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1：
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地位探究
[摘要]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翻译活动也一样。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章以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结合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活动家的译学思想探讨我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的地位，并对我国未来的翻译文学活动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高潮；翻译文学；文学地位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知识技能、一项职业选择，而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及壮大皆离不开翻译的推动作用，正如翻译史学家Louis Keuy所说：“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的充实与发展。”。我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翻译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早在周朝就有明确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官职的记载，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一般认为，我国的翻译史上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分别为汉唐的佛经翻译（sutraTranslation）、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Sci-tech Transla-tion）以及“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WesternLearning Translation）。每次翻译高潮都对中国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尝试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解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从而说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对翻译文学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做出思考。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最初由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是指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这个系统结构并非单一，而是由许多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多元的结构，也就是说是由若干不同的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但是各个系统的地位有主有次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同时它们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之间的斗争运动无休无尽，占据中心位置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屈居于边缘、次要位置的系统也有可能向中心位置发起进击。因此，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佐哈尔进一步概括当翻译文学占据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以下三种情形：第一，当文学还“年轻”“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时；第二，当文学要么处于“边缘”，要么处于“弱势”，或者二者皆有时；第三，当文学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
多元系统理论提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极大地影响了对于翻译所采用的方法和规范。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主要地位，译者的任务更多在于跳出本国的传统规范框架，而并非只是去寻找并套用本国本就存在的文学模式；但是当翻译文学处于弱势地位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adequacy）不足”。多元系统理论跳出单纯依靠文本研究翻译的框架限制，不再拘泥于使用语言学这一传统方向研究翻译，为翻译研究引入文化这一角度，并且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现照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地位
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通过分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当时中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
1.第一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产生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教源于印度，当地的自然条件加上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忍受迫害的需求，佛教開始盛行并传人中国，这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求不谋而合，佛教很快得到大部分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正如梁启超所言：“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为了宣扬其宗教教义，必然要从外引入佛教典籍。从此，佛经翻译活动就开始了。在佛经翻译活动中，一批颇有造诣、深谙佛经偈言、佛经翻译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涌现，其中包括三国时的支谦、东晋时的道安、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以及唐朝的玄奘。这些人提出的翻译原则有“质朴”和“文丽”两类，并逐渐演变为后世翻译理论中的“直译”和“意译”。
为什么这些佛经翻译家会有如此成就呢？就像上文提到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之地，翻译家往往会采取“归化”（domestication）的译介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中心地位，翻译家就倾向于采取“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方法。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东晋和唐代的佛经翻译活动都是成功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佛经翻译家正确地领会并把握了翻译文化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并把这种认知应用于翻译活动中。换句话说，当译入语文化的地位比原语文化弱小时，译文就会最大限度地倾向于实现充分性，此时译者较可能使用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翻译策略，正如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而当译人语文化比原语文化地位强大时，译文就会更加关注怎样实现表达的归化，正如唐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于当时正在创立的文化多元系统来说，佛经翻译活动、佛经教义的引入正好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力量。佛经翻译这一活动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化多元系统文学中心的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动力。总之，当文化多元系统从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地位，翻译文学系统就自然而然地由弱势走向中心。
2.第二次翻译高潮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成就我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此，吸引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在宗教传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们不仅向中国人民宣扬基督教宗教教义，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科学理念。所以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渴求，轰轰烈烈的科技翻译活动便开始了，这一翻译活动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们互相合作，共同完成。在这些中国士大夫中，徐光启、马建忠、李之藻在此次翻译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由徐光启、利玛窦共同著成）等的成功翻译，开创了引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先例。这次科技翻译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实属历来罕有，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明末清初，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统治危机出现。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自然科学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当时统治者企图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强国”目的。虽然该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士大夫和官僚阶层的觉醒，由此，科技翻译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正是因为科技这一类型文本在中国翻译类型中实属罕见，处于弱势、边缘位置，所以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共同合作引进并翻译的大批科技作品，使得科技文本由弱势逐步向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大的多元系统的中心靠拢，与上述佐哈尔描述的第二种情形相符合。
徐光启、李之藻是我国明末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实践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却不熟悉洋文，在翻译过程中凭借传教士口头叙述，结合他们自己的笔记，通力合作才成功翻译出许多科技有关著作，由此可知，这些翻译家主要是采用意译或是归化的策略。这些翻译家的目的是向当时的群朝众臣和统治者介绍并普及这些科技作品，所以译文必须符合明末清初的语言使用规范、融合于译入语文化系统。这一期间的翻译作品并不能彻底实现对原文的忠实，而是选择了摘译、省译的方法，但是翻译的作用并没有被削弱，所译的作品仍然清晰流畅，清楚易懂，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文学及理论，还促进了科技这一生产力的发展。
3.第三次翻譯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活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翻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在此期间“涌现出大批文学家兼翻译家，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文学大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家、思想家”。引入西学思想是这次翻译高潮最为显著突出的特点。各文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以及翻译方法选择之争也为后世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比如，“直译”与“意译”之争、“信”“顺”之争以及“形似”与“神似”的探讨。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提倡“硬译”。因此，他的译文中有许多充满“洋昧”的欧化语言以及异化的风格。茅盾的“神韵”论、郭沫若的“气韵”论、林语堂的“美”论，都丰富并发展了翻译美学。在这些翻译大家中，钱钟书的“化境”论以及傅雷的“神似”说都为文学翻译提供目标和最高美学追求。
在“五四”时期，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深陷战乱，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由于社会混乱以及经济崩溃，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所滞后，因此，文学地位正处于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第三种情况，即中国文学出现转折点或真空。既然本国文学转为弱势地位，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及翻译就必须负担起填补国内文学这一真空。这一时期，各个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频繁，翻译的内容也层出不穷，翻译思想及理论就在这种译介活动及译者问的不断交流得到丰富和发展。由此可知，“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明显处于整个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打开当时中国人民的眼界，带来纷繁的文学作品，丰富他们的思想和觉悟，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和升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
四、结语
纵观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一科技翻译一西学翻译，不难看出各种类型的文本在互相角逐，彼此你争我夺尝试从边缘向多元系统的中心靠近，背后支撑这一“向心”运动的不竭动力就是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要求，反过来看这一“向心”运动也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场合，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这三个不同时期的翻译高潮表现的形式不同，规模也不尽相同，有大有小，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翻译事业都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此外，三次翻译高潮佐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即翻译活动不是单纯的两种或以上的语言的简单转换，必然涉及社会内部多种元素（系统）的互相牵制及影响。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此做出精辟独到的阐述。在认知和理解多元系统理论后，我们应当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和全面的视角把文学翻译所采用的策略放在社会内部不断运动的各个系统考量，并且加以深入研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别国、异族文化的心态产生变化，由过去的盲目排斥到现在的兼容并包，正如孙致礼先生所说：“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调，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
作者：游岚燕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2：
论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
【作 者】许 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20；谢 忠，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湘潭，411201
On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XuBin，XieZho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eseNation ； diversity in unity; pattern; influence.
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是制约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1]因此，考察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必须从分析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入手。
所谓地理环境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与某一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它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四周由天然屏障构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地形、土壤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中央平原地势开阔、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内部结构完整并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我们可称之为“中华大地”。中华大地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大熔炉”
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界定我国的历史疆域。然而，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经历了多次演变，其疆域面积、民族成分也发生过多次变化。[2]因此，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历来是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在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历史影响的方法论问题上，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视角不同，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方法：一是“上溯法”，主张由今及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①二是“下叙法”，主张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中国历史；②三是“截取法”，主张按照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来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学术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各有利弊。“上溯法”虽然照顾了当代政治的现实，但是以今套古，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而且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也是不足取的；“下叙法”，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发，把“中国”等同于中原王朝，不仅难免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统治的时间最长)，而且必然导致“未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民族就是外国和异族”的历史悖论；“截取法”实质上也是一种“上溯法”，只不过上溯的起始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积上对我国最为有利。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华先民的生存空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且大体一致的地理范围，而且，这个地理范围并不存在一条人为疆界，而是由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条“自然疆域”。中华大地的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淼无边的大海大洋，北方和东北绵延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边和西北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隔，西南则有气势绝伦的喜马拉雅山脉，呈新月形环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侧，成为中华大地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分界。可见，虽然中华大地与东南亚诸国和朝鲜等国相接之处较为畅通，但就其整个地理环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疆域”。这条自然疆域同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1820年清朝《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认、并得到沙俄与西欧列强承认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中华大地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基础。
一方面，基于对中华大地半封闭性特征的朴素认识，中华各族先民形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秦汉的初步统一得到正式确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4]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强调“中华一体”、“华夷一统”，它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大一统思想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坚，成为中华各族不断走向统一、融为一体的心理文化基础。历代封建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君临天下，还是其他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无不将“一统天下”视为己任；官僚士大夫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无不在分裂中盼望统一、在乱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更是同仇敌忾，为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个古代时期，中华各族先民都很难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开展大规模的交流，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华大地内部展开，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发展、自我调节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虽然关系或亲或疏，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分庭抗礼、兵戎相向，还是“和亲”通好、会盟互市，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这个共同地域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5]，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P3-4)
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
民族理论研究一般说来，疆域面积的大小同其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成正比，狭小疆域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相对较小，因而其中的民族成分也就比较单一。这是因为，居住在狭小疆域的民族一旦遇上严重天灾或强敌入侵，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远走异国他邦；否则，就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甘当奴隶，甚至被强迫同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广大，回旋余地极为宽阔。就当代中国疆域而言，东西跨经度约62。，长约5 200公里，时差在4小时以上；南北跨纬度约49。，长约5500公里，地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总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5%,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第三，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6]况且，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比当代中国疆域的面积还要大得多。相对而言，广阔的疆域不仅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而且能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宽绰的回旋余地。而这两个条件对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都极为有利。
在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中，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多元成分很早就得以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的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3](P7)中华大地的广大面积使分居各地的民族能够相安无事地向前发展，即使有所冲突和斗争，也因为有极为宽绰的回旋余地而使弱势民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根据史籍所显示的材料，我国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而实际存在的民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7]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许多次民族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除部分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等迁出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外，绝大部分民族是在中华大地内部进行迁徙和流动。所以，虽然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与同化，但直到今天，我国还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三、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对中华民族格局产生了“既发展多元又促进一体”的双重影响
费孝通先生说过：“民族结构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并不例外。”[3](P4)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来源于她的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其一，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个梯级逐级下降。最高一级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第二级由大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和大盆地(达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组成，平均海拔下降到2000～1000米；第三级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其二，地形非常复杂。既有高原和平原，又有山地和盆地；既有丘陵、沙漠和岛屿，又有海域、湖泊和河流。其三，气候类型比较齐全。南北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同时，复杂的地势、地形条件也增加了气候类型的多样性。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3](P5)
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④的多样性。在古代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复杂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气候条件)使得散居各地的中华先民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他们只能适应本民族的生态环境，相对独立地发展各自的经济和文化，从而形成各民族千姿百态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由地理条件造成的自然分隔状态，虽然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从而导致了有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的不利后果，但是，它在客观上又成为这些民族屏蔽外界影响、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天然盾牌。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组，即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每一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如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又分为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含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8]这些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对我国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特点的理论概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中华大地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同其广阔的疆域一样，对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又造就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性。如上所述，就整个中华大地而言，它生态结构是千姿百态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就各个具体的民族地域而言，它们的生态结构又是相对单一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相对单一的。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这种多元性与单一性的对立统一，既给各民族提出了打破自然封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又为它们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因为，各民族自身相对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使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很大局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最终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地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划分为互相依赖和补充的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南北三个发展带就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民族和旱地农业发展带；长城以外为游牧、渔猎民族和游牧、渔猎经济发展带。从东西方向看，则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湿润而适合于农耕，西部为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中国的大统一实际上就是这南北三带和东西两部民族关系发展的伟大结果。[9]可见，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在孕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格局多元成分的同时，也蕴涵着各民族走向一体的历史趋势。
四、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特点，进而对民族融合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各族特色鲜明的民族差异，而这种民族差异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主要聚居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他们坚韧勤劳，性格内敛，安居乐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广阔的草原、沙漠，交通便利，气候寒冷干燥，宜于发展牧业。在这种生态条件成长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性格豪放，勇敢尚武，精于骑射，一直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方民族一轮又一轮地侵扰汉族虽然存在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如它们需要汉族生产的粮食、茶叶、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但是，中原地区平坦开阔、易攻难守、便于骑兵纵横驰骋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成为引发北方民族屡次侵袭的诱因。
相反，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往往局促于山地，气候温暖湿润，交通不便，造就了南方民族数量众多、力量分散、性格温和、发展迟缓的特点。因此，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的关系中，它不仅极少受到来自南方民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多次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如秦始皇征百越、汉武帝用兵西南等。
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格局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大多数中原王朝在军事部署上都采用“向北防守，向南退却”的战略态势。如何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历来是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而面对北方民族的长驱直入，中原王朝如不能遏止其攻势，大都采取向南迁徙的策略，如东晋、南宋、南明等。即使少数有作为的君王曾主动出击北方民族，也基本上是以攻为守，汉武帝和明成祖北伐成功后随即修复长城便是这一动机最好的诠释。
总之，南北方民族正是基于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走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融合之路：北方诸民族的融合总是少数民族采取主动“打进来”的方式,呈现出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势。而南方各民族的融合总是伴随着汉族向南方的迁徙、开发，方式比较和平，进程相对缓慢。在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巨大差别的背后，隐藏着地理条件的难以察觉的，但又几乎是全方位的影响。[10]
五、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中央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华夏—汉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华大地山地众多，但是平原面积也很广，而且相对集中于中央。就当代而言，我国平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其主体部分在中华大地的腹心之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它主要由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总面积近达百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有我国这么集中而广大的中央平原。[11]
黑格尔说过：“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寒和极热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建筑一个世界。……所以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里形成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2]我国广大的中央平原正处于北温带，位于地球母亲的“胸膛”之上，特别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自然条件更是极为优越。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华夏—汉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族凭着这种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核心。然而，这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不是因为汉族比别的民族更聪明；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13]
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7000年以前，新石器文化的曙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两个生态条件基本一致的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大部分为肥沃疏松、便于耕耘的黄土覆盖。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非常优越。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年，中原一带气候温暖，降雨充沛，动植物繁盛，森林草丛随处可见。此时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3。C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4。C ～6。C。”[14]正是这种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黄河中下游平原最早迈进了农耕文明的先进行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即狭义的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平原同黄河中下游平原一样，也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很早就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古代，虽然生产力非常落后，但农业生产同渔猎、游牧相比，它的收获物更稳定，因而更容易解决温饱问题，并给人以安定有序的生活，所以农业文化具有相对的先进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不断地互相渗透和彼此交融，逐渐融合成一种广义的中原文化。中原农业文化的先进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地理上的居中性又为它同各族人民广泛开展交流创造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交通落后的限制，散居各地的民族大都长期处于分隔状态，因此，民族交往的主体和范围是有限的，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直接接触更是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天各一方，素无往来。华夏—汉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后同各民族发展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正是凭着这种广泛的民族交往，华夏—汉族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P3、32)
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互动中，强势的中原农业文化呈放射状向四周渗透、扩展，不断地吸收、同化别的文化，但不会被别的文化同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古代始终是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于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又以高度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促进边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众多民族各有发展历史，又互相影响、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国家，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3](P89)
广大而集中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秦汉以来，我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经风沐雨、屡遭变乱和分裂，但总是“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次分裂都带来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高程度的统一。透过中华民族这种无比深厚的凝聚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央平原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一，在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条件下，周边民族向中央平原发展比向边疆或外界发展要容易得多，从而对中央平原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第二，基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华夏—汉族为主的中央平原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明显不同而又互为补充、彼此依存的经济文化类型，由此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文化纽带。第三，中央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比较容易统一，而且也便于修筑诸如驰道和大运河之类的大规模的水陆交通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有力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平原确是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之所以大于离心力，而不是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使罗马帝国一旦分裂则无法再统一，主要是受了中央平原的恩赐。如果中国的中央平原也被很多高山峻岭所分割，那么中华民族可能也会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15]这种看法虽然因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而有失偏颇，但是，它所指出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16]正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上，中华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注 释：
①这种观点以翦伯赞、白寿彝、翁独健为代表。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到4期。
②这种观点以马长寿、王玉哲、范文澜、孙祚民为代表。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玉此及彼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③这种观点以陈连开、陈玉屏为代表。参见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参见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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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作者：许 彬 谢 忠
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篇3：
影史浩瀚“黔”中回眸：贵州电影的发展历程探究
摘要：纵观贵州电影，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敘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漫长过程。二十一以来，贵州电影迎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但总体来说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长远来看，贵州的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态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关键词：贵州电影 电影发展 贵州导演
1905年《定军山》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影史的序幕。而后，中国电影发展重心移至上海，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开创了早期的中国电影的繁荣景象。3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中国共产党首次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开展，对电影的艺术教育功能给予了极大的推动与肯定，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经历了抗战时期“孤岛”与“沦陷区”的电影短暂消沉之后，新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的复苏与重建的艰难历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体制改革、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实现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美学突破与艺术认可，如第五代导演8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跨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影片数量激增，影片内容趋于多元化。在时至今日的世界电影市场中，中国电影制造成了尤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中国百年来的电影历程中，贵州电影的发展是有着自身独特性的。在早期的电影史中，由于贵州偏远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贵州电影在中国影史的版图上曾经被缺席、被漠视。但随着贵州在经济、民族文化等领域的不断前行，贵州电影呈现出了不同时期令人瞩目的贵州影像，本文从影史的考察维度介入，结合贵州在不同影史发展史段的代表性影片，梳理贵州影史的发展脉络，以期呈现出贵州电影历史影像的清晰面孔。
一、贵州电影的萌芽
19世纪末，电影在上海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被大众所接受。电影数量、电影明星、电影公司成为了彼此上海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多山地，交通不便，与外部联系相对较少，加之历史原因，经济十分落后，和其他省份相比，在信息传递与交流方面，相对落后和闭塞。电影在贵州的发展因上述等原因，相比全国其他省份，发展缓慢。”[1]“贵州电影的出现，始于民国12年（1923年），区境私立南明中学校庆活动放映的无声影片（默片），内容为英国人拍摄的印度大象动物纪录片。”[2]但这次的放映行为，是贵州本地人所为还是外来传教人士或商人所为，并未寻得切实的资料记载。在1923年以后，贵州陆续出现过电影的放映，但由于早期贵州影院的尚未出现，因而大部分的电影放映行为都是在露天场所进行。
贵州有史料记载的电影放映人是贵州人刘玉清与明华轩。1925年，“贵州商人刘玉清在贵阳市内的中华南路自办的“刘源春澡堂”内，卖票放映了一部无声电影——《鹰眼神探》，引起轰动。[3]“1927年，赤水人明华轩“奔赴上海，购得厢式电影放映机一台，幻灯机一台和部分幻灯片，回路经过重庆，在一家医院租得《绿珠》《花好月圆》《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等无声片，运回赤水。”[4]根据史料记载，明华轩在上海购买电影器材时，还自编自导了一部《游园记》影片，虽然影片内容极其简单，只是几个镜头的组合，但在当时中国电影仍属稚嫩的现实状况下，编导合二为一的意识是电影艺术的一种进步体现。随着电影放映的兴起，贵州影院在贵阳、遵义等较为发达的地区相继建立。“1930年前后，省城贵阳建立起“明星”“民众”“神光”“中华”等六家影院。”[3]其中“明星”影院1930年“放映的《一颗红蛋》，为贵阳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片。”[2]遵义地区在30年代也陆续出现了商业性的影院。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贵州电影的放映主要以滑稽影片、家庭伦理影片为主，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逐渐被贵州人所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左翼电影运动的后续影响，加之抗战时期文化西迁的政策，贵州电影本土创作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贵州制造开始显现。在贵州电影史上，张道藩在电影上作了早期的宝贵尝试。张道藩是贵州盘县人（1897-1968），美学造诣颇高，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作品。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道藩创作了《密电码》的电影剧本，并由黄天佐导演，在贵阳黔灵西路进行拍摄。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剧情惊险刺激，开创了中国谍战电影的先河，是贵州影史上剧情片的开山之作，并被当时不少影评人认为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影片。在1945年，张道藩从伦理思想的角度，创作了《再相逢》，亦是反响不俗。
除张道藩在贵州电影创作上的凸显外，贵州的爱国人士纷纷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贵州优秀演员罗军等人积极参演了在爱国主义影片《日本间谍》（1939）《保家乡》（1939）《胜利进行曲》（1940）等影片，这些影片播放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贵州电影人在战争期间的创作与演绎，可以看作是贵州电影号角在历史时空中的首次吹响。
二、贵州电影“十七年”
1949年建国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纪元。电影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征程，国家电影制片厂进行了有计划的建立。“开国后1950年，1月15日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在西安成立，高歌任经理，王辉、罗光任副经理。2月1日西南影片经理公司成立，拓新任经理，下设四川、云南两省办事处和贵州发行站。”建国初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国营制片的第一步。由于当时许多内陆省份当时并未来得及设立电影制片厂，因此贵州影片的拍摄基本上都依托于这几家电影制片厂进行。
这一时期的影片延续了左翼电影运动中的纪录美学特征。例如水华导演的《白毛女》（1950）《土地》（1954）《林家铺子》（1959）、成荫导演的《钢铁战士（1950）《南征北战》（1952）、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1954）等影片都是以解放斗争、革命历史等为纪实内容展现。建国后贵州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场风波》（1954），由贵州作家石果的文学小说《风波》改编，林农、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该影片以反抗旧社会封建思想为主题，讲述了立福嫂和女儿杨春梅两个人的情感追求，她们在对抗旧势力为代表的族长杨永成及“家族法规”同时，积极宣扬新的婚姻法，敢于突破封建牢笼，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另一部由贵州作家汪德荣小说改编的电影《云雾山中》（1959）则将影片思想集中体现在了反压迫、求解放的表述上，导演黄野通过解放军歼土匪、解放吴家寨这一革命事迹的演绎再现了广大农民渴望解放、解放军英勇顽强的生动画面。两部影片的反封建意识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宣扬科学、民主等思想潮流，符合当时的国家政治主流文化创作，作品呈现出质朴感人的纪实美学风格。
1958年，在北京、上海等已有的国有制片厂基础上，国家决定在各个省份建立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以及宣传部部长王小川对此事十分重视，周林还亲自题笔写下了贵州电影制片厂的厂名。贵州电影制片厂当时设厂址在今贵阳醒狮路。为更好地进行影片的摄制，当时的贵州省委申请了专用的资金，派专人订购了许多先进的国外产的电影拍摄器材与设备。除在硬件设施上的筹备，贵州电影厂还选派不少青年工作者远赴北京电影学院、“八一”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地进行学习与实践。“1959年，孟靖原回“贵影厂”工作……在建厂的第一阶段，已经能拍摄新闻纪录片，影片的后期制作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加工完成，贵州厂抽调去学习的职工，边学习边工作，拍摄纪录片14部。”[5]这些纪录片有着强烈的新闻纪录片风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关于生产劳作方面，如煤田钻探、贵阳养鸡场等;第二，关于工程建设方面，如黔桂铁路通车典礼、新机场试航等;第三，是关于文艺生活方面，如赛马、工艺美术放光彩等。1960年，贵州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新闻纪录片，如《周总理和贵州各族人民同庆“五一”》《朱德委员长视察贵州》。在专注于纪录片拍摄的同时，贵影厂还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了黔剧《秦美娘》（1960）与苗族作家伍略小说改编的《蔓箩花》（1961）。《秦美娘》改编自黔剧，是著名的第二代导演孙瑜的最后一部作品，影片对旧社会的封建侗族婚俗“养女从舅”进行了批判。电影对《蔓箩花》讲述了苗族的清水江旁，善良美丽的姑娘蔓箩与勤劳勇敢的青年猎手阿倒约相爱，但是当地的地主恶霸大拐垂涎蔓箩的美貌，强行抢走蔓箩，阿倒约在众人的帮助下，救出了蔓箩。可黑心狠毒的大拐不甘心，放出毒箭射死了阿倒约，蔓箩万念俱灰，跳崖殉情。从此之后，清水江旁年年开出美丽的蔓箩花。这个根据贵州民间苗族传说改编的电影，因其神话母题的阐述，成为展现贵州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优秀代表作品。1961年，因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滞缓等原因，贵州电影制片厂在省委的决议下，决定关闭，直至1963年，贵州电影制片厂完全结束。
在此之后，因特殊历史环境，贵州电影进入了一段较为长期的沉寂期，外部电影制片厂也仅有八一制片厂摄制的《突破乌江》（1961）、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苗岭风雷》（1977）、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火娃》（1978）的这几部影片。直到文革结束后，贵州电影才再次走入历史的视野。
三、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1979-2000）
1979年，“改革”成为了新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建设主旋律的最强音，相应地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夏衍先生曾在文章中谈到：“电影生产既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种事业。”[6]1958年冒进的“省省办制片厂”策略，后来又大面积的下马，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着重与提高影片质量，改善放映条件、受众观影环境上，所以各地省办厂重建工作都进行了严谨的实地考察。加之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7个电影制片厂，和改革开放后新建的4个厂，“依靠这11个厂，36个摄影棚，不建新厂，到1985年实现年产120部影片的规划，是完全可以胜任有余的，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制片厂……省办厂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人才分散，势必会降低影片质量。”[7]在“贵影厂”无法重建的现实环境下，贵州电影生产相比较于其他省份来说是一种较为薄弱的存在。1979年，在发展电影事业的行动上，“全国6个大区29个省、市、自治区，除贵州外都有所动作，规模有大有小。”[7]由史可见，当时的贵州在电影生产上，自我主体书写能力缺乏，因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电影制作平台来制作影片，在电影内容取材上，由于贵州都市化进程的缓慢，借助贵州文学作品改编成了贵州当时电影的一大特色。
根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的贵州电影作品主要有《毕昇》（1981）《四渡赤水》（1983）《良家妇女》（1985）《奢香夫人》（1985）《林中迷案》（1985）《业余警察》（1985）《山雀儿》（1987）《血溅秋风楼》（1989）《谋生奇遇》（1993）《无名三侠客》（1993）《残月》（1993）。这些影片有根据史实改编的《毕昇》《奢香夫人》;有反映抗日解放的《四渡赤水》《血溅秋风楼》;有反思封建思想，追求进步自由的《良家妇女》《山雀儿》《残月》等。通过对上述影片的分析，贵州电影呈现出了文学与电影结合、娱乐片商业属性的凸显等特点。
在文学与电影结合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贵州作家李宽定小说的改编。“贵州电影的文学策划从改编到‘生产剧本’（李宽定语），应该是电影写作文化的一大进步。”[3]由李宽定小说改编，第三代导演黄建中导演的电影《良家妇女》是一部极具艺术内蕴的影片，电影在影像符号的建构与思想主题升华上都属当时剧情片艺术风格的上乘之作。影片讲述了解放前夕在贵州黔北的山寨里，大媳妇与小丈夫这种旧社会的畸形婚姻习俗对人性情感的压迫与命运悲剧的形成，整部影片充盈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反思意识。电影开头便以甲骨文的演变将“妇女”二字作了阐释，最初的甲骨文“女”字是一个跪在地上的女子，“妇”字则是一个执扫帚的女人，寓意女人辛勤勞作的身份。这一演变来点明影片中的李宽定语：在我们中国，最可敬的是女子，最可悲的呢，也是女子。《良家妇女》的悲剧色彩源于旧社会思想中，女性地位确立在生儿育女的工具上，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如五娘的婚后守寡，三嫂的拜佛求子，大嫂的认命，都是封建思想浸透下的女性僵化形象表达，疯女人的出现将女性悲剧色彩渲染到了极致，最终在外来进步思想的帮助与感化下，余杏仙完成情感抗争的仪式化——休夫，获得了自我的自由选择。
而另一部由李宽定同名小说改编、华克导演拍摄而成的《山雀儿》则将反思的视角放至了农村与城市（贵阳）两个空间的意识表达上。在山群围绕、思想保守的村落里，山雀不满父母定下的婚事，将他许配给了家境优越但身形不显高大的强二。在她与同村的铁匠铁头相恋之后，她选择向强二退婚，为偿还彩礼费用，山雀来到了省城贵阳，在王教授家做了保姆。在王教授及其女儿的影响下，山雀的文化思想意识逐步提高，对曾经的恋人铁头只顾挣钱而忽略文化的学习心生失望，而此时，强二因通过中专学习，成了当地科学文化知识的带头力量。这一变化，让山雀对自己的情感选择产生了迷茫，在母亲、村里众人的劝说下，无法再次冲破内心牢笼的山雀只有选择嫁给了铁头。虽然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彻底表述情感自由的抗争，但通过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的思想转换，将现代进步思想对于人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贵州电影除了与文学上的艺术接轨，还呈现出了在剧情表达上新意迭出的娱乐片。1984年上映的贵州作家犹学忠编剧、徐伟杰执导的剧情悬疑片《林中迷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片以西南边陲的一个凶杀案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案情复杂、动人心魄的缉凶过程。另外一部由犹学忠编剧的作品《业余警察》更是用轻喜剧的叙事手法将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
四、新世纪以来贵州电影的双重走向（21世纪以后）
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业开启了全面化的进程。外资影片的融入、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角逐电影奖项成了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现实选择。在全国电影市场重新洗牌、建设的大环境下，贵州电影在立足于空间艺术演绎、民族多彩文化传承上走出了不一样的贵州电影。
新世纪后，第六代导演率先将镜头移至了贵州的时空里。以陆川导演的《寻枪》（2002）《王小帅“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闯入者》（2015）为代表。这些影片在特定的艺術叙事语境之外，不同程度的展现出了外来的“闯入者”对贵州的最初印象。
《寻枪》体现的主题是“用传统的意象空间指涉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影片在主题立意上的表达与取景地青岩古镇有着莫大的关系，空间的地域样貌对于影片内容符号化的表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升华作用。在贵州多雾的天气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古镇高低不平的山坡、石梯，年代悠久的城门遇城墙，幽深而狭长的石板小径上光滑的青石，马山家古朴的木屋结构，这些影像符号融入至电影的叙事中，恍如置身于时空的迷幻之中，让人产生欲望的探究之感。导演陆川也曾提及：“空间和画面构成的另外一种讲述，给予你的事情绪的感受，它是非理性的，他是一种情感。”[8]影片里能指的是马三对枪的寻找，而所指的却是，马三作为现代人对于“枪”隐喻的是身份的寻找，是权利的身份、男性的身份、父亲的身份的寻找。这是传统的生活空间意象与现代的情感心理空间意象进行的反差性影像表述，“从小镇内到小镇外，寻枪主题表现的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带来的焦虑，而初涉入现代生活的古朴小镇则是展示焦虑的情绪空间。”[9]《寻枪》在电影艺术语言的表达上，率先将贵州青岩的古镇形象跃然在了影像上，并成为了第六代导演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陆川导演之后，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将目光投向了贵州贵阳。王小帅因其少年时光在贵阳渡过，结合其自身经历拍摄了以贵阳空间为展现的“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和《闯入者》（2015）。在影片里，贵阳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城市进行了记忆式的意象呈现，这种呈现既是故事发生的载体，也是故事叙事中参与的主角。导演通过影像符号的表现力，用细节还原了记忆中的载体——贵阳。王小帅通过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建构起了历史时空中的贵阳。第一个维度是独有的贵阳物质性表述，如地形、气候、语言、饮食习惯等;第二个维度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表述，如三线建设背景下人物的生存状态;第三个维度是这一城市空间里人物的思想蜕变与社会价值观表达，如自我与社会的认同、反思。这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内容在互为表意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中“贵阳”城市意象建构与表达。
除陆川与王小帅电影中的贵州关注外，其他外省导演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涌现。如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2008）《鸟巢》（2008）、闫然导演的《幸存日》（2011）《云下的日子》（2011）《凤凰台》（2014）《不朽的时光》（2016）、朱一民导演的《扬起你的笑脸》（2000）《小等》（2013）、毛晨雨导演的《新寨还愿记》（2007）《秘密人》（2010）等电影作品都对贵州空间的民族景观与人物影像给予了丰富的、多元化的意义书写。
在外来导演着力展现贵州隐秘空间影像的同时，另一幅属于贵州本土导演书写的瑰丽影像也在展开。进入新世纪后，贵州籍导演胡庶拍摄了纪录片《我不要你管》（2001），贾樟柯导演曾在其著作《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册》中提及该片，认为影片的艺术思想性令人联想到了1947年的《小城之春》。胡庶的另一部原生态电影以苗族少女小片的成长经历《开水要烫 姑娘要壮》在国际上也是深受好评。2005年后贵州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意象，贵州第一位女性导演丑丑的处女作《阿娜依》（2006）登上银幕，随后她的《云上太阳》（2010）《侗族大歌》（2017）电影作品更是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推向了世界的视野。《阿娜依》是丑丑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影片以苗族姑娘阿娜依学习苗族刺绣、与侗族小伙阿憨相恋的故事为内容，将苗族刺绣与侗族对歌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黔东南黎平千户苗寨、台江等地徐徐展开，美不胜收。《侗族大歌》改编自侗寨的真实事件，以歌喻情，诠释了远离城市喧嚣的侗寨桃源里，平凡却感人至深的友情、爱情。相较于《阿娜依》与《侗族大歌》的内在民族空间描绘，《云上太阳》则引入了外来文化的视角，通过法国女画家波林这一外来人物的“闯入”，对黔东南丹寨县这片原生态的纯净美好进行了展现，影片中古老的造纸技艺、传统的锦鸡舞、善良的民族情怀，都体现了苗寨里淳朴的人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至善。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丑丑导演，其他本土导演也从不同的民族文化领域介入，展现不同的贵州民族景观。如吴娜导演的《行歌坐月》（2011）、《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6）;陶明喜导演的《铁血警魂之卧槽马》（2009）《飞翔的爱》（2009）《神马都是浮云》（2012）《嗨起，打他个鬼子》（2013）、唐煌导演的《脸谱》等。
2015年被誉为贵州电影“新浪潮”之年。这一年佳作迭出：《致永不消逝的青春》（2015）《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5）姑鲁之恋》（2015）《丹寨往事》（2015）。但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黔东南籍导演的《路边野餐》（2015），该作品在当年荣获不少国际奖项，被引为艺术电影作品的创新之作。电影中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将黔东南小镇那真实而又虚幻的秘境之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将“贵州”独特的空间与电影影像形式相结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2018年更是被喻为“贵州电影”年，毕赣导演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饶晓志的《无名之辈》三部影片将贵州电影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点。《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延续了《路边野餐》长镜头的表达形式，故事叙述线索复杂且物像象征意味隐晦。毕赣用自己所领悟的电影美学理念结合人性情感、精神内化把黔东南这一地域空间拍得亦幻亦真，搭建起了艺术极致的“黔东南宇宙”。《四个春天》与《无名之辈》两部影片都以贵州小城里的“小人物”为对象，折射了底层人物的光芒。《四个春天》导演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通过对父母2013-2016年四个春天的日常生活影像记录，演绎了平凡、真切亲情，令观众共鸣与动容。《无名之辈》的多线性叙事相较于《四个春天》多了更戏剧性的冲突，通过几个边缘人物的遭遇，将小人物内心充满美好善良在都匀的风雨桥上交汇与上演。进入2019年，取景于贵州花溪夜郎谷的《送我上青云》上映后，艺术口碑反响良好。该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探寻现代女性的情感价值观，成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俱佳的女性题材电影。
五、结语
回顾贵州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贵州电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叙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这一漫长成长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贵州电影迎来了不同文化意识主导下的影像表达：有他者文化意识彰显下的传统空间里的现代性情感隐喻;有自我意识引领下的贵州民族文化本能展现;也有艺术电影理论感知下的形式与风格表述。但总体来说，贵州电影的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而未来贵州电影的发展，更需要在外来文化的参与下，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態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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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