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沈从文悲剧意识范文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
提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小说中那特有的湘西风采。那里有着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加上古风古色的建筑和风光秀丽的山水，充满了“桃花源”式的和平、宁静与优美，弥漫着一种乡村的温馨的牧歌情调，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之地，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这个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珑剔透的笔向都市里的人们娓娓讲述着偏远边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怨愁。浪漫和严肃、美丽与残忍,两极之间的张力在叙事的空间里有机地融合,描绘出了一幅幅绵长的湘西生活的风情画卷。这个不为人知的、陌生的湘西世界,寄托着作者全部的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
然而沈从文先生也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这样看来，沈从文小说并非只有陶渊明式的闲适恬淡,更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概括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了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美丽的背后隐伏着伤痛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一类是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前者突显了生命的本性,从深层意义上传达出更具感染力的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命的关怀和怜悯;后者更显其批判目的。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以湘西和都会为两极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3]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先生那些看似美好、美丽甚
至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味道?沈从文小说中是如何体现出这些悲剧色彩的?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能够从那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读出那些作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这些悲剧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
湘西是沈从文按理想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庙,是他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虽然他也明白湘西是“抽象的过去”,但他却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支撑他艺术世界的支点,那就是供奉在庙里的生命之神。“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正是源于他对生命的信仰,才让我们透过其诗化、散文化的语言,不光看到了牧歌式的田园,更体味到了那隐藏在宁谧、平静的画面背后的、淡淡的悲凉。这凄凉来源于那些活泼的生命以及他们在现实中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力。他们被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向往一切简单和美好,却无奈其不可得:愈是努力,愈是美好,愈是悲凉。[2]
在小说中,沈从文常常以恬淡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转瞬消失。他往往用一篇小说的三分之二编织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然后又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总有回头望去物是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悲剧美学风格。《三三》中的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地长大”,从小就和母亲享受着那座碾坊,沐浴在自然中,快乐地生活:捉蝈蝈、煨栗子、吹芦管,在那份恬然自足的生活里,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流淌着生命的活力,这活力辐射到周围的人世上,形成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圈。《边城》中的翠翠即如此,连名字都取自那满山翠绿的竹篁,故事没有那么多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太过复杂的构思。《三三》和《边城》,都会让人感觉整篇在描述一个世外桃源,在不断展示独特的美景、纯朴的人情和纯洁善良的人。然而,在结尾处,作者给了读者一个并不圆满的结局,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失落。正是这种不圆满的结局与无限的失落使得沈从文小说中充满了悲剧的味道。
沈从文先生关于《边城》说过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4]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
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佬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走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刘西渭(李健吾)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5]”这些正说明了沈从文小说中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美的悲剧与悲剧的美
所谓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别人看。而沈从文的小说中，美丽的故事、美好的一切是没有被作者撕裂的，所以说，沈从文小说里的悲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也可以说成，沈从文的小说故事充满了悲剧的意味。而这种悲剧，我们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沈从文式的悲剧”。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已经读出了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悲剧的意味。那么，作者在其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沈从文式的悲剧”的呢?
沈从文在构成其悲剧的许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笔墨,集中地描绘了美与美的冲突。无论是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美的相互碰撞、纠结直至毁灭,都体现出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蕴、美的追求,并在美的悲剧中张扬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出了一曲曲美的挽歌。《边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翠翠却只爱二老傩送,大老失望之余随船出行遇难而死,二老因为哥哥的死和其他琐细原因也下桃源去了,只有翠翠姑娘守着渡船执着地盼着情人归来。在这里,傩送并非不爱翠翠,可他还是放弃了,只是因为他割舍不下手足亲情,在他看来大老是因翠翠而死的,“那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使两人“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了打发下去”。亲情与爱情都是个体生命所要追求的东西,可是手足之痛横亘于爱情之前,二老一下便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做出选择。正因其无法选择,才使淳
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焕发出了光辉,使悲哀只变成了那么一脉细细的愁情,而悲剧则如一个凝泪的微笑般动人,这种悲剧的美便造成了美的悲剧。[6]同样,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男主人公豹子陷入了守信与守时的两难境地。到了约会时间还没有找到答应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不带礼物去赴约是失信,找到礼物再去赴约则是失时,最后为了守信而失时,酿成了爱情悲剧。
在个体生命内部所追求的两种美的悲剧冲突里,作者热情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对坚贞爱情的纯洁信仰。基于作者爱与美的创作观,走进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是经过严格过滤、提纯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真善美。《边城》里的老船夫代表着乡下人的愚鲁热诚,大老天保继承了父亲的正直豪爽,“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翠翠则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少女,心地纯净得透明。此外船总顺顺,二老、杨马兵等都是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显示出优美自然的人性。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但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美,而诗意的沉醉则表现出了湘西人民质朴的美。然而,并不是任意的两种美都能完满地给合在一起,当这些独立的生命个体被亲情、爱情、友情联系起来的时候,美与美的摩擦与不协调就可以看出来了。而这种不协调景象的描述同时还体现了沈从文创作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活过程、从他的阅历与生平中得到说明。老船夫典型的乡下人式的狡猾引起船总一家人的不愉快,天保向翠翠求婚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向另一种美的靠拢,但是却无法协调,翠翠欣赏的是多情的二老。这一系列美与美的冲突导致大老的意外死亡,从而引起了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此外,如果《三三》中那个来乡下养病的青年也可以被界定为美的话,那么《三三》的悲剧则在于生死拉开了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在我国传统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靠创设出“化蝶”这场戏使得悲剧归结为大团圆的喜剧,但这种喜剧却总让人感到一种欲言又止的不满足。在一泓清澈的溪流边,三三面对隔开生死的界限却只是“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爱情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模糊而绮丽的梦,倏忽之间就轻轻地绷断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惘然与哀愁,这种惘然与哀愁便构成了美与美之间的不协调。然而,这种美的
不协调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不协调,同时也隐隐地透露出沈从文自身的矛盾心境。如果说,这种不协调只不过是他小说美的一种特意的构造,还不足完全说明他的创作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话;那么,他对湘西人民生活情景的描述则把这种矛盾全都体现了出来。他的大部分笔墨都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但他的这种矛盾性,对他小说艺术的悲剧美并没有造成损害,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冲突即群体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反而更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透过作者表面上所描绘的田园牧歌，读出了小说故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深深的哀怨，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样的悲剧是“沈从文式的悲剧”，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内心的真诚实则有着深深的哀怨。沈从文先生创作《边城》时曾说过，他创作的目的，不是为着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图，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人生形式中，注入自己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而悲剧往往更具震撼力，更能表现出作者的那种“人生形式”，更能体现出作者人生中体验到的“哀乐”。 [7]
第二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的女性作家，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经历四十年代的昙花一现和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至八十年代的张爱玲热。张爱玲有言 “悲凉是一种完成】。”在这里笔者对其一生及其创作中所特有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探索，解读其作品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作家一生的影响。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
张爱玲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童年以及婚姻的不幸和她所接触的周围环境，酿成了她的悲剧的人生观，同时也酿成她小说的悲剧创作意识。
1.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影响
人的一生中对人个性形成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同时它也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家庭又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在人生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作家所接触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个性和特色的形成。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世家里，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清末大臣张佩伦，母亲黄逸梵是个名门闺秀。尽管张爱玲出生在这样的贵族家庭里，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未获得一般人想象中的幸福。这主要源于她父母不幸的婚姻。张爱玲的父亲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在与黄逸梵结婚后不久，便开始了养姨太太、赌钱和吸大烟的生活，一步步堕落下去。而黄逸梵决定抛夫别子，赴洋留学。后来她从国外回来，曾试图挽救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她并没有成功。从生活方式的不同乃至思想的迥异，发展到家庭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导致了离婚。父母不幸的婚姻，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投下了重重阴影，无论是谁，在童年这个本该需要父母爱护的时候却被遗忘一旁，看着父母之间的战争应该是惊恐的、无助的，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幼小的张爱玲，感受到人生的悲，世事的难和时事的艰辛，这对其童年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同时张爱玲父母的离婚，也导致她与弟弟的归属权和抚养权的问题，结果是她俩被判为父亲监护和抚养。几年后，她父亲又娶了姨太太，于是张爱玲有了继母。起初她与后母还能相安无事，后来逐渐产生了裂隙。
张爱玲在少年时期已经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孩子，和后母一直不能和谐共处。由于一次小冲突，虽然不是张爱玲的错，但不分青红皂白的父亲便把她当众痛打一顿，之后又把她软禁在家里长达半年之久，这中间她还生过一场重病，差点死掉。父亲绝情至此，做女儿的张爱玲，可谓对父女之间的感情麻木到了极点，于是在 1
当年年底，她逃出了父亲的家门，与她母亲住到了一起。此后，张爱玲仅有一次与父亲的会面，那是她希望父亲履行父母离婚协议书上承担教育子女费用的义务。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张爱玲来说，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从那以后，张爱玲仅有一次与父亲的会面，直到父亲病故。
父母之间的不幸家庭经历让张爱玲的心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父亲的奢侈，颓废的生活引发了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有着极其强烈的悲剧色彩。
2.张爱玲与胡兰成感情的纠纷
当张爱玲在上海文坛走红之后，有一个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上海日寇统治期间的“文化汉奸”胡兰成。性情孤僻的张爱玲在让胡兰成吃了一次闭门羹之后，又专程回访了胡兰成，这次的回访给张爱玲的感情生活埋下了苦果。在当时胡兰成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时报》的主笔，他的这种政治身份增加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感情史上的政治色彩。这之后胡兰成又去了张爱玲家几次，他高谈阔论，纵横于文学、音乐、美术和历史之中，不仅博学，而且流露出良好的艺术情趣。颇有才华的张爱玲也流露出仰慕的神情，静静地倚在他身边，从此两颗心越走越近。1944年，胡兰成的妻子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之后，便主动提出了离婚，为张爱玲腾出了位置。就在这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在上海结婚，然而幸福总是这样地短暂。一年以后，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战败，被当作“文化汉奸”的胡兰成，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被迫亡命天涯。张爱玲强忍着内心的恐慌，依然紧紧地追随着自己的爱人。可是逃亡途中的胡兰成依然拈花惹草。很快他与武汉17岁小护士的恋情全面暴露，张爱玲在悲痛之中听到了家庭破裂的声音。1946年2月，张爱玲在悲痛之中登上了前往温州的轮船。她在那里等待胡兰成的选择，但等来的是胡兰成与小护士同居的消息。张爱玲的这次传奇式的爱情在绝望中结束。
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的打击是巨大的，对她悲剧创作观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她以后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3.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的家庭让其受到了来自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
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
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体现
在作家的作品中都会反映出这个作家所特有的方面，而张爱玲的特点就在于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1.《半生缘》中的错误婚姻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把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缠来绞去地在一张翻不出去的网里演了那么多年，也就不年青了。《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象一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世均与曼桢两情相悦，但是由于曼桢的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曼桢被骗，被迫嫁给了姐夫祝鸿才，最后世均回到家乡与自己的翠芝。后来，二人相遇，但是已经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沈世钧性格是懦弱的，对爱情还是不够热烈，执着!若是他足够强烈的爱着顾曼贞，那么他就不应当那样轻信曼璐的那些欺骗他的话。即使他真信了，他也应当一定要与曼贞见上一面。试想，曼贞曾经那样的对待他，怎么可能连见他一面都不肯，而把戒指给她姐姐，如此绝情呢?因为沈世钧性格不够坚强，所以才轻易放弃了继续寻找曼贞的决心，而又那么快的与别人结了婚。他与曼贞的爱情，哪怕是要终结，也一定要亲自见面说明白才行的。如果沈世钧稍用脑子想一想，就应该发现在他找不到曼贞的那段时间，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可惜他放弃了! 沈世钧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此人有点小心眼。比如他吃张豫瑾的醋便可说明。这原本可以是一个成大事的人，如果他与曼贞在一起的话;可是没想到，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居然也如此平常。顾曼璐命苦，有奉献精神，也可叹愚蠢，头脑简单。她为了家人而去做了舞女，这一点的确显出了她的奉献，刚烈精神。可是她为了自己的一个破老公，竟然协助他害她妹妹，让自己的亲妹妹受到自己老公的强奸!如果说她妹妹欠了她什么，也绝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要求自己的妹妹来报答自己。更何况，她的老公实在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将自己的亲妹妹活活的给害了。更有甚者，就在自己妹妹被强奸后，曼桢自信满满地对慌张的丈夫说：“还能关她一辈子?哪天她养了孩子了，你放心，你赶她走她也不肯走了，她还得告你遗弃呢!”【2】更可笑的是她的出发点，想要她妹妹借腹生子，以此来稳住老公。试想，就算曼贞依了她，给她借腹生子，她又会有什么真正的幸福?她又怎能得到老公的心?这个人真是愚蠢至极。也可以说，整个悲剧的产生，她是最关键的人物了。这个人是可以让人真正同情的一个人!她对爱情的执着要远胜于沈世钧。她有性格刚强的一面，但仍然摆脱不了作为女人的软弱的一面。她不应该那样随便的将沈世钧给的戒子轻易当着他的面脱下来;她不该对自己生的
那个儿子表示什么母爱;她更不应该跟那个姓祝的结婚。
小说中的曼桢她是那么的坚强，贫困的家庭，失意的爱情，姐姐的陷害，母亲的不解，姐夫的残害，命运的安排，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情打击着她，在小说的最后她应该是心凉了，为了生活她只能选择和祝鸿才这个毁了她所有幸福的恶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选择才让人看了更心痛，事情的结局越出了人们的可以想象的范围，而张爱玲的目的也就在于此，用最冷静的文字告诉人们，这才是现实和生活的本质。所有华美与热烈的场景到最后也不过都是这样，全是失望和失意者的身影，曼桢与世均注定的情深缘浅，世均与翠芝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叔惠去了后方，翠芝对叔惠情深几许，却是“汉之广矣，谁可泳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包括翠芝，包括豫瑾，也包括淑惠，所有人离自己的幸福都差了那么一点，可能这个距离只是很短，可是却成了一生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一颗棋子又怎么能挣脱宿命应有的安排呢?
2.《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
《金锁记》的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出身的社会底层妇女。因为哥嫂攀附权贵，将她嫁入了没落的大户人家姜家，做了一个患软骨症的残废人的妻子。“床上睡着她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3】，不幸的婚姻让曹七巧爱上了她的小叔子---姜季泽。但风流成性的姜季泽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碍于种种原因也不敢去招惹她。七巧在情欲上得不到满足，便将所有生活重心转移到对黄金的崇拜与占有上。人是靠不住的，靠的住的只有钱。她只得戴着黄金的枷锁，来侍候残废的丈夫。她嫉妒妯娌，同哥嫂吵架，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好不容易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分到了她用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她原以为“这以后就不同了” 可是她的后半生过的并不如意。这时，她人性的内涵几乎全部为金钱所充塞着。本来人是金钱的主人。但由于钱对人太重要了，眼里只装的下钱，钱便反过来成为人的主人，使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保住这卖身得来的黄金，当旧时她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去找她时，她毫不犹豫地拆穿了他的骗财把戏。赶走了他的挑逗，把她生命里最后一点点关于爱情的幻想也给葬送掉了。她无奈而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但她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她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可理喻与变态—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逼迫儿子供出床弟之事以折磨媳妇，终于先后气死了两房媳妇。女儿三十岁时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才找了对象，七巧却从中百般破坏。就像这句话“‘轻重’这俩个字，也难讲„„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最后，故事里这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寡欢中凄凉地死去，结束了她悲凉凄苦的一生。
七巧的悲剧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女子置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曹七巧悲剧命运的开始。然后是她和哥嫂、妯娌的矛盾，以及和三爷季泽的矛盾，她和儿女、儿媳之间的矛盾一步一步展开来的。从曹七巧的性格来说，她冷漠自私，而且残暴，具有强烈的情欲和对疯狂的黄金占有欲和控制欲，以及对周边美好事物和感情的强烈的破坏欲。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从七巧的身份来看，她是个不合格的妻子，变态的母亲与婆婆。从七巧的心理状态来看，心理偏激，不
健康不正常的疯狂报复心理和极端的妒忌心理，畸形病态。
可以说曹七巧为了守住黄金锁住黄金，她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它的黄金，她不得不按捺自己的情欲，压抑自己，最后反而是锁住了自己，渐渐扭曲了自己的人性。
3.《茉莉香片》中人性的扭曲
《茉莉香片》是一篇中篇小说，主人公聂传庆从小都没有得到父爱，性格是怯懦的。聂传庆是个仇恨的人，待一切都是悲观的角色。他心里总是有种很无奈，却很沉重的压抑。故事就是围绕着聂传庆和言丹朱所发生的一些寻常且又与众不同的事儿展开的。从中体现了“生之艰难，爱之凄凉”的风格。文中的聂传庆，生在聂家，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爱的滋养，因了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他跟着父亲生活20年，这20年无名的磨人的忧郁，制造了一个精神残废的聂传庆。
言丹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想帮助聂传庆，结果他却把她往死里打，一脚接一脚狠狠地踢在她身上，只管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他就选定了言丹朱。他憎恨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又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病态当中。
4.《倾城之恋》中人性欲望扩张所造成的悲剧
“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范柳原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表象──一个地道中国女人的表象”。【4】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标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
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对情侣，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
《倾城之恋》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而仅仅是因为人性欲望扩张后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在这其中自认没什么重要，她只是通过这种方法生存于世。
三、张爱玲悲剧意识对其人生的影响悲剧意思的形成难免对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轨迹产生重要的影响，观其一生，亦如笔者所执观点。
1.成就了她独特的创作历程
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1931年秋，母亲将11岁的张爱玲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后，再次出洋。张爱玲也愿意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家庭的不幸使得有家不能归的张爱玲把几乎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9年秋进入了香港大学文学系，在《西风》月刊也发表了她的散文处女作《天才梦》。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为了生活的自立，只得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1943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以下简称《第一炉香》)后，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沉香屑 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等一批饱含悲剧色彩的作品。
2.成就了她一生的悲凉
“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需要要远离人群”
【5】，她从自己悲剧的人生出发，观照世间一切人性的悲剧，抒写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世人诸多争论的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世界。而笔者认为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一生的悲凉，与其人生经历和悲剧意识息息相关，出生于殷实富足的家庭，虽然不愁吃穿，但却受到父母的冷落，缺少爱和温暖，少年时期都被父亲关过禁闭，最后被迫逃出父权阴影笼罩下的家门，青年时期又遭遇了悲剧性质的爱情，而这样悲凉的一生可以说与作者时时遗漏出的悲剧意识息息相关。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
1 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二)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这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2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四)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五)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
3 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 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说明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坦途。身处顺境时，人们往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落入困境逆境之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穷则独善其身”，仍然积极乐观地去生活、去奋斗，以图东山再起;另一些人则会因之而消沉下去，沉溺于人生的无常，进而发展为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定的，无法把握的，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张爱玲就属于后一种人。张爱玲早年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都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创作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 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一种弥散在整个故事空间里的“虚无感”，其中的环境就给人以一种虚幻异样的印象。主角葛薇龙为了物质上的诱惑，她整个的人，从肉体到心灵，最终全都网在虚空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一段心理感受中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在闹市与人群之中，她感到：“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再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仿佛专为表现人类命运中的虚无感，甚至把它扩展为整个宇宙的本性。当主人公罗杰感到彻底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她这样写：“黑暗，从小屋里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这里所说的“宇宙的黑暗”，是亘古长存的人类命运的底色，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虚空，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灵恐惧和重压，被笼罩在虚无感中时。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他虽有抗拒命运的努力，也不过是在封闭的心灵深处，只是接近于“白日梦”的幻想，而在现实的人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心灵的幻灭。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
4 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三)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四)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五)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
5 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 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六) 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 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 ”(《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七)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6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 四﹑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 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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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童话诗人顾城诗歌的悲剧意识
专业： 姓名：学号
浅析童话诗人顾城诗歌的悲剧意识
摘 要： 朦胧诗派代表诗人顾城，虽然被称为“童话诗人”，其诗歌语言也是充满着童真童趣质朴通俗，但是悲剧的时代和诗人本身悲剧的性格使得其诗歌作品充满了悲剧意识。在其与同时代女作家舒婷豪放却又充满生机的诗歌作品比较之下，顾城诗歌的悲剧意识则更加的强烈。但尽管悲剧的诗歌其价值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其诙谐幽默你的语言风格值得后代去继承和发扬，在悲剧意识的掩盖下透露出诗人的理想和希冀。作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的顾城诗歌作品为朦胧派新生代诗人打下坚定的基础。
关键字：
顾城诗歌;意象;悲剧意识
1. 总述悲剧意识
悲剧是体现人类价值的最高形式。悲剧是以一种及其严肃的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和斗争的地位和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以表现人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其悲惨结局以及精神存在状态。悲剧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价值肯定，是人的精神探索与历险。
人类似乎生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观念，这是很自然地现象。因为人处于世界、自然、宇宙之间，与它们的巨大对立是悲剧观念产生的基础。具有主体精神的人在世界、自然、宇宙的对立中，在与强大的对立力量的威逼与超越中产生出的悲剧感受和对这种悲剧感受的自觉认识和主动探索精神，就是悲剧意识。它是人的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存在方式，是人对现实存在状态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理性沉思。作为人的个体，常常通过悲剧意识贯通人类的普通感情，从而跨越古今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完成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对话。
在文学范畴内，悲剧意识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悲剧冲突表现的是人物的逆境和不幸，但不是所有的逆境和不幸都是悲剧意识，只有正面人物发生不幸或者出现逆境的时候才能成为悲剧的冲突，而非正面人物也就是说反派人物的逆境和不幸的冲突不被成为悲剧意识，相反的，从道德的角度说我们是希望这些反派人物为其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的。诗人顾城就是典型的正面人物的逆境和不幸。
其次，悲剧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效果;悲剧也分为不同类型，如英雄悲剧、恐怖悲剧、家庭悲剧等等，而悲剧的效果则可以是同情、怜悯、恐惧或是愤慨等。总的说来，悲剧属于严肃的、沉郁的情感，能够让人有更进一步的对人类更加严肃、深沉的感受。诗人顾城的家庭悲剧和时代悲剧、性格悲剧使他超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态度而具有一种崇高之美。
在诗人充满童稚的诗歌中，却充满着成人的忧伤，其中包含着的感情不仅有着自己性格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更是一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有着很浓的悲剧意识。
2 2. 顾城生平及简介
顾城，1956年9月生于北京，朦胧诗派主要代表人物，顾城性格孤僻，给人的感觉是“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后1977年又开始重新，1980年失去工作后过上了漂泊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教学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3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与其妻谢烨发生矛盾后杀妻然后自杀。
《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古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另有与其妻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
3. 顾城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顾城诗歌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悲剧意识，以这种观点来观照顾城诗歌，可以看到其中悲剧意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固有的悲剧，二是性格悲剧，三是时代悲剧，四是爱情悲了剧。 3.1. 人所固有的悲剧意识
从悲剧产生的基础来看，因为人处于世界、自然、宇宙之间，每个人生来似乎都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观念，而童话诗人顾城也不例外。
猛烈地的北风， 吹散了人们淡薄的脚印;
太阳落山了，
世界像是一幅巨大的剪影。 《黄昏》 这首诗是诗人写作于一九六八年的，诗中的意像有“猛烈的北风”、“单薄的脚印”、“落山的太阳”，童年时期的诗人诗歌创作中就充满了灰暗、消极的意像。这在童年时期的诗人只是出于人自身的悲剧观念，其诗歌充满了悲剧意识。 3.2. 性格悲剧
顾城自身性格孤僻、悲观，根据顾城姐姐顾乡回忆，顾城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看热闹，小时候，即使同学们想让博览群书的顾城讲故事给他们听也是不容易
3 的，但其实他是很想讲给别人听的，也很贤惠有人能做自己的听众，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使他能是自娱自乐，有的时候当他实在想找一个倾诉对象时他宁愿对着冰冷冷的一堵墙。
就算是在“文革”时期，他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寒风里，在落叶中，在古城墙壁上，在荒草间找蚂蚱、蟑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都如无一般，颇有点“心远地自偏①。”的感觉，他甚至是很痛恨别人参加集体活动的。
还有他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头顶的那个帽子了，我想那就是他封闭自我最好的证据了，据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回忆说“他是一个胆小的，不喜欢说话的，喜欢坐在后边的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 短短的两行诗，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是幼稚可笑，“黑夜”、“眼睛”、“光明”一些稀松平常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看似幼稚普通，但是在诗人的感情上，“黑色”代表残酷的现实，诗人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寻找出路，旨在说明诗人试图在极其黑暗的环境中寻觅未来，残酷的现实使人内心沉闷，同时也激起了这一代人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向往，所以说从悲剧意识所产生的情感效果来说，诗歌《一代人》是一种时代悲剧和时代悲剧，让人不禁对这一代人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而把顾城《一代人》与和他生长在同一时代并且同属于朦胧派诗人舒婷《祖国啊，我的祖国》中女诗人，大胆的赞美祖国，豪放的诗歌风格，诗人自己的理想抱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是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与顾城诗歌《一代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顾城本身性格的悲剧观念较强，也更加突出他诗歌的悲剧意识。
梁小斌诗歌《雪白的墙》，同样为朦胧派诗人生长同一个时代，但是梁小斌却以前“肮脏的、给全家带来不幸的墙”，而是看到了雪白的墙。“比我喝的牛奶要洁白、还要洁白的墙”，诗人以孩子的口吻看到比牛奶还要白的墙，象征着美好生活的开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这种乐观的诗歌是顾城所不能及的。
由于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胆小、自闭、孤僻的人，从思想上来说他是悲剧的，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或多或少的掺入了诗人自己的性格在他的作品里边，具有一定的悲剧意识。 3.3. 时代悲剧
“文革”期间，12岁的顾城随着父亲顾工被下放到山东广北一部队农场，
4 顾城被迫辍学放猪。这种变故对一个正值成长阶段、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再后来定居新西兰之后与其深爱着的妻子之间发生了感情危机，这对他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再他身上所发生的巨变，使得诗人更是陷入在崩溃的边缘。在极其痛苦的时期，诗人只能寄情与诗歌创作中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文革”时开始写诗，“文革”的高潮期也是顾城诗歌创作的高潮期，这显然对于顾城来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据说，有一只绝绝大的蚊虫 它经常冒充蜻蜓把人蒙混。 有次它追上了一个天真的孩子， 叫着：“嗡„我是益虫、专吃蚊蝇。”
小孩开始还挺相信， 变笑嘻嘻的把它欢迎。 大蚊一落到小孩身上便原形毕露，
摇着尖嘴开始大咬特咬。
当小孩感到身上又痒又疼，
连忙四下找寻，
却发现是那只自称的“蜻蜓”，
正贪婪的把血吸允。
小孩又气又恨 这才把大蚊的面目认清： “你这狡猾的坏蛋， 专用好听的名字掩盖丑行。”
“原来你不是什么吃蚊的益虫， 而是一个专门吸血的害人精!”
说罢挥起双手，
拍死了那狡猾的大蚊。 《大蚊和小孩》 “文革”才刚刚结束诗人同样用童话般的语言完成全诗，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大蚊似的四人帮披着华丽的外衣欺骗还未觉醒的人民大众，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人民终于觉醒的时候人民开始认识到苦难的根源，人们开始为了打败四人帮而奋斗，最终争议战胜了邪恶，人们终于赢得了“文革”的胜利，打 5 死了那狡猾的大蚊，诗歌虽然诙谐幽默，但是其时代悲剧却显露了出来。
我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
伟大的诗人在对现实无力的情况下，在面对逆境和不幸的时候，也有着美好的幻想。但是无情的现实将诗人的幻想变成泡影，诗人自己的幻想无奈的不得不让步于残酷的现实，诗人自己确实那样子的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却往往毫不留情地把幻想吞噬掉，这对诗人来说诗歌很大的悲剧，有理想却没法实现，有追求却总是屈于现实，有梦想但却不敢去追梦。诗歌的情感充满了悲剧意识。 3.4. 家庭悲剧
在诗人的人生中，爱情的不顺利是造成其诗歌悲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诗人短短的三十几年生命里，爱情对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深爱着的妻子的背叛让诗人的作品的悲剧意识达到了顶峰。
我看见你的手 在阳光下遮住眼睛 我建议你的头发 被小帽子遮住 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
在笑
你的小车子放在一边
衫 你不认识我了 我离开你太久的时间
我离开你 是因为害怕你 我的爱 像玻璃 是因为害怕 在台阶上你把手伸给我
说：胖 你要我带你回家
衫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我们隔着大海 那海水拥抱着你的大海
岛上有树 有外婆和你的玩具 我都想抱抱你 在黑夜来临的时候
衫
我要对你说一句话 衫，我喜欢你 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
爱你，衫 我要回家 你带我回家
你那么小 就知道了 我会回来 看你
把你一点一点举起来 衫，你在阳光里
我也在阳光里 《回家》 这首诗是诗人在1993年9月3日写于欧洲飞机上的，距离诗人死亡时间只有一个人世间，看来在诗人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希望，想要撒手人寰之际，即使社会让他不如意，即使妻子让他不如意，但是在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诗人所深深牵挂的还是他远在他方的儿子。“杉，你不认识我了”一句话让人觉得心酸之极，一个父亲竟然在他生命弥留之际，而他的儿子却快要不记得他了，我们有怎能说是诗人的狠心呢? “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一个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深爱着是的妻子的背叛，无奈的诗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儿子，这显然与诗人自身个性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只是诗人自己的问题，他又怎么会如此的悲伤?诗人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我多想抱抱你 我喜欢你 爱你 我要回家 我会回来 看你 ”，在诗人的内心是如此的 7 深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现实的社会和家庭悲剧，他还是失去了信心，所以纵然他爱他的孩子，而此刻的他对他的孩子也只能是忏悔和思念，此刻的他，只想为他的悲剧画上一个句号，写下一个终结。
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角度来说，作家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人，他总是从特定立场来评价生活，必然带有他所属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们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可能超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而存在的，总是带有作家的主观情感在其作品中，而顾城的诗歌创作也同样不会超出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和他自己自身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
总结：
从顾城的诗歌作品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顾城诗歌的悲剧意识，与舒婷豪放浪漫的诗歌、梁小斌乐观积极地诗歌进行比较则更加突出顾城诗歌的悲剧意，顾城诗歌的悲剧意识是更有研究价值的悲剧研究典型，有待于进一步的进行研究和发掘更多的悲伤美与悲伤情趣识，是有待于我们去更深刻的理解的宝贵文化产品。终其一生，可以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话来总结“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精美③”。
注释：
① 选自田园派创始人陶渊明诗歌作品《饮酒》
② 选自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作品《警世通言》 ③ 选自印度诗人、哲学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品《飞鸟集》 ④
参考文献：
〔1〕 顾城，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56年6月第一版 〔2〕 舒婷，一种演奏风格·舒婷自选诗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3〕 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抒情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4〕 李丽中，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南开大学出版设，1988年2月第一版
第五篇：浅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小说文体新形式在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登上文坛，从一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新颖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被大家广泛喜爱，在这期间，苏童，马原，余华就是当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
作为80年代后期的作家，苏童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显而易见，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式，同样的，在语言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大胆超越传统，用奇异的语言冲击着读者的审美这些特点也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领域的地位。苏童小说里的主题意识有很多，并且充满着许多触手可及的人文关怀，这些都是苏童对外部环境审视的一个切入点，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是最为突出并且十分鲜活，苏通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往往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文化的内涵，本文将从苏童对女性悲剧形象的描写，来探讨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权观念的纠缠，以及对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的当代现实意义。在男权意识依然为中心的当代社会，苏童创作这样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这样的书写无疑对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的意义。
关键词： 先锋文学
女性悲剧形象
人文关怀
一、女性人物形象的设置
其实纵览作者的大部分小说，形象上最富有特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形象就是那些有点吵闹、机智、刻薄、尖酸、美丽而又淫荡的女性形象。也许是为了迎合时代的特点，大部分的形象都是对男性依赖性强，而又自我欲望爆棚，甚至宁愿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依附于男性的身上，《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这些作品中经典的秋仪、颂莲、娴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十足的代表性并且在文坛上也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和悲剧的结局分不开。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作为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为了生存成为陈左仟的第三个小妾，为了争宠而明争暗斗，几个女人之间的对决也确实将人性之间的丑陋展现的淋淋尽致，结果生活也自然是荒淫无度，毫无道德可言;《红粉》里直接就是两个妓女的故事，他们即使是从妓院中逃了出来可是心里想的依然是要找一个男人，是男的就可以，老浦也好，冯老五也好，男人已经成为了她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再看《妇女生活》中的三代人，男性依附意识在娴、箫、芝三人身上都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一代一代的悲剧不停地上演，重蹈覆辙是每一代的命运，男人的不可靠她们当然都是了然于心的，但是义无反顾的向前冲也是心甘情愿的选择，最后的惨遭抛弃当然是必然的结果，在她们的世界里，荒凉的定义仅仅就是没有男人在身边，看似是男人葬送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坟墓是他们自己在走下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挖好，让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他们身上惯性似的倚赖意识。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低贱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创造出一个个典型形象，从而将女性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也正是这样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对女性的群体诉求产生了重视。
二、女性悲剧主导原因
无论是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男性的主导地位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动摇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权的文化色彩更是浓重，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价值判断大都是以男性为核心建立的，女性的存在也成为相对于男性来讲，现实的压力让女人成为了虚伪道德的保卫者，一些明明是对自由、平等完全合理的诉求到了女人的身上立刻就转变为背叛伦、违背道德的卑鄙行径。
在《妻妾成群》陈左仟的思想中，四个女人对于他来说连玩物都算不上，只能说是自己发泄欲望的对象而已，可悲的是四个女人似乎也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只知道只有伺候好了面前的这个老男人，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自己才会过得更舒服一些。苏童通过《妻妾成群》的叙事，十分生动地诠释了在重压之下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已经变得更加畸形和变态。 除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形态的压迫，女人自身的性格特点对他们的悲剧名誉的形成也有十分大的关系，在这里很大的成分就是指金钱。即使在当今社会，金钱和女人也往往都是放在了一起出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相夫教子的家庭很难将金钱和女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苏同笔下，对金钱的追逐往往女人的欲望更加强烈一些，这也就让本来就本来就遭人厌恶的女人更加无法翻身。
“女人都想跟有钱人，要也要不够”
这是在《妻妾成群》中，陈佐仟十分准确对女人本性的一句描述，当然，这不是所有女人的本性，但是在那个时代还是一语道出了贪婪就是女人本性，如果说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无法摆脱，不如说是金钱的对女人的诱惑太过强大。对男人的倚赖只是因为有金钱在背后撑腰;《红粉》中，是小萼的贪婪最终把老浦推向了一条不归路，在她们的世界中，金钱才是享受生活的前提，拥有金钱的方法就更加的简单，不过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就是肉体和金钱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有悲剧的产生也就并不奇怪了。
女人之所以伟大，很大成分上是女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东西，就是“母性”，在以往的传统小说中，温柔贤良、相夫教子才是女性的代名词，但是在苏通笔下确实通过各色各样的扭曲、畸形的形象来揭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抛弃了母性最终导致悲剧的必然性，像《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为了恢复地位想到了生一个孩子，而完全不是由于自己内心的母性，除了颂莲，《米》中的织云也只是将孩子当做了留住男人的筹码，攀权附贵的手段，为了豪华宅院和金缕玉衣的生活，送出自己不满月孩子简直是不值一提，足以见得在金钱，权利的诱惑下，女人的原始欲望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没有了母性使得作品看上去都凄凉无比，悲剧的收尾也就是宿命的要求了。
三、女性悲剧的现实性意义
“女为悦己者容”但女人也不能只为男人活着，如果活得失去了自我，那就会有时时被抛弃的可能。小说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来源于生活，作者所写 的不是某一女性，而是一类女性，不是某一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女性悲剧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时代，某个阶段，而是从古至今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方面看，苏童的作品以及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比起那些关注女性生存的“宝贝系列”小说更有价值。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女性的悲剧形象，她们往往都是和几乎病态般的依赖男人有关，但是这样的倚赖仔细来想和社会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作者的非凡之处也正是从揭示了这样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之中显现出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或许可以从经济上的独立之中获得，但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使得女人不能够真正的脱去自己本身奴化的本质，当代社会兴起的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当下女性群体的幸运，但是女性依然奋不顾身的缠绕在以往的角色中正是她们的不幸，作者回避了过于宏达复杂的社会背景，将人从时代和社会的符号中脱离出来从而阐释悲剧的根源。
但是在展现这些女人悲剧命运的同时，对于女性邪恶面的描写我觉得有一些过于妖魔化，他们真是的生命轨迹被掩盖，这里更多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心里痛苦的表达，也正是这一点表达了男权的意识即使在作者身上也不能够摆脱
总而言之,苏童作为新时期的先锋派作家，探讨女性真实的另类视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开拓开创性意义,在参与建构男女平等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在男权中心意识还根深蒂固的今天不能不说具有十分可观积极引导的价值，同时,苏童创造女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轰动,在描述女性的恶和性的变态方面大有开创性之势，他对女性的探索有其独特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的真实,但同时在塑造女性形象上又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很不利于两性世界的和谐构建，希望我们能够从作者在塑造女性悲剧命运形象的历程中，他的超越与滞留与困境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为我们在探索女性世界中提供一些有用的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