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歌唱艺术研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2006年12月20—26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大学和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马世晓书法作品集》首发式同时在京举行。
歌唱艺术研讨论文 篇1：
龟兹遗韵——缅怀周吉先生
周吉先生走了，走得这样匆忙，阴阳两隔，一瞬之间。
5月2日周吉先生约我到他住处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一起吃晚饭，我因眼疾未能前往。后约定他5月5日上午到我社，看他撰写的《龟兹遗韵》的图片小样并顺便小酌。当日久候不至，正在纳闷，11点忽然接到我社徐冬同志的短信，告知昨晚周吉先生已经仙逝于住处。我无法相信这一噩耗，多方打听，但答复都证实周先生的确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站在院子里久立无语，扼腕长叹，伤我痛失一位挚友和兄长，悲学界折损一份无法弥补的“非物质文化财产”。
我与周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因我们研究的领域（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有相当多的交集，彼此都知道对方，但当时仅限于神交和文交，未能谋面。直到90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才得以与周先生相遇，见面的第一感觉他简直就是一位“库尔班大叔”。我请他听了、给他复制了许多阿拉伯和土耳其、伊朗古典音乐的录音，大家相谈甚欢，一见如故。此后来往就逐渐多了起来，他曾邀我在他主持的大型木卡姆艺术研讨会上介绍国外相关的情况，还让我参与关于新疆木卡姆艺术的电视专题访谈节目，使我在这些活动中加深了对木卡姆的认识，进一步窥察到中外木卡姆名与实之间的复杂关系。2003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以后他好像进入了几十年学术积累的爆发期，在短短的4年间他先后完成（包括他独自撰写和由他主导或主编的）并已经付梓的著作计有五部之多，它们是《刀郎木卡姆生态与形态研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乐器图像•音响集粹》、《第6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和本应由他最后通读的《龟兹遗韵》。后4本书都是由我作责任编辑，我们几乎一年总要见几次面，除了商谈稿子的问题，就是切磋中外木卡姆的差异，当然杯中之物是少不了的助兴剂。特别是通过最近这几年的频繁交往，我感到周吉先生既是豪爽的性情中人，又是治学严谨的学者，还是富有浪漫情趣的艺术家。
看见周先生满脸络腮胡子，谁都难以相信他出生在江南水乡，不过他说话还是不时带点绵软吴音的味道。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在50年代末那个拓荒岁月（还没到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年代），一个生活在上海的青年支援边疆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而周先生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到了新疆后，便从心底里真正爱上了这片多民族的土地，爱上了那里的各族人民和他们的艺术，从思想感情、语言文化到生活习惯完全融入其中，成为地道的“居玛洪”。也许他十六岁来到边陲时精神与生活曾经历过许多痛苦的磨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操着地道的维语与维族兄弟亲密无间、谈笑风生的景象，就毫不怀疑他对新疆这块土地的挚爱，对维吾尔人民和艺术的真情了。这样一种自觉地为艺术和学术献身的精神对于一个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他在近五十年间走遍地域辽阔的新疆的东西南北，置身于不同时令的“麦西热普”和农牧民的日常生产劳动和生活，徜徉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之间，自觉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翻开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历史，可以看到受人尊重、取得有价值学术成果的学者，大都是真正与其探讨对象结下真挚感情，甚至与他们结为兄弟的。就以被恩格斯誉为在美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①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为例，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大易洛魁社”，深入到当时被绝大多数白种人歧视的印第安易洛魁部落中，他热爱印第安人，尊重他们的文化，为改变他们恶劣的生存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到处奔走呼号，最终以真情消除了他们对他这个白种人的成见，29岁时就被易洛魁人中的塞内卡部的鹰氏族接受为其成员，获得了印第安人对外族人的最高礼遇。他与易洛魁部族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他1881年去世为止。从他的第一部研究印第安人的著作《易洛魁联盟》到他带来历史学与社会学革命的《古代社会》，无不是他真正融入、切身感受印第安人文化的结果。周吉先生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也堪称为摩尔根式的人物。从他撰写的《“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新疆不同地域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了如指掌的程度。从微观上讲，如果他没有在新疆50年无数次穿越沙漠，奔走于城镇与农牧区的各个村落之间，流利地讲包括各种俚语在内的维语，与那里的人民同吃同住同歌唱，他就不可能对木卡姆的唱词乃至衬词的特点、乐调的细微差异、多种多样的即兴演唱手法有如此透彻而又鲜活的理解。从宏观上讲，他所归纳的新疆“绿洲音乐文化”、“草原音乐文化”和“高原音乐文化”的三大理论板块，他所提炼的“地缘”、“血缘”和“神缘”对当地传统音乐文化本质之影响的所谓“三缘”观点，无不是近50年来新疆各种环境浸润后他所做出的理论升华。新疆维吾尔的音乐语言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母语”，真正具备了民族音乐学家曼德尔•胡德（MantlHood）所理想的“双重音乐能力”。这一点恐怕是国内外绝大多数的民族音乐学者难以企及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位为“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申遗成功立下不朽功劳的“居马洪”自己就是一份宝贵的“非物质遗产”。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维族和汉族的音乐家关注和研究木卡姆艺术，在新疆刚刚和平解放后不久的1954年末，“吐尔地阿洪父子再次应邀来到乌鲁木齐，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维吾尔大型古典套曲‘十二木卡姆’的录音工作”，②1960年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还联合出版了由万桐书等专家记谱整理的《十二木卡姆》。80年代起国内外学术界对木卡姆的关注度悄然升温，中国的学者理所当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维吾尔木卡姆。周吉先生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不但进一步向“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和“哈密木卡姆”延伸，而且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外木卡姆艺术或与此相关的音乐资料，从而使他对木卡姆的认识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由于周先生既可以完全融入他所研究对象的文化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对木卡姆索隐探微，又可以从中跳出来，以汉族文化的眼光，从中亚、西亚和北非的整个文明史，乃至从东西方交通史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这种具有多民族性、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而使他的研究兼具深度和广度。用民族音乐学的话来说，周先生具有“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的双重身份。过去二三十年民族音乐学界对于到底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认为周先生毕生的研究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他是个具有多重视角的学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局际人”（intersider）。他的这一学术特征除了分布于他的多部专著之外，还鲜明地体现在由他牵头2006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和次年出版的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③中。这里涉及到木卡姆的音乐本体，文化背景，历史、社会与审美价值，国际木卡姆的比较，木卡姆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方法论，教育传承等诸多话题。世界上研究民族音乐的人很多，但是具有像周先生这样多重背景且结出丰硕学术成果的学者就如凤毛麟角了。
如果不是这次担任他的遗著《龟兹遗韵》的责任编辑，我并不知道周吉还是一位富有创作才华的作曲家。据他在该书最后一章中说，“身为一个既从事音乐研究，又从事音乐创作的‘两栖音乐家’”，他在1982年“接受了新疆歌舞团所排练的《龟兹古韵》的音乐创作任务”，这是“我最着力、最用心的一次创作实践”。④为此他三下库车，深入5个县，“采录了300多首各种体裁、题材的民间歌曲、乐曲，并一一进行了记录、归梳”，并选定了其中几首民歌和歌舞曲作为主要音乐素材。同时根据他多年来研究的结果，突出龟兹乐是“东西音乐交融的产物”这一本质特点，“有意识地从中原、日本、中亚、伊朗、北印度等地区传统音乐中汲取了部分音乐语汇”，还依据史书关于龟兹乐的乐器组合的记载，从现代维族和汉族乐器中选取了吹奏、弹拨、敲击三类乐器组成乐队，并将克孜尔“残存壁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五弦琵琶、筚篥、箜篌、羯鼓”独立成章，形成《龟兹古韵》的结构框架。他的这部音乐长达50多分钟的作品四易其稿，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征求了蓝玉崧、黄翔鹏、张肖虎、田联韬等专家的意见，终于在1986年由阎惠昌先生执棒在北京演出，随后接受刘文金先生建议，从中选取六个片断改编成同名的民族管弦乐组曲，该曲后来由台湾高雄市国乐团首演，还获得了“金钟奖”大型优秀音乐作品铜奖。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对这首乐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后他还进行了大型歌舞《天上彩虹》第二场的“模拟创作”试验，同样十分成功，获得第五届“文华音乐创作奖”。⑤其实在音乐历史上“两栖音乐家”甚至“多栖音乐家”并不罕见，例如舒曼、柏辽兹、肖邦、李斯特既是优秀的作曲家，同时又是出色的评论家，而且他们的评论文锋犀利，音乐思想深刻，鞭挞时弊入骨三分。周吉先生的音乐人生也具有这样的“多栖性”，他的创作活动与他的学术研究恰恰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他可以说兼具“日神”与“酒神”的双重特点，既有学者严谨的逻辑思维，又有艺术家浪漫的想象力。未来如果有人写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周吉先生传奇般的人生、他的学术与艺术遗产是应该着上浓浓一笔的。
没有来得及把酒送别，周兄就匆匆地走了，对此我将留下终生的抱憾。在此只有一边放送着他的“绝唱”《龟兹古韵》，一边酹酒一樽：西北望，祭周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11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周吉《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第27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3月。
③ 研讨会中方筹备组编：《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5月。
④ 周吉《龟兹遗韵——论当代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龟兹乐的传承关系》，第142-143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
⑤ 同上，第146页。
俞人豪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 张宁）
作者：俞人豪
歌唱艺术研讨论文 篇2：
把中国草书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2006年12月20—26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大学和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马世晓书法作品集》首发式同时在京举行。22日上午和下午，分别由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持召开了两场“马世晓书法艺术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就马世晓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在当代书坛的积极意义展开了热情与理性的讨论。
书法创造的一种精神世界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马先生的书法，这个喜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感性上的喜欢，也就是它直觉地让我在欣赏马先生书法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认识，创造个性的一种欣喜，一种激动，所以马先生的书法在我一种粗浅的认识中是相当具备个性的。“个性”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它包括了马先生书法中他的渊源，他的一种意态，他的笔法，乃至于他的书法中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总体视觉形态，所以以我浅识马先生书法创作的视觉形态是个性的，而且是新颖的个性。任何创造跟传统创造都有渊源，但是在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书法和当代的其他家的书法创造之后再看马先生的书法，我仍然觉得获得一种非常惊喜的审美愉悦。
我在翻阅他的书法集和看他的作品时特别注意到，马先生草书这一部分的创造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典型的个人面貌，除了传统的渊源之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可能是支配他创作的重要契机，一个是他书写的内容，另一个是书写的状态，我觉得两者是密切联系的。我就注意到马先生的许多书法作品的契机非常有意思，是非常独特的，是和他自己一种感性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相联系的。比如略举一首，在展览的西厅里面正对的那个照壁上的一个对子，上面写着“诗赋千秋笔，风云当代书”，在看马先生的其他许多他书写的内容都体现了与自己情怀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创造就内容与形式，就书法的内涵与视觉的形态之间似乎可以找到一种关节，这种关节它能够把一种原发于精神的契机变成非常直观的视觉形态，当然这中间贯穿着他的表达和表现。我想马先生的书法正是这样的，是可以通过很生动新颖的视觉形态去读解他的书法经验，特别是书法创造的那么一种精神世界。
汉唐大气在北京又回来了
韩玉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以为草书是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是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就是中国体系，所以草书可不是雕虫小技，她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形象是《虢季子白盘》？假如《虢季子白盘》不行，那么是不是《散氏盘》就行了呢？这个历史的发展经过了很曲折的道路，中国艺术找到自己的形象是很费周折的，她终于在汉唐狂草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象，所以今天的活动可谓壮观的是我们汉唐大气在北京又回来了。我们草书正宗，狂草正宗，是传统的主流，但是到了清朝就中断了，所以在清代、在近代，凡是敢于写草书、写狂草的，都是豪杰。今天就出了这么一个豪杰马世晓，他对狂草有很多新的发现，有自己的新境界。你看马先生的狂草起横势，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演员，水衣袖走的是横，跟传统以竖为主不一样，这种横势确实不多见，当年张旭追求过这个。这是马先生和古人不同的地方。
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新境界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从马先生的作品来看，他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稳步地前进。展览的《前言》讲的是“沉潜”，踏踏实实地钻进去。有一个过去的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们看马先生的草书，觉得他这个草书里音乐性很强，非常有画。刚才有位说他每一幅书法节奏感非常强，轻与重，疏与密，聚与散，横斜与平直，干与湿，墨色也有变化，每一幅书法作品内涵非常丰富，又是在一气呵成。我觉得马世晓先生的书法是通过用笔实现了他的这种境界，这种精神，这种气象，很能够使我们理解成“一笔书”、“一笔画”这种精神。
生命的旋律、情调、舞蹈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看了马先生的书法，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动起来，好像伸手伸腿伸胳膊地要跳、要蹦，好像是一种自由的现代舞，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这样地随心所欲，而不是乱蹦乱跳；不是没有节奏地瞎蹦，而是非常自由地优美而舞，自由奔放而很有节制。这种感觉就是观者和书家的心灵起了一种共鸣、一种沟通。看马先生的作品，好像跟了他去翻山越岭，跟着他去搏击长空，跟着他去大江大海当中去扑打翻滚，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他的书法是一种生命的舞蹈，好像我们穿越了生命的欢乐的歌唱。因此，我觉得他的书法是一种生命，有着生命的情调，有一种生命的旋律。字写到这个分上，那真是神了。
价值和地位应放在书法史中论述
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前创作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很多评价说马先生在草书方面是林散之先生以后的一位大家。马先生七十年代就成名，到现在才第一次办个人展览，这一点使我惊讶，也使我感佩。因为在目前的艺术界，熙熙攘攘，自炒成功，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先生如此潜心书海，不事张扬，非常难得，这和马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就相联系。书法到一定的程度，功力过关以后，那就是要表现书家的人品、襟怀、抱负，所以没有这样一种为人处世的襟怀，很难实现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另外，我看了李廷华先生写的马先生传记，感觉非常好，他把个人传记和美术理论、草书理论结合起来，将个案放置在书法史、草书史的历史长河中来论述，来评价，这就把马先生的书法艺术的价值和地位确立了。
草书水平是目前的佼佼者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在近现代的众多书家里边，我最欣赏林散之先生，对林先生的草书非常钦佩，但是现在又出了第二位马先生。草书之美，好像从古以来都是比较难的一个课题，因为草书艺术本身所展现的已经不完全是功夫，书家的个性和内在的心情都已经化成了笔道在其中传达出来了，这个难度很大。记得林先生有句话，就是说书法要在出新与法度之间，马先生他勇敢地写那么大的草书，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写出了广场效果的草书，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得了的，所以这一点也体现了马先生书法在发挥传统上所取得的成绩。另外，我看了马先生写的那几句话，钦佩极了，他是沉潜于书法经典，兼修学养，“在沉潜中深入，在沉潜中积累，在沉潜中脱化”，整个的过程是相当合乎治学规律的，我是钦佩的不得了。看了这个展览，我就牢牢记住“沉潜”这两字。虽然头一次和马先生见面，但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草书能达到这个水平，在目前来说那真的是已经是佼佼者了。
取得了一个很惊人的成就
蓝棣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作为一个爱好者，特地提前了一个小时来看，我从心底里很喜欢。我看过韩国的书法展，但就他们的那些字母其实也还是看做 民族的一个珍宝，就是最能够跟世界各国划清界限的东西，表示是自己民族的艺术，是书法。马先生在书法里头下了这么多功夫，也许他开始不一定很自觉地意识到这样东西，但是他在写的过程中就比较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他取得了一个很惊人的成就。
气韵与节奏在圆浑中有骨力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马先生主张以“用笔为核心”，书和画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通的，如果说书法是“用笔为核心”，我们的中国画何尝不是如此。墨中怎么样见笔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从马先生自身的作品来看，看他对二王的东西，或者对碑学的修养，章草，狂草，魏碑，我都看得出来有一点，感到有突破的东西，气韵非常好，气韵与节奏在圆浑中有骨力，柔中有刚。这使我想起他喜欢音乐，画过主席像，当过工人，这些坎坷的经历，多种多样的文学、绘画、音乐、诗词的学养和他坎坷的经历，我想都寄托在他的书法当中了，都含蕴到他的笔画当中了，所以大至十二条通屏的大气流贯，小至手札草稿的不经意出笔（尤其自然），然后就是敢于在作品的粗细、急徐、浓淡的变化上追求一种写意性，有胆，有魂，有势，有韵。我是山东人，我们家乡出了一个马世晓，我也感到骄傲！既然是老乡，我斗胆提一点建议：建议今后多写一点自书诗，想抒发什么就抒发什么，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就是圆笔转换的过程当中略增加一点阳刚之气，希望您解决得更好一些。祝您成功，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收获！
雄浑又潇洒非常难得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责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看了马世晓先生的书法展，感觉到马先生的字确实好，既雄浑又潇洒，这个非常难得。林散之光潇洒不雄浑，武中奇光雄浑不潇洒。马先生是北方的山东人，后来到徐州，在文化史上北方就指是徐州和山东，南方就是江南。我觉得你北方的气质还存在，但是到南方去又学了些南方的秀逸潇洒的东西在里边。后来一看我觉得可以理解了，没有一个大人物不是经常到这到那的，马世晓先生他是“平生多移居”。我想他在书法上的成功和他在这南北几个地方都生活过有关系。首先有山东的雄浑之气，他从山东到徐州又到浙江去，故而又吸收了南方的潇洒和灵秀之气，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整体风貌。林散之是沾水写字，马世晓先生是走美术的路子，独树一格！
有希望成为第七人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整个书法史来说的话，草书这么重要，但是真正对草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我认为一共有六个人：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林散之。林散之创造了一种新的境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林散之先生做到了。虽然林散之跟我们不是一辈人，但是在我们同时生活的人当中，有对书法史上作出这么重要贡献的伟大人物，这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种传统发展得非常充分的艺术中，我们还能作出伟大的贡献，这个激励了我们最有抱负的书法艺术家。这个时代，在草书中，假如我们说有希望成为这其中的第七人，或者说能把草书再往前推动一步的，我想马世晓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人了。
不同于古人，更不同于今人，
堪为大家
徐寒（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教授、中国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去年我们请马先生为北大的书法研究生讲了一课《草书论》，一年之后，今天才比较真正地全面地看了马先生的书法作品。我认为先生的书法展览是成功的，可喜可贺。马先生的书法，我觉得可用三句话来概说：第一个，面目是独一的；第二个，个性是很典型的；第三个，个性是鲜明的。我读过李廷华先生《马世晓传论》，对马世晓先生的艺术人生也是深为感佩的。我觉得你的书法，或者你的那种形式、那种面目是体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你的艺术理念、学识，或者你审美的一种理想，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形成的。有时候我觉得你的书法不是在写字，而是在写你的情感，写你的性情，是你心迹的流露，是你艺术理想的抒发，袒露是自然而然的。我可以说，马先生自己的书法艺术是不同于古人的，也是更不同于今天的书家的，堪为大家！最后用两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草书弥漫气韵出，自在沉潜到清秋。”
马世晓，1934年出生于山东滕州。幼承家训，笃志翰墨。1960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茶学系，留校任教。后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工作。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国展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浙江省高校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钱江书画院名誉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顾问等。
主攻行草书体，以大草为其代表。创作注重格调、气韵；重移情入书，风貌多变。其作品清逸流荡、联翩飞扬或雄浑博大、苍劲深沉的独特风格，在草书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
出版专集《马世晓行草二种》、《马世晓草书咏菊绝句二十二首》、《马世晓书法作品集》、《浙江省博物馆当代美术名家精品珍藏库?马世晓卷》、《张芝草书系列研究》。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历代小楷精选》等。2005年文化学者、作家李廷华先生专著《马世晓传论》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2006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大学、中共滕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持两场《马世晓书法艺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其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在当代书坛的积极意义展开热情与理性的讨论。发言纪要先后刊登在《美术报》、《书法导报》等报刊杂志。
2007年9月至10月，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西湖美术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承办“世纪掇英——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作品特展?书法篇之二‘情寄八荒——马世晓书法艺术展’”，在杭州浙江西湖美术馆展出。展出代表作品六十件，全部捐赠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浙江省文化厅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作品还为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化部、中南海及全国多家省级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作者：薛永年
歌唱艺术研讨论文 篇3：
李谷一艺术实践研讨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2年4月9日，李谷一艺术实践研讨座谈会在中国文联会议室举行。出席座谈会的嘉宾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顾欣，中国音协顾问、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席、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顾问、中国音协第五、第六届副主席、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李小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忠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研究基地秘书长左宪民，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巡视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系主任、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会长曾遂今，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教授、声乐教育家孟玲，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著名作曲家王黎光，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心高级编辑秦新民，《人民音乐》常务副主编、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兆钧，青年歌手付笛声、任静、刘和刚、曲丹、常思思、陈笠笠及主办方相关领导王建国、韩新安、周维、夏克荏等。徐沛东和顾欣主持了座谈会。
与会嘉宾就李谷一50年的艺术实践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李谷一艺术风格特质、经验和启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等诸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在50年的艺术实践中，李谷一继承、发展、创新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觉坚持为人民歌唱、为祖国歌唱，演唱了大批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她也为中国流行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诸多青年歌手，为中国民族声乐做出了突出业绩。认真总结李谷一50年艺术实践，将有助于民族声乐艺术从理论到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据悉，此次座谈会是李谷一50年艺术实践研讨系列活动之一，与会者书面发言稿随后结集出版。
高占祥致辞——
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从歌曲《乡恋》开始喜欢上了李谷一的歌。现在想来，当时的人们是在用对一首歌曲的拥戴，表达着对思想解放的呼唤。当代中国歌坛不乏优秀歌唱家，但是能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始终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始终屹立在艺术舞台最前沿，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众多作品广为流传的却为数不多，李谷一是其中一位。她的歌声是时代的先声，是历史的回声，是人民的心声。她的演唱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畴，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的社会价值。她50年的艺术表演史就是一部社会发展的变迁史，就是我们民族走向文明进程的心灵成长史。我还要说，李谷一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她最早走出国门到西方主要国家举办个人演唱会，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让世界感受中国魅力，她是一个文化使者。
我真诚地祝贺李谷一从艺五十年，愿她艺术之树长青，再唱二十年。
谢铁骊致辞——
刚才听了《知音》，我百感交集。我和谷一小妹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1980年和1981年，我拍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和《知音》，请她演唱主题歌，李谷一的演唱为影片插上了翅膀，使影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我和她也成了知音和忘年交。她为中国电影歌曲做出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李谷一也已经从艺五十年了，她艺术上的成就不用我多说，我想说的是她这个人。俗话说：台上做艺，台下为人。李谷一是一个有真情实感、不随波逐流的人，是一个胸怀大爱、德艺双馨、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非常分明、有血有肉、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我祝谷一小妹永远美丽、青春不老。
关于李谷一
■秦新民
在中国歌坛，不乏一鸣惊人、一时声旺、并有若干代表作的优秀歌唱家。但能在半个世纪里始终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始终坚守在声乐演唱的最前沿，并在不同时期均有其首唱作品流传的歌者，却为数不多。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位。
李谷一自1961年从事专业演唱，迄今整整50年。
这50年，她的歌喉一天也没停歇。这50年，由她唱出的“群众最喜爱”的歌曲，像一串珍珠延绵不断，一直贯穿到今天。
李谷一是中国歌唱家中的罕有个案（首唱歌曲近四百首，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数十首成为了广为传唱、耳熟能详、经久不衰的经典），是中国歌唱部落的独特景观（是我国连续活跃在声乐舞台上时间最长的歌唱家）。
李谷一的演唱，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
1. 独特的社会价值：李谷一的歌声是时代的见证，她50年的演唱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五十年的社会发展变迁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近五十年的心灵成长史。她所演唱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讴歌党的领导、讴歌国家建设、讴歌改革开放、讴歌人民情感、讴歌幸福生活的主旋律。这首首歌曲都与时代紧密相连，都与祖国同步前行，都成为了唤起人们年代记忆的声音符号。
2. 独特的审美价值：李谷一的歌声风格突出，个性鲜明，质朴亲和，优美动听，极富艺术感染力。她的歌唱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作为展示中国声音的代表人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她用心灵来演唱的歌声，不仅给几代中国听众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而且也让世界各地感知了中国声乐。
3. 独特的创新价值：李谷一是一位“勇于开拓时代新歌风尚”的歌唱巨星，具有极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她不论演唱任何形态的歌曲（包括中国戏曲、传统民歌和流行歌曲，外国古典歌剧和民族歌曲等），都能运用不同的声音和技巧，对不同的歌曲进行全新的演绎，表达出一种全新的内涵和意趣。李谷一在声乐演唱上成功的创新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声乐艺术的经典库藏，为中国声乐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她是一种现象
■曾遂今
我国当代著名的声乐艺术家李谷一老师从事声乐的艺术表演实践、声乐的艺术创新开拓、推动声乐的艺术发展已经整整50年了。50多年来，在与时代、与社会、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艺术互动中，她已积累了丰富的声乐技术和舞台表演经验。在各种评论、专访文章中，人们把李谷一老师的歌声，恰如其分地做了形象的描述。比如，她的歌声“甜美”，“圆润”，又比如，她的演唱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声音明亮，就像潺潺的清泉”、“吐字清晰又如秋夜的银杏”。人们形容她的风格，是“秀气中见矫健；柔情里含泼辣”。在此，人们不同程度地解析李谷一演唱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探讨李谷一演唱风格特点和作为音乐艺术传播主体的审美思想、科学发展思维等方面。这已经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声乐艺术发展、研究当代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我本人在这样的一个思维基础上，不得不回顾历史。自公元197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谷一老师以她那无私无畏的勇气和科学的精神，推动了这个变化。中国的年轻人和广大的老百姓从李谷一的歌曲中，闻到了“人间烟火”、触摸到了人间的情感、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友情。这些充满人性、人情的情感回归，给广大的群众，带来了海阔天空、春光明媚的幸福感，给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专业创作和演唱者，又带来了严肃认真的职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几十年中，李谷一的歌声渗透进了所有的社会层面，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为什么如此？其实也不奇怪，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在李谷一的艺术实践活动中，体现着一个科学规律，或叫艺术科学规律。这个规律锁定着一个历史的真理：艺术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以人为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以人为本。
为什么这样说呢？李谷一在唱歌，其实在向我们表达一个真实的诉求：社会群体的生活离不开人性、感情、真情的铺垫和交流。李谷一老师的歌声，给我们再现了人与人之间情真意切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传统的儒雅美德，更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生态和社会互动中精神的回归，梦一般的回归......然而，这种艺术的诉求，曾受到过无情地打压。但是，李谷一老师，终于坚强地走过来了。
中国当代的大众音乐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推动了近30年，音乐的商品化和市场模式已经经营了30年，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而有效的发展。但是，今天，随着音乐网络传播规模的推进，我们的歌手却在越来越快速地换代，他们的歌曲，似乎与人的真情实感在逐渐远离，似乎与人的正常心态和行为方式逐渐远离，似乎在与社会合理的生态环境逐渐远离......
有人说，你不懂！有人说，这是后现代时期！有人说，这是大众的娱乐生活，你管得了吗？
但是我有一种预感，李谷一的歌声会持续到永远。因为现代的传媒技术，已使李谷一的歌声，带给社会印象深刻，带给历史刻骨铭心，带给我们沦肌浃髓。这就绝不象历史上的《孔雀东南飞》，历史上的歌手许和子、何满子，它们留在历史上是模糊的，极不清晰的。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只提出一个观点，歌唱家李谷一的经验是我国声乐艺术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她身上闪耀着夺目的艺术光辉。探索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道路，就是探索她50年来的艺术积累和实践。我认为，这个探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探索的最高层次是解读李谷一老师的艺术成就。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艺术成就的含义是什么？艺术成就的含义就是创造艺术的主体，和接受艺术的社会客体之间的高度融合，在这种高度融合的过程中释放出了一系列推动时代进步的社会历史能量。从大量的针对李谷一老师的记载、采访、评论的文论中，在我们过去的经历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能量所展开的积极的艺术现象。这个现象，我认为是李谷一现象。这是一个科学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文艺现象、历史现象，是一个促进社会团结和谐的现象，这个现象已超越了一般艺术层面而进入了社会最高精神层面，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会看到这个精神层面在育人、树人、培养人和我们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强大推动力。
所以，李谷一老师，她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了。她和其他很多杰出的艺术家一样，已经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群众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谱写成一曲壮丽的国家、民族科学发展的交响篇章。这就是音乐最后的功能、这就是艺术最后的功能。也是评判艺术家真正艺术成就的最高尺度。
我作为艺术院校的研究生导师，我要把我的这些观点灌输给我的学生。我要要求我们的学生，从社会发展的科学高度，严肃、认真、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我们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家所推动的艺术现象。
李谷一艺术实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李忠杰
70年代初，我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看过谷一大姐演的湖南花鼓戏《补锅》，算是她的“粉丝”了。到了90年代，阴差阳错，我却成了她的老师。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谷一大姐以很好的成绩通过考试，被批准入学，成为政治学在职研究生。我就成了她的导师。
当时，谷一大姐学的课程有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学、国际政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工作中的法律问题，等等。她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每一门课程都按照要求进行自学，同时定期进行面授。。
谷一大姐的这一情况，外界一般都不知道。我介绍这么一点，就是告诉大家，谷一大姐并不仅仅是歌唱家，她还是一位优秀的学员、一位挑过重担的领导干部。她的生活、工作、经历，是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谷一大姐的艺术实践，是与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谷一大姐80年代初对声乐艺术的探索是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产物，也对当时解放思想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恋》的演唱和开禁，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和标志，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文艺领域思想解放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艺领域改革开放的先声。
第二，谷一大姐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活动，发挥了声乐艺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谷一大姐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时期。她的艺术活动服务于人民，又受到人民的欢迎。她演唱的很多歌曲长期流传，陶冶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第三，谷一大姐创建中国轻音乐团，不仅是在推广一种为群众所欢迎的文艺表演形式，也是在探索一条文艺更好地与群众、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新路子。这种探索，多多少少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发挥了一点先驱性作用。
第四，谷一大姐连续担任了13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评委，积极发挥作用，鼓励青年歌手成长，鼓励进行多种艺术风格的探索。她的很多观点和点评，都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谷一大姐还在改革开放后比较早地走向世界，为声乐艺术的对外开放起了推动作用。三十多年来，她多次出访海外演出、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受到多国政要接见，获得多种国际奖项。谷一大姐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些活动、成就和影响，同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对外开放作出了贡献。
李忠杰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