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哲学文化几何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回顾近三十年的“书法热”现象，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书法事业发展的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进行哲学地思考。当代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需要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集体意识。当代书法事业发展的文化自觉就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新觉醒的基础上的。
哲学文化几何学分析论文 篇1：
中国文化艺术与中国哲学
摘 要：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的。一百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本文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表现哲学精神。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作者：刘来
哲学文化几何学分析论文 篇2：
当代文化的新觉醒
【摘要】回顾近三十年的“书法热”现象，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书法事业发展的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进行哲学地思考。当代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需要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集体意识。当代书法事业发展的文化自觉就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新觉醒的基础上的。那么，系统梳理当代文化的新觉醒，就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总体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时代嬗变、矿物时代的社会信仰缺失与心理危机、新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新觉醒时代的中国文化再创造。
【关键词】传统文化；书法文化；文化觉醒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时代嬗变
黄帝陵上题“人文始祖”。人文是什么？一是人，即它首先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性。什么样的人性值得我们具有？否则活着就没有意义。二是文，即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人性。古希腊将人的理想本性看成自由，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是理性，就叫科学。希腊人有两个伟大的发明，一是演绎了几何学；二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两大发明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人与世界自由关系上，是非功利的。
中国人的理想人性是“仁”，升华出中华民族“道”的精神。中国人的“文”是“礼”，中国古人是以“礼”来为实现“仁”而服务的。“仁”表现在“爱人”。爱人则通过“忠道”。“仁”强调的是有爱之心，有亲之情。而此爱心与亲情则是通过“给予”“奉献”“尊重”与“宽容”将仁爱精神与情怀表现出来。这就是仁道、仁爱，就是中华人文精神，文明的方向。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思以其道易天下”。思想、精神、信仰构成“道”的内涵。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作为人一生精神价值的追求。旨在澄怀，意在明志，不求闻达，更无关涉利。艺术创作具有相对的超功利的纯粹性。对“道”的追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具特色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
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既不向外，也不向上，而是向内的，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将天地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天地人三才并立”与“天（自然）人合德”来表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形而上”的观照与哲学的论证。鉴此，心性、人性，生命与人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的问题，形成了以人生哲学为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社会的和谐文明，首先当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则是一种以儒学为主流的哲理系统。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
冯友兰说：“若问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能使中国人以庄严静穆的态度抵御大难？此力量是道德力。”这就是中国精神。民族文化的核心，一个民族自立的根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找不到根，就没有复兴的希望，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民族的自救，根本要义是复兴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要从我们的文化生命与文化理想中实行“自我救赎”！
中国哲学讲“道”。孔子说：“下学而上达”“朝闻道，夕死可矣！，，表现了一种对超越的追求。“闻道”是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闻于道”“立于道”“志于道”“合于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超越的原则。有了道，就获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意义。
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自然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和为贵”的社会观……“和”文化始终唤醒中华民族全民觉醒的文化信仰。从尧舜时代的“协和万邦”“燮和天下”，到春秋时期管仲发出了“和合故能谐”的“和”文化先声。为中华民族“和”文化价值的实现搭起了从个人、家庭到社会的基本框架，也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制定了基本规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本，从社会伦理，审美心理到民族道统，构筑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也彰显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特质。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先发生于氏族社会，成熟于先秦奴隶社会，发展到汉代有了新的内涵。为了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认为“天”是“理”“道德”或“心性”，这就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崇尚“和谐”与“中庸之道”。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心学”，明确提出“知行合一”，反对“言过其行”，主张“以知为本”。中国的诗书画艺术正是将生命的本义，将生活的审美交给大众的体验。
与东方中华农耕民族，亲近土地的“天人合一”观相反，西方民族的航海与游牧导致了“天人相胜”观，人与自然对立，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自然处于不平等地位。所以西方讲“科学”，我们讲“哲学”。反映在艺术审美体系上，西方求“理”，我们求“神”；西方艺术讲“再现”，中国艺术讲“表现”……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民族精神，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成两种不同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表现方法。
孔子儒家学说“唯天为大”，这就是中国文化取法“天道”，道生一（天）生二（阴阳）生三（阴阳和）生万物。“和”是万物化生的前提与根基，是万物化一的条件。“取法天道”，天是刚中而运，“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故“天道”为“中道”，以天道安排人道，天人沟通，一以贯之。“大中之道”即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中”为适中（不是中央、中心，它不是科学）而取其中点。“恰当的时空限度乃为中。”（冯友兰）“庸”为按合适的方式做事，是规律或常然之理，常行不变之谓，故“规律”与“常理”是“庸”的内涵。“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即是“序”“和”，（“序”即“禮”的基本精神，“和”即“乐”的基本精神）所以，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2016年12月第十次中国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放眼人类文明的国际视野，深刻论述了当前我国文艺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体现了党中央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指明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航标。习总书记讲话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当前与会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必将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前或同期去架构文化理想，以至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
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中国篆刻申遗成功。全民书法热再度兴起，这应该是件好事，“全民书法”为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交流与传播带来了较大的推动与繁荣，也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生活方式的传承赢得了社会空间。然而，我们不能不认真反思各种存在问题的现象：一是蔑视经典，舍本逐末，俗化传承，粗制冒仿，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缺乏大国工匠精神。书法展示只求在喧嚣闹市中张扬表象繁荣的景观，制作化工艺性取代了自然书写的纯粹性。二是人们不再“沉静”，却习惯于在热浪中争相表演自己，张扬个性，浮躁急迫，求名搏利……传统意义上高雅的“虚静”审美已为社会化所出局。三是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读、可亲、可贵已逐步走向表演艺术的可俗、可媚、可怪的行为过程。书法已从文化修身性逐步走向社会娱乐化的两难境地……由此，坚守中国书法的审美底线，坚守民族文化的敬畏与虔诚，坚守新时代文化人的风骨与操守，这就需要我们仰望历史经典，维护书法的高贵与尊严。寻找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避免“为书法穿盛装，让艺术住别墅”，纯洁与提升全民书法的“社会性”，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美用相兼、知行合一的人文品格。诚然，书法要回归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定上来，对书法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阐述要有门槛，非书法语言不能包容。没有体统，就像民族失去了道统，民族性与纯粹性消失了；没有自律，书法语言就没有了自身规则，书法艺术必然出现人为的扭曲。因此，书法语言与创作者的关系是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
新时期我们提倡多元包容。什么是多元？多元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它还意味着异见者之间的共识，关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共识。还意味着对博弈规则的一致认同。如果没有价值和规则的认同，多元将导致艺坛的混乱与解体。泛审美化的出现扩展了审美形态的多元。传统古典美学范畴的优美、和谐与崇高被西方流传过来的“当代艺术”所打破，它消解了传统审美的标准，颠覆了传统审美的文化立场。以复制、技术、装饰、工艺制作的手段，借大众传媒去充塞当下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市场，支撑着日益世俗化的大众美学。
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传统中国艺术的纯粹性与精神性。从“静观”异化为“喧嚣”，从“审美”趋向“审丑”，从高雅堕落为粗鄙，从清逸降格为俗浊……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子，造成艺坛自由主义的泛滥。后现代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思维逼迫艺术向着“取消主体无审美”等疏离文化价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艺术创作原有的审美性与崇高性，混淆了东西方文化内质的差异，模糊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以超乎常理的“立论”和超越传统的行为吸引大众眼球，以成“景观”。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以怪诞、无序为卖点，以审丑为诉求，以消解主流价值为圭臬，这不能不引起书画界高度的警惕与反思！千万不能将“审丑”的快感理解为真正的艺术，更不能将“审丑”的反叛看成时代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替代当下的主流艺术。
矿物时代的社会信仰缺失与心理危机
有学者认为：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的归纳，大体可分为植物时代与矿物时代。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与饥荒周而复始地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在短短一代人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困的中国已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的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植物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民进入了矿物时代。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是石油、煤炭与钢铁。整整30年内，中国的石油、煤炭、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廉价的矿物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万倍，如今已超过2亿辆，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凸显，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导致整个社会幸福感缺乏。在活着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活法就成为最大的难题。“你幸福吗？”“你缺什么？”这是当下最流行的慰问。
当今社会最缺乏的是什么？缺乏道德底线，缺乏文化修养，我以为最缺乏的是信仰，带来的是人性的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君子之风：自信、诚实、坚毅、敬业、博学、友爱、礼让、担当……这种民族人文精神的回归，正是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自觉的表现。人需要信仰，才能坚持操守，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信仰，才能成为受尊敬的大国。
面对历史传统丰厚的馈赠，面对矿物时代优越的物质生態，我们反思这个时代穿越中的浮躁与浅薄，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历史的自省与谦卑，也失去了关于未来的担当与展望？
仰望星空，我们发现视野变得浅近，思维过于线性。好些年来，不少朋友在追随时兴与浅薄，注重形式与浮名。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轻慢，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缺一不可”，应该和我们不离不弃。
《世界是平的》一书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理想美饰的世界：大家一起站在平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都成了主角，个性化炫如星光灿烂。我想，在“以自我为中心”而追求自由光环随意宣泄的互联网时代，需要那些坚守文化信仰、时代审美理想与职业操守的真正“求道者”。
新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的道教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药方不是武力与军事，不是民主与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识”。他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而深刻地描述了同理心。道德生活的关键在于“恕”，如果一个人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
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还被诠释为：同理心意识的培养与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这揭示了同理心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明智地告诫人们，同理心是道德生活的关键，是衡量人们仁爱之心的标准，它引导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追寻。
目前，中国正在为迎接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三网”联合，将形成一个超级互联网。新的“通信一能源一交通”矩阵，不仅催生新的經济范式，还将整个地球转变为一个人类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推动人类意识的转变，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孔子关于“仁”（或者说“同理心”）的思想尤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识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同理心”——“仁”，这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世界凝聚与和谐，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可以说，同理心就是文明，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仁”就是文明的象征。
“三网融合”的新时代的工业革命覆盖了地球所有大洲，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体，人类同理心的拓展突破了血缘关系、宗教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与心理关系。孔子学说可以作为道德和哲学的指南。孔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分别独立地出现了规范人类行为的黄金律。这是一个古初人类生存理性化的时代，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理性反省。这种理性化，也就规定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发展方向并定型化。直到现在，轴心时代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方向仍在延续着。不同系统文化发展总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里，寻找自身发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然而，东西方的同理心作用范围还存在很大区别。西方以功利主义观念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相反，儒家学说的“仁”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孔子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与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人文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时代的价值！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这种“同理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西方信奉人类是一个功利主义物种，而孔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
2500多年前，孔子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天，中国已为讯息革命的领导角色奠定了法理与政治基础，正在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统地缘政治转向21世纪新兴的生物圈政治，这种里程碑式的重大政治转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今天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新“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说，（1）新“轴心时代”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将由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份额。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其现代价值更凸现出来而赢得新的发展与进步。（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可以预见，在21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整合，哪种文化就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影响力。21世纪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时代。（3）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将不可能再由几个伟人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新世纪的哲学也是精英哲学与大众哲学相结合的世纪。新“轴心时代”应该是由司马迁《史记》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发展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透析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将在新轴心时代对人类社会起到引领与推动的较大作用。
新觉醒时代的中国文化再创造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人类文化、科学、经济、政治与社会全民新觉醒时代。这是挑战人类文明、考验人类智慧和人类心灵创新文明的新机会。觉醒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方向，也是一种精神，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更有主体发展的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也要问艺坛何态？艺术家何为？艺术何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使人们提高作为“人”的内质品德而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在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哲学以及它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所以，中华文化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上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如果一味夸大儒家思想意义，其人本主义将走向泛道德主义；如果一味夸大道家思想的意义，其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
由此，我们在新的世纪也要认真吸取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科学精神，从“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化新创造，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新哲学体系。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要在21世纪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吸取“他者”文化先进要素，使中華文化“日日新，又日新”。
时代在变化，变化即易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我们认知变化，是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在创化中我们看到一个积极的刚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看到一个厚德载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的信念。人能弘道，就是能掌握天的整体创造力、能量与方向。弘扬艺道就是弘扬艺术创作的规律、法则。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也就是在实现自我中实现人与社会共同的生命与文化价值，因此，当代文化的新觉醒是“以道为本，以德为基”——技进乎道时代文化创造与未来发展的觉醒，是文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认知与履职的觉醒，是“周知万物，道形天下”的时代人文创造精神建设与完善的觉醒。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孔子儒学文化中本来就蕴含着一种觉醒的精神，是对天道与人性的体验，对天人之际关系的掌握，也是对社会生民的察知，进而形成知行合一、主客依存、上下相持的文化进步力量。
所以，觉醒不只具有创新个人的意义，更具有创新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能使一个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以天下为己任，社会发展为担当，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志于道、益于人的精神与胸襟，这也是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职责与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最崇尚的是人格理想。人类创造的不同形质的物态，经过历史的凝聚而延传着。而传统不是一个物质，是精神性的，将树栽成盆景就是文化，体现的精神气质就是传统，中华传统强调“和合学”，这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
1988年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相聚巴黎，发表了《巴黎宣言》，其中提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中国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孔子的智慧将成为新世纪世界人民共同的智慧。而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理想”“小康之治”与“大顺之境”将成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十分有益的借鉴。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举行腊祭，言偃（子游）随侍孔子参加。祭典结束后，孔子到门楼登高览胜，不禁喟然长叹。子游问：“夫子何叹？”这一问引发了孔子纵论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变，表达了儒家对礼的看法，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以尧舜为典型代表，为战乱中苦难的人们所描绘的原始公社的图景，是当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进而提出“小康之治”，其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的“大顺之境”。
从物质到精神，也就如冯友兰先生讲的人生“四重境界”，即依据人觉醒的程度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从物质到道德到精神，一直到天地境界，其核心是利他而不是利己。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于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大道废，讲仁义”（孔子），儒家讲求“内圣与外王”。“内圣”——道德修养；“外王”——道统为王。“圣王合一”是内圣外王合一，即天人合一，此为儒家的人格理想。中国文化儒、道、释合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家）。司马承祯提出修身七个治要——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此乃最高的终极关怀。
所以，信仰是人生特殊的价值需要与精神依托。当今社会存在多种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的冲突……自身心灵的冲突就是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就是“灵魂没有安顿”。因此，人格理想的追求就是解决心灵的安顿。
作者：言恭达
哲学文化几何学分析论文 篇3：
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
【摘要】就信息技术应用到学科教学的过程，经历了CAI，CAL，IITC的进展，尤其是手持设备技术的广泛采用更是点了一把火。教育界的理论研究也与时俱进，但在实践中，从教育条件、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诸方面都表现一定的复杂性。适应这种复杂性，笔者转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提出五行文化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种“集合”“类化”的思维模式，相生相克的制化则对应数学的运算推理。运用阴阳五行的系统结构，笔者建构了实践教育教学的思维范式，并围绕信息技术整合数学教学的任务，梳理了化解实践中的误区的思路，并从实践上分享了运用思维范式建构教学环境、开展教学活动的案例。
【关键词】信息技术；数学教学；五行五德；思维范式；图形计算器
一、缘起
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成为当下教育界的主题。理论创新的来源一是教育实践，二是文化自信。习主席讲“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那么，文化自信的生命力何在？我想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数学是研究模式的科学（scienceofpatterns）”，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最有价值的传承就是文化的系统整体思维方式。尤其是以阴阳文化、五行文化、易学文化和干支文化这四大文化系统为主导的文化系统。笔者在长期的数学教学中，坚持从思维方式上实践传统文化。从实践形式上与时俱进。近些年尝试画板软件、录屏软件、图形计算器等，尤其是参与HP图形计算器项目，许多教学实践中的难题一并解决，在教育教学理论的建构上也有了更坚定的实践支持。本着“共享”的社会精神，尝试梳理下面的文字与诸位教育同行交流，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二、五行五德的模型理论
1.阴阳五行是中国的思维范式
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基本构架主要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干支学说，易经学说等四个部分。其中尤以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进程，影响最为深远，正如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所说“阴阳五行的思考在秦汉以后一直是中国人在自然哲学上的思考的基础形态……如果去掉阴阳五行说的思考，是不会有中国传统科学的”。李约瑟博士也指出“五行说影响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使它遍见中国古代及中古一切科学和原始科学领域”[2]。
五行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大概商周时期先出现五行的概念，是对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的概括，在天有金、水、木、火、土五星，在地有固态、液态、生命态，气态、综合态的物质。“行”，也就是五种物质的运行规律。正如《韵会》卷八所言“五行，运于天地之间，未尝停息，故名”。发展至春秋战国，在以五行类比春、夏、长夏、秋、冬五时历法与气象特征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内容[4]。在类比人事伦理则有了“仁义礼智信”五德，仁德属木，义德属金，礼德属火，智德属水，信德属土[6]；类比人体器官有了心肝脾肺肾五藏，其中心属火，肝木，脾土，肺金，肾水[3]……
中国比类取象的这种思维，如同数学上的分类策略。英国学者葛氏用关联思维做了解释，他指出关联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普遍形式，具有分析思维所不可取代的作用[1]，阴阳五行便是基于关联思维的一种模型建构，基于这个模型，古人用于解释自然和社会，探索自然和社会。
2.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
五行模型诸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下列关系：
（1）五行分阴阳
阴阳学说是基于比较方法，呈现的一种对应、对称的系统思维。万物分阴阳，阴阳中又有阴阳。比如木有阴木阳木，阴木低矮，细嫩，如灌木等，阳木则高大挺拔；火分阴阳，有明火，暗火；有少烟燃烧之火，有湿木催生的烟火；土有阴阳，有荒漠的硬土也有肥沃的土；水有阴水阳水，清净的水为阳，则污浊的废水为阴等；金有阴金阳金，比如金属之金为阳，矿石之金为阴金等等。
（2）相生与相克的关系
五行之间具备相生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还具备相克的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两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五行的运算法则。从图示来看如果分布中只有相生的规律存在的话，五行的结构组成总是在向一个方向滚动，正是有了相克的关系，使得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克制，使其整个系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不动[7]。
（3）相制相化的关系
我们知道，几何学中，三角形最稳定。五种元素取三种，这样便有C35=10种状态。如图所示结构中有10个三角形格局：一组两个相生一个相克共5个：木火土、火土金、土金水，金水木，水木火；一组两个相克一个相生的：木土水、木土金，火水金，火水土，木火金。这两类结构一定程度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格局。
比如木火土格局，木生火，火生土，这是正向旋转，然后木克土，又使得方向转过来，使得进程得以克制，便使得结构更加稳定。換个理解角度，如果木土相克的格局下，我们便可以借助引入“辅助变量”火性的对象，实现木生火，火生土的化生关系，从而使得格局更稳定，更长久。当然，如果需要强化木克土的话，便可通过引入水属性的对象，对木属性予以补充，形成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的局面，此时土属性事物一则土克水，二则木克土，所以消耗就比较大，加速其消亡过程。
再比如金克木的格局，一方面，金属性的事物可以克制木属性事物阴性方面的内容，确保阳性的积极发展，从而使得木性事物获得成长。另一方面，换个角度处理问题，金属性的事物可以生水，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从而使得木属性事物得到滋养。同样实现了木的成长。
（4）五行以土为贵
五行学说还很重视“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提到：“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这一点在医学领域，《黄帝内经》强调五脏之中以脾胃为人身之本等。修身学领域，五德之中强调信德是，“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人无信不立”。其直接原因则是由于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4]。春秋时期的《国语·郑语》所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从贵土的角度，便有如下结构：
三、适用于数学教育教学的模型建构
（一）数学教学的要素与五行属性定位
以比类取象的思维，对于数学教育教学系统的所有元素，按照五行五德的属性归类如下。
仁德木属性，生命态。“仁者，人也。”教育的主体，一阴一阳，包括教师和学生，管理者和普通教师。其中教师属阴，学生属阳。这这两个要素，许多教育教学理论，或者学习理论总是偏颇处理，一般都肯定教师作用，有的则单方面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从实践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学相长”。成长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的人生课题，二者的成长是互为因果的，无非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成长任务。对此，熊春锦先生依据易经六爻的理论提出“六阶段的人生成长”，初中生“少年养正”打基础立习惯，高中生“青年养志”，对教师“成人养德”，熟练技能，获得生计，修养德行，积累功德都是重要的成长任务。当下许多学校单纯从学生成长角度来规划、评價教育过程，使得教师缺失幸福感。这些割裂教师和学生的成长，都是分析思维下的理论产物。作为教育的实践者，更需要圆通的教育思路，减少顾此失彼的教育伤害。
义德金属性，包括课程标准、考试说明，以及数学学科体系内容与规范。前者属阳，是依据教育方针，为国家教育所规定的，具有强制性；也是长期的教育实践基础上，由众多教育专家与一线教师共同拟定的，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后者属阴，具有非强制性，灵活性。当下学校基础教育中，也常常把教材作为规范和标准。实质上这个定位是有偏差的，造成教育的怨言。教材是国家标准与学科内容下的产物，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参考，是依据全国多数学生的学习水平的。因此也是允许地域性版本，甚至学校根据学生特点自编教材，比如实验班的实验教材、补弱班的基础教材。
礼德火属性，包括外在的教学、学习活动，内在的教学规范，组织模式，学习策略等。礼德秉持规范，条理分明，正是教学规范需要具备的特征，也是教学活动中的设计相应的教学组织，教学模式的预定目标；而教学和学习活动，也是需要消耗生命能量，需要师生在共同的交流交际中充分释放自己的思想，语言，从而获得思维的提升，或者技能、能力的熟练。这些恰恰是“火则炎上”的属性智德属水，包括宽泛的教学环境，具体的教学设备，教材，辅导资料也在其中。前者属阴，后者属阳。在信息技术环境中，既要有硬件，还要有学科软件；既要有信息技术的配备，还要有服务于信息技术的管理制度，这些一阴一阳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正是建设教育环境不可或缺的。当下还存在的问题便是教材、学习资源与教育设备的整合配套问题，需要编写使用信息技术的教材、学习素材。
信德属土，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针，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硬性的规定，是学校教育中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另外，文化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是维系国家持之以恒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大胆投入建设环境，教师“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的一个生命源动力，体现万物本于土，万物归土的思维。当下国家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提出学生核心发展素养中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成为重要方面。尤其是文化自信，中国梦的号召，更是成为各行各业人士的共同信念和精神家园。
将以上描述用数学表格形式大致梳理，呈现如下：
（二）教育教学系统的思维模型
本着五行以土为贵，教育教学活动都要依据教育目的，最终服务于教育目的的原则，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运算法则，教育系统五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面图示勾勒。
这个模型中，五种要素之间贯通了教育教学的系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们以实线代表相生关系，虚线代表相克关系。
比如金克木。国家教育具有普及性，也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公平公正性，它对人发展的影响也是阴阳两个方面的，（1）一方面是规范人的成长，成就有用的社会公民；（2）一方面也对某些特殊的情况有所限定。曾经在90年代，20世纪初，到处都是批评学校单调的教育、死读书，读死书，扼杀人性；高考残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再比如木生火。人是教学、学习活动的源动力，是活动的主体。教学组织本质上也依据人的，是人的组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以及教师把握学生的能力，是教学活动实施的关键；而学生的学科基础能力，对教师的态度，也是教学活动实施的前提。所以，信息技术设备作为教育教学的工具和环境，如果不能内化为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能内化为学生的信息素养，都是不会对教学产生积极效用。
（三）针对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关系分析
下面围绕整合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实践主题，梳理一下相关要素的关系。信息技术一方面作为国家标准已经成为学生发展目标的核心素养之一，属性为金，另一方面他也成为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所依赖的的教育环境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基础教育教学的基本设备，属性属水。数学教学，包括教学活动，教学组织，教学模式等，属性为火。“水克火”，教育环境对教育教学活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1.约束性。在既定的环境下，比如单纯的纸笔环境，简单的技术设备，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不管是哪一种，即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也能安定心思，提升自我能力，因地制宜地把教学活动做好，完成既定教育的目的。
2.解放性。积极角度来看是解放教师，改善教育条件，改进工作效率。当然，不当使用，造成盲目性，或者简单性，收到不良的教学效果。何克抗教授提到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一个例子，利用软件，小学生自主学习，老师闲置起来。学习的效果反馈也是机器完成了。这样的教师真的是解放了。即使知识上能力上教育很有效，这样的教学恐怕也是失去了教育成长的意义。
促进水克火，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整合数学教学的进程，笔者认为有下面的路径：
（1）金生水。《课程标准》提倡将现代化教学手段和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整合，新一次的课程改革提出进一步强调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都促生了有成效的设备和成果。首先是教材编写。教材编写也放开思路，呈现多元发展。比如人教版有A、B版教材都不同程度引入了计算机，B版教材还广泛涉及scilab编程语言，张景中院士主编的湘教版教材，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数学实验，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自主学习的能力。
各地学校信息技术建设也如火如荼，许多研究机构也投身到支持基础数学教育研究中。近20年的信息技术整合学科课程的研究项目，比如2000年10月教育部长陈至立提出“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2001年北京市教委启动的“资源库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作用”项目。张景中院士领导的教育数学团队，开发出“Z+Z智能教育平台”；惠普2004年与教育部合作的“HPE-数学实验室项目”，2016年又与NOC（Network Originality Competition）合作都是乘着东风，积极发展。
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笔者学校近期对高中三年的信息素养规划相应提出三个台阶，“高一熟悉画板软件，高二熟练图形计算器，高三参与数学建模编程”，围绕这个规划，数学学科教学环境提供一体机教学、开设无线网络、高二人手一份HP图形计算器，高三学习程序编程语言。
（2）水生木
教育环境的建设，教学设备的使用，都是本着教师和学生的成长的。因此造成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整合，教师的持续积极参与，学生的熟练使用是关键。
实践中，使用信息技术存在着盲目性、简单性，“教师做累了，学生看傻了”。这里面，选择合适信息技术设备很关键，尤其是数学学科的特殊性。张景中院士提出学科软件的四大标准，认为不能达到即学即用的软件，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教师使用才会使用的软件，其流通范围也会大打折扣。只有这样的设备，教师学了就会用，学生一用就会了。教师便乐于提升技能，不断尝试，甚至开发课题，忙在其中，又乐在其中。学生来说，通过一个个的数学课题项目，学习了数学学科知识，发展了信息技术技能，展现了研究的优秀潜质，使得学校生活充满挑战与收获的乐趣。
笔者在任教的学生中，遵循差异性原则，培优补弱，对于部分优秀的同学，组织成立了“图灵社”，创作数学作品，使学生感受到成就感。
（3）木生火。学生状态，教师水平对教学活动的参与、教学规范的落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学生发展一方面具有阶段性，初中学生偏向具象思维，喜欢动手，高中学生思维注意力较长，擅长动手能力，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具备基础的课题研究能力，和自我自组织管理能力。一方面具有层次性。尤其是高一初一的学生，来源不同，层次差异较大，需要教育的多元化培养。技术设备常常就化解了学困生的问题。这样，学生多元化参与到数学学习过程中，便使得教学活动产生效用。
笔者任教的一个班级高一基础比较弱，对传统的学习有放弃的动向，课堂教学管理难度很大。笔者深刻认识，突破的关键还是学生的学习能力。本着促进数学基础，开发学习兴趣，笔者用一个月的时间，带领孩子学习“网络画板”，熟悉数学的函数、几何等要素，以数学思维制作动漫作品，从而开拓了数学思维空间，激发了数学兴趣，逐步跟进了数学课程的学习。进入高二AP微积分学习之前，又果断要求每个同学购置HP图形计算器，花费1个月的时间围绕着微积分基础，一方面熟练了图形计算器的操作，一方面复习了微积分的基础在知识。这样，在微积分的课程学习中，每个同学都能参与其中，而且可以利用计算器设置一些项目，激发大家兴趣。
（4）这个连环同时也有效化解了金克木的教育痼疾。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改善教育教学环境，有效促进教师成长，多元化发展学生能力。优秀的学生能力得到展现，学困学生也能参与其中，展现自己优秀的动手潜质。
四、结语
阴阳五行的思维范式，是笔者在长期的数学教育教学中的经验总结，距离理论模型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概念上的界定，逻辑上的梳理，都有待深入思考。借此机会，笔者将运用该范式思考“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整合”，运作学校“HP数学实验项目”的实践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希望得到专家指导，于各位同仁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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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天胜高思华.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从《黄帝内经·素问》的角度考察[J].管子学刊2009年01期.
[4]贺娟.论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形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5]宋玉波朱丹琼；阴阳五行说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基本形成[J].《管子学刊》2011年02期.
[6]刘峻杉.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早期源流和当代诠释取向[J].大学教育科學；2017年03期.
作者：郭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