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和谐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和谐教育前提下分析目前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和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措施，促进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以及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 篇1：
科学研究对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调查研究
[摘要]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育成功和学生发展的前提，科学研究是不断推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调查发现，高职院校教师科技创新意识不强、科研能力较弱是制约教师专业发展、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建议要充分认识科学研究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科学定位优势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合理搭建研究平台。
[关键词]高职院校 科学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
[作者简介]孙小娅（1956—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向敏（1972— ），女，四川宜宾人，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副处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药理学。（江苏 苏州 215009）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制约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与相关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1—10—95）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教学水平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教师职业生涯从讲台新手到教育教学专家的成长过程。科学研究是指用科学的方法、思路或理念对某一事物、现象或观点等进行研究，探索其内在联系与本质规律，进而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高职院校教师的科学研究是促进其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质量、学校潜力和优势的发挥。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各行业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结构和规格要求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何有效引导高职院校教师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优势和行业发展需求来开展科学研究，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强化学校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一、材料与方法
为了了解高职院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与科学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课题研究选择面上调查与个案跟踪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就高职院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现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面上调查采用自行设计问卷，选择了部分高职院校265名教师为样本；个案跟踪调查选择某一高职院校的部分教师为样本。主要调查内容为：高职院校教师对开展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近五年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制约高职院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以及科学研究对其自身专业发展的影响作用等。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265名教师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等基本情况见下表。所有调查资料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缺乏较强的科研意识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目前，我国多数的高职院校是从中专校升级而来，长期从事中专教学所形成的定向思维，使教师习惯于把课堂教学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内容，在教科研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相对较少。问卷调查所得样本数据显示，约27%的教师感到缺乏科学研究的经验，不知如何有效申报课题；而自认为教学任务较重，没有充足的时间投入科学研究的占到调查总数26%；研究意识不强，没有投身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占到调查总数的18%；其中，有21%的教师则认为高职院开展科学研究的外部环境支持力度不够。高职院校教师主观上科学研究意识普遍不强，客观上缺乏科学研究的积累与外部条件的支持，直接导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弱化，既限制了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妨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是帮助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重要基础。高职院校相对缺乏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制约了教师科研能力的有效提升，妨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有30%的教师认为虽然已开始重视立项课题的申报，但不重视立项课题研究进程与质量；有27%的教师认为科研协作意识不强，科研团队作用不明显影响课题研究质量；有18%的教师则认为由于自身的研究积累不够，研究领域不明，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优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高职院校步入高校系列的时间不长，尽管学校管理层比较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教师中博士与硕士比例不断增加，但是，新引入人才多数尚处在科研能力的积累阶段和研究领域的形成阶段，若没有适宜的科研环境支持，很难在科研实践中厚积薄发。由此可见，教师希望学院给予利于开展科研工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应适当减少具有科研潜质的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工作压力，使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为学院也为教师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缺乏深层次的校企横向合作研究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面向产业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培养社会生产、服务、管理一线所需的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是高职院校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本次调查发现，有85%的教师希望学校能够帮助他们与产业保持多层面的联系与协作，也认识到高职院校教师参与产业实践对自身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同期调查数据也显示，一年中教师真正能够深入产业一线进行专业实践时间超过一个月的不足20%，教师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与业务专长能够与产业专家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帮助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的不足5%，这与国际上如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非常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并能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国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实践时间少，缺乏深层次的校企横向合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认识科学研究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与改革的深化，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十分关注的首要问题。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深化课程改革，培养符合行业岗位要求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需要教师对行业岗位需求的全方位、深层次认识，需要教师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业建设的前瞻性研究，这既是保证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能贴近行业需求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高校教师能在行业发展中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的重要途径。
因此，学院管理层应充分认识科学研究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帮助教师树立较强的科研意识，引导教师在业务范围内选择好研究领域，通过科学研究培养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能力与水平的重要举措，是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科学定位优势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
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教师的权利，也是教师的义务，是保证教育成功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本科院校的教师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其科学研究工作与学科发展与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结合紧密，并能引领学科发展。与之相比，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方向比较模糊，科研积累不足，不能很好地服务行业发展。帮助教师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业务专长，结合学校教育发展需要，科学定位自身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是帮助高职院校教师从“教学型”成功转变为“导向型”的关键。
21世纪赋予高校教师的历史使命是教育要为学生的一生、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负责。我国职业教育起步晚，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构建、教学内容遴选与整合、教育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专业技能培养、校企合作体制与机制探索等方面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职业教育要向纵深发展，需要从事职业教育教师的潜心研究，形成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理论，这是教师不断丰富职业生命内涵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更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合理搭建研究平台
1.优化整合资源，搭建利于教师开展科研的适宜平台。教师开展科学研究需要软硬环境的支持。高职院校原有实验室基本是面向专业而建，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缺乏利于教师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学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整合现有实验室资源，合理搭建既利于教师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又能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综合实验室，为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平台。这一平台建设，也是引导教师深入企业，加强校企科技合作，开展应用型研究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促进教师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提升学院教师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水平，是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2.加强团队建设，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与水平。科学研究需要教师在实践中的长期积累，才能厚积薄发。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发挥“组织智能”是提高教师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需要结合专业建设要求，通过校企合作，组建有行业专家参加的研究团队，培育研究人才，形成人才梯队，营造有利于学科带头人、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和其他高科技人才成长的环境，通过科学研究在促进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的同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3.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激励机制，增强教师专业发展的驱动力。教师专业发展不但需要外部条件的创设，更需要有激发教师主动投入研究的内在驱动力。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从联系走向对接的今天，学院更要强化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引导教师根据自身业务专长与研究优势，结合专业，深入行（企）业开展应用性研究，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为学院专业建设、产业最新发展潜心研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水平与实践技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学院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形成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能够体现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的分配机制，营造一种科学、民主、独立的学术氛围和科学管理氛围，通过公平竞争、授予荣誉、加强培训等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追求专业发展，取得最佳成绩。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科学研究是培养教师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教师专业理论水平与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学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举措。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要加强内涵建设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师的能力与水平是关键，学院应遵循科学研究本质规律，引导教师投身科学研究，从关注自我发展向关注学生发展转变，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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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序修.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发展性评价”[J].中国教育学刊，2009（5）.
作者：孙小娅 向敏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 篇2：
和谐教育环境下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摘要：和谐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和谐教育前提下分析目前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和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措施，促进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以及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研究生;和谐教育;素质缺陷;综合素质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的本在人，而人的培养在于教育。研究生是国家创造科技成果的生力军，他们的综合素质与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息息相关。在新形势下，我国必须造就更多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需求的创新型研究生人才，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因此，培养造就研究生适应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现有研究生素质结构的缺陷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已不能完全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现有的研究生在素质结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 精神信仰丧失，人格异化
新时期的研究生，年龄多在20-35岁之间。由于自身因素的局限和各种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导致他们只重业务知识积累，而忽视思想道德修养。尽管当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有政治理论课，研究生的教学也有开设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重要的地位考虑，还存在重智轻德的认识误区，忽视了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1]，忽略了和谐教育中德智统一的要求。追逐名利的研究生群体在膨胀，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群体在萎缩;研究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生观与道德观同和谐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发生严重偏离[2]。
2. 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思想不牢
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忽视了和谐教育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本质。一些研究生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学科基础不够扎实､知识面比较狭窄､视野不够宽阔等结构缺陷。还有一些研究生文字功底薄，写作水平低，运用外语､计算机能力差，人文社科知识缺乏。这些状况严重妨碍了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的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必须迅速改变[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生根本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对本专业的学习研究抱着应付的心态。有的研究生则把读研究生作为一种进人更高社会层次的捷径，人在校园､心在校外，根本没有做学问的打算。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新世纪研究生理应明确自己的历史重任，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志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3. 创新意识与能力薄弱
创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推动力，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核心。然而，在目前研究生教育规模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大部分研究生还是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接受教育，缺乏主体参与意识，缺乏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不学无术，无法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4]。此外，我国研究生在专业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4. 身心素质不够健全
身心素质是人本身的自然资源，是人的整体发展的前提条件，是EQ的重要组成。身心和谐是和谐教育最基本的特征。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研究生素质教育并没有抓住身心和谐这一核心要素，我国研究生同身心和谐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突出，其普遍性与严重性大大超出了我们所想象的，只是他们不会像专科生或本科生那样容易表露出来罢了。一旦爆发则程度更激烈，轻者会产生紧张､焦虑､厌恶､回避､愤怒､抑郁等消极反应，重者甚至会发生厌世､自杀､杀人等后果。据不完全统计[5]我国现有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0%的研究生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随着年级的变化呈“U”字型。他们大多不能客观地反映外界事物，意志品质和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
5. 团队协作能力差
联合攻关是实施科研创新的有效途径。如何摆正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并有效地与他人合作是衡量研究生科研综合素质的重要参数。现有的研究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从小娇生惯养，造就了他们性格孤僻､自私自利､冷漠忌妒等不良人格特征。尽管有的研究生学业成绩很优秀，但他们的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等还相当欠缺，无法形成创新团队。
二､和谐教育环境下研究生素质结构
和谐教育环境下，我国研究生综合素质教育应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等。思想政治素质是保障､道德素质是灵魂､专业素质是核心､心理素质是基础，这些方面部有着自身丰富的内涵，同时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1. 合格的政治素质
只有树立科学世界观､正确人生观和高尚价值观的研究生，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研究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是决定未来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骨干力量，理应具備优秀的政治素质。现有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研究生必须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伟大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上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2. 杰出的专业素质
①厚基础，宽口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依靠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里研究生理应成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主力军。创新是建立在全面综合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因此，创新型人才一个显著特征是突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并实现知识的高度融合。“厚基础，宽口径”是研究生成才的前提基础。
②献身科学精神，热爱专业：新世纪研究生作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必须树立良好的科学精神､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专业､具备稳固的专业思想，这是学好专业的前提。
③高强的学习能力：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成为未来本行业的专家和权威的可能性更大。这就要求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切实掌握好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今世界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研究生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尽管现有的知识层次已较高，但仍然面临着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终身课题。因而必须具备高强的学习能力，不断汲取新知识。
④杰出的创新能力：新世纪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专门人才，与一般的大学生和技术人员相比，更需要培养出类拨萃的创业创新才能，这是研究生人才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激烈竞争过程中的制胜资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同等重要。所谓“冒险”，就是确定努力目标，正如科研工作中的“选题”;所谓“创新能力”，就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技术。科学的冒险精神并结合突出的创新能力将会使新世纪研究生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并最终走向成功。
⑤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研究生在学习阶段或毕业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创业创新工作，如科研､生产､管理和推广工作，甚至包括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工作不仅需要研究生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需要具有很强的社交､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因此，广大研究生要努力加强实践，加强锻炼，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全面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争取成为出色的“管理型专家”或“专家型管理者”。
3. 良好的身心素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研究生应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文素质，努力多学文化哲学著作，从中汲取人类精神的瑰宝，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并把它与科学素养有机统一起来。新世纪研究生必须要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良好的合作精神。要正确处理好与导师､同学和社会三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利益得失。研究生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力军一定要谦虚､诚实､学风正派，要无私､宽容､与人为善，要求同存异､相互容忍。
三､和谐教育环境下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有效措施
研究生教育工作要在继续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和谐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和改进，为国家培养大批思想政治过硬､道德高尚､专业素质强､身心素质好､创新能力突出的高层次人才[6]。为此，以下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 加强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造就德才兼备型人才
和谐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德才兼备型人才，在研究生素质教育中要树立德育为首､智育为重的教育理念。江泽民同志[7]曾经说过：“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因此，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一定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针对性，讲究实效性。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认真抓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克服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的现象。要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革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不同形式的理想信念教育，充分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使研究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信仰，理智的政治热情的高层次人才[8．9]。
2. 丰富教学内容，优化研究生知识结构体系
和谐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复合型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一个关键要素是突出知识的复合，不仅要求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宽，而且要求知识的融合度高。许多优秀研究生的成功实践证明，“厚基础，宽知识”是一个人创造人生辉煌的前提和基础[10]。鉴于当前研究生知识结构失衡的现状，高等院校应高度重视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合理调整研究生学位课程，将人文学科渗透到专业课程设置中，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充分体现基础性､宽广性､新颖性的有机结合。真正从过窄的专业教育模式转变为综合培养模式，优化知识结构，拓宽学科领域，以加强实践环节和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创新人才[11]。福建师范大学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建设､加强实践锻炼､增强创新意识､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提高学位授予质量和营造成长环境等措施，建立了全新的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3. 结合个性教育，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创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靈魂，是和谐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对研究生素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将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充分体现和谐教育“和而不同”的精神，切实保护研究生对某一领域萌发兴趣和好奇心。通过文献阅读､学术交流､前沿讲座､科研训练､中期筛选､综合测评､学位论文等环节，全面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要给研究生施加一定的压力，使他们不断在科研和生活实际中得到磨练，逐步掌握科学方法､学术规范和创新规律[12]。实践证明研究生从事的研究工作越多，出的成果就越多，水平就越高，得到的知识技能就越多，创新能力就越强。
4. 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研究生的身心素质
和谐教育是培养“身体之能力”与“精神之能力”协调发展的人[13]。健康的心理，强健的体魄，是研究生完成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并创造美好未来的基本保证，是进行和谐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人的主体性既来自于心理素质，也表现在对心理活动自觉掌握和控制上。在研究生素质教育中，通过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讲座等方式建立全面性立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增强承受挫折能力[14]。香港高校设立的心理咨询中心提出的“全人发展”模式(Whole person development)，通过社会认同､角色训练､自我识别､自我发掘等行为教育，增强学生的包容力､选择能力和受挫力，构建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对我们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很有借鉴作用。广大研究生应正确认识个人的心理状况，关注心理健康，积极克服消极情绪，保持健康心态。同时，研究生应努力加强身体素质锻炼，这既有利于自身体质的增强，也有利于心理情绪的健康[15，16]。
5. 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导师队伍
导师是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引路人，是学生行为的榜样和示范，导师的学术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毕业硕士生应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毕业博士生“必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的要求，导师要根据学科发展趋势､研究生自身的特长，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严格管理选题､方案设计､实验实施､论文撰写等环节，特别要鼓励研究生使用新方法。随着综和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建立一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责任感强的导师队伍已迫在眉睫。为此，福建师范大学采取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严格导师遴选制度､严格导师上岗制度､建立有效奖励机制等系列措施，强化导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6.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研究生团队精神
团队协作是未来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要鼓励研究生在学习､科研､答辨中相互协作，鼓励研究生参与校内､外一切有益的社会活动和服务活动。通过实践，不断培养他们集体主义观念，让研究生在这个队伍中不断得到磨练，不断认识到相互团结､相互帮助､拧成一股绳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断增强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
总之，和谐教育是以和谐教育手段培养全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才。在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以和谐教育为理念，建立全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精良地导师队伍､创造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及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氛围等方面出发，不断地积极探索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途径，促进研究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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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皓
作者：陈 芳
社会发展前提研究论文 篇3：
从外部前提到内在机理
摘要：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历史前提；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直接导致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并引起人们对跨学科研究自身的反思；在微观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真正实现过程，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在此基础上，研究最终揭示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从而从发生学角度呈现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逻辑。
关键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学科边界
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前提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兴起，并导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显著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来看，1945年前后出现的四个新的发展动向，即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提供了历史前提。
（一）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美国则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在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着复兴的问题，而战后出现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又面临着紧迫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地区研究，尤其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以及一些学者，他们已经意识到深入了解非西方社会对于维护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行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而研究非西方社会，就要求美国必须尽快改变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仍以欧美为中心的局面，加深对以往不熟悉的其他地区的理解。加上二战期间美国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于是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研究，在战后的美国成为显学。随后，地区研究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都相继出现。地区研究的兴起，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广泛性的影响，实质上也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弥散性，使得跨学科研究逐渐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之中，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结构。
（二）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研究。“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交往方式上的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系统化发展，使得人类现象的多维特征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摆在科学面前。”＼[1＼]现实的复杂性对传统的实证式和分析式研究提出了挑战。面对日趋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实证和分析研究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今天“如果哪门学科的专家敢于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因为现实问题并不尊重学科的分类，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维性，要求社会科学必须突破过去传统的单一学科本位思维，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基于跨学科的分析去认识和理解事物＼[2＼]。所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对象性前提。
（三）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
二战后，世界各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出现了显著的扩充趋势，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将这种趋势视作是“战后的标志”，并认为“这种扩充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3＼]。这种扩充不仅仅是量上的变化，是质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扩张。它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组织的变革，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因为伴随着规模扩充所带来的学者数量的增加，系统内部的学者们必须寻找新的学科领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而且，传统的合法化依据，也日益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冲击。大学系统内部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组织框架，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以研究中心、课题组等形式组建起来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而这种结构性松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大学系统的结构性扩张，从而使得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并逐渐取得合法性认可。
（四）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
20世纪初，伴随着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日益生成，社会科学学科分化不断加速，到二战前几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学会对那些已经专业化的分支领域都给予了承认，大学出于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专业化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但其本身也使得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了空白。要填补这一空白，就必须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趋向：一是专业化的发展，学者们借此而对某一特定的课题获致更深层次的了解；二是杂交，学者们借此而把两门或更多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两者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4＼]。诚如莫兰所言，“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学科建立和增生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一个学科的问题侵入另一个学科，概念流通，混合的学科形成（这些学科将以独立而告终）……的历史，最后它还是不同的学科聚合的粘合起来形成复合体的历史”＼[5＼]。
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那就是通过跨学科实现对事物、现象更加全面的理解。这种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中叶已经具备了生成的历史前提，而推动跨学科研究真正得到实质性开展的，则源于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一）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
质量控制是社会科学符号体系的生产、检验和评价系统，它牵引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语境中，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更多强调学术性，因此基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形成的科学标准，往往也就成为质量控制的核心。而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所以学科共同体也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控制的核心主体。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最终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形成。
1.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是指学术性标准和实用性标准。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对矛盾范畴。学术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坚持价值自由和客观性等学术规范。而实用性标准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关注和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化情境性和应用性。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其认知标准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可以说离开了学术性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出，则不能被认定为科学知识。而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科学认知标准也产生了显著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要求越来越突出。而应用性、情境性也要求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应该将效率和有用作为重要评判依据。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和方法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现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因此，传统的由学术共同体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是知识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
2.质量控制组织结构的多样化。20世纪中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需求与目俱增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议程很多时候不再是由学科结构来提供的，而是由应用语境中的问题解决的社会磋商机制来决定的。因此，质量控制的组织结构也出现了多样化，既有过去比较相对单一的依赖于学科结构而组建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也有临时组建起来的流动性较强的组织形式。人们可能只是在临时成立的工作团队中聚集在一起，而这些工作团队一旦解决或重新定义一个问题以后就会解散，并根据新的问题解决的需求进行再度重组。以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团体为例，其规模结构大小悬殊，大至千人有余，小到不满五人，而且忽合忽散，很难确定其准确数字＼[6＼]。这种灵活便捷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组织模式，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使得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生产出适应特定用户需要的知识体系。
（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吉本斯在论述知识生产模式II时，将交流作为知识异质性增长的根本动力。他认为，在知识的异质性增长过程中，“交流扮演了中心角色，而交流的密度似乎是关键的变量。交流密度的增加表明传播的速率在增加，如果知识生产的场所数量很多，而参与者之间又体现出足够的分化性，则这种增长更可能是异质而非同质的。”＼[7＼]知识的异质性增长，本质上也就是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不仅表现为单篇论文的署名作者平均数量增长了，更突出的是单篇论文所涉及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数量以及作者所在机构和组织的范围也大大增长。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同样也源于交流的变化。二战后，社会科学交流表现出两大变化，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1.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网络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单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单一学科架构内生产知识，并向社会传播和解释知识。但是二战后，出于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需求，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快速增长，社会公共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机构开始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责力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社会科学系统外的角色开始介入并影响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的职业社会网络发生变化，由以往主要由专业或者学科同行为主，转变到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比如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项目管理者、其他科学家、研究生、博士后，甚至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不同的角色构成。”＼[8＼]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交流从学科化逐渐演绎为跨学科化，并且形成一种扩散趋势。“这种扩散的过程将科学和技术知识带入社会，而不同机构和团体的社会规范和预期则更强有力地被引入研究社团中”＼[7＼]，因此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发也就水到渠成。
2.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方式的变化。在传播学视野下，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同学科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二战后，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代通讯方式、计算机、全球化的网络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信息交流的新渠道、新方式，它们弥补了过去以纸质期刊、学术会议等交流形式单一和传播滞后的不足，加速了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密度。“新的交流形式和交流强度的广泛可能性也至少在原则上加速了不同专门领域之间交流的增加”＼[7＼]。而且，现代交流手段，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发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同一个计算机信息平台上，共享数据并分享各自的处理结果，传统的门户之见、学科之分在这里越来越让步或服从于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
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结果
基于宏大的背景，我们已经呈现二战以来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生成的历史前提和动力机制。在上述两者因素作用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不断生发，并最终侧生着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以至于沃勒斯坦等人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区分是否有效？社会科学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9＼]学科边界是学科的分界线。从认知体系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方法、理论、概念框架来决定的＼[10＼]。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学科的社会建制来决定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是通过认知体系的模糊化和社会建制的模糊化两个路径来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这两个层面模糊化的触发机制，是社会科学越来越难以找到明确分界线的直接原因。
（一）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认知体系的模糊化
就认知体系而言，学科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化，是学科理智的符号化载体，也是知识生产结果的符合化呈现。因此，如何生产知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知识的表现形式。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工具，是借用其它学科的材料、方法、概念框架甚至理论来进行知识生产，尽管这种生产目的的导向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捍卫原学科的。但是这种生产本身就已经是对原学科知识体系的跨越，使得原来相对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与所借用的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了概念、范畴、方法等认知领域的重叠和共享。而这种重叠和共享的程度，也就直接决定着学科边界模糊化的程度。以传统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例，这三门学科在1945年后，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出现了重叠化趋势。如果说研究主题的重叠化还不足以作为学科边界模糊化的重要理据，那么研究方法的重叠化却可以为其提供充分的证明。“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都削弱了。”＼[9＼]
（二）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
就社会建制而言，学科的社会建制可以为学科成员提供组织归属。在社会学视野下，学科的社会建制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甚至相互排斥的。但跨学科研究的引入，却催生了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学者的学科归属也进而趋于模糊。早在1923年，当传统社会科学还在进行着学科制度化的努力，美国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试图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历史学中相关因素有机整合。该研究委员会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社会建制的较早表现形式。虽然该建制当时并没有打破各学科传统组织的形式，但却为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共同的平台；同时二战期间进行的美国研究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研究等则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科学建制的模糊化。以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为例，该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制度性范畴出现的，目的在于将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组织框架。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在新的单一结构中共同制定课表、培养博士生，出版地区研究成果，创办地区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等。地区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得各门学科的社会建制边界也趋于模糊，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在组织归属上也出现了模糊化现象。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姑且不谈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它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组织方面的后果无疑是巨大的。”＼[9＼]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了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而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又反过来加推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
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学校长金普就感叹道：“史学进入了人文学科之列，经济学成为数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与生物学结盟，而地理学和自然科学成了通家之好——看到这些现象，委实令人担心。”＼[11＼]这些担心，形式上是人们对刚刚兴起的跨学科研究给传统学科边界带来挑战的一种反思，但其潜在的问题则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显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宏大的描述不能给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真正实现的过程，问题的核心必须转向为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的揭示。纵观二战时期兴起地区研究、战后繁荣起来的发展研究，以及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性研究、种族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这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共同的机理，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客观需求
在宏大视野下，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历史性前提和外部性动力，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除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具有共同的合作愿望，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来自现实问题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驱动。二战时期孵化起来的地区研究，其跨学科研究的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个别研究者的跨学科的主观偏好，而是战时对复杂问题解决的需要。比如出于战略情报分析的需要，美国战时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汇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12＼]。可以说，离开了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试图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跨学科研究，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研究组内各个人和各个小组各行其是，这种‘内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问题的逐步揭示而愈加深化。”＼[13＼]
（二）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
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该迫切性也包含了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需求的迫切性。区别于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更加明显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越来越多地借用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表现为过去作为学科划界重要依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方法移植、方法渗透和方法融合三种机制，在向所有学科结构层次的横向拓展，并进而催生出学科化的研究方法。譬如一度为自然科学所独用的数学统计方法，其对社会科学精确化和综合化的作用不容忽视。“统计方法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公认；电子计算机已经被用来研究像《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这样的文学问题；甚至在一向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历史学领域里，在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十三届国际史学会，1970年）也认真地把用数学方法研究的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正式议题。”＼[14＼]再如民意测验、访谈、问卷调查、计算机数据分析等，更已经跨越传统学科界限，并为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地区研究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广泛采用。
（三）组织模式的跨学科性和自我调适性
“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独特的协作研究方式，一般由代表不同学科或部门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个共同课题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汇集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一个跨学科研究组织。”＼[15＼]该组织有实体结构和虚拟结构之分，但无论哪种，它的核心在于必须为各学科之间建立某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学术平台，且该机制和平台能够适应问题研究的需要，具有不断的自我调适性。以成立于1948年的美国兰德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个实体结构，它包容了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跨学科研究专门机构。该机构采用的是矩阵式的研究体制，即一方面将所有研究人员按照他们所学的知识类别进行学科分组，另一方面又按照研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从按学科划分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研究组。这种矩阵式的管理架构既有利于对全体科研人员的有效管理，又能够保证各学科之间的有效协作，灵活机动适应不同研究课题的需要。
（四）研究措辞的标准化和在修订中趋于统一化
在跨学科研究中“出现很多误解和毫无成效的讨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大家共同使用的术语在不同学科的概念框架中可以有不同的特定含义”＼[13＼]。社会科学的措辞研究也已经表明，学者之间要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就必须超越学科规范的逻辑，同时又得处理好是否能够与学科规范系统实现共存＼[16＼]。因此，跨学科研究的进行，就必须要保证学科措辞的标准化，尤其是概念术语诠释的标准化。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在共同的研究平台中，必须克服来自各自学科的片面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概念术语的诠释也在不断修订，并最终形成了研究集体“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既超越了各个学科规范的逻辑，又与各个学科规范逻辑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并最终又推动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有研究者甚至指出，“跨学科方法本身需要一种有助于不断研究语言的语言，即能被每个学科理解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莱布尼兹所说的数学语言，也不是维也纳学派认为的经验逻辑学语言或符号学语言。这些语言不能作为对话或跨学科研究通用的语言。唯有哲学语言似乎能提供一种适用于论战和作出跨学科结论的语言规范。”＼[17＼]
（五）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广泛性和实际有效性
因为跨学科研究源于复杂性问题解决的需要，所以只有真正能够对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跨学科研究，并使得跨学科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得以扩散。美国学者P·H·伯恩鲍斯指出，跨学科研究的最终产品是各式各样的：从开发新产品及其商业化（在工业实验室）直到提出新理论（在大学科研院所）＼[18＼]。因此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软科学研究、应用性研究，其研究多始于问题和任务因此其研究成果更强调实际有效性。二战后兴起的未来研究、政策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等，大多是基于问题和任务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活力就在于解决综合性的现实迫切问题，那么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实际有效性也就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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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