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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 篇1：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摘 要：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迈向新起点，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提升，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制度逐渐建立，我国更加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百姓生活有保障。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思想 公平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社会保障思想。[1]马克思对社会保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了应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基本观点，并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失衡会引发信任危机，使社会陷入慌乱无序中。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惠民工程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满足居民的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需求[2]。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使其在新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拥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发展背景
18世纪6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起了工业革命，机械设备代替了传统手工劳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改变了原本封建、闭塞的社会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家的无情压榨，他们生活困顿、工作强度较高，还有可能会随时地失业、下岗，生活几无保障可言。劳动力成为进行买卖的商品，工人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虽然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都在资本主义暴力镇压中宣告失败，无产阶级反抗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增强自身凝聚力。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其不仅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倡导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更催生了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相关理论。马克思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运用现代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积极指导工人革命，也唤醒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使无产阶级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有力冲击。外加资本主义危机，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相应让步，制定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障民生的保障措施，也可以将其视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二、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责任的主体是国家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这便需国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描述的那样“当儿童具有独立意识，当他们在离开母亲照顾的那一刻起，便应享受良好的国家‘公费教育’”。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到“成立国家工厂，由国家来保证工人的生活资料，照管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3]只有促进公有制发展，确保国家的主体地位，才能进一步促进对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建立一系列有益民生保障机制，确保社会公平。
（二）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为扩大自身的利润空间、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榨取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减少工人的休息时间。只有当工人处于高强度的工作中，资本家才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对此，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应享有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特别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应促进所有人共同富裕，使工人们享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4]马克思倡导人的全面发展中，将工人阶级视为应享有社会权利的独立个体，他们也应享受美好生活。
（三）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公平
面对劳动者个体差异，其天赋、潜能及所涉及的专业技能不同，也会造成工人获得酬劳的不同。为了平衡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富差异，马克思提到了筹集社会保障金，为社会成员谋福利，给那些无人照顾、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及时的救济与帮助，促进社会稳健发展。[5]进而，依据公平性、发展性原则，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需，使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让他们生活无忧。同时，馬克思关注教育、医疗及养老等社会发展问题。这便需要重视工作创新、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三、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当代价值
（一）进一步强化国家的主体责任
当今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历经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发展而来的，国家对公民负有社会保障责任。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中提出应建设国家性质工厂，以确保保证金的来源、并能够形成持续供给，这已是当今实际生活中的主流趋势。[6]因此应发挥国家与相关部门的再分配职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应使政策有所倾斜，让弱势群体/产业与强势群体/产业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避免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问题。这不仅关系国家是否能长治久安，而将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故此，应使社会保障机制的设置覆盖所有民众，使相关部门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平衡、主导的作用。为此，还需不断地完善顶层设计，使区域间、行业领域、群体间差距减小，推动社会保障事业有序推进，促进构建统筹兼顾、城乡协调、整体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能够适应人口流动、提升保障机制设置的灵活性，强化国家的主体责任。
（二）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保障问题，牵动民心，更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社会保障监管机制还是处于不完善的阶段，还处于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封闭式的状态。其次我国社会监督力量不足，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科学规范的信息体系，未能保障公众的的知情权与监督权。[7][8]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指提倡工人同样享有社会权利，享受美好生活。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和规范，建立科学规范的信息公开制度，除此之外我国相关部门积极保障民众的休息权，创造更多的条件、促进带薪休假制度落地，让民众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合理安排假期生活。并推行了多项外出休闲的惠民政策，例如：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部分景点免费对外开放、学生及特殊群体等乘车享受优惠照顾等。这些便民举措、制度的建立，助于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使民众更具生活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目前从社会保障的内容上看，农村的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其内容过于狭窄，保障水平不高，农村社会保障限于养老保险等，像住房公积金等尚未覆盖农村。从参保率上看，由于缺乏宣传力度，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意识，与城市居民社会参保率相比农村参保率较低，因此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差异性。在马克思主义著名的社会保障“六个扣除”理论中，高度总结了社会保障机制的内容与其性质，应使社会保障机制为全民服务。并且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共产主义需逐渐的、较为彻底的消除阶级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性。在当代社会中，也需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做好城乡统筹工作、确保责权明晰，应适当的关注那些弱势群体、助力贫困地区发展，颁布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促进帮扶，让民众享受社保红利，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公正。
（四）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重视满足人民利益的需求，新时代我国相关部门也更加重视惠民工程的落实。例如：在就业、医疗、养老及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形成了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社保体系。为解决就业问题，关注职业教育发展、在高校中积极推进“双创”实践，使人才培育更有保障，引导就业。为满足老年人生活所需，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不同的区域、依据实际特点，建立了内涵丰富、多层次的社保体系，使社会保障机制更加公平、健全，积极发展养老事业，调动积极力量，关注养老产业的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应完善设备体系建设，提高其保障标准，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与先进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思想。在总结与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制度等方面的优劣因素中，努力构建具有我国特色、更加公平可靠、惠及民生的社保体系。从而使民众共享幸福生活，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始终将服务人民做为工作重心，让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目标明晰、基础牢靠，更具全面性、协调性与持续性，着力提升百姓的安全感及获得感。
参考文献：
[1]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6）.
[2]詹小娟.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9.
[3]邢玉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探讨[D].吉林：吉林大学，2008.
[4]周芮冰.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养老服务供给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2019.
[5]李敏.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6]郑东东.马克思公平思想及其当代意义[D].沈阳：沈阳師范大学，2019.
[7]郭赞.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审视及解决途径[J].农业经济，2020（10）.
[8]吕凤金.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监督管理的几点思考[J].北方经贸，2015（9）.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讯作者：孙贵珍
作者简介：陈海超（1996-），女，汉族，河北唐山人，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孙贵珍（1970-），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
作者：陈海超 孙贵珍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
摘要: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而且在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它是第一次飞跃。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并首次明确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现实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主张。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理论;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
收稿日期:2009-03-2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完善社会救助制度问题研究"(0924004300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文豪(1972--),男,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他以思想家和政治家独特的视角,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社会保障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作出阐述,进而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而且为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甚少。截至目前仅有侯远潮(2005)、梅哲(2006)、肖铁肩(2007)、郭海青(2007)和谭桂娟(2008)等人的文章和用晓焱的硕士论文(2007)曾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进行过探讨,并且他们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仅是点滴的解读,均未能对其进行较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做系统解读,以期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和构建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供借鉴。
一、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保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明确了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社会保障思想是随着他对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的深入不断深化的,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发展的。该思想不仅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实现民主,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是革命之目的所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揭示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中国人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的根本原因,认为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工人等,“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他提出了“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的观点,这是帝、官、封和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又分析了反动阶级的基本属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意识到社会保障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许多论述中已明确有关社会保障目的的重要思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社会保障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明确优待红军家属这一特殊的社会保障形式是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持革命力量,毛泽东把社会保障与抗日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将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失业、赈济灾荒等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突出了社会保障在抗日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发展工商业与工人福利的关系时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毛泽东这些社会保障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保障实践的思想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心社会保障问题,他把消灭剥削和贫困作为建国后的基本任务。从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上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保障模式,并根据当时的国情建立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生、老、病、死、伤残、医疗和集体保险等作了具体规定,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大家普遍反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人民群众首次尝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幸福。1953年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作了修订,扩大了其覆盖的范围。1954年宪法规定,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认识的基础,逐步扩大“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在此之后国家还相继颁布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成立了劳动部和民政部等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障的各项事务,确保社会保障工作的落实。可以说,毛泽东始终把社会保障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落到实处、落到基层,惠及广大人民。
二、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基本原则的确立
“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背离这些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关于对我国社会保障基本原则的确立的论述,是其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准绳,也对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中,如何处理好发展社会保障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他对社会保障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过许多正确的观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但二者地位并不等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它既能不断提高保障人民生活的水平,又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而社会保障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反作用,当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当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超越或滞后)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方也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实质上,只有生产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社会保障才能发展。他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高度,明确了以生产发展为重点,把握住了社会保障发展的关键,提出了社会保障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农村,他认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946年,毛泽东在审阅经济建设的几个文件初稿时,特别提出工人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逐步取得增长。1948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又进一步指出,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应超越经济情况许可的范围。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发展生产相适应的原则,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也需要逐步有所改进。这种做法,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方向进行历史定位。毛泽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公平合理原则。毛泽东认为,统筹兼顾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对社会保障作出适当的安排。他指出:“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解放初期,由于个别地区农村征粮过重、摊派太多,致使农民陷入生活困境,毛泽东知道后作出指示,要对农民减轻或减免征购,解除摊派,并对其加以救济。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有些地区定产过高,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在征购过程中,采取互相竞赛与攀比的手段超额完成了任务量,因而给农民留粮很少,影响了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数次批示有关领导或会议商讨,并专门为中央起草调查粮食问题的通知,对征、购、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求统筹兼顾,不能有失偏颇。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消费和积累之间关系的原则: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又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谈到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时,他说:“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针对经济的波动,他又指出:“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注重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他说,一方面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处理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利益,肯定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号召工业反哺农业,支援农业,采用的手段是“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小剪刀差”。从毛泽东的社会保障基本原则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统筹兼顾与当前所强调的省级统筹、全国统筹有相同之处。
三、社会保障基本内容的确立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以及补充社会保障等内容,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内容与作用也不完全一样。毛泽东从大社会保障概念出发,根据所处时代的要求,将马列宁主义社会保障思想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并加以继承与发展,创造性地确立了社会保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内容,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事业的雏形。
在社会救济方面。社会救济是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强调社会救济的重要性。在中央根据地,毛泽东曾批评许多地方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不知道救济困难群众,并充分肯定长冈乡的社会救济工作做得好。建国后,毛泽东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通过诸如此类的措施,新中国迅速在企业中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同时,规定在遇见水旱灾害时要采取大规模的救济措施对灾民进行救济,使人民群众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中切身体会到新政权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倡和支持“生产自救”的方针。1950年,河北阜平、曲阳等贫困山区发生严重雹、水、风、虫灾害,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河北省政府提出在拨出衣、被等物质救济的同时,着手逐年贷款以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毛泽东立即批准此项计划,认为用少量贷款可以做许多事情,如果在三五年后可以收到很大效果,那么较之年年救济花费并不多。部分灾区曾开展过“以工代赈”的救济,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也提倡“以工代赈”。这一做法蕴含着一种产生“造血功能”的意义,可惜当年并没有总结为一种救济模式大力推广,尤其受经济集体所有制的限制,无法落实到每一个农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此思想强调,要从生产技能上扶贫致富、增强贫困者的造血功能,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新思路。
毛泽东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针对旧中国给人民造成的贫困,提出了
革命每当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人民政权都要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社会救济问题的主张。这种救济具有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性质,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救济范畴,使人民群众初步感受到了自身的解放和新政权的优越性。毛泽东有关社会保障的论述不仅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且丰富了社会保障的内容。因此,毛泽东“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强调社会救济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在社会优抚方面。对于军人及军属的优待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一个重要项目,它是由我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人民军队起,就把优抚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其斗争之惨烈罕见。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从他建立人民军队开始就把优待抚恤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他指出,做好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是使红军战士感受到温暖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他要求苏维埃政府做好这项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了优待军人及其家属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他曾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解决烈属的照顾问题,对于生活最困难者应由当地政府在优抚工作中优先予以照顾。我党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保证了优抚待遇在根据地的实施。由此开始,优待抚恤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并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完善,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做好社会优抚工作,他指出:“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
在社会保险方面。毛泽东对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不仅有大量的论述,而且还阐述了其重要性,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作出了重要的指示。针对失业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劳动保护法》、《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法规,为后来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立法基础。同时,毛泽东还十分关心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他认为开展医疗卫生防疫工作,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障生产力发展的大事。建国初期毛泽东向各级党委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极力发展,要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在要求控制当时地方流行病并保持所取得的成绩时,他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1965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由公费医疗、企业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组成的三项医疗保险制度,对恢复和增进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减轻经济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他所倡导的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制度和合作医疗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福利方面。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福利的物质利益原则和福利水平与生产力相适应原则,而且在其领导下,新中国还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首先,建立了社会津贴制度和职工福利补贴制度,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种基本生活补贴和各种福利设施,如粮食补贴、食堂、幼儿园、低租金住房等;其次,创建了各种类型的文化福利设施,如文化宫、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再次,为特殊社会成员兴建了许多福利服务设施,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聋哑学校、盲人学校、疗养院、光荣院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妇女问题,他说,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在合作社要同男子同工同酬。这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的福利水平。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将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大社会保障思想,在其基本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结合现实国情对其进行创新与发展,丰富其社会主义保障思想的内涵,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局限性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它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尽管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准确。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制度的层面理解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程度上去把握的,结果把“入伙、归大堆”当成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加以提倡,把个体单干的生产积极性当成了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差、社会物质产品匮乏,进而引起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薄弱,阻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谓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完整,人为造成城乡差别。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时社会保障主要由政府财政补贴、民政救济和单位福利三大板块构成。政府补贴和单位福利是面向城镇居民,特别是党政军干部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而农村居民是无法得到的,仅有民政救济是面向城乡的。这虽然是受当时财力所限,但城乡二元,有失公平。社会保障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的收入,导致国家和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的生产效率,这既不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全面展开。而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贫困救济也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同样影响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在当时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济方面,一般偏重于生活上的救贫济困。这种救济可以解决因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一部分人的严重生存危机,是临时性救济措施,但无法解决因劳动能力丧失或由于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部分人口持久性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还促使某些觉悟低的懒惰的人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不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不利于培养人的自强精神。
总之,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从广义上定义了社会保障的范畴,非常精辟地把握了社会保障的原则和内容,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律,既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础,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但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准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决定作用,导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并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是深刻的,它反映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依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凌文豪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 篇3：
试论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的缺陷性
摘 要：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的贝弗里奇留给世人的最重要遗产莫过于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障思想。其中保险缴费思想、国民最低生活保障、统一费率思想是他用于指导整个《贝弗里奇报告》设计的灵魂。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并不是绝对的无懈可击，而是有缺陷的，主要体现在：第一，保险缴费制进一步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第二，统一费率思想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互不兼容。
关键词：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缺陷
威廉·贝弗里奇是英国《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总设计师，因该报告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理论蓝图，他也获得“福利国家之父”的赞誉。贝弗里奇留给世人的最重要遗产莫过于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障思想。其中保险缴费思想、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统一费率思想是他用于指导整个报告设计的灵魂。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并不是绝对地无懈可击，而是有缺陷的。
一、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保险缴费思想
保险缴费思想是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的主生命线，也是整个社会保障计划得以实施的基石，否则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终将成为如幻泡影的空中楼阁。它主要是指社会保险计划采用缴费的方式来实现，即社会保险是一种缴费型保险制。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统一费率的、缴费型的保险制度，即在国家的普通税收体制外建立一个新的缴费机制，“每一个参保人及其雇主以统一费率缴费，而不考虑其经济状况，所有参保人，无论贫富，都要为相同的保障项目支付同样的缴费额”[1]136。其次，缴费型保险的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不仅是为了遏制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滋生蔓延，更是为了确保参保人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按时缴纳保险费，确保社会保险计划的顺利进行。贝弗里奇十分推崇缴费型保险，认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优越性和道德价值。首先，它是英国20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传统，已经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不易被打破。其次，参保者可把得到的保险津贴理所当然地视为其缴费应得的回报，有助于抑制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接受救济等同耻辱”之风。
（二）国民最低生活保障
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源于费边社会主义，最早由韦伯夫妇在1897年提出。其大体观点是国家有责任保障国民最基本生活，满足国民在最低工资和工时、卫生医疗、教育、住房、儿童津贴、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20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发展的“贫困线”概念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生存原则的重要性，而生存原则也是《贝弗里奇报告》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了它，该报告仅是一个使现有社会服务合理化的方案”[2]355。在早期，贝弗里奇并没有把社会保障计划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联系起来，转折出现在1936年他拜读朗特里的《进步与贫困》之后。贝弗里奇认为如果社会保障计划能够以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为基础，生存原则就会实现，阻碍社会进步的贫困终将被消除。因此社会保障计划的本质内涵就是保障国民最基本生活，在与西德尼·韦伯的一次通信中，贝弗里奇具体阐释了他对社会保障概念的理解，“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在我的报告中我从狭义的角度使用它，它主要是指当人们因失业、疾病、事故或年老等因素导致收入中断时可以确保人们有一定的收入……我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术语是指保障人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收入”[3]。贝弗里奇委员会首先把衣、食、燃料、照明和住房定义为国民基本生活必不可缺的“五要素”，据此确定了一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如果保险津贴与此标准保持一致，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就会实现。
（三）统一费率思想
统一费率思想除了指统一费率的保险缴费外，在本文中主要指统一费率津贴，即所有参保人的保险津贴（工伤津贴除外）水平是一致的，不考虑因失业、伤残或退休而中断的原收入是多少。如上文所述，统一费率津贴水平取决于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高低，是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统一费率津贴思想体现了贝弗里奇是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国家应该为每个人提供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国家提供的保险津贴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水平，贫困便不能消除，相反为之，便会超出国家最基本的职能范围，导致其他公民的财富被贫困者浪费掉”[3]。由此可知，统一费率津贴是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的最佳平衡点。贝弗里奇坚信统一费率津贴不会阻碍人们的进取心，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类的进取心和需求是没有上限的，人类是有精神的[4]，人们会通过自愿行动来弥补超出基本需求的额外需求。总之，对贝弗里奇来说统一费率是原则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妥协。
二、社会保障思想的缺陷性
以上社会保障思想是《贝弗里奇报告》设计的核心理念，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报告》革命性的重要体现，也具有内在的缺陷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缴费型保险与传统家庭观密不可分，强化了原有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损害了广大妇女权益。缴费型保险制是建立在贝弗里奇“男耕女织”式传统家庭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一观念模式下，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要职责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不应该也不被鼓励从事任何有酬工作。故缴费型保险的假设前提充分就业实质上指父权制下的男性充分就业，这意味着保险缴费制也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缴费体制。因此有学者把福利国家的建立看作是“秘密的”父权制向“公开的”父权制转变，强化了原有的性别角色和关系[5]。在这一传统家庭观和性别观影响下，贝弗里奇认为，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妇女会重新回归家庭，不再从事任何有酬工作，妇女可以被看作是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伙伴”，与丈夫构成一个“共同参保人”，享受“共同保险津贴”。贝弗里奇为妇女构建的社会保险权利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缴费保险，而不是真正的公民权基础上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帕斯卡批评道“有子女的母亲可领取家庭津贴”的福利政策仅是对妇女繁衍大不列颠民族贡献的肯定，“从本质上来说它（家庭津贴）不是对妇女权利的认可，而是一项鼓励男性就业的激励措施”[6]。再者，贝弗里奇也损害了少数已婚妇女工作者的权益，为了所谓的公平性，贝弗里奇对她们给予了“特殊待遇”，她们在收入中断时不能享受全额的失业和疾病保险津贴，而仅仅可得到其75%的津贴标准，养老金也只能得到普通标准的40%[7]。女权主义者对贝弗里奇的这一做法给予了强烈的批评，她认为这样做低估了已婚妇女工作者的社会价值，抑制了她们在社会中塑造独立的人格和健康发展。缴费型保险实质上抑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强化了妇女的传统角色。因此费昂娜·威廉姆说，“在女权主义者的著作中，贝弗里奇被塑造成十恶不赦之人[8]123。”
第二，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与统一费率津贴互不兼容。由于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各异，每个地方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变量，如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一个单一的统一费率保险津贴无法解决地区差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房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房租是保障基本生活“五要素”之一住房需求的物质基础，然而英国劳动部的一项家庭支出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区衣、食、燃料和照明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在94.2%～104.9%之间小范围变动，相比之下各地房租支出相差悬殊，以工业家庭为例，伦敦的房租支出比例为148.1%，苏格兰的则为70.4%[1]84。恰可以维持苏格兰国民基本生活的津贴对房租负担重的伦敦居民来说却是不足的。朗特里曾建议统一费率保险津贴附加实际房租补贴可以解决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地区差异，但实行房租补贴必然涉及对各个家庭实际所需的房租金额进行财产调查，从实际操作和行政管理方面来讲，耗时耗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又违背了社会保险废除财产调查制原则。无论贝弗里奇是否接受朗特里的提议，都注定了他的失败不可避免。统一费率津贴对贝弗里奇来说是原则性问题，遵循这一原则比任何背离该原则的做法都要容易得多，最后经过内心一番挣扎，贝弗里奇实质上以牺牲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代价保证了统一费率津贴。这意味着社会保险计划无法实现生存原则，更无法消除社会贫困。
三、评价
以传统的家庭观和性别观为基础的缴费型社会保险不仅损害了妇女福利权益而且强化了他们的传统角色，这与英国战后社会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实际上自从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并没有像贝弗里奇设想的那样战后大多数妇女重新回归家庭，相反的是，已婚妇女工作者比率日益升高，1951年英国女性就业率更是上升到39.3%，其中已婚妇女占25%[9]。所以霍华德哥伦内斯特评价道“贝弗里奇对指导社会保障的思想原则所做的假设经不起推敲。这些假设显得落伍，有时阐述得不够透彻，并常常互相矛盾，总之，它们与现代家庭生活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已发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相脱节”[10]29。无怪乎艾思平·安德森感叹道：“如果福利国家存在危机的话，那是由于从体制上来看它建立在一个不再被认可的旧社会秩序基础之上。”[11]64贝弗里奇本希望通过以社会保险为主，以国民救助为辅的社会保障计划消除贫困，但是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牺牲最终导致国民救助体系成为一个消除贫困、保障八百万人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这是贝弗里奇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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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law of Social Security Thoughts of Beveridge
MA Hong-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08，China）
Key words： Beveridge;social security thoughts;flaw
收稿日期：2014-09-20
作者简介：马红利（1989-），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英国福利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许广东）
作者：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