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贸易便利化的中韩交流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东北亚作为亚洲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是全体东北亚人民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除政治、经济的考量之外，文化认同无疑是一条促进东北亚区域深度合作的有效途径。
经济贸易便利化的中韩交流论文 篇1：
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摘要：随着世界格局产生新的变化，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复杂化的局势。领土安全、与周边大国关系的处理、核扩散、高边疆和网络安全、反恐以及对我国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都是我国在新的时期遇到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间的交流和互信建设，调试中美关系，延续战略机遇期，精妙地实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平衡，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关键词：世界格局；中国；战略机遇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这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与世界各大国的安全环境能保持多久，即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曾经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战略机遇期，我国以“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为基本格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的关系，并在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的关系上实现了大国关系的新发展，随着综合安全观的阐释和明晰化，与周边国家关系增信释疑，实现了长足发展。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复杂化的局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能否保持以及能保持多久，便成为了存有疑问的问题。
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欧洲力量的迅速衰落，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作为曾经最大经济体在与美元的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欧元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能力在迅速下降；二是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时期相比，美国国力耗费巨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衡量，美国还是影响世界格局能力最强的国家；三是新兴国家经济力量的兴起导致世界体系的话语权东移，亚太地区经济活力始终强于欧美；四是俄罗斯实力的部分恢复，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话语权逐步增强，但因为其经济体系的固有缺陷，实力远未达到苏联时代的水平和影响力。
—、新格局下的问题和挑战
（一）带有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领土安全问题
我国陆上领土争议除中印争端外，已经全部解决；与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均存在领土或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的争议。其中，与印度在东、中、西三段陆上边界存在很大争议，长期以来边界谈判进展甚微，但因为印度是亚洲空军战斗力前列的国家，同时历届印度政府长期掌控印度洋的雄心，因此与印度的领土争议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海洋方向与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东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以及春晓、断桥等油田开采方面的争议，地缘政治色彩极为明显，安倍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价值观”外交是此方面的最好例证；与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因为美菲军事同盟的存在，美国政府遏制战略的发展也极为明显。总体评价，在战略和技术上已经解决的领土争议，都是领土争议中较容易的，剩下来的陆上、海上边海争端，不论采取谈判还是司法途径，都存在极大的难度，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土问题属于核心利益，本国政府几乎不存在让步的空间，另一方面，掌控南海、东海这一航行要道，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这一因素决定了未来很长时间内，我国现存的领土争端将继续呈现胶着的状态。
（二）美国重返亚洲和军事再平衡战略
从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巧实力策略，到白宫提出重返亚洲，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启动，再到国防部提出亚洲军事再平衡，美国政府着力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倚重。这一整套的策略，概括起来主要是从经济和军事方面对我国战略机遇产生影响：一方面是通过主导TPP的谈判，设立经贸领域的美国标准，从而主导亚太经济发展的格局，以比目前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更低的门槛，提升美国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竞争力，从而抵消中国在与东盟以及中日韩建设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制约，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整体架构内，有侧重地强化与收缩，回撤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强化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这一调整在现实层面带来了日本军事力量得以寻找种种借口突破自身法律框架限制，同时也带来了菲律宾等国屡屡挑衅的态势。
（三）核扩散问题和朝核危机
在核扩散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根本上一致的共同利益，即不希望更多无核国家加入到核俱乐部中来。迫在眼前的朝核问题，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敲响了警钟。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组织六方会谈方面煞费苦心，希望以这一平台实现朝美关系的缓和，并促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六方会谈在2008年以后随着朝鲜领导人多变的决策名存实亡，中国东北面临安全危机。在安理会层面，1718号决议后中国政府立场经历了与美国政府立场逐步靠拢的过程，特别是在朝鲜政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安理会通过了 2087、2094号决议之时，我国外交部针对朝鲜不断挑衅增加半岛危机的做法作出了强硬表态。尽管如此，朝核问题带来的安全困局对于中国来说，潜在影响极为巨大，需要我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保持极为微妙的平衡与调试：一方面，朝鲜拥核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场景，如此产生的连锁反應是无法遏制日本、韩国相继走上核武道路，东北亚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另一方面，进一步追加经济制裁，将带来朝鲜难民问题的爆发，进而影响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影响发展大局。
（四）高边疆和网络安全
“高边疆”系外层空间的安全问题。外空非军事化和非武器化自从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经常为国际社会主张，但外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在美国的主导下却一步一步成为现实。传统意义上属于高边疆安全问题的，弹道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系统，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天基武器系统、轨道飞行器、动能反卫星武器、激光反卫星武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美国在外空技术及外空武器化方面的技术优势是一枝独秀的，但国际社会在外空武器化方面仅有《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外空条约》）等作出原则性的宣示，预计美国政府在技术遥遥领先的前提下不会愿意在国际层面接受具体法律规则的约束。
另一方面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发酵，网络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本性的问题是：网络攻击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别黑客对商业网站进行攻击进而造成网络经济、交易安全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大型基础设施、金融交易网络、政府信息系统等，无一不是在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因此，利用网络病毒对这些系统进行攻击，能够造成相当于使用武器进行物理攻击的效果。由此可以预见，网络攻击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具有了战争法上的意义。
（五）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反恐问题在911事件后日益成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始终与“东突”等具备领土野心的极端组织关联在一起，从而形成所谓“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相互纠缠影响的状况，不断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恐怖主义在中亚邻国生长突然。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军清除的仅仅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个别领导人，但长期的战乱对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造成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影响，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并没有铲除，并且可以预见会随着美国及其盟国的撤军而恶化，从而进一步对我国西部地区造成不利影响。我国政府的反恐思路，一方面在于修改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律，强化其执行；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主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中亚邻国展开准军事合作。但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双边合作方面，因为西方国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收效甚微。
（六）海外利益的维护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公民对外国的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是必然的选项。更为重要的是，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地的投资，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用以满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此，海外投资、贸易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由于对印度洋航线以及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对非洲、中东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还具有地缘政治问题的属性，事关我国能源安全。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和美式霸权主义的行为逻辑不同，我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也不部署军事力量，因此对海外投资和贸易利益的保护，主要依靠外交和法律手段。在西亚北非局势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探索保护海外利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手段，至关重要。
二、战略机遇期的维护
（一）延续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调适
在上述各种纷争挑战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维持并延续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真正实现和平的崛起，需要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作出精妙的平衡。而问题的要害，都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有关。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但是可以努力避免冲突。因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可能需要较为重大的调整，即不要指望美国方面会有立场的软化和调整，但双方政府可以管控分歧，将争议缩小在较低的限度内，从而避免冲突乃至战争。在此基点之上，考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具有极为紧迫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一个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相互调适的过程。中美之间的冲突，来自于利益沖突及其解决范式。美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来自于冷战思维的延续，利益强度学说在克林顿总统时期便转化为外交实践，并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得到加强。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谱系中，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vital interest）、至关重要利益（extremely important）、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和次要利益 （secondary interest）四类。防止全球和区域性霸权的出现，始终都被列为美国的生存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这种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论原始目的为何，在美国政府的主观预判中均系威胁美国生存利益的范畴。因此，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中美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共同利益的持续扩大，以至于双方不得不相互倚重，此为二者关系的合作面；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双方产生一定程度的对抗，乃至是一种“亚冷战”的状态。而中美关系的对抗面，则会通过领土争端、军事存在、反恐、人权等问题直观地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战略机遇期的延续，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分歧和冲突的管控，而不是一味的让步。除此之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显然与西方式民主大相径庭。但我国政府在反腐、政治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并非没有改进的空间，展开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完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
（二）具体路径
目前可用路径和方法，实际上有很多正在实施，具体而言，包括：
1.积极参与美、俄、印等国家的军事交流和互信建设。中俄之间军事关系在战略上不存在分歧，一方面得益于领土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同样都面临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中俄可用双边或多边渠道积极拓展军事合作关系。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双方难以建立互信的根本在于美方在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的反复以及背后遏制战略的影响。但即便有限的军事接触和交流，也有助于双方管控分歧和冲突。
2.与争议较少的陆上及海上邻国（如韩国）尽快展开边界和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以及渔业协定等谈判。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双方经济具有互补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升级，我们应当积极发展，深化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让两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
3.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强化军事和安全、投资、贸易等多方面的合作，将上合组织从纯军事安全合作组织改组为综合性区域组织，辐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为维护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作为发起国和核心国家，引导、协调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通过中俄这一核心关系，进一步强化政治共识，推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建立起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实现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4.积极尝试对外资本输出，以平等互惠为基础在国际法的层面构建双边或多边的利益保护机制，为国内资本寻找发展机会。加大对巴基斯坦等传统友好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为拓展能源通道积极尝试，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6”合作框架，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巩固与中亚、非洲、拉美地区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
（责任编辑 吴 楠）
作者：王立君
经济贸易便利化的中韩交流论文 篇2：
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与文化认同
[摘 要] 东北亚作为亚洲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是全体东北亚人民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除政治、经济的考量之外，文化认同无疑是一条促进东北亚区域深度合作的有效途径。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而言，凝聚历史共识、把握发展机遇、走出现实困境，进而构筑超越国家、民族的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机制，把图们江地区建设成示范区，以局部带动和引领全局，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东北亚；区域合作；文化认同；图们江地区
[收稿日期] 2014-09-05
[作者简介] 蔡美花，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延吉 133002）
东北亚区域所谓“东北亚区域”，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在地理上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大部分、整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既是亚洲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无疑成为世界上各种政治集团、经济同盟与军事势力争相博弈的主战场，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其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搅乱世界各大国的敏感神经，进而牵动整个世界。然而，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悬而未决、领土争议不断、军事对抗升级、突发事件频仍，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搅局，使得东北亚地区仍然无法驱散冷战的阴霾，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时时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对抗与对话交替的复杂态势。
在探寻东北亚区域合作有效路径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试图从政治与经济的直观层面寻求突破，谋求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政治上的对话包容、军事层面的释纷互信等，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效，但长期效应并不明显与稳定，甚至常常会出现反复，可谓前路漫漫。面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诸多阻碍，寻求经济合作、政治和解、军事互信固然重要，但作为软实力的区域文化认同对东北亚区域的深层合作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撑。
区域文化认同作为一种软实力，随着其不断地拓展与深入，既可逐步加深区域内民众的情感交流，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区域内各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纷争与对抗。所以，东北亚诸国开始意识到不应当简单地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应当将其视为促动经济发展的契机、加强制度建设的背景和塑造地区认同感的基础。[1]（36）加强区域文化身份的认同心理，无疑是促进东北亚区域深入合作的一条有效路径。
一、东北亚区域深层合作的有效出路：文化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深入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地位的提升，不断引发人们对东北亚未来的思考：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东北亚的人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在差异中追寻共存与和谐发展的路径。尽管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的政治对立，区域的组织化程度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且日益活跃的经济关系缓慢地向区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益复杂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和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使得东北亚国家逐渐认识到，只有地区内各国团结起来才能共度难关。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已经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识。中国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是亚洲的重要一员，要同亚洲各国人民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之路。[2]东北亚区域和谐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地区政治互信与依赖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间相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取决于各国人民相互认识和理解的逐步深化。
文化共性——身份意识是区域一体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只有建立 “我们感”——集体认同意识，区域一体化的建设才有可能。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即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体内的新文化或群体外的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文化认同的积极价值在于通过界定自我、区别他者，进而彼此增强共识、凝聚合力。就是“自我”与“他者”能够“和而不同”地共存共荣。“认同”绝非“同一”，而是在互相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共建，其实质正如儒家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区域文化认同的理念及其实现在欧洲一体化中被诠释得最为明显，欧盟一体化即植根于对欧洲文明的共同文化认同。与此相比，由于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缺乏认同感，在文化和政治上要求加入欧盟的意向特别强烈，因而造成了乌克兰的严重危机[3]。东北亚区域相对缺乏欧洲那样的整体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得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冲突较多。
东北亚区域表面上呈现为多元文化共存的样态，但在宏观上主要存在两大文化类型：一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各国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儒家伦理观来修己与治国，所以有着亲缘性的文化旨趣；一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欧亚混合型文化。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深受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影响，在本源的斯拉夫东正教基础上汲取了基督教文化与拜占庭文化的因子，同时，又积淀了蒙古、鞑靼等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因此，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文化既不是纯粹的斯拉夫文化或欧洲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文化，而是具有欧亚“双重属性”的复合型文化。东北亚区域文化虽然彰显出多元化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欧亚混合型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交往密切的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综上所述，东北亚区域的文化结构是一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它在多元中同异并存，为东北亚区域的深层合作与共同发展储备了巨大潜能。但要把潜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助力，则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东北亚区域内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逐渐形成一种对本区域多元文化积极认同的心理共识，即形成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心理。唯有如此，才会使得东北亚区域精神文化的互融成为区域内深度合作的有力支撑。
二、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可行性：历史积淀与现实基础 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可行性，可综合本区域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层面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来考量。
东北亚区域的文化现实虽然多元而复杂，但是区域内各国却存在着诸多文化共性或趋同性，这就为东北亚区域文化的认同心理提供了多种可能。从文化的自然属性看，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国、俄罗斯及蒙古皆以大陆性文化为主，朝鲜与韩国属于半岛性文化（即半陆地、半海洋），日本则属于纯粹的海洋性文化。这三种自然形成的文化虽然各有其突出的自然禀性，如大陆性文化的“守成”、海洋性文化的“扩张”、半岛性文化的“既守成又扩张”等集体无意识心理，但这恰恰是东北亚区域深层合作的可能所在，所谓“同则相斥，异则相吸”。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当面对一种文明的文化霸权威胁时，不同文明之间更易于出现合作。他曾预言，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会越来越近。东北亚区域现今正面临着美国文化霸权的搅局，区域内各国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也在悄然进行，能否最终形成巨大的合力值得期待。
如前所述，中国、朝鲜、韩国与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主导力量，在历史上都曾以儒家理念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谐、包容的理念成为各自文化中的正能量。如今除了朝鲜之外，虽都走上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发展道路，但在各自的顶层文化设计中，儒家传统仍是核心要素之一，这就为构筑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心理奠定了历史基础。俄罗斯区域的文化传统虽有别于儒家的价值体系，但二者在历史上并无本质的冲突，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更会具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从文化哲学层面看，东北亚区域文化哲学的价值诉求普遍以“和合”的诗性理念为旨归。“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4]就中国而言，“和合”理念既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国古代哲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仰观俯察的实践性认知方式体悟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和合化生原理。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孔子“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思想，再如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理念，荀子“天地和而万物生”（《荀子·礼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把带有诗性的“和合”之思作为主要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准则。不只是儒家，先秦时的道家、墨家与法家等也普遍认同“和合”的思想。如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发见，庄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思想；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反对“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中》）的自利图谋；即便相对刻薄寡情的法家也强调“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御万物”（《韩非子·解老》）的思想主张。由此可见，“和合”逐渐成为中国人把握宇宙、体悟人生的一种主要考量，逐渐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准则。
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后，“共生”理念在日本颇为盛行，日本社会所倡扬的“共生”思想，意在追求异质文化与思想的共存、共融，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与文化。从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来看，这种“共生”思想与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和合思潮旨趣相承，三教和合的诉求在日本社会的古代、中世与近世相沿相续，它基本上围绕着四个重心而展开，即以神道为中心的神佛与神儒融合、以禅宗为中心的佛儒和合、以阳明学为中心的儒佛习合，以朱子学为中心的神、儒、佛汇通。所以，日本历史文化上持续良久的“三教和合”的浪潮，既是日本当代“共生”原理的哲学基础，也是这种“共生”性的具体样式。当前，“共生”思想在“三教和合”的思维定势下，已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衍生为日本社会的一种“共生”哲学。[5]（52）
就朝鲜半岛而言，“和合归一”的文化哲学诉求深刻地影响着朝鲜半岛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精神文化内涵与形态。这种和合精神已经逐渐积淀为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呈现为一种精神原则，潜在地规约着民族文化哲学的总体面貌。新罗时期的崔致远曾言：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6]（78）
朝鲜半岛风流和合的诗性思维方式在当时已经凝聚为哲学意义上的道——风流道，并逐渐上升为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关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理解，具有了极为深邃的思想性，是岛民与自然、与社会长时期的和合共生中感悟积累而成的一种经验，并逐渐凝结为一种民族文化积淀。[7]（1）即便在今天，仍潜存在朝鲜民族的各种精神文化形式之中，如其民族歌舞、流行文化等文化产业样式，无不以风流和合的诗性理念作为其底蕴支撑。
总之，作为东北亚文化主导的中、朝、韩、日四国在其历史与现实中，都包孕着“和合共生”的诗性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对东北亚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心理有着一定的内聚效应。东北亚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趋向、注重国家与集体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等为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发展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汉流”、“韩流”或“日流”在东北亚区域的流播，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一定程度的受捧，都客观地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在东北亚区域内有形成区域新文化的巨大潜能。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东北亚国家大都走上了各自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都曾有意无意地借鉴西方文化以推动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但是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的各种交流互渗活动日益活跃，东北亚诸民族之间频繁的迁移流动，经济上的互补、互利，政治互信与外交互助等一定层面的升级，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活跃与深入等社会因素为东北亚区域的一体化和文化认同提供了诸多可能。
其一，近代以来，东北亚诸民族之间迁移流动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互融。在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留学生交流、商业人员的互贸、劳动力的输出与输入、跨国婚姻等交流十分频繁，大量跨国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跨国人口的流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的变动过程。有统计表明：截至2014年6月底，在韩国的中国人有712493人（其中中国朝鲜族为55. 525万人），日本的华侨华人一直以每年平均5000人左右的数量增长，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俄罗斯人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而跨国移民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往往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将自我的文化因子带入他者的文化系统之中，造成他者文化的多样性与流动性，打破了他者文化原来的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者文化的进化。随着各种民间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的多元共存一定会逐渐被东北亚各国所理解和接纳，也将为区域文化认同机制的形成提供诸多可能。同时，随着跨国移民的逐日增多，东北亚区域内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东方文化圈内部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也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即中、朝、韩、日之间及其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互动。通过彼此交错的文化传播，可促进东北亚各国文化更深层次地转换与重构，有利于实现各自文化的现代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融入到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其二，经济上的互补、互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亚区域各国文化的互认与互识。由于不可抗拒的地缘因素，东北亚各国间的商品贸易、能源输出、经济互动等活动都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在全球化经济交往过程中，各国间最根本的诉求就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与非东北亚区域相比，东北亚各国地缘相亲，经济交往既便捷又可减少诸多成本，进而可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3年与中国大陆的双边贸易额排名，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依序是：日本第三，3125.5亿美元；韩国第四，2742.4亿美元；俄罗斯第十，892.1亿美元。各国间经济交往的顺畅，虽然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对彼此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东北亚区域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热络，区域内各文化的互认程度也一定越来越高。如随着中韩、中日、中俄、中蒙、日俄、韩俄、朝俄、朝蒙、日蒙等国家间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也会日益加深。伴随着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东北亚文化一体化的春天将不再遥不可及。当然，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也必将越来越强。
其三，政治互信与外交互助在一定层面上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心理的强化。除日本实行“脱亚入欧”路线外，即便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的韩国也逐渐意识到：邻里不和，家何以安？或者是面对美国在政治与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态势，或者是为了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俄、韩、朝、蒙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越来越高，外交互助日渐频繁，处于内陆的蒙古也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积极斡旋，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种政治与外交利益的某些一致性，必将加深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的良性互动，对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助益良多。
其四，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活跃与深入，为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广阔空间。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国界与政治意识形态，以其本真样态自由地跨界流动，“韩流”与“汉流”（或称“华流”）在东北亚区域的流播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即便日本与中、韩等国存在诸多历史纷争，但日本的动漫等现代文化样式依然在东北亚区域内拥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伴随着各国间旅游文化互动的日渐深入以及互联网发展的不可遏制（甚至朝鲜也有意识地通过互联网认识世界，并走向世界）、各国间彼此举办的“文化年”活动（如已举办的中俄、中韩之间的文化年活动）等，东北亚区域内多元文化的互认、互识、互证与互补将不断加深，进而逐步强化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
三、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现实困境： 愿景可期，道路漫长 构筑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机制虽然具有多种可行性，但由于客观存在的诸多现实阻碍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消解，使得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道路变得坎坷。
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刻意搅局为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正常推进制造了诸多不确定的消极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以冷战思维的世界霸权姿态和心理“重返亚太”，提出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为遏制中国崛起与消解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不断挑起矛盾、冲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将冲击其利益盘算与霸权图谋，只有东北亚“动而不破”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为此，美国常常别有用心地利用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如中日、日俄、日韩之间的领土争议，中、朝、韩与日本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态度与认识问题，朝鲜半岛的统一与核问题，针对中国正常崛起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等等，刻意制造矛盾、挑拨离间，进而搅乱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并从中牟利，维护其世界唯一霸主的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横加干预，加之日本等亲美势力的积极配合，东北亚区域的乱局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必将放缓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进程。
其二，各国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政治互信程度偏低。东北亚区域各国深隐的民族主义使各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排他心理，从而降低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包容胸怀。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与日本学者广泛关注东亚文化一体化的问题，形成肯定与否定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8]（44）日本人士在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理念问题上隐藏着中华体系恢复恐惧论，担心中国打算借助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机会来复活前代的朝贡体系，或者将东亚共同体打造成反美的堡垒，意在削弱日本掌握东亚的领导权。韩国学界在如何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主导者的问题上，倾向于超越中、日、美三个帝国的秩序，指出“具备更多的全球化视野和市民社会意识的”新一代——中产阶级将是促进东亚文化认同的主力军。[9]（98）中国因为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一直不主动承担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领导者职责，也不想接受日本的领导。各个国家利益考量的不一致性，势必会阻碍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机制的有效制定。
其三，国家发展路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东北亚区域各国难以达成共识与互信。日本与韩国基本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主，其他各国则或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具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同时，日本是本区域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韩国是次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中俄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而蒙古与朝鲜的经济发展则相对缓慢与滞后。这种国家发展道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势必在国家心理层面造成彼此认知的距离，进而影响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健康、有序地发展，也必将对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总之，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是可能的、可行的，但文化认同的道路是坎坷的、漫长的。
四、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未来方向：从图们江起航 毋庸置疑，文化认同是东北亚区域合作能够走向远大未来的一条有效路径，但实现文化认同的路径选择却是多元的，因为东北亚区域各国及超越国界的各个相关地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意义，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图们江地区无疑是东北亚区域中的一个核心地带，在本区域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区域内各国诸种利益的聚焦中心之一。因此，图们江地区对于推动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健康发展，也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与战略意义。
第一，图们江地区为东北亚区域的核心地带，可以示范、引领东北亚区域文化价值认同的构建道路与模式。图们江地区地处中、朝、俄三国领土的交界点，中、朝、俄三国陆域相通，中、俄、朝、韩、日五国水域相连，为东北亚地区的地理中心。1992年即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倡导，在图们江下游地区中、俄、朝三国交界处辟建跨国经济贸易区，依托东向中朝、中俄两条出海通道与西向中蒙国际大通道，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吸引日韩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充裕的资金，结合本地区富足的劳动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东北亚六国间的经济合作，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带动多点交叉组合的核心力量。首先，图们江地区是东北亚区域重要的战略支点，充斥着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以及美国在内的复杂的政治博弈，是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日韩独岛（日本称竹岛）的领土问题、日俄南千叶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问题，都显示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直接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其次，图们江地区也是在整个东北亚战略中多国经济合作、多元文化并存的多重交汇点。其中的珲春国际示范区既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路的起点，对于推动东北亚各国民间文化的交流、加强东北亚六国（中、俄、蒙、朝、韩、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繁荣东北亚区域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依靠自然天成的地理位置和便利条件，图们江地区早就与东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珲春曾是繁盛一时的“千年商埠”，海上交通也相当发达，在海上开辟了珲春经日本海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珲春从陆路到俄罗斯海参崴的“陆地丝绸之路”被称为“东北的茶马古道”，被誉为“亚洲第二大国际商埠——海东盛国”。拥有较多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记忆。中、朝、韩、日四国具有相近的文化渊源，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也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不可否认，图们江地区各民族（主要有汉族、大和族、俄罗斯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了既具有一定共性又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心理素质。加之，东北亚六国间的历史纠葛和主流意识差异，产生了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图们江地区地缘经济一体化发展缓慢。目前，图们江地区的发展瓶颈需要更深层的互信与合作，需要思想文化的相互包容，需要激发起各自的激情和智慧。差异与多元是客观的事实，需要通过构建共同价值观念，进而促进区域文化融合、创造和谐的文化，解决矛盾、处理争端，并推动东北亚区域的和平进程。
第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的哲学智慧，唤醒地区内东亚原型的文化记忆，拉近图们江区域民众之间的距离。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同时，更是一种审美境界。“和”的理念意味着不同文化成分之间的和谐相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这种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态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历史表明，每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之时，它常常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来唐使最多的是日本、新罗和大食。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史，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叶郎：《谈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日报》，2014年7月21日）毋庸置疑，在图们江区域的国际合作中，需要构建“和”的共同价值理念，以消弭区域内的各种矛盾与纷争。例如，中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地缘文化差异，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滋生出一些“排华”情绪和“中国威胁论”，担心中国通过“商业移民”向俄国远东“扩张”[10]（106）。中国应主动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和”的哲学和人文境界，以诚感人，以心暖人，以情动人，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使周边国家的人民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可以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使他们逐渐认同和平共存、合作共赢、发展共享对东北亚地区以及整个人类发展的积极意义。
第三，积极发掘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建构图们江区域共同文化价值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分。在当前学界，学者在谈论东北亚区域合作时，习惯于以“中、日、韩”为研究对象，往往很少论及朝鲜，甚至避而不谈朝鲜。但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不可能避开朝鲜， 图们江地区的深度合作更不能让朝鲜缺席。朝鲜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鲜明地将“先军政治”的传统战略调整为“经济建设与核武器建设并重”的战略。[11]（81）朝鲜新一代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施政纲领之一，吸收国外经验以“建设知识型经济”，积极研究中国的改革模式以探寻新的发展道路。[12]（12）目前，朝鲜舆论越来越频繁地倡扬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重新客观地评价朝鲜传统儒家哲学思想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力量。中国学界不仅要深入了解当代朝鲜的文化趋向，还要通过多种交流平台，与朝鲜学者共同探讨中、朝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理念的契合点。以此逐步唤醒和建立文化共识，增强区域一体感，带动朝鲜以开放的胸襟参与图们江区域的多元合作。
第四，加强图们江地区文化平台建设，促进地区内的人文交流，积极构建地区的共同价值体系。历史证明，人文交流是民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杜维明曾指出：“在一个沟通的年代当中，有了这样的沟通技术，我们不用诉诸于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或政治迫害，我们更多地运用说服力揭示人生的真谛、揭示价值观来分享我们共同的观点，这样的力量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哲学来产生，这些力量将会非常地重要。”[13]图们江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民间人文交流的柔力，开拓更多的人文交流渠道和对话平台。要通过搭建一个包容、多元、共享的图们江区域文化平台，[14]多视角、多领域、多层次地进行跨文化对话与沟通，强化地区内的文化认同，化解各种误解和矛盾，努力化解政治纷争、意识差异、历史纠葛等问题。依托“长吉图”的辐射作用，创建中、朝、韩、俄、日、蒙等国家高校学术组织及民间团体共同参与的区域学术文化组织、区域国家合作共建协同创新研究机构、举办国际论坛（如“图们江论坛”、“东北亚智库论坛”等）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同时，发挥边缘文化[15]（50）的特色优势，积极推动沿边区域民族传统艺术体育、民俗文化、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人文交流，有效促进区域内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总而言之，文化认同是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入开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实现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客观现实条件。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阻滞、各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水平的不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干扰等消极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然而，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境，只要东北亚人民放下包袱、消弭纷争、求同存异、面向未来、携手共建，并逐步凝聚起“东北亚是东北亚人民的东北亚”的共识，以局部引领全局，努力将图们江地区建设成为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示范区，那么，东北亚区域和平、稳定、发展与共赢的局面就绝非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顾丽姝：《东亚文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2014年 7月 4日。
[3]杨恕：《文化是乌克兰危机的核心因素》，光明网·理论频道， 2014年3月26日。
[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4日。
[5]张玉柯，李甦平：《迈向21世纪的日本哲学——以共生哲学为中心》，张立文主编：《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6][韩]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记》，首尔：瑞文文化社，1980年。
[7]蔡美花：《韩国古典美学范畴——“风流”》，《东疆学刊》，2013年第1期。
[8]唐永亮：《试析日本的东亚文化共同体思想》，《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0]王肇钧：《图们江地区地缘经济一体化的重点领域与制约因素探析》，《世界地理研究》，2009年第9期。
[11]石源华：《论朝鲜加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路径》，《东疆学刊》，2014年第1期。
[12]朱显平，张辛雨，﹝俄﹞若宾：《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和图们江区域的中俄朝合作》，《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3期。
[13] 杜维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定位、差异与和谐》，《北京论坛（2005）》主旨报告。
[14]《以人文交流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访吉林省政府参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图们江国际学会会长李铁》，《吉林日报》，2014年1月24日。
[15]金强一：《边缘文化：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资源》，《东疆学刊》，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 丛光]
作者：蔡美花
经济贸易便利化的中韩交流论文 篇3：
中韩自贸协定与天津自贸区的发展
摘 要：中韩两国建交之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之下，中韩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将会变得更多。当前，中韩两国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这将会促进两国经贸的繁荣发展。天津自贸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中韩自由贸易区实现对接，进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本文中，介绍了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阐述了中韩自贸协定对两国的影响，并提出了具体的天津自贸区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中韩自贸协定；天津自贸区；发展
中韩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两国都会有大部分的商品进入零关税时代，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韩两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天津自贸区是中国政府在天津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中韩贸易协定的签订为天津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天津自贸区应该牢牢抓住这次发展机遇，与中韩自由贸易区实现对接。
一、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
1.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逐渐的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由此一来，技术、资本、服务等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性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为了更好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各国都主动的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并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国际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进而提升了国际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有效的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实力。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经济市场比较广阔，且劳动力也比较充足，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注意力，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之下，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成为两国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2.促进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通过中韩贸易自由区的建立，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数量显著的增多，在进行进出口交易的过程中，中韩两国均会输出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一来，国民的福利水平就会得到有效的提升。中韩两国的产业结构在进出口贸易增多的影响下，将会逐步的实现升级，从而形成比较优质的产业结构，进而实现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产业结构不断地实现优化，然而不合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较少，传统产业占据的比重比较大，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了在进出口贸易中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我国会积极的进行产业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韩国也同样如此。由此看来，在中韩两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自由贸易区与其客观要求是相一致的。
二、中韩自贸协定对两国的影响
1.对货物贸易的影响
对于两个国家来说，贸易开展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二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在生产一种产品时，如果本国生产的机会成本低于国外的机会成本，那么该国家就具备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从经济发展阶段上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中韩在开展经济贸易时，各自具备不同的比较优势，由此促进了两国贸易的繁荣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韩国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比较好，而这些正是中国发展不足的产业领域，因此，韩国具备比较优势。中韩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中韩两国大部分的产品将会不再征收关税，这样一来，两国人民均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对方国家优质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韩贸易协定将会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在中韩自贸协定的驱使下，中国将加大科研的力度，以更多科学技术的投入来增强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产品的性能、质量等，从而有效地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外，在自贸协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韩国保护本国农产品的高关税将会逐渐的消失，由此，中国农产品销往韩国的数量将会大量的增加，这也将会促使中国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
2.对服务贸易以及双向投资的影响
中韩两国的服务贸易项目比较多，比如旅游、运输、金融等，这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两类服务贸易项目为通信和旅游。近年来，中韩两国游客入境游的数量大幅度的增加，在建立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之后，入境游在交通方面的变得更加便捷，同时，旅游成本也适当的降低，由此可见，在中韩两国旅游服务贸易方面，中韩自贸协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其他的服务贸易项目也一样，会受到中韩自贸协定的促进作用。在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起来之后，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计算机行业以及出版行业，韩国希望具备更大的开放力度，而对于韩国的能源、医疗、教育等行业，中国则希望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开放空间。在中韩自由贸易区未来的发展中，两国之间的劳动市场将会进一步的开放，中国作为劳动力大国，将会向韩国输送专门人才，由此一来，中国的就业难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三、中韩自贸协定背景下天津自贸区发展的建议
1.积极的与韩国开展进出口贸易
当前，中韩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已经结束，在2015年6月1日，正式签订了中韩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协定签订完成之后，环渤海地区的港口城市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机遇，为它们融入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契机。天津也属于环渤海地区港口城市之一，而天津自贸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的利用中韩自贸区的优势条件，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在中韩自贸区发展的过程中，两国90%的产品税目，85%的贸易额都需要实现自由化，同时，在进行服务贸易与投资谈判时，采取的方式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中韩两国在进行自贸区谈判时，涉及到了电子商务与地方合作的内容，这是首次涉及，因此，在中韩自贸协定中，会包含金融服务、电信服务的内容，且设置为单独的章节。中韩自贸协定中的这些内容都会为天津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实际上，天津与韩国已经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据了中韩两国贸易额很大一部分的比重。迄今为止，韩国已经在天津投资建立了多家跨国企业，在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天津自贸区应该积极主动的与韩国开展更多项目的进出口贸易，从而有效地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
2.充分的利用中韩金融合作平台
在中韩自贸协定中，单独的设置了金融服务的内容，由此可见，在中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过程中，两国的金融合作不断的增多，这为天津自贸区金融创新提供了便利的平台条件。在韩国的国内银行中，除去占据存款总数比重最大的美元之外，就属人民币的存款总数比重最大，这也为韩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通过韩元与人民币交易的增多，天津自贸区可以利用这一平台进行金融创新，开展跨境贷款，促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中韩自贸区的建立需要逐步实现，并选择恰当的位置来建设合作区，天津自贸区无论是从经济条件还是交通条件方面，都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天津自贸区要为与中韩自贸区的对接而努力。
3.加强与韩国企业的合作
在中韩自贸协定中，涉及了电子商务和地方合作的内容，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协定中，这是首次，而这也正是天津自贸区可以充分利用的地方。天津自贸区应该重视这首次出现的变化，积极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合作可以涉及电子商务、高端制造等领域。通过天津自贸区与韩国企业的合作，双方共同研发高科技的产品以及新型的科学技术，同时，加强双方人才的交流与培养，促进双方经济的发展。另外，天津自贸区也可以利用政策优势，吸引韩国企业投资区域内的医疗、美容等领域。
四、结论
在天津自贸区发展的过程中，中韩自贸协定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天津自贸区与韩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同时，通过天津自贸区与韩国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有效的促进天津自贸区与韩国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铮铮.天津自贸区十年等待批准在即[J].中国外资，2014，（23）：34-36.
[2]赵亮，陈淑梅.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基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的比较研究[J].经济评论，2015，（01）：92-102.
[3]白士彦，张一凡，马越.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历程及前景展望[J].新经济，2015，（Z1）：18-19.
[4]江振龙，张晓静.中韩自贸区建立对两国经济贸易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17）：18-19.
[5]付玉帅.中韩贸易便利化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以未来的中韩FTA框架为视角[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06）：84-91.
[6]于海洋.自贸区与政治一体化——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设计及实施[J].东北亚论坛，2011，（06）：35-41.
作者：张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