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电脑、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最有可能成为贸易战的火力集中行业，应该重点防范。近来随着中美贸易强硬派人士加入特朗普团队，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前景似乎更加难料。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
摘要：通过对比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可以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理论逻辑。研究表明，第一，中美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且具有互补性。美国服务业高度发展，技术转让、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较大;中国制造业比重较大，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并非仅由中国引起。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失衡并不代表利益受损。第三，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遏制和对工业中间品货物贸易顺差的打压。为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我国应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反制措施，降低美国贸易政策预期。长期来看，我国则应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独立性，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优化贸易空间结构，发展替代贸易;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机制，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新经济业态提振内需，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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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作者：邓仲良
第二篇：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
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电脑、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最有可能成为贸易战的火力集中行业，应该重点防范。
近来随着中美贸易强硬派人士加入特朗普团队，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前景似乎更加难料。笔者2016年11月28日曾在《财经》杂志发表《警惕特朗普冲击》一文已经判断，国内舆论对于特朗普冲击并未有充分预期，而在笔者看来，凭借“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胜选的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国未必有利，需要警惕其冲击。
特朗普组阁提名不少对中国强硬的鹰派人士，特别是提名曾出版两部专著专门抨击中美贸易关系、并支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彼得·纳瓦罗新组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凸显了日后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
如何评价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前景与双方的成本?贸易战一旦爆发，具体以哪种形式体现?对哪些行业影响最大?在笔者看来，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做好“应战”对策，方可争取主动权、防范贸易风险扩大。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害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美贸易战一旦出现，短期内难免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市场稳定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能给中国施加通缩压力、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压力。
首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体现在多个方面。2016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对美商品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如玩具、家具、纺织的对美出口均占该行业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机械等对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赶超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美出口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可小觑。根据商务部、海关、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显示，2012年每100万美元的对美商品出口可为中国创造59个工作岗位。
此外，2015年中国香港对美国整体出口货值为3422亿港元，其中转口货值达到3383亿港元，考虑到香港转口来源地主要以中国内地为主，2015年占据总转口额的67%，预计内地通过香港转出口到美国的份额约300亿美元。
其次，中国对美国在技术进口以及融资上也有一定依赖。例如，中国进口的许多高科技产品，关键技术只有美国持有，一旦美国停止此类核心技术的对华出口，可能会对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产生冲击。例如，因特尔和AMD在个人电脑CPU使用中非常普及，中国手机绝大多数亦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旦爆发贸易战，中国在寻找此类技术的替代时需要一定时间。
除此之外，直接投资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全部FDI的3.3%，笔者估算，十年内美资在华企业雇佣人数累计超过100万。同时，中国香港由于税收、法制等软环境，使得有相当一部分中美投资是通过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进行的，包括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与并购，考虑到2015年中国香港与美国直接投资头寸高达约400亿美元，其中包括很多中资企业对美企业投资以及其反向，因此，真实的中美双项投资额度可能会高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贸易战的爆发亦会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估计难以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会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笔者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例如，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与设备，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6%，韩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0.7%，德国占23.0%，英国占22.7%，消化更多的中国进口相对困难，而非主要贸易国市场的自身需求又相对有限。
基于以上理由，如若中美之间当真爆发贸易战，短期内可能会给中国造成需求侧的巨大冲击。而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等或许会迫使政策更加被动，也将增加人民币更大的贬值压力。而更悲观的一种情况是，稳增长压力加大使得政府不得不出台进一步宽松措施，错失结构性改革良机。
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可能的损害
贸易战显然对双方不利，一旦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击，对美国而言，可能导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
首先，中国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116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总出口的7.7%以及GDP的0.7%。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不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如飞机、汽车、电子设备，也包括资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此外，美国2015年对中国香港出口约270亿美元，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地需求。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型跨国公司都视中国为重要市场。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为美国创造至少67.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出口创造就业的10%。
中国服务业的出口对美国也十分重要，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额高达484亿美元，顺差为33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对华服务业出口在2014年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是连年增长，2015年录得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创造了1.3万个工作岗位，中国所有对美国投资则创造9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诚如上文提到，如果考虑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当多的中资利用香港作为并购和投资平台，真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综上，中国对美出口以及中国对美投资，总计为美国创造了至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占美国非农就业总人数的0.7%。
其次，美国同样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占美国商品总进口的21.3%。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机电设备占此类产品总进口的40.8%，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及机械设备占此类总进口的32.4%。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进口占比更高，部分行业甚至高达80%。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贸易战将会推升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胀风险。
最后，虽然全球化对美国劳动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的冲击，但除非美国对全球所有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家同时进行贸易战，否则低端制造业的美国回流将难以实现。
日美贸易战镜鉴
一旦贸易战爆发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美国也未必能得到实在的好处。但从现实来看，如今特朗普重用对中国的鹰派人士，显示对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可小视。可能出现的情况与路径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以史为鉴，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与现今中美贸易摩擦十分相似，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了解中美贸易战爆发可能导致的后果提供借鉴。
日本在1955年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逐步实行“走出去”战略，并随着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美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
第一轮贸易摩擦起始于纺织品争端。由于日本纺织品的快速发展，其对美国出口及市场占有额逐步提高，对美国本土纺织品制造业形成威胁。为了回避矛盾，日本接受美国政府要求，实施了对美国出口的自愿限制，并且在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以1969年为基准设置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范围。
然而，日美贸易摩擦并未就此止步，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日美在钢铁领域开始争端不断。1974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量;1976年，美日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美国对日本五种钢铁提出倾销诉讼;直到1978年，美国实行钢铁起动价格制度，即对低于一定价格的日本进口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使得日美钢铁摩擦降温。
最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1978年，日本对美汽车出口超过150万辆，在1980年达到192万辆。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占汽车总进口的80%，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20%。来自日本的竞争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本国汽车行业提供10亿美元的补助。1979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完全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日系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以及自愿接受出口规模限制。1980年5月，日本政府统一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在1983年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1981年的出口上限为168万辆，1991年为230万辆。
1985年，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兑美元升值。虽然日元应声大涨，但其减少美国对日逆差的效果只体现在签订后的头几年。1990年，美国对日本的汽车出口逆差占美国对日本总逆差的四分之三，以及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二分之一。1992年，布什总统访日后，日本将对美国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下调到165万辆。1993年，克林顿政府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开放本国汽车市场，1995年，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对日本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除了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1970年到1980年，彩电、半导体、电脑、电话等电子产品也被卷入日美贸易纷争。美国不断对日本实行贸易限制的同时，日本也同样限制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包括牛肉、有机食物等。
日美贸易摩擦延绵近3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逆差的GDP占比开始下降，日美贸易关系才有所改善。2000年以后，大部分贸易摩擦都在WTO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然而，被征收高关税及被实行出口限额等措施，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相较于1930年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带来的冲击要小许多。例如，1992年，日本被要求将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下调到168万辆，但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在当年仅减少1%。
同时，通过日元升值调整对美贸易顺差的做法并未见效。日元兑美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大幅升值，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只是扩大未见减少。
但贸易战无疑对日本该行业的产业布局造成了影响，例如，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国建厂生产，出口限额也促使日本将高端产品的制造更多地转移到美国。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广场协议”的签订。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释放大量流动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热钱流入日本，日本国内一时流动性泛滥。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飙升，泡沫形成。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则将日本带入“失去的30年”。
研究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发现，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似乎是个积极表态，对美国进口的增加类似于一种自愿性对美出口限额，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服务类公司以及中国的高端产品出口公司会有一些获利，把握此机遇，配合改革，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局面也是有好处的。
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还表明，中国应该避免通过汇率大幅波动来调整贸易。广场协议是日本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存在困境，如果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中国出口短期受损严重，中国政府也应避免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尤其是在现今资产价格过高的情况下，不然只会推迟结构性转型，催生泡沫，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此外，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体现形式也不会是全面提高所有行业的关税，调整幅度也未必会提升至45%，10%、15%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根据以下三个标准来判断最可能被制裁的行业，即一是美国国内生产所占比重低的行业;二是美国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三是中国对美出口量大的行业。笔者预计，电脑、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最可能成为贸易战火力集中行业，应该重点防范。
(编辑：王延春)
作者：沈建光
第三篇：中美“贸易战”将去向何方？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美国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的动机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内政维度
从对内施政的维度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主要是为了竞选政治、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第一，贸易保护政策被特朗普作为取悦部分选民的重要筹码。2018年11月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对于特朗普来说至关重要。目前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两会都占据多数党的优势地位，中期選举中是否能保持优势，对于其未来两年是否能顺利推行各个政策将至关重要。共和党的传统票仓是美国中部和南部，代表着制造、能源、钢铁、运输、军工、农业等传统行业的利益。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喊出了“贸易保护、美国制造”的口号，也成功打动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的选民，助其赢下入主白宫的重要举措。因此，随着中期选举拉开序幕，贸易保护将再次成为特朗普向选民拉票的重要工具，并为未来连任美国总统蓄势。
第二，贸易保护政策被特朗普作为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2017年末，特朗普税改计划通过国会审议，财政赤字将随着减税政策落地而迅速扩张。此时，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压缩贸易逆差，增加进口关税收入，国内相关产业的盈利将会转好，也会增加税收来源，总体上使财政赤字规模有所收缩。
对华关系维度
从对华关系的维度看，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主要是由于对华外交战略改变、扭转巨额对华贸易逆差、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等。
第一，美国在国家战略上已经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已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面对这种冲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发生明显变化。2017年末特朗普签署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并把中俄两国列为三大对美威胁中的第一大威胁。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也在众议院作证时再次强调，美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为中国与俄罗斯。因此，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绝不是孤立的措施，而是针对中国崛起的一系列遏制手段之一。
第二，美国迫切希望缩小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多次强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美国此次对华301调查的重要借口之一，是美中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2月6日公布数据认定，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同比增加了8.1%。这成为美国近期对华挥舞贸易制裁“大棒”的重要依据。但是，美中贸易逆差是系统性的经济问题，是由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国际分工所决定，由市场自发引致的结果，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
第三，遏制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此次挑起的“贸易战”并非完全针对此前受到“双反”调查较多的钢铁、铝等行业。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3月22日参议院作证时列出了对中国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称它们是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产业。此外，美国财政部也将在60天内拿出对中资投资美国科技领域设限的方案。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呈追赶态势，不断挑战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精准打击”，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一旦走向高端化，会直接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利益。
中美爆发“贸易战”影响深远
中美两国既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贸易额居全球前两位的贸易大国。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5837亿美元，中美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彼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双方经贸关系的体量和紧密程度，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无疑会“两败俱伤”，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贸易战”对中国钢铝产业冲击有限，全面开战将冲击中国经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钢铝产业、对美出口的相关产业、金融业、国内经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仅就钢铁和铝行业来说，中国受到的冲击比较有限。美国3/4的钢铁进口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仅为1.4%左右，排在第11位。在进口铝产品方面，中国是2017年对美出口铝产品最多的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铝及其制品出口占中国铝出口的16.57%，中国对美出口的铝及铝制品占铝总产量的2%左右，因此与钢铁相比，铝行业受美国征收额外关税的影响更大，但与国内的产量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将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行业产生较大冲击。按照出口品类划分，中国出口至美国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机械和电气设备、杂项制造业、纺织、贱金属、车辆和飞机和轮船及运输设备，分别占2017年出口至美国总额的45.8%、12.0%、9.8%、5.3%和4.5%，一旦美国对中国采取针对性关税政策，预计首当其冲的会是机械、纺织制品、塑料橡胶这些行业。
第三，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将对中国金融业带来负面冲击。首先，对我国当前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与美联储不断收紧货币政策将有可能迫使我国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增长与应付美联储加息之间的平衡点上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将会增大，对中国金融业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形成较大压力。二是会对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形成制约。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会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带来较大的打击，有可能引发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出现大幅反弹，经营效益下降，使银行业进入新一轮经营不景气周期。
第四，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会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并加大通胀压力。净出口是2017年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之一，2017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1%，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新高。中美“贸易战”一旦全面展开，中国的净出口或将受到显著影响。另外，中美“贸易战”一旦升级，由于中国可采取的贸易反制手段多分布于农产品及油气、矿产、林木等原材料领域，所以这些反制手段或造成上述领域产品价格的显著上涨，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对通胀的影响，“贸易战”升级或将显著抬升中国的通胀水平。
“贸易战”对美国有诸多负面影响，难以长期持续开展。对美国而言，发动“贸易战”从短期来看似乎保护了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但全面分析，“贸易战”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据彭博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美国经济将损失0.9%，幅度超过全球经济损失，成为“贸易战”最大受害者之一。“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高通胀，抑制消费。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7成。而“贸易战”无疑将会推高通胀，一是进口成品价格上升会直接导致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下降；二是进口原料或半成品价格的上升也可能会反映到最终消费品上，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还是会导致消费者消费欲望的下降。“贸易战”导致通胀升高，消费下降，美国经济也将受到影响。
第二，相关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可能会大幅提升相关行业的生产成本，例如汽车、飞机等行业，导致相关产业丧失比较优势，从而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第三，影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一直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贸易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对美国出口商品成为别国获得美元的重要途径，也导致了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如果全面开展“贸易战”，虽然短期内美国的贸易逆差会缩小，但美国向全球输出的美元也会减少，其他国家必须寻找美元的替代品，比如欧元来进行国际结算与交易，这样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贸易战”将重塑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中美“贸易战”不仅将对中美两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将重塑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对全球经济而言，一旦特朗普政府挑起全面“贸易战”，全球经济将受到重创。彭博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萎缩3.7%，全球经济规模将因此缩小0.5%，经济损失可能高达4700亿美元。除“贸易战”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贸易保护还将对世界经济引发更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贸易保护导致竞争减少，阻碍全球技术和观念交流，从长期看来，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削弱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对于全球贸易而言，美国挑起大规模“贸易战”将重创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如果各个国家在“贸易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WTO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刚刚渐有起色的全球贸易恐将再度陷入低谷。
中美“贸易战”的情景分析
依据“301条款”的程序，中美仍有两个月的谈判窗口期。在特殊情况下，谈判期还可以延长最多不超过180天。根据中美贸易谈判的不同结果，我们可以把未来中美贸易争端可能发生的情景分为最好、次好、较差、很差和最差五种：
第一，最好情景。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双赢结果，美方做出退让，中美贸易摩擦烟消云散。为了取得这种结果，中国需要通过针锋相对的反制裁措施，以及积极的场内场外对话沟通，才有可能使美方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要求。未来中美贸易有望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前进，但会不断调整双边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差额的相对平衡。
第二，次好情景。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较多，美方减少一定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好转。在这种情景中，我国将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投资环境并放宽市场准入，增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汽车、医药医疗、金融、电子电器、文化产品等的进口，降低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将保持升值趋势。美国逐渐缩减中美贸易顺差。
第三，較差情景。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美方根据征税清单对500亿～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方予以坚决的回应，“贸易战”全面打响。根据美方的征税清单，电气设备、机械、钢铁、有色金属制品、塑料橡胶与化工、家电、纺织服装、家具、鞋类、皮革制品与非金属矿制品等行业将很有可能遭遇美国的贸易制裁。而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可能发生在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玉米与肉制品）、运输设备（特别是飞机与汽车），以及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废旧材料与矿产品等）等领域。此外，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美逆差明显，中方可以在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采取反制。
第四，很差情景。中美“贸易战”升级为经济金融战。在这种情景下，美国可能采取的非贸易手段包括：拉拢欧盟、英国、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汇率等领域针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加大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对中国在美企业加强合规、税收、反洗钱等监管力度；切断从美国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传递，禁止中美正常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而中国的应对选项包括：人民币竞争性贬值，对冲加征关税的影响；对美国在华企业加强合规、税收、反洗钱等监管力度；抛售美国国债，限制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等措施。
第五，最差情景。中美经济金融战升级为政治外交的“新冷战”，甚至爆发局部军事冲突。美方暗中支持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掐断中国的进口原油运输线。特别要警惕美国丧失底线，大打台湾牌，对台出售军备，明确支持台湾独立，军事干涉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使中国陷入战争的漩涡，以阻缓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应对的措施可能包括加强与俄罗斯、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外交关系，弱化美国对日本、韩国等盟国的影响，不放弃和平统一台湾，但要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
中国的应对策略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甚至波及到金融、政治领域的可能性较小，但未雨绸缪，中国需通过必要的反制裁手段来打击美国的痛点，同时需在其他领域做好防范措施。
首先，中国应练好内功，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来提升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能力。中国练好自身内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最佳方式。党的十九大为全面深化改革定下基调，2018年的“两会”后，国务院机构、国企、金融、社保、财税等方面的改革也正在陆续推进。同时，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际，中国应反其道而行之，与更多经济体加强经贸往来，不断推进中国开放进程，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为沿线国家和人民造福，从而扩大中国抵御美国贸易摩擦的战略纵深。
其次，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应对美国挑衅的必然之举。如果通过谈判等手段仍无法避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那么中国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制裁措施。中国对美国实行反制裁措施应重点打击中国进口规模占美国出口规模比重较大的产业或产品。大豆、水果、棉花、谷物等农产品，汽车及零配件、飞机制造业等是美国对华出口的“七寸”，中国应对这些产品进行重点的关照。同时，我们可以从东南亚、欧洲加大进口同类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还可以选择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品、林木产品、塑料、皮革及肉类等领域加大制裁范围。此外，在旅游等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进行反制也可以作为备选方案。
最后，中国需加强金融监管以防范“贸易战”扩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积极应对美国“贸易战”风险时，除了在贸易领域做好相关反制准备外，还需在国内经济金融相对薄弱的领域加强监管：一是高度警惕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化以及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二是需要控制社会各部门的杠杆率，以防某领域的局部风险爆发而导致系统性风险。三是应对外汇占款、出口依存度较大的区域的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密切关注。
作者：郭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