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作物异名同物原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先进生产技术知识。历代有识之士将这些知识记录下来，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近四百種专门的农书，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贾思勰和《齐民要术》贾思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但关于他一生的事迹，史书中却少有记载。
农作物异名同物原因分析论文 篇1：
《农学报》与其农业应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摘 要: 通过采用数据统计和文献分析考证法,统计分析了《农学报》所涉及的农学学科体系分类,包括作物学、园艺学、农业化学、农业工程学、植物保护与病虫害学、畜牧业、林学、农产制造等。重新认识晚清《农学报》传播农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开辟西方农学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农学报》以前所未有的媒介形态实现了西方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交融,并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传统农学为标志,首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和整建制地将农业科学技术分类精细化,为中国现代农学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农学报》;西方农学;农学体系;科技传播
晚清时期,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以精耕细作为主的传统小农社会,人们通过深翻土地、土地轮耕等方式,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条件,没有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作基础,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但多为经验总结,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农学报》之前,少量的综合性期刊对西方农学知识进行了零散的报道。甲午战败后,人们重新审视救亡图存之路,认识到农业立国的重要性,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报刊成为宣传新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主要阵地,各种报刊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创立,学术性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于上海的《农学报》,以罗振玉、蒋黼、朱祖荣等创办的以上海务农会为依托,故起初称《农会报》,出版长达10年之久,至光绪三十一年(1906)十二月停刊,共出305册。初为半月刊,第19册起改为旬刊。《农学报》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同时开创了专业性科技期刊之先河,主要是对近代西方农学知识的系统性传播,不涉及明显的政治倾向,因此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农学报》在我国农业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翻译引进西方农学的同时,也刊载了中国古代传统农书。在中国古农学日渐式微与西方农学如火如荼的交支中,《农学报》担当了一个传承与革新的重要使命,是当时传播近代农学知识的重要刊物。《农学报》的已有研究成果[1-3],多是从编辑出版、传播策略角度予以概述,对其传播体系所作的研究甚少。笔者曾对《农学报》之前的综合性期刊作过研究,[4]在此,对其所引入的农学分支学科作初步探讨。
一、农作物学、园艺学与林学
在农作物学方面,《农学报》先后刊载的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1897年5月)第2册王丰镐译的《论米之种类出产及性质》,杜均安的《山东试种洋棉简法》;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上(1897年6月)第3册王丰镐译的《论麦之性质及种类》《论麦制面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年11月)第14册陈寿彭译的《茶论类志》等。涉及农作物的文章比重较大,几乎涵盖了主要的农田作物,如米、棉、麦、茶、薯、粟、烟、稻、麻、甜菜、花生、山芋、苜蓿以及各种饲料作物和牧草等。对所述作物的产地、种类、形状、性质、耕作方法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其中《论麦之性质及种类》一文将麦分为“有须”与“无须”两大类:“有须类长短靡定,无须类农家不甚喜种。然春间播种,即能刈获。有须类植于秋令,至冬可收。又有坚靭麦类,于冬则无须,逢春则须生”。[5]除此两大类外,又一种麦为“绒毛麦类”,“头生短而软之丛毛,可分红白两色,其穗有短长松紧之别。有圆者长者,及长而紧者,名康姆潘克脱姆类”。[5]又有类此者,名为“陌密麦”,“其穗头则又分”。总言之,肥土是麦类生长的必要条件,“长麦类宜于天气干处,短麦类宜于天气湿处,其种法最妙得肥厚地土。他如砂土白粉土处亦佳”。倘若“天气湿处,如得松干土最妙。若湿软而深之土,则仅长枝梗而已”。英国种法先求肥土,种麦于种豆田之后,将助其生长。松犁并隔数时,“以息养其地亦佳”。种时莫妙于秋冬之初,“其时泥土尚韧。他穀不生,惟宜播麦。播麦之法,或乱撒或排匀均可,而排匀种法较佳。因可省子种,生产亦繁”。[5]解释了不同麦种的特性,进而说明要合理播种、因地制宜,提高生产效率。除此之外,对作物的土地选择、播种、栽培、施肥、除草、收获等栽培技术也有具体描述。其间各种注意事项也有详细规定,并告知如何提高产量,简洁易懂又不失条缕清晰。
在园艺学方面,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第16册有慕陶居士的《艺菊法》;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8月)第75册有陈寿彭译的《种花新法》;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有福羽逸人著、沈纮译的《果树栽培总论》,后在第83至92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8月)第152册刊载有福羽逸人著、林壬译的《蔬菜栽培法》,后在第153至158册连载。园艺学方面,主要是对果树、花卉、蔬菜等园艺类的种植栽培技术作了详细介绍,涉及种类较多。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刊登的《园艺类》一文将蔓类、果实类、花卉类、树木类以及园艺机械,筑造花园法等都归为园艺类,并指出乔木、灌木、花草的特殊功能,“装饰园艺至近时更流行,殆为不可缺之物。本部即从花园公园所培养之装饰乔木、灌木,及牡丹类菊类等花卉,皆陈列之。其目的因诸国气候风土相异,故其特种植物务说明其移植栽培之方法及其结果”。[6]这充分说明观赏园艺在当时已经成为流行趋势,人们在研究花草树木的实用价值之余,亦认识到这些物种的美化功能。所涉种类之多,几乎涵盖了现代园艺学的主要品种。同时,还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气候风土相异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移植栽培,这将趋利避害,促进植物生长。《蔬菜栽培法》一文提出了“客土”这一概念,客土即“补助土也”[7],用以改良土质,如“粘力过多者,混硅砂以减之。粘力过少者,混粘土以增之”。[7]认为用客土改良园地,“效虽不及肥料显”,然可“一劳永逸,可使植物当遂其生,其益无限。改良之土,再施肥料,其效尤大”。[7]该文用土壤学知识来论证客土的作用及对蔬菜栽培与植物生长的重要性,科学性明显增强,更具说服力。
林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7月)第72册刊载有(元)俞宗本的《种树书》,后在第73册、第74册连载;(日)铃木审三著、桐乡沈纮译的《森林保护学》分载于第79至83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第79册有铃木审三著、桐乡沈纮译的《林业篇》,之后在第80至86册连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7册刊有陈寿彭译的《论日光与林木之关系》;光绪二十六年十月(1900年12月)第125册刊有奥田贞卫著、樊炳清译的《森林学》,后在第126册至第12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7月)第148册有本多静六著、林壬译的《造林学各论》,之后在第149至152册连载。林学士铃木审三将森林保护学的重要性予以强调,指出“保护学与造林学,共为林学中最重之分科。造林之法虽合,而保护之术未周,利难操券”。[8]其要在“考妨害林业者之内外种类及性质,惩前警后,杜渐防微”。[8]保护类别有三,一为“妨害林木及作业者之种类性质及原因”。[8]二为“妨害物之所为及损害之厚薄多少”。[8]三为“抵御及预防之法”。[8]文中指出,林业之害,分为四种,“一天然害,二植物害,三动物害,四人间害。四者之中,人间害关系最广,考其原因,究其种类,计其损害,而讲预防之法,亦最费力”。[8]作者将保护学与造林学等同视之,若“造林之法合,而保护之术未周”,则会妨碍树木的生长过程,指出应首先考究各种林木的具体属性,其次分析外界之害有天然、植物、动物、人间四害。认为气候、燥湿、土地、杂草、兽虫、砍伐等因素制约林业的发展,考究其原因,对症下药,防治各种病虫害,尤其要重视预防之法的作用。铃木审三在《林业篇》一文中述及:“今乃设界限矣,画壤为田,占林作圃,而营生置产之途开矣。如是农业最先开,次及林业,而为诸业之前导”。[9]故人家之侧,“率为农田,农田之外,始为林地。人家益增,则林地益远”。林地多取农地所弃,在密迩市集之区,“或高陵起伏,难施肥者,或无湿气者,或倾斜土易崩者,则立杂木林,供薪炭,或为原野丛生荆棘,变瘠为腴,故有林地农场,犬牙交错”。林农交错,既因土性之优劣不同,“虽然有土性良优,而舍森林无别用者,斯别有大原因在矣。原因者何也?曰森林之旨趣也。诸业旨趣,计收入之增而已。若兼有安土利民之责,略小图大,舍近谋远者,林业盖特出矣。故大别有二,一为私业,一为公业。私业曰供用林,公业曰保存林”。[9]从地质学、气象学角度分析得知,“如今日之动植物带,人类始生,榛息以狉游,丰草长林,弥望无际,其木皆天然生育。”对林业形成之源流进行了论证推理,并将林业与农业给予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各种行业均以增加收入为旨趣,而“兼有安土利民之责,舍近求远者”,尤以林业最为突出。从“公业”和“私业”两种取向,将其分为保存林和供用林两类,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论日光与林木之关系》一文中对日光的作用及日光与林木之关系加以略述,“树木生长以受太阳光线为要,而树之成长速,尤要须光线。树木须光线之度,有多寡之差,非尽同一。若所受光线少,或全遮断光线之透射,而其树木全枯死或萎缩,而不长者。此类树木称阳树。若所受光线少,或被遮断,不触光线,而无害树之成长者,或其树木幼时不好光线直射者,称阴树”。[10]根据树木对日光的喜性程度,此文将其分为“阳树”和“阴树”两类,进一步阐释树木所需光线多少,“依其地之方位,而有差异”。[10]如生长在暖地,不需多光线,而生长在寒地不受光线,将会枯死。另外,“树木需光线之度,亦依地味而有多少之差。地味善良之处比之瘠薄地,虽少光线能堪之”。[10]除以上两种因素之外,“光线作用与树木形状性质,亦有关系。造阳树林者,不可过密,阴树之造林宜密矣”。[10]文中认为日光与林木之关系,与其方位、地味、树木形状性质等因素相关,造林时,须全面分析林地、树木的特点,考究其光照条件,种植适宜的林木,以利其正常生长。
二、植物保护学与病理学
在植物保护学方面,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9册有古城贞吉译的《论益虫》;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2月)第51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豫防稻热病法》;光绪二十六年二月(1900年3月)第99册有藤田丰八译的《果园气薰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9月)有藤田丰八译的《虫害预防法》;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2册有出田新的《农作物病理学》等。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第16册小野孙三郎的《害虫要说》一文中,对农作物灾害作了概述,认为农作物大敌有两种,其一为“天灾”,其二为“虫灾”及“病灾”。天灾“非可以人力制”,而虫灾及病灾,则“人得预防之而驱除之,以免其灾”。[11]故,欧美诸国“考察研究害虫及病害发生之由,而立预防驱除之方法,不遗余力,以是罹虫病诸灾者甚少。独我邦未究其理,一有虫病,即周章狼狈,不知所为,祈鬼神,托巫祝,以攘其害,其实毫无寸效,适彰其愚耳。夫虫之为害,不止于田圃农作物,实为饥馑疾疫之媒,流害不鲜。故求改良农事,宜先知虫病发生之由,及其预防驱除之法也。凡虫类发生有二种,一为卵生,一为胎生”。[11]认为人灾可以通过预防而驱除,应该调查其病害原由,探究防治方法,而不是依附于鬼神。万物是相互联系的,虫害的病发会扩散殃及其他领域。因此,必须及时预防制止,并详细介绍了卵生和胎生两种害虫。《预防稻热病法》对稻热病进行如下描述,“稻热病流行之区域甚广,几于全国所至有之,各处称谓不同。在东京附近则称稻叶枯凋,呈赤色者,总为稻热病。在东北地方,则称稻穗枯凋者为稻热病”。[12]播摩人小西笃好,著《农业馀话》,其言曰“稻热病发生于低下之田,或冷水所流入之田。人以为此病发生于稻叶,非也,其实因水冷而根腐也。其他如秧苗田迹中,肥料过多处,或表土浅而底土坚处,亦多生此病。由于伤其根也,又当穗将出时,有发稻热病者,穗颈现黑色,渐渐枯凋,是同为稻热病,但少异其状耳。故称之曰穗稻热病云云,是其所说之大略也。以上所说与今日所谓稻热病相符合,此病亦发于秧苗田,往往因地异名,然其病实同,或征菌发生以酿之。但因其病之发生时期,及其发生之处不同,故名乃致异耳”。[12]此处对稻热病因作了明确的界定,纠正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发生此种病时出现的症状也有介绍,并指出同类型的病由于时间、地点不同而名称亦有差异,实则为同一病理,这对人们应该如何预防稻热病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农业工程学
在农业工程学方面,光绪二十三年六月(1897年7月)第6册有蓝涉尔芒著、吴尔昌译的《农具图说》,并连续在之后的35册都有连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第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灌田要旨》;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第56册有陈寿彭译的《用弯放水筒排水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第89册陈寿彭译的《论农力》等。《农具图说》这部论著系统介绍了农用工具的种类及其功用,包括犁、耖、耙、锄、耧等基本用具及各种机械工具,如捆禾具、划田具、粪壅具、打谷具、筛谷具、压草具、洗根具等,并附之图示,精确地分析器具的各部分功能,以使人们明白其工作原理进而熟练使用。《灌田要旨》一文认为灌田要注意四点:其一,“灌田之水欲温,冷水则灭田中温度,妨碍生长。故与其朝灌宁于日夕,与其自近,宁取远流,迂回缓引,以灌之为可”。[13]其二,“灌田之水,须不再令流出。自浸地中,日光所温之水,渐次入地,不啻地吸其水中养质,亦藉吸空气及温度,使固形养质易分解”。[13]其三,“稻生长期中,时时排水,脱干田面,导大气于地中,以促肥料溶解,是为紧要。若徒以稻为水草,注水过多,乃过之甚者,如此,则终不能收获十分,且征菌病之原因,多由于此”。[13]最后,“灌水多少,因时而异,自插秧至穗藏叶中,水约深二寸至三寸,其后渐次减水,花湿田面即可,穗渐出,乃排水,直干其田,令稻成熟十分,但本来多水之田,不易脱干,宜止灌水”。[13]这告知人们何时灌田,何时排水,灌溉时保持的水温,水分不同的田地注水多少有别,与所需日光、肥料相适宜,并强调在不同的生长期,所需水分也不尽相同,要适时而调节。《论农力》一文对农力的作用作了如下表述,“凡农家课功,计一马所具之力,适足抵强健佣工五人,一切农具,比较优劣,皆以此为程,则设以两马一人之力,驾农器一具而所作之工,适等于同时十一人之并力,则其机器已不遗余力,可称尽善无憾,反是而不及十一人之并力者,则其器尚需讲求”。[14]而新出之器,利用良多,“造作之奇,神妙不测。仅有以一健夫驾一马或一骡,作苦田间而其功较二十人所作手艺,多而且胜者。近来农用器具,工巧绝伦,寔于陈法,无可比例。然新法之出,方兴未艾,而间犹有用迟缓费事之手工者,其所失不少,以后宜切戒也”。[14]从实验中分析得知,“驾农器一具而所作之工,适等于同时十一人之并力”,足以表明人力远不及农力之大,这是推广使用农力的重要原因。农力从动物之力(马、牛)发展为各种机械工具,这些农用器具工作效率之高亦是人力所无可企及的,而且制造渐趋精巧,便于人们使用,简便省力,切实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四、农产制造学
在农产制造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第74册今关常次郎著、佐野谦之译的《制纸略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第110册藤田丰八译的《制麦纽秆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8月)楠岩编、沈纮译的《农产制造学》,并在第116册、第117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第304册的《干燥蔬菜制造法》等。《制麦纽秆法》一文中将制麦纽秆法分为“艺麦”、“收秆”、“藏秆”、“切秆”、“选秆”、“漉秆”、“结纽”七个阶段,艺麦是第一阶段,应注意,“麦秆性喜向阳通气,而恶卑湿阴蔽。土以真土、砂真土为最宜,砂地次之,赤黑粘土颇忌。种之上者,茎长大纯白,光泽鲜明,皮薄肉软,有弹力,收额丰,制工省。其次者,种性能堪阴湿,而秆质较柔,茎形亦细,宜制细纽。莳期在秋土用时,一反步下种子二升,至二升五合,欲得粗秆,莳宜疏,地下垦松。临莳再垦,尽碎土块,施足根肥,寒中发芽后,溉水数次。如后垦共五次,每垦必粉碎根元之土块,二次垦时,施上肥,肥料皆取鱼类,一反步施量,约二十贯,宜视地味之沃瘠,有所增减,根元培土,风雨不摧,至春季,不宜灌水”。[15]艺麦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环节,按照麦秆的喜性而选择与之相适宜的土壤、气候、光照等自然条件,运用正确合理的种植培育方法收获优质的麦秆,并告知人们,“种性能堪阴湿,秆质较柔,茎形亦细”时,宜制细纽,而若制粗秆,则应“莳宜疏,地下垦松。”施肥则要根据“地味之沃瘠”而来适当增减,并且指出垦松、灌水的时节、用量,从而为结纽提供良好的原材料。此外,对收秆、藏秆、切秆等环节都有详细地介绍,为人们制麦纽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农产制造学》一文介绍了麦酒、葡萄酒、清酒、酒精、糖、蓝、酱油、水饴、茶、乳油、胭脂、烟草等各种日常用品的制造方法、工序及注意事项。其中,在谈及制茶时讲到,“茶树属厚皮香料,植物学名楷米里依的弗拉,摘其嫩叶以制茶”。[16]摘采与贮藏是两个重要的环节,对摘采的时间予以明确的规定,“摘采期有早晚,则四月上旬为始,茶之新芽茁四叶时,摘芽尖及上之三叶,留芽根之一叶,新芽舒五叶时,摘端三叶,去下两叶,留柄,摘日宜晴忌雨”。[20]摘芽、留芽、留柄都要按照具体说明而按序完成,以收获优质上等的茶叶,而且不得随摘随制,“所采之茶叶,必须暂行贮藏”[16],并采用“作筐以木为圈”、“筑土室”、“制所下设窖”等多种贮茶方法进行保存。此外,还将茶分为煎茶、红茶、碾茶、乌龙茶等多个种类,每种茶的制法都略有差异,文中详细论述了各种茶叶的制作过程、方法。如在制煎茶时,其工作分为“蒸凋”、“揉搓及干燥”、“精选”三个步骤,对于蒸凋的原因,也予以解释,“蒸凋者,所以去其弹脆两性,以便搓揉,且发特有之香气也。叶以竹筛去尘埃,约六十勺入蒸笼”。[16]而红茶与煎茶有所区别,“煎茶蒸之,令凋萎。红茶则晒之令凋萎。其法,将茶叶摊于席上,向日光曝之,时时搅拌,经一时内外,全萎。其萎之适度,一弹脆两性均失,握之无声。二叶柄屈之不折,且不破。如此,则叶之卷伸如意,破碎无忧。既美外观,并少耗失,知充分凋萎之为益大也”。[16]由此可见,制茶工艺与传统相比,已有了明显的进步。精细的分工,先进的技术,缜密的方法,科学的原理,为我国制茶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科学的角度指出,茶叶所含的重要成分为茶素,“茶素名替以尼,即茶之主成分也。结晶如绢丝,味若有毒,茶中含极微。故饮之不为病,转得收兴奋之功。叶最嫩者,百分中具茶素三分,渐老渐减,及秋,仅存一分内外,覆下园之茶叶,有茶素较多”。[16]除茶素外,还包括单仁、叶绿素、树脂、挥发油、粗纤维、加里由姆等成分。这一阶段,对茶叶的成分、特性、加工、制造原理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我国唐宋时期制茶业发展到鼎盛局面后便日渐转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技术。因此,利用他国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艺,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从而促进我国茶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状况,已成为迫在眉睫之势。
五、《农学报》传播价值
《农学报》作为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引进西方农学知识,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当时《农学报》、《算学报》等专业性刊物先后出现,它们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转而传播新学,一定程度上起到开通风气、转变观念的作用。中国自古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精耕细作是其最显著的的特征。直到晚清时期,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束缚下,与外界的交流被迫阻隔,而此时的西方农业科技却呈蓬勃发展之势,农业机械化程度高,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运用于农业领域,为农业注入科学的因子,使其上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从而提高了农学的地位,逐步改变“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传统观念。《农学报》在新闻传播事业中可谓史无前例,一改此前的综合性期刊形态,首创了专业性科技期刊这一范式,为其后诞生的专业性期刊提供了先例,这种集中地传播方式,使读者更系统深入地了解该学科的发展轨迹与最新动态,对于潜心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价值更高。在农业史上,《农学报》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农学知识,在西学东渐的漫长历史中,有识之士纷纷译书著说,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工业,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后维新派主张变法图强,一时各地报刊纷然并起,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多数为政论报刊,之后,开始重视西方教育和科学知识的介绍。而《农学报》正是这个时代孕育的产物,罗振玉、蒋伯斧、朱祖荣等人认识到农业变革的重要性,倡导创立农学会,进而创办《农学报》。《农学报》之前,涉及农学知识的报刊较少,在一些综合性科技期刊中略有记载,笔者对其做过统计,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格致汇编》、《时务报》、《知新报》、《利济学堂报》等。起初也只是零星地报道,直到《知新报》中,才首次将“农事”做为一个专栏独立报道,而《农学报》在这些期刊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姿态树立于报刊之林,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农学,首次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系统传播。
《农学报》传播的内容以东西方译著为主,其中包括农作物学、林学、园艺学、蚕蜂学、畜牧兽医学、植物保护学、农艺学、农业工程学、水产学、农产制造学等农业应用学科,其所涉及的各个类目与农业基础科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农学体系。所翻译的农学著作既有近代农业科学理论,如《农学初阶》、《农学入门》、《农学论》等,从理论上对农学知识作了系统的阐述,引导和树立人们的农学思想和农业观,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农学知识。此外,西方先进农业技术是《农学报》传播的主要内容,如种植、耕种、园艺、虫害防治、水利、农产制造、水产养殖、农业机械等技术,为我国传统农业带来了新鲜空气,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披上了技术的外衣,其内核也逐步发生变化。农学理念的的科学性和农业技术的先进性,是《农学报》传播内容的两个显著特点。全面系统地引进西方农学著作,说明当时有识之士有志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社会局面。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西方农学与农业技术彻底被人们接受并运用于生产,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农学报》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现状,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在农学史上所形成的开创性地位功不可磨,对之后《北直农话报》、《农学月刊》等农学刊物的出现提供了范例。《农学报》所创造的科技传播价值在于将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传统农学,首次将农业分类精细化,为我国现代农学体系的完整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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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ission of Agricultural Journal and Basic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hina
LIU Xiaoyan1,YAO Yuan2*
(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2.Research Institute of Editing and Dissemin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Key words:Agricultural Journal;Western agronomy;agronomy system;transmiss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作者：刘小燕 姚 远
农作物异名同物原因分析论文 篇2：
《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学名著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先进生产技术知识。历代有识之士将这些知识记录下来，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近四百種专门的农书，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但关于他一生的事迹，史书中却少有记载。目前关于贾思勰的确凿“信史”只有十个字，那就是原书原刻本的卷首作者的署名，题为“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后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个朝代，现一般称为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拓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后世学者通过对其他史书和相关碑文的研究，逐渐对贾思勰的生平有了清晰的认识。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南），主要生活在北魏的后期，官至高阳太守（高阳究竟在何地，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北魏有两个高阳，一个在河北，一个在山东）。贾思勰生活的北魏后期政局混乱，战事频发，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统治阶层奢侈成风。当时的文人为了避祸，大多逃避现实，潜心佛学、玄学，不触及民间疾苦。在这样的背景下，贾思勰能够搜集历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亲自参加农牧业生产实践，并著书立说向大家传授，希望以此帮助平民百姓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让他们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好日子，这种爱民之心是很值得称道的。
关于《齐民要术》的成书年代，学者在书中找到了两条线索：其一，书中提到“杜葛乱后”，连年饥荒，河北人民只靠吃干桑椹生活。杜指杜洛周，葛指葛荣，二人起事，攻占河北，百姓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三年后，即公元528年，杜葛二人兵败身死。这次事变是贾思勰亲眼见到的，他的书应该是在事变之后写成的。其二，书中提到西兖州刺史刘仁之曾在洛阳试种区田，并告诉贾思勰说此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刘仁之于北魏出帝（532—534）时出任西兖州刺史，东魏武定二年（544）去世。根据这两个线索综合推断，《齐民要术》应写成于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地域广大，气候、土壤、水源、农作物等问题，东西差异、南北差异都十分明显。因此，一部农书，还要弄清它反映的是哪个地区或区域的农业情况，否则就会产生误导。《齐民要术》中常常出现青州、齐郡、齐人、齐俗、济州等地域性名词，特别是作者常说“齐人”怎样怎样，这反映了他对家乡齐地的农业情况相当熟悉，也说明今山东是这部书涉及的重点地区。此外，书中还提到了并州、壶关、上党、井陉、朝歌、“河以北”等地区，就是现今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这些地区，加上山东在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说，《齐民要术》这部农学巨著记载了六世纪及以前我国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的生产状况及农业技术。
至于这部书的材料来源，正如贾思勰在《自序》中所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采捃经传”，即征引古书和当时著作中的文字记录。据近人胡立初考证，《齐民要术》引书有书名可考的共计155种（实际为162种），无书名可考的不下数十种。而且，对所引的每一句话，都标明出处，态度极为严肃、认真。特别是贾思勰征引的百余种书，有许多目前已经完全散佚，幸亏有《齐民要术》，才保存了它们的若干片段。“爰及歌谣”，即现存的口头传说。书中记有三十多条当时流传的谚语和歌谣。“询之老成”，即同时代富有农业生产实践的人所积累的经验。“验之行事”，即贾思勰自己亲自观察和动手得来的经验。有文献资料，有口述传说，有他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这大大提高了《齐民要术》的实用价值，也让这部书成为当时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科学知识集成。
我们该怎样读《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共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五千余字。“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记载了当时已掌握的关于谷物、蔬菜、果树、林木、特种作物（油料、纤维、染料等）的耕作、选育、栽培、保护的方法，及畜牧、渔业、酿造以至于烹调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对广义的农业，即农、林、牧、副、渔各部门，当时平民百姓谋“资生之业”所必需的技术，已概括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称它为“农家知识大全”。
那么，面对这样一部专业性强、篇幅又大的书，我们应该怎么去读呢？著名农史学家缪启愉先生为我们提供的方法是：应该掌握重点阅读的原则：一、书的纲领性文章—作者的《序》，二、前六卷的农、林、牧、渔是主要内容，三、每篇又以作者本文为主要内容。
具体言之：
首先，《自序》是《齐民要术》一书的总纲和入门向导，它包括了写作的缘起、目的、思想体系、写作范围和方法等等，反映了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对全书的规划。认真阅读《自序》，对学习和理解全书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齐民要术》十卷中，前六卷是农、林、牧、渔四业，是主要的；后三卷是副业，是次要的；最后一卷是南方植物，是附录性的参考资料。这样的主次安排，反映了作者对整个农业的一种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后四卷不重要，只是初学者阅读要有一个先后缓急的安排。就酿造工艺和食品加工来说，后三卷有很重要的技术内容和史料价值；就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来说，卷十堪称我国最早的“南方植物志”。
第三，《齐民要术》的每一篇结构大致相同，由题解、正文和引用文献组成。题解在每篇的最前面，内容是解释篇中作为主题的动植物，介绍在古代及当时著作中，有些什么“异名”、良好品种、物种来源及其性状特征，乃至美丽的“辞藻”或“故事”，为的是让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篇题对象有个一般性的了解。题解之后是正文，正文是《齐民要术》的精华。作者根据自己访问所得以及亲身的经验，详细记述了农、林、牧、副、渔各类产品的特点、生产过程，以及所涉及的技术知识。这些叙述，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见诸文字的第一手资料。正文后便是引用文献，即从文献中摘录相关的资料，对正文中的技术知识加以补充，并常常结合自己的体会经验，做一些批判性的鉴定。
题解、正文和引用文献，成为每篇组成的“三要素”。先把名物辨别清楚，然后再作针对性的论述，这之后，再援引二手资料作补充说明。这样的编写体例是贾思勰的首创，也为后世农书提供了范例。而三要素中，正文部分是核心，其他则是为核心服务的，初读此书者应以正文部分为重点。
《齐民要术》的科学成就和进步思想
作为一部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记載了许多农业科学成就，包括华北旱作农业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细技术措施，种子处理和选种育种，播种技术、轮作和间混套种，动植物的保护和饲养，对生物的鉴别和对遗传变异的认识，对微生物所产生的酶的广泛利用等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书中还包含着很多进步思想，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齐民要术》中体现着“农本”思想。“齐民要术”这个书名本身就是“农本”思想的体现，“齐民”就是平民百姓，“要术”就是谋生的主要方法，贾思勰写这部书就是为平民百姓规划和提供谋生的技能，从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能够丰衣足食。《齐民要术·自序》开篇就指出：粮食生产是治国安民的第一件大事，要使民众安定守法，首先要使他们生活富裕起来，而提高生产技能则是富民的重要手段。他还列举了很多历史人物教导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作为治国必须以农为本的实例。
其次，《齐民要术》中体现着革新进取的思想。书的《自序》中说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始为牛耕”（其实牛耕很早就有，并不始自赵过，赵过是改进耕具和推广牛耕），使耕作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西汉耿寿昌建议设置“常平仓”（起到调节和平抑粮价的作用），桑弘羊建议施行“均输法”（一种由政府征收和运输物品以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投机倒把的措施），贾思勰认为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利的革新方法。他还指出，神农是“圣人”，但神农不能造出犁，可是，用犁耕地比用原始的耒耜翻土，效率要高得多。言外之意就是圣贤即使功绩再大，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只停留在圣贤时代，而不向前进取，社会就没有进步和发展。作者在书中往往通过新旧对比，肯定新法的优越，这充分反映了他主张革新进取、反对落后保守的思想。
第三，《齐民要术》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比如在耕作方面，书中说秋耕要深，春夏要浅，初耕要深，再耕要浅。又如在播种方面，谷子、大豆、大小麦等，早种的播种量可以少些，晚种的播种量要多些。可以说，农业生产无时无刻不在与土、水、光、热打交道，情况千变万化，处理不好，好的可以变坏，处理得好，坏的则可以转化为好。这都是中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生产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和科学经验，就是要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依据不同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第四，《齐民要术》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农业生产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必须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否则便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书中说大禹治水不能使水向高处流，后稷种庄稼不能使谷子在冬季生长，不是他们没有本事，是其“势”不可能，这里的“势”就是指自然规律。贾思勰在很多地方都用注文的形式反复交代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的利弊得失关系，实际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他还总结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道”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做事随随便便，不按规律，则会白费力气，而一无所获。
第五，《齐民要术》强调实践和积极劳动的重要性。贾思勰在《自序》中引用了一句谚语：“智如禹汤，不如尝更。”意思是即使有大禹商汤那样的智慧，终不如亲身实践得来的知识高明。接着，他举例说：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孔子怎样种庄稼，孔子答道：“吾不如老农。”夏禹、商汤、孔子都是后世尊崇的圣贤，贾思勰提到这三个人，是要说明圣贤也没有“超人”的知识，他们脱离某些方面的实践，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是不了解的，因此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道理正在于此。另外，贾思勰还说“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力可以不贫”，“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这是在强调人们要积极劳动。“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想获得成功、有所收获，就要切实地付出心血和努力。
最后，《齐民要术》还强调节俭。勤劳后有了收获，但不能忘记节俭，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果实。这也是“勤”“俭”二字常常合用的原因。贾思勰在书中指出，粮食生产是艰难的，生活资料的获得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知道爱惜，任情放纵，为所欲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历史上因为奢靡亡国的不在少数，历史的教训应该为我们所重视。
作者：慧楠
农作物异名同物原因分析论文 篇3：
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
摘 要：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的特点，包括命名方式的演变、术语形式的演变和语义的演变等，旨在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lijun@saas.sh.cn。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
农业术语演变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单音节词汇逐渐向合成词发展。在原始农业时期，见诸典籍的农业名词大多是单音节词，如“植”“耦”“艺”等词汇均独立成词，表达了复杂的含义。然而，随着汉语语法的发展，农业术语中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音节词组成的合成词，如“畎亩”“区田”“播种”“粪壤”等词汇。从构词特点上看，农业术语中的合成词主要是采用语素组合的方式来构成新词的。研究者将这种构词方法称为结构构词法，并指出其中存在着六种方式：偏正式、附加式、补充式、动宾式、联合式和主谓式。以之检视农业术语，则较为常见的构词方式是联合式和偏正式。
联合式构词法指的是把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语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词语，包括名词+名词、动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等不同形式。上文所列出的“畎亩”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联合式构词法构成的词汇。“畎”为名词，《说文解字》载：“畎，水小流也。象形。古文从田，川声。篆文从田，犬声”［6］，意为田地之间的沟渠。“亩”也为名词，意为田地的高处。二者组合为“畎亩”一词，语义和词性并无太大变化，仍然是泛指田地的名词，在农学典籍中又被引申为一种西周时期的耕作制度（“畎亩法”）。“种植”“收获”“灌溉”等则是以“种”和“植”、“收”和“获”、“灌”和“溉”等两个动词相组合，形成了一个与原词语义相类的新词。
偏正式构词法是指以某一个语素为主，而用另一个语素加以修饰的构词方式，由此形成的合成词以名词为主，但也有部分动词、形容词。在偏正式结构的农业术语中，较为常见的是中心词在后而修饰语在前的形式，例如：
（1）动词+名词→名词：区田、代田；
（2）名词+名词→名词：架田、葑田；
（3）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播种；
（4）形容词+动词→动词：深耕、逆耕。
从某种意义上说，偏正式结构的农业术语比较直观地体现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演进。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原有的农业术语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记录、整理农业知识的需要。因此，以特定术语作为中心词，对其加以细化的描述，从而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描述对象的性质和特征，成为构造新术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上说，农业术语在字形构造上的演变，基本遵循了汉字演变的一般规律。术语的字形结构与构词方式，实质上都与农业生产的具体状况紧密联系，凸显出的是传统农学描述、整理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相关知识的思路与方向，也契合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某些历史特征。因此，对农业术语的字形构造进行探讨，是认识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重要角度，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路径和术语演变。
三 语义的演变 在字形结构演变和命名方式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语义也随着历史进程而产生流变，梳理术语的语义流变，对于进一步地认识农业术语的形成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语义学认为：“词义理解具有三个方向上的联系：第一，相互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第三，与言语运用的联系。这些联系从不同方面或单独或联合地对词义本身施加着影响。”［7］而在这三种联系之中，义位的变化、义场的变动以及言语运用的变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语义的转变。
农业术语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农业活动的连续性极强，因此农业事物在传承过程中突然消失于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农业术语作为与农业事物相对应的词语，同样也体现出极强的连续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农业事物中发现了新的变化，农业术语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创制新词，引申新义，对词义的理解进行进一步地扩大或缩小。因此，在农业文献中，经过新的调整的术语出现了新的含义。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在社会迁移、语境变更和语法发展的历史状况下，术语语义的流变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必然性。换言之，这个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农业术语的自我完善与更新。
首先，一部分术语的词义发生了转移，基本上脱离了原义。
“词的义场反映的是外部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往往带有人们主观认识的特点。客观事物的整体面貌改变了，固然会影响到反映着它的义场结构；许多时候，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并未发生体系性的变化，但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变了，或者对该事物类别的兴趣变了，都会导致整个义场的重大变动。”［7］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人们对描述对象的认识出现转变，那么术语语义的变化自然无法避免，甚至整个语义场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在原始农业术语里，“力”的原义是一种用以掘土的工具，如裘锡圭先生就认同“力是由原始农业中挖掘植物或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成的一种发土工具。”［8］然而，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力”的认识产生了改变，如《说文解字》就将其解释为：“力，筋也。象人筋之形。”［6］因此，在词语的运用上，语义场发生了转移，如《诗经·邶风》里有“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的诗句，显示出“力”的概念的变化。可见，“力”的语义转移实质上源于人们对该词语的多义性解读，其结果导致了义场的转换，使词语的原义被忽略，从而造成了语义的变更。沿用至今的农业科技术语，有些术语的含义也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转”（转地），《耕田》：“初耕欲深，转地欲浅。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转”“转地”都是指土地复耕，这是中古新的耕作术语，书面文献始见于《齐民要术》，中古非常强调田地耕作的质量，“转”“转地”成为农田管理的关键环节，指对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都尽可能的进行复耕［9］。
其次，一部分术语的语义范围发生了变化，从原义中引申出新的意义。
有学者以“粪”为例来说明农业名词的这种转变：
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10］
这段引文虽然并未直接阐述术语的问题，但“粪”一词的语义变化实际上揭示了农业术语发展的内在特点。现代语义学认为：“一种新的引申主要是由一个特定义位（或为本义，或为其他意义）推衍出来的。”［7］随着农业知识的积累，词语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联想作用，带动了义位的转变。因此，人们由“粪”的本义联想类推出一个新的引申义，将其语义范围缩小进而取消了原有意义。
最后，部分术语的语义场发生转换，由专门性的术语演变为普通词语。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由于远古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经验来自原始的生存竞争和最简单的生产活动，所谓科技词其实也是基本词、常用词。”［2］正是由于这样，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带来新的现象、知识、概念，也必然会带动术语的更新。透过从原始农业时期起的术语流脉，我们不难发现术语系统实质上处在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中，传统农学典籍中的名词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淘汰、创新的命运。例如，“藉”原为农业术语，其甲骨文形似农夫持耒翻土。这个概念所指的正是原始农业的深耕制度，“藉就是启土深耕”［11］，即以耒耜等工具翻动耕地，使土壤松动以便于农作物的生长。然而，随着农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汉语词汇的不断发展，“藉”逐渐从农业术语的概念体系中退出，至今已不再在农业领域使用这一名词，而它也相应地转化为一个常用的普通词语。
综观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语义流变，术语的更替、转义原本就是汉语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语义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学理论体系自我筛选、自我调整的历史进程，因而术语的变异实质上体现出人们对农业发展的认识程度。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流变也为现代农业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概念、术语，其中有许多词汇至今仍然在不断使用，并生发出新的含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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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