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联系和区别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联系和区别
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高一政治新课标中出现的两个概念，在学习中，很多学生存在模糊认识，出现理解错误。正确使用这两个概念，必须弄清两者之间联系和区别。
依法执政最早是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这个文件首次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转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
(1)涵义不同。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其内容主要有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简单地说，依法执政，涵盖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改革等内容，而依法行政只涉及执法的要求。
(2)主体不同。依法执政的主体是执政党，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3)内容不同。依法行政的“政”，应为政务之“政”，即国家权力部门赋予的行政工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负的行政职责;依法执政的“政”，则为政权之“政”，即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权，它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
(4)原则不同。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前者相对更加宏观，后者相对更加具体。
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1)都强调“依法”，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2)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
(3)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
第二篇：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水平，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切实维护和保障学校举办者和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精神，结合我市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建立依法决策、民主参与、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增强学校校长、教师、学生的法制观念和依法治校、依法执教能力，创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二、工作措施
依法治校是指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其他有关公民，依照教育法规，其他有关法规及学校依法制定的章程和规章制度的规定，从事学校管理活动、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使学校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一)转变管理职能，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校的前提和保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决杜绝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依据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对学校进行管理，切实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审批项目，公开审批程
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要依法健全和规范申诉渠道，及时办理教师和学生申诉案件。建立面向社会的举报制度，要探索综合执法机制和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学校的违法行为。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其周边环境的治理工作。要依法保障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保持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
(二)健全学校制度，完善管理体制
学校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依法制定学校章程，经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并遵照章程实施办学活动。内容包括学校名称、办学宗旨、主要任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举办者权利义务及章程的修改程序和其它事项。高校要依法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学校党委、校长、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各种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做到相互配合，权责统一，依法办事;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要依法健全校长负责制。完善校长决策程序，并发挥学校党组织的保障监督作用。民办学校和中外合作举办的教育机构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细则，建立健全校董事会、理事会或者其它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规范决策程序。学校要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完善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依法制定教育教学、财务、教师、学生、后勤、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规定，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三)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办学行为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严格执行收费政策，规范招生行为，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坚决制止乱办班、乱收费、乱发资料，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保持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
(四)推进民主建设，完善民主监督
学校要进一步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保证教职工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知情权和民主参与权，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学校要按照规定的民主程序和形式，实行校务公开制度，
内容包括：面向社会公开收费、招生及学生有关入学、毕业、评先及奖惩等事项;面向教职工公开学校改革与发展规划、重大决策和实施方案;学校财务情况;工程建设项目、大宗物资、材料、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采购情况;干部人事工作有关事项;领导干部廉政情况;涉及教职工有关切身利益等事项。坚持开门办学和开放办学，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建立学校与社区、家长联系制度，定期听取社区、家长对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五)严格教师管理。维护教师权益
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依照《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认定教师资格。学校要依法聘任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依法与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尊重教师权利，落实和保障教师待遇。建立校内教师申诉渠道，依法公正、公平解决教师与学校的争议，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不断提高教师的道德水准和法律素质。加强教师管理，依法处理品质恶劣、严重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教师，坚决杜绝教师侵犯学生人身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教师严重侵犯学生人身权的案件，学校必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告，依法追究责任人、校长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六)保障学生权益，完善保护机制
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并结合贯彻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安全第一”的意识，健全学籍管理制度，严格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尊重学生人格及其它人身和财产权利。保障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无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及侮辱、歧视学生的现象。按照国家规定向学生收取费用，无乱收费现象。建立学生安全和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和报告制度，依法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建立和实行校内学生申诉制度，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七)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律素质
全面贯彻教育系统“四五”普法规划。要突出普法重点，认真学习新修改的《宪法》，学习《行政许可法》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专业法律法规。要将普法与依法治理结合起来，法制教育与师德建设结合起来，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结合起来，以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重点，抓好社会诚信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干部教师依法治校和依法执教的能力和水平。认真落实市教育局、市司法局、综治办、团市委《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以学校为主阵地，以课堂为主渠道，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开展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做到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建立健全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制度，完善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和网络，形成工作合力。
(八)健全工作机制，实行目标管理
学校党政领导必须重视依法治校工作，精心制定依法治校实施方案，定期研究解决依法治校工作中的问题。要将依法治校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认真落实依法治校工作责任制，明确校长是依法治校的第一责任人。学校要有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落实依法治校工作，做到依法治校工作有计划、有评估、有总结。
第三篇：强化依法治理 推进依法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再一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无疑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指南。
一、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的无序化与无序状态。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公民法治素质的提高,没有依法办事的落实,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由于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遵纪守法，更加要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依法治国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来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治权威。从各国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建构和谐社会主要就是通过削减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而作为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又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之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这种双重属性，就注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构法治政府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是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和体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任务的繁重，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介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行政司法、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合同等都在急剧增加。由于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而且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关乎公民权益的得失，行政权力对公民权益影响具有普遍性，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行政权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行使好行政权力，管理好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行政权是把双刃剑，依法行政有助于理顺社会关系，而违法行使则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权力的建设和制约。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它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作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也要求政府和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同时法治政府也应当是责任政府。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会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没有责任感的社会，其凝聚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社会的和谐程度更会受到损害。和谐社会法治基础中最坚实的根基就是规定明晰、追究得力的法律责任。如果政府在侵犯公民权益之后无须承担责任，社会公众也决不会自动地对社会尽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建立在虚假的法治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实现和谐。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环境条件，国际社会普遍开展的政府再造运动使政府行政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也不再是与社会公众相脱离的力量，而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责任是社会公共责任的核心，政府承担责任是改善和发展公共责任机制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也是共同的。这些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的转轨并不只是经济体制上的转轨，更应是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政府管理活动以行政组织的规则为导向到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从强调政府管理对维护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到强调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从强调政府管理活动对上级负责到强调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追究机制，由只是注重规范社会其他主体的行为到注重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
和谐社会要求法治政府应当是一个责任政府，要有强烈责任意识，谨慎作为，不做不利于社会关系和谐之事;要敢于负责任，积极行使职权，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要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能够撤销或者改正行政决定，纠正错误;能够通过行政赔偿等方式弥补公民的权益损失。
现代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法律体系，但并不能说我们的行政法律都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虽然说法律制度生效之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但不少行政法律制度出台之后便不幸被束之高阁，并无实效，有的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如果行政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却并未成为能够行动的“活法”，有效力而无实效，那就有可能诱致社会关系的失调;造成这种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行政法律制度因滞后于实践而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行政法律规定因过于抽象而无法付诸实施，行政法律制度安排不当导致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收益，行政法律制度因刚性不足而被其他制度取代，行政法律制度安排因不切实际而致实施成本高于收益，而更多的是行政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
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会以多种方式导致社会失调。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安排通常负责理顺一类社会关系，如果行政法律制度安排徒有其名、缺乏实效，那就会导致这类社会关系因有法不依而失调。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还有可能产生传染性，一种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有可能殃及其他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效。行政法律制度失效还有可能产生负面示范效应，一起违法不究有可能引发同类违法事件的泛滥，一次违法成功产生再次违法的激励。这显然严重损及法律权威，产生更大范围的社会失调。
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而任何一种行政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所以不断拓展渠道和完善制度以减少失误也是行政制度的自身客观要求。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诉讼等制度,但实践中最终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行政处罚行为仅占行政处罚事件的万分之一左右,而且无法通过复议、诉讼得到救济的情形仍然不少。何况事后的救济总令人无奈，从方法论的角度，要使一事达成最佳效果，必须要从事前、事中、事后加以全面的考量，就行政行为而言，就是要加强监督，建立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要使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就必须把行政执法活动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一套法律监督机制：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这些监督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面就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加以监督，保证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规范的正确实施，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监督工作仍然不够有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从目前的监督体系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监督体制不尽合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一些监督部门力量薄弱, 地位偏低、权力不足、权威性差，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许多空档; 监督制度不够健全，一些地区、部门的监督工作尚未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对于执法者的腐败渎职行为往往靠搞运动式的突击检查来“紧急救火”,追求轰动效应,但过后依然如故，未普遍建立并认真实行监督责任制,面对执法违法行为时难免出现相互推诿、无人查究的现象。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监督权责关系未理顺;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对行政执法部门尚未形成应有的监督合力。监督不力,惩处不严，;执法监督手段单一,效果差;执法监督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严重,在执法监督检查中习惯于搞“既往不究、下不为例、亲疏有别”,此种做法往往成为一些执法犯法、滥用职权、贪赃枉法者的避风港和保护伞，以上种种导致了执法行为的偏误及其损害后果往往难被追究责任，监督检查的结果往往无人负责处理，对监督者自身的违法失职行为缺乏监督。
为了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理应严格实行责任制,从制度上明确规定某一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以及对它的监督检查究竟由谁负责,监督检查结果究竟由谁负责处理,责任必须具体落实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头上。如果执法者有违法、不当或失职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真正做到“执法者受监督、负责任”;如果监督者有违法处理、处理明显失当或拖延不处理等违法失职行为时,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真正做到“监督者受监督、负责任”。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从思想上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监督制度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没有严格的法律监督的权力，最终将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外，更要在体制上要进行改革，完善监督程序。在坚持和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公开电话、行政执法与监督机关负责人接待日等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拓展渠道和形式,以更好地弥补行政执法的失误和不足,切实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合情，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监督，改革为以依法治理为具体实施手段的外部法律监督体系。其关键在于确立一个明确的职能7部门、依据有效的制度、运用合理的手段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而我们现有的机制中就这样的部门、制度与手段，并不需要去重新创设，这就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赋予司法行政部门的依法治理和考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运用和发挥过，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依法治理的功能，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目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将得到改善。
三、积极开展依法治理，推进依法行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四五普法规划要求把学法和用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要积极开展地方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实现各项事务管理的法制化，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法制教育和依法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依法治理不仅是具体地实践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会激发起广大公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同时，法制教育又为依法治理提供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沿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反过来，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存在，会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地位，极大挫伤广大公民学法的积极性和热情，成为制约法制教育深入开展的一个心理因素。行政机关是推进依法治理的一支主力军，同时也是依法规范公共权力的重点对象。因此，需要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创新来实现行政管理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
1、抓好领导的学法用法。实现依法行政，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发挥着特殊作用，其法律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进而关系到能否确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贯彻实施，故须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为目标，抓好领导干部这个“龙头”。
牢固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深化依法治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不断增强法律观念，提高法律素质。要克服特权意识，将自己的一言一行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中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当特殊公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要健全制度、突出重点、讲究方法。针对领导干部事务繁多，责任重大的特点，要强化中心组学法、党校轮训、学法用法登记、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学法用法考核检查等制度，并作为干部任职、晋升、奖惩的依据。
面对法律知识及条文的繁复，领导干部不可能全面掌握和理解，应把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作为重点。为激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内在动力，要讲究方法，使学法用法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2、提高对公务员法律素质的要求。这包括在公务员资格考试内容中加大法律知识所占比重,采取多种措施促使行政执法人员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和增强法制观念,就任行政执法机关领导职务前必须通过相应的部门行政法律、法规知识综合测评。
⑴对于重要行政执法部门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内容而言,法律知识的比重目前至少应占一半以上。这是因为,依法行政是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而以往出现的不少行政违法行为和某些重大行政失误,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行政人员的法律素质低,缺乏基本的行政法律知识所致。首先应在行政执法队伍的入口就把好法律素质关。
⑵由于行政法律规范的面广量大,而且相对来说变动较快,这就要求有行使执法权的公务员不断更新法律知识,熟悉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定。更新法律知识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如增大业务学习内容中法律知识所占比重,脱产参加短期培训等。
⑶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不熟悉与本行政部门直接有关的法律规范,是难以胜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特别是对于重要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来说,其机关首长(包括其主要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的法律素质如何,对该项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凡拟就任行政执法机关领导职务人选,必须经过相应培训,只有通过了以现行部门行政法律法规为主要考试内容的专门和综合测评者,方有任职资格。
3、抓好司法、行政执法人员这个“重头”的学习。由于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是直接实施法律的具体者，一是要求他们对国家新修订颁布的政策法规先学一步，做到早理解早掌握;二是要求他们对专业法律法规要在掌握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加深理解;三是要求他们根据岗位实际需要，全面系统地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具体实施上，一是要狠抓学法制度的落实。坚持“一月一法”、“一法一考”、“考试”等制度，以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专题培训与系统学习相结合，提高法律知识水平与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相结合等方式促进法制宣传教育经常化。二是要严格推行持证上岗制度，通过岗位资格培训，明确执法职责、执法权限、执法依据、工作标准和程序要求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过错责任，确保他们能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4、加大依法治理的督查力度。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能，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依法治理工作的职责，除了紧紧依靠各级人大，主动配合人大有关部门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外，还要接受对违法行政的举报、投诉。依法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现象。对于行政行为垢事前布置、预防，事后的救济已有不少的渠道、方法，而对于产生问题最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行政行为过程，还没有有效、明确的机制与部门予以督查。目前各地推行的机关交通投诉只是基于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更多的是针对人而非针对事，其手段也只限于党纪、政纪。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相较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处于更高的地位，作为职能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责无旁贷地负有依法治理的督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应设置专职机构受理对违法行政的举报、投诉，将的静态依法治理书面考评改为动态的随时考评，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及时依法履行职责，促进依法行政。
第四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雒树刚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24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深刻认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于夯实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纵观历史，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各自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才能治理有序，社会才能健康运行。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必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共同发力、相互促进。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继续实行好，把法治中国继续建设好，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要求，彰显其鲜明特点，发挥好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落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说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现状同党和国家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切实解决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单纯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应当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是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形成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行。只有坚持以道德为滋养，法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思想道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力支撑，为法治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完善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协调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都内含着道德判断、体现着道德取向。只有符合广大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法律才能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目前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要看到，也有一些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文和具体内容，存在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协调、不“合拍”甚至相悖的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必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导向。要加强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和衔接，将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要加强对法律的道德效果评估，各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都要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风险，对有违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废止或修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彰显道德的价值和力量。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律实施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不仅法律的制定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法律的实施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既要严格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遵循、为依据，又要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内涵，确保法律的实施不违背立法宗旨、不偏离正确方向。法律在许多方面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在实施过程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和裁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尺，使执法司法行为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既于法有据又合乎情理，获得坚实的民意基础、道义基础。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很重要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道德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源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高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发挥新闻媒体、公益广告、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深入人心，为推进法治建设培育丰厚的道德土壤。
提升法治工作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法治工作队伍是宪法法律的实施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治中国建设进程。要着眼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第一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坚决反对各种不正之风，更好捍卫法律尊严权威。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特别是律师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坚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道德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只有坚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和刚性约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以法治的力量推进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广泛宣传、广为人知的过程，就是推动其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1986年以来，我国已制定实施六个普法五年规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开设法治知识课程。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推动法律知识进企业、进乡村、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通过严格公正执法司法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执法司法既是法律行为，也体现着鲜明的道德导向。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也是对先进道德的彰扬;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则是对法律尊严的无视，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发挥法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促进清风正气的弘扬，增强人们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要坚持严格执法，对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等行为及时予以规诫遏制，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促使人们趋善避恶、扬善弃恶。要坚持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和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法律的震慑力为道德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加大执法司法公开力度，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执法司法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屏障。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仅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为道德建设“保驾护航”。要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要继续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对见危不扶、出国出境旅游不文明、奢侈浪费、网上造谣谩骂等行为的整治，该劝导的劝导、该处罚的处罚;加大对食品药品等领域见利忘义、制假售假行为的执法力度，查办大案要案，让败德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发挥对整个社会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做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践行者。领导干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推动党员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同时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第五篇：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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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论文题目：如何让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姓名：房文杰
专业：公共管理
层次：高起专
批次：132
学号：w130220132018
摘要
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律 道德 关系
目录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第1页
1.1法治的内涵.............................................第1页
1.2德治的内涵.............................................第2页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第2页
2.1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2页 2.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第3页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第4页
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第4页
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第5页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
的具体体现............................................第6页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内在需要......................................第7页 参考文献......................................................第7页
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1.1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 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 经济 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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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 历史 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 总结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2.1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而目，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礼会公序良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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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这些法律规范自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
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2.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2.2.1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所以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2.2.2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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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而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所以，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同样，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所以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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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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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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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人民日报》
2、郑治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
3、罗国杰 《论“以德治国”》、《求是》杂志 2001.15期，第46页
4、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二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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