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的住房政策演变
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及效果分析
摘要在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外资外资政策外资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 1.1初创阶段19791985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转变指导方针由排斥外资转向利用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开始制定外资法规
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成立外资管理的专门机构1979年8月国务院设立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利用外资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外资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流入实行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且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2发展阶段19861993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进一步明确利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以及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法规体系包括《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对外资实
行普遍的优惠政策建立针对外资的分级管理体制。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全确立了积极利用外资的观念对外资的限制不断取消外资允许进入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外资政策激励的重点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尽管仍然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但实行鼓励和优惠的特点更加明确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3调整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第二阶段利用外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同时根据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的一些限制对外资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现为①1995年6月我国重新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②1997年12月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突出了产业重点同时体现了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经贸部等部门就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对外资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国民待遇原则越来越明显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应的规范和管理有所加强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的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缓和但尚没有发生
根本性变化。 1.4完善阶段2002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WTO的规则和承诺于2002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4月1日起施行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附件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其主要变动如下①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②扩大投资领域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③投资地域多样化鼓励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④投资方式多样化。 2利用外资的正效应 我国利用外资数额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正效应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罗余才、严俊2002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将增加0.396736说明FDI流入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从1990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收对我国的工商税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
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 利用外资增加了我国进出口总额。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466高于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37521个百分点。FDI促进了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1985年中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足22000年则上升到6以上同时也改善了出口结构。 利用外资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和扩充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不断增加从而有利于缓解我国部分就业压力。 1
第二篇：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
蔡小如
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并从中能够了解我国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及以后的发展形势,为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作出政策性的引导。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3791(2008)03(a)-0134-01
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是指导在校毕业生正确就业的政策依据,是毕业生就业的指引航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随之改革,现在就以历史的角度,共同探讨我国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就业政策
“统包统分”即指大学生就业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的任务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作为经济建设的新生力量——大学毕业生,则是作为“新鲜血液”,同国家集中调配,就业于国家最需要发展的工业领域及其他行业。因此,在建国初期及以后几十年中,大学毕业生基本上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安排。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经济的历史烙印。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这种就业模式就是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实行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的制度。其特点是“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执行的是“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大政方针。应该说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按计划分配的制度,是伴随着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产生和完善的,这种分配制度与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保证了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地区之间人才需求不平衡的状况,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人才流向,有利于社会安定。这种制度虽然使毕业生普遍就业,但隐患也很多,如专业不对口、学校培养的人才地方上并不需要,而且“一分定终身”,人才不能流动,使人才造成极大的浪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就业制度的局限性就大于他的积极意义,需要进行改革。
二、改革开放后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对于人才的合理配置,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及用人单位择优选才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亟待改革。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的重要标志。而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是《决定》的重大决策之一,它明确指出,对于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其“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这项决策为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双向选择”毕业生就业政策顺应了教育体制改革对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新要求,适用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有人形象的称“双向选择”毕业生就业政策开创的是一种“自由恋爱”的新模式,以区别于计划经济“双向选择”毕业
生就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对广大高校大学生和用人单位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双赢”。它实现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扩大了用人单位选才的自主权,有利于用人单位择优选才,促进了用人单位尊重知识,珍惜人才风尚的形成;扩大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改革,增强了学校适应社会需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扩大了高等学校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权,有利于学生发挥自身的素质优势,有利于学生发展成才;转变了在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打破了过去在单一计划分配体制下,大学毕业生那种“包上大学,包当干部”的思想,使在校大学生有了危机感,学生感到没有真才实学就会找不到工作单位,这从根本上为端正高等学校的校风和学风起到了推动作用;保证了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要,增大了毕业生到基层的比例,充实了基层科研、教学、生产的第一线的人才需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以“自主择业”为主要特征毕业生就业制度已经势在必行。1993年2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自主择业”就业模式的政策依据,它明确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以《纲要》为政策依据而确定的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目标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即除少数享受国家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单位奖学金的学生,实行在一定范围内就业外,大部分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毕业生就业市场“自主择业”。在这种就业体制下,大部分毕业生将按照个人的能力、条件到市场参与竞争,而不再依靠行政手段由国家保证就业;用人单位也只能用工作条件及优惠待遇吸引毕业生,不能等待国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给予保证;而高等学校作为就业工作的中介,主要为毕业生“自主择
业 ”提供服务。尽管国家已经提出了“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仍是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模式,这是因为“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还需要一个过渡过程。
总的来说,在我国建立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将要经历一个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市场发育过程,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培育和建立还要有个时间过程。通过“双向选择”的政策过渡是必然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政策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革,这样才能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成功就业,从而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观点解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
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
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失独家庭
第四篇：我国教师节的演变祝贺语
"6.6"教师节。 1931年5月，教育家、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爽秋、程其保等发起，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 "8.27"教师节。 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以中国教育家孔子的诞辰8月27日为教师节。 "5.1"教师节。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一起。
"9.10"教师节。
【范文网】
第五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
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8页。)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六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先后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当时有关人口政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不久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主张节制生育的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等同看待，展开了批判，指责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是见口不见手的“人口论”。这种“左”倾的人口观点，不讲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片面宣扬所谓“人手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统治了人口理论界。这种错误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全国共增加人口10500万，年平均递增率达22.4‟。每年约出生20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达到6，人口出生率达30‟以上。这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这是计划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随即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时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达43.37‟。人口这种盲目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报》(计划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几个方面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如：加强群众运动;加强技术指导;积极组织避孕药
具的科学研制和供应;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许多大中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总人口达到69458万多人。人口基数的增大使国家进一步重视了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对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适当安排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药并免费发放，提高节育技术，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计划生育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劳动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长目标。当时普遍宣传的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期间，虽然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群众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受冲击，各项正确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坏，从总体上看，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这导致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增长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很快，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国人口年平均递增率达26‟，总和生育率为5.91，九年共净增加人口17000万，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时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当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为最理想的计划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为了便利群众节育，全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实政策措施上，有了新进展，后期人口理论工作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历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加强了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提出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开始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全国和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和研讨会，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思想和理论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这个时期，虽然各项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方面毕竟有所前进，特别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城乡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计划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总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1岁上升到21.56岁。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经过了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说，这一时期明确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肯定和推行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出中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同时，提出了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为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国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青年的最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新婚姻法还对优生优育问题作了规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规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家同时还提出，把计划生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内容，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并开展人口发展趋势预报工作;
在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领域对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后，强调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放宽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但要坚决堵住大口子，即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执行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人口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具体要求上，农村比城市宽，边远、人口稀少地区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宽，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有特殊情况的，如双方为独生子女结婚的、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的、夫妇为归国华
侨的、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并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都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计划生育制度趋于完善。
两年多来，各地本着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于、服从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关于“开小口子”，有如下几种情况：规定若干条可以生二胎;照顾独生子女户再生一个，间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时开放二胎;按经济地理条件规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间隔;少数民族和华侨执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实践证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要缓和渐变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合情合理，群众拥护。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稳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2.5‟左右，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来计算，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约2亿多个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关键在于对计划生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当作长期战略任务来对待，并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立法的综合措施来促其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婚育年龄期，人口出生率的继续降低会遇到更大困难，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会回升。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认真总结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