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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困境成本与收益论文 篇1:
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优化策略探究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就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了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对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对提升企业绩效十分关键,有效化解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困境对增强企业竞争力意义重大。文章提出从财务管理人员结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及财务风险管理三个角度优化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策略,并进一步从食品产业链管理和信息披露的角度提出了加强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思路。
[关键词]财务管理;食品企业;优化策略;成本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7.169
1 引言
食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保障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现代化企业生产经营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1]。财务管理与经济价值或企业财富的保值增值有关,是关于财富创造的决策,是企业作出的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各种投资和筹资决策。现有理论研究中,对食品企业发展中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相对不足。在实践当中,食品企业对财务成本管理的重视度并不高。基于此,本文重点就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以丰富相关理论,并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2 我国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2.1 食品产业地位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产业承担着为我国13多亿人提供安全放心、营养健康食品的重任,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保障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2]。食品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當前食品消费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市场背景下,食品产业发展呈现出更加蓬勃之势(见表1)。作为全球第一大食品消费市场,中国13多亿人口每天大约消费251万吨食物,其中加工食品占到45%[3],尤其是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建设发展中,食品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2.2 食品产业发展新阶
回顾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解放初期的温饱阶段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其间又经历多个转型时期。解放初期,解决人民群众温饱是当时食品产业发展的核心任务,食品产业尚未得到规模化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粗粮食品被细粮替代,肉供应量逐渐加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工业化为手段加工而成的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快速发展,以顺应快速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背景[2]。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食品安全、营养和健康的关注度加大,我国传统饮食文化逐渐回归,保健食品也应运而生,食品消费多样化明显(见表2)。同时,由于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食品物流与配送服务行业迅速兴起,最典型的表现是以餐饮外卖、O2O(线上线下结合)餐饮业、社区便利店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快速成长,并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形成了全新影响。
3 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分析,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具有资源配置、价值创造和参与决策功能,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4]。从中观层面看,企业发展当中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对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从微观层面看,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环节,强化成本意识是做好企业管理的前提,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是增强企业绩效的重要基础[1]。加强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优化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优化食品企业成本利润结构。食品产业涉及国计民生,承担了维护民生发展的社会责任,面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既要安全、卫生、健康,又要价格合理,保障民生供应[5]。由此,食品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而相应的综合化的生产成本并未降低,使得企业利润微薄。因此对于食品企业而言,加强自身财务成本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优化管理结构,采用科学管理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是增强企业绩效的重要基础。
第二,有助于优化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的今天,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对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十分重要[6]。传统的食品生产企业并无过多创新型的商业模式,遵循基本的产供销发展模式,而随着电商、O2O配送、社区店等新型商业模式或发展模式的大量出现,食品产业领域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渐次形成,食品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和发展契机。值此时机,新型商业模式尚未全面成熟发展的市场背景下,财务管理制度的优化成为保障食品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站稳脚跟的关键环节。也由此,开启了从财务成本管理优化而推进食品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的全新视角。
第三,财务成本优化管理有助于食品安全管理效果的提升。良好的财务制度可以通过预防性投资、教育投资以及预提安全生产费用等方式,对食品安全生产产生相应的促进功能[7]。食品企业既是参与市场竞争的营利性组织,又是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市场主体,如果未能通过优化财务成本管理结构以压缩成本,在利益驱使下可能诱导企业通过采用非法手段压缩成本,向市场提供不合格产品。近年来,屡屡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优化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结构,不仅是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绩效的重要基础,更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前提。
4 食品企业财务成本构成及管理方法
4.1 企业产品成本构成
作为食品而言,其产品以食品为核心,而支付的主要成本也是围绕着企业生产产品而形成的。生产过程:一方面是产品实体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产品成本生成的过程[8]。产品成本一般包括制造成本和非制造成本,其中制造成本主要涉及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构成了企业的产品成本;非制造成本包括消费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了企业的期间成本(见图1)。按照当前成熟的财务成本管理理论,产品成本需要实现归集和分配,以有效核算产品最终价值,并明确产品成本的支出结构,协助实现企业的财务成本有效管理。
4.2 企业财务成本管理方法
食品企业有效划分财务成本支出类型,并进行合理归集和分配,是食品企业提升企业绩效的关键。财务成本的归集和分配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间接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具体分配方法包括直接分配法和交互分配法(见表3);第二是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分配,原理是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月末在产产品成本,具体分配方法包括倒挤法、分配法(包括约当产量法、定额比例法)(见表4)。第三是联产品和副产品的成本分配,所谓联产品指的是使用同种原料,经过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出来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主要产品(见表5)。图1 企业财务成本分类构成
4.3 食品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前述部分对企业产品成本归集和分配管理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梳理,这为食品企业加强自身财务成本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方案,对促进食品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实践当中,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不当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健全的财务成本管理制度。食品产业发展中存在大量中小微型企业,占比超过70%,这类企业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往往存在缺失,产品生产的成本支出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项支出一般较少进行精确核算,记账方式较为简单。也因此,企业经营上往往存在一种“糊涂账”的情况,表面看企业主对其经营十分清晰,实则较多情况下对企业财务成本的管理并不十分清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第二,企业成本支出结构失衡。必要的成本支出是维持企业运转,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从上市食品类企业成本构成结构看,营业成本支出占比达到80%,销售费用占比为10%(见表6),存在部分企业“三费”过高而导致利润压缩的情况。对于食品企业而言,成本支出重点包括原材料费用、人工工资、店面租金、物流费用等。市场调研发现,这几项成本之间以原材料费用为主,随着城市用地紧张和店铺租金价格的提升,一些食品生产企业、餐饮企业店面租金攀升,导致产品价格上涨。
第三,缺乏有效的财务问题反馈机制。财务管理能够迅速反映企業现时的生产经营状况,在食品企业中,决策是否得当,经营是否合理,技术是否先进,销售是否顺畅,都可以迅速地在企业财务指标中得到反应。例如,餐饮连锁企业购进或生产的食品适销对路,质量优良可靠,则可使企业购销两旺,资金周转加快,盈利能力就增强,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各种财务指标反映出来。实践当中,一些食品企业并未建立及时的财务反馈预警机制,导致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补救措施,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5 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基本策略
5.1 食品企业自我管理提升
第一,优化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结构。负责企业财务经济管理的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9]。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优化需要透过良好的人员管理结构来完成,一方面体现为选聘并组织高素质人才承担企业财务管理职责,提升食品企业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构建充分发挥人才价值的企业文化,为提升企业财务成本管理效率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
第二,树立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保障食品安全,降低食品危机修复成本的支出。作为营利性的组织,经济价值仍然是企业追求的最基本目标,只有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10]。但对于食品生产企业而言,保障食品安全有利于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升财务管理绩效,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11-12]。
第三,加强财务风险管理工作。财务风险管理是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维护财务成本管理成效的基本保障,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在进行企业财务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财务成本管理制度,建立预警反馈机制,并对财务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进行预防评估,多维度优化财务成本管理效率。
5.2 食品产业链管理与信息披露机制
第一,经营上应加强产业供应链管理。食品原材料供应链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两头小、中间大”,流通环节耗费成本过高,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得收益较低。对于食品企业而言,进一步加强食品产业链管理,有效疏导信息传导机制,优化产业链协同效应,对增强食品企业经营上的自我更新升级能力十分重要[13]。此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食品安全风险多发生于食品供应和加工环节[12],加强食品产业链管理是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举措。
第二,强化食品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有研究表明,食品企业的信息披露能帮助企业实现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又能直接影响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14]。为此,在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优化过程当中,强化食品企业信息披露管理,构建信息披露机制,更深层次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尊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增强社会监督效果。
6 结论
文章基于我国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就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了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对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分别表现在成本
利润结构、商业模式及食品安全管理效果三个方面。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对提升企业绩效十分关键,有效化解食品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困境对增强企业竞争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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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亮(1991—),男,辽宁海城人,陆军勤务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预算会计、资金管理。
作者:张亮
财务困境成本与收益论文 篇2:
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度量
[摘 要] 本文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视角考察1998-2009年度沪深股市A股中西部地区的33家ST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状况。结果发现,财务困境期间,企业的经营业绩改善了,但企业的权益平均市场价值降低了18.96%,经市场调整后权益平均市场价值降低了36.76%,即权益投资者承担了36.76%的财务困境成本。
[关键词]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度量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1 . 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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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困境的界定
Beaver(1966)认为,当企业出现破产、无力偿债和支付优先股股利、银行透支等情况时就可以认定企业已经陷入财务困境。Deakin(1972)则认为财务困境“仅包含已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进行清算的公司”。Altman(1993)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财务困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多种情况,主要为:破产、失败、无力偿还债务和违约等。而在我国,根据已有的证券监管制度,很多研究财务困境问题的专家将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ST)视为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本文沿用国内学者对财务困境的界定,将上市公司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ST,包括*ST)作为界定财务困境的标志。
二、财务困境成本概述
一般认为,公司从陷入财务困境到解除财务困境这一段时间内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的财务困境成本(Financial Distress Cost)。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早期研究,使用的都是“破产成本”的概念。1967年,Baxter最早将财务困境(破产)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破产时发生的支付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费用,法庭指定的重组委员会支出以及经理人员处理破产事务损失的时间价值。间接成本包括销售和利润的损失,以及由于获取外部融资难度加大而增加的筹资成本等。
与间接财务困境成本相比,直接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相对简单。Warner在1977发表的“破产成本:一些证据”一文中,选取了11家破产的铁路公司为样本测度财务困境(破产)的直接成本。Warner发现,在平均意义上破产成本仅占破产之前第七年企业市场价值的1%,即使到了破产申请日,这一比率也只是上升到5.3%。因此他得出了破产成本无足轻重的结论。但Warner的研究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行业选择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铁路行业存在着进入壁垒,铁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机会要小于其他行业;其二是样本量太小;其三是没有考察财务困境的间接成本。
最早对财务困境间接成本进行计量的是Altman(1984)。他在“破产成本问题的进一步实证考察”一文中,创造性地运用回归技术和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两种估计方法,以超常(未预期到)的利润损失度量破产所带来的间接成本。他在对1970-1978年破产的12家零售企业和7家工业企业的研究后发现,在破产前一年,破产成本最高的占企业价值的34%,在破产前三年平均破产成本占公司价值的11%~17%。Andrade和Kaplan(1998)以美国31宗陷入财务困境的高杠杆公司为样本,发现财务困境成本约占企业价值的10%~20%,最保守的估计也不超过23%。
在我国,对财务困境成本问题研究较多的学者是吴世农、章之旺等人。吴世农、章之旺(2005)以1998-2002年间沪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为样本,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结果发现,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主营业绩有所增长,但经过市场调整之后的权益市场价值平均下降了2.04%,即投资者平均承担了2.04%的财务困境成本。
三、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高鸿桢(2005)关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这里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广西、云南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1998-2009年度被特别处理(包括ST和*ST),且在2010年9月30日前摘帽的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为了保证样本的有效性,本文对ST(*ST)公司进行了以下筛选。首先,为确保样本公司的确是由财务困境引起的特别处理,限定以下两个条件,要求满足其一: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净利润为负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符合以上条件的共计49家。其次,对于通过重大重组行为解除ST,且其所属行业发生变更,造成财务困境前后期经营业绩不可比的这类公司,本文也予以剔除。最后,获得实际有效样本公司33家。一般来说,ST的实施和解除在时间上滞后于相应的会计年度,所以本文界定财务困境开始年度(t0)为ST前一年,财务困境解除年度(t1)为摘帽的前一年,而财务困境前一年度(t-1)为ST前二年。本文的数据来自清华金融研究数据库(THFD)。
四、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
1.财务困境对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要研究财务困境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何选择衡量经营业绩的指标以及对业绩指标做何调整是问题的关键。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特点,借鉴我国学者吴世农、章之旺的思路,本文选取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和投资收益相对于主营业务利润更容易被财务困境企业操纵;第二,主营业务利润更能反映一个企业基本的、持续的盈利能力。
主营业务利润率的计算公式为:
而财务困境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变化的分析来实现。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由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来表示,公式为:
式中,PER代表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 t代表年度,分别取值0和1,i为第i个样本企业,i取值1~33。
通常情况下,行业经营业绩都会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当企业所处的行业面临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时,单个企业的业绩一般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分析财务困境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必须剔除行业经济状况的影响。本文对财务困境前后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用同期的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进行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式中,IPER为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先计算样本企业财务困境年度前后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然后再用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进行调整,最后得出财务困境企业调整前后主营业务利润率分时段变化的平均值(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企业从财务困境前一年到财务困境开始年度,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平均上升了0.491倍,经行业调整之后主营业务利润率平均上升0.486倍;从财务困境开始年度到财务困境解除年度,行业调整前后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增长了0.535倍和0.544倍,对比前期,主营业务利润率在短期内有所增长。而从财务困境前一年到财务困境解除年度,整个财务困境期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增长了1.005倍,行业调整后主营业务利润率增长了1.029倍。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企业财务困境期间经营业绩明显好转,这也证实了Jensen财务困境收益的假说。
2.财务困境对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权益价值的影响
以上研究了财务困境对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而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最终会对企业的价值造成影响。一般来说,对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的权益市场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财务困境前后企业权益市场价值的变化来得出财务困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即财务困境成本。这里定义财务困境成本(FDC)为财务困境解除年年末权益市场价值与财务困境前一年年末权益市场价值之差除以财务困境前一年年末权益市场价值。公式为:
式中,MVE为年末权益市场价值,t代表年度,分别取值0和1,i为第i个样本企业,i取值1~33。
扣除行业经济状况变动的影响,即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公式为:
式中,IMVE为行业年末权益市场价值。
按照上面的公式,对样本公司财务困境前后各期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企业从财务困境前一年到财务困境开始年度,企业年末权益市场价值下降了9.21%,经市场调整之后为15.71%;从财务困境开始年度到财务困境解除年度,企业年末权益市场价值下降了13.73%,行业调整之后为28.78%; 而对于整个财务困境期间,企业的年末权益市场价值降低了18.96%,经行业调整之后为36.78%。这说明总体而言,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企业在财务困境期间权益市场价值明显下降,即权益投资者承担了财务困境成本。
五、研究结论
经过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而言:(1)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到解除财务困境之后,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经营业绩分别增长了0.486倍、0.544倍、1.029倍,而年末平均权益市场价值分别下降了15.71%、28.78%、36.78%;(2)从经营业绩的角度看,财务困境存在正向的积极作用,但从权益投资者的角度看,企业平均权益市场价值明显下降,即权益投资者承担了财务困境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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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成喆,贾焕丽
财务困境成本与收益论文 篇3:
慈善捐赠、债务融资成本与企业绩效关系
【摘 要】 以我国2009——2018年A股上市房地产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慈善捐赠、债务融资成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财务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通过参与慈善捐赠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慈善捐赠在债务融资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调节效应,即企业慈善捐赠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自身价值的增长。
【关键词】 慈善捐赠;债务融资成本;企业绩效
Charitable Giving, Debt Financing Cost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Listed Companies in Real Estate Industry
Niu Shuaishuai, Zhu Jianfe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China)
〔
0 引言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成分[1],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着强大动力,探讨如何提高房地产业自身的经营绩效关系着能否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在成长初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2],而且在房地产企业成长过程中能否获得融资直接决定了其经营成败。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界投资者掌握的信息没有企业自身内部人员更充分,会高估其违约风险,从而导致过高的融资成本成为房地产业在实现财务目标道路上的一大障碍[3]。在房地产企业寻求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时,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为企业树立起负责任的好人形象,有助于企业获得投资者更多的青睐[4]。而作为企业实践社会责任重要方式的慈善捐赠能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促进绩效的增长呢,对此目前鲜有学者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2009—2018年上市房企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和债务融资成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1.1 债务融资成本与企业绩效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内部资金积累,当企业进行投资购买资产时会优先使用自身的这部分留存收益[5],只有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发展速度超过自身的内部资金储存速度时才会选择从外部融资。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往往是根据债权人对举债企业的财务风险以及发展前景的一个综合平均来决定的[6]。而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外部投資者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债权人出于逆向选择的考虑往往会高估企业的财务风险,使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当企业处于较严重的融资困境筹集不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时,一方面可能会迫使企业失去绝佳的投资机会或者处于投资不充分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可能会使企业的投资研发进程受到阻碍,使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落后于竞争对手,从而阻碍企业财务绩效增加。基于此,提出假设1: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绩效目标的实现。
1.2 慈善捐赠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参与慈善捐赠意味着企业真金白银的外流肯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额,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出现违法行为等负面新闻,那么之前通过捐赠所换来的良好形象就会被破坏,从而企业慈善捐赠也在向外界传递着一种企业注重长期发展导向的积极信号[7]。企业之所以举债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外界投资者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通过对外进行慈善捐赠能够极大程度的改善自身的融资环境,从而增强自身的举债能力来降低融资成本,对企业实现自身的财务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2:慈善捐赠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企业参与慈善捐赠有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1.3 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从外界环境中获取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从而企业要想健康持久的发展下去就必须与利益相关者维持良好的关系。而慈善捐赠有助于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友谊,从而能够为企业降低与外界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财务绩效的增加。此外,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扶贫济困的义务,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显然有助于改善政企之间的关系[8]。而许多重要的市场稀缺资源依然掌握在相关政府部门手里,拥有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从政府手中争取到这些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资源的使用权,有利于企业形成更强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场上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取得更加优异的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3:慈善捐赠能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来对财务绩效起到正向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樣本选择
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9-2018年上市房地产业公司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对以上数据做了筛选处理:(1)剔除样本明显异常的公司;(2)剔除被ST和PT类企业;(3)剔除当年没有参与实际捐赠的样本公司。实证分析部分所用的数据分别从深圳迪博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收集,使用Stata15对数据进行处理。
2.2 变量描述
2.2.1 解释变量
债务融资成本(DBFC)。借鉴吴先聪[9]等的研究,使用企业的借款比率来衡量,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越容易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2.2.2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ROA)。使用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来表示,具体算法为用企业的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绩效表现就越好。
2.2.3 调节变量
企业捐赠水平(Lndon)。采用企业当年实际捐赠支出额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数值越大表示企业捐赠水平越高。
2.2.4 控制变量
在参考以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年度和行业效应的影响,分别对模型的年度和行业进行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下表1所示:
3.3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债务融资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回归模型(1):
[ROA1=α0+α1DBFC+α2Size+α3Lev+α4Top+α5Grow+α6Capt+α7YEAR+α8INDUSTRY+∑] (1)
主要是看回归结果中债务融资成本的系数[1]的符号,如果结果显示[1]显著为负则说明本文的假设1成立,即融资成本越高企业的绩效表现就越差。
为了考察慈善捐赠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模型(2):
[DBFC=β0+β1Lndon+β2Capt+β3Lev+β4Top+β5Grow+β6Size+β7YEAR+β8INDUSTRY+∑] (2)
如果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慈善捐赠的系数[1]符合显著为负则证明本文假设2成立,即通过参与慈善捐赠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缓解企业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为了检验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构建回归模型(3):
[ROA2=η0+η1Lndon+η2Capt+η3Lndon×DBFC+η4Size+η5Lev+η6Top+η7Grow+η8YEAR+η9INDUSTRY+∑]
(3)
模型(3)加入了企业慈善捐赠与债务融资成本的交乘项([Lndon×DBFC]),若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证明本文假设3成立,即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有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其中:[α0] 、[β0] 、[η0]为截距,[α1-8]、[β1-8]、[η1-9]为回归系数, [∑] 为随机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可知,我国上市房地产业公司的慈善捐赠额(Lndon)平均值为10.0146,最大值为19.7402,标准差为3.0241,表明我国上市房企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较高,并且个体间捐赠水平差距比较明显。债务融资成本(DBFC)的平均值为0.1824,最大值为0.4936,表明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面临的融资成本较高。企业绩效(ROA)的平均值为0.0689,最小值为0.0062,最大值为0.3092,表明我国上市房地产业绩效表现欠佳,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数为0.6807,超过了0.5,表明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财务杠杆较高,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较高的财务风险,需要引起重视。
4.2 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3对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看,企业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关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1的观点。企业慈善捐赠(Lndon)与债务融资成本(DBFC)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参与慈善捐赠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困境,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初步验证了假设2。企业慈善捐赠(Lndon)与企业绩效(ROA)的相关系数为0.0348,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3相符合。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2061,表明不存在较严重的多重线性问题,各变量间具体的作用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来验证。
3.3 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表5第二列数据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融资成本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假设1得证。这说明企业面临过高的融资成本会阻碍自身财务绩效目标的实现。
从表5第四列数据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可知,企业慈善捐赠(Lndon)与债务融资成本(DBFC)的相关系数为?0.0023,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使假设2得到证明。说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良好的积极信号,从而使得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弱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困境,使企业在举债过程中更容易获取投资者的信任,能够以较低的代价筹资。
表5第六列数据是对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企业慈善捐赠(Lndon)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DBFC)的交乘项(Lndon×DBFC)。根据回归结果,企业慈善捐赠(Lndon)与企业债绩效(ROA)的相关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交乘项(Lndon×DBFC)的回归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表明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有助于促进自身的价值增加。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具有稳健性,使用托宾Q值替换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同时使用企业慈善捐赠支出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慈善捐赠水平(Lndon),对模型分别进行再次多元回归分析。从表6模型回归结果中可知,各变量间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8-2018年A股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慈善捐赠、债务融资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债务融资成本与财务绩效负相关;第二,慈善捐赠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慈善捐赠能够为企业起到信号传递效应,使外界利益相关者更容易作出企业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判断,进而使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利率获得借款;第三,慈善捐赠能够为企业发挥一定的战略效应,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
4.2 建议
第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积极改善自身的融资环境,避免企业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因融资困难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尴尬境地;第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企业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与承担社会责任并不矛盾,而且还能为自身带来一定的战略优势,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经营战略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在为社会提供福利的同为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进而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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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1-08
[基金项目] 安徽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AHSKZ2018D15)
[作者简介] 牛帅帅(1995- ),男,安徽亳州人,阜阳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会计学。
[通讯作者] 朱剑峰(1966- ),男,安徽安庆人,阜阳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税务与会计。
作者:牛帅帅 朱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