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但是，学者们忽视了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把它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一个综述
摘要：继1973年麦金农和肖的研究之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文章首先介绍了金融发展理论在吸收并融合内生增长理论相关成果方面的进展；其次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再次，回顾了我国金融发展实证研究的进展状况；最后，对我国金融发展实证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抑制
1、引言
近十年来。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金融发展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迅速进展。大量的经验研究集中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一些新的计量方法和模型也被大量应用于这一领域。就中国来说，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在不断变动调整之中，因此探讨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有一定难度的。但鉴于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方面的研究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实证的新成果进行总结，并在相关的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历程，从金融发展、股票市场与金融中介、金融资产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概述中国的实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指标选取和实证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2、金融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麦金农和肖(1973)的著作开辟了金融深化论这个新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同时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发表论文，提出他们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的看法，如Kapur和Mathieson(1980)关于金融中介对经济影响的金融发展模型，VicenteGalbis(1977)提出的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I)，以及Maxwell Fry的金融发展模型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麦金农一肖(1973)模型的诸多缺陷(如效用函数的缺失、过于严格的总量生产函数形式限定和假设条件、以及政策建议难以实施等)，在汲取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力图解释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不同于麦金农一肖学派的政策建议。其中代表性的内生金融中介体模型有：①Bencivenga和smith(1991)提出的具有多种资产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随机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中介体的形成；②Boyd和Smith(1992)的模型指出，信息获取(或监督)上的比较优势导致了金融中介体的形成；③Schreft和Smith(1998)认为，空间分离和有限沟通导致了金融中介体的形成；④Dutta和Kapur(1998)认为，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中介体的形成；⑤Boot和Thakor模型(1997)指出，在信息获取和信息汇总(information aggregation)上的优势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形成；⑥Greenwood和Smith(1997)模型指出金融市场是成本有效率的(cost-effective)，当利用金融市场的收益超过金融中介体的参与成本时，金融市场就会内生形成。
综观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可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发展理论过于强调金融体系的有利一面，他们的观点基本集中于金融体系发展溅金融发展的重要性，而对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如对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就有所欠缺。此外，由于理论本身尚处在不断完善中，因此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如在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方面，主要采取银行的相关指标。而基本上未对其他类型中介体(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又如对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只考察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未考察债券市场；另外对金融体系功能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金融发展实证研究的进展状况
随着先进的计量工具和统计软件的广泛运用，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都在实证中得到了验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由于目前的理论未能综合金融体系的各方面功能，因此要在实证上检验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缺乏与之对应的精确数据关系。Kunt and Maksimovic(2001)、Fisman and Love(2003)认为，相对于银行信贷，企业之间的信贷在金融管制、金融不发达或者法律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并采用不同的方法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在横截面数据上，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Asfi和RossLevine(1996a，1996b)、King和Levine(1993a，1993b，1997，1999)等研究者们用四种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方法引入控制变量，在Goldsmith(1969)的工作基础上考察了77个国家，得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并且还说明了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大。Mohsin和Abdelhak(2000)也得出了两者之间正相关的结论。阿德洛夫(Adolfo 2001)使用格兰杰(Granger，1969)因果关系检验法，通过检验巴西1980年199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Time-sefies Data)，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Levineand Zervos(1998a)进一步考虑了股票市场的作用，他们发现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指标和银行信贷的指标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显著的预测力，这说明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可能提供了不同的金融功能。Levine(1998，1999)、Levine，Loayza and Beck(2000)也得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关系，他们将这一关系归于内生性。
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性，Levine，Loayza and Beck(2000)、Beck，Levine and Loayza(2000)使用面板数据，发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关系。用同样的数据和方法，RJoja andValev(2004a)发现，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提高TFP来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来实现，Beck and Levine(2004)也发现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
与截面数据不同，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能够说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程度是否有助于解释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可以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等新方法。在这方面，Neusser and Kugler(1998)发现金融引导增长，Rousseau and Wachtel(1998)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占了主导地位，Arestis，Demetriades and Luintel(2000)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显著的预测力，Beck和Levine(2002)、Norman Loayza和R，omain Ranciere(2002)采用平行数据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的影响。Norman(2002)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74个国家1960年至1995年的情况。得到的结论是：在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中，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于没有遭受危机的国家，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同时存在正向的、长期的关系和负向的、短期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还在不断发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可能是：(1)金融指标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还需进一步改进，应引入更好的计量回归方法使得结果更准确；(2)金融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以求更全面地反映金融发展程度；(3)对金融发展初始化程度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规范。这一程度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2)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上目前主要关注基于银行的金融体系与基于金融市场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差别，这些讨论被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所丰富(Mayer，1990)。关于金融结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跨国数据、行业数据还是企业水平的数据都发现，在控制了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后，两种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别(Levine，2002；Beck and Levine，2002；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2002)。同时，现有的文献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尽管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都得到发展，但是股票市场变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效率(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1)，而且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在贫穷的国家和法律不健全(La Porta等，1996)的国家里作用更为显著。
但从总体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1)现有研究对金融结构和体系功能定量相当缺乏，使得对金融结构的比较十分困难；(2)现有争论集中于银行基础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基础型金融体系的比较，而两大体系存在众多交叉。我们需要有关股市和银行同时出现的理论并进行相应的功能考察；(3)这一研究大多局限于少数工业化国家，未来的研究对国家的选择应更分散，以便确立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模式。
(3)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是麦金农(1973)对阿根廷、巴西、台湾等地二战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他赞同功能良好的金融体系对较快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Rando Cameron等(1967)分析了银行发展与英格兰(1750-1844)、苏格兰(1750-1845)、法国(1800-1870)、日本(1868-1914)等7国工业早期阶段的联系，指出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对工业化时期的融资有很强的相互影响。通过对1830-1930年期间巴西、墨西哥和美国的工业与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Stephen Haber(1991，1996)发现，资本市场发展影响着工业结构和一国经济。此外，让·克洛德·贝泰勒米和阿里斯托门·瓦罗达吉斯(1995)提出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及实证研究指出，由于在经济生活中金融和实际部门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多重、稳定状态的均衡。该模型表明，对稳定状态的依赖有可能产生一个贫穷陷阱，使金融部门消失。经济停滞。相反的是，内生经济增长为正，金融中介将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4)金融市场与内生增长
维克托穆林德(1994)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来自于经济主体对信用、债券和股票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以七个太平洋地区国家为样本，使用泽尔纳程序(1962，1963)检验了模型。他的这一研究被道尼克(1992)与阿特杰和约万诺维奇(1993)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前者使用了增长核算随机变量，后者则扩大了对股票市场作用的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重要联系。
(5)金融抑制下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自由化
King&Levine(1993)的内生金融增长模型对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描述。认为金融部门征收的税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收益率，从而使得均衡的经济增长率降低。Roubim&Sala-i-Martin(1995)总结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认为为了提高货币收入。政府可能会选择通过压制金融部门的方法提高人均真实货币需求，由此降低金融部门所积聚的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品。造成稳定状态下的增长率降低。由此也可以看出，内生金融增长模型所探讨的多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发展，而对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情况下的动态变迁路径没有提供深入分析，因此对金融抑制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为了改善金融抑制求得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各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尽管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都证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但对金融自由化的积极评价却因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而被笼罩上阴影。由此，有关金融脆化(financial fragility)和金融危机的研究开始成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一个焦点，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文献是Demirguc-Kunt&Detragiache(1998)，他们为1980-1995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建立了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结果表明，较弱的制度环境如法规不健全、腐败盛行等的经济中，金融自由化更容易引起银行危机和金融脆化现象。Hellman，Murdock&Stiglitz(1994)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的取消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bank franchise values)。
4、我国金融发展实证研究的进展状况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
在中国，对于整体金融发展状况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韩延春(2001)通过分阶段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得出金融深化需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上的扩张的结论。谈儒勇(2000)、陈志刚(2001)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关系深化不大。单俏颖(2003)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金
融资产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与谈儒勇(1999)的实证结果一致。相关研究还有庞晓波、赵玉龙(2003)通过考量我国银行业发展规模进行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弱相关，两者总体协调性不显著，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然而，宾国强(1999)采用实证考量了实际利率、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沈坤荣、汪建(2000)的实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只有1978-1989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得益于金融深化论所提倡的高实际利率，其后这一作用不复存在。
周立、王子鸣(2003)为了揭示金融发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选取国有银行存贷款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来反映地区间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和金融发展实际水平，并在这两个指标基础上引入金融市场化比率，以反映各地区金融竞争程度和效率，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相关，但各地区间存在较大金融差距，初始金融条件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影响，对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也十分显著。郭为(2004)采用各地区国有银行信贷对各地区GDP的比率作为边际资本变量，并且设定了开放度变量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表明中国国有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滞后效应，金融深化与开放度显著正相关；他还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国有企业得到了国有银行的大部分信贷，并最终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方面，冉茂盛(2003)应用多变量方法引入控制变量指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GDP的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GDP的增长并不促进金融发展，且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与金融发展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王志强、孙刚(2003)从规模、结构、效率三方面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结构指标FSR，效率指标SLR，，并引入了投资、进出口总额和零售商品价格指数PI作为控制变量指标。通过协整关系检验显示三者均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这三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是在以往实证中没有出现过的。
(2)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谈儒勇(1999)、范德胜(2003)仿照列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 Zervos，1998)的做法构造股票市场发展的三个指标——资本化率、交易价值与季度周转率，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较微弱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冉茂盛(2003)引入控制指标包括金融深化指标DEPTH及贸易状况指标TRADE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因果关系和冲击响应分析，其分析结果仍表明股票市场规模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弱相关性，相对于规模指标与资本化率指标，交易价值与季度周转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弱，并且只存在经济增长导致股市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王志强、孙刚(2003)在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也加入了DEPTH指标，研究表明，规模和周转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流动性指标不够显著，深度指标与GDP负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和服务因素的制约使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足。
(3)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
谈儒勇(1999)仿照金和莱文(1993)的作法，运用金融深度指标DEPTH和BANK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测定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功能效应的大小，为了检验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他又引入了季度通货膨胀率(π)、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1KADE)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提供投资信息的功能使金融中介促进了经济增长，赵志君(2001)和范德胜(2003)在该方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占明华(2002)研究了金融市场、中介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作了指标的改进，他采用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HDS)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FDS)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而金融中介则采用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储蓄总额(HDD)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信贷总额(FCR)作为刻划其发展水平的指标，研究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这与Chongwoo Choe和lmad A，Moosa(1999)等对韩国情况的解释是一致的。
(4)金融资产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
在这方面，谢平(1992)、易纲(1996)、张杰(1997)、赵志君(2000)、王广谦(2002)以及王毅(2002)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推动了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胡鞍钢(1999)、王绍光与胡鞍钢(1999)等对中国通货紧缩、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使宏观金融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通过对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的经验分析得出中国金融规模、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5、我国金融发展实证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及改进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对于金融发展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经验分析成果，但在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方面，已有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差异：一是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存在差异，模型中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会使检验结果产生偏差；二是分析方法不同，精确度也不同，由此导致结果有差异。
(1)指标选取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①金融发展指标主要包括金融深化、金融中介及股票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指标，但是目前将这些方面统一进行实证分析，或者建立综合性模型考量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不多。
②以货币化率作为我国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标不合适。王毅(2002)的研究表明货币化率指标并不准确，而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更合适。但在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选择上，由于数据的缺失，这两个指标都不合适。周立(2001)近似的构造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其地区的金融资产主要由存贷款代替，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程度较高，采用此项指标出入较大。
③金融中介指标的选取不能只是照搬国外的非国有经济获得的贷款比率作为考量因素，在中国国有经济还是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因此最全面的考量指标是选取两个部门获得的贷款量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体现银行资金的配置效率。
④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还不成熟，还未进入稳定期，选用流动性指标与换手率指标作为考察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稳定性不够。
⑤转轨经济中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较强，且中国的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但有关中国金融抑制程度的考量和实证分析相当少，对于利率、汇率以及资本外流指标的考量很缺乏，使得金融市场的抑制和扭曲缺乏充分的体现。
⑥许多实证研究在进行指标的改进和构造时缺乏经验性的证据和说明，使得选取的指标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建议在进行指标选取时可以先进行变量的筛选，然后确定认可度高的指标，如果要进行改进要给出指标的统计代表性。
(2)实证方法存在的问题
①目前国内的实证分析多以单方程模型为主，但大量研究表明，这样得出的结果可能导致错误推断，采用VAR模型可能具有更高的可靠性(Enden，1995)。
②几乎所有经验分析都采用最小二乘法，但研究者们选择的表征绝对量的指标如人均GDP、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等都不符合二乘法的基础性假设(变量的平稳性)，它们都是具有时间趋势的非平稳变量。这一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在研究中可以尝试运用分阶段的计量模型，不仅解释力大大增强，而且也能更好的把握经济发展过程的运行特点和变量间的互动关系(韩廷春2003)。此外，许多经验分析还缺乏控制变量的加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只考虑金融发展所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够，而且容易得出错误的推断。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投资、储蓄以及劳动力等因素。因此根据研究的角度选择2个控制变量是必要的。
③还有许多分析缺少因果关系检验，这样只能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而并不能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④一般的技术处理还停留在OLS、WLS等技术手段上，较少有文献使用动态面板GMM和随机前沿分析，后两种方法可大大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并且适合省级数据的处理，这对我国现在缺乏的地区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⑤在对地区的实证研究方面，中国的地区经济差异巨大，许多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金融深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省份金融抑制现象相当严重，金融深化只是停留在总量的增长而非结构和质量的提高。因此。在这些地区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责任编辑 顾 锦
作者：陈晓红 李大荣
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2：
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但是，学者们忽视了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把它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就变得越发重要。
[关键词]农村；金融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 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纲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该领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试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演绎，而且从两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注重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纵向深化”和“横向衍生”。 本文认为，如果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继续拓展，即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纵向深化”，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横向衍生”，其交点便是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相关领域。因而，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结合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提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下一个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一)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
毛定祥(2006)把金融结构界定为金融资产结构，即货币性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证券性资产(包括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保障性资产(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的构成及比例。毛定祥依据协整理论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不协调。蒙丹(2006)同样以金融资产结构为代表，对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非货币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这两类)在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
王红(2005)以银行集中度及银行的市场结构为代表，利用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银行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胡峰(2004)对关于银行集中对企业融资影响的两种假说，即结构一绩效假说、信息基础假说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的集中度有可能会提高。我国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在集中的过程中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陆益美(2005)引入单一区域模型，分析了银行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总结了中国银行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调整银行结构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人认为主要有两类金融结构现象：一类是指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另一类是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而这两类现象都可以用金融体系结构解释；金融体系结构包括了中介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中介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银行业的结构即第一类现象，市场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融资结构即第二类想象。基于金融结构的这种理解，林毅夫、章奇、刘明兴(2003)，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此后，林毅夫、姜烨(2006)又利用分省面板数据对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做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如果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
(四)小结与评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已有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于金融结构的界定，主要有金融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三种观点；第二，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认为金融结构应该与经济结构、产业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研究的角度都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分析的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现象，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城市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的差异。
三、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诚然，学者们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我们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可以隐约地发现，学者们实际上一直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了。
姚耀军、和丕禅(2004)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郭沛、蒋俊鹏(2005)运用双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选择1985～2003年的有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就区域层面而
言，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对于构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安翔(2005)在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决定性变量；另外，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应以凯恩斯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佳。邓莉、冉光和(2005)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研究重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说明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乡镇企业贷款对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有限，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却较为突出，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些研究都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必须与农村经济相协调。但是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时采用的大都是采用金融相关率、农业贷款等指标衡量表示，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变迁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而，他们是将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进行研究。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再次拓展将会在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上形成交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个相关领域。前者忽视了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结构与城市金融结构的差异，后者把农村金融结构隐含与农村金融发展中。因而，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对于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另一方面，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要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此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显然，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解决“三农”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现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金融结构的变迁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作用，将成为学者们下一个研究的重点之一。
作者：罗富民
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3：
金融结构理论述评
摘 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自戈德史密斯之后,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对国内外传统与近现代的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梳理评价。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文献标志码:A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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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长德.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西南金融,2006,(11).
作者：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