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舒婷的诗歌的感受
舒婷的诗歌的特色
舒婷，原名龚佩瑜，是当代“朦胧诗”创作的代表诗人之一，她的诗歌创作受现代诗人何其芳的影响，诗风开阔、刚柔并进，把女性的敏感和细腻带入到诗意的境界，传达出她灵魂的歌咏，将中国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完美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致橡树》和《双桅船》就是她的代表作，以下从舒婷的这两部作品来分析她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 舒婷的诗歌抒写着人生的理想
舒婷的诗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隽永着人生的体悟，例如在诗歌《致橡树》中，作者坦诚又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独立的姿态。以“木棉”和“橡树”的形象象征相爱双方真挚的爱情以及相对立的人格。“橡树”象征着刚毅的男性，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则象征着具有审美气质的新时代的女性人格，她充溢着刚健、丰盈的生命气息从旧式女性妩媚和纤柔中走出来，由于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所以“仿佛永远分离”，但他们又有着共同的经历及信仰，又致使他们“却又终相依”。这是诗人对爱情的理想，也是她对自我价值以及高尚人格的追求。
二、 诗歌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舒婷的诗歌充盈着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对时代、对人生及爱情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既充满着激情又温馨平和。例如：在《双桅船》中，诗人利用具体的形象“双桅船”来替代诗人自己的复杂的情感。一面是理想追求的“灯”，另一面又是爱情向往的“岸”。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与“岸”相遇与别离，既和谐又矛盾。让诗人感到了前行得沉重和艰难。“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诗歌中表现出诗人自我的、个性的情绪与心态，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们所普遍感受到的时代紧迫感所带来的动力。另外，诗中的“岸”象征着女性最终的爱情归宿， 而“风暴”则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不平常风云，“灯”代表着诗人坚守的光明信念。
三、诗歌的创作具有探索精神
舒婷在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上具有探索精神，她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也就是借用外在的景观来抒发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以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在《 双桅船》中，诗的题目“双桅船”，就是用于一种象征手法。诗歌的目的不描写客观的双桅船，而是借着双桅船来表现诗人复杂的情感和双重的心态。在语言又上将“船”、“岸”、“风暴”、“灯”等具体形象加以组合，形成了完整的动态画面。整首诗组合自然、意象清新，让诗人强烈的内在情绪得到自然的流露，成功的体现出诗歌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
总结以上可以看出，舒婷的诗具有女性的柔美、委婉和细腻，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她选择永不放弃，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入的开拓和广阔的视野，同时她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因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及温柔典雅的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 《舒婷诗文自选集》 漓江出版社 1997年 [2] 周俊祥 《舒婷诗歌评赏》《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 [3] 陈敢、郭剑 《舒婷诗歌艺术浅探》 《广西师院学报》年第3期
1999
第二篇：北岛、顾城、舒婷诗歌的异同
北岛、舒婷、顾城诗歌的异同
异：
一、诗歌思想内容的侧重点
1.北岛，原名赵振开，他是中国朦胧诗的领袖，曾提出过“文革”后一代知识青年的灵魂的最强音。
北岛的诗，最突出的是表达一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对虚幻的期许、选择的犹豫和对缺乏人性内容的苟且生活的坚持拒绝。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和不安、热血激昂、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正在努力摆脱黑暗，四处寻找光明的青年形象。而对中国70年代“文革”前后纷乱荒诞的社会现实，他有时感到苦闷和迷茫，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命运之神的安排，一切都是过眼烟云，飘渺，无痕迹。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发出了充满激愤唾弃和理想追寻的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此中包含的情感，展现了当代中国历史“转折”期觉醒者的内心冲突和理想精神，这种在批判、否定中的寻找个体和民族再生之路的英雄式悲壮情感，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许多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北岛90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他的诗，有时候像“匕首投枪”，有时候像喷吐出的郁怒的火焰，他对于历史废墟的哀叹，对于自由的风的歌唱，对真诚的渴望，构筑起一个正义和人性的情感世界。
2.顾城，是我国新时期诗派的代表人物。
顾城的诗现实意味比较浓，富有哲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夜和光明分别是专制、压抑和人道、人性两种生存状态的总体特征。“黑夜”作为一个时代典型的暗喻，笼罩着一代青年对往事的记忆，历史的苦难给个体带来深重的伤害。但是黑暗并不意味着沉沦和深渊，相反，正是黑暗使一代人产生更强烈的寻找光明的愿望和毅力，它释放出巨大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力量。
3.舒婷，是“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了当时诗坛上崛起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
舒婷的诗多抒发她自己对情感、对人生哲理的独特感悟和经验，能够把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对自我情感的抒发，与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感知结合起来，她是“以自己的感悟方式，在个人青春的失落中感应民族的命运，在自己不甘沉沦的追求中寄寓一代人的精神探求。把个人的复杂感情和内心隐秘加以展示，并借以建立通向世界，通往人的心灵的出点和通道。”舒婷的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如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 满潮的海面/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波浪喘息着”(《船》)，一只小船，所渴望、乞盼的无非就是能在海里畅游。但它，却只能在离海仅咫尺距离之间，静静地看着海面的波浪起伏。对一只小船来说，纵使它的心有多大，渴望有多么急切，这咫尺的距离也都是永恒的。而它所能做的，只有乞盼、只有煎熬而已。舒婷将自己比作搁浅在岸的“小船”，抒发了自己回城后，工作无着落时被搁浅船的感觉和向往着融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二、艺术表现方式
1.北岛善于用鲜明、独特和坚实的意象，并且通过意象之间的拼接跳跃和组合营造出复杂的富有张力的意象结构，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整体上带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在价值内涵上处于对立的位置。
北岛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他以鸽子、五色花、星星、山谷、天空、浪花等，来暗示一种人性的、值得加以争取的理想生活，以夜、乌鸦、栅栏、网、深渊、残垣等，作为对人的合理生活进行分割、阻滞、破坏的力量的象征。如“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在父辈们肖像的广阔背景上/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一起消失”(《同谋》)，“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消失的钟声/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扩散成一圈圈的年轮”(《古寺》)，“网”(《生活》)。
2.顾城重视感觉，想象独特，意象叠加。
顾城善于发现和创造出人意料的意象，并加以巧妙地组合，使普通事物呈现出种种奇异的色彩。如他的《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一个平凡习见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具有了丰富、深长的象征意义，而《弧线》则表现出他对意象和感觉的捕捉、表现和组合才能，“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3.舒婷善于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运用想象、联想和意象的拼接和组合，表达多层次的丰富意蕴。
舒婷的诗，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诚、开朗地直抒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她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如《神女峰》通过对人们习见的风景开掘出独特的思想内涵，表达了诗人对女性独立价值被漠视的不满和愤慨，而这种情感，又是通过“金光菊”“女贞子”等被诗人赋予新意的物象的拟人化使用来表达的，“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舒婷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的女性情怀将朦胧诗的核心思想：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展示得更加真切。对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人格独立和人生理想的张扬，是她诗歌的核心，如《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她告示人们：与其成为望夫石，等待没有结果的爱情，不如追求现实的幸福。
三、话语风格
1.北岛的诗歌史典型的男人的诗歌，他诗歌的主调是冷峻、凝重、悲壮。语言富有质感，铿锵有力，在色调和情绪上偏向暗冷，形成冷峻傲岸的诗歌风格。
北岛绝不回避现实的丑恶、黑暗和荒谬，对于现实的险恶有着足够的警觉，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指控和揭露。《回答》是那时期最有个性的时代的强音，是从迷惘到觉醒的一带青年对现实的严肃回答，其中表达了一个时代觉醒者和叛逆者决绝的叛逆姿态。“我——不——相——信”，这是文革后当代诗歌中出现的第一声对强权的叛逆的呐喊，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反叛精神。“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正是诗人勇于承担、勇于牺牲的悲剧英雄形象。诗的最后“新的转机”“闪闪星斗”表达了对真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此诗通过暗示、比喻，表达了诗人的郁愤、忧患意识以及抗争精神，使全诗具有一种深沉、冷峻、凝重的独特风貌。
2.顾城多以大自然和儿童世界为描写对象，营造唯美、纯真的童话世界，语言清新，被称为“儿童诗人”。
顾城的诗以跳跃的短句、迷离的色彩、喃喃自语的独白，营造一个远离尘世的童话世界。甚至为了保持这个童话王国的纯粹，他拒绝长大，反之，大自然的任何细水波动却能触动诗人纤弱敏感的心灵，“所有的花都唾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风偷去了我们的浆》)，诗人用他的整个心灵和感官融入其间，体会着自然一切，并为之心醉神迷。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这追求在未经涉世的孩子的眼中和未经人类涉足的大自然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采用儿童视角，在儿童的理想里改造着成人世界。顾城此诗里的孩童形象如清新的风，敲击着成人世界的污尘。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悲凉又崇高，非常圣洁。这很有力量，一语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驳。而用孩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更具震撼，比成人的呐喊更振耳发聩。顾城在执著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让“长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让“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非常平静，世间甚至没有一星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世界变得干净，心也不染风尘。
3.舒婷的诗歌是典型的女人的诗歌，形成了特殊的话语风格：细腻、柔婉、典雅。与之比较，北岛的风格过于冷峻，顾城的风格过于纯净。
舒婷的很多诗篇着重以真诚、缠绵、婉丽而柔美的情感，表现人间的理解、友爱、亲情《啊，母亲》表现的是对母亲“甜柔深谧的怀念”，是一种绝望的至爱至痛。《自画像》与《会唱歌的鸢尾花》所吐露的又是女性在内心深处细腻、深婉的动人情感。舒婷的爱情诗总有一个道不清说不明但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令人心驰神往。如《四月的黄昏》：“四月的黄昏里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在峡谷低回/在天空游移/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湿柔地/四月的黄昏/好象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诗中显然是一个过去了的爱情故事的演绎，尽管仅有着淡淡的影子。一份简单而永恒、古朴而新鲜的心灵契合之美;是爱而不得其所爱，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最美妙的音符。
同：
北岛、顾城、舒婷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诗歌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一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带着强烈的创造愿望，表现着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他们成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这种“时代精神”恰恰是与主流精神话语相对立的，它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话语，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虚构和硬性规定，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知识分子心中被压抑了许久的最真实的声音，他们的诗拒绝图解政治概念，拒绝为迎合主流和传统而同声歌唱，他们是叛逆者，他们的声音在当时显得如此的不和谐，甚至是刺耳的北岛、顾城、舒婷在文化的废墟上做出的文化反抗的努力至今令我们深思，他们最终使诗歌走向了不同于传统的一途，他们让诗歌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震撼。
第三篇：舒婷诗歌中的女性自我
浅论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舒婷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不仅标志着“人”的复归和“女性”的觉醒,同时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她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书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发端。 【关键词】 舒婷 诗歌 女性意识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她的被认可,或许正由于她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如果说北岛是作为一位觉醒者(新的英雄)用“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反抗那个旧有的英雄神话,体现了社会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舒婷的意义则是以一个被当代新诗史长期有意忽略和回避的“自我”形象,来反叛那个“大我”、“非我”的世界。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于‘人’的一种关切。”“许多年来,我们把时代和人民供在遥不可及的圣殿。事实上,在城市上空参差的鱼骨天线,在乡间小路吱吱响的小扁担,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吗?人民不也是我、你、他?”[1] 可以说,通过“我自己”来感应世界,表现“人”,是舒婷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她使“人”脱离那些长久以来被人为地强加在身上的种种光环或桎梏,呼唤人与人的理解,不独表现祖国之爱、人民之爱和生活之爱,也表现父母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她的作品所表现的“自我”及“爱”的主题,既承接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传统,又具有新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她以真实的“我自己”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着眼于自我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既有那勇敢追求理想的“沸腾的我”、“深思的我”,也有忧伤地抒发内心苦闷的生活中“迷茫的我”。她的诗里,“小我”与“大我”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表现个人(自我)“沉迷的痛苦”、“苏醒的欢欣”与表现时代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在作品中达致了有机的统一。这种新的女性自我的出现,使舒婷诗歌既和以往的“情诗”绝然不同,又与作为反叛众人一腔的“战歌”、“赞歌”而爆发的“另一种战歌”(即“朦胧诗”)有所偏离,内涵繁复、深厚,不独探寻着“人”的归来,而且预示了“女性”的苏醒。就在这一支支新的“人之歌”、“女性之歌”中,舒婷以女性之躯对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的承担,在“政统”与“道统”的狭缝中挥舞一张花手帕,柔弱而又坚强,展现了女性温柔生命中最令人惊悸的“绚丽的美”。
一、“人”的复归
舒婷诗中的“人”,已不单单是新旧“战歌”中的“政治的人”或“大我”,而是一个生活中的女性,一个真实的“我自己”。她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既是“与风雪搏斗”的“一代人”的画像,又是一个温柔、忧伤,需要母亲与恋人安抚的女性。诗人一方面勇敢地“要求真理”,另一方面也“不掩饰我的软弱”: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天空、河流与山峦 选择了我,要我承担 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 于是,我把心 高高举在手中„„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她喊出了“一代人的呼声”:“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但并不在火热的呼声中消抹去自我,她写友谊和亲情、爱情,写日常生活里的别离与悲欢,在坚强、冷峻之外显出“别一种”的温婉亲切,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新诗里的自我形象。《自画像》中,她写道: 她是他的小阴谋家。 祈求回答,她一言不发, 需要沉默时她却笑呀闹呀 叫人头晕眼花。 她破坏平衡, 她轻视概念, 她像任性的小林妖, 以怪诞的舞步绕着他。
而在《女朋友的双人房》、《天职》等诗里,她写家居日子中女性的忙碌和满足,写极其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的“我”:“孩子的眼泪是珍珠的锁链/丈夫的颜色是星云图/家是一个可以挂长途电话的号码/无论心里怎样空旷寂寞/女人的日子总是忙忙碌碌∥一间小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一位英国女作家/为女人们不断修改的吁天录”(《女朋友的双人房·三》);“顺路去黄家渡市场/买两斤鸡蛋半个西瓜/恨菜贩子不肯杀价/趁其不备抓了两根葱/某一天我自觉/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为世界和平操心个不停/也没忘了/给儿子做碗葱花鸡蛋汤”(《天职》)。这样的自我形象,已绝然不同于以前的那个“大我”,虽然还不能说这个“自我”已经趋近了“人”,但至少是对于“政治的人”、“单一的人”的一种背离。对“人”的关切与对“爱”的呼唤,使舒婷的诗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那种刚强而又感伤的气质,构成了她诗歌中严酷的理性与浪漫的情感之间特有的矛盾和平衡:“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惫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尽管明白,/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舒婷正是这样面对自己和承担自己,在多重“自我”的相互冲突中继续着她对于“人”的追寻。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爱情诗突破了“文革”时期文学的禁区,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她的爱情诗总体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纯然抒写甜蜜而缠绵的“爱的忧伤”(如《赠》、《四月的黄昏》、《雨别》、《无题》等);二是借“爱”和“友谊”反映社会生活和同时代人的理性思索(如《也许?》、《岛的梦》、《这也是一切》、《?。!》、《赠别》、《路遇》等);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如《致橡树》、《神女峰》等)。《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代表作,诗中所抒发的对于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的呼唤,可视为现代女性的爱情宣言: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只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诗中的“我”既不愿作附属、陪衬,也不愿作袒护与滋润男性的日光、春雨,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并肩站立的“另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不独是对传统的“夫贵妻荣”、“夫唱妇随”观念的反拨,同时也是对于那种极端主义的“女权”意识(认为女性应凌驾于男性之上并提出所谓的“性别政治”、“性别战争”、“性别反殖民”等)的警惕。鲁迅先生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2](P531)并呼吁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P321～323)舒婷的诗行,当可理解为对“人的儿女”爱之觉醒的呼唤:“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深入分析，这首诗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女性意识: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是时代与经历孕育诗人诗歌女性意识的主旋律.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是对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传承,人格独立是当代女性文学回归这种女性意识的表现.
在《秋夜送友》、《小渔村的童话》、《双桅船》等诗中,诗人也表达了“我常愿自己像/南来北去的飞鸿/将道路铺在苍茫的天空/不学那顾影自恋的鹦鹉/朝朝暮暮离不开金丝笼”的自我期许,渴望着“我们”共同来完成“那首诗”。诗人思辨道:“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这里,有对于传统女性的狭小天地的拒绝,有对于历史及惯性的反思,更有对各自选择的尊重和基于相互尊重的未来的确信。这种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省视与追求,强调“平等”的观念,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对于“没有爱”和“无所可爱”之历史的反抗,它使舒婷的诗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诗人的“男性化”作品而以一种温婉细腻的抒情风格,标尺着中国现代诗中女性意识觉醒——“人”的觉醒——的新里程。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大致呈现为“服饰——欲望——肉身”三个进程,而每个进程又各各展现出互不认同、辩证反思的阶梯性色彩。(1)服饰阶段: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装饰——(以男性为主体的)爱与婚姻的配合物和润滑剂——伦理道德的附属品或辣味调料。(2)欲望阶段:“女性之灵”的黑色臆想——放纵声色的肉体狂欢。(3)肉身阶段:性别角色(类)的本位意识——女性个我的生存之思。虽然还不能说这期间中国的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个浪谷间,却可发现中国女性在恒久压抑下所透出的一阵又一阵闪电,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清楚这些闪电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的附属(样板戏及战歌、颂歌)到对婚爱、伦理的依附,这不仅是女性自我寻找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文学、诗歌在转折时期审视自身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离心运动中的一个停顿、一次休憩;而女性诗歌之旅中的“黑夜意识”与“黑色沙漠”,可以说是一次最深邃辽远的性别冥想,体现出一种女性意义上的形而上玄思与“女性之灵”失落的深层忧虑——只可惜这种灵的探求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的肉色潮水所覆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整个社会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审慎反思相连,女性诗歌也在欲望之海的涌动中拨云见日,重新踏上自我寻找之途。这种新的寻找,首先表现为对于女性角色“类性”的寻找,继而是对具体的女性“个我”生存境遇的叙写与反思。应该说,这两种寻找其实是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类”从“个”里去发现,“个”由“类”中去深味,最终都指向了“女性”——“人”的生存。而舒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女性灵与肉、族(“一代人”)与别(女性个体)的诗歌书写,正是这两种寻找的发端。
三、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
当然,舒婷诗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超出广泛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范畴,这是即使在“朦胧诗”备受诟病的时期她的作品也仍然赢得广泛赞许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舒婷的诗歌不同于冰心女士的“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其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不是建立在“超人”的“爱的哲学”之上,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内容。仔细考察,舒婷诗歌之所以获得中国读者的普遍称誉,并不是因由某些批评者所说的“撒娇美学”,[4](P102)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成功调和: 其一,“出”与“入”。舒婷写有不少歌咏祖国、反思现实的诗篇,其中对于历史苦难的思辨并不是要走向偏激的否定或悲观的“离去”,而是转向于真实的面对和乐观的劝谕,忧愤而又热诚,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情愫及勇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式“入世”思想。典型的作品如《献给我的同代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会唱歌的鸢尾花》及《也许?》、《这也是一切》等诗,欲扬先抑,似“遁”实“即”,“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追求祖国母亲的富饶、荣光、自由及“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上,在“要求真理”的信念上取得认同和统一,悲观的怀疑最终归结于对于责任的担负:“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这也是一切》)。
其二,“叛逆”与“忠贞”。爱情诗在舒婷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诗歌在歌颂新的婚姻爱情、批判传统女性观的同时,却又执着的恪守中国家庭伦常,虽反叛然又“不逾矩”,其“美丽的忧伤”实与中国传统文学中温婉的“闺怨”有相通之处。《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背叛的是古代的“烈女”、“贞女/节女”观,但渴望着的仍是“人间天上,代代相传”的“人间月明”,这种“美丽的梦”对于一般意义(一般情势)上“贞节”来说,并非很是“违拗”。而《惠安女子》中那个“天生不爱倾诉苦难”、“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忧伤地站在海天之间,在封面和插图中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女子,与《天职》、《女朋友的双人房》里的妻子、母亲,实并无多大的不同。《女朋友的双人房·三》接着唱道:“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女奴/孩子是怀中的花束/丈夫是暖和舒适的旧衣服/家是炊具、棒针、拖把/和四堵挡风的墙/家是感情的银行/有时投入有时支出∥小屋/自己的小屋/日夜梦想/终于成形为我们的/方格窗棂/分行建筑”。应该说,舒婷爱情诗中伦理女性与后来的“女性诗人”(乃至“下半身”诗人)笔下的性别女性,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是因为她的女性形象仍然带有“女为知己者容”的娴静、坚贞、忍韧、贤惠的东方色彩,她创造的“美丽的梦”才会引起世人的共鸣与婉叹。
其三,“情感”与“理性”。从气质上说,舒婷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理性成分的加入使得她的诗体现出一种对于情感的“控制”与“警惕”,她有意识地“封闭”自己的情感闸门,使“感情的引领”因为要服膺于“思想的加减乘除”①而呈现出婉曲、深致的特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舒婷的创作中,除了矛盾意象的选择与蒙太奇画面的快速转换外,她还大量借助其特有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来表达自己委婉曲折的情思,使作品的情思流向起伏曲折,意境繁复幽深。比如前引诗行中的“与其„„不如„„„”、“如果(假如)„„”、“想(愿)„„然而„„”、“尽管„„”、“可是„„”等句式,又如:“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礼品,/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呵,母亲》)“即使月儿肯收容你的背叛/犹有寂寞伴你千年”(《奔月》)“我献出了/我的忧伤的花朵/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我献出了/我最初的天真/虽然它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赠》)“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而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四月的黄昏》)„„舒婷的一些名作如《致橡树》、《也许?》、《?。!》等,甚至通篇都由这样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生发延展而成,表现出诗人情感流泻与理性思索在升腾转和中的细腻绵密与峰回路转,不独增加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人”的发现中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深度,也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形式带动内容,感情引发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舒婷已留下了宝贵的脚印。一般来说，男性诗人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远不如女性诗人敏感，男性诗人，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写起诗来很自然地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真正成熟的女性诗人亦应如此，她们应该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当她们也像伟大的男性那样，不仅是着眼于性别，而且是着眼于全人类而讲话的时候，她们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资格，才在写作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句话说，真正女性诗歌所提供的都应是女性自身的和人类的双重信息，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舒婷的优秀诗篇是做到了这点的。
[参考文献]
[1]舒 婷.人啊,理解我吧[J].诗刊,1980,(10);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J].飞天,1981,(6). [2]鲁 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基 甫.世纪末诗歌的“口香糖”———舒婷批判[A].伊沙、张闳.十诗人批判书[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2001.
第四篇：浅析舒婷诗歌中的人文关怀
舒婷诗歌论
——浅析舒婷诗歌中的人文关怀
中文系2008级2班 马雪姣
摘 要：舒婷的诗歌在主题上侧重于揭示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内心矛盾，表现那一代青年从迷惘到觉醒的痛苦、探求、欢乐的情感轨迹，她的诗歌以其对“爱的世界”的理想与渴求，对“人的尊严”的倾诉与提升，及其形式的的现代化拥有众多读者。本文主要阐释了舒婷诗歌中充满的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旨在发掘其诗歌中洋溢的浓郁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舒婷诗歌;人道主义;人文关怀
舒婷，原名龚佩瑜，中国当代女诗人。1925年6月6日出生于福建，1969年初未毕业即下乡插队，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在知青中流传。她的创作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主题上侧重于揭示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内心矛盾，表现那一代青年从迷惘到觉醒的痛苦、探求、欢乐的情感轨迹。她的诗歌以其对“爱的世界”的渴求，对“人的尊严”的倾诉与提升，及其形式的现代化拥有众多读者。她从关心个人命运，关心个体的价值出发，上升到对他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她把个人的许多感情内容和心理过程写入诗中，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的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又说：“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1]——诗，正是可供选择的道路之一。因此，她“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献给我的同代人》)，目的是为“写一行饱满的诗/进入所有的心灵”(《馈赠》)。
舒婷的诗歌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对人的尊严、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探求，三是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围绕此三方面，本文主要阐释了舒婷诗歌中充满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爱，以及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旨在发掘其诗歌中洋溢着的浓郁的人文关怀。
一、舒婷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舒婷的作品当中有不少关注民族命运，反思现实，歌颂祖国的诗篇，其中并不回避历史的苦难，也没有任何悲观的抱怨和偏激的否定，而是真正的面对和乐观的劝谕，忧愤而又热烈，激扬而又丰厚。表现了炽热得爱国情愫及勇于承担的情怀。典型的诗作有《献给我的同代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献给我的同代人》表现得那一代人愿意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的爱国情怀，如诗中所写“他们在天上/愿为一颗星/他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也许，他们不能点亮整片夜空，不能照亮整个中国大地，但他们“不怕显得多么渺小/只要尽其可能/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他们也始终相信“敏感的大地/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他们愿为祖国发展道路上的开路先锋，“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他们也无所畏惧，只为“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诗中舒婷以一颗赤子之心，以一种甘愿奉献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表达了她对祖国的深情，体现了那一代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1 民族使命感。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舒婷的代表作之一，旨在表达诗人对祖国的一种深情。歌颂祖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历代诗人写出了不少佳作，但与以往同类诗歌相比，《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既有当代青年那迷惘的痛苦与欢欣的希望，又有女儿对祖国母亲艾艾的不满与献身的真情。“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于当代人的摧残是残酷的，那是一个毫无自由的年代：“不是心理怎么感受就表现什么，而是应该表现什么就表现什么。应该哭的时候就得哭，哪怕没有悲伤;应该笑的时候就得笑，哪怕并不高兴;应该悲壮的时候就得显得悲壮，哪怕本来就无豪情无悲剧感;应该鼓掌的时候就得鼓掌，哪怕你心里无动于衷。因为凌驾于真诚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你不能同别人不一样。”[2]从那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温情的十年浩劫中生活过来的青年诗人舒婷，面对凝聚着深重灾难和获得新生的祖国，很自然的产生出一种为个人的不幸而哀伤、为祖国的的不幸而忧虑的忧患意识，同时，对个人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这首诗，以一个普通女工的赤子之心，真挚、委婉的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深情，对祖国贫穷现状的深深感伤，正如诗中所写：“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诗人以赤子的目光，扫描着祖国的贫穷与落后，以拳拳的女儿之心表达着哀怨的深情：“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在沉迷的痛苦之后又表达出希望的欢欣：“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为实现这美好的希望，诗人表达出一种献身的愿望：“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全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前途的关注。
二、舒婷对他人的关怀
作为诗人的舒婷是敏感的，她的目光是犀利的，她总是能够洞察一个人不为人知的一面，能够透过华丽的外表看到一个人朴素的内心，能够在别人脆弱时给予无尽的关怀，让他人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兄弟，我在这儿》中，所有人都知道“你原属于太阳/属于草原、堤岸、黑宝石的眼眸/你属于暴风雨/属于道路、火把、相扶持的手/你是战士/你的生命铿锵有声/钟一样将阴影从人心震落”然而，“他们不愿相信/你还有忧愁”，只有舒婷相信“你”有忧愁，依然站在你身后，给你支持，给你宽慰，告诉“你”，“兄弟/我在这儿/我从思念中走来/书亭、长椅、苹果核/在你记忆中温暖的闪烁”“只要夜里有风/风改变思绪的方向/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回来/在你肩旁平静地说/兄弟/我在这儿”。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舒婷对朋友的关怀，对友人的不离不弃，她以她的诗句温暖他们孤寂的心，伸出热情的手点燃他们希望的灯。她总是轻轻的提醒友人：“几时你不再画地自狱/心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流浪四方。”(《春夜》)。她希望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朋友分担苦难和痛苦，在友人倍感孤独的时候与之肩并肩站在一起，使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她和朋友互相勉励，互相鼓舞，给朋友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答应我/不要流泪假/如你感到孤单/请到窗口来和我见面/相视伤心地笑言/交换斗争与欢乐的诗篇”。(《小窗之歌》)
众所周知，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是对北岛的《一切》的回应。在北岛那时的眼睛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然而透过他的诗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界限不清的灰色。他的《一切》充满了悲观色彩，他认为“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
2 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沉寂的，绝望的，甚至连自己的信仰都带有呻吟。于是，当舒婷读到北岛表达着绝望情绪的《一切》时，她便深情的写道：“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暴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折掉翅膀/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舒婷告诉他“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当迷惘的一代，绝望的一代认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的时候，“再没有了”的时候，舒婷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安慰着他们，轻抚他们，告诉他们“会有的”、“还会有的”。顾城的《希望的回归——赠舒婷》说的真切：“‘会有的’你出现了/你用低低的歌声回答/闪电的河流抽搐一下/又在寂寞中消失/‘还会有的’/你说/好像世界是一个黑孩子/已经哭够了/你哄着他/像大姐姐一样/抚平了他打湿的卷发”“她爱了/在湿湿的荆棘上将布满花朵/不用再问/希望已经归来”。顾城的《希望的回归——赠舒婷》无疑是对舒婷诗歌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最好证明，一方面她以女性特有的母性情怀抚慰着友人受伤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高扬起理想主义的大旗，鼓舞着朋友们追求光明的所在，帮助友人们重拾人生的信念，勇于承担自己的使命：“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但要相信“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要做到“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因为“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也许——答一位作者的寂寞》)
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评价说：“舒婷娇美的情诗寄托着内心的感情，其方法像她批判社会的诗一样大胆。尽管她很年轻，但是似乎扮演了一位安慰者的角色，她安慰那些在不断挫折和严酷考验面前变得悲观失望的诗人，同行和朋友。”作为诗人的舒婷不仅仅以一种母性的情怀关怀着身边的朋友，同时也关注着社会，关注着社会上那群陌生的人。
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船上74名职工除2人得救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舒婷也像其他诗人一样为这一不幸事件写了诗。她的诗《风暴过去之后》没有像其他诗人一样究其事故原因，对过错方加以批判，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为生命过早的离世感到惋惜和心痛。诗歌在哀伤中透着深沉的愤怒，一声声亲情的呼唤让我们看到了舒婷一直以来所崇尚的人性，“七十二名儿子/使他们父亲的晚年暗淡/七十二名父亲成为儿子们遥远的记忆”，面对如此的灾难，舒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逝者的亲人们，她从他们亲人的角度诉说着她感同身受的悲痛，舒婷同他们素不相识，却能将他们称为“兄弟”，可见舒婷是博爱的，是崇尚生命的，她认为生命是崇高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他人生的权利，“谁说生命是一片树叶/凋谢了/树林依然充满生机/谁说生命是一朵浪花/消失了/大海照样奔流不息/谁说英雄已被追认/死亡可以被忘记/谁说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必须以生命做这样血淋淋的祭礼”舒婷认为即使是最普通的生命，他依然是无比宝贵的，只要他是人，就应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决不能只是“树叶”、“浪花”，觉得能让人的尊严，权利，甚至是生命成为社会当权者中某些渎职者所教得血淋淋的“学费”。她请求人们和她一道深思“我爷爷的身价/曾是地主家的二升小米/我父亲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火力/难道我仅仅比爷爷幸运些/值两个铆钉/一架机器?”她相信人决不能只值两个铆钉一架机器，所以为追求社会权利，“我推翻了一道
3 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 再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风暴过去之后》整首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崇尚着生命的价值，舒婷告诉我们，虽然时代永恒发展，但人性依旧高贵。
三、舒婷对女性独立人格及其命运的关注 作为诗人，舒婷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命运;而作为一个女性诗人，舒婷更加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她们的生存状态。对于舒婷的诗歌创作，洪子诚先生有过特别到位的评价：“由于大多数读者对浪漫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的熟稔，由于‘文革’结束后普遍对温情的渴望，比起另外的‘朦胧诗’诗人来，她的诗更容易受到不同范围的读者的欢迎，和诗歌界的认可。她作品中表现得情感、心理冲突之一，是放大了的‘历史责任’所构成的精神压力。与其‘不曾后悔过’的‘承担’相伴随的，是女性忧伤、需要呵护的愿望的倾诉。在另外的诗中，她表现了对个体(尤其是女性)人生价值的追求。用一连串的比喻性判断句来强调这一意旨的《致橡树》，常被看做她的重要作品。以这样的视角为出发点，她因此从习见的现象和惯常的审美趣味中，揭示其中蕴涵的漠视尊严的心理因素：揭发‘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福建惠安女子被忽略的苦难(《惠安女子》)，并在同样被当做风景的三峡神女峰上‘复活’了那美丽而痛苦的梦，表现了对女性长期受压抑的愤慨和悲哀”。
诗歌《致橡树》是舒婷的著名代表作之一，它坦诚而热情地歌唱了作为女性的人格理想，鲜明地昭示论文一种独立平等，互相扶持，互相依赖，理解对方的存在意义又珍视自身生存价值的爱情观。面对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夫贵妻荣”、“三从四德”等思想，舒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倡导的是一种比肩而立的爱情，那种各自以独立姿态深情相对的木棉和橡树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歌中一组拥有崭新品格的象征形象。在这首诗中，木棉和橡树的形象塑造不仅否定了旧式的夫贵妻荣、青藤缠树的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两性关系，同时，超越了那种只注重给予，一味牺牲自己的老旧的爱情原则。“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而有着“红硕花朵的木棉”则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脱离了旧式女性纤柔、卑弱的秉性，而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诗人完美地赋予了《致橡树》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爱情品格：高尚、真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自己的价值、尊严为前提，这是新时代的人格尊严在爱情观上对前朝前代的大跨度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出自于向来处于仰视、攀附地位的女性，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从《致橡树》中我们可以看出舒婷所要表达的爱情观与传统的爱情观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为爱的双方必须要保持尊严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尤其是作为女性更应强调自身的尊严与价值，不做“攀援的凌霄花”，也不为“痴情的鸟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这其实是新时代女性在思想上的觉醒。舒婷以其内心的独特的情感律动，在把握细致复杂的情感方面，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直觉与敏感。同时，她总是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掘深刻而尖锐的诗话哲理和人性最原始的一面，并把这种发掘写得既富有思辨力量，有楚楚动人，令人深思，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舒婷以她的敏感和执着喊出了女性对独立人格、健全心智、男女平等的渴望与追求，她不被世俗所羁绊，表达了一个成熟的知识
4 女性对理想爱情的憧憬。
如果说《致橡树》是女性独立人格的骄傲宣言，那么《神女峰》则是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的背叛：“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为眺望远天的杳鹤/错过无数次春江明月 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者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神女峰坐落于长江巫峡，是屹立在江边悬崖上的一座小山峰，它是古代女性坚贞忠诚的象征。当所有游人都认为这只是一片美丽的风景时，舒婷却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神话的悲剧性，于是，她发出诘问“但是心真能变成从石头吗?”为了前人所赞扬的磐石般的坚贞，她们“错过了无数次春江月明”，为了强加在身上的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她们逝去了无限的青春。舒婷“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为神女说代表的封建思想所桎梏的古代女性伤心落泪，“当人们四散离去”，舒婷还站在船尾，心中的思绪与哀伤“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神女峰》反应了女性对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同时，批判了以人的幸福作为牺牲品的旧道德。在男权主义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男性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女性定格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以妇德来约束女性的行为，长期以往，女性已经习惯了这些规范，并慢慢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道德律令。她们虽然为人们赞颂为贞洁的典范，受后人膜拜，但却不能享受生命的快乐，仿若被人摆布，失去了自身的生命价值。诗歌最后对这种“妇道妇德”进行了彻底的结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是对真正爱情和生命的向往和追求，是对封建道德的强烈批判，也是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声讨。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全诗呈现了出了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即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索，构成了全诗的思想核心。最后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全新观念，颠覆了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以追求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真诚善良的人性回归，追求人的价值，追求自我的物化和物化的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反传统的全新剖示。
舒婷对女性意识的张扬是全位的，她总是能够深入骨髓的看到问题的实质，当别人看到惠安女子是“传奇”，是“风景”的时候，舒婷看到的却是他们“天生不爱倾诉的苦难”。说到苦难，惠安女子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每一个秘密都代表着难以诉说的悲伤。
惠安女子多聚居在泉州市惠安县东部的净峰、崇开一带沿海地区。惠安女子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即出嫁后仍回娘家居住，必须到生育子女后才能住进夫家。按照当地的习俗，把婚后不常住娘家的妇女视作“没后家”“没后头”“没教示”“想老公”的人，往往受到孤立，乃至族规的处罚。她们每年到夫家不上十次，每次不超过三日，回夫家时多半要用块布遮着脸，到晚上熄灯后才能去掉，多半第二天天亮就得跑回家。生子时不能生在娘家，必须在夜间赶到夫家生产，因此常有人生子于路上。由于妻子很少到夫家，到夫家又多于夜间，且多用布遮着脸，所以常出现夫妻多年互不认识的事。同时，惠安女子有多女同侍一夫的习俗。
惠安是一个典型的母系社会遗存的地区，惠安女手臂上所戴的银镯和腰间佩戴的银链，相传是女系社会解体时，女子被男子所锁拷的象征。惠安女是当地生产劳动的主要群体，至今如此。她们做男人应做的粗重活：开公路、修水利、捕
5 鱼网、扛石头、拉板车等，而男人们则把精力放在抚养小孩、雕刻、打渔和照看店铺上。惠安女子千百年来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美丽被当做“封面与传奇”，但她们所有的青春、梦想、苦难和忧伤，都被一个“咬着着头巾一角”的美丽造型，坚忍地深锁于内心的千重门内。舒婷看到了她们“琥珀色的眼睛里”的“野火”，也许，久远年代以来，美丽坚忍地惠安女子不为人知的内心的生命之火从未熄灭。琥珀色的眼睛里郁积着一代又一代惠安女未曾诉说的苦难和不曾浮出水面的梦想。“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呵/浪花无边无际”，当所有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只有舒婷看到了你“天生不爱倾诉的苦难”，“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绵延着和显露着，只是没有倾诉，苦难被坚忍封锁，不被言说，不为人知。惠安女就如同那个在世间展览千年的巫山神女，在一种观念的神化和美化之后，作为个体生命的鲜活被有意识的忽略和删除。舒婷站在生命和女性的角度，向传统和庸俗的审美观和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生命”这一命题的心得思考和探索。
纵观舒婷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深情、纯真而挚诚的女诗人形象。她不是能够担当历史重任、勇于行动的战士，也不是具有机敏的理性头脑、善于预测政治风云为人指路的思想家，她只是用自己真挚的感情赢得了广泛的朋友，她是一株在历史的浪潮中热爱生活、不甘沉沦的木棉，她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或唱歌抒情，或低吟浅唱，尽管这声音是恬静、温柔的，却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引起了一代人情感的强烈共振，唱出了一代人的呼声。她以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去感应世界，抚慰人心，吟唱理想。她像一颗远航的启明星，虽然微光点点，却点缀了黑暗的夜空，让人们在几乎绝望时看到光明和希望，星星点点，闪烁的却是关怀和温情，言谈举止，流露的是人性和文明。在现今如此发达的时代，舒婷依然以她时而铿锵，时而柔美的诗句影响着年轻的我们，流转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关怀，是舒婷对“人”的关注，对道德和自由的追求，对和谐和美好的向往。
参考文献：
[1]老木.青年诗人谈诗[M].北大五四文学社.1985. [2]王润生.我们性格中的悲剧[M].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论舒婷诗歌感伤与激越情调共鸣的表现
朦胧诗派中，舒婷的诗歌创作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产生了较大影响，拥有大量读者。她的诗，复活了中国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的那一条线索，或是借助内心来映照外部世界的音影，或是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而其中最优美的表现，便是其感伤与激越情调的共鸣。正是由于这种“共鸣”，舒婷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她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沸腾的心理历程，并能够超越对一代人生活轨迹的记载，折射出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苦闷和欢乐，正如同她的诗中所写到的：“深入所有心灵/进入所有年代。” 1 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1.1 悲欢交融的自我
在舒婷的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常以充满对立的形态出现，展示着悲欢交融的自我。从最初的《致大海》，到社会意识不断增强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再到带有明显自白色彩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诗歌的抒情情调强烈地表现着感伤与激越共鸣的特点。当她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时，她既是“迷惘的我”，又是“沉思的我”和“沸腾的我”。迷惘，是因为悲壮。多少诗人怀想多少英雄赞叹的大海曾把无数“沙滩上留下的足迹”和“向天边扬起的风帆”埋葬，但作为“海的忠实的女儿”，她在狂涛中不会后退，而是感奋、欢乐和沸腾。“这个世界，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苏醒的欢欣。”当思考自己的人生位置时，她的内心交织着孤寂的痛苦和骄傲：“多么寂寞我的影”、“多么骄傲我的心”。寂寞是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骄傲，则来自对不肯苟同时潮的自我肯定。在《落叶》中，作者写道：“我突然觉得：我是一片落叶/躺在黑暗的泥土里/风在为我举行葬仪/我安详地等待/那绿茸茸的梦/从我身上取得了第一线生机”;“瞬间的感觉往往是跳跃，是闪动，是触发，只有在最有效的那一瞬间，才是属于诗的。”
作者抓住了瞬间的感受，把落叶的伤感最终转化成了“生机”，显示了心理矛盾的激越斗争。
李新宇在《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中说，“对于朦胧诗来说寻找失落的正义和人性是重要的创作动力。”舒婷诗的抒情形象在社会责任与是否有力量承担之间，献身精神与正常生活需求之间产生的感情冲突也体现着悲与欢的交融。“要有坚强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尽管明白，/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舒婷诗的抒情形象，不倦地追求着人生价值和独立的人格尊严。在她的创作中，这种关切，既是价值尺度，把对人的信任、尊重的重新肯定作为她的审美理想，又是作为观照角度，通过人的信任、尊重和对内心的抚慰，来表达她对现实的关切，这种关切，体现在诗中的更是一种悲与欢的交融，悲在现实的残酷，欢在生活的希冀。这其中，很突出，也更感性的、更动人的，就是她关于爱情的描写。在《致橡树》中，她提出了一种爱情理想的宣言，其实也是对建立在人格独立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向往：“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她忧伤的提示了“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惠安女子的被人忽略的苦难，在同样被人当作风景的神女峰上，她的自己的心灵，复活了千百年来那美丽、痛苦的梦，而激荡着对人独立价值被漠视的尖锐不满，“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读舒婷的诗歌作品，有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诗是以自己一颗深沉、聪颖而敏感的心灵，为读者创造的一个不同于一般客观现象的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生动、直观的审美对象都按照人的意志，即审美主体的情感结构组合在一起。在《致橡树》一诗中，诗中之“我”，直接出现，以浓烈的情感使客体人格化，而在《少女与泉》一诗中的“我”不直接出现，甚至有意把主体隐藏于客体之中，把“自我”与情景相结合，“人境合一，物我交融。” “‘有我’与‘忘我’相协调，是指既要重视诗中的自我表现，又要体现对自我的超越，达到‘忘我’的理想境界”[3]。因此，尽管此诗让人分不清“水波里的眼睛，和
眼睛里的水波”，完全达到了“思与境谐”，但这诗中之境象，仍是一个被诗人主体化与对象化了的世界，仍然是诗人的意象方式直接处理审美感情的结果。诗的意象之间的关系，仍是由主体情感所统辖的，由意象组合构成的审美境界，仍然闪烁出主体之对象化世界的特有的光芒。这，也是表现悲与欢交融的现实的需要和最有效的方法。
舒婷及同时代的一批青年诗人能够在诗歌的艺术创新上有所作为，不能不说他们得益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由于整个社会在遭受了野蛮与愚昧的洗劫后，对于真善美的渴求，造成了诗与艺术向其本质与核心复归的趋势，从而给予了年轻、敏感、热情、执著的诗人、艺术家在诗歌情感上创造“共鸣”的可能。
1.2 痛苦并快乐的身心
舒婷热爱生活，但又能正视和思考生活中的种种苦痛。她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握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舒婷还善于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体现了身心的痛苦和快乐。
在诗歌中，舒婷快乐而又痛苦地展示她对爱情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向往和思考，以及她的矛盾的心理。《致橡树》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于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新时代的人格在性爱观念上对前辈的大跨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出自向来处于仰视、攀附地位的女性更为难能可贵。诗歌对爱情理想的歌唱、高扬，树立在极有思想含量、极有力度的否定之上。全诗共36行，1至13行借用一系列自然物进行象征类比，对攀附(“凌霄花”)和单方面奉献(“险峰”)这两种以一方的压抑、萎缩和牺牲为爱的前提的爱情观作了深刻的否定，这正是以对立的价值面对现代爱情理想构成的深刻有力的反衬。14至31行正面抒写理想的爱情观：爱情的双方在人格上完全平等，既保持各自的独立个性，又互相支持，携手并进。32至36行写到：真正的爱情就应该既爱双方的人品，也爱他的理想——忠于祖国。“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强的男性之美，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显然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唾弃了旧式女性纤柔、妩媚的秉性，而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在艺术表现上，诗歌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诗人坦诚、开朗地直抒心灵世界，同时，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整体形象对应地象征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
诗歌表达的意图往往不是单一的，会指代更多的意图。“既然单一的能指与无限的对应是表现意味的关键，那么诗人和评论家，以至广大读者，就是作为意味的立法者，为他们之间的‘对应’确立依据，使之合法化。”(何锐《现代诗技巧与传达》)诗歌之所以采用整体象征，也由于诗人的构思意图不一定把作品题旨局限于爱情的视野。从橡树与木棉的意象构成中同样可以合理地引申出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同时又以平等的地位各自独立这种道德理想。《船》是一首重要的诗，写一种“搁浅”的感觉，凝聚了作者很多的体验。1972年她以独身子女身份被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了一种“搁浅”的感觉。她连民办教师的工作也争取不到，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被她感觉到了。一步，然而遥远。于是舒婷写成了《船》这首诗。她终于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
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船》中，作者以船自喻，飞翔的灵魂被禁锢在自由的门槛。在这里，舒婷较好地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而不是把生活真实直叙于诗中，或把生活的语言分行排列于诗中。在这种诗中，她能够很好的释放自己那种痛而且快乐的情感。舒婷经常把意象成对地放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她矛盾情感的表面体现。在《双桅船》这首诗里，成对出现的意象有：左翼/右翼，风暴/灯盏，你/我，航程/视线;雾/风，昨天/今天，岸/船，告别/相遇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别的诗里很容易地找出“双桅”模式：大海/小船，橡树/木棉，老松/岸柳，火/炭，树/土等等。双桅不是表示内心矛盾或感情复杂，而是渴望交流，期待友情，祈求沟通与理解，相信心灵的来往，说到底，是舒婷种种感情牵挂的流露与外化。双桅很好地说明了舒婷诗对那种情感“共鸣”的特殊追求。有人说过：深刻的都是孤独的。舒婷既然总也深刻不起来，她喜欢双桅就是很自然的了。她的诗，是一种超越之后的积淀，以及随后的释放，一种大快人心的痛和快乐。 2 情景交融的立体画面
2.1 忧伤而执著的意象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舒婷诗单纯的外观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层次;温柔宁静的抒情形态中，有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舒婷善于表现带着有忧伤的成份的柔和细腻委婉的情感，她的诗的意象，大多与诗人生活的地域的自然景物有关。南方的海、岛屿、潮汐„„，是诗的意象，是爱、忧伤的寄托。舒婷通过这些意象，表达了一种具体而震颤，一种带着忧伤的热爱。
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意象式展示，诗人在诗的审美创造过程中，以意象的特有方式去把握一切审美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本身属于主观抽象世界，还是属于客观现象世界。在这种特殊的感知与把握的基础之上，使诗中的一切具体画面都为诗人的心灵所统辖，使这些审美对象具有人的情思，人的欲念，人的欢乐与忧伤，而超越其原有的客观实在规定性，充分实现人类能够进行自由自觉创造的本质力量。“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爱情穿越生死的界限„„”在《船》中，舒婷以船寓意，在那种执著的生死之爱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世纪的空间/交织着万古常青的目光”。舒婷的这种爱，是超越时空的爱，是舒婷对博大、宽恕与精深的渴望，然而渴望可否实现，还是个疑问。在《群雕》中，舒婷表现的，则是一种昂扬的主情调，“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最粗糙的线条打凿出来的/这一群战士/本身便是/预言中年轻的神。”在这种意境中，爱随之升华，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热切的、带着忧伤的爱，“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而路灯所祝福的/每一个路口/那吻别的嘴唇上/所一再默许的/已不仅仅是爱情。”(《岛的梦》)位置被固定，却向往那些更加美好的东西，似乎遥不可及，但美好的愿望不灭。“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我的视线里。”(《双桅船》)。
艾治平在《诗美》中说，“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融入了人的思想感情，经过了‘诗人感物’的过程。” [6]抒情意象，往往都会带着较强的“诗人感物”自由色彩，这一特点，在舒婷的诗中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便是《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在这首诗的题记中写道：“我的忧伤因为你的照耀/升起一圈淡淡的光轮。”她所要表达的对生活的那种忧伤的歌唱由此可见一斑。在诗中，作者“变”成了鸢尾花，在童年的街上“奔跑”、“呜咽”，“走了很长一段岁月”。作者叙述的时间在成长，表达的感情也在成长。“灵魂像一片画展中的田野/一涡儿一涡儿阳光/吸引我们向更深处走去/寂静、充实、和谐。”然而，那种种的限制，“十字架”、“环形山”似乎不可御的重负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幸而有“灯”有“三角梅”，而且“我”有“你”举起的“灯”，不怕流血，最终，“在那旗帜下/理想使痛苦光辉”，作
者那种热切而忧伤的爱，幽幽的生发开来，“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这种自由的意象和自由的色彩，是作者忧伤而执著地追求生活的真实写照。
2.2 含着幽怨的讴歌
舒婷的诗，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诗与美的图景：这里，处处飘溢着人世间最优美、芳醇的情思，但出现你眼前的，却又是在现实之中未曾领略的风光，它们有的来自并无光线与色彩的心灵世界，有的又似取自大自然的某一图景。这些画面，看似是一种单纯的讴歌，但深深的蕴涵在她的诗歌中的，是一种浸透诗面的幽怨。由此看来，舒婷的诗歌是在以情造景，这种以情造景，是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矛盾内心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借以婉转的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生活、对人生的讴歌，这种讴歌，含着丝丝幽怨。
《船》营造了一种无奈的、失败的景象：荒凉的海滩上，一只破败腐烂的小船。舒婷借以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在苦难现实中疑虑忧愤的心理。“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的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船的“油漆还没有褪尽”，昭示着那曾经的梦依稀地存在着，可惜现实无情，“风帆已被折断”，然而，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虽然“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飞翔着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但她依然凝望“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世纪的空间/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爱情在此得到升华，作者赋予其更广阔的含义，显现了一种对生活的诘问。这种思考，是每一个热爱生活并真正在生活中作出努力的人都应该具备的。
於可训说，“舒婷在运用直接抒情手法时，诗的形式更趋于散文化。尤其善于在优雅的叙事和描写中，完成感情抒发的自然过程。”在《致橡树》中，舒婷以一种洋溢着主体热情的情调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站你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是英雄的火焰。”她相信爱情双方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体，只要彼此尊重对方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便能成为最美好的生活画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种美好的爱情，是饱含着艰辛却幸福的命运，这首诗，超越了庸俗的爱情观念，蕴涵着深广的思想内容，反映了人格价值观念的觉醒，表现了知识女性的自觉与自强，也透过恋爱观再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化趋势。舒婷诗歌的以情造景，在表达迷朦向往的《向北方》，倾露冲开一切枷锁永远向前决心的《?。!》等作品中都有较好的运用，这种运用，使作者的抒情更为真切，更有利于表现诗歌的意境美，从而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总之，读舒婷，我们总不愿将其与那种简单的朦胧联系起来，因为舒婷的诗歌往往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更多感受到的，是她忠于生活，在对生活的真切感受的基础上洋溢出来的感彻人心，而又催人上进的感伤和激越。许多东西都会慢慢老去，舒婷和她的诗也是如此，但她年轻过，而且她年轻时候的诗，永远年轻。 参考文献：
[1]刘湛秋.诗的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2]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3]杨匡汉.诗美的积淀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李滨，李玉昆.中国新诗百首赏析[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
[6]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