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梳理2009至2019年国内CNKI核心期刊和国内硕博论文库的相关文献，论述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新视角。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1：
对于当前文艺学建设的几点想法
对于当代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我还没有成熟的意见，这里只想就当前文艺学的建设问题谈几点粗浅的想法，求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首先，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应当从单纯的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众所周知，文学就其本质而言，虽然必定包含着认识、知识的成分，就这一点来说，反映论有其合理因素和存在价值。但是，文学决不仅仅是认识，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包含认识因素的以语言方式呈现的审美形态。因此，仅仅以认识论作为文学的哲学基础至少是不完整的，是以偏概全的，它会遮蔽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审美特质和一系列其他特征如教化、娱乐等。而且，单纯的认识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主客二分的，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在存在论的根基上是晦暗不明的。因此，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就不能停留在仅仅以认识论、反映论这个层面上，而应当转向更加根本的存在论(本体论)，更确切地说，文艺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笔者曾在1988年发表的《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一文中提出，应当把“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论”提问方式转换为“文学怎样存在?”的本体论(存在论)的提问方式，即寻找和论述文学的存在方式，并提出，文学是作为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创作活动到作品、再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现在看来，上述看法还停留在“文学”活动、“文学”的存在方式这一比较浅表的层次上。文艺学的存在论(本体论)基础，应当提升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即把文学活动(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一种)看成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看成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包括学习、工作、生产、经济、政治、宗教、道德、交往、休闲、体育、文学艺术、审美等等活动在内，都是人生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实践活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也就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我们说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而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是种种人生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总体来说是一种精神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精神生产”，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精神性的对话和交流，它跟物质生产劳动相比，精神性更强，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是最具超越性的。而且，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更是见证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是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和基本的人生实践活动之一。据此，笔者认为，文艺学应当在上述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思路下，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活动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样一种文艺学存在论(本体论)的研究可以超越单纯认识论的局限。
其次，与哲学基础上认识论转向存在论密切相关，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应当从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的现成论转向动态建构的生成论。现成论的思路是本质主义的思路，它在文艺学研究中核心的提问方式是：“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实际上预设了文学已经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者存在在我们(人)之外了，既然已经是现成的存在者，文学的本质也就固化了、不变了，人们也就可以对它下一个永恒不变的定义了。但是，这样一种从古到今永恒不变的文学存在吗?无论中外，文学都是不断生成、变动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在西方是19世纪后期、在中国是20世纪才生成的，现在虽然还基本适用，但已经发生许多变化，谁也不能保证未来的文学仍然会与今天一样。前几年，中国一些新锐学者不就认为随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与生活、与文化的界限已经模糊乃至消失，因而提出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的主张吗?笔者虽然并不同意这个主张，但是，对于他们反对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现成论，主张动态建构的生成论思路却是赞同的。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建构主义”(陶东风)、“关系主义”(南帆)思路，我认为对于文艺学都很有价值。当然，这里有一个“度”，“建构”和“关系”并不就是一切，反对本质主义，并不等于完全取消对本质问题的研究。比如对于文学，我们固然不可能找到一个贯穿古今中外、普遍适合、永恒不变的文学的本质(定义)，这是现成论的思路；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对于在一定条件、范围内(比如一定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某些相对稳定本质特征作出说明或者阐释，这并不违反生成论的思路。
再次，根据上面两点可以推出，文艺学应当从二元对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在我们文艺学界(包括我自己)，长期以来，曾经对辩证思维存在着严重误解。一般认为辩证思维就是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的思维，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学术界的重大影响，更受到毛泽东“一分为二”、“斗争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对对立统一的理解上就存在偏差，以为对立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辩证思维就是揭露矛盾、强调对立、用一方压倒、吃掉另一方的思维。这样，辩证思维就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达到统一，而是成了单纯为对立而对立、对立就是一切的斗争思维。这正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哲学根源。这跟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追求、跟新世纪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表现在文艺学上，长期以来，我们在内容/形式、主体/客体、表现/再现、情/理、理性/非理陛、思想/形象、审美性/意识形态性、自律/他律、虚构/真实、艺术真实/生活(历史)真实、个性/共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偏重于强调对立的一面，强调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否则就套上形式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非理性主义、唯(审)美主义等帽子，从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立的怪圈而不能自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有些人头脑中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其局限性、片面性显而易见。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又次，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出发重新认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十分必要。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常常只从阶级论角度解读，否定其理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而完全否定共同人性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刻，阶级论自然包含在内，但其核心，在笔者看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一开始就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有的学者认
为这只是马克思早期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这里马克思恰恰是从以人为本的学说出发，推出了社会革命就是为了彻底推翻一切压迫、奴役人的旧的社会阶级关系，达到人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其次，“以人为本”这一人学的核心理念还集中体现和展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愿景。《共产党宣言》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目标落实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马克思后期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种状态时，更加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人的发展定位为“个人全面发展”，他说，与最初的社会形态和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第三大形态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标志归结为“个人全面发展”亦即人本身“自由个性”的发展。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核心仍然是以人为本。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看似非常普通、平常的描述文学本质的命题，就会发现，它对于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但与其他探讨并不矛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贴近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可能揭示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遮蔽的重要东西。比如，如上所述，当我们把文学艺术活动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高度来认识时，就能认识到，文学(文艺)活动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乃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之一。又如把文学作为人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看，就可以发现文学(艺术)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想象性和情感性的对象化和确证，这显然揭示出文学比较深层次的一种本质特征，它启示我们，从人的本质人手探讨文学的本质，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提供的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再如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文学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审美、认识、教育等，从最深层看，它的根本目的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文学(艺术)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和方式，因为在最内在的精神方面，文学(艺术)与人、与人性具有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从人学角度思考文学的本质，并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工作早已开始，且在文学史写作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实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它“把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核心思想和基本线索，成功地贯彻和贯穿到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各个阶段文学事件、现象、思潮、流派和作品等的具体分析和概括描述之中，有着与以往中国文学史写作显著不同的鲜明特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重大突破，而且对整个文学研究、特别是文艺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朱立元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形象研究的新维度：语料库批评翻译学
摘要：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梳理2009至2019年国内CNKI核心期刊和国内硕博论文库的相关文献，论述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新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播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领域，语料多来自国外媒体报道、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等，中国形象研究局限在“他形象”研究，缺乏对中国形象的“自形象”研究，鲜见以国内政治文献的外译作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客观定量研究。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依托对国内政治文献的翻译，不仅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而且對实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形象宣传也具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中国形象;语料库批评翻译学;CiteSpace软件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1.003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文献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系统性研究不多，关于中国大国形象的传播研究则更少。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应该重视内涵和方法，同时采取跨学科视角，不能局限于外交学或者传播学范围。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中国形象主要指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和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韩元认为，国家形象是“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总体状况的信息经过复杂与多样的信息传播过程而在国际公众中形成对该国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1]。该定义说明国家形象有两方面含义：1）本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和认知，即“自形象”;2）他国公民、媒体和组织等对该国的总体看法和认知，即“他形象”。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形象外塑价值取向、外国媒体新闻和国内外文学作品等，即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中国形象“他形象”的外塑研究。而关于国内政治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讲话、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国家外宣声明和宣言等的自塑研究较少。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SCI、EI、CSSCI、CSCD以及国内核心期刊和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软件，以“中国形象”“国家形象”两个主题为检索条件，获取相关文献，以此探寻中国形象研究的国内热点与研究趋势。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文献期限为2009至2019年。此外，为避免数据噪声，对检索的数据进行了有效剔除，最后生成有效数据共计1 872篇，包括1 164篇期刊论文、708篇硕博士毕业论文。本研究采用5.1.R.SE版CiteSpace软件，节点选择
一、基于CiteSpace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某一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不仅可以计算文献中的关键词所出现的频次、共现频率以及聚类关系，还可以计算每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并通过知识图谱清晰地展现出该领域研究现状。
笔者运用5.1.R.SE版CiteSpace软件，对“中国形象”“国家形象”两个主题进行检索和计算，得到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可视化图谱，如图1所示。
图1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每一个关键词在检索文献中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联系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以“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为中心形成一个基于高频关键词的网络。其中，字体大而醒目的“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为核心关键词，其他高频关键词包括“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媒体”“涉华报道”等;所有的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9至2019年期間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形象研究的普遍关注点和切入点集中于外交学、传播学等领域。表1汇总了由CiteSpace软件统计的2009—2019年期间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核心期刊和优秀硕博士论文总频次高于20且中心性高于0.05的关键词。
表1中，高频关键词共计25个，其中传播学词语包括“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传播”“涉华报道”“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外交学词语包括“软实力”“公共外交”“意识形态”等。此外，高中心度关键词也为25个，传播学与外交学词语具备高中心性。其中，高频关键词“形象学”与高中心度关键词“政治话语分析”的出现说明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
此外，CiteSpace软件可计算关键词突现，即运用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从相关文献的关键词、标题、摘要中提取突然剧增的术语，以追踪某一特定阶段研究的前沿动态。表2为CiteSpace软件统计出的2009至2019年国家形象研究专业术语的突现动态变化。根据表2可知，国家形象研究的突现常常伴随着国内外特大赛事，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伦敦奥运会”等，还会随着影视热播剧和新闻热点产生，如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和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等。近年来，“一带一路”宣传策略加强了中国形象的研究突现，同时伴随着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出现大量突变。经统计，“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突变值为8.665 2，社交媒体和BBC等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突变值共计6.729 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形象研究仍然以传播学、文学和外交学为主要相关领域。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维度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归类分析，发现国内学者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1.媒体传播中的中国形象
媒体是大众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最为直接的手段，也是获取关于中国形象认知的最有效途径。陈雅莉[2]运用新闻框架理论，从美国媒体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报道研究媒体话语，从“自我”和“他者”的中美关系角度来探讨中国国家身份的构建。她认为，美国在凸显其“霸权国”的国家形象，同时构建与中国国家形象在观念意图现行行为秩序上的对立性。张昆等[3]从东盟媒体《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方面讨论中国形象，论述地缘政治报道中构建中国形象的问题。王雪玉[4]以文化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以菲律宾媒体《马尼拉时报》关于南海新闻的报道为语料，讨论和分析亚洲邻国主流媒体对冲突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阐述了菲律宾总统前后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对媒体话语建构的影响，论证媒体国家形象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的公共话语幻象本质。
可以看出，关于新闻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围绕特定事件下特定国家的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展开。研究方法包括新闻传播学框架理论、文化话语批评以及基于国家形象的批评话语研究[5-6]等，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系统的研究体系，所选的新闻报道数量有限，对中国形象构建的定性研究不全面。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外语界知名学者纷纷从各个不同国家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话语表征进行研究，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对我国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宣传工作提出了指导性建议[7-12]。
2.英美文学作品和影片中的中国形象
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同样存在中国形象，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形象，国内外的影视作品也略有涉及。
就文学作品而言，英美华裔作家或新移民作家的华人文学作品多涉及中国文化，如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任壁莲的《爱妾》《梦娜在希望之乡》以及查建英和严歌苓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描述生活在英美国家的华人形象，描绘华人的多元文化身份和离散身份。鉴于旅美华裔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另外，本土英美作家，如赛珍珠（《大地三部曲》）、毛姆（《在中国屏风上》《面纱》）、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约翰·斯坦贝克（《伊甸之东》《罐头厂街》）、贾斯汀·希尔（《黄河边上的小镇》）等作家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或者本人的特殊情感和经历，在作品中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审视。不过，这些作品大多是关于旧时代的中国形象，没有涉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中国，更无法契合当今“新”的中国国家形象诉求，相对于当前中国形象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由上述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以及美国好莱坞拍摄的中国元素电影集中展现了作品中描绘的中国形象。这些英美电影故事既充满了传奇的东方色彩，又伴生了落后、糟粕、迷信等消极元素。21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是新瓶装旧酒，虽然中国形象不再是过去一味的落后贫穷，但文化上依旧显得落后愚昧。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解和偏见依旧存在。
3.中外译介传播与中国形象
关于中外译介传播与中国形象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在中国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比如，谢淼以1980年为界限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国家形象[12]，林文艺探讨国内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中译外揭示的时代精神和译文中展现的中国形象[13]。
第二种关注以林语堂、莫言等著名作家作品外译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在不同国家的传播与受众情况，强调中国当代作品在国内外塑造的国家形象。方爱武认为莫言作品刻画的中国形象具有民间精神与民间情怀，写出了老百姓眼中的中国形象[14];刘云洪等谈论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对外译介翻译方法，认为“删节”“改译”和“整体编排”是葛浩文巧妙的翻译策略[15];谢稚从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讨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16]。
第三种研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与翻译。如施旭提倡以文化话语研究范式来进行中国话语研究[17];杨明星主要探讨了中国外交话语翻译方法及其现实意义[18];胡开宝等梳理了大国外交话语在国外传播研究中的內涵方法与意义[19]。
（三）问题与思考
总的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研究呈跨学科、多视角、多途径趋势。不足之处主要有研究领域分散、研究方法繁杂、研究对象和语料单一等。
当前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外交学、话语分析、译介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传播学聚焦媒体新闻报道，所用语料非常有限，通常为某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一两个主要媒体涉及中国特定事件的新闻报道，结论较为单一，简单地将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定性为正面或者负面形象。关于中国形象的话语分析研究也将语料聚焦于新闻媒体，采用定性分析。译介学和比较文学也大都基于某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分析讨论中国形象的传播。研究领域太过宽泛，交叉研究不够。
目前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研究，围绕个别新闻事件和典型案例，如南海争端事件，或者个别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语料较有限，对语料的处理较粗糙，结论也显得笼统主观，缺乏客观的、批量的语料分析。
大多数研究对象都集中在国外媒体报道和国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主要以欧美、东盟和亚非拉国家的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为语料，均属于中国形象外塑，而忽略了中国形象的自塑造。
可见，关于中国形象自我塑造的研究仍属空白，特别是关于国内政治文献的研究尤为缺乏。其实，政治文献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观点，包括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讲话、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国家外宣声明和宣言等。对这些政治文献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形象自塑。在此基础上，语料库可以发挥其技术作用，将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形象研究，可以使得研究定性与定量结合、描写与解释互补，从文本语言使用的规律和特征入手，更为深刻具体地分析所涉及文本构建的中国形象。再加上话语分析理论、传播学理论和比较文学下的形象学理论，可以更为深刻地分析语言符号层面的文本特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讨论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前景及路径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国际形象自塑的决定性因素，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实现对外传播创新，对外传播创新需要话语创新，话语创新需要话语内容和话语翻译创新。”[20]笔者认为，中国形象自塑是目前学界应该重点研究的话题，对不同类型文本的政治文献进行分析，应该“以研究政治文献翻译文本的语料库分析为基础，探讨这些翻译文本中的中国政府形象、中国政党形象、中国军事形象、中国政治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21]。应用语料库对国内政治文献翻译文本进行文本特征与效果分析，将这些文献翻译与英语平行文本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中国当前国家形象建设，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以大量真实的国家政治类文本为基础，可以弥补以往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的局限性，不仅能为中国形象研究总结出具有说服力的文本特征，而且还提供有效数据，做到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
第二，语料库批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当前研究领域的分散性。语料库文本，不仅包括国内政治文献文本，还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影视作品等文本。将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与不同研究领域理论的定性分析相结合，顺利实现跨学科融合研究。
第三，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能有效提供源语与目的语对比研究，扩大中国形象自塑和外塑的研究范围，更全面地拓宽其研究路径和手段。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包含三个具体研究步骤：1）语料库的设计与建设;2）翻译文本语言特征描写与中国形象分析;3）利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对中国形象的成因进行解释。结合国内政治文献翻译文本的语料库建设，笔者对这三个步骤进行具化描述。
首先，国内政治翻译文本语料库的建设，需要大规模收集中国政治文献相关的中文源语及其外译文本，既要保证语料具有代表性，同时又要根据严格的取样准则进行语料筛选。之后，对收集的双语语料进行对齐整理和筛选，反复校对，必要时进行编码标注。
其次，确定研究问题，对翻译文本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分析中国形象，对双语语料中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等汉语词汇及其对应译文进行关键词检索，考察这些词汇的搭配和语义韵;分析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形象;分析源语和目标语在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关键词和高频词等典型词汇特征上的异同，从而全面研究中国形象的自塑。
最后，对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鉴于基本数据为国内政治文献的文本数据，最基本的信息为频率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国形象成因时，应该运用理论框架和视角，比如，批评话语分析、文化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将具体语言特征描写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模式。
三、结束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近十年国内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文学、影视及其中外译介传播三个维度。此外，当前国内的中国形象研究存在有研究领域分散、研究方法繁杂、研究对象和语料单一等问题。
为了解决当前国内中国形象研究的困境，本文提出从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视角，运用多学科理论对中国形象的自塑进行研究。这种不同界面的中国形象研究将避免以往定性研究的多领域分散和主观性。国内近年来多本核心期刊常常开设中国形象与政治话语外译传播研究专题，可见政治话语翻译与国家形象外塑研究是当下热点研究的题中之义。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现有中国形象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限，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信息和客观频率数据。国内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语与源语的翻译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内涵，还能增强国人对中国形象自塑与外塑的认识，为实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形象宣传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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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渭波）
作者：廖国海 韩戈玲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3：
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摘要］虎妞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之一。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虎妞与祥子的关系及虎妞对祥子悲剧命运的影响程度上。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学界从性别、文化、社会角色等多重视角对虎妞的形象进行了全面解读。因此，有必要对虎妞形象的研究，尤其是研究立场和视角作一回顾，以形成对这一问题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同时为认识和研究人物形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骆驼祥子》；虎妞形象；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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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
新时期以来，整个文化界的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得到了重视，对老舍的研究也开始复苏。在对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研究中，虎妞形象研究的变化值得深思。虽然新时期以来对老舍的作品大都进行了重新审视，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骆驼祥子》的阐释大多被置于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从阶级的角度分析，把人物之间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的对立，把虎妞看成是剥削阶级，看成是加速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得知，20世纪80年代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由于视角、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和成熟，学术研究走向自觉，在90年代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人本研究的转换，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已由以往单纯地关注文本向关注文本与人本的结合转变，并且更加倾向于从人本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虎妞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总的来看，对于虎妞形象研究的主要视角及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 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
《骆驼祥子》以祥子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揭示了阴暗的旧社会对健康人性的摧残。这种创作无疑是站在祥子立场上的一种男权视角，这种男权视角，引导读者和批评者顺应男权意识的审美惯性，把虎妞推向了道德化的审判席，从而夸大了虎妞对祥子的精神伤害。从性别的视角来看虎妞的形象，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理解虎妞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虎妞形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积极的启蒙意义，她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的反抗者、挑战者。从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来看，《骆驼祥子》在完成对黑暗旧时代与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叙事的同时，也因为性别视角的欠缺而忽略了女性自身的本能需求，忽略了对女性人性与生命价值的理性关怀。作者的叙事多聚焦于祥子的内心，却极少聚焦于虎妞的内心。将“性别”概念引入叙事文本，可以发现种种象征性的叙述早已成为男性视角框定女性形象自觉的叙事修辞策略。
（二） 文化观念与原型批评视角
关注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引入文化视角的概念，注重揭示作品的文化蕴涵，包括揭示作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全面认识虎妞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又一突破。新世纪以来，从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以及传统文化观念对虎妞的批判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虎妞的形象。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城希从北方、都市与京城文化、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虎妞性格的形成。他特别指出：“虎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面对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无一不在传统文化规定的范围之内。”?譹?訛从文本出发，细读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虎妞在反抗的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同时也严格遵守了传统的婚姻形式。如虎妞出嫁时就完全遵从了传统仪式：布置房子、找轿子、选日子等都是对传统观念的明显表现。也有论者从传统文化观念出发，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了老舍运用的原型叙事。徐步军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狐狸精”和“因果报应”原型在《骆驼祥子》中的变形和置换。他指出：“‘狐狸精’和‘因果报应’这两个原型的运用，是为塑造虎妞这一人物形象服务的……作者通过变了形的‘狐狸精’原型和置换的‘因果报应’原型对虎妞进行刻画，着力表现虎妞性格和行为的负面因素，强调其是造成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譺?訛论者从老舍潜在的文化观念的角度切入，从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出发，分析梳理了《骆驼祥子》创作的文化原型，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独到的。
从文化观念和原型批评视角去深入探讨虎妞的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表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这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虎妞形象。
（三） 社会角色与悲剧成因视角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不同的多重社会角色也必然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虎妞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其复杂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她命运的悲剧性。
新世纪以来，有学者从虎妞的社会角色的角度来阐释虎妞的悲剧形象。倪娜从虎妞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下的特殊遭遇分析了这一人物形象。她认为：“残缺、畸形的人生经历造成了虎妞心中爱的缺失与对爱的误解，也由此导致了对祥子的无心伤害和自己的悲剧命运。”?譻?訛逄增玉也指出：“虎妞不但在丑恶的社会、家庭中被扭曲了心灵，更要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歧视与抛弃。”?譼?訛虎妞作为女儿与女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就连作为人妻也不能得到祥子的认可。
关注虎妞的社会角色，理解虎妞生活的社会环境，注重虎妞悲剧的成因，是虎妞形象研究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领悟虎妞形象的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对虎妞形象研究的反思
回顾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所在。回顾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取经验，发现问题，以获得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回顾虎妞形象的研究，倍感深切的是学术研究应该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认真科学地对待研究对象，要有感情投入，但不可以以感情好恶代替理性分析，要客观公允地审视、评价研究对象。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应该力求接近、走进作品，走进作品的原意。对《骆驼祥子》中虎妞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角度不同，立场不一。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男权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研究反映了一些研究者对长期以来尊崇的“典型学说”的墨守成规。由于受这一习惯的影响，早期对于虎妞的研究有失公允，虎妞并未得到公正与全面的评价。对虎妞个性中“美”的成分进行了否定或者说忽略，注重了虎妞形象的主要方面，而忽略了其次要方面。笼统的“印象式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甚为流行,因此，虎妞形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与公允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和辩论使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诸如性别、文化观念、叙事修辞、原型批评、社会角色、悲剧成因等对虎妞形象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透视，在人物形象的认识上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已不再单一，视野已更加开阔。笔者认为，对人的研究，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决不是文学一门学科，它有赖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比较学以及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结合，提出更多的问题，试图解决更多的问题，惟有如此，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更加全面深刻，不失公允。对于虎妞的研究，还有一些视角值得我们去挖掘，如比较视角。比较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比较视角的老舍研究在新时期呈现了一定的影响和气势，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老舍与外国文学的渊源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而对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虎妞形象的研究上更为罕见，很少有学者能够从比较学的视角去分析、对比虎妞的形象，分析虎妞的处境，分析虎妞悲剧的独特意义，诸如分析虎妞与小福子这两个女性悲剧的实质与差异。
虎妞是在一个多重文化背景下具有多重文化构成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只有从虎妞自身所处的直接生活环境，特别是她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传统来理解，才能够进入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虎妞这一类女性的性格与命运。把她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认真分析，从她的社会角色和其作为艺术形象的审美角度来看，她集真、善、美与假、丑、恶于一身，她将多种复杂因素与矛盾多层次多角度地融为一体，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她命运的悲剧性更多的被掩盖在她的粗悍之下，而作为一位女性，正是她的粗悍才更加显示了她的悲剧。作为学人，有必要审查、审视影响学术工作的所有因素，理解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特殊历史选择。
总之，新时期以来，对虎妞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的研究由起初的视角单一、关注程度小、思维方式局限发展到今天的视角多元、方法多样、思维活跃，这对于老舍全面深入地研究与认识也是一个可喜与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多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于虎妞这一独特艺术典型的研究还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突破。
［注释］
?譹?訛李城希：《性格、命运与问题：虎妞形象再认识》，《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譺?訛徐步军：《原型批评视角下的〈骆驼祥子〉》，《名作欣赏》，2007年第20期。
?譻?訛倪娜：《爱的缺失与误解——对〈骆驼祥子〉中虎妞形象的再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3期。
?譼?訛逄增玉：《对虎妞形象及其与祥子关系的再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作者：刘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