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首先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依据实证结果将其划分为：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一般城市、欠发达城市四个梯队，然后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1：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摘 要： （中）摘要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关键词： （中）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2
“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逐渐被提上国家发展规划议程。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首都经济圈”；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并提出“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这标志着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目前，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看，2014年北京市GDP同比增长77%，天津市增长89%，河北省仅增长34%；从人均产出水平看，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为991万元，天津市为1036万元，河北省仅为398万元；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看，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262万元，天津市为179万元，河北省仅为098万元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其流动必定会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这条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线时，明确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促进区域内部劳动力合理有效流动，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当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会促进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形成地区经济的收敛。这一理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如樊纲、刘强、姚枝仲等、王小鲁和樊纲、段平忠和刘传江、马九杰等[1-6]。
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普遍支持上述结论。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水平。王飞等使用区域连接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但是会缩小其经济规模，从而使地区间经济规模差距扩大[7]；许召元、李善同利用一个30区域CGE模型，指出由于资本追逐劳动现象的存在，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并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8]。樊士德、姜德波运用前人有关带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和“外溢与滴漏效应”，论证了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地区差距的结论[9]。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是不能确定的，如保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王淑娟等[10-11]。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的。由于中国各地区在地域及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区域模型的建立对于研究区域问题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另外，传统的分析模型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经济系统各变量受劳动力流动影响所发生变化的程度。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构建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模拟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的影响，为实现区域内劳动力合理流动，缩小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二、京津冀区域CGE模型
CGE模型以整个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整个宏观经济生产产生收入，收入引发需求，需求带动生产的循环系统中，厂商获得最大利润，居民实现效用最大化，各种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时，全部市场、全部价格以及商品和要素的供需关系，并保证在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商品和资源市场上供求均衡，即超额需求为零[12]。
由于具有区别于一般CGE模型的两个基本特征——经济主体在区域范围内优化其行为；区域间的商品交易、要素流动及机构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将区域连接成一个统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使得多区域CGE模型的构建比单区域CGE模型更为复杂[13]。首先，获取一个区域的数据难度要大于获取整个国家数据的难度。其次，多区域CGE模型中的商品交易不仅包括从国外的进口和对国外的出口，还包括区域之间的商品调入和调出。再次，由于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以及国内政策的影响，区域CGE同时具有国内价格和区域价格，形成了双重嵌套的区域CGE价格体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划分为生产、商品交易、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投资分配、机构部门收入分配、宏观闭合部分，综合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13-15]。
1模型基本设定
本模型中的区域包括北京（BJ）、天津（TJ）、河北（HB）和除京津冀外的国内其他地区（ROC），以及用来反映国际贸易的世界其他地区（ROW）。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在行业的划分和组合，将生产活动分为19个部门
划分的19个生产部门为：农林牧渔业（01），采矿业（02），制造业（0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04），建筑业（0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6），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7），批发和零售业（08），住宿和餐饮业（09），金融业（10），房地产业（11），租赁和商业服务业（1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5），教育（1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8），其他（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19）。。将居民住户划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类，初始投入要素只有劳动力和资本；税率以2007年税率为标准，并假定税率不变。
2模型方程部分
由于篇幅原因，方程部分不再一一列出。
（1）生产部分。
模型假设各个地区每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或服务），即经济社会共有19种商品（或服务），各生产部门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模型的生产投入要素包括初始投入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两者完全不可替代，用Leontief函数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初始投入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假定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用CES函数来描述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中间投入要素主要是来自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假设中间投入品完全不可替代，对其中具体一项中间投入的需求用Leontief函数来表示。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计算各投入要素的需
（2）总需求总供给部分。
本地生产的商品，不仅供本国使用，还有一部分出口到国外，供国外使用；供国内使用的部分，一部分由本地自己使用，其他部分流出到国内其他地区。同理，本地自身生产的商品、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入产品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共同满足本地对商品的总需求，供本地居民、政府消费和投资使用。
变化并不能引起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用两层嵌套的CET函数来表示各地流出与当地使用的商品、各地出口与当地国内使用的商品之间存在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对于流入和进口部分，采用Armington假设，用两层嵌套的CES函数表示流入品与当地生产的商品，进口品与当地产品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如图2所示。
（3）区域间劳动力分配部分
首先设定一个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与各地区劳动力数量之和相等（见式（1））。某一地区内部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之和即为当地劳动力数量（见式（2））。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异，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工资差异（用工资扭曲系数来表示），因此，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各地区的均工资可以由全国均工资乘以该地区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3）），部门工资可由当地均工资乘以该部门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4））。
TPLr、TQLr分别表示r地区平均工资和r地区劳动力总量，WAGE、TLABOR分别为全国均工资和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数量，PLar、QL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的价格和数量，distortWAGEr、distortPLar分别表示各地区间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全国均工资）和r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r地区均工资）。若distortWAGEr等于1，则各地区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相等；若distortPLar等于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该地整体平均工资；若distortWAGEr和distortPLar同时为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全国均工资。
（4）区域间投资分配部分。
模型假设区域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资金会从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向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入资本增多，资本回报率下降。长期来看，各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和全国的资本回报率相等。假设KBr为r地区期初的总资本存量，那么KBr应该等于r地区所有部门资本数量之和（见式（5））：
模型分别计算了r地区粗资本回报率TPKr、当期净资本回报率RORCr和预期净资本回报率ROREr。最后，长期来看，r地区预期净资本回报率和全国净资本回报率相等。
（5）机构部门收入分配部分。
模型中的机构部门主要包括居民户和政府，其中居民包括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组成，居民收入中扣除居民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加上政府向居民的转移支付即为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主要包括生产税、居民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进口关税、出口退税和商品在地区间流动缴纳的地区关税。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居民按照LES函数确定每种商品的消费量。政府收入中去掉储蓄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后，用线性方程表示政府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量。
（6）宏观闭合部分。
模型采用新古典宏观闭合。首先，各地区存货投资、投资量、全国劳动力总量、储蓄率、汇率、出口品和进口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都设定为外生，外地的储蓄为流入与流出之差，外国储蓄为进口与出口之差，且把全国CPI作为模型的基准价格。其次，模型满足三类均衡方程：r地区所有行业劳动力总和等于该地劳动力总量（见式（8）），各地区劳动力数量总和等于全国劳动力数量（见式（9））；r地所有行业资本量总和等于当地资本总量（见式（10））；同时，总投资等于总储蓄（见式（11））。
其中，QLar、QK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资本数量，TQLr、TQKr分别表示r地区劳动力、资本总量，TLABOR表示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DIRr、DIUr、Y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mpshrr、mpshur、mps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gtrr、gtur分别表示r地区政府对农村、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率，RSAVr、FSAV分别表示外地储蓄和国外储蓄，TINVr、PINVr为r地区总投资和投资成本，QIVcr、PQcr为r地区c商品部门的存货投资和价格，WALRAS为瓦尔拉斯均衡项。
3京津冀区域CGE模型的数据基础首先根据2007年京津冀三地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京津冀三地2007年投入产出表是现在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编制了京津冀区域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统计年鉴的数据，编制了京津冀三地社会核算矩阵（SAM）并调平（见表1、表2、表3），各地SAM均为50*50结构的方阵。
模型中各地区劳动力数量由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外来人口动态监测公报、各地外来务工人员各行业比重计算得到，各地区资本存量参考张军等的研究[16]。模型中的规模参数、份额参数通过模型校准得到，替代参数则通过参考学者的研究得到[17]。
三、模拟分析
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了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的程度，其主要通过劳动力迁徙自由度、进入行业自由度来体现[18]。根据巴萨效应的推论，如果地区间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会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会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从而使得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
因此，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在用GAMS程序进行模拟分析时，设定了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自由度逐渐提高（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以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三种情形：
S0：基准情形（2007年各地经济实际值）。
S1：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1/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2：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2/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3：不同地区的同类行业工资水平相同。
1劳动力的流动
随着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劳动力从河北和全国其他地区流向京津地区。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劳动力数量分别较初始值增加466%、967%和1511%；天津劳动力数量分别增加610%、1249%和1914%，河北的劳动力数量则分别减少0203%、0403%和0604%。如图3所示。
（中）图题 图3 各地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初始值情形的变动情况
在工资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地区间存在工资水平的差距，地区间教育资源、医疗体系、市场信息透明度的不同以及劳动力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也会引起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为此，当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时，劳动力是否迁移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除工资差距之外的其他因素。显然，相对于河北而言，京津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医疗体系更健全，市场信息透明度更高，更能够满足劳动力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需求。因此，当工资差距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时，劳动力会从河北流向京津地区。
第二，当各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渐趋同时，处于河北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厂商生产成本增加，会使得厂商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河北的部分劳动力被挤出劳动力市场，此时劳动力会努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或者选择失业，部分劳动力会迁移到京津地区。同时，京津地区劳动力价格下降，厂商雇佣劳动力成本降低，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而通常来说高素质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地区，为此，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
2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
（1）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规模变大。
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实际GDP相对于初始值分别增长了233%、457%和675%，天
（中）图题 图4 各地实际GDP相对于初始情形的变动情况
津分别增长了224%、409%和558%。虽然河北地区实际GDP稍有下降，分别下降了007%、015%和024%，但是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分别增长135%、29%和477%。如图4所示。
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变动，提高了区域整体的实际GDP，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边际产出，并增加了有效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相应增加，进而促进整体实际GDP的提高。
（2）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缩小京津冀区域人均产出的差距。
由于存在部分劳动力居家外迁的现象，劳动力外迁的数量并不等于（一般小于）人口外迁的数
量。根据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京津冀及全国其他地区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见表4。
2007年中国外迁劳动力人口为13566万人，其中举家外迁2756万人，占总外迁人口的203%。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式（12）计算2007年各地每迁入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迁入数目：
每外迁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外迁数目=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总人口数总劳动力数+
1-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根据公式（12），可以得到京津冀地区每迁入一个劳动力与其所带动的迁入人口数之比分别为1∶115、1∶117和1∶118。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各模拟变动情形下的劳动力人口计算各情形下四地区人口数量，进而得到各地区人均GDP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如图5所示。
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人均GDP逐渐降低，且降低幅度逐渐变大（其中北京人均GDP分别降低304%、736%和1414%，天津分别降低271%、593%和977%）。河北省人均GDP呈现增加趋势，增长幅度逐渐变大（分别增长007%、016%和031%）。这是由于一方面，地区间工资水平趋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流入人口的增多，使得京津地区平均到个人的GDP数目变小。另一方面，河北省劳动力的迁出，减少了低效率的农业人口的数量，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整体水平；且在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河北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初始水平有所增长，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河北省人均GDP的增长。
但是由于资本追逐劳动效用的存在，当劳动力流动时，资本会追逐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流入地的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因此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缩小居民人均GDP的差距。根据表5，在S1-S3情形下，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人均GDP基尼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减小幅度并不大。
（3）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人均消费水平反映了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人们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利的变化。
如图6所示：工资差距的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使得京津人均消费水平降低，河北的人均消费水平上升。由于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京津地区的工资水平下降，劳动力收入减少，人均消费水平随之降低；而河北省人均消费水平上升，一方面是由于汇款等转移支付的存在，迁移到外地的劳动力会将存款寄回河北省。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流出，本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收入增加。
京津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河北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这两者导致京津冀区域整体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人均消费基尼系数变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如表6所示，京津冀人均消费基尼系数由初始情形的0452变小为S3情形的0198。
（4）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河北省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与京津两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见表5和表6）。
河北省与京津两地在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方面存在差距显著，我们将其归因为两点。首先，迁入到京津地区的劳动力大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工作，收入水平较低（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就业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迁移到北京的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中，建筑业占206%，住宿和餐饮业占96%，商业服务业占10%，交通运输业占113%，机械制造业占89%，电子信息业占87%，居民服务业占98%，纺织服务业占67%[19]）。其次，由于河北省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总体生产效率水平较低，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人均产出较小。
四、模型检验
1 有效性检验
（1）本文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平衡，且与基准模型运行得到的解相等，即模型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2）将模型的所有外生价格从初始情形的1分别变为11和2时，模型的模拟结果不变，即模型通过了价格齐次性检验。
2 敏感性检验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中，需要外生给定的弹性主要有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和贸易函数中的各种商品的替代弹性。由于CGE模型中弹性的选取会对模型的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模型的敏感性检验主要是为了确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取值范围，使得在此合理的范围内，弹性对模型模拟的结果产生的影响不大，此时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1）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生产函数替代弹性的不同并不会改变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动方向，只是会略微影响其变动幅度。具体来看，随着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大，京津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小，河北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大，其中变动最大的在035%（天津市劳动力数量），其他的都在035%以内，变化很小。
（2）贸易函数中的商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商品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8中可以看出，贸易函数中商品替代弹性的不同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方向没有影响，且对其变动幅度的影响非常小（均在01%以内）。
通过对CGE模型中弹性系数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弹性系数的变动对本模型的影响不大，因此本文采用的指标和模型具有稳定性。
一级标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对于京津冀区域整体而言，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区域内有效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因此，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是促进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第二，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缩小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但并不能显著缩小人均GDP的差距。因此，要坚持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优化升级相结合，通过产业转移以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正确引导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方向，缩小地区人均GDP的差距。
第三，在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虽然提高了河北省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但与京津两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河北省要重视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引进技术，吸引技术人才；要积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资，吸引劳动力回流；同时，要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农业人口就近转移就业并为劳动力就业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加快缩小与京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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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方 志]
作者：刘会政 王立娜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2：
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对策研究
摘要：首先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依据实证结果将其划分为：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一般城市、欠发达城市四个梯队，然后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文献标识码：A
16721101（2015）06004208
Research on the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and possible solution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CHEN Chang-yun， XUN Shou-kui， MOU 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al growth；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曾一度扩大，严重挑战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许月卿、贾秀丽（2005）通过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且呈两极化发展[1]。魏后凯（2007）分析得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四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而省际差距则以1990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2]。刘天宝、韩增林（2009）通过对人均GDP等变量的动态分析，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正逐步缩小，且长远来看呈区域收敛态势[3]。洪名勇（2003）提出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4]。任建军、阳国梁（2010）则认为是投资差异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5]。
随着安徽省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顾宗武借助绝对和相对指标分别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进行了测度，得出差异正呈逐年扩大趋势[6]。盛楠通过对标准差、变异系数、比率、相对发展速度等参数的计算，分析了安徽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和空间特征[7]。笔者认为只有明确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现状，弄清造成差距的成因，才能为缩小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正确的对策和建议。
一、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近年来，随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推进，安徽省经济一直保持着相对较快的持续增长势头。2014年全年实现GDP20 84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3年增长9.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 392.4亿元、11 204亿元、7 252.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6%、10.3%和8.8%。人均GDP达34 427元，接近规划提出的中部地区2015年人均GDP达到36 000元的目标。
然而，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背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也日益凸显。
表1为笔者根据2014年统计年鉴整理所得的各地级市GDP、GDP占比、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离差数据，数据显示，安徽省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
表1安徽省2013年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数据比较
GDP（亿元）GDP占全省GDP
百分比（%）GDP较2012年
增长率（%）人均GDP（元/人）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离差
合肥4 672.9124.54 11.561 55529 973.07
淮北703.73.709.132 9961 312
亳州791.14.159.716 071-15 613
宿州1 014.335.3210.518 784-12 900
蚌埠1 007.855.28 11.131 482-202
阜阳1 062.55.58 9.713 839-17 845
淮南819.44.30 9.734 8978 163
滁州1 086.175.7011.127 474-4 210
六安1 010.35.308.017 778-13 906
马鞍山1 2936.78 11.058 55926 875
芜湖2 099.5311.0312.054 67622 992
宣城842.84.4310.732 928
1 244
铜陵680.63.5711.392 59960 915
池州462.22.4310.232 541857
安庆1 418.27.4410.526 534-5 150
黄山470.32.459.334 7253 041
安徽省19 038.9100.00
10.431 6840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直接或经过统计加工所得
从GDP总量及其比重看，仅合肥和芜湖两市就贡献了全省GDP的35.57%，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余14市贡献了64.43%，池州市、黄山市贡献最低，只有2.43%和2.45%。从GDP增长速度上看，芜湖较上年增长12.0%，位居第一；依次是合肥、铜陵、蚌埠和滁州、马鞍山，皆保持11.0%及以上的增长率；六安增长缓慢，仅有8.0%，与上述城市相差较大。从人均GDP水平看，铜陵市遥遥领先，人均GDP为92 599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达60 915元；依次是合肥、马鞍山、芜湖，分别高出平均水平29 973.07元、26 875元、22 992元；而阜阳、亳州、六安、宿州则远位于平均水平之下。
由此可见，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依然严重，是安徽省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基于差距视角对安徽省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选择及数据来源
对差异的测度通常使用变异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但两类指标都只能通过单一指标从一个方面进行测度，无法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鉴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选用综合差异测度方法中的因子
分析和聚类分析法[8]。
笔者以安徽省16个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及《安徽省2013年科技统计公报》进行统计数据的加工和整理。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涉及经济、政治、环境、资源等多方面，所选指标既要能反映经济总量，又要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人民生活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等，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典型性、可比性、可取得性，在咨询专家意见基础上，笔者最终构建了表2的指标体系[9-12]。
资料来源：根据《
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安徽省2013年科技统计公报》直接或间接计算所得
（三）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通过降维处理将原本多个指标变量降为少数几个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提取出来的少数几个指标成为公因子，每一公因子综合反映了原来多个变量的共同特征，彼此互不相关。
笔者首先对初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进行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表明：KMO检验为0.730，Sig值为0.000。0.730在0.7和0.8之间表明较适合做因子分析，Sig值为0.000<0.001，否定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较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3。
表3KMO检验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73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dfSig.456.836105.000
笔者运用spass20.0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变量X1-X15标准化后的Z值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数据表明，前两个因子特征值λ>1，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5.598%和31.076%，两者累计贡献率达到86.674%>85%，说明这两个因子可以综合反映原15个指标的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可作为公因子。
为进一步直观反映每个变量在公因子上的荷载，采用最大方差（Varimax）正交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荷载矩阵，如表5所示。
表中数据表明，公因子1在X1、X6、X7、X9、X11、X12、X13、X14上荷载较大，是综合反映安徽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总量、政府管理与投资、创新能力的因子，笔者将其命名为综合竞争力因子，用FAC1表示；公因子2在X2 、X3、X4、X5 、X10、X15上荷载较大，主要反映人均水平高低，笔者将其命名为社会发展水平因子，用FAC2表示。
为进一步分析，笔者用spass20.0计算出各公因子的得分，再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综合得分，F代表综合得分，即：，并进行了排序，详细计算结果见表6。
综合得分数据表明：只有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四
市得分为正，居于平均发展水平之上，合肥得分2.335 604，遥遥领先，其他12市都居于平均发展水平之下，亳州得分最低为-0.504 92。由此可见，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四）聚类分析
鉴于安徽省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内容丰富，战略发展区域之间有很多交叉，为进一步认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为政府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规划提供参考意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安徽省各区域根据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划分。为实现以上目的，笔者采用系统聚类法用spass20.0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见图1。
可以看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可采用三种不同分类。结合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其划分为四类：合肥为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为第二类，亳州、宿州、阜阳、六安、安庆为第三类，其余7市为第四类，分别归属为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和一般城市四个梯队。
表616个地级市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地区FAC1FAC2F综合排名
合肥3.360 24.502 432.335 6041
淮北-.541 95-.149 99-0.401 4211
亳州-.191 00-1.066 56-0.504 9216
宿州-.211 71-.967 71-0.482 7714
蚌埠-.080 41-.060 46-0.073 265
阜阳.160 26-1.441 33-0.413 9712
淮南-.449 66-.037 97-0.302 059
滁州-.097 93-.096 23-0.097 326
六安.044 94-1.113 28-0.370 3310
马鞍山-.115 981.562 060.485 6633
芜湖.857 79.953 060.891 9482
宣城-.434 72.297 80-0.172 087
铜陵-.868 942.194 270.229 344
池州-.758 93-.041 53-0.501 7115
安庆.208 40-.946 77-0.205 778
黄山-.880 41.412 21-0.416 9613
图1 安徽省16个地级市聚类分析树状图
三、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原因分析
（一）自然资源差异分析
在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下，自然条件虽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具有不可改变性。
第一、二梯队中四市地处沿江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便利。境内矿产资源丰富，马鞍山拥有铁矿资源，铜陵是著名的铜都，冶炼产业发达。与长三角临近，水路、铁路、公路交通便利，可以很好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区位优势明显。
第三梯队中的淮南、淮北虽拥有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且已形成其支柱产业，但近年来受到煤炭行业不景气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宣城、池州、黄山位于安徽南部山区，农业基础薄弱，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上紧邻浙江、江苏发达地区，受其辐射，经济发展较好。滁州地处安徽东部，地势平坦，农业生产发达，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区位上是苏皖交汇之地，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皖江示范区”的成员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迅猛，2013年GDP达1 090亿元，名义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实际增速位居全省第二。
第四梯队中阜阳、宿州、亳州地处安徽北部，虽属平原但土地质量较差，易受到干旱、洪涝灾害影响，自然资源匮乏且人口众多。区位上，与河南、山东和江苏的不发达地区接壤，远离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且远离省内第一、二梯队。六安、安庆地处安徽西南部，境内地貌复杂，不利于开展农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两市借助大别山、天柱山开发了一系列旅游资源，但因交通不便，旅游竞争力不强。
（二）产业结构差异分析
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区域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都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致趋势应该是：第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先不断上升后速度放缓至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应一直上升，产业结构最终由一、二、三产业的正三角形形态转变为倒三角形形态[13]。
表7表明：第一、二梯队第一产业比重较低；第二产业占比排名靠前；第三产业排名参差不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第四梯队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占比较低；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整体上，一方面呈现出受自然条件影响的产业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徽省第三产业整体薄弱的现状。
2013年安徽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2.3：54.6：33.1，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将其调整到9：53：38。纵观各市，离规划目标甚远，未来仍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努力降低第一产业占比，提升第二、三产业占比，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
（三）创新能力差异分析
如今，创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创新能力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潜力，区域经济格局也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许吉黎、韩玉刚根据2011年安徽省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和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科研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划分，结果表明：从综合创新能力看，合肥得分最高，处于核心地位；芜湖第二；铜陵、马鞍山、蚌埠属于第三层次；淮南、淮北、宣城、黄山属于第四层次；阜阳、安庆、滁州、六安、池州、亳州、宿州科研创新能力处于最末层次[14]。时隔两年，指标数值虽有所变化，但对笔者的研究依然很有支撑作用，鉴于本文研究主题和篇幅原因，笔者在此不再根据2013年数据进行科研能力差异实证分析，直接借鉴两位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二梯队创新能力居于全省前列，第四梯队居于末列，第三梯队基本居于中间，区域创新能力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一致。
（四）支持机制差异分析
经济格局并非一朝一夕所致，支持机制长久以来的累积影响不容小觑。从区域发展政策上看，无论是80年代提出的“两核一中心”还是90年代提出的“两点一线”，以及之后陆续提出的“合芜蚌实验区”、“合淮同城化”、“皖江城市带”、“泛长三角”等发展战略中，合肥都作为中心城市，芜湖、马鞍山皆居于重要的战略发展地位[15]。战略上的支持无形中引导了金融和资本的倾斜，促进了战略地区对外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人才引入的比较优势，城市创新能力随之增强，最终实现了战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的事实。
四、促进安徽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依靠各地资源，挖掘潜力，发展特色经济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各地应在现有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经济。第三梯队的黄山、池州、宣城可借助“皖南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契机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旅游竞争力，一方面加强与苏、杭、庐地区合作，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旅游集群；一方面开发更多旅游关联产品，进一步挖掘旅游产业附加值。第三梯队的淮南、淮北是重要的能源城市，一方面应依靠煤炭资源发展煤炭、煤电、煤化工等产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现有产业孵化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和创新，防止对煤炭产业的过度依赖。第四梯队的亳州、宿州、阜阳等地劳动力资源富足、农业基础好，可在现有农业生产基础上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业附加值。其中，亳州地区可发展中药材产业，打造中药材文化名片。
（二）不断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根据安徽省产业结构数据及配第克拉克定理，安徽省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未来首当其冲要实现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是拓展第三产业。淮南、淮北、铜陵、马鞍山等资源型和重工业城市，需要在现有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加工深度和广度，延伸产业链，提高技术、知识要素投入，增加工业附加值，促进工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芜湖、合肥、宣城等轻工业城市要提升家电、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产业等行业竞争力，不断创新，积极研发和引入高新技术，在3D打印、人工智能、低碳环保、人性化等前沿主题上下功夫，不断突破，在保持原有产业竞争力基础上开发出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16-17]。
滁州、亳州、阜阳、宿州、六安等农业大市，必须走农业规模化道路，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为开发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开发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产品，打造特色农产品和延伸产业，如有机农产品、地方特产、乡村旅游等。
第三产业是安徽省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开发服务品种，提升服务深度。第三产业的发展既要根据其他产业发展需要突出重点，对交通、物流、金融、信息、旅游、商务等优先发展，注意和其他产业相融合，又要多样化全面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另外，在产业布局上，要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互补，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注重创新人才培养和引入，鼓励创新，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引入有两条路径：一是自己培养，二是积极引入。安徽省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结构林立，每年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科技人才，但留在安徽服务于安徽的却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安徽省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和用人机制缺乏吸引力所致。鉴于此，安徽省及各地应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完善用人机制，以优惠的条件留住人才，以人性化的服务满足人才所需。企业也要主动根据发展需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第一、二梯队可利用经济发展优势，以高科技园区、高新产业开发、知名企业、课题招标等为载体，积极引入高科技创新人才。人才引进要多样化，既可通过咨询服务、挂职锻炼、人才租赁、项目招标解决短时间内人才需求，也可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由于省内各地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人才吸引力也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应积极给予第三、四梯队更多优惠政策，适当倾斜，减少差异。
与此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积极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交流和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开发，提高创新效率。
（四）加强政府引导和统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按照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总是先让一部分城市和产业先发展起来，形成增长极，然后借助其带动和辐射促进其他区域发展，通过“点—线—面”演变，最终实现共同发展[18]。目前第一、二梯队已成长为安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对周边城市有一定的辐射能力。而第四梯队离这些增长极城市甚远，邻近的河南、山东等城市经济发展也较落后，政府可以考虑培育相对条件较好的蚌埠市作为一个新的增长极，辅以城市带建设，从而推动第四梯队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是必然的，但是必须缩小，过大的发展差距会影响安徽省整体发展，这就需要政府认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现状，从大局出发，利用政策手段，统筹布局，协调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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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作者：陈昌云 荀守奎 牟勇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3：
地方政府竞争视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摘要：在对我国市场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便引入了竞争机制，这样一来，阐述了地方政府间竞争，而且迅速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在任何一个方面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本文主要对地方政府竞争视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视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探究
一、前言
从整体上来看，区域发展是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的问题，然而，区域经济差异又成为普遍经济现象。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关于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探究具有以下几点价值：（1）在将和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比较研究后，能够使中西部地方政府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差距，进而切实提高政府核心竞争力；（2）在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地方政府核心竞争通过比较和分析，能够有效控制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差距，从而迫使他们找寻新发展途径；（3）各个地方政府竞争，能够使民族更加团结、社会发展更加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由此看来，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地方政府竞争界定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发展，尤其是在实施分税制度后，地方政府竞争更加显著。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追求辖区利益成为地方政府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此种体现不只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是经济主体间的一种竞争。在文章中，地方政府竞争指的是将地方政府作为主体，为人民提供相高质量的服务与公共产品，不断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只追求辖区经济利益，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竞争行为。
三、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现状和特点
1.基本现状
（1）GDP差距。结合有关部门的数据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人均GDP增长速率没有任何显著差别。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要比其它地区增长速度快得多，而且此种区域增长率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因我国各地区经济都有明显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最快是为东部沿海地区。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结合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三大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占东部地区的75%、66%；由此看来，东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直到现在，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依然在逐步扩大。
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特点分析
（1）不平衡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由动态发展分析，指的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有些地区增长速度较快，然而，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则是非常慢的；然而，由静态来分析，指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来说，则都是由上述两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2）多样性。由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予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差距十分显著，再加上，此种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另外，由区域内部发展分析，各个地区省际经济不能同步发展，因此，必然会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因各个省份、自治区特殊性，导致此种差距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上。这样一来，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多样性趋势发展。
四、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分析，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區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导致这一局面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例如：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结构等。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产生较大差距的多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得出的结果，事实上，地方政府竞争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平衡与产生较大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地方政府竞争、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五、有效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措施
1.利用中央政府权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竞争
为能够将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中央政府部门要制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其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居民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等方方面面开始左手，从而更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
2.加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交流与合作
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分析，传统的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发展能力偏低的现状未彻底改变，因此，很难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针对此现状，我们只能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加强中部和西部地区交流、沟通与合作。
六、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竞争力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而我们只有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从而不断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予以规范，这样一来，才能有效控制与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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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凤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