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大学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文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通过主体的集居状态、经验形态和创造心态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生成，从而形成“京派”与“海派”两种理论形态，两派理论在文体与逻辑形态上差异甚大。
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大学文化论文 篇1：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球迷文化现象研究报告
摘要：以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球迷为例，基于当前关于球迷行为与身份认同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球迷文化现象，以求探寻出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文化及现象的内在含义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等。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试图从上海与北京两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的视角来阐述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球迷的球迷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化的差异、外界环境与内在环境以及体育的过激行为现象等。根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球迷文化行为概念上，俱乐部球迷文化是球迷在特定环境下进行思考、行动和自我认知的模式;第二，各地的地域文化是主流文化并引导着生活在同一地域环境下的人的实践与足球文化。海派文化影响球迷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地域认同;第三，外界环境。球迷过激行为，是球迷情感对于足球运动的自然宣泄，也是足球球迷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内在环境。申花队拥有大量球迷，球迷主场感知价值和自身的忠诚度较高;第五，球迷过激行为，是球迷对于足球运动本身情感的自然宣泄，也是足球球迷文化的一部分。根据本研究结果，分析得出的意见与建议为： （1）足球俱乐部应通过强化足球竞技能力的硬实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强球迷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2）政府作为强力的组织引导者相关体育相关部门需加强与球迷以及球迷组织的合作与交流;（3）足球俱乐部自身要了解球迷文化及其需求;（4）比赛场馆要保证赛场设施安全，并加强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5）媒体作为现代的传播工具媒介应注意公共比赛报道的措辞，加强对于极端球迷社会心理的疏导;（6）球迷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坚持等。
关键词：申花足球俱乐部 文化现象 球迷
引言
足球运动是一种依赖室外场地的游戏项目，足球犹如人类的精神之肺，一项关于荣誉、信仰、金钱的仪式，足球本身是一种简单直接对抗的游戏，另一方面则孕育着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性关怀，使得众多球迷平民直接获得了虚拟革命、反抗的权力，凌驾超脱在足球本身的价值之上，使得球迷有一种感性与理性的自然化的融合。研究足球赋予人们的球迷文化，以及文化所引导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问题为：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球迷文化为代表，利用球迷文化行为与身份认同视角对多元化球迷进行层次分类，探求中国国内足球球迷文化和现象的意义、价值、存在问题及对策等。球迷的文化行为与申花队、国安队的关系十分密切，球队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各自球迷的支持，为球队长久发展提供了助力。同西方欧洲国家相比，我国足球相关运动的相关行业一直在曲折中发展，无论是从该项运动的整体竞技能力水平、群众基础、运动参与人口，还是顶尖球员的运动技术水平与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差距都十分明显。其根源在足球文化相关的基础研究。
本研究的背景为：球迷文化研究是体育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两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最主要原因是各自球迷群体的庞大。本研究的假设为：足球球迷对自身所支持的足球俱乐部的忠诚度与满意度有着正向影响。球迷文化受自身地域内部因素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外部因素影响。球迷文化受个体素质影响良莠不齐，球迷素质及行为亦如此。本研究的意义旨在通过探求球迷文化来揭示体育社会现象内在影响因素，基于体育社会相关现象和行为提供建议和对策。
1、研究方法
1.1、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利用现有资源，查阅中国知网，收集职业足球倶乐部、球迷感知价值、足球球迷身份认同感、足球球迷的忠诚度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现有信息进行梳理与分析。查阅知网得出：目前已有的研究基于足球球迷视角对足球文化进行建设探讨的文章总体而言并不太多，同时，足球球迷价值对球迷进行忠诚度调查的文章也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借鉴了足球球迷文化以及相关领域关于中国足球俱乐部球迷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阅读参考相关专家学者的文章，建立起本研究的架构。
1.2、观察法
本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通常方式收集资料有所不同。足球球迷文化现象相关问题的研究属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相对更为困难，也是一项较为庞杂的系统性工程。例如，图片、视频和音频类资料，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佐证足球球迷文化的资料并支撑研究者的观点，但同时在不同研究者的理解角度下，又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意义。因此，观察法作为一个没有具体形式和没有准则的资料搜集的方法，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关键的要点需要撰写者、研究者自己来进行掌握。
2、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在球迷文化概念上，俱乐部球迷文化是球迷在参与或者了解认识足球运动后对于自我认知与行动反思形成的思想一种模式。社会化文化是人类长期实践的产物，足球球迷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独特属性的亚文化。区分足球球迷的不同种类、类型，首先要了解何谓球迷文化，进而再对其种类进行划分。从宏观层面为切入点，体育社会学教授卢元镇教授依据我国不同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将中国球迷群体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球迷群体是日常生活中关心体育，对体育活动以及体育赛事有着关注度的球迷，在其生活中，体育元素是其生活的重要元素体现之一，但由于其对体育的理解和关心程度相对有限，因此，亲身参与中国足球實践活动、观赛活动等也相对较少，他们更多关注着体育赛事的结果以及体育相关的新闻，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类体育迷或足球迷是最为普通的关注体育以及足球的普通粉丝，其日常生活中处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亚文化的边缘，和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人口仍然有着一定的差距，可被视为普通体育（足球）迷;
第二种球迷群体是有空余时间之时也会自发或结伴前往现场观看足球比赛，以直播转播的形式观看足球比赛。对于这类人群而言，足球比赛不仅是休闲享受生活高品质娱乐的一种选择，而是已经成为了超越观看足球比赛存在的元素。足球运动本身有竞技性和娱乐性是一种城市文明、民族个性以及自身价值观相互融合后的文化活动，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和体验性、比赛性与文化性兼收并蓄等多种性质融合一体的竞技运动的特点，并使得球迷逐渐地对特定的足球俱乐部产生依恋崇拜文化认同等情感;对于他们而言，熟知自己支持的足球俱乐部发展历史、文化、近况与未来规划，包括特定的俱乐部球迷或球迷组织群体，熟悉队歌、口号，有组织的定期宣传、参与周边活动等，这俨然已经成为他们与核心球迷团体构建沟通交流的渠道和获取认同感的基本方法与手段，这也会受到职业足球俱乐部所拥有的独特的球迷文化影响。这类球迷可被称为参与式足球球迷;
第三种球迷群体是会经常前往赛场为自身支持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球员进行呐喊助威。这类球迷特别喜爱并且热衷于享受比赛赛场的现场氛围，他们会感到兴奋、激动，这类球迷也可以在球场上通过呐喊助威来抒发情绪和释放自我，也意味着这类球迷的生活网络和行动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他们长期参与到职业足球比赛的实践参与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足球文化内涵与作为特定社会文化现象所组成的结构均会受到了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制约和跟随经济发展的不断调整。前往球场进行实地观看比赛是他们所进行的重要的社会实践，与从前的球迷相比其在服饰、口号、粉丝球迷的徽章都有了一定的变化。此外，在这类球迷群体中，他们是延续和发展特定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文化的核心群体球迷自行管理，与官方的关系较弱，他们在自身前往球场观赛，或加入球迷群体、球迷组织的同时，也开创着新的球迷文化风俗习惯，是中国职业足球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虽然普通球迷与参与式球迷均会受到球迷风行的文化的影响，但从情感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视角出发，由于没有“死忠球迷”这般强烈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他们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做出的贡献并没有“死忠球迷”高。
基于球迷文化概念及分类的视角，结合作者的足球观赛经历来看，上海申花足球球迷文化是申花球迷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与他们所支持的足球俱乐部的参与活动相互互动中所形成的，并且这种文化是一种共通的意识，被申花这一特定的球迷文化圈中大部分球迷所接受。由此可见，球迷文化可以使得球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特定的行为。在形成的过程中，特定的球迷文化由各具体的元素结合而成。这之中，由于上海申花为中国职业足球老牌球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球迷群体有部分新晋球迷，但大多以参与式球迷与死忠球迷为主，这也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培养新生代球迷以及球迷归属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性条件。
（2）地域本土文化作为主体文化的一种，引导生活在同类地理环境下的人对于足球文化的认知。
在上海，海派文化影响球迷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地域认同。上海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改革开放的先锋，是基于上海人民在与外界不断接触、融合外界思想与自我长期社会实践而积累形成的。上海独有的地方文化是“海派文化”，“海”代表着上海，而“派”则代表着门派、类别的意义，这是由于海派文化最初所代表的是上海地区为主的文学创作风格，随着近现代上海进一步城市化与国际化的过程，它将种族、差异性多元文化等诸多的元素融汇在一起，而海派文化逐渐用以代表当地文化，象征上海包容、开朗、和諧、创新、新潮等特征。日后其方才迁移运用至体育领域。球迷文化毕竟还具有体育的特性，相比本民族的文化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对中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为拯救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许多有志之士经历了西学东渐，并通过一系列爱国民族活动等，而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对外输送西学人才港口与返还地，因此，也在社会风气中慢慢形成了向学、求实、求真、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些也都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改革开放后，上海得到市场经济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逐渐成为一个影响全球金融、国际商务与经济的城市。凭着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的优势，上海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以及外国人士，来自各个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国际文化元素融入上海，在上海地区人们中逐渐形成了国际同化的概念。进而融合了各时期主流社会文化氛围的海派文化，呈现出国际化、繁荣发展、兼容并包、时尚创新等多元素特征。上海的足球群众的历史积淀也是十分渊博的，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组织群众开展公民足球竞赛活动的地区之一。
而对比研究“海派文化”影响下的上海申花球迷文化，受北京“胡同文化”影响下的北京国安球迷文化则呈现与申花球迷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作为首都，中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形成鲜明赫然的地方特色的京味文化客体，代表就是城区的街坊胡同。这是近现代北京文化的“活化石”，在此方土地上拥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并形成了独特情怀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于事物本身具有较强保护和传承的意识，即同一个环境生存下的人们会互相帮助与交流沟通解决事情、问题。底层思维拥有着“自己人”和“其他人”的天然区分性，这属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北京当地居民的独特市民文化，也是在经历了中国封建王朝君权更替、近代文化思潮改革的涌动、近代抗日战争残酷的洗礼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所沉淀下来的城市文化。因此，现代的胡同文化，作为北京独特地域文化，呈现关注一些保护自身生活、传承和发展，在行为上遵规守纪、包容和比较排斥非自己人的异类、热爱精彩的事物的特征。也正因其特殊的矛盾所在，如此精神造就了北京国安球迷的文化风格，也使得世界足球文化显得格外丰富多彩。北京国安球迷在京城胡同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京骂”、“首都球迷”等特殊的球迷文化。
（3）外界环境，如，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变球迷的消费方式，会影响球迷的消费心理、价值观念与消费方式;内在环境，如，申花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球迷主场感知价值和自身的忠诚度较高等。
首先，在外界环境上，无论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国内大环境，还是对外交往日益加深，对我国实地影响越来越深远的国际环境，都是球迷文化现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体因素。在外部要素的积极指导下，足球球迷的群体稳定必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维护。比如球迷之间不稳定的因素一直存在，存在输球后街头互殴的情况。其次，从球迷的角度看，球迷依然保留对于某种球王或者球队的崇拜意识，并承认足球队中有球王的存在，球迷们对自己喜爱的球队的领袖式人物，非常容易表现出狂热的偶像崇拜。这是一种球员、媒介、球迷共同营造出的文化景观，也是内在环境上足球球迷共有的特点之一，因此，从足球崇拜热潮的角度重新定义球迷文化仍然是必要的。
（4）球迷过激行为，是球迷情感对于足球运动的自然宣泄，也是足球球迷文化的组成部分。
申花球迷中第三类球迷群体为死忠球迷，且人数较多。他们是申花足球球迷文化圈的活动的组织者，是领头羊，且是对申花队感情深厚的球迷。但由于足球赛场上不确定性因素、荷尔蒙因素等的影响，难免会出现球场暴力，这些球迷非理性的过激行为造成了社會治安的困难与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球迷过激行为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社会观察者和治理者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和合乎尺度的规范，以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球队能否夺冠早已经不仅是一个体育比赛成绩的问题、一个竞技体育的问题，而成为了事关政府荣誉、社会的繁荣与安定、人民心之所向、国家战略的问题。
3、结论
（1）政府部门要加强与球迷民间自发组织群体的交流与合作;推进足球运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2）职业足球俱乐部应通过强化竞赛实力不断增强球迷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维系好球迷与俱乐部的关系，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3）职业足球俱乐部应当通过了解球迷文化建设情况，适时与球迷及球迷组织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其诉求，满足球迷的合理需要;
（4）比赛组织的主办方应建立起合理有序的管理机制;球迷要以合理的方式为球队呐喊助威，遵纪守法;
（5）媒体应注意公共报道的措辞，注意疏导球迷的社会心理;
（6）社会的安全阀及预警机制;
（7）球迷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坚持与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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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雨鑫
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大学文化论文 篇2：
1930年代的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形态
摘要：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文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通过主体的集居状态、经验形态和创造心态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生成，从而形成“京派”与“海派”两种理论形态，两派理论在文体与逻辑形态上差异甚大。
关键词：193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形态；京派；海派
谈文学不能离开文化，因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而文化则是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最为核心的“环境”，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部门”{2}。
文学理论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即被人视为与“经济”、“军备”并列的国家“势力”。③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活动方式，也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既包括客体之自然、社会的世界，也包括主体之情感、心理的世界，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世界，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客体、物质世界）”、“世界2（主体情感和心理世界）”、“世界3（主体创造的精神世界）”。文学及其理论世界自然属于“世界3”，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世界。作为由文学主体即文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3”，其存在形态为前两个世界的社会生态状况所决定，亦即由社会客观因素（经济、政治、教育、历史等）和主体经验因素（艺术素养、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所决定。
一
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其主流文化形态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因为广大农村教育出奇的落后，民众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文艺的创作、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在城市区域内进行。该时期（1938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是上海、南京、北平（现在的北京）三座城市。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因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城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北平虽然在政治上比不了南京，在经济上比不了上海，但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上却远远高于南京，也高于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经济、政治、学术的三分格局，在19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形态表现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个鲜明的理论印记表征就是南京文学与学术的乏弱以及上海“海派”与北平“京派”的对立。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文学与学术何以乏弱？这与政治中心环境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限制过多有关。在这样的区域，文人自然不敢放肆，理论领域里的探索不敢乱越政治的雷池。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由于军事强人掌权，其政治模式还基本上停留在“军政”阶段，蒋介石本人又十分崇信法西斯主义，在他直接掌控下的京畿之区，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意识形态管制较严，言论自由十分受限；即使在文艺领域，官方也给文人们制定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紧箍。这种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不甘受约束的文人都选择了政治意识形态大逃亡：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文人跑向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北上北平，南京所剩的也就是一些想吃官饭的平庸文人。在此情形下，南京文学界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什么作为。自古以来，凡政治意识形态管辖过严、政治标准第一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时代和国度，精神领域必然萎缩，各种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上海和北平的文坛出现“京派”和“海派”的对立；主要是因两地各自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两地不同的文化生态，陶铸着两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气，从而导致两地文人在创作文体、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北京的文人群体追求高雅、纯正、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旨趣；受殖民主义统治影响下的商业投机习气影响，上海的文人群体追求“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当然，这只是就地域文化的整体精神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京派”与“海派”概念的提出者沈从文对此说得也十分清楚：“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京，也已经有了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1}因此，“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文人禀有的艺术价值观。
抗战以前，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集聚区域主要是北平和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文艺精英大批南迁，桂林、昆明、重庆都曾经成为193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文艺中心城市。战时的中国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偶有的理论争鸣与批评也都与战时政治有关，因此，谈及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时间上以抗战以前为主，地域上以上海和北平为主。事实上，1930年代文学领域的批评、论争和知识探讨，也主要发生在抗战以前的上海和北平。
先看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态状况。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与众不同。
从自然位置上说，上海地处长江口，交通便利，航运发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抗战以前，上海在行政区域毗邻国民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以后，南京陷落，成为汪伪政权的首府所在地，上海又成为日伪统治区的一个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主权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区域。“租界”享有独立的政治和司法权，成为国民政府治下区域的政治飞地。无论是“共产党”、“第三党”还是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只要逃到租界内，就可以安然无事。以法租界为例：“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此，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2}多重政治空间给多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的上海因此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政治、文艺的博弈中心：它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集结地。
从经济状况上说，上海因其特殊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西方资本家在远东投资的最佳场所。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贸易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娱乐和消遣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这里是花花世界、销金之窟；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从发展历史上说，上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受西方人价值观的影响，上海人在经济上喜欢投机，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在商业活动中喜欢冒险投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放纵和刺激。西方殖民统治影响下的铜臭飘飞、人欲横流，上海人早已司空见惯。受此影响，上海形成了注重实用、势利的精神传统。在这个十里洋场，很少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见金钱而不眼开，也很少有人能够不趋时媚俗、追新逐奇。
1930年代的上海，其政治与生活上的多元、混杂特征必然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上海的商业环境给许多那里漂泊的文艺青年提供了谋生之路，以至于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气息十分反感的沈从文也一度说：“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1}左翼文学家正是“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随之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作品，想方设法加以推销。”{2}同样，那些留学归国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秉持的先锋文学意识，在上海找到了现代派文艺的试验场域。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商业化、政治化、前卫化、通俗化等数重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而“海派文学”的滋生，正是以此为文化背景。
再看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状况。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平是另外一番文化光景。该时期北平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③程度与上海相去甚远：“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是，30年代的北平经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除了电车以外，大部分北平人几乎没见过现代机器和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该城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大部分是一些分布在该市各处的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小工厂车间。”{4}以1933年的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12个主要城市之中，“北京工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5}。到1935年时，北平的“工业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商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据1935年统计，在全市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到5.62％，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94.38％，其中商业资本占到50.58％。依然是以消费商品为主，而且其中粮食和副食品还是占主要部分”。{6}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决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为社会现代化的硬指标之一就是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的政治中枢位置自然失去。然而，经济、政治的边缘化并没有导致北平文化发展中的边缘化。抗战之前的北平，其文化综合实力堪称中国的中心。
北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现实原因。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因其政权不稳，它一时还顾不上文化建设，许多重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留在北平，这就使北平的文化生产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二是历史原因。从明清两个朝代再到初期的民国，北平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已历数代，积淀已久，底蕴丰厚，其精神地位一时还难以动摇。三是文化自身的原因。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规律并不一样；在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实验器具马上就能投入使用，高楼大厦马上就能建造成功。文化的发展过程较之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它需要薪火相传，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其成也缓，其败也慢，不会随政治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也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就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文化大城；北平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同样，也不会因首都的迁徙，大厦将倾，成为精神领域里的破落户，此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然，京派和海派文学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受制于京沪两地文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文学理论生产的主体世界差异，这种主体世界的差异隐然折射出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重影响。从文学理论生产主体的教育背景来说，京派的自由主义者留学背景多为英美。英美国民价值理念奉行独立、自由、平等，政治变革喜改良而不喜暴力革命，尽管美国是以暴力革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但这个国家与英国文化渊源关系毕竟太深，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多与英国趋同。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部分留学日俄，俄国政治革命当时是“正在进行时”，日俄两国虽有宿仇，却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人在政治理念上多受俄人熏染，苏俄革命思潮对日本影响极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苏俄政治与文艺思想多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从政治出身来说，留学英美者多出身大户人家，而留学日本者多出身草根阶层。大户人家多是“被革命者”，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而草根出身的文化英雄则深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自然极力主张革命。
二
上海、北平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物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学生产主体世界的差异，这两者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状态，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形态的？客观的文化生态是如何通过主体情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生成造成影响的？弄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1930年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文化生态根基及其互相关系至关重要。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尽管从口头上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往往不敢对意识的作用展开分析，生怕被人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文化创造的实际情形来看，主体在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吾心就是宇宙”、“意之所在便是物”，从精神创造的角度来说，这些命题确能成立。如果不是站在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站在实践论的角度考虑，在文学领域里，意识的确能创生“物质”：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文学理论的设计模式，一旦通过相关手段物化出来，就能成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在1930年代，上海、北平的文化生态通过影响文学主体的下述成分，从而形成相应形态的文学理论：
一、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集居状态。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商业、金融、贸易城市，又有租界这样的特殊政治——地理空间，它既能给政治受迫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能给普通人提供较多的生活和就业机会。所以，早在19世纪末，四面八方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虽“沪上开销之大，……而四方之人犹源源而来者，以上海所谋之事多也”。{1}如果“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2}这虽是小说家语，却也是19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之众生真实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金融冒险家、商业投机者的乐园，也是下野高官、失意政客的寓居之所、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空间；是先锋艺术家的实验之地，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谋生之所。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曾一度漂泊上海，尽管沈氏对沪上文坛的政治性质和商业气味极为反感，但他对上海本身的生活环境却十分怀恋，他在给友人的通信中强调：“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③为什么年青的沈从文只有在上海“才能够混下去”？因为上海数百万人口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贫民阶层，上海娱乐场所虽多，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大报、小报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文艺副刊等，成为底层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对象。写稿件、赚稿费成为有文字写作一技之长的青年们的主要谋生方式，沈从文、曹聚仁、徐懋庸、谢六逸等不同理论倾向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文坛上都十分活跃，报上曾有专文称沈氏为“多产的沈从文”{1}。文学市场拉动文学消费，文学消费推动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文艺之士走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良与不良现象，必然诱发相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反思，这是文学领域必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经验形态。两朝古都与现代新城、慢条斯理与行色匆匆、余韵悠长与机器轰鸣：这就是1930年代北平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文化生态图景。两种文化生态图景的差异实质上是传统手工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生活经验状态的差异，“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状态下文人经验形态的对立。借用德国现代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传统手工文化的特点是“闲适”，现代工业文化的特点是“震惊”。手工文化属于“经验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属于“体验文化”。“经验”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基础的淳朴生存状态，“体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遭到破坏，信息取代感觉与想象、冲突与对立取代和谐、机器支配人的生活状况。“经验”与“体验”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两种文化的对立意识集中在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文化心态中。谈到“乡下人”或“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说法，一般人都熟知沈从文的“乡下人”宣言{2}，其实在1930年代，京派作家中作出这种思想表述的不止沈从文一人。李广田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件吧。”③李健吾在评论李广田的诗文时则说：“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接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4}京派文人普遍存在的“乡下人”心态，实际上是京派文人的生活经验形态在创作或批评上的一种理论折射，一种美学层面的理论还乡意识，这种理论还乡意识的表现，就是京派文人在批评与理论上的诗化风格的追求。{5}
三、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创造心态。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的影响，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洞察到这一点：“‘京派’与‘海派’，……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6}鲁迅所说的“居处”，其实也就是地域文化环境，而他所说的“作家的神情”，则是指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心态。上海的文人大多生存比较窘困，许多人都有过居住狭小、昏暗、通风差、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经历，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文人没有条件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那个殖民化、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是文人的第一法则；而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走向反抗。大部分文艺青年走向了政治激进之途，他们深知：“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7}，更为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一心为生活抗争奋斗的文艺家只顾得了当下，当然没法“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自然，那种深入细致、富有学理的学术论文在上海文坛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上海文坛所能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只能是一些零零碎碎，难见系统。北平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花花世界的喧嚣与骚动；虽然其商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但影响不了文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北平的文人都是生活处境优裕的教授、学者，他们没有上海穷文人的生活窘境，能够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学问；他们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多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考虑，其理论设想大都建立在人类生活常态这一暗含的假定之上，政治意识不强，很少从时局出发去考虑问题。他们谈天说地，谈生活，谈文化，“什么都谈，只除了政治”{1}。“纯正”{2}的审美趣味、高蹈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事实上也只能在这种文化情态下才能生成。
三
与平、沪两地的文化生态、文人情态相对应，京派与海派两个地域文化派别所生产的文学理论也表现为文体与逻辑两个种类的差异。
理论文体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海派文人中的左翼文艺家因贴近政治、立场左倾、心态浮躁、情绪偏激等原因，坐不住冷板凳，其理论见解常常是以杂感、小品、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左翼批评家的理论文章虽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都近长篇文艺政论；京派文人大都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上面提到的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他们大都在高等学府供职，远离政治与商业，远离杀戮和恐怖，商业领域里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里的腥风血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于自己的象牙塔内，谈审美，论距离，讲象征，说趣味，构制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即使批评文章，往往也洋洋洒洒，钩深致远；至于专门的学术论文，更是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立论沉实，理足服人。
“京派”与“海派”文人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形态建构方面，其精神差异更大。
海派中的商业主义者，如张资平、叶灵凤之类的人物，其写作目标就是生活目标——赚钱享乐，而不是艺术，这类文人在文学理论上毫无建树，因为他们深知：高头讲章的理论文章根本卖不出去，换不成金币。
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在上海那样的商业环境里，他们从事写作一方面也要顾及挣钱，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因而，其写作的根本目标是政治而非金钱，那当然也不是艺术。左翼文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特质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和斗争性，因此，左翼文学理论一般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即使与纯文艺知识相应的讨论，也往往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成为思潮形态。
京派文人大都幽闭于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堂和自己家庭的书斋，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艺术领域中的商业主义者那样为金钱而奔波，自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③，他们也没有左翼文艺家的革命冲动。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活动，京派文人都比较讲究秩序，追求典雅和厚重，讲求趣味和水平。他们关注的是艺术自身的存在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他们对相关文学的探讨往往出于纯粹的知识与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深深的迷恋，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较深层次的知识形态。
当然，在纷然芜杂而又丰富无比的事实面前，任何逻辑概括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所谓“京派”与“海派”之说，也只是从两个地域的文学精神与理论形态的总体状况概括而言，理论上的实际存在情况却常常是“斩不断，理还乱”。以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而论，左翼文人穆木天与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可谓标准的“海派”，然而，他们在探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时，十分严肃认真，李金发的诗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商业主义市侩之气，穆木天的诗论也没有左翼理论家常有的机械左倾之弊。
【责任编辑 付国锋】
作者：张清民
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大学文化论文 篇3：
我国公共文化构建困境的形塑机制
[摘要] 目前，我国国民公共精神的贫瘠和公共文化的构建不足现象已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之一。本文试图揭示这一现象背后所嵌入的中国公共文化形塑困境的历史文化情境——其起因于由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消解所带来的不同群体对于公共空间的争夺，根源于我国传统家文化中私性文化的积淀与个人主义不断膨胀之间的碰撞，固化于受到制度限制和资源障碍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冲突调解的缺位，进而挖掘出这一情境所隐藏着的中国在转型时期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结构。这将为在当下中国具体的复杂情境中合理构建我国公共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公共文化；空间起点；文化结构；组织制度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个激荡的转型时期，社会阶层不断固化和利益关系逐步市场化、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陌生人社区和原子化社会等，都使中国的文化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动，从而影响每个公民的文化生活，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聚变，其中一个突出的隐忧就是我国国民公共精神的贫瘠和公共文化的构建不足。论及公共文化，其在社会学视角下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变迁的背景下，建构在社会认同方面的公共文化价值体系。无论是国外由社会认同所引发的对于公共文化起源和发展脉络的挖掘，还是国内对于公共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认同理想的憧憬，公共文化都是一种建立在认可、包容和理解上的文化形式，行动者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意义世界这一“公共精神”共同建构了公共文化的实质内涵。正是由于“个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他们所属的不同群体中所有相互交织的文化力量组成，并且由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语境所构建”[1]的，所以在蕴含着深厚的公共文化精神的社会里，由于具备明确价值原则的社会认同，不同行动者之间可以实现在包容和妥协之中的基本平衡。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在现今社会的某些文化生活领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缺乏对彼此的包容和妥协，例如最近的社会热点之一——广场舞不断被污名化正是一种缺乏公共文化精神的典型体现，是我国公共文化构建困境的一个缩影。由于我国社会缺乏公共文化精神，使得广场舞不断被污名化，其起因于舞者与居民之间争夺“公共空间”的冲突，渲染在尖叫原理之下的媒体对于广场舞的负面报道，最终固化在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之间难以消弭的文化隔阂里。广场舞的污名被不断生产和循环的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公共精神的贫瘠，公共文化构建的缺乏。
总之，构建公共文化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复杂实践，这一实践所嵌入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情境亟需研究者厘清。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以下问题予以分析与阐释：一般情况下，不同公民群体之间对于公共空间的争夺冲突背后所隐藏的冲突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是什么？这一现象背后嵌入了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情境？我国公共文化的构建困境是怎样在中国特殊的空间发展特点、文化结构冲突和组织制度制约的形塑机制下产生的？这一机制背后隐藏着转型期中国怎样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社会结构？这些问题的厘清将有利于我们在当下中国具体的复杂情境中实现对公共文化的合理构建。
二、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消解——制约公共文化形成的空间起点
空间是一个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相结合的概念，社会学视野下的公共空间概念更为关注空间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及其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渊源。而所谓公共空间，是指具有超出个体、私人或家庭领域的，建立在共同性和邻里交往之上，且具有维系社会关系和形成个人归属感意义的场所；“公共空间的价值在于它的存在能促进城市中不同族群、阶层、年龄、爱好的人们进行交流、融合，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和情感认同。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征是形成社会相互理解和共融，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2]总之，公共空间是公共文化空间性概念的实物化，是滋生和培育公共文化的容器和场所。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空间正在发生剧烈和快速的重构。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商品房开发的郊区化趋势，空间扩张和空间分裂相交织的景象在城市空间中前所未有地蔓延开来，不同阶层之间的空间隔阂被不断加剧，社会空间结构不断碎片化，公共空间正在不断萎缩和分化。空间上的深层次聚变，“斩断了人们的交往，社区失去了共同体的意义……社区内部的社会群体也高度分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得多种多样，这不仅使社区失去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更使得社区失去了达成共识的基础，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意义”。[3]公共空间中的争夺冲突正是起源于陌生人社区中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占有和私性化争夺，它是制约公共文化形成的显在逻辑之一。在这种情境中，如何构建公共文化空间，最大限度地组织文化再生产以扩大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从而有效缓释不断升级变化的结构性文化供需矛盾，就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理想诉求。然而，在政府构建“公共空间”的过程中，一部分空间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被异化为“公家空间”，一部分空间又在政府的华丽规划下被闲置，使得“公共空间”在形式上被不断建构的同时又在实际上被不断消解着，空间的供需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1.公共空间在权力关系下的“异化”
空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产物，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 Lefebver）认为：“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空间的生产、历史的创造和社会关系的构成是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空间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是一种真正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空间的构建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意志和倾向性，空间的这种特性在政府构建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由单位承载的，城市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单位文化，每个单位根据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的多寡使本单位的人享用“公共”文化资源，除了本单位的内部人以外，他人是无法进入单位所属俱乐部的，这使垄断性和封闭性成为单位制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这与公共空间必须是“开放的、公共的、可以进入的个人或群体活动的空间”的属性相左。因此，在权力关系作用下，所谓的公共空间被异化为了“单位空间”。然而，当传统意义上的单位走向消亡之时，单位的社会文化功能又逐渐退化，公共文化的供给责任随之回归政府。随着国家对于公共文化的重视，各地政府受“文化形象工程”的逻辑驱使，着力兴建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扩建了许多公共活动场所。在城市社区里，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水平亦成为评价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考核标准。然而，这些考核标准往往比较注重各个社区拥有的活动室面积、宣传栏、活动器材、图书、报刊杂志、活动项目、业余团队、基本经费等基础设施，而对居民对于这些硬件设施的使用频率、认可程度等软性反馈却缺乏相应的考核标准，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处于一种过度着重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精神价值塑造的畸形态势中。在这种文化情境下所生产的公共空间，在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逐步异化为浮于表面的政绩工程，在这种空间里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由居委会精心安排的“表演式展览”，目的在于使得上级领导和来访者可以看到社区文化建设的“工作成果”，公共空间也就成为下级应付上级考核的行动策略。但在表演谢幕之后，政府却将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诉求抛诸脑后。
由上可见，“空间被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的工具生产，除了是一种生产方式之外，它也是一种控制手段、统治方式和权力手段”。‘5 3每一次带有形式化色彩的公共空间的展示都强化了政府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强势塑造，扩大了理想意义上的共同体价值的公共空间与由既存经济政治力量形塑的空间的鸿沟。政府构建的公共空间并没有力图在居民的使用和认可中实现其“公共”职能，而是在分门别类的管理和限制下，由权威部门或权威人士来决定“公共”空间是否可以被居民使用，规定它们的使用时间以及使用者的身份限制。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化”指令，公共空间在权力关系下被异化为政府的“公家空间”。政府对于公共空间的随意支配，使其成为由政府沉淀多年的行政惯习和固有社区治理观念所形塑的，只具有一定有限意义的“公共”空间。
2.公共空间在规划设置下的“闲置”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阶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处于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倾向于一致性的身份认同，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行为准则，追求相仿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意识和阶层文化。而公共空间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其可以将文化品位和阶层各不相同的人群的丰富多元的城市生活都容纳进来，是“人们进行功能性或仪式性活动的共同场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或周期性的节日中，它使人们联合成社会”。[6]而这种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有序的社会交往必然是存在于具有便捷的混合使用功能和相当密度的城市肌理之中的。人们能够自然、随意享受的公共场所，必然是靠近社会和功能的多样化、活跃性都突出的居住区的。因为公共空间形成的关键在于人和空间之间的情感关联，从而使人们对空间产生了“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不仅是外在的物质存在，更是与人们的生命活动存在直接关系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构建城市公共空间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这个空间的可达性，这种可达性既包括物质意义上——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空间可达便捷性，也包括社会意义上——开展不同文化活动、促进社会交往的随意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构建公共空间时，越来越注重其周边设施的配套功能和居民使用的便捷性，关注城市新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并兼顾老城市内部空间的有机运作和整体功能。社会学家雅各布斯在她的城市社会学经典论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生动描绘了老城市公共空间所展示出的有序与和谐：“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拟为舞蹈——不是那种很简单、准确的舞蹈，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起脚、转身、弯腰，而是一种复杂的芭蕾，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相互和谐的整体。”[7]
与此相对照的是，随着我国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扩张、郊区化发展趋势和大范围旧城改造，城市中很多老街区的肌理被破坏，割裂了居民对于原有公共空间的情感，挖空了行动者对于居住共同体的认知。同时，政府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规划导向，使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路径严重依赖“GDP绩效观”，各级政府以各种设施建设“基数”为目标，大兴土木、竞相修建各种文化基础设施，专门用于观赏和休憩的开放空间（广场）和绿地（公园）纷纷兴建起来。但是在现代主义城市理性规划理念的影响下，这些本应作为公共空间的广场和公园，却因为坐落在居民生活空间的外围，周边缺少配套设施，从而使它们不具备“可达性”的基本条件，这些场所中往往弥漫着单调乏味的气氛，其公共功能也因此基本丧失，居民宁可选择小区内狭小的院落中间，也不愿意费力去规模宏大的广场，这些广场因此成了被人遗忘的摆设、一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离开了居民具体的和实际的使用，公共空间原本应该具有的活力和多样性也就消失殆尽了。
三、私性文化传承与个人主义扩张的并存
——制约公共文化形成的文化结构
正如前文所指出，对公共空间争夺冲突的显在逻辑是不同行动者对于公共空间的私性争夺。例如广场舞在被污名化的过程中，居民之间为了争夺跳舞的公共空间，采用了诸如泼粪、放高音炮、放藏獒、高调投诉等极端行动策略，重压之下的舞者在面对这些抗议时，采取了谩骂、打群架等应对策略。在缺乏公共精神积淀的情境下，极端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调解，反而在媒体的描绘式建构中使这种冲突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然而，在广场舞所引发的空间争夺冲突、被污名化和娱乐化的过程中，冲突各方行动者的行为策略却隐含着深层次的文化结构。无论是舞者不顾及他人感受而对公共空间的任意支配和占用，还是居民对于广场舞占用公共空间所产生的极端排斥行为，亦或是媒体刻意的夸大、渲染性报导，都体现了舞者、居民以及媒体皆是从自我的私性文化观念出发来采取行动策略的，这就使矛盾愈发无可调和，最终走向冲突，公共文化也就无从构建。文化社会学者认为：“人的每一行为不论它具有多少工具性、反思性或外部环境的强迫性（ Alexander，1988b），都被包含在情感和意义中。这一内在环境的存在预示着行动者从不完全按工具性和反思性行动。文化很类似于一个理念型（ ideal model），为人的日常活动及其创造力提供动因，并影响结构再生产和结构转型（ Sewell，1992）。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8]显然，公共精神的贫瘠以及我国公共文化的构建过程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烙印，人们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到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一个特定群体如何思考和处事，是由该群体的文化，而非本能的作用所决定的。[9]因此，我们对公共文化构建困境形塑机制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私性文化积淀的历史传承与转型期个人主义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化结构的深刻理解之上。
1.传统文化中的私性文化传承
中国人的私性文化传统根源于我国家文化的历史传承。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家的文化”。[10]所谓家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在以血缘、地缘、亲缘等特殊关系基础上的，以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为中心的种种行为、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11]在中国，家庭是一个以父系为主轴的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家庭不但成为中国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形塑了古代中国家国同杉的社会格局。
首先，家文化建构了传统中国内外有别、差序格局的互动模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带度》中分析了传统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社会结构在群己关系上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所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联系都是以家庭为核心，附着于个体之间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而发展起来的，交往远近“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使围绕着家庭所进行的“庆外有别”的私人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
其次，家文化承载了乡土中国的私性道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是一种私性的道德。因为在这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里，“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人伦而存在。”传统中国人不断遵守着一种维系着私人道德的社会行为规范，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因此，在中国家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是以家庭和家族利益作为行动标准的，个体只对与家庭、家族利益相关的行为负有责任，否则就事不关己。植根于这种文化传统积淀的中国社会中，公共精神是很难滋生和发展的。
再次，家文化使国人疏离了社团生活。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是家国同构，乡土社会的中国人只有家庭生活而没有社团生活，而社团生活的缺乏又进一步加固了私性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决定了传统家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生产系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家庭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源和生活意义的所在，是一个实现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相协调的整体，这使人们往往不需要家庭之外的社团生活，基于家庭的责任感使得人们只着重于照顾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团体生活反而成为一种不务正业， “团体和家庭二者不相容”。[12]然而，社团却是滋生公共精神的土壤，人们在社团活动中学会使其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共同行动相配合，从而在行动中培养个人的公共观念。如果缺乏社团生活，就难以滋生公共情怀和公共意识。因此林语堂有云： “中国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民族，只顾防范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3]
2.转型期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文化结构也在伴随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断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单位体制的解体、家庭功能的单一化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形塑了转型期我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固化了社会原子化背景下个人意识的膨胀，制约了现阶段我国公共文化的构建。
首先，单位制终结之后，集体意识逐步“衰落”。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宏观结构体现为“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纵向结构，社会资源总量不足是政治精英们构建单位制的时代背景，国家通过这一纵向体系，借助对资源的全面控制，在单位空间中贯彻并全面推广能够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单位制产生的公共物质生活和公共精神生活承载了现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单位社会的构建与个人的集体认同是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完全同步的。单位制下的集体意识与传统文化下的家文化的并存构成了转型期之前中国文化结构的显在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权力的下放，使单位组织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和权益整体的意义日益突出，利益单位化的倾向加剧了单位组织走向封闭化。于是，昔日单位所承载的诸多社会责任不断转移到社区，由单位制所构建的公共世界随之逐渐萎缩，单位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要素和集体认同要素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充满温情的集体意识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而商品房改革又进一步分裂了单位制下的人们的聚居状态，以陌生人社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快速形成。“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14]
其次，家庭功能变迁之后，个人意识开始迷失。转型期中的家庭功能也由原来的封闭家族变成了功能逐渐单一的核心家庭。现代市场社会由于商品经济而将整个社会连接成为一个彼此需要的体系，独立的个人也因此冲破传统家庭中代际之间的依附关系，加入到社会领域中。脱离了家族的襁褓，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中国人传统家文化意识的积淀与现代个人意识的无序膨胀之间的碰撞使得人们对公共精神、公共文化的认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导致这个群体的文化观念中公共性信念的缺乏、社会价值信仰的迷失与个体价值信念的危机。
再次，在社会原子化进程中，个人主义文化蓬勃兴起。随着互联网、计算机和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的飞速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工作和交往方式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体可以脱离集体独立工作，个人亦拥有自己的话筒随意喧嚣自己的生活态度、质疑他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作方式的个体化和价值观念的重组，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渐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不断疏离，个人与国家的距离渐行渐远，整个社会原子化的特征愈发明显，缺乏公共精神的个人主义文化盛行，并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蔓延。“强烈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市场和实验室里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社会规范领域已经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15]这又在另一层面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倾向成为了推进公共精神发展的制约。与历来重视契约的西方社会社团发展格局不同，传统家文化所传承的私性文化与新时期蓬勃兴起的个人主义文化并存的文化结构共同制约着公共精神的形塑，这使得中国社会中个性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公共精神的形塑再造之间的和谐演进任重而道远。
四、非政府组织的制度制约与资源障碍
一制约公共文化形成的组织制度形塑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是在国家战略大幅调整、政府职能不断外溢、社会空间相对自主的背景下崛起的。非政府组织（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NGO）是指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社会中介组织，它们是处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治组织形态。[16]它的崛起不但满足了市场经济下不同社会阶层多元化和特殊化的利益需求，弥补了公共服务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那些“空白”地带，更能填补单位制解体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真空，降低原子化个人直面社会的风险。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曾经提到：“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17]可见，运行机制良好的NGO不但能生产出不同力量之间互动自主的空间，更使得个人能够有序地融入公共生活，并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发挥着协调作用。但是，现阶段的NGO在制度制约和资源障碍情境下，还难以承担起政府所剥离的社会职能，难以与政府、市场建立起平等合作的契约式新型关系。NGO的限制性发展也使公共生活缺乏中间组织的运营与协调，从而使公共文化的构建缺乏基本的组织制度保障。因此，在对空间的争夺过程中，由于缺乏NGO对政府、舞者和居民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解，缺乏不同利益群体对服务组织工作的合作与信任，甚至一些文化服务团体本身也成为舆论堰塞湖中被诟病的对象·
1.制度环境的规训与限制
现阶段NCO的发展在制度环境中受到了限制。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府对资源配置形式的改变，这些都为NGO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物质环境。但是“高度组织化社会中形成的机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发挥着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原有的社会调节机制，目前，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元素依然被掌握在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以及作为其延伸的生活组织手中。“政治和行政因素仍然是一种辐射力和穿透力极强的资源，即使是完全能够在市场中流动的其他资源，也依然要受到政治与行政力量的巨大影响。”[18]在这种制度环境限制下，NGO的成立与发展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不少组织都面临着组织合法性的问题；另一方面，NGO的发展也缺乏政府的有效支持。
2.社会资源的流动与短缺
现阶段NGO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筹措资源能力不足的困境。资源是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建立以后，“部分资源被从政府的严密控制中释放出来，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以市场为中介，可以在从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自由流动空间’中进行让渡。在此基础上，市场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能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民间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渐发育”。[19]但是，当前的NGO受现有制度制约，普遍显得能力不足、资源匮乏，从而使其发展受到遏制。
NGO短缺的首要资源是人才。由于缺乏良好的工资待遇和必要的社会保障，目前NGO的人才资源极为缺乏，许多精英仍然选择去政府和企业工作，而留在组织工作的职员有些缺乏相应的能力。
NGO短缺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资金。中国的NGO的资金来源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对于那些拥有官方背景的NGO，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由于组织对于相关资源的可利用性与这个组织的形式密切相关，某一形式的组织必须依照社会规范所许可的方式来取得资源，这就迫使组织不得不通过形式转换来获取在原有组织形武下所无法获取的资源。[20]这类组织内部形式的转换决定了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模糊性，从而使其在实践中成为政府的分派机构。另一类是那些没有在法律上获得合法地位的草根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募集社会资金。然而令该类组织尴尬的是它们往往既难以获得政府资助，又由于没有适当的制度与政策支持而难以获得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即使有也为数极少而且不够稳定。
NGO同时也缺乏社会对其的信任与认同。对公共社会理念的生疏，加之NGO的活动在动员机制、效果和透明度上还存在一定问题，使得NGO很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怀疑，组织活动也经常被指责为“作秀”；而另一方面，组织发展前景不明、组织内部之间关系复杂、组织人员变换频繁、组织的社会声誉不振、民众的信任度不足和社会大众的缺乏认同又一直是NGO发展的软肋。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本文通过对公共空间争夺冲突中各个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策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对公共空间的私性争夺是导致冲突的显在逻辑，而公共精神的贫瘠、公共文化的缺乏则从根源上形塑了公共文化的构建困境。公共空间不断被生产，却在权力关系下发生了“异化”、在规划设置下被迫闲置，这是制约公共文化形成的空间起点；中国文化中的私性文化传统，裹挟在转型期中个人主义文化蓬勃兴起的理念之中所引起的人们文化观念的碰撞与冲突，形成了阻碍公共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结构；非政府组织在制度环境规训中的发展窘境，以致其在社会资源短缺中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步履维艰，成为了阻碍公共文化有序发展的组织制度约束。其中，由空间建设逻辑与规划设置不合理所带来的群体对于公共空间的争夺所引发的冲突是公共文化缺失的空间表征，私性文化的积淀与个人主义的扩张所产生的共同作用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是公共文化难以构建的文化根源，受到制度限制和资源障碍的非政府组织对冲突调解的缺位是公共文化难以发展的组织制约。以上三方面动因在转型期中国时代背景下的联动效应，形构了我国公共文化的构建困境，如图l所示。
总之，公共文化的构建是一种与特定情境相关的复杂实践，需要根据其身处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来消解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在空间、文化和组织上的逻辑困境，而这必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宏大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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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玉凡 叶南客