入较高、劳动力人数较多且借贷用于非农生产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农村正规借贷渠道(秦建群等，2011;贺莎莎，2008;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蔡海龙和关佳晨，2018)，年收入次之的农户家庭更偏好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年收入较低、劳动力人数较少且家有儿童、借贷用于日常消费及应急的农户家庭则更多地选择民间借贷(杨京泽等，2015;易小兰等，2017;茹玉等，2015;朱守银等，2003)。进一步说，农户融资偏好次序的形成，也是农户面临融资约束的体现，为满足资金需求，农户倾向于选择最可能获得贷款的途径，例如面临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约束的农户愿意选择非正规金融(赵建梅等，2013)。拥有正式社会资本的农户倾向于申请正规贷款，拥有良好非正式资本的农户则更倾向于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张珩等，2018)，尽管正式及非正式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对借贷途径的选择，但均能缓解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及需求型信贷约束(李庆海等，2016)。运用微观数据对特定地区农户借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数、耕地面积等对农户借贷意愿有显著影响(褚保金等，2008;牛荣等，2012;谭燕芝和李维扬，2015;卢亚娟等，2016)，农户住宅、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冯旭芳，2007)、家庭收入、非农收入(潘海英等，2011)等经济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获得信贷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户金融服务认识(卢山和江可申，2010)、金融意识(周天芸和钟贻俊，2013)、生产性投资意愿(常俊等，2015)等要素对农户借贷的影响也较显著。
在宏观层面，学者对农户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环境等对借贷行为的影响给予了关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当地农户的借贷行为更加活跃(伍艳等，2013)，地区差异对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影响显著(易小兰等，2011)，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和征信体系也都会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影响(谭燕芝和李维扬，2015)。互联网金融普惠发展对农户借贷有激励效应(周鹏达等，2017)，但农户依然存在明显的自我排斥(何婧等，2017)，因此塑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可以降低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减少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张海洋等，2012)。
综上，农户借贷行为不仅受到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等要素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地区经济条件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已有研究中对农户借贷动机的研究多从借贷用途出发，将借贷用途分为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分析不同借贷用途下借贷行为差异，但忽视了农户投資意愿对其借贷行为的驱动作用。在农村三产融合的趋势下，投资意愿不同的农户选择的生产经营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农户的借贷行为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进一步从投资意愿的角度研究农户借贷动机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对于农村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实现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另外，尽管已有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十分丰富，但研究样本多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西北地区，对中原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特征的研究仍有欠缺。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超过5000万，根据国家经济战略布局，河南省作为国家粮食基地，确保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同时面临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顺利实施全面乡村振兴的迫切挑战。因此，基于农户家庭财富、投资驱动视角对河南省农户借贷行为开展研究，明确农户经济基础、投资意愿对借贷行为的驱动作用，制约农户借贷的关键内在和外在要素，不仅是对已有研究样本的有效补充，而且对于研究如何加强金融支持传统农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构建理论基础研究的假设;第三部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投资偏好对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的借贷规模驱动作用进行差异性分析;第四部分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模型确定及数据来源
(一)理论基础
农户借贷是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户的生存依赖于微薄的土地，由于土地难以获得更多的报酬收益，农户使用借贷资金时会选择放弃生产性投资来优先满足急需的生存性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户收入类型更为多样，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强，自我发展需求更加迫切，借贷资金的生产性需求增加。
舒尔茨理性小农理论指出，传统农户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会根据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权衡成本及收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传统农区的小农经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农户持续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这种生产要素带来的边际产量表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因此，一定程度内，农户为了追求更高收益将会选择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同时对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需求增加，农户的借贷需求随之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基于盈利动机，农户的生产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和规模也就越大，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对其贷款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目前，农户分化现象明显，纯农业型及兼业型等多种类型并存，当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家庭消费支出需求时，农户首先会寻求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内源性融资(张杰，2004)。农业收入比重较低的农户，通过打工或个体经营等方式获取收入可以补充其农业收入不足的缺口，平滑家庭消费需求。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其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在维持自身日常生活外结余较少，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和天灾人祸，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2：农户借贷行为受到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农户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的借贷用途多为生活性用途，生活性用途贷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朱守银，2003)，表现出借贷规模较小、借贷期限灵活的特点，生活性借贷需求大多由非正规金融借贷途径满足;正规途径借贷将贷款用途限制为生产性用途，借贷规模较大，借贷期限固定。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农户借贷目的影响农户获得的借款金额，用于生产性用途的借贷可以获得的额度更大。
农户根据其生产性投资意愿可以分为进取型及保守型。进取型农户通常制定投资计划，期望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益，相应需要支付购买生产工具、租赁土地等方面的费用，若农户自身的积蓄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其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较大，具体的投资计划往往也意味着较高的潜在偿债能力;保守型农户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及消费需要的情况下，无意通过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取更多收益，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较小。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4：投资计划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产生影响，有投资计划的农户对资金需求更强烈。
(二)模型设定
根据调研数据特征，研究采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Tobit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假设如下：
其中，[α0]表示常数项，[αi](i =1，2，…，10)表示待估变量的系数。Tobit模型描述的是解释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直接回归结果无法体现经济含义。为了体现解释变量对实际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需要计算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即在控制其他所有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特定解释变量变化1单位对实际被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条件均值的影响。边际效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三)变量设置
本文尝试揭示农户的家庭财富特征、投资意愿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选择农户借贷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了农户在双重信贷约束下愿意借贷且能够获得的贷款额度。
根据代表性与不相关原则，本文核心变量选取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家庭资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代表收入结构，用借贷用途、计划未来投资5万元以上项目等变量反映农户投资当前与未来计划刻画农户投资意愿。其中，农户借贷用途有生产性用途、非生产性用途之分，在调查样本中部分农户当年借贷既有生产性用途也有非生产性用途，因此在变量设置时，同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全部用于生产性用途以及全部用于非生产性用途，以区分混合使用借贷资金的样本农户。
此外，引入了代表户主个人特征的户主年龄和户主性别、代表家庭特征的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代表金融意识的利率是否合适与家庭资产抵押意愿、代表借贷特征的借款渠道等控制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四)数据来源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河南地区农户的借贷行为特征，本文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濮陽市、南阳市及商丘市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调研。郑州市和濮阳市位于黄河沿岸，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南阳市有“中州粮仓”之称、商丘市有“豫东粮仓”之称，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和产粮基地。调研地区传统农区特点明显，农业要素禀赋高，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具有典型小农经济特点。
本次调查采取典型抽样和随机走访的方式，对当地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9份，问卷有效率为87.6%。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了农户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特征、近三年半贷款经历、受到信贷约束情况、贷款意愿、抵押意愿和投资意愿等方面。
根据数据特征及研究目的，对2013—2016年上半年农户样本数据采用独立混合截面处理，即忽略大样本独立抽取数据的时间效应，将短面板数据截面化，从而获得876个农户的横截面数据样本，以此开展研究。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解释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户主年龄多大于40岁，其中男性户主数量居多;大部分家庭的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总比重都超过了0.5，其中占比处于0.71—1水平的居多，占比43.84%;50.68%的农户种植面积处于5-10亩的规模，32.42%的农户种植面积小于5亩，大部分农户种植自有土地，经营规模有限。只有极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模;家庭收入5万元以下的农户比例最大，占比60.27%;样本中绝大部分农户从事农业活动同时从事其他工作，其中纯农户有18人，从事兼业的农户有201人，占比达92%;农业收入占比处于0—0.25水平的农户占比最大。表2展示了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中共有99位农户在近三年半发生过借贷行为，共计借贷211次。其中，正规金融机构借贷61笔，民间借贷150笔，农户更倾向于向民间借贷途径寻求贷款;从借款用途来看，63%的贷款为生活性用途，只有36.97%的贷款被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生活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产性借贷的比例。
(二)模型回归及结果解释
1. 全样本条件下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运用Stata14.0进行分析，为了避免混合截面数据中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自相关的情况，回归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回归结果中，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借贷利率是否合适、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从其他渠道获得贷款、借贷用途为生产性用途、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计划未来投资5万元以上项目等变量显著，户主年龄、性别、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借贷用途为非生产性用途则不显著。
(1)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资金借贷具有显著正向关系，验证了假设H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获得生产规模收益，对设备、原料等生产要素需求也随之增加，生产资料的资金投入越大，农户需要资金融通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借贷金额也相应增加。土地具有硬约束，在借贷时能够发挥隐性的担保功能，有利于农户借贷规模的增加。
(2)家庭收入结构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高，家庭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比重越大，其收入来源单一，非农收入比重较低，难以通过非农收入来平滑家庭生产和生活消费，无法有效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一般借贷需求较大。
实证结果显示，农业收入占比与农户借贷规模呈现显著反向变动关系，即农户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借贷规模越小，与假设H2矛盾。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多以种植粮食为主，主要由种粮大户、年龄偏大且未丧失劳动能力等群体构成，调查农户在粮食种植时普遍反映靠天吃饭，对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种植技术等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并不感兴趣，即便是种粮大户，也多倾向于以多取胜，对种植的单位收益并不關注，对资金需求并不旺盛。同时粮食种植比较收益较低，资金供给方的借贷倾向也不甚强烈，农户借贷自我排斥明显，双重约束下导致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借贷规模低。
(3)投资驱动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生产性用途对借贷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假设H3一致。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常常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产的增值，反映了一定的潜在偿债能力，如果项目运行顺利，则再借贷需求旺盛，因此对农户获得贷款的金额产生显著影响。生活性用途借贷主要是平滑当前消费，借贷不产生经济回报，也不具有持续性，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表示未来投资计划的变量对农户贷款需求存在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符合假设H4预期。未来有明确投资计划的农户属于进取型农户，有较强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提高自身收益的意愿，农户要实现自己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目的，则借贷需求增加。未来没有投资计划的农户属于投资上的保守型，更加偏向安于现状，在原有经营水平能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借贷需求相应较少，这一点在分样本研究中能够得到进一步验证。
(4)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户主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对借贷规模无显著影响，借贷渠道、是否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意愿两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利率是否合适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
无论何种借贷渠道均制约农户借贷规模，这也是当前农户借贷难的普遍反映。借贷规模均值仅0.88万元，最多的农户可达30万元，且是多途径借贷所得，少的仅800元，三年半内有借贷经历的农户不足50%，在当前农村借贷市场中，无论何种借贷途径都会制约农户借贷规模。认为利率合适的农户对利率的接受程度高，更倾向于较大的借贷规模。土地作为一种“生存保险”，被农民深深依赖，土地确权后，随着产权抵押政策的推进和相关配套服务的完善，金融机构逐渐开展农地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农户可以使用土地产权进行抵押贷款。农户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和承包地表明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较为急切，且对于金融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借贷的概率及金额相应较高;不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承包地的农户，其资金需求相对没有那么迫切，或对金融产品存在排斥心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概率较低。因此，认为利率合适和愿意抵押自家宅基地、承包地是农户资金需求迫切的体现，是农户金融意识的反映，具有较强金融意识的农户，其借贷需求均较为旺盛。
2. 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农户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的打工收入比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本文使用农户打工收入比重作为农业收入比重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展示在表4的模型(2)中，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展示核心变量的计量结果。
根据表4结果展示，使用代理变量回归后的模型(2)中的显著变量与原模型(1)的主要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程度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原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实证结果显示，打工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家庭收入以务工方式分配社会财富，一般不直接组织生产活动，且对家庭消费具有较好的平滑作用，因此资金借贷需求小。
3. 分样本回归结果及解释。生产性投资意愿是指农户愿意为在非农领域或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活动或在农业领域扩大再生产规模的程度。不同农户的投资偏好有所差异，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借贷规模。根据农户的生产性投资意愿，对不同投资偏好的农户进行界定，将具有具体投资计划的农户分为进取型，而无明确投资计划的农户分为保守型，并对两类农户进行差异性研究，进取型农户的计量结果如表5模型(3)所示，保守型农户的计量结果如表5模型(4)所示。
本文仅对二者家庭收入结构与借贷用途对借贷规模的影响进行差异性比较，具体分析如下：
(1)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差异。进取型农户其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借贷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保守型农户农业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前面分析，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农户信贷规模受限，这与传统农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关系密切，在“求多不求质”的经营理念下，即便是进取型农户，农业收入占比较高也会对借贷规模产生负向影响。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农区农户面临信贷约束较为严峻，即便是生产性需求，也同样难以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
(2)不同类型农户的借贷用途对借贷规模的影响差异。保守型农户生活费用支出较为谨慎，生活性借贷需求有限，对其借贷规模无显著影响;进取型农户通常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无论是用于生产性借贷还是生活性借贷引发的信贷规模增加都较为显著。因此，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对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借贷规模有影响，生活性借贷需求仅仅会影响进取型农户，从边际效应来看，进取型农户从正规借贷渠道及民间借贷渠道获得的贷款金额均大于保守型农户获得的贷款金额。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基于河南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家庭收入结构、投资驱动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农区借贷规模有限，均值仅有0.88万元。农户借贷规模受家庭土地资产、收入结构与投资驱动影响显著。土地资产丰富、借贷为生产性用途的农户能获得更高金额的贷款，而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受自我排斥和外部金融机构双重约束，借贷规模较低。进取型农户和保守型农户借贷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进取型农户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的贷款额度均有明显提升，保守型农户仅生产性借贷用途贷款额度增加，生活性用途对其获得的贷款额度无影响。
(二)对策建议
1.激发农户内在动力，增强自我投资意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主体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从研究结果来看，尽管进取型农户可以获得更高额度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借款，大部分农户仍然缺乏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借贷规模仍然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鼓励返乡创业，为农民创业提供相應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同时充分发挥当地乡贤及成功创业人士的示范作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聘请高校、研究院等专家深入农村进行技术指导和农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升级农业产业经营方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强自我投资意识，实现自身财富积累。农户的有效金融需求不足制约了农村地区传统农业升级和转型，其自我约束多来自对金融的错误认知。在农村地区由专人进行系统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了解征信体系及信用的重要性，加强对政府创业政策优惠及利率补贴等信息的宣传，使广大农民明确自己需要的金融服务种类以及如何方便地获得，享受到普惠金融的发展成果。
2.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满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研究结果显示，农户信贷规模有限，户均借贷规模仅有0.88万元，当前要有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构建由正规金融机构为主，新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金融体系，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标准，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机构的高适应性特点，为农民的自我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地区需求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下沉服务重心，对小额贷款实行批量授信，依托网络银行等平台简化贷款审批流程，提高放款效率。针对传统农区农作物种植特点，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出新型农业保险产品，采取“保险+期货”的模式，规避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助力传统农区产业的稳步发展。
3. 分类引导农户创业就业，提高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农区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的情况，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对农地依赖度较高，通常是采取有量无质的粗放型经营，考虑到农作物投入产出收益有限，又不愿意过多投入，借贷需求和实际借贷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借贷规模十分有限。
因此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积极激发农户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对农户实施分类引导，拓宽积极进取型农户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积极创业，改进农业种植方式，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同时积极引导劳动力丰富的保守型农户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能力，增加工资收入占比，丰富家庭收入结构，实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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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磊玲 杨睿
第三篇：民族村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摘 要]以农户为投资主体的民宿发展模式，是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成长的有力支撑。但其“规模小、非正式、依赖家庭”的特征使得民宿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自身行为过程及特征的影响。关注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优化投资行为、改善投资效益。文章以汶川地震后异地安置的木梯羌寨为例，借助扎根理论，探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民族村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经历意愿形成、行为产生、行为强化3个阶段，其影响机制可概括为“认知-情景-规范”模式，包含利益认知、风险认知、情感支持等七大因素;(2)各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使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呈现风险规避、市场驱动、有限理性等特征。该研究认为，优化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成长过程中农户的投资行为，应当重视市场评估和前期规划，提升农户风险应对能力，发挥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农户投资;民宿;影响机制;民族旅游;扎根理论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08
引言
在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的成长过程中，农户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主体，其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对旅游扶贫效益及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1]。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少数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数量约618.9万，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2]。相较于外源式扶持，农户的民宿投资作为一种内源式发展途径，更有利于提升扶贫效益和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可持续性[3]。同时，作为生计性投资，民宿投资效益将对农户生计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但其“规模小、非正式、依赖家庭”的特征使得民宿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自身行为过程及其特征的影响[4]。因此，只有在充分认识农户民宿投资行为过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才更有助于改善民宿投资效益。但是，由于在农户投资行为研究中缺乏對乡村民宿领域的关注[5]，在民宿发展研究中缺少以农户家庭这一类投资主体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积累[6]，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过程、特征及影响机制还缺乏完整的和系统的认识，有关促进民族村寨民宿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很难确保农户的主体性和获益性，也很难避免农户在开发决策和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7-8]。鉴于上述困境，在民族村寨旅游研究领域，迫切需要选择恰当的案例地，通过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长期观察及自下而上的探索性研究，从农户视角发现民宿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便在乡村旅游实践中识别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特定阶段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优化农户投资行为，提升农户民宿投资效益。
1 文献回顾
1.1 农户投资研究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由单纯的消费者和劳动力的供给者变为与国家政府和农村集体并存的独立投资主体之一[9]，农户投资行为成为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比较显著[10]。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农户的经营性投资可以分为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11]。与非农业投资相比，农业投资效益较低，农户倾向于将生产要素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投向非农业部门以增加自身收入。因此，农户投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其非农化进程也进一步加速[12]。但是，在农户投资行为研究中，农业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远多于非农投资领域，尤其在目前旅游扶贫和乡村民宿大发展背景下，加强农户在民宿等非农产业中的投资行为研究变得更为迫切和必要[13]。
1.2 农户投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农户投资行为研究主题看，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绩效评价、行为特征等问题，其中，有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户投资行为研究最核心的内容，在截至2021年3月17日的中国知网检索结果中占比超过60%1。目前，农户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单一因素研究和综合因素研究两类。单一因素的研究涉及资本因素[14]、风险因素[15]及政策因素[16]等。综合因素研究考虑了收益因素、家庭因素、生产规模、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如Featherstone 和Goodwin[17]、王宇[18]等。但是，因未能对“包括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形式及交互关系等在内的综合体系”进行考察[19-20]，上述研究成果对农户投资实践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发挥的指导价值也较为有限。
进入21世纪以后，受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影响，农户投资行为被视为一个包含意愿形成、行为产生、行为发展和行为结果等不同阶段的复杂过程[10]。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过程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农户投资意愿阶段，Zemo和Termansen分析了免费咨询、合同选择权等对农户参与沼气投资意愿的影响[21];甘臣林等认为禀赋约束(即知觉行为控制)是农户意愿不能有效转化为行为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22]。在投资行为决策和行为产生阶段，Featherstone和Goodwin分析了生产规模、社会支持等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17];杨晔和徐研探究了土地禀赋对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形成的影响[23]。在投资行为发展阶段，Takeshima和 Yamauchi、林文声等分别探讨了资本约束及降雨风险、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投资规模扩大、投资选择转变等行为的影响[24-25]。在投资行为结果阶段，孙杨专门探讨了地权对农户土地投资绩效的影响[26];Medellín等分析了政策和补贴对灌溉投资效率的影响[27]。
借鉴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在民宿等非农投资行为研究领域，也应当从过程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角分析投资行为的逻辑路径，分析这一逻辑路径中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形式及交互关系。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引入了“投资行为影响机制”这一概念，该概念不仅考虑了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差异，还包含了对影响因素与行为逻辑关系的分析[5]。通过对选定案例地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1)农户民宿投资行为遵循怎样的行动逻辑和路径范式?(2)民族村寨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投资行为中如何发挥作用?(3)民族村寨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的具体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根据这些特征来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政策。解决上述问题，有助于系统、精准地优化农户民宿投资行为，提升投资效益，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案例地参与民宿投资的农户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研究资料，并借助扎根理论和软件NVivo 11.0分析访谈文本，探究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机制。
2.1 案例介绍
木梯羌寨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在“5·12”汶川地震后整体搬迁至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是典型的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4]。研究者自2011—2019年对该村寨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调查，发现木梯羌寨部分农户于2011年凭借保存较为完好的羌族风俗，开始了旅游接待;在2013年地方政府投资完成安置点民居的外部风貌改造后，村寨中超过90%的农户自筹资金改造安置房，从事民宿经营。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木梯羌寨的59户农户中已有55户参与民宿投资，民宿改造资金总额超过570万元，客房数量达到240间，民宿接待收入达到147万。迁移后的木梯羌寨将民宿投资和经营视为生计改善的重要途径，不仅在服务项目、装修风格、揽客方式、资金筹集渠道方面呈现出整体一致性和个体相似性，而且完整地呈现了从意愿生成到行为启动和行为强化的投资过程，对于研究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民宿投资等旅游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具有代表意义。
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数据获取方法为半结构访谈。首先，在了解全村基本情况后，拟定访谈提纲，对39户1农户进行半结构式访谈[28]。初拟访谈提纲包括4个部分：(1)受访者家庭及民宿投资情况(表1);(2)选择民宿投资的原因;(3)民宿投资的具体过程;(4)对民宿投资结果的满意度(调查中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访谈问题的顺序和表述方式)[29]。与其他民族村寨相似，木梯村男性户主是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决策者[30]，因此，在39户受访农户中，对25位男性户主进行了一对一访谈(编号依次为M01～M25)，对其余14户家庭进行小组访谈(编号依次为M26～M39)。在小組访谈中，9个家庭的户主为男性，5个家庭的户主为女性。两种方式的访谈时间均在半小时以上[31]，共收集到10余万字文本资料。从表1中可知，受访农户的人口数主要在3～6人之间，访谈对象以男性户主为主，年龄主要在30～60岁之间，79%的农户家庭民宿投资额超过10万元，约82%的农户向亲戚或同村农户借款获得民宿投资需要的资金。
2.3 资料分析方法
目前，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还缺乏完整的理论认识，如果仅采用问卷或定量方法易缺失隐性细节[32];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对案例地收集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该方法摆脱了传统的“先理论后演绎”的范式，是一种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研究方式，能够避免结论先于研究的缺陷[33];同时，由于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情景中，并系统、详尽地反映经验资料的内容，通过抽象概念，自下而上地建构理论，因此扎根理论成为一种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有效方法[34]，有助于在农户个体等微观层面进行细致、动态的分析。
在参考和改进胡豹等、叶尘宇等的量化计算方法的基础上[35-36]，本研究通过计算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值来识别各因素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程度的差异，进而明确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以构建更完整的机制模型。各因素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值计算公式如下：
[d=m×n，m≥n≥3]2
其中，[d]为影响程度值，m为提及某范畴的受访农户数量，[n]为该范畴被提及的频次。若提及某一因素的农户数量(m)越多，或农户提及频次(n)越高，则表明该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大。作为案例访谈，此方法具有两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这种方法因无须引入新的评分量表，在对民族村寨农户的调查中，减少了程序的复杂性;第二，某一因素的农户数量(m)和农户提及频次(n)均来自访谈原始文本，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影响程度值([d])具有客观性。
2.4 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分析过程包括扎根理论分析和影响程度计算两部分。首先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步骤[37]，在理论生成和检验后，进行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随后根据访谈文本中各因素被提及的户数和频次，计算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差异并开发故事线，进而构建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38]。
2.4.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资料做检视、比较以及概念化的过程[39]。根据材料所呈现的属性，对访谈文本进行逐词、逐句编码，按照“定义现象-发展概念-发掘范畴”的分析逻辑[40]，实现“从现象到范畴”的转变(表2)。
本研究利用Nvivo11.0的浏览编码功能，对访谈文本进行逐句编码，并建立703个标签(节点)。通过对标签进行对比、整合，得到45个现象定义(编号为ai)[41]。在对现象定义进一步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发现36个初始概念(编号为bi)，并据此提炼生成18个范畴(编号为Ai)：A01游客推动、A02独特旅游吸引物、A03家庭责任、A04社区依恋、A05互惠互利、A06感激与响应政府、A07种植业受限、A08养殖业缩减、A09榜样影响、A10经验借鉴、A11政府关注、A12政府资金保障、A13政府配套建设、A14提升生活水平、A15增加就业机会、A16增加家庭收入、A17收入风险认知、A18就业风险认知。
2.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即根据属性和维度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42]。本研究通过分析18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层次，并参考专家意见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和提炼，得到“利益认知、政府支持、旅游市场因素、情感支持、产业结构变化、风险认知、榜样示范”7个主范畴。
2.4.3 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中，再次检视从原始资料、现象定义、初始概念到形成18个范畴的编码过程[43]，以确定7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最终确定本研究的核心范畴为“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核心范畴和主范畴之间的關系可描述为：“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包括“认知-情景-规范”3个维度，并受“利益认知、政府支持、旅游市场因素、情感支持、产业结构变化、风险认知、榜样示范”7个主范畴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认知维度包括利益认知和风险认知，情景维度包括旅游市场因素、产业结构变化、政府支持，规范维度包括示范效应和情感支持(图1)。
2.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杜宇能等[44]关于扎根理论饱和度检验方法，本研究在39份访谈文本中随机抽取29份进行编码分析，其余10份访谈资料用于饱和度检验。通常，如果无法从新加入的材料中获取新的概念和范畴或者进一步发展某个范畴，则理论达到饱和[45]。检验结果显示，余下的10份访谈资料未产生新的编码和范畴，表明理论达到饱和。
2.4.5 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差异
本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值(d)存在显著差异(计算结果见表3)，通过比较各主范畴的影响程度值(d)的大小，进一步识别出影响机制模型中的主导因素和次要因素。认知、情景和规范3个维度的主导因素分别为风险认知、旅游市场因素和情感支持，使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呈现风险规避、市场驱动和有限理性等特征。
2.4.6 开发故事线
基于3层编码分析和影响程度的计算结果，木梯村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故事线可开发为：在生计方式选择中，相较于务工、务农等方式，农户认为民宿投资是风险较低、利益较多的选择，由此形成了风险认知和利益认知，此阶段民宿投资意愿产生;随着政府的推动、种植和养殖业规模下降等情景因素改变，特别是客源市场的直接推动，农户开始投资民宿经营，由此产生民宿投资行为;在全村“齐投资、齐经营”的过程中，来自多方面的情感支持，尤其是家庭责任、对政府的感激，要求农户持续地进行民宿经营，而民宿收益较好的农户对其他农户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农户们追加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投资，农户的投资行为被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认知-情景-规范”3个维度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中的具体作用形式表现为：认知维度因素促进农户民宿投资意愿的形成，情景维度因素促使投资行为的产生，规范维度因素导致投资行为的强化。因而，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可被描述为“认知-情景-规范”因素影响下的“意愿形成-行为产生-行为强化”模式(图2)。
3 研究结果
借助扎根理论，以异地安置的木梯羌寨为案例地，本研究就民族村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农户民宿投资行为遵循意愿形成-行为产生-行为强化的逻辑路径，其影响机制是一个反映农户投资行为过程变化的系统性概念，包含认知-情景-规范3个维度，它们分别作用于投资行为的3个阶段;(2)认知-情景-规范3个维度可进一步被划分为7类因素，认知维度包含利益认知和风险认知两类因素;情景维度包含旅游市场、产业结构变化和政府支持3类因素;规范维度包含情感支持和示范效应两类因素;(3)在每一个维度内，不同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风险认知、旅游市场因素及情感支持的影响程度最高，使得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在“意愿形成-行为产生-行为强化”3个阶段分别呈现风险规避、市场驱动、有限理性特征。
3.1 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形式
3.1.1 认知维度因素促使农户民宿投资意愿的形成
认知是用原有思维方式对新信息进行解释和评价[46]。木梯羌寨农户通过异地安置后的多种生计方式评价，形成了对民宿投资的利益认知和风险认知。利益认知体现为农户对民宿投资带来的收入、就业、生活等利益的预期和评价[47-48]。如农户M08提到：“搞旅游就是为了增加点收入嘛。”M11说：“在家里搞旅游，基本温饱是解决得了的，至少要挣两三万……”风险认知是指在对种植、务工、民宿投资等多种生计方式进行风险比较后，形成的“民宿投资风险较小”的判断。自然风险导致种植业收成极不稳定，外出务工受自身技能素质的限制，工作不稳定且有被拖欠工资的风险。M36说道：“种点庄稼呢，苗苗长得很好，但是到了秋收时间呢，成熟的粮食有可能都烂了……外面打工又不行，没有手艺，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而民宿投资既能改善自家居住条件，也能创造较稳定的现金收入，因此，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认知的共同作用下，民宿投资意愿逐渐形成。
3.1.2 情景维度因素促使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产生
情景是指行为发生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包括机体本身和外界环境有关因素[49]。本研究发现，在旅游市场、政府支持和村寨产业结构变化等情景因素的影响下，农户的民宿投资意愿发展为投资行为。
旅游市场因素是农户民宿投资的直接推动力量。外来游客的进入以及游客对村寨民族文化和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的喜爱，使农户看到了民宿的广阔市场，如M06提到的原因：“天气有点热，就有游客来，我们就要接待一点。”M18强调：“他们(游客)有些是上班的，一般就是带家里的老人上来避暑，老年人多，老年人就喜欢上来避暑，年轻人就星期六、星期天上来耍。”在旅游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农户开始将资金投入安置住房改造和接待设施购置。
政府支持是农户民宿投资的重要保障，包括政策引导、资金保障和配套建设等方面。当地政府在异地安置点多次举办了羌历年、非遗展示等活动，在2010年出台了《南宝山旅游区总体规划》[50]，在2013年对木梯羌寨进行了安置住房的外部风貌改造，这些举措为农户民宿投资经营提供了直接支持。
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农户经济行为[51]。木梯村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搬迁以来陆续推进的茶叶、紫色马铃薯、家禽饲养等产业项目，因为气候、土质等原因未能带来理想收益，种植和养殖规模逐渐缩减。过低的农业收益对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52]，从而促使农户产生了民宿投资行为。由此可见，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和民宿这一类非农投资行为之间相互影响，其最终投资结果表现为农业还是非农业实际上是一种反复纠结和权衡的结果[53]。与木梯羌寨相似的众多民族村寨在旅游开发和民宿投资领域的积极尝试，反映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投资报酬率长期呈现较低水平的发展现实。
3.1.3 规范维度因素促使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强化
规范是指主体采取某一行为时所受到的来自外部主体和环境的影响及压力[54]。Cialdini等将规范进一步分解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55]。指令性规范指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态度、期望等以及由此给主体行为带来的驱动和压力;示范性规范则是他人行为及行为效果对主体的吸引和驱动，促使主体产生模仿、从众行为。本研究发现，情感支持和示范效应分别为影响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两者共同作用使农户投资行为得以持续和强化。
(1)情感支持是强化农户投资行为的指令性规范
农户持续进行民宿投资的情感支持来自政府、家庭、邻里及社区4个层面。其中，农户对政府救助安置的强烈感激之情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支持，促使农户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政策，通过自发、持续地发展民宿，实现长期的自力更生。如M15提到：“现在共产党政策好，只要有吃的、有穿的就安逸，但是不创造哪来的吃的。”同时，家庭层面的抚养负担[56]、赡养义务及劳动力结构[57]等压力，邻里间资金和客源上的“互惠”行为[58]，以及对长期生活的共同社区的依恋[59]等多层面因素为农户继续进行民宿投资经营提供正向的情感支持和内源动力。
(2)示范效应是强化农户投资行为的示范性规范
在“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外部投资的引导，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从众倾向，并会形成主导性投资偏好[60]。村寨内的先行者通过尝试投资民宿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既增强了其他农户对民宿投资经营的信心，同时也导致了农户的模仿和追随，因此农户们追加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投资。正如M33的描述：“有两家接着开了农家乐，赚了钱，大家觉得可以，就更加坚定地跟着干这个。”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进一步强化。
3.2 农户民宿投资的行为特征
根据表3对影响程度值(d)的排序，7个主范畴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市场因素、情感支持、风险认知、利益认知、示范效应、产业结构变化、政府支持。认知、情景和规范3个维度的主导因素分别为风险认知、旅游市场因素、情感支持，表明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具有以下3个特征：在意愿形成阶段风险规避认知强烈，在行为产生阶段市场情景因素驱动力更为显著，在行为强化阶段具有有限理性。
3.2.1 风险规避认知强烈
从认知维度因素来看，提及风险因素的农户为33户，影响程度值为3270，高于利益认知维度。通过对多种生计方式的风险判断与风险对比形成风险认知，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素质的不足，农户们普遍认为民宿投资风险低于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因此倾向于选择风险更低的民宿投资。装修房屋购置家具属于固定性资产投资，M26认为，“这个投钱进去，至少看得见摸得着，不得打水漂”。所以，大多数农户选择在家投资经营民宿或选择“务工+民宿”的方式，以降低风险损失。农户民宿投资行为所具有的“风险厌恶”特征，与王丽和乔家君对欠发达地区农户投资水平研究中的发现以及梁惠清和王征兵对农民创业者投资行为分析中的结论一致[61-62]，较低的“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和其住房投资性质共同决定了民宿投资的低风险特征，因而成为农户参与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最便捷的途径。
3.2.2 旅游市场的情景因素驱动力显著
旅游市场因素影响程度值为8112，远高于其他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木梯村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的产生源于市场需求，市场驱动过程表现为：零星、偶然造访的游客进入村寨，部分农户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在游客的要求和建议基础上，农户开始进行民宿投资，使接待条件得以改善;旅游接待规模逐渐扩大，逐渐提升的接待质量吸引更多游客的进入，促使更多农户开始投资民宿接待。因而旅游市场因素成为农户民宿投资行为产生的直接驱动力。
3.2.3 规范作用导致有限理性
规范维度因素中情感支持和示范效应均有较高影响。由于外部环境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投资主体不能做到完全理性[63]。本研究发现，情感支持和示范效应是导致木梯羌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有限理性特征的主要因素。表1显示，农户民宿投资额与民宿收入反差明显：超过57%的农户年均旅游接待收入在3万元以下，部分农户仅为5000元左右;农户民宿投资额方面，79%的农户投资额超过10万元，13%的农户投资额超过20万元。就木梯羌寨整体而言，民宿投资年均回报率较低，大部分农户收益并不理想。但是考虑到来自政府、社区、家庭等情感支持，特别是受到旅游收入较高农户的影响，大部分农户仍将民宿投资作为“满意”的改善生计的方式，将扩大投资作为提高收益的最佳途径[64-65]。
4 总结与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本研究对民族村寨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构建了以“认知-情景-规范”为核心的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发现了风险、利益、情感等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差异。
在国内民宿研究领域，虽然乡村民宿，特別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民宿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但研究内容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乡村民宿的发展现状、发展价值和发展对策，很少涉及民宿这一微观经济体的投资、运营、主客行为、主客关系等具体问题[66]。少数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偏重于民宿的经营状况和游客视角，而缺乏从供给方视角，即以民宿业主及其行为作为对象的研究[67]。以民宿投资主体特别是以农户为主体的研究主要用于分析对比不同投资主体的优劣势及各自适用条件[68]，是一种静态化和概念化的研究视角，缺乏对投资主体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过程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分析。综上，本研究以民族村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机制为分析对象，为推动国内乡村民宿的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从需求方转向供给方、从静态结果转向动态行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农户非农投资行为研究领域，本研究的结论呼应了任立等、Featherstone和Goodwin在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研究中发现的行为逻辑路径范式[10、17]，验证了“风险厌恶”和“有限理性”等小农经济行为特征在农户非农投资行为中的作用。同时，本研究有关投资行为不同阶段影响因素及典型特征的研究发现也有助于建立农户非农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便于未来在相关领域展开验证性研究。此外，本研究从微观视角就乡村民宿这一特定投资对象的研究有助于对当今如火如荼的乡村民宿投资现象进行理论阐释，从而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提出指导建议。
在实践层面，农户投资行为强化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逻辑和特征的认知，对制定科学、精准的帮扶政策以及提升农户投资效益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积极利用互惠、感激等情感因素，有助于引导和优化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对于创建和谐、公平的社区氛围，避免旅游开发中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等现象具有参考价值。
为优化民族村寨农户民宿投资行为，着力解决有关市场评估、风险应对及盲目从众等内生性问题[3]，帮助农户获得可持续的民宿投资收益，本研究提出以下3点建议。
第一，重视市场评估和前期规划。市场因素是促进农户投资的直接拉动力，对于自发参与、自主经营的“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来说，市场是农户投资的重要导向，对农户收益有重要影响。 四川烟峰彝家新寨和广东开平碉楼世界文化遗产等案例均说明了市场评估和前期规划的重要性[69-70]。因此，要做好市场评估和前期规划，发挥市场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使农户的投资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收益。
第二，重视提升农户风险应对能力。吴新华认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单一的投资主体会带来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等风险的集中，尤其是缺乏外源支持的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风险应对能力更为薄弱[71]。因此，应重视从多个方面提升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在资金风险防范方面，通过社区互助资金或由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帮助[72]，拓宽融资渠道，避免因过度依赖单一的家族血亲之间的借贷渠道导致资金风险扩大。在应对市场风险方面，当务之急是丰富民族村寨的旅游接待项目，并提升农户在互联网平台的营销能力，通过扩大民族村寨旅游产品的销售规模，确保农户的投资收益。
第三，重视发挥社区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发现，民族村寨社区中基于血缘关系构成的社会联系网络对农户民宿投资行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为农户投资行为提供资金支持和正向的情感激励[4]，对农户的民宿投资行为具有强化作用;另一方面，会使农户产生单纯的模仿、跟从等非理性行为，从而导致低价竞争和民宿产品的同质化。因此，要注重发挥社区的积极带动作用，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旅游合作社，发挥社区的内生性集体智慧，提升民宿投资效率;同时，需要根据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异质性[73]，借鉴陕西省袁家村 “机会均等，分户经营”包容性发展模式[74]，开展多样化经营，丰富“内生型”民族旅游村寨的产品体系，从而实现村寨旅游效益的和谐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本研究在以农户为主体的民宿投资研究领域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个案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本研究还有待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对其他民族村寨的民宿投资行为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和优化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同时，还应当对农户投资行为强化后是否会产生行为分化(持续还是退出)的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实践提供更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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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Influence Mechanisms for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Homestays
in Ethnic Villages： The Case of Muti Village， Sichuan Province
WANG Junhong， LIU Shuangquan
(Tour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责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宋志伟]
作者：王俊鸿 刘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